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柴油机厂和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创始人、山东潍县实业家滕虎忱
滕虎忱（1883—1958），原名景云，字虎忱（臣），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南乡滕家庄人，近代山东第一家生产柴油机的企业——华丰机器厂的创办者。滕虎忱曾先后担任昌潍地区潍坊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滕虎忱（1883—1958），原名景云，字虎忱（臣），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南乡滕家庄人，近代山东第一家生产柴油机的企业——华丰机器厂的创办者。滕虎忱曾先后担任昌潍地区潍坊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了民主建国会，1958年病逝于潍坊。
一
滕虎忱的家乡滕家庄距离潍县城20公里。滕家以务农为生，一家三代十几口人，只有3间草屋、6亩丘陵薄地，人多地少，艰难度日。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滕虎忱的父亲滕海建除了以农为业外，还是一个优秀的锢漏匠，农闲时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四邻乡亲锔锅补碗，换取微薄收入贴补家用。滕虎忱兄弟5人，他排行老四。滕虎忱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由于天资聪颖，塾师所教古文，只需阅读两遍，便可背诵如流。3年后家贫辍学，跟随父亲学锢漏匠手艺 。
潍县县城东郊有个乐道院，是北美长老会在山东传教办学的基地，设有教堂、圣经学院、医院、护士学校、中小学及幼儿园，滕虎忱父子经常给乐道院修补器具。由于滕氏父子修理技术精湛，深得乐道院上下喜欢，因而成了乐道院的“特约维修商”，负责修补1000多人的锅碗缸盆，维修医院和学校的机器设备和仪器。有时修补活计一天干不完，或是碰上雨雪天不能回家，爷俩便在乐道院里食宿。遇上星期日，他们也参加教堂的礼拜活动，听牧师讲道。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滕虎忱父子受洗入教，成为基督徒 。
1898年，15岁的滕虎忱随父亲来到青岛，在胶济铁路局工务处当工人，参加胶济铁路的修建。充当修路苦力每月所获六七元工资仅能糊口，而且滕虎忱觉得充当苦力没有前途，不如钻研一门技术。恰好此时（1902年）德国海军的青岛船坞工厂招收学徒工，滕虎忱报名参加并被录用。
在船坞厂，滕虎忱学的是锻工。德国技师向来以技术精湛、工作严谨著称于世，工厂对中国学徒要求特别严格，规定学徒期为四年，期满再无偿效力两年，只有通过严格的技术考核，才能出徒当技术工人。滕虎忱因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富有创造性，不到3年的时间便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出徒，并被破格提拔为带班工头兼车间统计。
为学会掌握各项机器制造技术，滕虎忱刻苦钻研，陆续掌握了车工、钳工、铸工和电工等技术。此外，业余时间他还到基督教青年会读夜校，参加文化补习、制图、外语、会计等各种培训班。数年下来，滕虎忱不仅掌握了机械企业必需的技术，而且学到了不少企业管理知识，为其日后创业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在青岛船坞厂工作期间，滕虎忱的学习还只是出于一个好学青年业务追求的话，那么，在聆听孙中山先生的两次演讲后，他便萌生了将技术转变为产能的想法，立下了实业救国的志向。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乘坐胶济路专车，偕夫人卢慕贞，在众多随从人员陪同下视察青岛。在随后的两天里，孙中山分别在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德华大学、青岛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紧接着，他又接见基督教长老会自立会领袖及青年会的积极分子，高度评价基督教青年会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并突出强调“实业救国”的主张，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创办实业。青年会创始人刘寿山特别向孙中山介绍了滕虎忱，说“在德国船坞工厂学徒的滕虎忱，刻苦学习生产技术，业余坚持学习文化理论知识，成为技术全面的能手，令德国技师折服”。孙中山高度赞扬了滕虎忱，并勉励他“继续努力学好机器制造技术，创办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振兴实业救中国” 。自此，滕虎忱认识到中国只有兴办工业，才能自救自强，于是便萌生了创办机器厂制造国产机器代替舶来品的愿望。
二
“一战”期间，滕虎忱离开青岛，先是在老家务农，后到北京官营民生工厂务工，1917年春天辞职返回潍县。正当滕虎忱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时，潍县文华中学给他提供了人生转圜的机会。
1917年，由青州广德书院和登州文会馆合并创建的广文大学，从潍县迁往济南，改名齐鲁大学。广文大学的机器设备和教学仪器移交文华中学。当时广文大学的各种机床设备非常齐全，教学仪器配置国内第一，还有两座先进的天文台，在国内学校中可谓独一无二。广文大学理化制造所总工程师冯纯修随学校去了济南，文华中学急需技术人员来管理和维修仪器设备。时任文华中学校长的尹焕斋，是滕虎忱五弟滕景瑞的同班同学，他深知滕虎忱的才干，于是聘任滕虎忱为学校理化修制所技师，负责管理、维修学校里的发电机、内燃机、锅炉、水泵等机械设备。这份适时而得的工作，不仅帮助滕虎忱走出了生活的窘境，也为其后来创办工厂提供了一定条件。
文华中学历来重视教育改良。校长尹焕斋为了进一步改进教学，在学校高中部创设铁工班，即在普通班课程中加开铁工课程，由滕虎忱兼任铁工班教师。1919年增设铁工课的一班学生毕业，这批毕业生虽然初步掌握了锻铆技术，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学生的出路，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1919年滕虎忱毅然辞去了文华中学教职，与得意门生谭毓秀、焦长兴、谭温海等人一起筹备创办铁工厂。在办厂条件暂时不具备的情况下，他们先租赁三间草屋办起一个铁匠铺，师生同心协力，打制小型农具及生活用品。由于质优价廉，铁制品在当地十分畅销 。
小小铁匠铺初创获得成功后，滕虎忱便想进一步扩大规模，但限于资金不足，唯有走集资办厂的路。于是，他想到了曾给自己多方支持的文华中学校长尹焕斋。在得知滕虎忱集资办厂的想法后，尹焕斋大力支持，不仅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而且向亲友告贷，凑集了500大洋带头入股。由于德高望重的校长出面做工作，文华中学校友和潍县教友纷纷投资入股，共募集资金2500元。滕虎忱又变卖了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计得500元，这样共筹集资金3000元作为办厂资本。
1920年春，滕虎忱在潍县东关大街租赁十几间大草屋当厂房，借用文华中学几台车床，另购买两部车床，一部5马力“特尔科”柴油发动机，一部发电机，再加上原有的红炉、手摇钻等工具，招收20名工人，创办起机器制造工厂——华丰机器厂。滕虎忱任华丰机器厂经理，学生谭毓秀、焦长兴、谭温海为工长。从此，滕虎忱走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华丰机器厂在创建之初，只能维修小型机械和打制小农具，为了企业长远发展，滕虎忱将眼光转向了织布机。
潍县自古以来就有“贫家绩麻纺线，裕家借机而织”的织造传统。就近代而言，手拉梭的应用、宽面织布机的引进，均由这里开始。尽管20世纪20年代，潍县织布业已跃居华北之首，到30年代，潍县“每年出产之土布，达千万匹以上，占全省土布产量百分之六十二点九六，销路迨遍全国” ，但是华丰机器厂自制织布机之前，潍县织布生产工艺落后，仍以手工纺纱、小木机织布（俗称土布、小布）为主。
于是滕虎忱决意利用自己的技术改造手工织布机，一则为自己创造生存空间，二则为改变潍县土布织造技术落后的局面。其时，潍县东乡眉村胡曰惠从天津购买了一台“石丸式”织布机，比当地木机使用方便，既省力，又增产。华丰机器厂遂以该机为样品加以仿制，并于当年试制成功，仿制机器性能与进口布机不相上下。随后，华丰机器厂又将“石丸式”织布机结构改为铁轮木架，降低了成本，售价仅为70—80元，远远低于“石丸式”织布机价格。山东工业试验所曾对华丰机器厂制造的改进脚踏织布机进行性能试验，鉴定报告称：“足踏织布，机架坚固，运转正确，有间接卷取装置及它动的送出装置，则纬线密度均匀，工作迅速，欲定织品之疏密，即交换卷取之齿轮与增减经轴上重锤之分量，视布之用途若何耳。该机每日工作12小时，能织平面布百尺，其他斜纹、条纹布均能织造，诚为现代人力织机之良品。” 仿制织机的成功，宣告了“丰字”牌织布机的诞生！
当同僚还沉醉于自制织布机畅销的喜悦中之时，滕虎忱却已经开始筹划设计生产下一个产品了。滕虎忱生长在农村，饱尝水灾和干旱之苦。当时北方农村用的是传统脚踏固定式木斗水车提水浇地，费时费力。滕虎忱从新织布机的转动装置获得灵感，联想到可以用其原理改进老式木斗水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研制出以畜力代替人力的转动式铁斗水车，既提高了效率，又节省了时间。同时，考虑到农户因地有多有少，需求存在差异，又将水车分出八棱、七棱、六棱3种型号，供农民选用。此后，滕虎忱根据山东农村需要，又设计生产出多种铁轮机、轧花机、弹花机、榨油机、磨面机等新产品，形成了立足农村，服务于农民的经营特色。
通过织布机和水车两个拳头产品，华丰机器厂在潍县铁工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实现了第一次飞跃。1921年秋，华丰机器厂在潍县城东关东门外购地3亩6分，新建厂房。1927年，又在厂地附近购地36亩，建成大型厂房，并添置了机床、钻床、刨床等设备。1928年，正式建立了木工、铸工、金工、锻工、白铁、装配等车间，职工增至150余人。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产品种类增多，一些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比如：转动式铁斗水车虽然具有功效高、车水量大等优点，但需要大动力牵引，价格偏高，因此只卖出去1部，产品积压，工厂陷入困境。为了营销需要，华丰机器厂在各地增设了营业部，迫切需要加强部门协调管理。滕虎忱意识到急需专业人才，尤其是购销、管理方面的人才，便聘请出身于商界、善于经营管理的张仲元担任会计。张仲元来厂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与各地之间业务联系，企业管理逐步走向正规。不久，滕虎忱在青岛的同事丁执庸自俄国经商回国，滕虎忱又邀其投资，并请他任副经理，负责营业部工作。
尽管织布机销路极为广泛，滕虎忱从中也获得了丰厚利润，但他仍旧极力延长生产链，以织布机为中心，向纺织业的上游、中端、下游延伸，发展壮大了潍县纺织业。在纺织业上游，先后赶制了弹花机、轧花机，满足潍县织布业清花设备的需求。随着当地纺织业发展，副产品棉籽大量增加，又立即研制了榨油机。在纺织业中游，他与百万农民联合组成一个经济实体，发动群众集资80多万元，购买大量棉纱和织布机，贷给贫困农民织布。在产业下游，协助校长尹焕斋于1932年创办了信丰印染公司。
信丰印染公司由潍县基督教教友和文华中学校友集资以及当地富户投资兴办，于1933年8月正式投产。信丰公司完全根据《公司法》组成，规制齐全，董事会公推张执符任董事长，邢干卿、滕虎忱任监理，武伯平为名誉经理，尹焕斋为经理。信丰染印公司开办后，由于经营管理有方，印染技术精良，原料供应及时，销售旺盛，每年纯利达五六万元，职工由几十人增至200多人。信丰的成功，带动了七家印染厂，使潍县成为华北有名的机械染布基地。
1931年冬，滕虎忱开始研制柴油机。他带人去上海重金购进德国制造的先进车床、大摇臂钻、汽锤、龙门刨床等大型设备，买进一部德国设计、英国制造的15马力柴油机作样机。他从青岛聘请专门技师王洪茂来厂任技术指导，反复拆装试验，将部件绘成图纸；又请广文中学英语教师把机器部件名称和说明书译成中文，帮助工人了解机器构造原理和维修保养方法，为仿制柴油机做充分准备。1932年秋，华丰机器厂试制成功第一台低速15马力柴油机，达到英国产品水平。接着，华丰机器厂又研制成功8马力、25马力柴油机系列产品。在此基础上，华丰机器厂以乐道院使用的40马力柴油机作样机，绘制图纸，自己动手制造了钻、磨、刨、铣等专用工具，很快制成40马力卧式单缸低速柴油机。从8马力到40马力各种柴油机的成功研制，使华丰机器厂从一个生产简易机械设备的小型铁工厂，变成了动力设备制造商，企业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华丰机器厂不仅是山东第一家生产柴油机的企业，也是全国能够独立生产柴油机的主要厂家之一，对推动全国工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柴油机研制成功之后，滕虎忱又集中力量研制发电机和电动机。机器刚刚试制成功，客户就登门求购。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滕虎忱决定加快生产速度。但是，如在华丰机器厂原厂生产发电机和电动机，势必影响柴油机和织布机的制造规模。于是，滕虎忱在尹焕斋的帮助下，再次集资，于1932年在潍县城南关大马路（今和平路）创建华丰机器二厂，由原青岛水师工务局技术员李占元任厂长，专门批量生产各种规格的发电机和电动机，供应全国各地。同时，滕虎忱还在济南建立华丰机器分厂，生产14千瓦和40千瓦发电机。
在滕虎忱的潜心经营下，华丰机器厂产量步步上升，规模不断扩大。1934年，华丰机器厂在东关大街路南新盖了门市大楼。到1936年，华丰机器厂的资产已增至20万元。为了扩大再生产，滕虎忱再度招股，共计增资400股20万元，股东扩大到潍县绅商各界热心实业的人士近三百户。
1937年初，在第二厂内增设电气车间和铆工车间，从事电动机和锅炉生产，第一厂则专业生产柴油机。从创立伊始到“七七事变”前，前后18年间，华丰机器厂由小到大，经营盛极一时，第一、第二两厂总资产达150多万元，工人最多时达七百余人，成为国内颇具规模的机器制造厂家。在民营机器制造业中，华丰机器厂被称为“华北最大机器厂”和“长江以北第一厂”。
三
1937年，滕虎忱创办的华丰机器厂进入鼎盛时期，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工厂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全面抗战开始后，滕虎忱和尹焕斋预见到山东沦陷不可避免，担心华丰机器厂的设备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于是决心将工厂内迁汉口，生产武器支援抗战。为此，滕虎忱先后3次向山东省政府呈文，请求调拨40节车皮，协助运输机器设备。省政府官员虽满口应承，但却始终拖延不办，直到1937年底掌握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撤出济南时，也没有调拨1节车皮。滕虎忱痛心疾首，无可奈何向董事会辞职，誓言绝不和日本人打交道，决心流亡抗战。
在将华丰机器一厂、二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和资产交给董事会后，1937年12月，滕虎忱搭乘火车先到济南，后又携带家眷撤往西安。1938年夏，滕虎忱由西安迁居汉中，随即又前往成都。1939年冬，在成都赋闲之际，他应山东同乡烟台人钟某之邀，赴重庆担任战时生产促进会总会顾问。其间，滕虎忱曾参与长江南岸向家坡烟叶复烤厂筹备处工作，受聘为该厂技师。1940年，滕虎忱奉命转赴昆明，出任烟叶复烤厂副厂长。1942年辞职回到成都，与山东同乡集资购置电磨1部，雇工六七人，在城东门外牛市口开办利丰面粉厂，他和妻子及独子滕怀礼均在厂工作，因面粉厂于后方供应多有帮助，曾受当时成都市政府奖勉。在大后方期间，滕虎忱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例如1943年冬，冯玉祥为筹集抗日军饷，在重庆发起“中国基督教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号召国人支持抗日，要求大家解囊资助。滕虎忱不但主动捐献，并且积极参加宣传募捐工作。
1938年1月10日，日本军侵占潍县县城后，大肆掠夺潍县企业，华丰机器厂同样在劫难逃。日军以总经理滕虎忱参加抗战为借口，查封了滕虎忱的家产，把工厂的原材料运往青岛。后来，日军为了进一步控制工厂，由特务机关出面，逼迫工厂与日方企业合作，遭到代理厂长张执符等留守人员的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逮捕张执符等人，并以“违抗日军命令，显系不良分子”等罪名恐吓，强迫合作。1939年9月18日，在日军的威逼之下，工厂被迫与日清纺织株式会社签订了“合作”协约，将华丰机器厂改名为“日华合办华丰铁工厂株式会社”和“中日合办华丰铁厂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军械修理和制造。华丰机器厂虽然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人所控制，中国人只能分得少量“红利”而已。
日军为了生产安全和运输方便，1941年将华丰一厂、二厂拆除，把全部设备和所有原料，以及厂房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共装9节车皮，运往济南，在南圩子门外强占土地27.5亩，按照华丰机器厂原样重建工厂，取名“日华合办华丰铁厂股份有限公司”（又称“历山工厂”） 。迁入济南以后，华丰机器厂成为日军军械修理厂，日本人任经理，主要为日军修理枪支和制造军用锅、军用剪、小金钩步枪等。此时，工厂工人已经减少到300人左右。至此，滕虎忱近20年艰苦创业积累的家业，全部落于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滕虎忱满怀兴奋，匆忙结束成都利丰面粉厂业务，急欲返回潍县重整华丰机器厂旧业。
还在日军投降以前，滕虎忱在重庆就将华丰创办经过、发展规模、厂房设备清单，汇编成册，呈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日本投降后，滕虎忱归心似箭，想立即从重庆动身赶回家乡，可是当时除了接收大员和亦官亦商的人物能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外，像他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工业界人士，只好“从成都、南郑、西安绕了个大圈子，时而坐汽车，时而坐马车、牛车，辗转周折”，于1946年春才回到济南。
1946年2月回到济南后，滕虎忱住在原华丰营业部旧址。他看到工厂的机器尚完好无损，厂房仍和以前一模一样，心中大感欣慰。于是四处奔走，交涉工厂发还事宜，给济南各相关部门如长官部、省政府、建设厅、省参议会、专署等，一一递上呈文，但均迟迟不见回音。直到两三个月后，上述机关的“批示”才陆续下来，但多是互相推托，敷衍扯皮，奔走了几个月竟然毫无头绪。
在这种情况下，滕虎忱于1946年秋回到潍县，下车伊始便同创办华丰的老同事踏访华丰旧址，见十数年心血，已成荒场一片，大家皆不胜唏嘘。1946年10月敌伪财产处理局告知滕虎忱，说要等候潍县政府及商会调查证实后，再行处理。1947年1月，敌伪财产处理局终于“批示发还”华丰机器厂。滕虎忱欣喜若狂，但不久便发现，这个批示不过是一纸空文。原来该厂早已成为国民政府国防部四十四兵工厂，处理局要求滕虎忱直接向国防部交涉。于是滕虎忱又派人赴南京交涉，经过一番周折，国防部也批了个“发还”证，可四十四兵工厂却以“戡乱时期暂征军用”为由拒绝发还。无奈之下，滕虎忱又亲赴南京交涉，往返一月有余，托人打通关节，在众多机关间奔走疏通，又求得若干部门同意发还的批示后，回到济南再次与四十四兵工厂交涉，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在总动员期间，军品供应益形繁重，为不贻误戎机起见，……一律照现状继续使用。”至此，滕虎忱自己一年多的奔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一跟人谈起交涉始末，便悲愤绝望，大呼道：“我到崂山当和尚去！” 向来不说丧气话，一生不怕困难的滕虎忱，此时竟被折磨得万念俱灰了！
1948年4月潍县解放，潍坊特别市政府成立。在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滕虎忱由济返潍重建华丰机器厂。他召集华丰机器厂的原有职工，收集原厂各处埋藏的部分物资和残存设备，并发动爱国的基督教教友和校友再次募资。经过大家一起共同奋战，在原来华丰机器厂二厂旧址重新创办了华丰机器厂。由于滕虎忱管理经验丰富，技术精湛，而且经营有方，在他的带领下，全厂职工齐心协力，潍坊市政府也给予投资，华丰机器厂不仅迅速恢复生产，而且不久便超过了原来华丰机器厂的规模，成为当地机器制造业的主要支柱。1954年5月26日，华丰机器厂实行公私合营，滕虎忱任资方经理。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在济南的华丰机器厂由军管会进厂接收，11月工厂改名为“华东财办工矿部济南工业局第一厂”。1949年9月工厂转为生产水车等民用产品，1950年更名为济南第一机器厂，1953年8月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器工业管理局，并更名为“济南柴油机厂”。
四
1934年5月16日，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参观华丰机器厂后，感慨地说：“全国如有二百人能像你这样有血性、能奋斗，国家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 由此可见滕虎忱贡献之大、影响之巨。华丰机器厂在滕虎忱的领导下不仅获得巨大成功，而且还极大地带动了潍县乃至山东的经济，这主要表现在华丰机器厂引领了潍县机器制造业和促进了织布业发展两个方面。
首先，华丰机器厂对潍县机器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所以说华丰机器厂引领潍县机器制造业，原因有二：第一，由于滕虎忱心胸宽广，鼓励华丰职工自己创业，1923年后该厂职工创办了11家铁工厂，资本277400元，职工495人，全年营业额达602880元，产品以织布机、弹花机、水车为主，其中华丰厂年产织布机高达2000台。在华丰机器厂职工影响下，潍县创办机器工厂蔚然成风，新兴铁工厂层出不穷，机器产量随之迅速增加。例如，20世纪30年代潍县铁工厂制造的织布机、水车数量高居全省之首，其中年出织布机7400余架，约占全省织布机制造总量的83％；年产水车920架，占全省制造总量的84％ 。到抗战前潍县机器制造业无论是资本规模、职工人数，还是生产总值，都远远超过生产小农具的传统铁工业，其产品从最初的零部件加工，发展到批量生产织布机、灌田机、轧花机、弹花机、榨油机等农业、手工业生产机械。近代潍县成为华北重要的机器制造中心，滕虎忱功莫大焉。第二，华丰机器厂生产的各种柴油机，以可靠的质量，低廉的价格，行销潍县各地，为机器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潍县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已有电灯公司，但发电量微小，照明尚且不敷需用，更谈不到为工厂提供动力电。华丰生产的各种型号马力的柴油机解决了机器动力问题，对潍县机器行业乃至整个工业的生产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据统计，自“一战”结束至30年代初，潍县先后创办的机器工厂34家。因与进口柴油机相比，华丰产品价格极其低廉，故各机器工厂所用柴油机“多为该厂之出品” 。
其次，华丰机器厂对潍县织布业的促进作用。滕虎忱仿制新式织布机成功后，换机热、织布热席卷潍县，潍河两岸的穆村、邓村、石埠、驸马营、眉村等地，几乎家家以织布为生。据粗略统计，1935年前后的极盛期，穆村、眉村一带有织布机2万台，寒亭、固堤等地也不下2万台，加上城里及其他区域共有织布机约6.5万台，潍县成为山东最为重要的织布中心。新式织布机不仅带动了潍县织布业的繁荣，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山东织机的更新换代和织布业的繁荣。据统计，到1930年代中期华丰机器厂生产的铁轮织布机，销量“占全省布机出产之半数”，历年供给潍县、昌邑、寿光、济南、桓台、即墨等地的织布机达12200余架 。潍县加上安丘、昌邑等县，以潍县为中心的织布区共有织布机9万余台，号称“十万台大机”（包括尚生产小布的部分木机） ，从业人员达20万，年产布料二百余万匹，六千余万米（每匹约三十米），其中有白布、色织布、条布、斜纹布、蚊帐布等一百五十多个花色品种，产品远销大半个中国，织布业成为潍县的支柱产业之一。
织布业兴旺发达，又带动了染料、轧布、印染、货栈、居间（汇票、棉纱、布匹经济人）、搬运以及文化娱乐、饮食服务等各行业的发展，从而也促进了潍县经济的繁荣。据20世纪30年代初大陆、盐业、金城、中南四家银行对全国各县城经济情况调查，潍县经济发展规模名列全国第17位 。
滕虎忱的“血性”，还表现在“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创办上。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1861年来山东传教，在登州（蓬莱）开设第一个教区，以后逐渐扩展到烟台、济南、沂州等地。1883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潍县城郊李家庄西北角购地，建立了教会、学校、医院三位一体的乐道院。
义和团运动期间，乐道院虽受打击，但是很快复苏。逐步形成基督教在潍坊地带传教的中心和基地，统辖潍县、昌乐、安丘、寿光、昌邑、乐安、博兴、诸城、平度、临朐、饮马镇等十多教区，信徒上千人。
自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牧师狄乐博以潍县作为开拓宗教活动基地以来，潍县教会的事务均由外国差会传教士决断，中国教职人员一般无权过问并处处受歧视。1929年，滕虎忱被潍县教会推选为长老，参加管理教会事务。1930年，潍县乐道院的部分中国长老不甘心受外国传教士的控制，由滕虎忱发起，在张雨臣、张执符、陈熙之等人的赞同和参与下，创立了中国人自办的教会“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其宗旨是：“传道有圣经，信教有自由，中国人信教，不听外人指东划西。”他们脱离了美国长老会（乐道院），谢绝一切外资，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教会。他们还发出“潍县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告中国各地教会倡议书。倡议书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教会的纷纷响应，尽管美国差会当局不同意中国教会自立，但面对这义正词严的要求，又毕竟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不得不答应下来。经过筹备，很快创立了潍县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滕虎忱被推选为第一任长老。
自立会创立不久，由滕虎忱、张儒臣等人出面向美国基督教差会提出要求，将潍县城里南门大街与东关猪市口子街两所教堂归自立会所有，而美国差会却故意刁难，并提出只能借用，不能归自立会所有。后经反复交涉，最后双方同意将两所教堂作价7500现洋。为早日摆脱美国差会和洋人的控制，自立会迅速向山东各地教会宣传募捐，众教友听说潍县要成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积极响应，争相捐款。款齐后自立会向美国差会乐道院长老会购买了上述两座教堂，城区内的教会主权和传教事务由美国长老会完全移交给潍县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教徒多达700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