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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9-01-29 15:05
鄌郚总编

渤海走廊的烽火记忆

  渤海走廊的烽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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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故土,返乡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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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走廊的烽火记忆
  王继颜1925年3月出生于滨海经济开发区大家洼街道筏子口村,少时上学约两年,辍学后在家务农。
  1940年10月,在九区地下党组织动员下,王继颜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寿光独立团。1941年5月,王继颜在广北水磨村阻击战中被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创建清河抗日根据地和坚守三北渤海走廊的多场战斗。1947年7月在解放战争中负伤,二等乙级残疾军人,同年调入公安战线。1982年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各一枚。
  难忘故土,千里返乡安度晚年的王继颜,主动联络当年区中队的战友们及他们的子女,为回忆整理今日滨海的抗战史、重现当年我党我军在九区东大洼为守护"红色渤海走廊"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表达出一位抗日老兵对红色故土的眷恋,对战友们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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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居红色渤海走廊咽喉 九区东大洼成争夺重点
  1953年,我服从组织安排调至黑龙江北安市引龙河劳改农场,家人也迁来东北,现几代人大多居于北安。北安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东北工作的几十年里,我多次回乡探亲,每次都找当年区中队的战友们相聚。
  身在东北黑龙江,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我日想夜梦最多的还是"红色故土".随着年纪越大,这个想法愈加强烈。在筏子口老家亲属们的帮助下,2017年7月,我从黑龙江北安市搬回老家定居,现住寿光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大家洼街道太平社区。
  住在太平,更使我触景生情。太平庄王氏一族的先人,在清嘉庆年间立庄,时因逃荒奔波备受迁徙之苦,渴望在此能安居乐业太平安宁,所以起名太平庄。
  当年,朱家庄(石桥村)的朱崇潮(朱剑秋)在老家一带开展农村建党活动,太平庄及相近的村庄就有多名地下党员和多个地下党小组。到1940年,我党始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时,太平庄附近这一块叫太平乡。
  地处寿光东北部的东大洼,偏僻荒凉,生活条件艰苦。这片"红色洼地"是继清水泊牛头镇之后的第二个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红色渤海走廊"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突出。距敌据点最近、最危险且常年战斗不断的地方,就是太平村及驾屋村这一块。
  当东西走向的"战略通道"作用日益显现后,九区东大洼抗日根据地及太平庄与驾屋村,成为我党、日伪军、国民党十五旅三种势力争抢的重要之地。对整个"三北"地带的交通通道,我非常熟悉。太平、驾屋如被日伪或国民党十五旅占领,"红色渤海走廊"就被敌人掐住脖子,从而切断这条战略通道。
  "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在峥嵘岁月里,九区东大洼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同心,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守护战略通道,保障"红色渤海走廊"的畅通,作出了重大牺牲和付出。
  如今,浴火重生的太平村,花红柳绿,欢乐祥和。村前尚存一段老弥河旧址,作为当年的红色印记,无声诉说往日的战争历史。93岁的我,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太平庄(含驾屋村)应为当地真正的"红色地标".
  回忆往事,已是七八十年过去了,在时光流淌的河流里,有许多事随风而去,但当年我党我军为守护"红色渤海走廊"流血牺牲的精神不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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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广北途中遇阻 许世友神枪毙匪首
  1940年腊月,按照新的战略发展目标,我们清河区八路军山纵第3旅进行广北剿匪作战,出发前部队进行了学习动员。记得当时山纵3旅兵分三路,自清水泊东西两路过的小清河,中路部队驻守清水泊中心根据地并作后援。
  许世友司令员带我们营为东路,从羊角沟(羊口)西渡河,经马家楼子、王家岗,向北搜索前进。时年,盘踞广北沿海的土匪中,最有名的是"金牙老六"这一伙,因寒冬腊月,海面结冰,土匪们都集中在新镇村的"老巢"内。
  傍晚时分,我们八连顶风冒雪,率先赶到新镇村前。早有防备的土匪们都已上到平屋顶上持枪据守。马指导员上前喊话,说明我们是八路军,为抗日执行任务北进,要进村宿营。在广饶、寿光沿海为非作歹多年的"金牙老六",气焰十分嚣张,"别说是八路,就是八路的爷爷,老子也不答应",并朝天鸣枪示威。
  大步赶来的许司令提着匣子枪,带警卫员上前询问查看情况后,二话没说,手起枪响,将"金牙老六"和两个小头目击毙在平房顶上,其他土匪一见匪首毙命,纷纷四散逃跑。我们八连以排为单位追歼土匪,一鼓作气,追出十几里路,俘虏了几个土匪。返回新镇宿营时,土匪们熬煮的白高粱米饭还很热乎。
  许司令到清河,我们听到有关他的不少传奇故事。誓师大会上,他给我们作报告讲话很简短,外地口音又很浓,我多数听不懂,但他讲话时动作很利落。在这次剿匪战斗中,我见识了许世友又快又准的枪法,他久经沙场的神威真是名不虚传。
  广北新镇一战,扫清了进军八大组的障碍,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至此,广饶、寿北沿海的土匪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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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机逃离,加入抗日武装
  1941年6月,"剿共联军"南北夹击清河区八路军,妄图聚歼八路军于广北地区。在郑家埝、水磨村一带,三旅九团与两路敌人激战,一个排的兵力仅剩下12个人,指导员马茂公负伤,投井牺牲,11个人被俘。张景月率部从弥河西岸逐次退向潍北时,王继颜逃离国民党阵营回到家乡,参加了九区区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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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垦区八大组 建立抗日根据地
  广北剿匪作战结束后,部队开始作进军黄河垦区的战斗准备。我对黄河垦区的了解,仅是听家乡的人们谈论逃荒要饭到"利津洼".历史上原无垦利县之说,黄河垦区俗称"利津洼".受黄河长期淤积而孕育成大片年轻的土地,20世纪初期,县城东部始有人烟。30年代,随着军队屯垦和移民,村落渐成。
  八大组(今永安)位于黄河入海口,是垦区的中心,这里土地辽阔,荆荒遍野,草茂粮丰,加上此处河汊纵横,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从物质资源、地理环境到战略地位具备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
  1941年1月8日(农历腊月初六),我们3旅9团的两个营由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元带领,奉命进军八大组。记得集合是在晚上,从王家岗、新镇出发,一夜急行军赶路,天不亮就赶到了八大组。
  八大组时属国民党鲁北行辕管辖,村内驻有一个保安队和一个联庄会,共有60余人枪,有一定的战斗力。村外沟深墙高,易守难攻,若轻易强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查看地形后,团首长们决定既做好强攻的准备,亮出阵势,又先礼后兵,向守敌喊话。在军事压力及政治攻势之下,八大组民团武装联庄会缴械投降,垦区重镇宣告解放。
  随后,二营留在八大组继续清扫土匪,我们三营向西双河(今垦利县城)进军,与渡过小清河的西路部队会合,召开庆祝大会,当时我们八连驻民丰村。
  现在回想起来,利津洼有两个"大":一是地面大,目之所及,一眼望不到边;二是八大组民团指挥部的起山房子大,可容纳几百人集合开会。按原计划,八路军山纵三旅主力从西双河渡过黄河,攻打沾化义和庄,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连通。因许世友旅长率清河独立团赴胶东反顽作战,渡河北进计划暂时停止。我们三营回广北根据地过年。
  垦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我主力部队回旋机动、休养生息和安置后勤机关及各地的抗属提供了可靠的战略后方;为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提供了丰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广北反击战伤亡惨重 撤退时遭围被俘
  当年,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许世友、杨国夫、刘其人等率部分兵力进驻清水泊,与我所在的八路军寿光独立团会合。记得当时三支队来到寿北时仅一个营的兵力,而寿光独立团已达千人左右。
  两支部队在清水泊稍作休整,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许世友,政委刘其人,副旅长杨国夫。全旅几千人,下辖七、八、九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其中九团由寿光独立团组成,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元。这个阶段,我和贤村的四哥王相义不在一个营,我在三营八连,连长是北单村的单连升(单麟生),指导员是牛头镇的马茂公。
  1941年6月麦收前,国民党鲁北专员何思源组织地方土顽张景月、李青山、周胜芳、成建吉、徐振中等部并勾结日伪,组成7000人的"剿共联军",南北夹击清河区八路军,妄图聚歼八路军于广北地区。
  6月4日,南路的张景月部和广饶的李青山部进犯寿光、广饶交界处的郑家埝、水磨村一带,我们三旅九团与两路敌人激战一整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当部队转移时,马茂公指导员带我们排负责阻击敌重兵的进攻,我们边打边撤。此时,战士们已打光子弹,多人牺牲和受伤,一个排的兵力仅剩下我们12个人,其中还有几个伤员。当我们退进西水磨村后,敌人从四面围了上来。马指导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命令我们把没有子弹的枪支扔到水井内,命令我们想办法活下来,枪支不能留给敌人。马指导员因腿部受伤不能突围,一头扎进水井中壮烈牺牲。王副排长(寇家坞人)和我们共11个人,在没有弹药、突围无望、指导员牺牲的情况下,被敌人押到寿光张景月的据点受审。
  两个多月后,敌人宣布愿意加入国民党的留下来当兵,不愿留下来的通知家人带钱赎人。当老家筏子口来人领我时,任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政工团长"的吴吉亭说:"这个小孩留下来,给我当勤务兵。"这年我刚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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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勤务兵受尽屈辱 目睹叛徒被击毙
  吴吉亭原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代理团长,1941年秋只身从鲁中山区叛变投敌,专门从事对我地方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的疯狂捕杀。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寿光北部有百余名党员干部被杀被捕,致使寿光北部通往胶东、冀鲁边、鲁中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受到严重威胁,造成了寿光党组织建党以来的最大危害。
  吴吉亭为了向张景月表示忠心,处心积虑地捕杀抗日人员。对手下人员要求很严,凡不顺眼的人轻则训斥,重则体罚,对"立功"人员施以小恩小惠。吴吉亭心狠手辣脾气暴燥,处事诡谲狡诈,对身边人员也不放心,经常半夜三更变换住处或带队行动,甚至天不亮就搞突然集训。动不动就冲我发火,我整天提心吊胆。
  1942年9月21日,吴吉亭带着我和姓李的护兵到邢姚集上。按规定,姓李的护兵在前,吴吉亭居中,我挎个篮子跟在后边。大约晌午,大集上人来人往越来越热闹,走着走着,猛听到几声枪响,起初我以为是集上有人放鞭炮,往前一看姓李的护兵撒脚往前跑,这才意识到有情况。我跑了十几步,只见吴吉亭趴在地上,嘴里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在往前猛跑的过程中,我后腰部一侧中了一枪。
  住在国民党十五旅尚家庄医院里,张景月亲自带人审查我,一再追问为何没向八路开枪还击。因事发突然,我都不知道什么人开的枪。再说我岁数小,又是勤务兵,专职卫兵领着跑,我只能紧跟着跑。张景月及手下人听完我的讲述后,没再往下追问。
  好长一段时间内,敌人在内部人员中逐个摸排,调查是否有人"勾结"八路,我自然又是被审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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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敌营返回老家 加入九区坚守通道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日军为抽兵南下,加紧了对国民党张景月部的劝降、迫降行动。张景月的十五旅为保护几个重要据点,打退过日军的进攻。当日军重兵逼近时,除马成龙团顽强抵抗外,其他各部与日军一触即退,张景月只好下令所部从弥河西岸逐次退向潍北。借这个机会,我才逃离国民党阵营,返回东大洼筏子口老家。
  在东大洼坚持战斗的九区区中队,是一支经过了多年艰苦奋战,在当地扎根发展起来的地方抗日武装。听到我回家的消息,时任区中队指导员的王健身(常永波)找上门来,听完我的遭遇后,王指导员爽快地讲:"你被俘后给吴吉亭干勤务兵,年龄小,没有啥事。马指导员叫你们活下来,为的是抗日打鬼子,你跟我干是一个样。"就这样,我又成了九区区中队一名战士,巧合得很,四哥王相义也在区中队,我们兄弟俩历经磨难,又走到一块,并肩作战。
  1943年春,日军追击国民党张景月部,沿途有掉队的伤兵和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区中队在收缴丢弃的枪支时,还救助过马成龙团的伤兵。
  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张景月部原来防共抗日,后公开投降日军,变成了积极反共的急先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地方政权,在两大强敌的夹击挤压下奋力求生,边战斗边发展。听当时区中队的领导和过路干部们讲,我们九区区中队能在东大洼站住脚,守护好这块战略要地,就是胜利。为此,军分区还特地调拨给区中队一挺歪把机枪,当地一个姓王的人任机枪射手。
  按战斗序列,九区中队配属军分区独立团指挥。我们几个班的区中队活动范围很大,南到弥河两岸,东至央子、大湾口,西到道口、宋家庄子、央子、宅科、羊口封锁线的两侧。除配属分区独立团作战外,另一个任务是保护交通员护送人员(伤病员)、物资、信息情报,侦察敌情、除叛徒捉汉奸、筹粮筹款、保护区乡村党员和抗日群众。因为任务多,几个班的区中队多以分散行动为主。
  遇到小股敌人袭扰,我们区中队坚决还击。大批敌人进犯东大洼时,我们就采用边打边撤的游击战术。有一次很危险,我们一个班被敌人从驾屋村北一直追到老河口海边,多亏当地渔民掩护我们上船出海才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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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方突袭,太平庄遭合围
  九区中队魏光禄队长因言获罪,王继颜负责押送他去大湾口分区司令部接受审查,不想途中魏光禄逃跑。审查小组认为王继颜故意放走他,撤了他的职并关押候审。1944年10月的一天,太平庄遭合击,王继颜从禁闭室出来参加战斗,后来留在了分区教导大队。
  押送途中出现意外,被撤职关押近20天
  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我们寿光县隶属第五地委、第五分军区。当时的九区区中队,除配属军分区指挥外,还归寿昌潍中心县委领导,主要任务仍是坚守东大洼,确保"红色走廊"的畅通。
  从清水泊中心根据地到"三北"沿海这个狭长的地域内,仅有分区独立团和各县、区的地方武装。西边寿光的县、区武装主要活动在清水泊到小清河边,封锁线以东的东大洼是我们九区区中队为主要武装。当时的九区东大洼面对日伪军和国民党十五旅两大强敌的挤压夹击,南面、西南面和西面是日伪及国民党张景月部的大小据点,北单村西边是敌人的封锁线。朱家庄(石桥村)时为国民党十五旅安插在东大洼边上的一个据点。
  "红色渤海走廊"九区东大洼正好是西部起点,交通线就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七里庄以北的刘家呈、陈家泊、余粮店到拐点处的太平、驾屋这一带,像人的喉咙一样。守护好这块交通要地,在当年的严峻形势下,真是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九区区中队仅在太平、驾屋这一段,常年是大小战斗不断,为守护交通线,我们付出了重大牺牲。
  1944年秋,九区中队魏光禄队长(侯镇下舟庄人)带几个战士到周疃村执行任务,与该村的地主和保长吃饭时讲:"你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能帮敌人办事。"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人汇报了上去,说魏队长有异心,想投敌。分区指示押送魏队长去大湾口分区司令部接受审查。当时我已任班长,张指导员(侯镇泊头子人)安排我带一个班武装押送魏队长。
  押送途中,魏队长做我的工作,说他是冤枉的,要我放了他。在上级没有指示前,我不能私自抗命放人。但想到魏队长平日里工作积极能吃苦,也很关心战士们,最近也没有反常的思想情绪,想来想去,心里也很纠结。冷不防,魏队长挣开绳索往前猛跑,我端枪边追边喊"站住",当时我心情很复杂,对着逃跑的魏队长开了一枪,没有打中。按我平时的枪法,他是跑不掉的。
  我到分区报告了事情经过,审查小组认为我故意抗命放走了人,宣布解除我的武装、撤职,关押候审。多次审问,我都是据实汇报,在无审查结论的情况下,我被关押了近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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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禁闭紧急增援,加入太平庄突围战
  1944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张景月部的苗、孟两个团,配合日军佐腾部和侯镇据点的宛桥中队,从三面突然合击太平庄,将五分区司令部和渤海行置主任刘其人等包围。此时分区司令部仅有几十人的兵力,主力部队都在外线作战。
  分区首长们安排主要兵力保护机关人员和刘其人向东突围后,赵寄舟司令员向西突围。为掩护分区机关和领导突围,九区区中队我那个班的战士大部牺牲,多人负伤。
  有一天,分区直属连的一位排长叫我出来,说是审查结束,没有定论。随后又给我枪支,带他们去太平庄执行紧急任务。大平庄突围战时,我正在分区被审查。如果没有押送途中的突发事件影响,我极有可能出现在阵亡或负伤人员名单中。
  情况紧急,驻潍北大湾口分区直属连的干部,把我从禁闭室领出来,命令我参加战斗,赶去太平庄增援。别看我们"土八路"装备不如敌人,但个个能吃苦,敢打硬拼,练有一副长途行军的好脚板,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到了太平庄。在太平庄南边干河边上,一溜十几个战士的遗体,我挨个辨认,单区中队就有8人牺牲,其中有大家洼的老郑、周疃村的小袁。分区部队的牺牲人员我不认识。随后在四处又发现多位牺牲的烈士。王相义等伤势较重的伤员送昌北灶户战地医院,王如玉等轻伤员送西边寇家坞疗养。
  太平庄突围战结束后,我就留在了分区教导大队。从昌北护送刘其人返回黄河垦区时,我作向导,又是从太平、驾屋村北路过。
  抗日战争后期,我们部队在垦区执行任务时,我碰到魏光禄推着小车贩花生。我暗自庆幸他没有叛变投敌,要不我就成了有嘴也讲不清的历史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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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功伟业话清河
  我刚参加八路军时,部队主要活动在小清河以南的"清水泊"和"三北"沿海地带,这块东西狭长的抗日根据地,一是处在日伪顽敌的夹击之中,二是我军的一粒米、一针线、一尺布、一双鞋全部由根据地人民供给,加上这一带连续几年受灾,粮食歉收,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按照党中央和八路军山纵指挥部的指示,我们清河区军政首长们及时调整战略发展方向:第一步,继续巩固以寿光北部清水泊为中心的清东根据地,确保"红色渤海走廊"战略通道的畅通;第二步,渡过小清河,在小清河与黄河之间发展;第三步,跨过黄河,到黄河入海口处的垦区建立稳定的后方,打通与冀鲁边区联系,扩大战略发展空间,创建幅员辽阔的抗日根据地。
  部队开会层层传达后,我们广大指战员很受鼓舞。千顷清水泊、万亩芦苇荡及九区的东大洼,说大很大,但对于千军万马来说,仅是弹丸之地。每遇日伪顽敌的重点"扫荡",八路军及后方机关多是采取分散行动,突围转移到东大洼集结。
  由于"三北"抗日根据地不具有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和稳固的大后方,致使我军在险境中很难生存和战斗发展。
  1940年冬,清河区八路军进军小清河北,继而解放垦区重镇八大组(今永安)。1941年9月22日,清河区八路军主力一部,自黄河右岸的垦区抗日根据地发兵,渡过黄河,横扫国民党顽军据点。10月3日攻占沾化县义和庄敌据点,与冀鲁边区主力一部在老鸦嘴胜利会师,实现了两大战略区的联通。至此,清河平原上最大的根据地——黄河垦区根据地业已形成,清河区党政、军后勤机关及各单位陆续从清水泊、广北、博兴迁驻八大组。
  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0年10月正式成立中共清河区委员会,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中共鲁东工委、中共清河特委、中共清河地委3个时期。
  到1943年底,清河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478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9%;人口250万,占总人口的56%;共产党员由900多人发展到2.5万多人。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与贡献的清河区,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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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部受伤,转至后方单位
  经历了多年的战斗考验后,王继颜于1946年在火线上光荣入党。此时,正是抗日反攻阶段,渤海区的抗日武装全部参加抗日反攻作战,每攻克一处日伪据点,每收复一座县城,八路军都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在执行一次任务时,王继颜的腿部受伤,痊愈后走路仍是一颠一拐的,无法再继续战斗了,被分配到博兴县边家公安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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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反攻阶段 战斗异常激烈
  1944年秋,太平庄突围战之后,我就留在了分区直属队。抗日反攻阶段参加过解放侯镇、田柳、寿光城的攻坚战斗。随着形势发展,我们三分区部队成建制到胶济铁路中西部和清河流域的西部开展攻坚作战。
  1944年10月-1945年6月,我从分区教导大队调分区骑兵连任班长。1946年3月,分区教导大队改建特务营时,我在三连任排长。1946年5月,经历了多年的战斗考验,我在火线上光荣入党,介绍人是我的排长王继德和连指导员常永波(王健身)。同年8月转为正式党员。
  1945年8月中下旬,日本帝国主义虽已宣布投降,但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唆使,占据大小县城和各交通要道的日伪军拒不向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一边拼死反抗和继续攻击我抗日武装,一边等待国民党军的收编。
  按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渤海区的抗日武装全部参加抗日反攻作战,要在国民党主力部队调进山东各解放区之前,完成渤海区的战略反攻任务。
  到了这个时候,仗是越打越大,每攻克一处日伪据点,每收复一座县城,八路军都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济南东边的邹平县城,接连三次攻打,最后才拿下。
  抗日反攻阶段中,三分区的部队番号是渤海警备7旅,辖13、14两个团和新扩编的寿光独立团及1个特务营,主要任务是担负胶济铁路中西部的反攻作战。1945年10月,渤海军区抽调万余人的主力部队挺进东北,在清东平原浴血奋战的警7旅,自然成了渤海区对日伪实施反攻作战的主力之一,连续攻克王村、周村、普集、辛店、金岭镇、湖田、大临池、涯庄等车站,并对青州车站进行包围监控。
  在胶济铁路沿线的战斗中,我们警7旅和三分区地方武装英勇顽强,积极出击,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夺回了几百里的铁路控制,解放了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打击迟滞了国民党主力大军的北犯,有力地掩护了解放军向东北进军。
  1946年上半年,老家一带的革命老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为扩建主力部队和充实地方武装,革命老区和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积极响应我党的号召,相继掀起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拥军、动参、支前的高潮。
  围困战术拿下明水 缴获大量先进武器
  1946年麦收前,我们警7旅(三分区部队)奉命在胶济铁路西段执行攻点作战任务。此时,解放军警7旅已是渤海区的主力部队,但缺少攻城作战的重炮,每个团仅有少量的迫击炮,各营才有重机枪,攻城拔点,全靠炸药爆破。
  1946年3月,我从三分区直属大队调分区骑兵连任班长,连长是孙春厚,大湾口人,指导员陈择言,南陈村人。骑兵连作为警7旅唯一的快速机动部队,专门负责从分区驻地桓台索镇为一线部队运送炸药,任务艰巨。济南以东,周村张店以西的明水车站,一面靠山,三面环水,日伪和国民党部队依据地形,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特别是稻田水汪地,我攻城部队根本无法修筑战壕工事,有些地方架设机枪都很难。明水车站易守难攻。
  据守明水车站的敌人是吴化文手下的主力部队,配有日式和美式武器,火力强大。我一线部队的一个营,一天两次强攻,三个主力连队损失过半,无法接近敌防御工事和火力点。
  最后采用围困战术,把明水车站四面包围。几天后守敌内无粮草,兵无斗志,从东、南两个方向弃站突围。根据敌情变化,连长、指导员认为这个时期作战目的就是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不能放跑敌人。留下一个排看守战马、炸药后,连长、指导员各带一个排,从稻田里涉水蹚泥,迎面阻击逃敌,迫使溃敌投降。
  身形敏捷的陈择言,一手拎着把日式军刀,一手提匣枪,带领我们一边迎头开枪痛击逃敌,一边大喊"缴枪不杀".一个拿小手枪穿便衣的家伙领着一群逃兵往前跑,我一枪击中他的右手,吓得他马上举手投降。
  攻克明水车站,歼敌几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先进武器,我们骑兵连从此也换上了美制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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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护首长侦察工作 与敌交锋腿部受伤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国民党主力部队在地方土顽、还乡团配合下,向我胶济路沿线解放区大举进攻。警7旅负责掩护各地地方政府和华东战略区党政军机关经小清河北撤向黄河垦区。我们特务营随旅指挥部留在小清河以南及清水泊一带寻机作战。
  一天,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冯仁恩和侦察科长王岳西为摸清敌人的进攻计划,要去迎着敌军北进的方向作侦察。出发时,我带特务营一个班负责战斗掩护,以保证首长们的安全。当我们一行十几个人走到马家庄附近时,正与敌前锋部队相遇。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我当即安排两个战士护送首长们回撤,其他战士和我就地还击。二位首长已暂时脱离危险,我带战士们边打边撤。最后退到郑家埝村的围墙上开枪射击,战斗中,我右腿下部中弹,子弹穿过腿小骨,流血不止,我顾不上包扎,要保证首长们的安全,还要想办法带战士们突围脱险。
  听到枪声,我们的连队及时赶到,借着我方火力掩护,敌人攻势稍弱的机会,班长背着我下围墙。当时一线部队的卫生队不具备手术治疗条件,我和部分伤员被送至黄河北岸的滨县后方医院救治。
  时年,我们警7旅和地方武装坚持在内线作战,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始终未能越过小清河。
  无法征战沙场 转入公安战线
  我到黄河北岸滨县战地医院经手术治疗后,腿骨伤口虽已愈合,但走路一颠一拐,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1948年3月,正值解放战争处在我军实施战略反攻之前的困难阶段,黄河北岸住满了华东局、华东野战军的军政司后机关和原新四军的部队。为了给后方医院减"负",医院领导让我们伤愈者出院回各自老家安置。
  在多年的战斗生涯中我已经习惯部队的生活,也知道自己负伤致残再也不能与战友们征战沙场、为国效命,但一下子离开部队,心里很难接受。伤员中的营连干部,组织我们集体去找领导,最后渤海军区领导批示,"三个人(伤病员)顶一个人,也要把他们安排在后方单位".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博兴县边家公安看守所工作。
  当时看守所人满为患,犯人来自渤海区各县的日伪汉奸特务、国民党军政人员、恶霸地主、还乡团分子、叛徒、流匪和各类刑事犯罪人员。为了让犯人们接受改造、悔过自新,发展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我们带180多个在押犯人到羊角沟盐场晒盐搞创收,用这笔钱,博兴县公安局开办了一个棉花加工厂。
  建国后,我一直在劳改农场和劳改支队工作,1954年和1956年,先后进中央公安学院、国家农垦部干部学校学习。1956年服从组织安排,支边去黑龙江引龙河劳改农场工作,家属子女居黑龙江北安市。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休,2017年7月搬回故乡住太平社区。
  从1940年我参军抗日至今75年过去了,我们这茬人肉体上、心灵上的创伤,还在隐隐作痛。当年的抗战历史,很值得去回忆整理,时间越长,越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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