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试验品”
郭建华
从小学读到高中，我当过好几次“试验品”。在传统的学制中，小学曾有初小、高小之分，初小升高小，需要进行严格的升学考试。到了我读完四年级，要升入高小时，初小与高小之分不复存在。这是我第一次做“试验品”。到了升初中的时候，昌乐一中开设了两个“大改班”，名曰五年一贯制，取消初中、高中之分，连续读完五年，发高中毕业文凭。我考入了昌乐一中的“大改班”，做了第二次“试验品”。这个试验夭折，读了三年之后，又重新考高中。于是我于1963年考入青岛一中，第三次当上了“试验品”。这一次试验的名堂叫“城乡交流”，选拔一部分农村初中毕业生，带户口到城市读高中，旨在以农村学生的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影响城市学生，同时也也使农村学生开阔眼界。
因为是“试验品”，学校拿我们当宝贝。我每月享受7元钱助学金，能满足伙食费之需。学校还特别安排我们星期天在校办工厂劳动，每天一元钱报酬，解决了我们的零用钱。冬天里我只有一床薄棉被，班主任老师拿出自己的毛毯给我盖。有一年我得了腥红热，学校专门安排一位老师将我送到传染病医院，出院时又接我回来，一切费用都由学校开支。每逢节假日，学校领导担心我们想家，都要安排我们看电影，开茶话会。学校食堂备好了饺子陷，伙房的师傅教我们包饺子。最难忘的是入学后第一次放寒假，半年来积攒的回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大家都十分激动。大家各奔东西，一个晚上要分好几拨上火车，不管是早走的还是晚走的，没有一个人能入睡。于是学校特地在校长室内生了火炉，让我们农村同学集中在校长室内候车。校长室在我们心目中是神圣的，平日里只可以从门缝往里面瞧几眼。但是这一次，神圣的校长室，却成了我们这些庄户孩子的天下，肆无忌惮地说笑嘻闹，尽情地在从未见过的沙发上坐着躺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是带着一身土气走进青岛一中的。身上，是母亲缝制的布扣子的对襟褂；脚上，是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背上，背着用母亲结婚时陪送的蓝土布包袱包着的一床旧棉被。临行前我特地到县城理发店理了发，不想这发型也不合时宜，一位同学当面讥笑我是“小油头”，令我几乎无地自容。学校领导很快了解到这一类情况，在校会上特别强调，城市同学不能瞧不起农村同学，不准叫农村同学“土包子”，很为我们撑了一把腰。政治上，农村同学也格外受重视。我因为接到入学通知较晚，报到时已开学一周。我人未到校，班团支部副书记的位子却早给我留出来了，我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干了三年。另一位农村同学也当上团支部委员。这样，我们班一共三位农村同学，就有两位当了团干部。学习上，农村同学备受关照。哪位同学哪门功课稍有吃力，任课老师就主动为他补课。这样一来，农村同学的学习成绩，大都在各班的前列，有的还是尖子。
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这一次当“试验品”的机遇。如果没有这次机遇，也许我这一生都走不出生我养我的昌乐县。这次机遇让我第一次住进了城市，第一次看见了大海，第一次坐在楼房里上课，第一次见识了日光灯、沙发和传达室里拨号的电话，第一次懂得了在教室里上课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应该脱帽，吐痰应该吐在纸上扔进废纸篓。这次机遇更让我结识了那么多学识渊博而又诲人不倦的师长和待我如兄弟姐妹般的同学。我这个农村的“土包子”很快融入了城市同学之中。这种融合主要不是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的融合，而是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融。有一件小事令我终生难忘。一次我的裤子破了个洞，屁股上露出内裤。一位心直口快的女同学发现后立刻善意地告诉了我，令我十分尴尬。一位男同学一声不响地从家中给我带来一块相同颜色的布，帮我补起了羞涩。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补丁，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分别快四十年了，联系不断，友情甚笃。当然，保持经常联系的不仅仅这一位，书来信往，使我与全班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保持着友谊。有一位同学生活中遭遇不幸，在精神十分痛苦的时候，竟然打电话向我这个三十年前的老团干部诉说。我安慰了她，同时我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安慰。我深感同学之间友谊的真诚、无私、圣洁和长久，这种友谊足以成为人生的一个精神支柱。视野的开阔，生活空间的扩大，必然带来精神境界向更新、更广、更高的层次拓展。这往往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形式上的表现倒在其次。这就是环境改变人。我作为“试验品”而被改造，是我的幸运，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一生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我所钟爱的文学创作，虽远不尽如人意，但目前取得的点滴成绩，也与我视野的开阔息息相关。
我在青岛住了五年。三年高中学业完成之后，正逢“文革”，又逗留了两年，才作为回乡知识青年返回原籍。我视青岛为第二故乡。这不仅因为她接纳了我，养育了我，使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的后代产生了某些异化，从而使我的命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于青岛一中，用魂牵梦萦来形容实不为过。每每念及做“试验品”的那段日子，记忆的溪流便哗哗地流淌不断，每一朵浪花，每一圈涟漪都令我心驰神往，想着，念着，不由得黯然神伤：什么时候还能再回到那段时光？只要有机会去青岛，我必定要回母校走一趟。少时同学自然均已离校，师长也大多退休、调离以至故去，但这里的每一栋房舍，每一棵树木，每一条小路，都让我感到亲切如故。我曾对食堂、幼儿园和校办工厂旧址上立起的外单位的宿舍楼而悲伤，也曾为两个生长着睡莲，畅游着红、黄、蓝各色鲤鱼的湾塘的消失而失落，更为焕然一新的教学办公综合楼而欣慰。有一年，我还特地带了身染顽疾的小女儿来拜谒母校，并在我曾经在里面上过课的行将废弃的东楼前和校门前留影，至今珍藏。当时的心境，实在难以言表。那是一种只有儿子和母亲之间才可能存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心境。
2003年6月
补记
2003年6月，应母校青岛一中之约，我写了短文《我当“试验品”》。次年元月，收到青岛一中来信，拆开一看，不由略吃一惊：信笺竟是古色古香的宣纸，毛笔字流畅遒劲。急看落款，为“张君一”三个大字。
张君一，这个名字太熟悉了，这个人太熟悉了。他是青岛一中的教导主任，粗略算来，该年近八旬了。张主任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中等个头儿，身材单薄。一身黑色中山装，圆口布鞋，似乎经年不变。小眼睛，像是在苍白面皮上拉了两道缝儿。留分头，蓄长发（但不是当代时髦艺术家的那种披肩发）。不苟言笑，路遇学生，从不主动打招呼。听同学私下议论，张主任极有学问，且是单身，且是党外人士。他就住在我们上课的那座教学楼的楼梯间里。我们每天从楼梯上上下下，却很少见他开门关门，更少见其他人出入其间。有人发现，那楼梯间的灯光，总是彻夜不熄。单身、党外人士、楼梯间，给张主任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至于学问，我没有听他讲过课，难得一见。但我却无数次地听他讲过话。他站在学校礼堂的讲台上，口齿流利，言简意赅，重点突出，绝无旁枝杂蔓，更无题外废话，一气呵成，听众还在期待着下文的时候，他却干净利落地煞了尾，手拿讲稿转身而去。同样的内容，如果换一位领导来讲，不知要多费几多口舌。所以，张主任的讲话一向最受学生欢迎。
文革伊始，青岛一中揪出的第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张君一。一夜之间，揭发批判张君一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随即，专案组成立，小、中、大型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声讨一浪高过一浪。所谓“罪状”，无非是他的学问，特别是国学底子深，影响大（贩卖封建主义黑货，毒害青少年）以及种种“另类”“行径”，如非党人士（不与党一条心），如楼梯间灯光彻夜不熄（昼伏夜出，行踪诡秘，从事见不得人的反动勾当）等等。其中一条“铁证”是，张君一教授书法，曾为谋生写过一幅习字帖，嘱该生临摹。帖上有这样几个字：提公社毛主席。这原本互不关联的三个词组，却被火眼金睛的造反者看破了玄机，破译为“提弓射毛主席”。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岂非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张君一被关进“牛棚”，他居住的楼梯间被我们“向北京”战斗队占领，从而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那是一间地地道道的斗室，一桌、一椅、一床，还有一个书橱。桌内、橱内空空如也，行劫的造反派们干得很彻底。一张木板床置于楼梯下，睡卧时须首先将腿脚伸向低矮的里头，否则抬不起身子。书橱是借的，主人得知张君一出事，前来索取。我们发了慈悲，允许他搬走了。“反动学术权威”，过的竟是如此清贫、简单的生活。
后来听说，张主任退休后找了老伴，安度晚年。2007年赴青岛，约几位老同学重返母校，我提议去看望张君一主任。一位同学说，张主任故去了。兹将张君一遗墨刊印于后，算是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主任的一份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