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与移民传说：一场民众记忆的大迁徙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几句歌谣指向的是一个神秘的传说。相传朱明问鼎之初，神州一片狼藉，大好河山竟打出了不少无人区。朱元璋展开了大规模的迁民运动。远赴他乡九死一生，安土重迁的百姓自是不愿，父母官宣称不愿走的，可去洪桐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登记。没想到这是一个骗局，登了记的百姓，被强行迁走。有人敲破锅碗，与家人各执碎片，以待相认，有些在小脚趾甲上砍了一刀，以示都是大槐树走出来的人。这一移民过程持续了越五十年，从山西到东南。
这就是著名的大槐树传说，当然省略了大量细节和衍文。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依然有不少拥趸，指着自己裂开的小脚趾甲对儿女说，这就是证据。这种说法不容易科学地证伪，现在只知道瓣状甲是一种常染色体单基因显性遗传性状，无性别差异，但有年龄差异，虽然这一生理性状“在50年的时间内不可能产生”（详见郝卫国，边建超，朱萍：瓣状甲的类型、分布与遗传方式 ———对陕西周至县某村的调查[J]，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 。
而且这一传说中涉及的移民路线，移民规模，经办机构，也都缺乏相应的史料、实物证据。那么，大槐树传说是如何诞生的，这个传说是否贴近历史事实，人们为何确信了这样的关于家族迁徙的传说？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需要狠下一番田野和理论功夫。所幸，赵世瑜先生下得了，也的确下了这样的功夫，并且完成了一本和推理小说一样好看的《说不尽的大槐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共收录了三篇论文。最核心的一篇，也是此书副标题的来源，是《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研究大槐树传说的一篇论文，有这样广阔的题目，似乎略显跳跃，但细究其里，可以看出赵世瑜先生细密的证据思维和巧妙的推理手段。
研究大槐树传说的专著不少，但大多聚焦于移民史的真相，即寻找大槐树传说与真实历史事件之间的契合。比如刘德增在《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一书中，出发点是利用口述史料等旁证，来探明若干移民史悬案的真相，如明初是否果真有这样一场民众记忆的大迁徙，洪洞“大槐树”、河北枣强、云南与“小云南”、成都“铁碓臼”为什么能够成为“祖籍符号”，移民的数量是否真有那么多，致使山东村落发生重构，等等。
因为正史资料阙如，刘德增动用了口述史和田野调查方法，收集了族谱、墓碑、方志及口承史料等不少资料，提出了新的解释，但移民史真相究竟如何，依旧成谜。不过他的方法和方向启发了赵世瑜，后者本能地发现了可能的突破口。
撇去移民史的真相不谈，调整望远镜的焦距，由实向虚，专注于大槐树传说的记忆、生成、分享机制及其作用，会怎么样？当从“历史的垃圾箱”中翻检出的丰富资料脱钩于移民史“实”的一面，立刻焕发出不一样的面貌来，赵世瑜借此做了一次他极为擅长的知识考古学的研究。
大槐树传说的部分资料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比如河南济源市南水屯的张家祠堂中，创作于洪熙元年二月，距所述事件仅隔二十多年的墓志，对所述张姓先祖的洪洞县移民身份只字未提，反而写明他是当地土著。而案桌上供奉的牌位上的文字，却明确写道“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而有些族谱的细节在重修中逐渐丰富或变化，比如河南濮阳市胡村有明弘治十五年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和后世所修的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相对照，后者的迁移时间和洪洞地名，明显是后来丰富上去的细节。
类似的例子很多。大量缺失数世乃至十数世后重修的家族谱系，常常见到“相传”、“传闻”先祖自山西洪洞迁出的笔记，其中的种种细节，随着年代的切近，也越来越接近如今广为流传的大槐树传说的种种异文，其中疑点颇多，用来做实际的移民史的证据，显然并不适合。
而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历代县志可以发现，在大槐树传说记载的历史时期（明末清初），洪洞县还没有城，所以很难想象这里会设立移民机构，后世各类族谱记录的地名大多无法与都图对上，且洪武至永乐，洪洞县户口和人数下降很少，远远不足以支撑起规模达至百万的移民潮。而大槐树传说第一次在《洪洞县志》中出现痕迹，迟至民国六年。可见大槐树传说可能真的只是传说，今夜我们不太可能是洪洞县人。但既然随着社会文化情景的变化，诞生了这样的社会文化需求，那就有话可说了。
首先，《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三洗怀庆府》等传说，作为大槐树大迁徙的解释性构件，其指向并非移民而是复仇。胡大海报复当地居民对他的睚皉，或是朱元璋部与元军角力，将气撒在当地居民头上，都是如此。这样的传说解释性构件在明末清初的故事背景上也大量出现，往往被联系到闯王李自成的身上。这些构件意味着大槐树等移民传说与军事行动的关系，或许比想象中更为切近。
其次，在族谱、碑记等家族记忆工具中，但凡提到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明代卫所的出现频率就非常之高，说明移民的主力或许是军户，也许洪洞在军户安置问题中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已有史料和现成研究为之背书，比如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对《闽书》的研究也揭示，明代永乐年间的“屯田”制度所使用的“红牌事例”，或许比元末红巾军更能解释族谱中出现的“红虫吃人”和“红蝇赶散”等字句。
再次，以大槐树移民传说与卫所和屯田制度有关为前提，诞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偏偏是大槐树、老鹳窝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兴趣。结合对表象特征（如背手、脚指甲）和大槐树移民传说中的塑造神灵权威和民族—国家构建有关话语的考察，赵世瑜得出结论，这是迁徙人群产生对祖先和家族历史的记忆空白后，通过对一个共同传说的层累与强化，和对共同体貌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强调，来强化族群认同，从而用公共记忆工具填补记忆空白的一种结果。同样的结果还包括山东人祖籍云南，珠三角南雄珠玑巷和客家石壁村移民传说等等。
大槐树传说中涉及的两个关键时间片段，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有民族混居、国族认同消解的问题，作为此种挑战的应激反应，大量北方居民用这种方式将自己与异族区隔开，寻找到心灵上的根。这其中还包括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将大槐树传说改造成民族主义认识工具的推波助澜。
赵世瑜由此得出最终的结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很重要，人们以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同样重要，这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趣味，和传统移民史研究的问题意识非常不同，所以赵世瑜强调研究应从“移民史的真相”转向“移民心态史”，即“人们以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通过运用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巧妙使用哈布瓦赫和彼得·伯克等人的理论工具，赵世瑜完成了和宫崎市定类似的工作，其性质或许类似于约翰·斯诺通过定位一口井，从而解决“霍乱案件”。
山西洪洞大槐树与移民传说：一场民众记忆的大迁徙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仪式。 中新网 资料图
但赵世瑜的工作和宫崎市定的还又所不同，后者依赖对史料和物证的扎实判定与语义学和文献学等可靠的方法工具。前者的工作更类似于转换研究视野和理论框架后对研究意义的生发。标志是受限于材料，此一研究的历时性只囊括了几个断面，而共时性的心理图景也没有建立起来。读过之后，读者可以意识到在两个时间断面之间的确发生过什么，使得后人对祖先身份的追认发生改变，但无法明确知道原因是什么。读者也可以清楚意识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的确有人热衷于大槐树移民后裔的身份，但背后的原因依赖解释框架，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坐实。换言之，赵世瑜所依赖的材料虽然丰富，但恐怕依旧不足以支撑起一次知识考古学研究，除非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大槐树传说的种种异文的确有时间和流布上的差异。
同时，前者所依靠的理论工具是存疑的。哈布瓦赫、保罗·康纳顿等人的集体记忆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试图说明人的记忆的确依靠某种框架，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他们对集体记忆的揭示颇近于老子的道，道的确存在，道是什么？不可说。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对服装标识的等级制的仪式性“操演”来发现这种框架，也可以从某个集体立足当下对记忆的“修改”中发现这种框架。但它是否究竟如何运作，是不是可以无限扩展到任何人的任何记忆（哪怕他们不从属于可以明确辨明的某个集体），是存疑的。
赵世瑜对这个理论的运用是反向操作，先证明有人共同享有这样的集体记忆，说明他们属于同样的集体框架（或许他们是军户，又或许他们都希望自己与外族区分开来），再说明同一集体的他们对大槐树传说作为集体记忆的建构证明了他们有共同的心态。我姑且推测一下，那些都相信乾隆来吃过当地特色小吃的人是否属于同一个集体？他们又共享怎样的文化心态呢？
如何甄别、辨明这一框架，如何解释这一框架的原理，和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即记忆是如何工作的，而这显然已经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出现在集体记忆学术研讨会上的神经医学、脑科学家比历史人类学、区域史、移民史专家多，真的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在人类对记忆了解更多之前，哈布瓦赫等人的工作始终是半完成的，任何人都可以填充它，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填充得对不对。
赵世瑜在这本小书中所做的工作，非常像是将王明珂等人的族群理论实践在移民史现场中的搬演，为此他特别强调“地方”这个概念，不同于区域的一个时空动态概念——和族群非常类似，以此来凸显在社会文化情景中某个群体的特定身份归属范畴。不妨和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做的工作进行对比。自认为孔家人的小川、大川村民去山东曲阜找宗家修分家家谱，足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归属认同，这一身份认同强烈到他们愿意为之支付时间和经济成本。共享一个传说可以证明吗，即便传说涉及的主题是移民？从现有的材料看，似乎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内，认祖归宗都没有成为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共享者的身份焦虑。
通过将移民史资料所揭示的共同心态，放在集体记忆的解释框架中来审视，的确可以打开视野。但再往下该走到哪里去，是得出关于这一框架的确定知识，从而实现与理论的对话，还是进一步挖掘出心态史的真相，从而改变读者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情境的根本认识。就没有一个侦探知道答案了。或者这么说，我们都知道那个时期有民族认同的问题，那个时期也的确存在军户，但我们不知道大槐树传说的盛行是否真的和它们有关系，集体记忆理论依旧只是个开放性的框架。
这篇《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最早发表在2006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后被收入2006年11月出版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论文集中，如今做了增补和修改，和另两篇小文一起出现在这本《说不尽的大槐树》中，不妨对读三者，看看赵世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十年来的积累，是否真的打开了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切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