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浅说
“竹枝词”是传统诗词的一种形体，别于律绝，异于词赋，原为巴蜀一带劳动人民和儿童广为传诵的民歌俗曲。后经文人润色，成为七言四句（本来歌唱时其中加有“竹枝”一词的伴唱和音节，后略），不求玄奥，不讲平仄，表达百姓淳朴意愿和情怀的一种通俗诗体。本源于民间，劳作和闲暇之余，边舞边唱或和乐歌之。之后部分收入“乐府”，配以雅乐。实则仍是民歌民谣，俚歌俗曲的一种升华。
宋郭茂倩撰《乐府诗集》载：“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与其同代的白居易等文人墨客皆有此作。后人效其体，咏土俗琐事，亦多谓之“竹枝词”。
乐府，据《汉书·礼乐志》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乐府始于此。可见乐府原为皇家行乐祭祀官署之名，其职为采集民间诗歌配管弦以入乐，后世以乐府官署所采获保存诗歌称为“乐府”。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总括上起陶唐下迄五代之作，共一百卷，十二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歌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唐以后诗家自创新体，号称新乐府）。由此看来，乐府诗体源于民歌民谣，被文人润色后，用于祭祀鼓乐或礼仪歌舞之词。而后来的唐宋长短句，金元明清之散曲剧曲，亦多乐府变体。
就广义而言，“乐府”可谓大多诗歌、词曲之总称，而“竹枝词”自然也包含在内。其间，刘禹锡对民间“竹枝词”的收集、创新、推广集其大成，在历史上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人。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第，登弘词，官至监察御史。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刘禹锡参与王叔文、王伾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成为中坚人物。革新失败后，被贬朝外。直至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官终检校礼部尚书。刘禹锡屡遭外贬，落魄无聊，尤其在沅湘任上，在继承古乐府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写了一些“竹枝词”、“杨柳枝词”等优秀诗篇。白居易叙其诗，推为“诗豪”。
刘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之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不言而喻，“竹枝”原为巴渝劳动人民和儿童普遍欢唱的一种民间歌舞俗曲形式。不但载歌载舞，且以短笛伴奏，击鼓为节。既可联歌，又可独舞，其词“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
在此，刘禹锡又把“竹枝词”与《诗经?国风》联系起来，二者可谓有共同之处。《诗经》的经字，使其变得高深莫测起来。其实“经”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它原本称之为《诗》或《诗三百》。汉武帝“独尊儒术”，《诗》被儒生们作为经典之一予以传习，所以始有《诗经》之名。内容包括风、雅、颂，风即《国风》，这里说的“淇濮”，主要指今河南淇水、濮水一带的古代歌谣。如《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 兮，
赫兮 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其意是说：看那淇河岸边，绿竹葱翠一片。这里有才德的君子啊，有如精琢细磨的玉石一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心胸宽广，容光焕发。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啊！多么纯朴幽美的民间歌谣啊！
再看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之一：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有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竹枝词二首》之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其一意为： 山上桃李花开，云烟笼罩人家，头戴首饰的妇女和戴着苇笠的男人们，背着水拿着刀一起去山上烧荒耕种的劳作场景。其二是说：少女在杨柳飘拂，波平浪静的江边行舟，听到岸上的恋人在对她歌唱言情， 以半晴半雨的景色烘托两人情意缠绵，无情(晴)却有情(晴)的美好心境(一语双关)。
通过以上比照，不难看出，两千多年的《诗经》和唐代的“竹枝词’’都是以民歌的形式，清新的风格，简洁的语言，逼真的描绘出山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情趣，给人以亲临目睹之感。由此可见，《诗经》和“竹枝词”都是源于民歌，又通过文人之手，仍以民谣俚曲形式活画出当时百姓的一些风土民情、信仰好尚，反映了平民大众的真情实感。二者一脉相承，，如出一辙。换言之，后来的“竹枝词”尚有《诗三百》的流传遗风。
清人郑板桥（公元1693-1765年），乾隆元年进士，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调任潍县令。在任七年，心怀民苦，为官清廉，终因开仓赈济获罪，辞官归里。他乃杨州八怪之一，堪称“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他在《潍县竹枝词》中写道：
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
五色罗裙风飘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竹枝词”前冠以地名，此乃“竹枝词”特色之一。它因地域民风各异而异，尤能体现一方风土人情，与各地民歌小调融会贯通，相得益彰。
《毛传》曰： “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尔雅·释乐》说：“徒歌谓之谣”。这就是说，“歌”是有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谣”是无伴奏的清唱。而歌和谣都是信口能唱、抒发胸臆的。这于现在的民歌民谣基本相合，如：黄土高原的“信天游”，江南水乡的“江南曲调”，齐鲁大地的“沂蒙小调”，无不显示着渔樵百姓和“下里巴人”淳朴真挚、粗犷率直，一边劳作一边哼唱的真情实感，具有千古不衰、极度旺盛的生命力的。“竹枝词”恰是这一民风的表现形式和真实写照。
由此看来，“竹枝词”是专门描绘民间生活习俗和下层社会文化的诗歌或歌词，它历史悠久，发展繁盛，成为我国诗歌或歌词艺苑中的一枝奇葩。然而，原来在民间广为传唱的民歌民谣，历经文人墨客的润色修饰，难免有向诗词歌赋、阳春白雪发展的趋向，使源于民间的“竹枝词”又接近了深奥高雅的古绝词风，逐渐脱离了劳苦大众随意传唱的俚歌俗曲。尽管刘禹锡等倡导者在采风创新过程中力倡率真平铺、不求高雅、不讲平仄格律的平易形式，但毕竟还是透露出一些雅辞文气。这就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望而却步，被修饰过的“竹枝词”只能在诗海中欣赏自娱，很少有人传唱了。
另外，使：“竹枝词”走向衰落的还有下列几种原因：
1、我国经常发生战乱，尤其晚清以来，外寇侵凌，内患不息， 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一落千丈。温饱性命尚且难保，何谈歌唱?国难当头，社会上层充满颓废淫荡，靡靡之音； 民间下层劳苦大众流离失所、街头卖唱，有谁还顾得上民歌民谣和“竹枝词”之类的升平乐事呢?
2、我国历代奉行以四书五经、诗赋八股为取士标准的科举制度，导致大多文人墨客崇尚高雅诗文，趋附阳春白雪。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自然对民谣、竹枝一类视之粗俗浅陋，不屑一顾。平民百姓尽管不管这一套，仍然劳作而歌之，但毕竟受到地域、文化所限，亦传承甚微。
3、“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勃起，文言诗文被白话文和新诗体取而代之。就整体而言，此乃一场复地翻天的文化革命，可喜可贺。但一些较为健康的传统文化、尤其古典诗词几乎销声匿迹、委靡不振。特别在“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话之后，传统诗词更是打入冷宫。诗词尚且如此，何谈“竹枝”?好在时隔百年、尤其改革开放之后，在诸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之下，传统诗词又得以复苏，使这一华夏奇葩传承下去，此乃中华之幸也!然而受各种因素影响，毕竟好者甚少，而包含其中的“竹枝词”更是百无一二。
诚然，在传统诗词创作方兴未艾的今天，人民生活空前提高，两个文明高度发展，社会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正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歌曲说唱百花齐放，影视戏剧争奇斗艳。民歌民谣也唱出山川，步入大雅之堂。如《回娘家》、《常回家看看》等脍炙人口的民歌，早已唱遍大江南北，久唱不衰，深受百姓的喜爱。而被誉为中华国粹的传统诗词和源于民歌民谣的“竹枝词”也将与时俱进，焕发青春，在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中品味到古朴的人文情趣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笔者认为：“竹枝词”作为一种憨直爽朗、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在继承传统文风的基础上，也应与时俱进，植根民间，面向大众。真正成为明快、诙谐、富于情趣、短小精悍尚且不拘一格的大众口头文学。同时，也为平民百姓提供民歌民谣和歌曲作家的歌词之源。换言之，“竹枝词”应是“下里巴人”随口能唱、展卷即吟的俚歌俗曲或街谈巷议的说辞笑料。就像唐人刘禹锡“教里中儿歌之”的俚曲乡音。这就要求作者们不要一味地追求深奥高雅、阳春白雪，吸取俚语谣谚之营养，热情地创作一些真挚、率直、淳朴，甚至带有粗犷野味的，民众喜闻乐见、原汁原味的“竹枝词”作品。使这一古老的民俗民风返朴归真，还百姓一个本来面貌，给“下里巴人”一些愉悦乐趣。
下面，观儿童鞭打陀螺场景，试作一首《竹枝词》：
肚儿圆圆两头尖，不打不抽不动弹。
如此这般懒老婆，何不狠狠抽几鞭？
（懒老婆即是陀螺的方言俗称。）
另有观祖孙晚游公园之乐，试作变体《竹枝词》：
六月天，月儿圆，爷爷携孙逛公园。
小桥湖水静如镜，两个月儿照荷莲。
鱼儿跳，知了叫，嫦娥对着祖孙笑。
爷爷嘻嘻小孙闹，上天摘月爷爷抱。
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