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文化溯源——家族史

　　中国·家谱文化溯源——家族史

　　目录
　　序言
　　第一章：“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家谱的源起与发展 3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家谱的地位 3
　　血脉相承：家谱的发轫 6
　　门第守护神：魏晋隋唐时期家谱的兴盛  11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与平民化 16
　　走出“封建”的困境：改革开放时代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19
　　第二章：血脉的圣经：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家谱  20
　　家族的盛典：家谱的编修 20
　　秘不示人的圣物：家谱的收藏 26
　　揭开神秘的面纱：家谱的体例 27
　　玉谍：天潢贵胄的身份 35
　　《孔子世家谱》：被誉为“稀世瑰宝”的私谱之冠 36第三章：同心一体：家谱中的祠堂、墓地与族产
　　38嘉靖黄帝的恩典：民间祠堂的兴起 38
　　祠堂未建，何以家为：宗祠的营建 41
　　宗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宗祠的祭祀活动  45
　　血脉相连：神州大地上的百族千祠 49
　　生死殊途，情气相感：祖先坟墓与子孙的命运  52敦宗墓族的物质保障：家谱中的宗族公产  55
　　第四章：家族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谱中的家法族规  58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家族兴盛的护身符  58
　　血脉的延续：家法族规中的婚姻与立继  62
　　万事礼为先：家法族规中的日常生活  64
　　温情面纱下的铁腕：家法族规中的惩戒措施  682
　　后记 71
　　参考书目 73

　　序言
　　国有正史，地有方志，家有家谱。一份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书，在这本历史书中，记载着家族的起源，记载着家族的发展历史，记载着家族成员的身份事迹，记载着与家族相关的各种内容。家谱，是炎黄子孙的根之所系，是天涯游子的亲情纽带，是你我人生的轨迹记录。然而，被誉为“家族百科全书”的家谱，在很多人眼里却显得那么遥远、陌生和森严。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近家谱，认识家谱，体味祖先奋斗的历程，领略宗族文化的传奇，感悟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解读国人心中这一份永远而神秘的牵挂—家谱。
　　第一章：“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家谱的源起与发展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家谱的地位
　　家谱的地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最受国人关注、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大概非家谱莫属了。
　　从遥远的三代到 21 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帝王诸侯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还是目不识丁的乡野农夫，无论是浪迹天涯的海外游子还是世居乡间连县城都未曾履迹的山民，家谱都是他们心中无法释怀的牵挂。多少次，仓皇辞庙日，背井离乡的人们抛却了万贯家财，却怀揣着家谱不忍舍弃。多少次，肩负着父祖的乡愁夙愿，天涯浪子回到故土，寻寻觅觅，访求自己的根之所载——家谱。
　　太平天国时期，大江南北战火纷飞，万山环抱的徽州也受到战火的波及。为了避祸，人们纷纷逃离家乡，宅坦村民胡志高丢弃了全部家产，背负家谱逃难，为家族保存了极其珍贵的乾隆版考川胡氏统宗谱，胡志高也因此被视为宗族的英雄，受到族人的崇敬。家谱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让古往今来的仁人贤士对其视若珍宝？且让我们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8 年，一位瑞典王子从波罗的海西岸的“北欧水城”斯德哥尔摩来到了中国太湖南岸不起眼的水乡小镇荻港，他的名字叫罗伯特·章，他来的目的是寻根！故事要从王子的中国祖父章祖申说起。原来，王子的祖父章祖申是湖州荻港人，1904年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民国成立后，章祖申出任外交使节，先后在俄罗斯、荷兰、比利时任职。1920 年受命为驻瑞典、挪威两国特命全权大使，来到了斯德哥尔摩。1922 年，重病缠身的章祖申获准归国养病，归国时他将年仅 7 岁的儿子章宗琦寄养在瑞典友人家中。回国后的章祖申再也没能重返瑞典，沉疴不起的他三年后即病逝于北京。从小在瑞典生长的章宗琦长大以后，与瑞典的一位着名女演员结婚，生下了罗伯特·章。章宗琦去世后，其妻又嫁给了瑞典亲王斯格瓦德·贝纳多特，斯格瓦德收罗伯特·章为继子，罗伯特·章就这样成为了瑞典王子。
　　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罗伯特·章，很想了解自己的中国根，于是萌发了到中国寻根的念头。湖州市侨办得知王子有意寻根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章姓是湖州望族，人丁兴旺，市侨办访问了不少章姓老人，但由于年代久远，没人知道章祖申为何许人。眼看王子寻根陷入困境，一位老人提出，惟有找到章氏的家谱，才有可能查明真相。经过查询，市侨办从荻港沈家蟠老人处找到一部章氏家谱。打开一看，罗伯特·章的祖父章祖申和父亲章宗琦的名字赫然在上，章祖申为荻溪章氏第 15 世，章宗琦为荻溪章氏第 16 世。根据家谱的记载又找到了章氏祖屋“鸿仪堂”和位于下昂斜鱼漾的章家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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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章获悉湖州市侨办已为他找到了记载其祖父、父亲的家谱后兴奋不已，连忙携夫人踏上了寻根谒祖的归程。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罗伯特·章在乡亲们的陪同下到章氏祖坟祭祖。数年后，罗伯特·章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我和妻子一起按当地习俗，在乡亲们的陪同下前往祭祖。叶落归根不管身在天涯海角，不管地位贫富贵贱，漂泊在外的华夏游子始终怀着赤子之心，思念着自己的根之所载。
　　我先把一束鲜花放上我祖父的坟头，然后我就把从斯德哥尔摩特地带来的父亲坟上的土，连同我以及儿子的头发埋到那祖坟里去。临离开时，我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盒子，装进了那坟土，我把它带到瑞典去??呵，我终于完成了这三代的乡愁，也还了我 50 年那长长的夙愿??”回到章氏祖屋“鸿仪堂”，沈家蟠老人将记录着章氏祖辈生活的章氏家谱送给了罗伯特·章，无比惊喜的他看着发黄的家谱世系表上祖父章祖申、父亲章宗琦的名字，急切地表示要把自己和儿子的名字也载入这部家谱中去。罗伯特·章感叹：“这可是我终生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啊！”罗伯特·章非常珍惜地把这部祖上的家谱带回瑞典，同时也带回了一份更浓的亲情、乡情。
　　罗伯特·章说：“我祖父从这儿到瑞典，父亲一直没有机会回来，今天我回来了，我要经常回来。”他要回来，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根，而帮助他找到根的便是那部章氏家谱。瑞典王子寻亲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了家谱的神奇的力量，也了解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家谱的热中甚至崇拜的原因。
　　古人对家谱极为重视，将家谱视为家族的历史书。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壮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一份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书，在这本历史书中，记载着家族的起源，记载着家族的发展历史，记载着家族成员的身份事迹，记载着与家族相关的各种内容。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谱承载着的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家谱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对家族成员资格的认定，也就是说家谱具有一种身份象征的意义。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而宗法制度建立的基础则是血缘关系，在一个宗族观念强大的社会中，家族成员资格的确认是十分重要的，它提供了个人与家族成员及其他同姓宗亲发生关系的依据，是个人追溯同姓渊源和开拓社会关孔府内堂在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家族内每一个人的位置几乎在出生前就已经被严厉规定。而家谱，一经纂修完毕，即成为决定和颁布家族成员在宗族内的身份、等级的“资格证书”。同时，家族成员资格的确认还保证了个人对于家族共有财产的权利。甚至在百年之后，家族成员资格的拥有还能保证家族对其提供墓茔的维护、血食的供给，还能保证家族对其子孙的荫庇。失去了家族成员的合法资格、为家族所遗弃的人，就会沦为无所依傍的孤魂野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家族的私刑中，除籍被认为是比死刑更严厉的惩罚手段。
　　家谱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家谱具有沟通个人及家族与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的功能。中国家谱中所记录的得姓始祖或者说对系谱的终极追溯往往是直指黄帝或远古时代的古王先贤，事实上，那些古王先贤也基本上能再向前追溯到炎黄时代。以吴姓家谱为例，吴姓家谱大多奉太伯或季札为始祖，少数直奉黄帝为始祖。其实，对于终极追溯而言，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差异。太伯是吴姓的得姓始祖，季札是太伯后裔中的贤人，由季札可前溯到太伯。而太伯是周太王长子，姬姓，与黄帝同姓，由太伯可前溯到黄帝。史载黄帝娶了４个妻子，共生了２５个儿子，分为姬、酉、祁、已、滕、蔚、任、荀、僖、儇、依１２姓。其中只有黄帝与元妃缧祖所生的两个嫡子玄嚣和昌义继承了黄帝的姬姓。可见５吴姓源于黄帝，而且还5
　　是黄帝的嫡派后裔。家谱对系谱的这种终极追溯，使得家谱成为个体作为中国人、作为华夏民族成员的正统性的根据。通过这种系谱的追溯，使自己及其族群的存在，认同于传说时代就已经起步的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明代吴兴有个叫凌迪知的人，认为“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应该是“万干一本，万派一脉”，于是就编了一本《古今万姓统谱》。在他看来，天下万姓都是黄帝一人所分，因此联天下于一家易如反掌。《古今万姓统谱》的刊行，把天下万姓皆出于黄帝一人之身的观念，大大普及了一次。或许家谱对中国人而言包容着太多的内涵，因此见仁见智，着眼点各不相同，尽管自古至今有颇多学者尝试着给家谱下定义，直至今日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综合各家的观点，结合家谱内容，大概可以给家谱下这样一个定义：家谱是关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的得姓、形成、分布、迁徙、郡望、派别、世系、人物、事迹、艺文等的综合记录，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家族发展史。
　　家谱的名称也是丰富多彩的，家谱只是人们最常用的、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根据记载族群的范围与家谱属性的不同，较常见的名称还有宗谱、族谱、房谱、支谱、统谱、总谱、家乘、家牒等。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名称，如清芬志、中表簿、辨宗录、传芳集、续香集、世思录、世典、先德传、血脉谱等，大约有几十种，也都是家谱类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家谱也有自己独特的名称，如记录帝王世系的称为帝系、玉牒，记录诸侯世系的称为世本，专门记载家族祠堂相关内容的称为祠谱，专门记载家族历代祖先坟茔与墓祭仪式的称为坟谱，专门记载恩荣情况的称为官谱等。
　　家谱的命名通常是在家谱之前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堂号、几修等内容，如《星沙渤海堂吴氏续修族谱》、《暨阳孝义聚庆堂吴氏宗谱》、《资阳吴氏六修家谱》，虽然冠名各不相同，但大抵不出这些范围。冠以地名、堂名的目的，主要是与同姓的不同宗派或支派相区别。如黄姓是徽州大姓，仅歙我国文史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家谱县潭渡一地就有数支，为相互区别，分立堂号，分别为思养堂、永思堂、敦睦堂、贻安堂、存诚堂、春晖堂、思诚堂、蓼莪堂，为示区别，各宗派在居地之下都标明堂号。冠以郡望则有表明源流、显示赫赫家世的目的。如清河崔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都是世家望族，因此在家谱中加以标明，可以光耀门第，抬高家族的声望。注明几修则是为了明确家谱间的传承关系。家谱的编修都具有连续性，因此确定家谱的修次是很有必要的。
　　普通的家谱都是一姓的谱系，但有时也会有二姓或二姓以上的合谱，如《周李合谱》、《朱庄严氏大族谱》等。出现这种异常的家谱主要是由于过继、兼祧、入赘等原因。喜欢看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曹操的部下中有许多复姓夏侯的将领，如夏侯．、夏侯渊、夏侯霸、夏侯德等，他们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尽心尽力，立下了赫赫战功，在《三国演义》第十八回中，夏侯．还曾上演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拔矢啖睛的一幕。夏侯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大姓，为什么曹操的阵营中会有这么多复姓夏侯的将领呢？原来，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个太监。我们知道，太监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父亲曹嵩实际上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原本姓夏侯，过继给曹腾后改为曹姓，因此，曹操与夏侯氏是有亲缘关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夏侯氏会这样不遗余力地支持曹操的原因。按照一般家谱编修的规定，外姓领养的后代是不能入家谱的。但过继的人也是要生儿育女的，同样会形成家族延续，数代之后，人丁兴旺了，便也要修家谱，如果无法恢复本姓７又不愿仅以过继之姓修谱，就只好将本姓与过继之姓一起列入家谱名称，结果便形成了二姓的合谱。明清修的《袁朱宗谱》就是这样形成的，始祖朱梓原本姓袁，后过继给朱姓。
　　五世之后，朱梓的子孙修谱时想恢复袁姓，遂上书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允许认祖归宗，结果遭到朱元璋的拒绝，于是朱梓的6
　　后代修谱时便以袁朱命名家谱，称为《袁朱宗谱》，以表明自己是来源于袁姓的朱姓，其实也就是表明了自己与袁姓的血缘关系。虽然家谱的内容、形式基本相似，但在我国现存的数以万计的家谱中，也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家谱在山西临县，如今还保存着一份极为珍贵、极为特别的家谱。之所以说是极为特别，首先是因为内容很特别，这是一部佛经与家谱共存，以一姓为主兼及其他多姓的家谱；其次家谱的形式也很特别，因为这是一部极为罕见的塔谱。这部独特的石塔家谱刻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距今已有 460 多年的历史，目前仍完整地保存在山西临县崔家坪。根据碑文记载，石塔位于“本村过街桥西南，东绕川水，西镇将军山，北有龙尾峁，南有凤凰岭”，可见石塔所在地既是当地较为热闹的区域，而且依山傍水，风水颇佳，想来当初确定石塔方位时也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塔身由雕刻精细的六棱柱形的砂石、青石墩及砂石檐间隔接砌而成，其中砂石雕花，青石刻字。刻字的青石墩共古时常见的石经幢上刻有佛家经文、佛像或者佛教故事的浮雕，可视之为佛教建筑石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信徒通过捐助修筑石塔，表达信奉、皈依我佛的决心。不过像山西临县那座将石塔与私人家谱交织为一体的“塔谱”倒是十分罕见。有五层。最上一层刻有各位佛祖之名；第二层刻有菩萨、真君之名，其中一面凿有石窟，内刻如来佛祖像；第三层刻有佛经一部，为《佛说父母恩重胎骨经》，该经以阿南尊者与世尊间的一问一答的形式叙述了子女在母腹中十月怀胎的成长过程及母亲临产时的三怕、父母十恩，阐明了父母恩重如山的道理，教育人们要“从今后世孝顺男女闻此教时依之修学”及报答父母十恩之道；第四层由“新建佛塔记”
　　和“重建施塔地人”两部分组成，其中“重建施塔地人”碑面刻有施塔地人生员崔科、典膳崔元兄弟二人的名字，在他们的名字之下便是按崔氏辈数从始迁祖崔成到崔科、崔元及其子孙单支共计七代的姓名、官职，长幼辈次脉络分明；第五层则详细记载了“喜舍塔地崔”与“同共发心慵工”等“众善人”的世系。计有崔姓六支，其中崔成一支，除第四层所刻崔科、崔元的祖辈及晚辈外，又增刻了与之同辈的崔氏及其祖辈子孙七代，其余五支崔姓所记述的家族世系也在六代至七代。
　　此外，还有其他姓氏的世系十数支，也是上刻已故祖先，下记子孙后代。就这样，形成了一座佛经与家谱并存，以崔氏为主及其十余姓的石塔多姓家谱。那么，当初怎么会修建这座奇特的石塔家谱的呢？据当时民间传说，崔氏的始迁祖崔成，原来的祖籍是陕西绥德崔家湾，崔成是当朝驸马，显赫一时。没想到乐极生悲，性情暴躁的崔成一时失手打死了公主，惹下大祸。为了躲避灭门之灾，崔成只得举家背井离乡，从陕西逃到了山西，来到偏僻的崔家坪村。当时的崔家坪村由相距极近的康家崖、贺家坡、刘家湾和崔家坪四家村落组成。康、贺、刘三家在当地都是大姓，初来乍到的崔成常受到三家的欺压，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加上身负重案，崔成也只好忍气吞声。为了扩大家族的势力，崔家一方面鼓励家族子弟苦读诗书，以求在科场出人头地，另一方面虔敬菩萨，希望神灵庇佑，能够人丁兴旺。由于自家势力与财力不济，于是便借尊神敬佛之名，联络四邻及附近的寺庙共同建塔，最终便修成了这样一座既刻佛经又刻多姓家谱的奇特的石塔家谱。
　　血脉相承：家谱的发轫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将眼光放得更开一些，不再仅仅局限于已有文献，就会发现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
　　家谱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于血缘关系的认定，因此当权力的更替与财产的继承开始寻求血统的纯净时，这个社会便已经开始召唤记载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家谱的诞生。当然，由于年代的久远，今天我们很难确认第一部家谱的具体诞生日，但家谱诞生的大致时间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对于这些世系的可靠性，尤其是夏商及以前各朝的世系的可靠性，过去学术界是有怀疑的，因为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可以证实《史记》的相关记载。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土改变了学术界的怀疑，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准 7确的，由此人们开始相信《夏本纪》《五帝本纪》中世系的记载应该也是准确的。然而，司马迁能够准确地记录这些世系显然必须要有谱牒作为依据，否则的话，生活在汉代的司马迁很难对三代时期的世系做出准确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从司马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记载三代世系是有谱牒为依据的。从《史记》中对夏、商、周世系记载的完整性看，夏、商、周三代当初应该都有记载王室世系的家谱资料，后人加以整理，编成了《五帝德》
　　《帝系》《五帝系谍》《世本》《帝王诸侯世谱》等谱牒，司马迁在撰写《史记》
　　时参考了其中一些谱牒。《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
　　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后世家族编制家谱，常常是从始迁祖下传的第五代开始的，因为这时家族发展往往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相距五世，对前代世系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需要有意识地进行保存了。假如我们以后代编制家谱的习惯做法来推定最早家谱的出现时间的话，根据《夏本纪》中“禹父鲧，鲧父颛顼，颛顼父昌义，昌义父黄帝”的记载，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黄帝像黄帝，号轩辕氏。传说黄帝统一了中原各部落后，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因而被视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我们之所以自称炎黄子孙，也是由此而来。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虽然有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但这一传说的神话色彩相当浓厚。据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起了粟雨，鬼神都在哭泣，这二点现在看来都不会是真实的事情。如果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史集》称：“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根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8
　　二三十代。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
　　例如，唐代居于西南地区的南诏，酋长姓蒙，取名大多父子连名，《旧唐书》中记载了其唐代部分酋长的世系：
　　细奴逻—逻盛—盛逻皮—皮逻阁—阁逻凤—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又如，丁文江在《帝王世系》中记录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倮倮族洪水以前自人类始祖希母遮以下的三十代世系：
　　希母遮—遮道公—公竹诗—诗亚立—立亚明—明长夫—长夫作—作阿切—切亚宗—宗亚仪—仪亚祭—祭迫能—迫能道—道母仪—母仪尺—尺亚索—索亚得—得洗所—洗所多—多必益—必益堵—堵洗仙—仙洗佗—佗阿大—大阿武—武阿懦—懦侏渎—渎侏武—武老撮—撮朱渎在这些世系中，我们都看到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所谓结绳家谱。从人类学研
　　究资料来看，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即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
　　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 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 4856；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 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 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 11 代 13 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 11 人，兄弟关系 2 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家谱》刻于 3200 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 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易州三戈古人仪式繁琐众多，“戈”属于当时的礼器之一。关于图示的三戈，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有云：
　　“器出易州，当是殷时北方侯国之器。”由于明确记录了世系情况，易州三戈被视为殷商时期人们记录家族传承情况的载体。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商代金文家谱中，最着名的是易州三戈。易州三戈分别名为“大祖日己戈”、“祖日乙戈”、“大兄日己戈”。其中“大祖日己戈”的铭文除大祖日己外另有六祖并列，故又称“六祖戈”；“祖日乙戈”因铭文中列有六父，又称“六父戈”；“大兄日己戈”中铭文中共立兄六人，故又称“六兄戈”。易州三戈铭文如下：
　　大大中祖父日乙癸辛己“六兄戈”大兄日己戊壬癸癸丙经过研究可以确认，易州三戈并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陈设用的仪仗，三戈记载的是同一家族的世系，三戈相加共有六代，应该是某家族供奉于祖庙，用以祭祀祖先、记录世系的实物家谱。以戈作为家谱的载体，是为了让祖先世系得以随戈永存，使子孙后代可以不忘祖先世系忌日，按时追祭。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周代金文家谱中记载家族世系最为完整系统的是关于微氏家族与单氏家族的金文家谱。１９７６年在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墙盘”有铭文２８４字，记载了周初文王、武王、史墙盘及铭文（局部）记述西周时期各王的主要史事和造器者家族列祖的重要功绩，文辞工整秀丽，书法亦属西周中晚期的代表作。在纸张尚未出现之时，记载历史的重任就落到各种器物的身上。
　　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六代王系和与之同时代的微氏家族五代祖先的活动情况，加上制盘的史官墙，共记载了微氏家族六代世系。２００３年在陕西宝鸡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的西周最为着名的单氏家族的青铜器窖藏，计２７件青铜器，共有４０４８字铭文，一个家族史有如此之多的文字记载，这是第一家。其中盘铭文多达３７２字，是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在这些铭文中，记载了周朝１１代１２位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单氏家族８代世系。这也是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记载家族世系最多的金文家谱。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国语·晋语》中记载，晋国国卿智宣子准备立自己的儿子瑶为继承人，智氏族人晋大夫智果劝智宣子改立另一个儿子宵，智宣子不同意。智果认为智瑶不是一个贤明１７的人，日后将会犯下可能招致亡宗灭族之祸的过错，因此就跑到太史那里，要求脱离智氏的族籍，将自己的姓氏改为辅。后来，智氏果然遭到灭门之灾，只有辅果一支得以保全。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太史是国家负责管理卿大夫谱系的官员。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着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
　　《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着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着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着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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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着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３８人，女性１３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陵前的石刻陵前石刻上简要记述了秦始皇嬴政的生平。然而，对这位率先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同时据说也遗下不少罪状的第一皇帝，即使用尽“伟大”“暴戾”“传奇”等等词汇都不能描绘出他的真相。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门第守护神：魏晋隋唐时期家谱的兴盛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通志·氏族略》称：“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
　　国家设立官员与机构管理谱牒，前代也是有的，例如秦汉时就设立宗正一职，管理谱牒。但是，汉代的宗正只是负责管理皇族事务和掌修皇族的谱牒，他们掌修的谱牒有二种，一种是属谱，这是皇帝的家谱，收录的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上下五世直系亲属的名籍；另一种是诸王世谱，这是同姓诸侯的家谱，收录的是同姓诸侯的世系谱籍。刘备能够从一个“织席贩履小儿”摇身一变为大汉皇叔，依靠的就是皇家谱牒的世系记载。此外，还有专门机构掌管侯籍，这是汉代异姓王、侯的家族世系谱籍。可见汉代官方掌管的只是皇族与诸侯的家谱，一般家族的家谱在官方机构中是没有保存的。东汉桓帝永兴二年（１５３），吴郡太守糜豹在苏州兴建太伯庙后，以吴姓为太伯苗裔，奏请朝廷访求吴姓正宗以主持太伯庙的祭祀。结果是吴汉曾孙平春侯吴如胜以自己所撰的《世系》进呈，借以证明自己的吴姓正宗的地位，这一方面证明了当时私人修谱是无需报呈官方的，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官方保存的１９家谱总体来说还很有限。
　　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谱局与谱官则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谱局由郎、令史等谱官掌管，担任谱官的人必须是既能博通古今，又要知晓撰谱事务，其职责就是编撰官修谱牒并考核、审定谱牒及收藏和保谱牒。与前代不同的是，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由于经过官方审定的簿状是选官的重要依据，因此除了谱局收藏外，负责选官的机构也都有收藏，如曹魏时各州郡的中正主簿、功曹，均保存有簿状。晋咸和以后谱牒，则保存在尚书省的户曹。此外，政府还设立“籍库”，专门保管谱牒。正如清代着名史学家钱大昕所说：“六朝最重门第，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门阀士族凭借着自己的出身门第，垄断了朝廷的要职，逐渐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特殊社会阶层。在魏晋时期，士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权势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在门阀士族的全盛时期，他们的权威声望甚至在皇室之上。
　　东晋的开国皇帝琅琊王司马睿初到江南的时候，江南的世家大族根本看不起他，以致一个多月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江南士族人士来拜见他。与司马睿一起到江南的王导是北方有名的世家大族琅琊王氏的成员，他看到这种局面十分担忧，就与堂兄王敦商量如何想办法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威望。当时，三月初三上巳节将临，按照江南的风俗，官民士庶在这一天都要到水边洗濯污秽，祓除不祥，称为“修禊”。王导与王敦就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演出好戏，以树立司马睿的权威。三月初三那天，在豪华的仪仗队的开道下，司马睿坐在华丽的轿子中开始了他的巡游。豪华的仪仗并没有被江南士族放在眼里，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王导、王敦等一批北方名士骑着高头大马簇拥在司马睿轿子左右。江南士族看到连琅琊王氏这样的名门望族也都拥戴司马睿，心想此人一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于是纷纷前来拜见这位琅琊王。王导见江南的士族开始有些接纳司马睿了，就对司马睿说：“古时候的帝王，无不礼敬故旧乡老，访采民间风俗，虚己倾心地招揽俊杰。况且当今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初创，急于得人，不是更应该如此吗！顾荣、贺循是江南最有名望的人士，你应当召请他们出来做官，以此连结人心。他们来了，江南其他名士也都会归附你了。”司马睿认为王导说得有理，就让他亲往顾荣、贺循家中拜访召请。顾荣和贺循一方面感到司马睿如此尊重他们，另一方面看到王导这样的名士如此尽心辅佐司马睿，于是欣然答应到司马睿的王府中任职。果然，顾荣、贺循出任王府官职后，江南的士族纷纷表示拥戴司马睿。西晋灭亡后，得到南北方士族拥戴的司马睿顺理成章地在江南称帝，建立了东晋政权。当然，司马睿心里也明白，他能够称帝离不开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他像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一样，称王导为仲父。他甚至在举行皇帝登极大典时，竟想要拉着王导一起升坐御床，共受百官的朝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尽管王导最终没有同意与司马睿同坐御床，但当时琅琊王氏在东晋王朝２１掌握着极大的实权，确实可以说与司马氏达到了平起平坐的地步。因此，当时民间曾流传过“王与马，共天下”这样的话。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为了维护门第，士庶之间是绝对不允许通婚的，甚至不同等级的士族之间也不通婚。因此，凡是谈婚论嫁，查看家谱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阀阅
　　相当，才能通婚，所谓“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不同等级间的婚姻会受到社会的责难。南齐时，士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就引起了一场风波。王源是西晋右仆射王雅的曾孙，出身世家大族，当时王源正值丧妻，想续弦却没有钱。而富阳满璋之是富户，家境殷实，想为儿子满鸾娶妻，就向王源求亲，表示愿出聘礼钱五万。王源想用聘礼钱给自己续弦，就决定将女儿嫁给满鸾。当然，王古代婚俗剪纸古代的婚姻绝大多数带有浓重的外界参与成分。不仅自由恋爱少而又少，即使是有良媒牵线搭桥，也还局限于不少现实因素。尤其在士族眼里，双方须经过查阅家谱确认门当户对，方可通婚。
　　源虽然缺钱，但也知道士庶不能通婚的规矩，答应婚事前他对富阳满氏也进行了一番了解，媒人刘嗣之对王源说富阳满氏是高平旧族，王源也特地查了满氏家谱，认定富阳满氏是高平满氏满宠、满奋的后裔。满宠在曹魏明帝时官至太尉，其孙满奋在西晋时任司隶校尉。而满璋之与满鸾当时也有官职。然而，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行。尚书令沈约听说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的消息后，写了一篇《奏弹王源文》，向皇帝弹劾王源，认为富阳满氏没有确凿的士族根据，满璋之的家谱应该是伪造的，并骂满氏“非我族类”，说王满连姻是骇人听闻的，是王源惟利是图的产物，指责王源此举蔑祖辱亲，污辱士流，因此要求把王源从士籍中罢黜出去，还要罢免王源的官职，终生不许他从政。
　　与此相对应的是，刻意维护士族婚姻的举动则会受到社会的赞颂。北魏时，士族崔巨伦的姐姐因为一只眼睛瞎了，没有人来求亲，就想降低门第要求将她出嫁。崔巨伦的姑姑赵国李叔胤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十分悲伤，说：“我的哥哥有盛德，不幸早逝，岂能让他的女儿下嫁给卑族！”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李翼娶其为妻子。李叔胤妻这种为了保住家族门第，不让瞎眼的侄女下嫁庶族，而不惜牺牲自己亲生儿子的 23 终生幸福的举动，在当时的社会上被视为义举，受到赞颂。
　　从上述二件事情，可以看出士族对婚姻关系的重视。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正，为了确保婚姻能够门当户对，士族非常重视家谱的编写，不仅是自家的家谱，对通婚对方家谱的考究也十分注意，这对当时家谱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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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
　　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
　　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着作，着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６３１），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
　　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宫门半掩门第追逐之风，在开放程度已经比较高的唐代依然十分盛行。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入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尽管唐政府通过编撰官修谱牒刻意压制山东旧士族，但社会上对山东旧士族门第的认同并不是轻易能改变的。唐代的新贵们为了取得社会地位，提高自己的名声，纷纷设法欲与旧士族通婚；而山东旧士族则因为在政治、经济上开始陷入困境，也利用门第声望与新贵族缔姻，以获取高额聘金，当时称为“卖婚”，唐初开国名臣房玄龄、魏徵等人都先后与旧士族联姻。
　　但是，即使是“卖婚”，山东旧士族依然非常注意门第。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想与旧士族通婚，虽然他通过《姓氏录》跻身新士族，但由于他原本是庶族，结果被旧士族断然拒绝了。
　　《西厢记》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一故事源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讲述了张生与相府千金崔莺莺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剧中的相国夫人定下 “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规定，千方百计阻拦女儿与张生的婚姻，相信让不少读者都对相国夫人极为不满。其实，如果我们能了解当时士庶间的巨大差距，也许就能理解相国夫人的举动了。要知道，崔莺莺是出身于博陵崔氏，这是唐中叶门望最高的四姓《西厢记》青花图瓶在中国，《西厢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爱情故事， 15实质也折射出相当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士庶等级分明、父母之命的重要性等）。图示元代所制青花图瓶，描述的是《西厢记》中崔老夫人为阻止莺莺小姐与张生交往而拷问红娘的情节。
　　五家大士族之一。张生只是一个出身庶族的布衣书生，要与最炙手可热的博陵崔氏成婚，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看，还真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味。剧中的相国夫人答应只要张生考中功名便允许成婚，实际上已经是剧作者对中国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妥协，而在当时实际生活中，恐怕张生考中进士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即便是贵为宰相的李义府也照样被旧士族拒之门外。在当时，甚至皇室与旧士族联姻，也还是看旧士族的脸色。唐朝建立２００年后，唐文宗想把真源、临真两公主嫁给士族，还担心人家不乐意，因而愤愤不平地对宰相说：“民间联姻，不看现在的官品，而只注重旧日的门第，我李家已经做了二百年天子，难道还不如崔家、卢家！”为了改变旧士族以门第自高的局面，唐高宗甚至下令限制世家大族间的通婚，规定当时最着名的士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清河崔宗伯、博陵崔懿、赵郡李楷等七姓十家不得相互嫁娶，却不料他们竟因此以“禁婚家”自诩，用为自高身份的招牌，禁止的结果反而抬高了他们的名望身价。
　　山东旧士族门第的高贵使得唐王朝的新贵们并不以自己的新士族的身份为满足，仍然想方设法，通过合族通谱等手法以获取旧士族的高贵身份。如新士族李敬玄，长期任吏部尚书，三次娶妻也都是山东士族，但仍感到自己门第不高，最后设法与著名的赵郡李氏合谱。又如王锷，官至宰相，为了得到高贵的门第，自称是太原人，还自认是太原王”的从子，心甘情愿地给人家当侄儿，还把王”的子弟都提拔当了高官，以换取跻身太原王氏的资格。
　　更有些有权势的人，因为欲与士族求合谱不成，竟寻机加害，以泄其愤。如宰相李义府原本是庶族，自己也嫌门第太低，就诡称自己出身赵郡，要与赵郡李氏叙亲。给事中李２７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得同意将李义府加入赵郡李氏的家谱。后来，李义府获罪遭贬，李崇德马上将李义府削除出谱牒。不料，李义府后来又当了宰相，他这个人笑里藏刀，平日如果有人微忤其意,辄加倾陷，故有“李猫”之称。他得知李崇德将他削除出谱牒的事，衔恨在心，竟指使人诬告李崇德，将他关进大牢，最后迫使李崇德在狱中自杀身亡。又如宰相杜正伦，虽然原本出自京兆杜氏，但早已随祖辈落籍相州洹水，属于洹水杜氏，不是京兆杜氏的嫡支。当时关中的杜氏中，京兆杜氏门第最贵，洹水杜氏门第较低。杜正伦想与京兆杜氏合谱，跻身京兆杜氏，但是遭到京兆杜氏的拒绝，于是怀恨在心。京兆杜氏的居住地名为“杜固”，相传风水很好，有“壮气”，所以京兆杜氏能世代衣冠。杜正伦就向皇帝建议，要在杜固凿渠，建水利工程。史载水渠凿通以后，川流如血，十日后才恢复正常，据说自此以后京兆杜氏果然仕途不振。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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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与平民化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欧阳修家谱摘自《欧阳文忠公集·欧阳氏谱图》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正如苏洵所说：“盖自唐衰，谱学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宋初的宰相中，范质、王溥的家世都只能推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史书上连他父亲的名字也没留下；赵普的世系算是能推得比较长的，但也只是到曾祖父这一辈。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谱的目的如同欧阳修所说：“族谱之作，所以推其本，联其支，而尊尊亲亲之道存焉。”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正如钱大昕所说：“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 17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报恩智化寺明宦官王振的家庙，明英宗赐名为“报恩智化寺”。王振是历史上着名的专权乱政宦官之一，居然能凭一张如簧巧舌，将身份尊贵的“天子”明英宗鼓动到塞外征战，从而引发了皇帝被俘、全军覆没的“土木堡之变”。
　　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着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１９５０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５０３支，计４０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林和靖画像林和靖（９６７ —１０２８），名逋，北宋著名诗人、隐士。
　　有关他的“梅妻鹤子”，余秋雨先生曾提出过质疑的看法，结果在小范围的文人圈子内引起了一场有趣的“论战”。
　　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李为’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
　　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Ｍ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竟将孔Ｍ等一家１１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入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
　　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
　　“我只知放鹤亭林逋先生的品格与其作品一样典雅芬芳。后人为纪念他的高风亮节，而于西湖孤山建放鹤亭。亭后有林和靖墓。
　　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19
　　走出“封建”的困境：改革开放时代家谱的复苏和变革到图书馆查阅过家谱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１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曾几何时，当革命的红旗在华夏大地迎风飘扬，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如《龙井春秋》，是安徽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的村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宅坦经纬》十二章，是较为正规的村志，下篇《谱海纵横》三章，实际上就是胡氏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
　　《中国吴氏通书》等。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又如新谱中一般都增加了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等新内容。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李鸿章家谱尽管人们对李鸿章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他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第二章：血脉的圣经：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家谱
　　家族的盛典：家谱的编修
　　修纂家谱是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许多家族都把修纂家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义务而写进家规，以保证家谱的续修能够相沿不断。为了确保家族世系记载的准确，避免因为相隔时间太久、记忆不清而造成世系的紊乱和成员的漏记、误记，各家族对家谱的续修间隔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定。
　　各家族对续修时间的规定各不相同，最为常见的是要求３０年一修。之所以规定３０年一修，《渤海吴氏族谱》的解释是 ：“谱法当间世一修，故以三十年为率。盖父子相继为一世，三十年内所当增益者必多，如此则世无失次，人无遗亡，辑而续之无难也。”也就是说，家谱应该隔代续修，而相隔一代也就是３０年左右的时间。经过３０年的时间，家族人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进行及时的续修，这样可以避免世系的失序和家族人员的遗漏，而且由于年代相隔还不太远，各种情况都还清楚，续修起来也比较容易。还有一种较常见的间隔时间是６０年一修，也就是二世一修，规定６０年主要是考虑到修纂家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过于频繁的修纂对家族的经济压力太大，况且相隔６０年，家族发展变迁的情况基本上也还是能够理清的。也有的家族规定的间隔时间稍长，如《武进城南张氏家谱》，规定三世一修，也就是９０年一修，但这种情况不多。当然也有的家族规定的间隔时间较短，如１０年一修，２０年一修，但如此频繁的修谱实际上很难保证。事实上，３０年一修也只是一种要求罢了，由于受到战乱或经济因素的影响，能够按时修谱的家族实际上很少。从存世的家谱看，间隔时间在四五十年至六七十年的较为普遍。不过，对修谱时间的规定并非没有意义，由于逾期不修谱会被人视为不孝，因此一旦超过了家谱规定的续修时间，谱序例举各家族对续修家谱的时间规定各不相同，最为常见的是要求３０年一修。由于逾期不修谱会被人视为不孝，因此一旦超过了规定的续修时间，就会对家族成员形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和负疚感。在上图的谱序文字中，后人真切表达了家族成员对修谱的重视。
　　就会对家族成员形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和负疚感，促使他们尽快修谱。在一些谱序中，常可见到修谱人的这种心态流露，如《文川李氏族谱》的谱序中即称：“原议三十年一修，为时已远，今已过四十余年之久，若不亟为续修，恐岁复一岁，将先人生卒坟墓必致湮没无征，后有作者即欲续而无由续，是举前人数百年之苦心，竟尽堕于此日之颓怠矣。我祖宗在天之灵，能无恫乎！于是在祠经理裔孙??绅耆合议，众咸踊跃乐从。”可见规定的修谱时限往往是推动家族成员修谱的重要动力。
　　续修家谱首先要取得家族成员的同意，尤其是要获得在家族拥有较高地位的族长、房长和绅士的支持，在获得家族大部分成员的同意后，新一轮的修谱就可以启动了。
　　确定重新续修家谱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要成立谱局，或者说是家谱修纂委员会。谱局一般由族长主持，也可以由家族中素有文名或退休的高级官员担任，也有少数聘请族外人士主持。如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修纂的蒋介石家族家谱《武岭蒋氏宗21
　　谱》，就是聘请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担任纂修总裁。谱局中一般包括倡修、主修、编修、监修、协修、校阅等成员，人数少则十数人，多则数百人。如康熙年间《孔子世家谱》的编委会有鉴定１人，由当时的衍圣公孔毓昕担任；监修２人，督刊２人，编次１人，校阅１人，刊刻２人，共计９人。《张氏统宗世谱》则有主修２人，同修３２人，编次２９人，校３８人，誊对２２人，倡首７５人，协赞１６人，董治１１人，图绘２人，镌刻１５人，印刷３人，装订３人，共计２４８人。２００２年编的《中国吴氏通书》的编纂委员会成员则多达７２１人。
　　谱局成立后，便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筹集修谱经费，一是收集修谱资料。
　　修谱经费主要通过摊派和劝捐解决。摊派一般是按照人口进行的，许多家族都规定家族中的每个男子都要在修谱时缴纳修谱费用，如果拒不缴纳，则会在家谱中注明，以示儆惩，有的家族甚至规定不缴纳费用就不能上谱。也有的家族规定按家谱中的条目和字数摊派修谱费用，这样有实力的支派和族人就能在家谱中占有更多的篇幅，而贫弱的支派在家谱中也只能处于弱势。不过，摊派一般只能解决修谱的部分费用，不足的部分主要通过族人的捐款来解决。捐款是自愿的，族长和家族中声望较高的绅士往往会率先认捐，然后推广到族人，家谱中会注明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以示表彰，对于捐助大笔款项的族人还会为其立传。过去，由于重农轻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捐助大笔款项能够有助于提高商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使他们在家谱中能占有重要的位置。如福建南安《蓬岛郭氏家谱》中为一位远在台湾经商的族人立传，传记中记载的最主要的事迹就是为修家谱捐献了大笔款项，这其实正是家谱为他立传的原因。有些家族设有专门的产业为修谱提供费用，如《渤海吴氏族谱》中就规定族田的部分田产“永为续修之赀”，以解决“十年小修，三十年大修”的费用问题。不过设专门的产业解决修谱费用的家族很少。有的家族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筹集费用，如规定家族成员如有生子、娶亲或科举中式之类的喜庆事，都要交纳谱钱，有的家族则规定当官的族人要每年交纳一个月俸禄以备修谱之用。
　　筹集修谱费用的同时，收集资料的工作也在进行。明清以来，家谱涉及的内容非常多，被称为家族的百科全书，这使得资料收集的工作量很大，加之家谱的权威性使得对资料的准确性要求也很高，更是增加了收集的难度。续修家谱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便是原有的旧谱，一般的续修家谱都是在旧谱的基础上参核考证，拾遗补缺，再加上近数十年的资料而修成的。
　　除了原有的旧谱外，修谱资料的重要来源便是日常的积累和向族人征集。一些家族在祠堂内设纪年簿，要求族人必须随时报告家庭情况的变化，如规定族人生子三天命名后即要报告族长，族长负责将名字、出生时日登记在册；族人去世，家人必须在半年内将死者卒期、寿数、葬地等情况报告登记；娶妻则要求将女方生日、娘家情况登记在册；迁居外地也必须向族人报告，并要求注明居住地等情况。有的家族则规定族人要在每年冬至祭祖时将各家一年来的出生及婚、嫁、卒、葬等情况上报族长，作为将来修谱的依据。这一程序称为“上谱”，所书写的内容是日后修谱的底谱，通常称为“墨谱”。有些家族规模较大，则要求各房、各支负责平时家族成员基本情况的登记，每年冬至祭祖时将该年的全年变动情况送入祠堂保管。为了保证修谱资料的准确性，有的家族要求各支派先将自身支派的情况先行编好，然后再进行汇总。还有的家族如曲阜孔氏干脆在修谱前给每个族人发一张情况登记表，让他们自己将三代祖先、年龄、履历情况等登记在表上，以备修谱时参考。对于迁居外地的族人的情况，家族在通知他们提供资料的同时还会派人赴当地进行实地调查，编修者往往会在全国各地不辞辛劳地奔22
　　波往来，广征资料，以求准确无误。此外，正史、地方志、文集、碑刻、相关的契据文约、族人遗墨等也是修谱资料的重要来源。
　　一旦经费筹集到位后，谱局就正式开始动手编修，这在谱学上称为“开局”。首先要拟定修谱凡例，并张榜通告族人，让他们明确此次修谱的编修宗旨和基本体例。然后，就可以进入具体的编修。家谱的编修，除了要确保内容的准确，还有一些规则是需要遵守的。
　　其一是所谓的“称善而不称恶”。家谱是家族的历史书固然不假，不过却是为了炫耀家族声望、弘扬家族荣誉、提升古人修谱情景古代修谱是合族大事，当选族中名士或推举地方上的着名人士协助修谱。这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人力、财力、物力等耗费甚巨。
　　家族地位而编写的历史书，因此几乎所有的家谱凡例中都规定了“不书”的标准，诸如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等，其结果是使得家谱中只见正人君子，没有奸邪小人。其实，扬善隐恶的写法在历史上早已有之，《礼记·祭统》说：
　　“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可见这样的写法是受到肯定的，因此即使正史的撰写中也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做法，不过，家谱的“称善不称恶”有时会做得比较过分。
　　虽然家谱对世系的准确性要求很高，修谱时为核实外迁人员的情况常常会不惜远行数百里，然而，有时为了所谓的“称善而不称恶”，家谱也会不惜牺牲世系的准确性。翻看家谱，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人如秦桧之流，似乎都已经从人间蒸发了，家谱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
　　明清时期的家谱，攀附同姓历史名人的现象时有所见，如曹姓家族常会自认汉宰相曹参、唐宰相曹确、宋开国元勋曹彬之后，然而贵为魏武帝的曹操却无人问津。而且，没人攀附也还属正常，可是曹操自己的后代竟然在家谱中对曹操也是闭口不谈。据载，曹操有２５个儿子，可以说枝繁叶茂，然而却没有曹姓家族以曹操为祖先。曹姓的堂号有“绣虎堂”“七步堂”。
　　“绣虎堂”是出于谢灵运曾称如天下文章只有一石，曹植独得八斗，世人目为绣虎的典故。“七步堂”则出于曹植七步成诗的典故。以“绣虎堂”“七步堂”为堂号，意味着承认是曹植的后代，然而就是在这些曹姓家族的家谱中，可以找到曹操的弟弟曹休、曹操的儿子曹植，对于曹操却依然只字不提。曹操的后代为什么不直认曹操为祖却转而尊崇曹植呢？其实这与民间对曹操的评价有关。旧时史家大多贬抑曹操，认为他是乱世奸雄，是乱臣贼子，这种观念通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通过戏曲、说书等多种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对老百姓的影响很大，人们一提到曹操便会想起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民间社会的评价如此之低，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曹操的后人为何会选择尊曹植而避而不谈曹操了。
　　有的家族为了避开不体面的祖先，甚至更换世系，冒认他人为祖。如宋代蔡京、蔡襄都是福建仙游人，本来并不同宗。
　　蔡襄先出仕，累官至端明殿学士，蔡京为了攀附他，尊蔡襄为族兄。蔡京后来位极人臣，然而这位宋徽宗时期的权相却是恶名远扬，与童贯等人并称“六贼”。当时宋京汴梁流传着一首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这位“筒”是指大太监童贯，而那位“菜”便是指反复无常、两面三刀、惟利是图的蔡京。蔡京如此大奸大恶，为人所不齿，他的子孙也引以为耻，竟转而冒认蔡襄为祖先。蔡京后人的这种做法，比曹操后人更为极端，连血缘关系也不承认了。
　　其二是避讳。避讳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礼记》中就有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之礼。避讳的产生，大约是源于人们为了表示对君王、圣贤或祖先的尊重，或出于对自身无法知晓、无法抗拒的事物的敬畏，不愿直呼其名而采取的变通方法。家谱中的避讳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对人物名字的避讳，一种则是在清朝文字狱盛行期间的谱禁。
　　人物名字的避讳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国讳”，也就是对皇帝名字的避讳，这是人物名字避讳中最为严格的一种。
　　国讳在秦代便已严格实行。原本每年的第一个月称“政月”，含有古代帝王在一年之初要接受百官朝拜并决定新一年政事的意思，然而秦始皇名嬴政，因此下令改“政月”为“正月”，后来觉得避讳还不够彻底，又更名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楚地”就变成了“荆地”。汉高祖的皇后吕氏名“雉”，为了避讳，当时文书中凡遇到“雉”字，就一律改写成“野鸡”。汉文帝名刘恒，于是北岳恒山就只能改称“常山”。汉明帝名刘庄，结果“庄子”就变成了“严子”，“老庄之学”变成了“老严之学”。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不仅王世充在史书上变成了王充，三省六部中的“民部”变成了“户部”，甚至菩萨也不得不改名——妇孺皆知的“观音菩萨”真正的名字应是“观世音菩萨”，只是因为要避李世民 23的讳，菩萨也只得忍痛割爱了。五代时，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父亲名诚，因“诚”与“城”同音且形近，下令改“城”为“墙”，于是后梁一代的“城隍庙”都称“墙隍庙”。宋代以后，避讳愈演愈烈，不仅本字要避，音同的字要避，甚至音近形近的字也要避，如宋仁宗名赵祯，结果老百姓连蒸饭也不可以了，只能说“炊饭”。而宋高宗赵构为了避讳，下令与“构”音近或形近的字都要避，结果需要避讳的竟有５０多个字。清代文字狱盛行，避讳更成为性命攸关的事，也超出了正常避讳的限度。
　　雍正四年，江西学政查嗣庭以《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为考题，结果遭人告发，称“维”、“止”二字是将“雍正”去头之意，结果查嗣庭不仅自己送了命，甚至浙江全省也遭到停止乡会试六年的惩罚。还有乾隆时期，内阁学士胡中藻任广西学政，他以《周易》中“乾三爻不像龙”一句为试题。由于试题的第一字是“乾”，最后一个字是“龙”，“龙”与“隆”同音，“乾”与“龙”被分开，且又“不像龙（隆）”， 因此，被诬为攻击皇上，暗示乾隆皇帝要被分尸，这就触犯帝讳，最终胡中藻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近代后，避讳之俗依然盛行，袁世凯当政时，觉得元宵与“袁消”同音，不吉利，就下令改元宵为汤团；北京煤铺墙上原有“元煤”二字，因与“袁没”谐音，也被下令涂掉。由于不同时代避讳不同，有时还会导致连续被改名的情况。如《史记音义》的作者徐广，南朝刘宋时人，隋朝时因避隋炀帝杨广讳，以字为名，被写成徐野民；到唐代又要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最后被写成了徐野人。第二种是“家讳”。“家讳”是对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进行避讳。不仅是自己的父母与祖父母的名字要避讳，与人交往时，对方父母与祖父母的名字也要注意避讳，不然会招致对方的不满。古人对家讳是相当重视的，如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圣”美称，一生写了近３０００首诗，流传下来的也有１４００余首，其中包括不少咏花草的诗，但没有一首涉及海棠花，原因就是他的母亲名海棠。同样的，杜甫的诗中也没有“闲”字，因为这是他父亲的名字。为了避讳，有些文人甚至放弃了科举考试和当官的机会，如后汉范晔，被皇帝任命为太子詹事，拒不就任，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泰。唐代诗人李贺，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因为他父亲名晋肃。即使是参加考试的人，如果发现考题中有犯家讳，也只能立刻退出考场，不然的话，一旦被发现，不仅不会被录取，还会受到终身禁止参加考试的惩罚。有时避讳还有可能超越父、祖的限制，如孔氏家族在祭祀中不使用鲤鱼，平时也将鲤鱼称为红鱼或福鱼，就是因为孔门第二代叫孔鲤。
　　宋代以后，人们对避讳越来越注意，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如北宋诗人徐积，由于父亲名石，便终身不使用石器，走路也绝不踏到石头上，有时遇到石桥无法避开，就让人背他过桥，反正他自己的脚是绝不踏到“石”上。又如宋人刘温叟，父亲名岳，于是他一生不听音乐，因为“乐”与“岳”同音；也不登高山，因为“岳”就是高山的意思。有的人因为避讳，将自己的生活变得没有一点乐趣。
　　第三种是“圣讳”。“圣讳”是对周公、孔子、孟子一类圣人的名字避讳。与“国讳”与“家讳”相比，“圣讳”执行得并不很严格，不同时期的标准并不一致。金代时规定周公、孔子的名字必须回避，清代雍正时则规定要回避孔子、孟子的名字。现在的邱姓最早并不姓邱，而是姓丘。丘是地名，今天的山东临淄古称营丘，周武王封功臣姜子牙于此，姜子牙的后代中一支因世居营丘，就以地名为姓，遂为丘姓。雍正三年（１７２５），雍正下诏，规定为避孔子的名讳，丘姓因此全部改为邱姓。许多原本含“丘”字的地名或换名，或改为邱。
　　“国讳”、“家讳”、“圣讳”是较为正式的避讳要求，有规可循，有法可依。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避讳，可以说是花样百出，虽然没有什么具体规定，随意性较强，但同样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清稗类钞》记载，清孔子像为避圣讳而新出现的“邱”姓原来是拜孔子所赐。
　　朝同治年间，江苏举子王国钧殿试时本已列为前十名进呈，不料慈禧太后见他的名字与“亡国君”谐音相同，触痛了自己的心事而非常恼火，就将王国钧的试卷列为末等。选派官职时，王国钧一开始是被派到安徽任 24知县，结果又被改派到山阳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教官，而且二十多年得不到提升。后来，总算因为才能卓异，被选为云南某县县令，最后却还未到任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这实在是个悲剧。
　　在清代大兴文字狱以前，家谱的避讳主要就是对人物名字避讳，避皇帝讳、避尊者讳。避讳的方法主要有几种：一是缺笔法，也就是在写要避讳的字时故意少写一笔，如《红楼梦》写到林黛玉在写敏时缺最后一笔，就是因为她母亲名敏 ；一是改字法，也就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代替，如为避汉光武帝刘秀的讳，秀才就被改称为茂才；一是空格法，就是在须避讳字的位置用“某”、“讳”或方框代替，或干脆空一字。只是空一字的方法有时较易引起失误，如魏徵编《隋书》时，为避李世民的讳，将“王世充”写成“王 充”，不料后人在翻刻时，将“王 充”连书成“王充”，变成了另一位历史人物了。另外，较常用的避讳方法还有改变读音、增加偏旁等。
　　然而，随着文字狱的升温，满清政府思想控制的魔爪也终于伸向了家谱这一宋代以来属于纯私人空间的领域，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谱禁。清代的谱禁，大致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在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由江西巡抚辅德的上奏引发；一次是在１８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随着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禁书籍条款颁布，引发各地查禁违碍书籍的风潮，家谱也难逃厄运。清代谱禁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祖先名字有犯“国讳”、“圣讳”的，一律改同音字避讳，这就意味着要为自己的祖先改名字；其二，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尤其禁止攀附古代帝王与圣人为祖先，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其三，家谱中禁止出现“世表”、“传赞”之类名目，不准刊载祖先画像。此外，原先用于帝王诸侯而明代以来常用的家谱用词如称始迁为开基，置业为创业，造屋为启宇，复兴为中兴等僭妄之词，一律禁止使用；其四，行文中凡涉及清朝年号必须换行抬头或本行空一格书写，以示尊崇，凡晚明年号则一律删节，以清代年号代替。此外，行文中凡有所谓违碍文字，一律抽改。在谱禁严格的时候，所有新编的家谱都要呈送地方官员审查，经官府审查无误，加盖印章后方可分发，就连孔府家谱也不例外。谱禁期间，大批家谱遭受了删节毁版的厄运，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所谓始祖荒诞不经者１０１６姓，这些家谱都受到了删节处理。
　　谱稿编好以后，便进入刻写与印刷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监修、校阅要负责审核和校对工作。经历这些程序后，家谱的修纂便大功告成，谱局要再次张榜通知全族成员这一大喜讯。在选定的吉日，全族如过盛大节日，全体出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用轿子将修好的新谱迎入祠堂，谱学上称为“出谱”。迎进祠堂的家谱被放入神龛，享受香火供奉。经过一段时间的香火供奉后，便要举行“拜谱”仪式。在又一个选定的吉日，全族的男丁不分老幼，都要沐浴更衣，穿戴一新，汇集到祠
　　堂，依次虔诚地对家谱进行礼拜。“拜谱”结束后，由族长主持颁谱仪式，按领谱字号分发家谱，由各房的房长领回收藏。
　　浙江东阳县的大族对家谱十分重视，每当新谱修成以后，族人都要按房、厅顺序及字辈大小，焚香提灯，在宗祠用八抬大轿把新谱迎回厅堂祭拜。
　　家谱修成后，家族都会举行各种活动，以庆祝修谱的成蒙古族的欢庆大会开怀欢庆的蒙古族人民在有着共同一致目标的大型集会中，如祭祖、传统节日的纪念等，家族乃至民族的团结性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
　　功，如据《嵊县志》，当地谱成之后，要酿
　　制祭谱酒。庆祝活动的高潮始于颁谱之后。一般“拜谱”当晚，家族会在祠堂举行喜庆宴会，所有参加拜谱的人都可参加。在此后的数天内，还要请戏班子来演圆谱戏助兴，热闹非凡。近年来的编谱活动中，庆祝仪式的规模较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谱成之日，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宗亲，数以千百计，云集一地，举行祭祖活动。在颁谱仪式上，当地领导也被邀请出席以壮声望，一时间，台上旌旗飘扬，花团锦簇，台下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舞龙队、舞狮队龙腾狮跃，蔚为壮观。
　　有的家族甚至大排宴席至数十百桌，又是演戏又放电影，喜庆场面远胜于春节等传统节日。
　　一些少数民族续修家谱的方法与汉族有所不同。如满族续谱，一般选在龙年或虎年进行，以取“龙腾虎跃”的吉祥之意；也有的家族选在鼠年修谱，因为鼠类繁殖迅速，寓以家族人丁兴旺之意。续谱一般选在农历二月，在选定的吉日，全族男女老少齐聚在家族中专放家谱的“谱房子”或宽敞的大院内，等到族人聚齐以后，族人洗手焚香，然后揭去覆盖在存放家谱的“谱匣子”上的红布，打开谱匣，取出谱单，这称为“请谱”。随后，高悬谱单，让族众瞻拜，这称为“晾谱”。
　　“晾谱”后，族人按辈分分批或按辈分排列同时对谱单行叩拜大礼，称为“拜谱”。礼毕后，族人可以瞻仰或抄录谱单上本支的世系名单。这时，族中文笔最好的“秀才”开始续谱，将已故者的名字涂成黑色，将新增的人丁名用朱砂填上。续谱结束后，族长会向大家宣讲一番敬老爱幼、和睦亲族、扬善抑恶、光大族统等道理，大致相当于汉族家谱中的家训族规。
　　有时，族人或萨满（巫师）还会向族人讲“乌尔奔”（即传说）， 大多是族源传说、英雄神话、先人业绩等等，相当于家族历史的教育。最后，便是全体族人参加的庆祝宴会。
　　在青海河湟地区，还流传着“上家谱”的习俗。与其他地区编修家谱的习惯不同，是当人逝世以后才将亡者的姓名、生卒年月以及事迹写入家谱。其过程是：当死者去世后，丧家将族内的家谱“请”到家中，供奉在堂屋的桌上，桌上点着香烛，并献有茶、酒、净水。如此供奉三天后，丧家请族内长辈及先生盥洗洁净，上炕坐定，孝眷跪在地上，由孝男长子将家谱“请”
　　到炕桌上，行三拜九叩之礼，再送上衬谱绢一条或白布一块、新笔一枝，以及白纸、砚台等。先生打开家谱，根据死者的辈分及生年，确定入谱的页数。随后，由长者介绍死者生平事迹、生卒年月及有关事宜，先生则根据叙述按谱系书写神位、生卒年月、奉祀孝男名次等，并撰写传略，一起缮写于谱上。书写完毕，孝眷叩头致谢。
　　当然，这些习俗都只是在个别区域流传，影响较小，而且随着各民族、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家谱纂修的模式也有不断趋同的倾向。如满族的家谱已经分为谱单和谱书两种。谱单是以始祖为根基，包括各支派家族成员的世系。谱单通26
　　常写在背面裱以毛边纸的白绫上，也有的直接书写在大张毛边纸上，四周绘以彩画，中间为世系，是具有满族特色的家谱。
　　谱书则是装订成册的书，由谱序、世系表、附记等组成，与汉族的家谱十分相似，显然已经受到汉族家谱的影响。
　　秘不示人的圣物：家谱的收藏
　　由于家谱所记载内容的特殊性，所谓“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孝子顺孙，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再加上家谱对于家族联宗睦族的重要意义，家谱普遍被视为家族的圣物，从出谱、拜谱等一系列的仪式中可以感受到家族成员面对家谱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崇敬心情。出于对家谱的崇敬，也由于家谱的来之不易，几乎每一个家族都在家规中制订了严格的收藏措施，要求家族成员将家谱视为珍宝，妥善保管，以保证家谱的安全。
　　保护家谱的措施从家谱的颁发时就已经开始实施。为了明确家谱的保管责任，每部家谱都会被加盖印章，编立字号，这样各房所领的家谱都有自身独特的标志，一旦损毁，责任明确，以此督促领谱人妥善保管家谱。民国《湖梓里丘氏族谱·颁谱志》称：“谱所以明世系、别宗支、杜竞争、绝冒认者也，族人对于兹谱宜如何敬谨保存、郑重爱护乎，使不忘前人之苦心??兹谱计共印刷六十三部??每部每本另加盖小印，并详记于此，以便查考，庶各公裔孙开卷而知所保护焉。”有的家族更是责任到人，如民国《虹山彭氏家谱》在族谱扉页上载明各房领谱者的名单 ：“族谱系计印刷十二付，兹将各付所交各房负责人开列于后：长房建锵，次房乃兴，三房乃心??”
　　领谱以后，收藏者的责任是相当重大的，保持家谱的完好无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适时翻晒维护、确保无虫蛀水浸霉变火灾之害要求等在家规中往往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民国《高邮吴氏宗谱》规定：“领是谱者，宜宝而藏之，毋令霉烂散失。”
　　清《西察院吴氏宗谱》亦规定：“领谱之后，每岁伏天必须亲自检晒，以杜虫伤温腐之弊。”为了及时掌握家谱保存的实际情况，家族每年都要举行“验谱”活动。有的家族每年验谱一次，验谱时间大多定在清明祭祖的时候；也有的家族每年要验谱二次，时间则选在春秋二祭的时候。验谱时，领谱人将家谱带到祠堂，在祖宗的灵位下，由族人会同族中长老验看，如果有保存不善者，则要受到责罚。如有的家族规定 ：“如有鼠侵油污，磨坏字迹者，族人同族众即在祖宗前重加惩戒，另择贤能子孙收管。”《续修湖北枝江县孔氏宗谱》则对损毁家谱的行为制订了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如有漏湿毁坏，着跪宗祠，自顾雕匠，照旧还原，方准负谱归家。倘清明节一年无谱相验，即是没辱祖宗，遗失宗谱，定将家财追赔，决不徇情宽纵。”
　　严格的惩戒措施与家谱收藏“所藏贵密，保守贵久”的要求，促使收藏者为妥善保存家谱费尽心机，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收藏高招，有的盛以铁匣，锁以铜锁，藏于密处 ；有的则干脆装入瓷坛，深埋地下，以确保万无一失。
　　在家谱的收藏中，保护家谱的私密性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即便在清代谱禁严厉的时期，也还有家族甘冒奇险，拒不将家谱送官审查，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家谱的外传。之所以禁止家谱外传，虽然明代以来有家谱上寄托有祖宗灵魂故不可外传的说法，但真正的原因是担心外传以后会为冒认宗亲的行为提供可乘之机，因此，对于可能造成家谱外传的行为如遗失家谱、私抄家谱甚至盗卖家谱，各家族都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西察院吴氏宗谱》
　　规定：“倘有不肖子孙，婪贿私卖者，捉贝聿铭家谱鲁迅家谱家谱越是保存完好越能表示对祖先的尊崇。
　　入公祠祖宗前重责，革出宗祠，永不许复入。”
　　有的家族甚至将失落家谱与忤逆不孝、凶暴横行、大逆不道、欺君蠹国、五伦乖戾者同罪，列入续谱不书的范围。不准入祠、入谱，意味着开除出家族，这是家族所能实施的最严厉的处罚。
　　为了避免家谱的外传，许多家族在颁发新谱时都规定要将老谱缴回，并当场烧毁，以防他人盗谱，防范之严密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出借家谱便成为极为忌讳的事情，故民间有“黄金犹可借，家谱不可借”之说。即使在今天，还有大量家谱散藏在民间，由于收藏者秘不示人，外人依然无缘得睹真容。
　　尽管家谱的外借为家族所禁止，但明清以来，家谱的外借情况始终存在。从家谱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许多新兴的家族在创修家谱时，除依据前辈的口传资料外，向同姓家族借阅族谱是常见的做法。这种借阅对联宗统谱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家族逐渐放弃了禁止家谱外传的做法，转而主动地将新修家谱送到图书馆保存，家谱收藏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新时代。
　　揭开神秘的面纱：家谱的体例
　　中国的家谱，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家谱的体例，也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逐渐成熟完善起来。先秦时期，家谱尚处草创时期，极其简略，几乎只记人名，如司马迁所说：“独记世谥，其辞略。”汉代以后，家谱体例有所发展，除世谥外，还增加了得姓起源，人物的字、号、官位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家谱的主要功能是用于选官和婚姻，记事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现了以一个家族为中心，同时记载婚姻集团的世系人名、官位的综合家谱。宋代是我国家谱体例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官府谱局的废除，家谱进入私家修谱的阶段，修谱目的也转为尊祖收族，谱例亦随之出现较大的变化，欧阳修、苏洵所创的“欧苏谱例”盛行一时，家谱记载的内容也扩充为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
　　明清时期，家谱的体例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突破，记事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清代，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宗族事务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谱序、恩荣录、世系图、家法族规等二十余项，使家谱成为了宗族的百科全书。
　　在保存至今的家谱中，元、明时期的已经非
　　常少见，主要是清代和民国的家谱，现在谈家谱的体例，主要也就是针对这部分家谱而言。根据对存世家谱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到，一部体例相对完整的家谱，大致可分为如下各项：
　　1、序跋谱序是家谱必不可少的内容，主要记
　　述修谱的意义、修谱缘起、修谱目的、家族的历28
　　史渊源及迁徙经历、修谱人员构成、历次修谱概况、谱学理论等内容。谱序的数量多寡不一，少则一篇，多则十数篇甚至数十篇。按修谱时间，谱序可分为新序、旧序，新序为本次编修时撰写的序文，旧序是历次旧谱中的序文。一般情况下，续修的家谱都会将以往旧谱中的序文全部保留，因此有些续修次数较多的家谱的序文篇幅较大，往往有二三十篇，多达三四万字。
　　金庸家谱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氏。查氏家族的名人，自五代南唐到宋明清代，从政从文皆有之，且成绩卓然。康熙年间诗人查慎行和雍正时的礼部侍郎查嗣庭，都出自海宁查家。据载，在查家宗祠有一副对联，乃康熙帝亲笔所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家谱中的监修序家谱的序中有时也包括记录监督修谱情况的监修序。
　　按撰序者的身份，谱序分为本族人写的序和族外人写的客序。客序大多请地方官员、绅士撰写。跋文与序文比，相对较少，其内容主要是补充说明修谱的某些具体情况。
　　在谱序中，常可见到名流硕彦撰写的序文。如《延陵吴氏通谱》中，名士撰写的谱序就有《朱文公旧谱序》（朱文公即朱熹）《王十朋旧谱序》《文天祥旧谱序》《真德秀旧谱序》
　　《吴登三旧谱序》《杨继盛宗支志》等。又如《周氏合修宗谱》的序文，多出于宋代名儒之手，如新安晦庵朱熹、宋状元及第文天祥、留守观文殿大学士刘珙、宋国子祭酒龟山杨时、大理丞周钦、西山蔡元定、五峰胡宏等。再如《闽林宗谱》
　　的序文中，有唐贞元六年（６３２）中书令，西河公温彦博的《林氏正宗源流序》，宋元．三年（１０８８）金紫光禄大夫，端明殿学士兼翰林承旨林英的《林氏族谱序》，朱熹亲笔题写的《长林世谱》等。在名人序文中，谱学大家欧阳修、苏洵以及朱熹、文天祥等人的序文最为常见，几乎见于各姓家谱之中。其次，便是各姓中值得夸耀的名人。例如方孝孺是明初著名的大儒，人称“读书种子”，后人尊为“有明之学祖”。靖难之役中，方孝孺誓死不为朱棣草拟登基诏书，慷慨就义。由于方孝孺以节义与文名并重于世，为后人景仰，方姓的家谱中便常可看到方孝孺的序文。
　　不过，在为数众多的名人谱序中，有相当数量其实并非出自名人之手，而是编谱者的假托与伪造。如民国《义门陈氏大同宗谱》收录了一篇署名朱熹的序文云：
　　予尝仰观乾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若君之尊，无敢不拱焉。俯察地理，昆仑为华夏之镇，而五岳八表逶迤顾盼，譬犹祖之亲无敢不本焉。此君亲大理、忠孝一道，忘之者谓之逆，遗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上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也。今阅陈氏谱帙，上溯姓原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
　　龙图阁大学士朱熹晦庵氏拜书：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然而，朱熹并未当过龙图阁大学士，落款都出现差错，可见这篇序文是颇有问题的。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几乎同样的序文又分别出现在了周肇丰《周氏合修宗谱》和泉州《刘氏宗谱》
　　之中。与《义门陈氏大同宗谱》相比，《周氏合修宗谱》和《刘氏宗谱》的所谓朱熹序文在最后加了一句：“噫！世之去祖未远，问其所自而懵然者，有愧于周（刘）氏多矣”， 除此之外，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文中提及的姓氏的不同和落款时间的差异了。如三胞胎般的三篇序文，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即名人谱序存在着假冒现象。伪造名人谱序，大多出于炫耀的目的，以此显示家族的出类拔萃，夸耀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些伪托的名人谱序，往往漏洞百出，有的是时间上相差甚远，如《象山梁氏家谱》中的朱熹序文，从内容看，朱熹只有在自己死后数百年才能如此撰写。也有的在官衔的使用上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用其他王朝的官职名称，露出了假托的痕迹。
　　2、凡例凡例又称谱例、例言、修谱章程、修谱条约等，主要阐明家谱的体例、纂修原则、记叙方法，诸如收录范围，各类可入谱与不可入谱人物的标准，各种着录规则，结构特点，谱中各类目的设立缘由，如何避讳等行文规范等内容。凡例少则数条，多则数十条，是修谱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一般来说，为了维护家族荣誉，家谱采取了书善不书恶的手 29段，几乎所有家谱的凡例中都有“不书”的规定，诸如白居易家谱的重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都不准修入家谱，以免修谱序使家族蒙羞。这或许正是“我在坟前愧姓秦”的心态在家谱中的反映。
　　3、谱论谱论又称谱学论略、谱说等，专门收录古代经典中有关家谱的论述及先贤有关谱论、谱说、谱议的篇章语录，主要是对修谱的作用、功能、意义、历史、原理、方法等加以阐释。其中以欧阳修、苏洵等谱学名家和朱熹、程颐、曾巩、张载等理学名家的语录最为常见。如张载提出的家谱可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
　　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这些思想正是家谱得以滋生发展的温床。
　　4、像赞家谱中一般都绘有家族祖先和历代英贤的画像，并配有押韵的赞词，通常正面是画像，背面是赞词。家谱中设置先贤画像和赞词，主要是为了让后世子孙了解先人的功绩，培养后世子孙对先贤的崇敬之情，同时也有夸耀家族门望的目的。家谱中的画像一般数量有限，大多为三五幅，常见的是得姓始祖、始迁祖和家族中名望最为卓著的先贤。如吴姓家族中最常见的便是得姓始祖太伯、先贤延陵季子的画像。但也有些大族的家谱收罗较多，从黄帝像到得姓始祖像，从始迁祖像到本房或本支祖像，再加上本族历代先贤的画像，排列有序，蔚为壮观。
　　5、恩荣录恩荣录又称告身、诰敕、赐谕等，内容主要是历代皇帝对家族成员的褒奖或封赠文字，如敕书、诏命、赐字、赐匾、赐诗、赐联、御制碑文、御制谥文等，此外，还包括地方官员的赠谕文字。编辑恩荣录的目的，是通过炫耀朝廷对家族及家族成员的表彰和奖励，显示家族的地位与身价。由于恩荣录被视为装饰和炫耀家族荣耀历史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修绘有图像的家谱随着家谱功能的扩大和意义的拓展，除了文字外，内文还增加了描绘先人或贤人的画像内容，似乎这样可以更加形象和亲近地了解家族传承的线索。这也有点类似今天我们通过照片来记录过去。
　　谱过程中，各家族都尽力搜罗相关的内容。如《闽林宗谱》中所载的历代皇帝诏敕诗文便有《唐太宗赠比干太师谥忠烈诏》
　　《唐贞元甘露旌表敕牒》《魏孝文帝吊比干文》《唐太宗御赐比干文》《宋仁宗皇帝题谱诗》《宋理宗皇帝题谱诗》《明世宗皇帝题谱诗》《清圣祖为闽林宗谱御题》《清乾隆皇帝御制比干墓赞》《宋高宗皇帝林放像赞》等。然而，对帝王显贵文字的过度追逐也使恩荣录的造假现象变得较为常见。如《闽林宗谱》的御制诗文中，《明世宗皇帝题谱诗》云：“林姓富贵胜中华，三状四眼六探花。五会七解八宰府，九尚十世作行家。进士三百腰金带，举人一千帽乌纱。贡监生员难屈指，郡州府县水堆沙。”而康熙在《清圣祖为闽林宗谱御题》则称 ：“唐宋元明百千进士三鼎甲，公孙父子十二宰相五封侯。”
　　且不说这些所谓的御制诗俚俗不雅，全然一副打油诗的嘴脸，即便是二位皇帝真的只有这点诗才，也不至于为林家如此费心尽力地清点门户，滥加颂扬，因为客观地看，当时林家并没有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嘉靖皇帝和康熙大帝没任何理由屈尊干这些拍马屁的勾当。又如《象山梁氏族谱》中，收录了宋高宗和宋孝宗的两首御制诗，两首诗都是赐予梁克家的。梁克家是福建晋江人，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中状元，后官至丞相，封郑国公。以梁克家的身份地位，获得皇帝的赐诗本属正常，但这两首御制诗却也有些蹊跷。宋高宗的诗云：“携手同行送我卿，我卿何日得回京。朝廷不可无卿在，卿在朝廷致太平。”
　　宋孝宗的诗云：“自昔传闻有道君，风云千载遇良臣。我今幸获真儒用，会见功勋迈古人。”诗的优劣且不去推究，仅从诗的内容看，便颇有使人迷惑不解之处。梁克家中状元是在１１６０年，而宋高宗去世则在１１６２年，换而言之，宋高宗在世之时，梁克家为官不足三年，远未进入统治集团的高层，宋高宗何至于说出“朝廷不可无卿在，卿在朝廷致太平”的话？
　　要知道，梁克家直到１１７０年才出任参知政事，在此之前，梁克家恐怕没有太多机会施展他“致太平”的才能，让宋高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说出“朝廷不可无卿在”。而宋孝宗的御赐诗据谱载是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赐予的，只是这一年正是梁克家逝世之年，此时的梁克家早已行将就木，宋孝宗却还在在诗中写什么“我今幸获真儒用”，同样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些不合常理的所谓御制诗几乎没有任何可信度，即便是家族子孙也深感怀疑，如梁家后人在选编《宋丞相梁克家史料选辑》时虽然还是抄录了这两首御制诗，但同时注明“此诗据族谱传抄，真伪待考”，怀疑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恩荣录中的圣旨、告示等官方文书也有不少是伪造的，由于纂编家谱者中大多只是下层文人，并非专门学者，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常识，因此在伪造圣旨、告示的过程中常常在年代、官职、地名等内容上出现常识性的错误，诸如西汉人中进士之类，明眼人一看便能识破其是伪造的。
　　6、源流源流又称先世考、宗族源流、姓源、姓氏源流、迁徙源流、分衍录、地望考等，主要用来反映宗族的历史，包括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始祖、世派、迁徙、各支派间的亲疏关系等。明清以来的家谱中大多有记载源流，是家谱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确认家族姓氏来历、迁徙源流的重要依据。如湖南《韶山毛氏族谱》的《源流记》中，就详细记载了毛姓的姓氏源流和韶山毛氏的迁徙源流，称毛氏系出周文王子毛伯郑之后，后人以国为氏，遂为毛氏。元至正年间，毛太华为避战乱，由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吉水县）迁徙到云南澜沧卫（今云南澜沧拉祜自治县）。明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 毛太华以军功调入湖南，遂携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到达湖南，退职后侨居湘乡。十多年后，清一、清四迁居湘潭县三十九都（今韶山乡），开田４００余亩，从此毛氏定居韶山，６００年来在韶山垦荒务农，繁衍生息。
　　7、世系世系是家谱的主体，分为图、录两部分。图又称世表、世系表、世系图等，是以图表的形式记录家族成员的世系，反家谱中常见的欧苏谱例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世系录又称为世录、齿录、世纪等，包括父名、行次、字号、生卒年月、享年、功名、官职、葬地、妻妾、子女 31
　　等内容。世系的记载一般按欧苏谱例，
　　以五世为一表，按辈分先后排列。大族
　　的家谱由于枝繁叶茂，为清晰起见，还
　　要依祖先的房派或居住地分别列表，或
　　分别远世、近世立表。有的家族世系的
　　图录分别记载，图中只有谱名，履历另
　　记；有的家谱则合二为一，在世系图上
　　附记履历；也有的家谱较为简单，只有
　　图而无录。通过世系，从第一世始祖开
　　始，按辈分次序排列，家族成员的代系、血缘关系、繁衍情况等均可一目了然。如从《韶山毛氏族谱》的世系记载中即可清楚地看出，毛太华的长子毛清一生二子：毛有恭、毛有信。毛有恭生子毛震、毛瓒等。毛震一支称为震房，为长屋，下分竹溪、彬溪、介溪三支。毛泽东即属竹溪支下，是毛氏第２０代传人。
　　除最为常见的欧苏图谱外，还有两种较为常见的图谱。一为宝塔式图谱。此种图谱最迟在南宋时出现，其特点是将始祖置于图上方正中位置，后世子孙按辈分依次排列，每一父辈必置于子辈的上方正中，这样家庭成员的亲疏、血缘关系表现得非常明了。但宝塔式图谱也有自身的缺点，当家族家谱世系图举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将世系在一张纸上画出，而且由于各支子嗣多寡不一，难以保持图谱整体上的均衡，容易给人一种不整齐的感觉。另外，宝塔式图谱在附记履历时由于篇幅有限，也受到较大限制。另一种为牒记式图谱。这一图谱的特点是分别按世代以文字叙述家族成员的事迹，既不用线条，也不用图表，而是依世次的先后分别将家族成员的姓氏名讳、字号、谥号、生卒年月、功名、职官、妻妾、子女、坟茔葬地等情况列出。这种图谱类似于每位家族成员的简历汇编，其起源大约是源于欧式图谱，大致相当于欧式图谱世系图表后面的传记部分。其优点是世系固定，次序分明，因此有不少家谱采用这一图谱。
　　世系中攀附、造伪的现象在家谱中是较为常见的，主要出现在早期祖先的世系之中，大概分二种情况：一是冒认历史名人为祖先。这种情况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始祖大多推至古代的帝王或古代的圣贤，如李姓多奉李耳为始祖、林姓上溯至比干、洪姓则自认为共工之后、钱姓则奉黄帝为始祖，至于萧姓奉萧何、张姓奉张良、袁姓奉袁绍为始祖之类的情况则更常见，即使是历史上以谨严求实闻名的谱学大师欧阳修和苏洵也未能免俗，欧阳修在家谱中将大禹、越王勾践都列为远祖，而苏洵则将颛顼、祝融都纳入先人的行列。实际上，名人始祖有些确实于史有据，有些则相当牵强。乾隆年间，江西巡抚辅德审查江西境内家谱，发现其中始祖属荒诞不经者共有１０１６部，有的甚至奉盘古、雷震子等神话人物为始祖。另一方面是将前代的同姓名人一网打尽，都纳入本家族的世系之中，如贵州《清河张氏宗谱》中，张良、张飞、张九龄、张载等历代名人都被纳入世系之中，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另一种情况则是假造前期祖先的官职，往往是早期世系中将相云集，而近世的世系则多为普通百姓。如此之多的簪笏蝉联的体面先祖，常令后人也感到难以相信。如民国时续修的《韶山毛氏族谱》
　　在《凡例》中就指出老谱中的那些不胜枚举的或身为工部尚书，或身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或身为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的体面祖先缺乏真凭实据，因此“直削不录”，而奉事迹可信的毛太华为始祖。
　　8、传记传记又称谱传、家传、世传、内传、外传、行状、行述、行实、事状、志略等，与每个家族男性成员均有的世系录不同，传记只有家族中有功名贤能、特殊事迹或丰功伟业者才能入传，且无论男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夫之类。家谱中的传记，有的是辑录正史、方志、文集中的列传，也有的是记载家族成员言行的一般传记文，如墓志铭、祭文、行状、寿序等。有的家谱中还将传记按事迹分类，如宗德、阃仪、德行、宣淑、忠义、节孝等。明清两代的家谱中，传记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有些家谱中的传记数量相当大，甚至达数百人之多，规模可与正史一较高下。有些家谱因某一族人功 32业显赫，光宗耀祖，为其撰写的传记特别冗长，如泉州《刘氏家谱》中所载的宋代名将刘．的传记，竟近万字。由于家谱中的传记遵循“书善不书恶”的原则，因此传记内容基本上都是一片颂赞之声，甚至有不少阿谀不实之辞。不过，由于家谱中的许多传记为其他史料所不载，也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
　　9、仕宦录仕宦录又称宦绩考、缙绅录等，内容是记载历代家族成员中官宦名人的事迹，包括履历、科第、政绩、功勋、着作、学说等，主要侧重于传主的功勋业绩和学术见解等方面，与传记不尽相同。有的家谱还列有科第表，专门记载有功名的家族成员。
　　10、族规家训族规家训在家谱中名称各异，如家约、家戒、家法、家规、家议、家典、家范、家训、宗禁、祖训、族规、族约、祠规、祠约、规范、规条、规矩、诫谕等，是各家族制定的约束和教化族人的规章制度和希望、要求。大约可分为两类，一是强制性的法规，一是诱导性的说教，内容几乎涉及家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财产继承、婚姻、职业、买卖租赁、祭祖祀宗、忠君孝亲、家庭教育、日常生活，甚至水源保护、森林保护等内容，应有尽有。如被宋真宗赞誉为“聚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炊四百年天下无双”的江州义门陈氏的家法中，仅关于吃饭问题的家规就有六条之多，从烧饭到吃饭、从日常吃饭到节日会餐都有详细的具体规定，令人叹为观止。
　　11、排行排行又称班行、班次、班派、宗派、派语、字辈等，是用以记载家族成员辈行、世次的排行字语。一般情况下，同一辈分的家族成员都用事先统一规定的某个字或偏旁起头，再与其他字结合而成名字，不同辈分用不同的字或偏旁，世代相传，以示不同辈分间的区别。这样，同一家族的成员即便遭遇社会大动荡、家族大迁移等重大变故，依靠排行这一线索，日后无论散处何方，相遇时只要查对名字，就可以知道是否同宗，可以重新认宗归根。而且，通过排行，可以知道相互之间的辈分关系，互相称呼也不会出现失礼的情况，因为，随着家族繁衍，长幼关系并不是可以简单地以年龄为标识的，民间所谓“白胡子孙子摇篮爷”的说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客观反映，排行作为一种身份的标识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
　　排行一般由祖先确定，或请名人拟定，有的家族由于地位特殊，排行由皇帝御赐，如曲阜孔府的排行，明清两代统治者都曾先后御赐，明太祖朱元璋御赐的排行十字是：“希、伯、色、彦、承、宏、闻、贞、尚、胤”（后避雍正讳，改“胤”为“衍”）。排行的字语一般都有寓意，多用表示宗族繁荣昌盛或提倡正统伦理道德的联句。如《湖南岳阳至德堂吴氏族谱》的排行为：“祥肇起文新世泽，先勋自古迄腾芳，传家之道惟仁让，懋德千秋载宠光。”而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为子孙定下的排行则为：“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一首五言绝句，既是子孙的排行，也是张之洞对后代的期望与要求。湖南《韶山毛氏族谱》的字辈谱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毛泽东即为“泽”字辈，其父毛贻昌即为“贻”字辈，其祖父毛恩谱即为“恩”字辈。毛泽东的儿子毛远仁、毛远义、毛远智则为“远”字辈，而人们熟悉的岸英、岸青、岸龙，则是他们的字。
　　又如浙江奉化《武岭蒋氏宗谱》的“行第歌”中有：“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弈世庆吉昌。” 蒋介石的谱名为蒋周泰，即为“周”字辈，其父蒋肇聪即为“肇”字辈，其祖父蒋斯千即为“斯”字辈，其子蒋经国、蒋纬国为“国”
　　字辈，其孙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等即为“孝”
　　字辈，都是与家谱规定的排行相符合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排行字词也会出现一些与时局变化相适应的内容，如抗战胜 33利后，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期间就曾出现了“实行宪法，民心咸悦，安休富强，永保华国”的排行字词，极富时代特色。
　　排行原为汉族使用，后来部分少数民族随着与汉族交往的增加，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使用排行。如清代皇室，原来取名并无排行，至康熙朝开始确定近支命名使用排行，除规定首字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ｂ、增、祺”等，同时规定第二字还要使用特定的偏旁，如雍正皇帝这一辈首字用“胤”，次字用“示”字旁，雍正名胤．，正与排行规定相符。而如属远支，则命名不排字，以表明血缘的疏远。严格的排行规定使得清皇室成员在名字上形成一个周密而层次分明的网络，确保了他们能够得到相应的优待和礼遇。
　　不过，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一些别具民族特色的排行制度。
　　如畲族为了统一辈分，辨别是否为本族人及辨明血缘的亲疏远近，各祠堂相隔若干年就要举行一次排行。排行时，先将本堂男女出生的年、月、日、时登记在册，由族长和族中长辈将登记的人按辈分和出生前后进行排行。按照畲族习俗，没有举行过“醮名”仪式也就是成丁仪式的人是没有排行称谓的，也不能上谱。与汉族不同的是，畲族人生前并不知道自己的排行。畲族人将按排行不同而取之名称为讳名，以备死后写入谱牒。而排行则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族长和少数参与排行之事的长辈才知道内情，但他们都会保守秘密，不向外界泄露，因此，畲族人在生前并不知道自己的行次，只有死后，族长才会将其排行告诉其家属，这使排行显得非常神秘。畲族男子死后，孝子可以直接向本族族长索取排行。而畲族妇女的排行获取方法则不同，有的老年妇女会在生前做好棺材，其兄弟前去赴宴时便可向族长索要其姊妹的排行。族长将其姊妹的排行写好后，用红纸包好交给他。在宴会上，老年妇女的儿子要向舅母敬酒二杯，舅父才能将包有排行的红包交给外甥，这一仪式称为“讨位”。不过，得到的红包并不能打开，而是要置于棺材内，必须等到老年妇女死后才能拆开。如果老年妇女生前并没有预先做好棺材，舅母会在老年妇女死后将排行的红包带来，孝子则要跪在舅母面前“讨位”。
　　畲族的排行各姓各有不同，其中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六个字为行次，周而复始；雷姓以大、小、百、千、万五个字为行次；钟姓以大、小、百、万、念五个字为行次。蓝姓与其他姓相比，行次多一个“念”。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蓝姓的人祭祖，到另一家去挑“祖担”回来，本来“祖担”中只有五个香炉，可那人回到家中却发现挑回的“祖担”中竟有六个香炉，多挑来一个香炉。挑担的蓝姓人问：“搞错了，怎么办？”师爷回答：“念话。”（也就是“没关系”的意思。）从此以后，蓝姓就多了一个“念”字辈。
　　畲族的排行，以蓝姓为例，如果祖辈为“大”字辈，父辈则为“小”字辈，自身就是“百”字辈，儿辈就是“千”字辈，孙辈就是“万”字辈。如果同一辈次的人有二百人，是男性就从一郎排至二百郎，是女性则从一娘排至二百娘，称起来就诸如蓝大十五郎，蓝小三十娘等。不过畲族的排行也有些特例，如所谓的“男人无一女无二”，也就是说，男性不排一郎，女性不排二娘，如“念”字辈只有蓝念二郎、蓝念三郎而不排蓝念一郎，只有蓝念一娘、蓝念三娘而不排蓝念二娘。据说，一郎与二娘的位置是留给不满１６岁而夭折的孩子的。
　　12、祠堂祠堂在宗族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家谱中对祠堂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记载内容包括祠堂的修建历史、建筑规模、地理位置、祠堂图、建祠记文、捐建人员录、祠联、祠匾、神位世次、配享、崇祀等多方面。其中，祠堂图主要反映祠堂建筑样式 ；祠堂记，又称家庙记、宗祠记等，主要反映祠堂建立的过程 ；祠规，主要反映祠堂的各种制度，如神位、配享、祭仪等，也有对族人的要求，有时与族规有类似之处 ；祠产，主要记载宗族的共有经济财产，如祭田、义庄、义田、义塾、房屋等，有时还辑录有关的文书和契约。有些家族集体产业数量较多，为便于记录管理，专门设立记载族产的家谱分册，以加强对祠产的管理力度。
　　13、坟墓用以记载家族公共坟地的情况，包括墓地图、坟向、祖坟及各支派墓地分布等，常以图、记、志的形式出现。
　　坟图、墓图、坟山图主要记载墓地四至、形胜、墓位等形状；坟墓记是记载墓地和墓祭情况的记叙文字；墓地志、坟茔志则包含图和记的内容，往往还记录墓田、墓地树木、坟山的买卖契据等。由于祖墓与公共坟地对家族的内部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坟墓在家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家族甚至将这部分内容单独编制成册，以示重视。
　　14、艺文艺文又称着述、文苑，主要内容是辑录家族成员的著述及由名人撰写的与家族成员有关的著述，包括奏疏、诗词、文章、简帖等各种文体。家谱中的艺文有的辑列原文，如宜春《塘霞欧阳氏族谱》就辑录了欧阳修诗文集，也有的则仅开列目录。有些家族保存的文献较多，艺文一门蔚为壮观，如《南海学正黄氏谱》所载艺文细分为经、史、子、集，并附文、诗、放置帝王牌位和举行祭祀仪式的长陵÷恩殿词、赋等，颇有“黄氏四库全书”的模样。有的家族为解决艺文规模过大的问题，将宗族的文献单独结集出版，一般称为清芬集或传芳集等。
　　15、五服图五服图又称服制图。五服是指古代丧服制度中规定的五种丧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中国古代有“五礼”，是五种礼制的合称，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丧礼是凶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凶礼在“五礼”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祭祀之礼即祭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风伯雨师、社稷五岳、山林川泽、先王先公的吉礼，显示了古人“重死”的传统观念。以《开元礼》为例，可以看到唐代丧礼分６０多项内容，每一项还包括许多具体的细节，极为复杂繁琐。
　　民间丧礼固然难以实践如此繁复的丧葬礼仪，但基本制度却是依然遵守的，其中丧服制度就是一项在古代丧礼中普遍实施的丧礼制度。按照古代的规定，生者要在丧礼上根据与死者的亲疏关系穿着相应的丧服，不同的丧服同时也代表穿着者应该遵守的不同的服丧时间和服丧礼仪。由于五服本身具有表明生者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表明与死者有关系的生者与生者的亲疏关系的功能，因此，家谱中一般都载有五服图，如此不仅能够保证丧服制度的正确实行，而且对于确定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疏关系和增强家族成员的凝聚力有重要作用。家谱中常见的服制图有丧服总图、三父八母服制之图、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等。
　　16、领谱字号古代的家谱只允许在家族内部收藏，严禁随便外传。为了确保族人能够悉心收藏，不遗失，不外传，家谱修成以后，每部家谱都编定一个特定的号码，各房的领谱人按号码领取家谱，称为领谱字号。领谱字号就是家谱的编号，与此相对应，家谱上还记载着印谱的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谱人的姓名等内容。由于领谱字号具有惟一性，一旦出现外传或损坏，就能清楚地找到责任人；同时，领谱字号也能有效地防止外族的人伪造家谱，冒认宗亲。领谱字号有的套用现成的字书如《千字文》，也有的自己编写。如《铜鼓邱氏重修族谱》规定的领谱字号为：“圣人在上，天地合德，日月同光。云蒸霞蔚，凤起龙骧。政昭四海，恩善万方。舆图巩固，家国平康。宏猷炳焕，至治馨香。伦明学校，业务农桑。亲贤乐利，集瑞呈祥。咸敦礼让，屡兆丰穰。”
　　家谱的体例各不相同，除上述这些常见的部分外，有些家谱还会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内容。如余庆录，实际上是在家谱后预留数页空白的纸张，留待后世子孙续写，用以显示后世子孙绵延不绝。又如不少家谱都有纂修人名表和捐资人名表，用以表彰对纂修家谱有贡献的家族成员。还有的家谱中设名迹录，记载与家族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堂舍、庵寺书院等，以夸耀家族对乡里的贡献。
　　玉谍：天潢贵胄的身份
　　中国历史上，最高贵、最为特殊的家谱当属皇室家谱，也就是玉牒。玉牒一词，从目前发现的史料记载看，最初出现于唐代，不过，皇室家谱的历史则悠久得多。由于中国历代实行君主世袭制，因此对宗室的世系支派、血缘的亲疏远近一直特别重视，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并建立了系统的宗室家谱。现存最早的甲骨文家谱《儿氏家谱》距今已有３２００多年的历史，虽然可能并非是王室家谱，但既然保存在商代王室的档案库中，可以想见必然与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儿氏家谱》的存在，也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商代已经有王室家谱的存在。
　　玉牒的主要功能在于记载宗室人物世系，反映宗室世系的嫡庶亲疏、血缘远近，因此早期玉牒的内容大多比较简单。如周代的谱官称为小史，其任务就是“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也就是说，小史负责记录王室世系，区分宗室成员的嫡庶亲疏远近关系，遇有祭祀大典，则要禀告先君的忌日和谥号。小史记载的宗室世系，实际上就是周王朝的王室谱牒，可见，当时的玉牒只有世系和谥号。
　　难怪司马迁在编着《史记》时感叹前代的谱牒太简单，无法从中发掘更多的历史资料。
　　秦王朝建立后，设立宗正一职，负责管理皇族事务和玉牒的修纂。汉代，宗正一职由皇族担任，宗正每年都要根据随岁计上报的宗室名册修订玉牒，以排定各地宗室与皇帝之间的嫡庶远近的关系。汉代的宗室子弟都可以载入皇室谱牒，称为“属籍”。拥有属籍就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权，可以根据与皇帝的亲疏关系授官封爵。刘备沦落到织席贩履，说明他与当时皇帝的亲缘关系已经非常疏远，以致不能享受授官封爵的优待。不过，汉代玉牒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宗室子弟一旦犯罪，就会受到“绝其属籍”的惩处，也就是开除出皇室谱牒，原来享有的特权也就随之荡然无存。只有当皇帝开恩赦免时，才能恢复属籍。
　　唐宋时期，玉牒的修纂日趋完备，种类也较为丰富。除专记帝系的玉牒外，唐代还出现了专记皇后的皇后谱牒、专记唐高祖至唐昭宗各朝诸王公主的《圣唐偕日谱》、专记唐高祖至唐宪宗时诸王孙的《皇孙郡王谱》、专记唐宪宗至唐文宗时所封公主的《元和县主谱》等一系列特别的皇室谱牒。为确保玉牒资料的准确性，宋代规定，修谱前，宗室成员无论男女，都要将出生、赐名、授官、婚姻、生子、死亡等情况《大明谱系》木盒中国皇帝向来以龙与天子自居，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龙的痕迹。玉牒的存放之所自然也不例外。从木盒上描绘的龙纹图案就可以明了，里面存放的就是皇家的谱牒。
　　报送宗正寺，以备参考。宋代玉牒一般是每朝修一牒，除记载皇帝世系外，还大量记载了本朝的大事和皇后事迹等内容，这是宋代玉牒与历代玉牒的不同之处。宋代玉牒的用料装帧也非常讲究，规定“书以销金花白罗纸，金轴，销金红罗“．带腹，黑漆金饰匣，红锦裹，金锁钥”，宋神宗时因为轴大难以披阅，改为黄金梵夹。
　　明代规定每年八月要将各王府新生子女的“生年月日并分嫡庶及生母姓氏”奏报宗人府，以供增修玉牒之用。明代玉牒的内容包括宗室子女嫡庶、名封、嗣袭、生卒、婚嫁、谥葬之事，玉牒规定每１０年一修，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实行。不过，明代帝室谱牒中有一部很特别的《明主婿》，专门收录明太祖朱元璋及众亲王所招女婿的情况。这种专门收录女婿情况的谱牒在中国谱牒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清代的玉牒是现存最完整的、最系统的玉牒，据统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现存的清代各类玉牒有２６００余册。清代玉牒规定每１０年一修，每逢修牒之年，都要专门设立玉牒馆，由皇帝亲自从宗人府宗令、满汉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大员中选派正、副总裁，负责玉牒的纂修。玉牒修成后，要选择吉日，举行隆重的恭贮仪式，玉牒馆的官员在总裁带领下，对玉牒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由宗人府和礼部组成的仪仗队吹吹打打地送入皇宫，进呈皇帝御览，文武百官于午门外跪迎，待皇帝认可后，由太监捧出，在金水桥外王公贵族的跪送下，用彩车送入皇史￡保管。清代玉牒共有二份，除送到皇史￡的一份外，还有一份要送到沈阳故宫，在玉牒运送过程中，沿途地方官员都要搭棚迎送；出山海关后，由盛京将军派人专程迎接，到达沈阳时，所有官员都要穿朝服出城跪迎，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到沈阳故宫敬典阁保存。
　　清代的玉牒，可以说是家谱发展史上最系统、续修次数最多的一种，２００多年间，一共修了２８次，平均不到１０年就续修一次，可算是家谱续修之冠。
　　《孔子世家谱》：被誉为“稀世瑰宝”的私谱之冠在中国众多的家谱中，《孔子世家谱》有其独特的地位，历时 2500 余年，传 80 世，加之考订严谨，使之成为民间修谱中记载世系最久远、最可靠的一部家谱，令人叹为观止。美国家谱学会访华团在曲阜见到此谱时，不由惊叹：“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样价值无法估计的稀世瑰宝。”
　　孔氏家族正式有谱始于宋元丰七年（1084），迄今900 多年。在此之前，孔府虽然也有家谱，但只载嫡长承袭者一人，且是抄本传世，很不完整。孔子第４６代孙孔宗翰感到抄本易散失，而且只记载承袭者，其余族中贤达显贵不能入谱，日久年深，难免湮没无闻，于是创修孔氏家谱，除嫡裔外，合纂支庶，刊装成帙，分藏族内。在以后的４００年间，曾有过多次的修谱，但是都没能刊印，内容也比较简单。
　　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孔子第 61 世孙孔弘干重修山东曲阜孔庙内举行祭祀拜孔活动的大成殿家谱，并规定以后孔氏家谱６０年一大修，３０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年为期，小修以甲午年为期。不过，这一规定并没有被认真执行，在孔弘干修谱后的１３０多年后，孔府才再次重修家谱。成于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的《孔氏族谱》现仅存残卷三卷，当时共印了９８部，这也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正式的孔氏家谱。在此后的３００多年间，孔氏家谱仅续修了４次，也就是明天启《孔氏家谱》、清康熙《孔子世家谱》、清乾隆《孔子世家谱》、民国《孔子世家谱》。
　　清顺治十一年（1654），第 66 代衍圣公孔兴燮曾修甲午小谱。在此基础上，著名的剧作家，昆曲《桃花扇》的作者，孔子第６４代孙孔尚任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主持续修孔氏家谱，并于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正式修成。孔尚任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将孔子列入“世家”，也就是说已经承认孔氏享有诸侯待遇，因此孔氏家谱的名称应该有别于其他家谱，于是孔尚任改《孔氏族谱》为《孔子世家谱》。这是孔氏家谱第一次定名为世家谱，此后，《孔子世家谱》就成为孔氏家谱的固定名称。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私家谱牒中，称世家谱的可能也仅孔氏一门。康熙《孔子世家谱》是孔氏家谱中质量较高的一部，分２４卷，共印１００部，其中１０部朱印，９０部墨印。家谱记载了孔裔二十派六十户的繁衍情况，这也是第一次在谱中确认孔裔的二十派六十户。
　　清乾隆九年（1744），71 代衍圣公孔昭焕依例修谱，这也是孔氏家谱惟一的一次按照 60 年一大修的规定进行的修谱活动，全谱２４卷，刊印１２０部。然而，该谱刊印３０余年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衍圣公府紧急颁布札令，将所有原本全数收回。原来当时适值谱禁高潮，清政府正在重点清查家谱中的僭妄、违碍字句，已经发生多起因家谱中用词或体例不当而遭地方官员举报的案例，孔府虽然地位尊贵，但也不敢无视当时的谱禁形势，于是便有了这次召回家谱的事件。家谱收回后，孔府删除了姓源和年表两卷，删节了大部分旧序和跋，精减了孔子事迹和历代名人事略，并修改了所谓的违碍、犯讳字《孔子世家谱》
　　1937 年完成的《孔子世家谱》（民国重修版本）。民国版的《孔子世家谱》除沿续前谱的支系之外，还增加了历代外迁而前谱失叙的７７支分支，是历次收录最全的一次，据称修谱前出生的孔裔，无论散居何地，都能在谱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句。改刊后的《孔子世家谱》为 22 卷，刊印 165 部。或许是受到乾隆年间谱禁事件的打击，此后孔府便绝口不提修谱之事，嘉庆、同治两个甲子年都没有续修家谱。直至１９３０年，孔府才重新设立谱局，开始了新一轮的家谱纂修工作。由于此次纂修的是合族大谱，加之相隔年代较长，因此纂修工作工程浩大，一直沿续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才大功告成。全谱共分四集，１０８卷，计１５４册，堪称民间最大的谱书。该谱共铅印３２５部，但因为当时抗战已经爆发，曲阜不久就沦陷了，大部分家谱都未能发出，滞留在孔府，文革中绝大多数遭毁。由于是合族大谱，当时考虑到部分小支派无需分发全谱，就抽印了一些支谱，计１８１３部，数量惊人。民国《孔子世家谱》除沿续前谱的支系之外，还增加了历代外迁而前谱失叙的７７支分支，是历次收录最全的一次，据称修谱前出生的孔裔，无论散居何地，都能在谱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正因为此次修谱收录了一些新的支派，结果社会上便流传着一些与此次修谱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祥熙花钱买圣裔身份的故事。
　　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时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纂孔宅内门山东曲阜孔宅内宅门上悬有规定外人勿进的衍圣公手谕。
　　修民国谱时捐了不少钱，由于他这一支在乾隆谱中没有，属民国谱新收录的，当时社会上便流传说孔祥熙原本不是曲阜孔族，他找了曲阜近支孔祥勉疏通，花２０００银元买了一个纸坊户的身份，将他写入家谱，说他是曲阜纸坊村人，明代逃荒到山西，在那里安家落户。不过，据孔祥勉的公子孔令朋回忆，孔祥熙早在国民政府未成立时就请孔祥勉代向曲阜查明他的祖上流寓山西的过程，后根据上溯几代的名字，经依旧谱查明他这一支原属６０户中的纸坊户，于第５６代时迁往山西，因此在修民国新谱时正式入谱。孔祥熙确曾捐助修谱经费１０００银元，不过并非是花钱买身份。
　　由于孔府的特殊地位，伪冒之人可以说历代都有，《孔子世家谱》中就有一篇《伪孔辨》专门讲伪孔的问题，列举了历代的伪孔，并提及民国谱纂修期间的二次伪冒事件及处理结果。“此次合修全国族谱，丙隅社小孔家村与李官庄之伪孔先后混入戴庄户，被户举查出，后又混入大薛户，亦复败落，经族长孔传％将二户首严惩革除。”客观地讲，《孔子世家谱》是私家谱牒中编纂最为严谨的家谱之一，孔府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如此小心认真，甚至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与孔府历史上的一次惨痛经历有关的。
　　南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诏令蠲免住在孔墓附近的孔景等五户的课役，让他们专门负责孔府陵墓的洒扫，称为庙户，又称洒扫户。孔景本来并不姓孔，只是因为被定为庙户才随主家改姓为孔。到五代后梁乾化三年（９１３），孔景的后裔孔末见孔裔人丁单薄，就趁当时社会动荡，将居住在曲阜的孔子后裔全部杀死，又跑到泗水，将时任泗水主簿的孔子嫡裔四十二代孙孔光嗣杀死，夺取了他的权力，吞没了他的家产，然后冒充嫡裔，取而代之。这次事变几乎使曲阜孔裔灭绝，惟有孔光嗣９个月大的幼子孔仁玉因在外祖家，才得以幸免于难，为孔族嫡裔留下了根。后唐明宗长兴元年（９３０），有人向官府报告了孔末假冒嫡裔，窃夺爵位的事，明宗得知此事后下诏诛杀孔末，恢复孔仁玉的地位，授孔仁玉曲阜县主簿，主孔子祀事。两年后，授孔仁玉袭丘（今山东宁阳县）令，封文宣公。孔仁玉因为在孔裔延续上成为关键人物，被后世孔裔尊为中兴祖。
　　正因为“孔末之乱”给孔府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孔氏对真孔、伪孔之辨特别重视，在现存的《孔子世家谱》中，相关的内容就有“伪孔考”、“伪孔辨”、“内院真孔图”、“外院伪孔图”等。这种对支系甄别的认真态度，使《孔子世家谱》的世系成为中国私家谱中最可靠、最翔实的世系。不过，由于《孔子世家谱》的世系延续２５００年，其中也必然会有一些可商榷、斟酌之处。如孔融一支的传承，据古籍记载，孔融被曹操逮捕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正在边上玩游戏，面不改色，毫不紧张。孔融看着心中不忍，对使者说：“希望能只罪及我一人，我的两个儿子是否可以保全？”
　　不料孔融的儿子却在边上不慌不忙地说 ：“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这也正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八字成语的来历。结果孔融的两个儿子最终都未能幸免于难，与孔融一同被害。如果史籍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孔子世家谱》
　　中关于孔融这一支的传承就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第三章：同心一体：家谱中的祠堂、墓地与族产嘉靖黄帝的恩典：民间祠堂的兴起
　　如果说家谱是宗族意识的文本形式，祠堂就是宗族意识的建筑形式。家谱的纂修、告成、查验无不以祠堂为其活动的舞台。可以说，修谱是祠堂最大的庆典，家谱是祠堂收藏的最重要的文本，家谱所蕴含的宗族意识也无不以祠堂为其实践的场所。正因为祠堂与家谱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每一种家谱中，都包含着大量与祠堂相关的内容，如祠堂图、祠堂的历史与现状、规制、神位、祠联、祠匾、祠产等，如江西《田下郭氏重修族谱》中不仅上录有祠堂图三幅，还载有《田下郭氏重修大祠记》、《祠堂原记》、《重修祠堂记》、《南轩公祠堂记》、《绿阴公祠堂记》等多篇建祠记，此外还载有祠联２００余副。从某种意义上讲，祠堂就如同一册物化的家谱，而家谱则是文字化的祠堂。
　　祠堂，又称祠庙、祠室、家庙、宗祠，是宗族成员祭祀祠堂，物化的家谱长久以来，祠堂以其严肃而凝重的氛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神秘的印象。
　　北京太庙祭拜明清帝王的北京太庙祖先的场所，祠的本义正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的名称。祠堂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演变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种等级差异也体现在对祖先的祭祀上。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也就是说，天子可以设立享堂，祭祀始祖、父、祖、曾祖、高祖等七位祖先；诸侯可以设立享堂，祭祀始封祖、父、祖、曾祖、高祖五位祖先；大夫可设享堂，祭祀始封祖、父、祖三位祖先；而庶人也就是老百姓是不能设庙的，只能在寝堂里祭祖，换句话说，老百姓没有作为独立祭祀祖先场所的祠堂。根据这一规定，在祖先祭祀上，不同等级的人，在祭祀的对象、地点等方面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祠堂这一发展历程与家谱也有相似之处。
　　民间的祠堂是从西汉开始出现的。汉惠帝时，为汉高祖在陵墓区设立原庙，以便举行祭奠，结果引起官民的模仿，许多官员与豪民也开始在墓地建造祠堂。汉代祠堂是建筑在墓前的祭祀场所，古代墓上建筑称“堂”，而祭祀祖先的春祭称“祠”，这种祠堂也可称为墓祠，与后世的祠堂其实并不一样，墓祠是为特定的个人建造的，子孙祭扫也只是对特定个人的礼敬。汉代的祠堂因多为石质，又称石室。山东长清县孝堂山郭氏墓祠是目前保存完整的最早的民间祠堂。这座石祠大约建于公元１世纪前后，宽３．８米，进深２．０８米，正中的八角形石柱将石祠分为两间，内壁刻有各种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场景的画面。这也是汉代祠堂较为常见的形制。祠堂后来受到了非议，人们认为祠堂的建造违反了庶人在寝堂祭祖的规定，到了晋朝，政府正式下令禁止祠堂的建造，此后，祭于墓所的祠堂基本上就绝迹了。除了少数有资格建家庙的贵族高官，人们只能重新回到寝堂祭祖。
　　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２１３），曹操受封为魏公，便以“魏公”的身份，比拟诸侯礼而建五庙，此举开创了魏晋以后官员按照官品等级建立家庙的先河。北齐武帝河清三年（５６４）颁布的“河清令”规定，一、二品官可拟诸侯例建家庙，三、四、五品可拟卿大夫例建家庙，六、七品可拟士例建家庙，而八、九品官与庶人则只能在寝堂祭祖。到了隋唐时期，则规定五品以上才可以建家庙，而六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只能“祭祖祢于寝”。与后世祠堂建于族居地不同，唐代的家庙大多建在京城长安，往往官员在外地当官，家庙却建在长安，这可能与当时认为立家庙于长安是一种荣显标志有关。然而，大量家庙集中建在长安，甚至建在皇城附近，使唐武宗大为不满，为此他曾在会昌年间三次下令禁止在长安城建立家庙。
　　经过五代时期的战乱，唐代的家庙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宋朝政府多次试图恢复家庙制度，但社会反应冷淡，南宋王朝仅有秦桧、贾似道等１３人建立家庙。与此同时，随着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传统的祭祀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与宋代家谱以尊祖敬宗收族为主要目标相适应，理学家们也希望祭祖能承担同样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纷纷提出改变原来等级森严的祭法。着名理学家程颐认为，不准官民祭祀五代祖先是不合宗法和情理的，不利于孝道伦常的实行，应该允许平民祭高祖、曾祖。根据当时的朝廷定制，程颐的宗族是不能祭五世祖的，程颐却不管不顾，私自祭祀五世祖。对于程颐的主张，朱熹也积极坚持，提出民间祭五世祖不能算僭越违礼。当时民间还有祭始祖的现象，按照常礼的规定，祭祀始祖是天子的特权，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祭祀。对于民间出现的祭始祖现象，朱熹则提出，确实不是家家都可以祭始祖的，但这种事情还是顺从民俗比较好，实际上是提倡允许民间祭祀始祖。在这些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下，民间祭祀五世祖甚至始祖的习俗，逐渐流行起来。当然，民间私祭与贵族建家庙祭祀不同，没有恢宏的家庙，当时，一般家庭大多在正厅置祖先牌位祭祖，而士大夫与富家则在悬挂有祖先图像的影堂祭祀祖先。影堂是在民间私祭中出现的一种独立的祭祀场所，是庙祭与寝祭之间的过渡形态，又被称为家祠堂，成为明清时代祠堂的前身。到南宋末年，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宗族祠堂，称为族祠。与影堂的不同之处在于，影堂是家人祭祀近祖的地方，而族祠则是族人祭祖的场所。除了这种零星的实践者外，徽州俞氏宗祠在正寝之东建立祭祖的祠堂，并认为设置祠堂非常重要，可以满足人们的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朱熹的主张对后来祠堂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初期，尽管政府公布了新的家庙制度，但民间建置祠堂及追祭远祖的违例事例却层出不穷。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称：“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立家庙。”很快，嘉靖皇帝下诏允许士民祭祀四世祖，同时允许官民在冬至日祭祀始祖。嘉靖皇帝的诏令将天子独享的祭祀始祖的特权推恩至天下百姓，这在祭祀制度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虽然嘉靖皇帝的推恩还是有所保留，如规定民间祭祀始祖用的牌位必须使用纸牌位，冬至祭祀完毕后就要烧毁等，但毕竟使庶人的祭远祖、祭始祖成为合法，因此嘉靖皇帝的诏令实际上已经基本扫除了民间祭祖的限制。
　　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礼乐名物不可僭越则是历代坚守的行为准则，而祭祀之礼又居传统五礼之首，嘉靖皇帝能够下诏变更祭祀制度应该说是不容易的，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皇帝的前任是明武宗。明武宗是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荒唐皇帝，其贪玩的程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明武宗似乎生来就有贪玩好武的天性，从小就对各种各样的游戏和运动十分入迷，幼年时就常到宫中的蹴园亭玩蹴鞠。
　　岁数稍大后又醉心于骑马射箭，每日不得消停。１４岁时武宗即位，大权在握的他下令建立豹房，在里面安置了许多的乐户和美女，自己住在里面终日淫乐。长年纵情荒淫的生活使武宗的身体日益虚亏，虽经太医们尽心调治，可还是没有挽回武宗的生命，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武宗病死于豹房，年仅３０岁。武宗去世时并没留下一个儿子，大臣们只好从皇族中选了一名皇室成员继任皇帝，也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即位后，便想追尊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并迎入太庙祭祀，结果与群臣发生了一场大冲突，他甚至十多年拒绝上朝，好不容易才达到目的。史载嘉靖十五年，献皇帝庙成，献皇帝正是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嘉靖皇帝即位十五年后才终于能将父亲迎入太庙，可见这场斗争的艰难。也许是有切身体会，嘉靖皇帝对于民间祭祖问题才会表示同情，正是在这一年，嘉靖皇帝下令推恩，允许民间祭祀始祖。
　　嘉靖十五年以后，随着“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的诏令在全国各地的广泛推行开来，大江南北的家庙、祠堂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建立在联宗基础上的宗族祠堂是这一时期新兴祠堂的主要特征。考察现存宗族祠堂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祠堂正是起源于嘉靖皇帝下达允许民间“联宗立庙”的诏令之后，从中也可以看出嘉靖皇帝放宽庶人祭祖的限制对民间祠堂兴起的重要影响。随着祠堂的发展与普及，明清以后，祠堂已经不仅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祠堂与家谱一起成为宗族最重要的象征，几乎成为宗族的代名词，成为了宗族集体活动的舞台。 41祠堂未建，何以家为：宗祠的营建
　　随着嘉靖皇帝意在推恩于民的“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诏令的颁布，民间宗祠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百姓营建宗祠不再需要遮遮掩掩，营建宗祠的积极性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一时间，在华夏大地上，几乎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落，我们都可以看到祠堂的身影。
　　宗祠是祖先神灵的归依之所，在崇尚孝道的中国，让祖先的神灵有一个体面的归依之所是关乎全族人脸面的大事情；而对于豪门望族而言，宗祠更是显示宗族身份地位的形象工程，将宗祠修建得富丽堂皇、蔚为壮观正可以在世人面前显出宗族的荣耀。《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有一段对贾府宗祠的描定：
　　且说宝琴是初次进贾祠观看，一面细细留神
　　打量这宗祠：原来宁国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一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字，旁书“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书”。两边有一副长联，写道：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
　　代仰蒸尝之盛。也是王太傅所书。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面悬一块九龙金匾，写道“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也是御
　　笔。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傍边一副对联，写道是：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宗祠建筑的堂皇考究由此可念宁荣。
　　窥一斑俱是御笔。
　　里边灯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
　　42
　　生长在豪门之中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我们描述的贾府宗祠，正是清代豪门宗祠的典型。民戏台藻井宁波秦氏支祠的戏台藻井装饰华美，既表达了修筑者对宗族祠堂的重视和投入，也在某个侧面体现了祠堂在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间的宗祠自然还难与宁国府这一类的豪门宗祠相提并论，至少他们不会有贵如王太傅般的达官贵人题写门匾，更不会有这么多的御笔牌匾和对联，而“古铜鼎彝等器”也不是一般人家所能置备的；但是，由于宗祠的建设事关宗族的脸面，因此各族无不是合一族之力，倾其所有，殚精竭虑，精心营造，以求能让祖先的神灵有一个豪华气派的归依之所，同时也能让自己脸面有光。正因为如此，宗祠的营建便与编修家谱一起成为宗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由于宗祠被视为宗族的荣耀和祖先功德的彰显，人们对营建宗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至于全国各地宗祠林立。据记载，乾隆年间，福建莆田县城内１／５的地方被宗祠所占，宗祠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本来，聚族而居的情况大多是在乡间，因此宗祠更多是设在乡村，而莆田城中竟也有如此之多的宗祠，足可见当时人们营建宗祠的热情之高。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西南昌，据记载江西农村人除在本乡建立宗祠外，有的还在省会南昌城内建造总祠，由于在城内建宗祠的宗族很多，以至于当时南昌城内的故家旧宅都卖尽了，变成各宗族的宗祠。乾隆年间的江西巡抚辅德上任后发现南昌城祠堂祠堂是属于传统中国特有的宗族文化建筑。
　　内到处是宗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向乾
　　隆皇帝上书，要求制定相应规定，限制省城内宗祠的兴建。乾隆皇帝接到辅德的奏章后，感到问题严重，下旨明令禁止在省城、府城内合族建祠。
　　从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宗祠的普及情况。事实上，根据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的统计，在总共有７８ 个州县的江西，全省同一族姓建的总祠堂有８９处，各地一族建的分祠堂竟达８９９４ 座。
　　人们营建祠堂的热情在有些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时南方各省如广东、福建等地，人们往往是先盖祠堂，然后才盖住宅。安徽绩溪人王中梅出身贫穷，家中只有几间破旧的茅屋，后来王中梅外出经商，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发财致富，当他带了大笔银两回到家中，家里人劝他先盖几间像样一点的房屋以供居住，王中梅回答：“朱熹说过：‘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于正寝之东。’现在族中祠堂还没有兴建，祖宗的魂魄还无处安身，你们却要我先建私宅，如此做的话，纵然祖先的神灵不责罚我，我难道就能问心无愧了么？”王中梅的话语之中，大有“祠堂未建，何以家为”的气概。其实这种思想在当时相当普遍，如广东潮州人的风俗便是“营宫室，必先祠堂”，而福建莆田的民俗也是“营室先营宗庙”。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宗族活动的开展并不均衡，大体上讲，是南方较为兴盛，北方地区的重视程度则不如南方。河北蠡县人李＆就指出南人好虚夸，喜欢炫耀宗亲，而北人过于:陋，不懂宗族关系。正如当代着名史学家吕思勉所说，“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与此相应，祠堂营建的形制规模，南方都要胜过北方。其实，这一现象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一致的。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北方，无论是手工业、商业、农业，南方都要比北方更为发达、更为先进。发达的经济为南方祠堂的营建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要知道祠堂的营建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合一族之力修建起来的祠堂在营建过程中往往是大兴土木，不计工本、一掷千金是极为普遍的情况。
　　汪氏是徽州望族，据汪氏族谱的记载，汪氏始祖是鲁成公次子，名叫姬汪，因出生时手掌纹酷似汪字，故人称汪侯，他的后代就以汪为姓。历史上，徽州汪氏可以说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人尊为汪王的汪华。汪华是绩溪县汪村人，幼年时父母双亡，寄养在舅舅家中长大，后应募参军，由于智勇过人，渐渐显露头角，深受将士拥护。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汪华审时度势后策划了一场兵变，推翻了隋的歙州政府，占领了歙州，随即率军连克宣、杭、睦、婺、饶数州，拥有六州之地，自称吴王，颁布一系列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六州百姓得以在乱世安居乐业。
　　唐朝建立后，汪华上表请求归附，被任命为歙州刺史，总管六州诸军事，受封为上柱国、越国公。由于汪华在天下大乱时保全了数州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地百姓感其恩德，在汪华死后纷纷建汪王庙，以示纪念。身为地方望族，汪氏的宗祠自然 43是规模浩大，据《休宁汪氏宗祠记》的记载，清代乾隆年间休宁汪氏营建宗祠，历时六年，共耗银三万八千余两。事实上，当时人丁兴旺的大族在宗祠营建时投入的资金常在白银万两以上，如据《绩溪城西周氏宗谱》记载，该族于乾隆年间修建宗祠历时七年，耗银一万六千八百余两；而歙县潭渡黄氏宗族兴修的享妣专祠则耗银三万两。除营建费用外，维修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据《桂溪项氏族谱》记载，项氏宗祠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至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３）的７５年间，共维修、扩建了四次，四次维修共耗银九千八百余两，其中仅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的一次维修费用就耗银高达六千余两。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宗祠的建筑无不雕镂彩绘，争奇斗艳。坐落于歙县北岸乡北岸村的吴氏宗祠，三进五间，门厅为五凤楼，八字墙须弥座石刻与檐下砖雕、博缝板木雕都极为华美。中进享堂的月梁、楹柱粗硕宏大，为徽州之最。后进寝殿台基前立石栏，与台阶垂带石栏相接，栏板上刻有七方百鹿图石刻，是吴氏宗祠的又一大景观，古代因鹿与禄谐音，因此刻百鹿图有祈盼宗族人丁兴旺、官运亨通的寓意。歙县北岸乡大阜村的潘氏宗祠亦营建得极为富丽堂皇。潘氏是地方望族，清乾隆年间宗族中潘世恩高中状元，后在京为官５０余年，历任六部侍郎、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保、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赏穿黄马褂，晋加太傅，可以说享尽人臣之极宠。潘世恩的堂兄潘世璜在潘世恩中状元后的第三年再中探花。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后来也中探花，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更使潘家成为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李鸿章为苏州西百花巷潘宅题写的匾额是“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宗族鼎盛由此可见一斑。砖雕砖雕系徽州三雕之一，其工艺精湛程度令人惊叹。做工精美的木雕木雕属于民间工艺美术的奇葩之一，多以吉祥图案、民间故事等作为主题或蓝本。图中木雕，就描绘了《西厢记》中张生跳墙的情节。木雕装饰梁间装饰也毫不马虎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宝级西周青铜重器大克鼎、大盂鼎即是潘氏宗族在１９５１ 年捐献给国家的。潘氏宗祠在太平天国时期曾毁于战火，战后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重建，门厅为五凤楼式，饰以精美砖雕。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中进大厅的梁柱、雀替、平盘斗上雕有姿态各异的骏马百匹，俗称“百马图”。明清时期，徽州的石雕、砖雕、木雕闻名于世，而矗立于县城的许国石坊、北岸吴氏祠堂的石雕《百鹿图》和《西湖风景》，大阜潘氏祠堂的五凤楼砖雕和《百马图》木雕，正分别体现了徽派“三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徽州“三雕”的精品汇聚于宗祠之中，显现出人们对宗祠营建的重视，都在竭尽全力使宗族的祠堂能够卓尔不凡，与众不同。
　　当然，由于受到财力与等级制度的限制，贫寒宗族与显贵宗族的宗祠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贫寒宗族的宗祠一般为单进或双进结构，单进结构是最小的祠堂，即进入祠堂，便是天井，天井四周回廊通道，上面一个阔嘴厅，正厅后壁处置神主龛；双进结构的祠堂，有门楼厅，两侧有门楼房，中间是天井，四周加廊通道，进去为大厅，大厅两旁为厢厅，正厅眉梁上端挂匾额，厅后壁正中置神主龛，龛位一般垫高３０厘米 44左右为基座。显贵宗族的宗祠则采用三进结构，竖有三山门，这是要有一定官阶的人才可以采用的结构，两边还按等级放置石鼓、石狮等。不过，无论是贫寒宗族还是显贵宗族，作为宗族祭祀、聚集的公众场所，祠堂往往是宗族中建筑质量最好、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建筑物，即使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洗礼，这些古祠堂今日看来依旧是乡村民居中最威仪、最抢眼、最讲究的建筑，青砖瓦面、彩绘门神、门额大匾、女儿墙、龙舟脊、繁复的斗拱，无不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座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建筑。
　　宗族观念虽然是源于汉族的思想，但宗祠的营建并不仅限于汉族，一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也有营建祠堂的习俗。如土宗族的祠堂称为“讲氏堂”，不同的姓氏，“讲氏堂”的名称也各不相同。
　　杨姓土宗族人的“讲氏堂”称为“四知堂”或“关西堂”。相传，杨姓土宗族的祖公在封地关西当官，以廉洁奉公、执法严明而着称。一次，当地一名富人与人打官司，由于自知理亏，便在半夜三更带着银子拜见这位杨姓官员，希望他能将案子判得对自己有利。杨姓官员拒不接受贿银，富人以为他担心有人知道，就说：“现在是深更半夜，谁能知道这件事呢？”
　　杨姓官员说：“这件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四个人知道了。”富人闻言大惊失色，忙问：“哪四个人知道？”杨姓官员回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说完就将富人训斥一番，赶了出去。这件事情传开以后，老百姓有感于杨姓官员的廉洁，就送给他一块匾，上书“四知堂”。皇帝听说这件事后，也很欣赏杨姓官员的所作所为，就赐匾“关西堂”， 以示嘉奖。后世的杨姓土宗族人就以“四知堂”或“关西堂”
　　太平盛世之剪纸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最传统最
　　基本的美好愿望。善良的人们相信：只有小家安宁和谐，大家才会平安兴盛。
　　作为他们宗祠的名称。这个传说在历史上还是有案可查的，实际上是源自杨震的故事。杨震是弘农华阴人，东汉著名学者，人称“关西夫子”，汉昭帝时官至丞相，封安平侯。《后汉书·杨震传》中就记录了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故事。史载杨震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县，昌邑县45
　　的县令王密是因杨震的举荐才当上这个官的，为了报答杨震，王密晚上带了十斤金送给杨震，对杨震说：“暮无知者。”杨震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是最初的“四知”故事。
　　田姓土宗族人的“讲氏堂”大多称为“紫荆堂”。相传，田家的媳妇郭氏想要分家单过，田家老祖公听说后回答：
　　“分家？门口紫荆花树，花不谢，就不分；花谢了，就分。” 郭氏为了能早日分家，每天早晚煮饭时，都要烧一锅开水，将开水浇紫荆花树，想烫死紫荆花树。谁知道她越浇开水，紫荆花树长得越茂盛。一直过了７２代，紫荆花树才枯萎，田姓才进行了分家。为了让子孙能记住宗祖，就以紫荆花为“讲氏堂”的堂号。土宗族的这一传说与汉族田姓的传说有相近之处。
　　据汉族田姓的家谱记载，古代有田真、田庆、田广三兄弟同住一堂，家庭和睦，后来兄弟三人相继娶妻，他们各自的妻子都要求分家单过，于是三兄弟就把家中的田产、山林、钱财都分为三份。田家庭院内有一株紫荆树，树大一围，郁郁葱葱，茂盛异常。每年春暖花开时紫荆花开，花红似火，为全家增添了无限乐趣。分完其他财产后，三兄弟决定将紫荆花树也平均分为三份，因天色已晚，三人便回屋睡觉去了。不料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三兄弟惊讶地发现那棵紫荆树已经枯黄落叶，行将枯死，不禁深有感触，感到自己兄弟三人同父同母，根生本，本生枝，枝生叶，同气连枝，方能茂盛，如今树木是显灵示警。
　　他们的父亲见了这般情景，便劝说儿子不要分家，应团结一致、和睦相处，三兄弟听后，赞同父亲的见解，决定不分家了。
　　说也奇怪，那棵紫荆树竟也重新发芽抽叶，复活过来，长得比原来更加茂盛。老父亲见状心中欢喜，就说：“今后一家要像庭院中的紫荆花一样，兴旺昌盛，红红火火，树不死，不准分家。”不料田广的妻子郭氏还是一心想要分家，听到父亲说“树不死，不准分家”，就每天让女仆将热洗脸水泼于树下，久而久之紫荆树又开始枯萎，一家老小见状大吃一惊，经过仔细观察终于发现是郭氏所为，田广大怒，将郭氏休走。没有了每天的热水烫根，紫荆树慢慢又枝叶茂盛，复活如初。经过此事，紫荆花不死成了家和的象征，世人则喻其为兄弟花。后人有“田庆紫荆堂下茂，王裒青柏墓前枯”之语。后来田氏族人建宗祠，里面的厅堂就命名为“紫荆堂”，借以告诫后代裔孙应和睦相待、同心合力、发展家业。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徽，也是选用紫荆花作图案。
　　宗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宗祠的祭祀活动
　　对于聚族而居的宗族而言，祠堂记录着宗族的辉煌与传说，更是他们血缘关系的记载。作为宗族的圣殿，几乎所有的宗族大事都要在这里议决和进行，如根据传统习俗，每当族人娶亲时，新娘要在宗祠下轿，拜见祖宗。据《朱子家礼》的记载，新婚三天后，男方家长要率领新郎、新娘到宗祠拜见祖宗，向祖宗报告儿子已经成婚，新娘前来拜见。只有经过这样的仪式，新娘才正式成为丈夫宗族系统中的成员，取得宗族成员应有的权力，诸如列入家谱、死后入葬宗族墓地等。纂修家谱称得上是祠堂中最盛大的庆典。胡氏是徽州望族，清代黟县人胡元熙详细地记载了宗族纂修家谱的过程，
　　从中可以看出纂修家谱与祠堂的密切关系。首先是宗祠本始祭孔对于孔子的祭祀，历来都是非常隆重而庄严的，在古代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亲自主持祭孔，而今每年在曲阜孔庙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祭祀典礼。
　　堂开会公议——本始堂是胡氏祭始祖的公祠，然后在宗祠敬爱堂中收捐银钱，再在种德堂纂修家谱。谱稿完成后，择吉日在敬爱堂内制作雕版，完成后再进行印刷。家谱完成后，开始祭谱：初三祭支祖、族祖，初六祭始祖，初九祭迁祖。祭祖前在本始堂等三处地方搭台唱戏，其中以本始堂最为隆重，从初二一直唱到十二日，其他二处则仅初六唱一天一夜的戏。期间，本始堂、敬爱堂张灯结彩，本始堂的祭桌上则供放着新修的家谱。祭祖结束后，在祠堂中焚毁谱版，以防冒印。家谱纂修工程的最后一幕便是在宗祠中举行颁谱典礼。可以看到，在胡氏家谱的编修过程中，议谱、刻谱、祭谱、焚版、颁谱等一 46系列程序都与祠堂密不可分。当然，并非只是胡氏家谱的纂修是这样，其他宗族也是如此。
　　除了家谱的纂修，在宗祠中进行的活动还有许多，如动用宗族共产进行族内互助、进行宗族伦理教育、处理族内纠纷、代表宗族处理涉外事务等；但在宗祠的所有活动中，祭祀是最为重要的活动，而且在宗祠的其他活动中，祭祀活动也是经常地、反复地进行着，这是因为祭祖是凝聚族人的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是其他活动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从这个隆重的祭祖活动宗族建立宗祠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祭祖，宗祠的其他活动（包括纂修与供奉家谱）应该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盛行的国度，对祖先的崇拜可以说是中国人历史最悠久、最虔诚的崇拜形式。意义上讲，祭祀活动是宗祠活动中最主要的内容。从宗祠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建立宗祠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祭祖，宗祠的其他活动（包括纂修与供奉家谱）应该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盛行的国度，对祖先的崇拜可以说是中国人历史最悠久、最虔诚的崇拜形式。古人认为死者的灵魂不灭，可以在冥冥之中保护自己的子孙，使子孙得福，繁衍昌盛。同时古人还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尽管鬼会对人不利，不过祖先的灵魂是善鬼，会保佑子孙。但如果对祖
　　先崇拜不诚，祖先也会不再保佑自己的子孙，这样子孙就有可能遭殃，因此为了获得祖先的保佑，适当的祭祀是必须的。古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北宋的建立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死后，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即位，此后北宋帝位就一直由赵光义的后代继承。后来，北宋被女真人建立的金灭亡，宋高宗南渡后建立了南宋，但依然面临金的巨大威胁。宋高宗登基后，儿子元懿太子夭折，高宗又不能再生育，皇位的继承便出现了问题。这时，上虞县丞娄寅虎上书说，金之所以能祸害宋朝，是因为宋太祖不能在太庙中得到直系子孙的祭祀，心中不高兴，不再保佑北宋，所以北宋才打不过金。因此他建议从宋太祖的后裔中选择贤德的人当太子，以慰宋太祖在天之灵，同时也能重新获得宋太祖的保佑。据说宋高宗看完奏章后很受感动，便决定从宋太祖的裔孙中选择继承人，最后是选定宋太祖的儿子、秦王赵德芳（也就是民间称的八贤王）的六世孙赵伯琮为太子。后来赵伯琮继位，便是宋孝宗，此后帝位便从宋太宗一支重新回到宋太祖一支。宋朝帝位在皇室内部房支间的这一变动，正是祖先崇拜和祭祖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明证。
　　宋人之所以认为宋太祖不能在太庙中得到直系子孙的祭祀，便会不再保佑北宋，是源于古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的观念，也就是说，祭祀者必须是自己的真正骨血，否则祖先是不会接受祭祀的。春秋时，卫成公有一次梦见卫国的始封君康叔对他说：“夏王相夺我祭祀。”于是，卫成公便想命人祭祀相，以免相再抢夺自己始祖的祭品。大臣宁武子知道后反对说：“神不歆非族。相是夏族，抢康叔的祭品是因为他的后代杞国、．国没有认真祭祀，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不能祭祀他。”
　　正因为“神不歆非类”，宋太祖自然不会接受宋太宗一支的祭祀，当然也没有义务保佑那些北宋的皇帝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孟子的名言，之所以无后是最大的不孝其实也是从祭祀考虑的，没有后代，祖先的祭祀自然无法保证，其后果便是祖先不得不沦为抢夺他人祭品的饿鬼，这让笃信祖先崇拜的古人想起来也会不寒而栗。
　　一代女皇武则天最后之所以没有将政权传给武姓子侄，身后的祭祀问题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武则天在建国号后，即大量任用武姓的子侄，或擢为宰相，或封为将军，臣子有功则赐以武姓， 47又免天下武姓的租赋，改文水县为武兴县，追封武氏宗族的先人，并为之上谥号，立庙宇，显然，她是想传位于武氏。然而，李昭德、狄仁杰等几位有见识的宰相，都先后对她说：“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近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岁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祭祀；若立侄子，谁听说过侄子为姑母立庙奉祀的呢？假如那样，先帝的陵寝也要被废毁了。”武则天正是听了这话，为之心动，因而久久不立侄儿武承嗣为太子。可见祭祀问题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祠堂的祭祀活动，按时间、性质及祭祀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常祭、专祭、特祭、大祭等多种类型。有的宗族还根据死者及其子孙在宗族、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对祠堂的贡献决定灵牌的放置处所。如ｅ里任氏宗族的祠堂分为一本堂、树风堂、锡类堂，其中一本堂最为尊贵，是供奉始祖的地方，同时奉祀１１ 世以上的先人，而１１ 世以下的先人按规定则需文武则天的无字碑武则天的无字碑引起世人诸多联想。
　　祠堂森森柳色新许多宗族大事都在祠堂里进行。
　　官七品、武官三品以上，或曾给祠堂捐银１００ 两以上的才能进入一本堂。树风堂则专门奉祀有善行的祖先，不能进入一本堂和树风堂的祖先则在锡类堂奉祀。安徽桐城麻溪吴氏宗祠则分得更为细致，有正祠、崇扬祠、显扬祠、节烈祠、招灵祠、学祠等。
　　常祭是一般的常规祭祀，每月初一、十五举行，规模不大，每个家庭只要求家长参加。专祭是对特定祖先的祭祀。特祭是指族人有婚娶、生子、获得科举功名、升官晋爵等喜事而入祠举行的祭祀。大祭是宗族的合族大祭，也是祠祭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每年都要定期举行数次，时间大多在岁首、春分、清明、中元、中秋、秋分、立冬、冬至、除夕等岁时节日，一般春秋两祭在祭祀活动中显得较为隆重。不过，祠祭的时间和次数各宗族并不相同。在祭祖活动中，民间最重视的是清明和冬至两次祭祀，举办得最为隆重。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不同宗族有不同的祭礼，有的宗族是先在祠堂举行祭礼，然后到祖坟扫墓祭奠，也有的宗族直接到祖坟祭祖。在祖坟扫墓时，先是全体族人集体祭奠始祖坟，然后各房分别祭扫本房祖坟。冬至祭祖则是在宗祠进行。古代认为冬至节是阳气生的时节，臣民在这一天要向君主祝贺，如同过年相庆，民间则在这一天在宗祠举行祭祀始祖的祭祖大典，由于是祭祀始祖，因此全体族人都必须参加。《红楼梦》中有一段对贾府除夕宗祠大祭的描写，从中我们可以体会豪门宗祠大祭的程序和场景：
　　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众人围随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贾荇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下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里，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媳妇，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与王夫人。王夫人传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贾蓉方退出去，归入贾芹阶位之首。当时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人，花团锦簇，塞得无一些空地。鸦雀无闻，只听铿铿叮当，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
　　民间的宗祠祭祖，虽然可能气派上难以与贾府这类豪门匹敌，但在隆重与诚敬上则毫不逊色。在祠祭的前三天，与祭人员就要斋戒，戒酒戒荤，与妻妾分房居住，以杜绝杂欲邪念，静思祖宗。前一天，沐浴更衣，做好祭祀的准备工作。祭日清晨，全体与祭人员穿戴整齐，有官爵的人则穿官服，齐集宗祠，准备行礼。此时，在祠堂的族人不准说话，不准喧哗，必须静默肃立；同时，在祠堂内站队也有讲究，不得尊卑无序，不得昭穆失伦，祠堂内有专门的执事人员负责纠察纪律，从《红楼梦》的描写中也可以感受到祠堂中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休宁范氏族谱》中对祠祭纪律有明文规定：“临祭尤当严谨。
　　不得附耳私语，回头四顾，搔痒伸腰，耸肩呵欠。拜时必俟声尽方起，拜后勿遽拂尘抖衣，违者罚。”连打呵欠、伸懒腰、抖灰尘都在禁止之列，可见祠祭纪律之严。
　　宗祠大祭所有族人都必须参加，无故缺席的人要受到惩处，如《宜兴ｅ里任氏宗谱》规定祭祖迟到者罚银一钱，无故不到者罚银三钱，管事人员不到者罚银五钱。有的宗族则规定无故缺席者要罚摆筵席，向祖宗赔罪。之所以要罚，是因为祠堂祭祖是族人的义务，缺席祭祖表明未能尽到应尽的义务。祠堂祭祖同时也是族人的权力，宗族成员中，除了犯下严重错误、被开除族籍的人，其他人都有权力出席祠堂祭祖活动。由于开除族籍是极为严厉的处罚，因此人们很重视自己参加祭祖的权力，历史上甚至出现过为争祭祖权而引发的命案。清嘉庆年间，广西临桂县李氏宗族发生一起命案，便是源于祭祖。李氏宗族中有李周氏因为丈夫病故，只身带着未成年的儿子，经济困难，没有按时交纳宗族清明祭祖钱，族首李如松上门索讨，李周氏没钱可交，李如松因索讨不到大发雷霆，宣称不许她们母子参加祭扫祖坟的活动，周氏听到李如松这样说，犹如听到宣布将她儿子开除出李氏宗祠一样，异常恼怒，情绪失控，竟将李如松当场打死。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参加祭祖活动对族人的重要性。
　　在宗祠大祭中，管事人员有主祭人、分祭人、司赞、司祝、司爵、司筵、纠仪等，他们各自有详细的分工，分别负责主持、司仪、读祝词、管祭器、管祭品、纠察纪律等。具体程序大致可分为主祭人向祖宗神主行礼、族长迎接牺牲供品、初献、宣读祝祠、焚烧明器纸帛、奏乐、族人拜祖、二献、三献、撤供品、祖宗赐食等步骤。
　　举行祭祖活动，首先要准备祖先的遗像和木主。祖先遗像平时卷放起来收藏，祭祀时取出挂好，以接受子孙的顶礼膜拜。
　　木主又称神主，是用上等木材，做成木片，插在底座上，牌上写着已故者的名字，祭祖时作为祖先的代表。豪富之家的神主制作极为讲究，如清代广东巨富叶氏宗族，木板用楠木制成，木主上的字用黄金铸成，可谓极尽豪奢。只是后来叶氏宗族家业凋落，子孙便将木主上的金字刮下卖钱，还将楠木质地的木主制成念珠出售，据说一块木主可以磨成１８ 粒珠子，恰好做成一串念珠。
　　祭品在祭祖活动中十分重要，祭品的丰盛可以显示子孙的虔敬之心，而且不同时节的祠祭活动，所供奉的祭品也是不相同的，冬至的宗祠大祭是祭品最为丰富的祭祖活动之一。按《礼记》规定，天子、诸侯、大夫祭祖用太牢，也就是牛、羊、猪三牲；士用少牢，也就是羊、猪二牲。明清时期，政府对品官家庙供品有具体规定：二品以上官员可用羊、猪各一只，五品以上用羊一只，五品以下用猪一头，都要肢解四丰盛的祭品祭品在祭祖活动中十分重要，祭品的丰盛可以显示子孙的虔敬之心，而且不同时节的祠祭活动，所供奉的祭品也是不相同的，冬至的宗祠大祭是祭品最为丰富的祭祖活动之一。肢，煮熟了上祭。但事实上这一规定未必得到认真的实行，民间祭祀中一般用猪、鸡、鱼，但也有用羊、猪的。《潭渡孝里黄氏族谱》中记载了其墓祭 49始祖时使用的祭品：猪一口，羊一腔，粮献五色，饼锭五色，罩果五色，鲜献五色，面饼四桌，小粮狮四桌，插花三十支，衣冠六身，绢帛六副，香烛七对，金银纸钱等等。当然，祭品备置与宗族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但祭品的多寡并不代表人们祭祖的虔诚程度的差异。在祭祖活动中，祭品的备办、祭器的洗濯，一切上供的东西都必须由子弟、媳妇操办，不能使用仆人，其目的正是为了表达子孙祭祖的虔诚态度。祖先的在天之灵享用着自己的子孙亲手办置的祭品，即便是没有全羊全猪，心情想必也还会很好的。
　　在合族大祭完成后，有的宗族还要进行族人会拜礼，先是族人向宗子、族人礼拜，然后小辈拜长辈，同辈中年幼者拜年长者。举行会拜礼是教育人们懂得尊卑长幼的道理，同时也是表示尊重祖先，因为辈分也是祖先传下来的。
　　祠祭大典的最后一项便是祖宗赐食，其实就是将祭品撤下，由全族人享用。古人认为老祖宗吃剩下的东西，由子孙接着吃，是接受老祖宗的赐福，能够受到祖宗的保佑，可以消灾免祸，给子孙带来吉利。祖宗赐食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族聚餐，在祠堂中开办酒席，全体与祭人员参加。一种是分胙肉，即按户按人头分发祭祀之肉。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意在表示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仍在向子孙们恩赐食物，维持着子孙们的生计。
　　与汉族相类似，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祭祖活动。满族祭祖中有一项称为抓猪祭，又称祭白日肉神，仪式包括领牲、杀猪、摆件子、敬神等。过去满族信仰萨满教，根据萨满教的观念，祖宗的灵魂能依附于动物的耳朵回来，领牲就是向祖先献牲，满人用水灌猪耳朵，猪耳朵动了，就意味着祖先已经领了后辈子孙的供品，因此要一直灌到猪耳朵动为止，一旦猪耳朵动了，全族欣喜欢跃。摆件子就是将猪肉煮好后将猪的各个部位重新摆成一个整猪的样子。摆完后全族向祖先行礼，最后全族分享神赐的祭肉。
　　血脉相连：神州大地上的百族千祠
　　中华大地上，宗祠林立，几乎每一座村落都有宗祠存在，在规模较大的村落中，往往会有多座宗祠，形成蔚为壮观的宗祠群。而对大宗族而言，除了营建全族的大宗祠外，还建有各级小宗祠，各房建有房祠，房下各支派又建支祠，层层相扣，50
　　形成金字塔式的宗族祠堂网络。而在这祠堂网络的背后，便是宗族的血缘网络，祠堂网络正是宗族血缘网络的物化反映，是以建筑的形式连结起宗族的血脉。
　　山西代州鹿蹄涧村的杨家祠堂是北宋杨家将后代的宗族宗祠。相传，杨业的１４代孙杨友与他的弟弟杨山在一次狩猎时，射中了一只梅花鹿的蹄脚，鹿带箭奔跑，杨友兄弟二人紧紧尾追，追到鹿蹄涧村，梅花鹿突然消失。杨友兄弟就在梅花鹿消失的地方挖掘，结果发现一块形状似鹿的大石，蹄上仍带有那枝箭。杨友认为是神鹿示意，让他们来此居住，于是便迁居于此。 杨友兄弟到此居住时，正当元世祖忽必烈当政，他得知杨友是杨业的后代，便下旨让杨友为其祖先建立祠堂，这也是最早的杨家祠堂。到元文宗时，杨家１７代孙再次奉旨大修，以后又经过明、清两代不断修葺，杨家祠堂遂形成现在的规模。
　　杨家祠堂整体坐北向南，占地面积５５８ 平方米。来到祠堂之前，首先看到的是祠门前一对蹲坐的石凿狮像守护着祠院，祠门之南，有楼台三间，为杨氏族人祭祀祖先的祭台，题名为“颂德楼”。祠堂为三进结构，每进前檐下悬一金字门匾，分别书有“奕世将略”“一堂忠义”“三晋良将”。祠门内之侧壁中，录有宋几位皇帝颁赐杨家将的诰敕１０篇，其中包百族千祠中华大地上，宗祠林立，几乎每一座村落都有宗祠存在，在规模较大的村落中，往往会有多座宗祠，形成蔚为壮观的宗祠群。
　　括《赠杨业太尉中书令》《封杨延朗开国公誓券》等。由祠门而入，有东、西、北堂屋三楹，奉祀杨业后裔。由前院进入后院，便是祠堂的主体部分。后院有正殿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正殿廊内悬一竖匾，上书“敕建”二字。左、中、右各悬一横匾，分别书有“威镇华夷”、“忠勋世美”、“千秋忠义”。廊柱挂对联一副，其联词为：“丰功伟烈着边疆勇冠三军称无敌，浩气英风留古塞声威万代佩专城”。上联是褒颂杨继业的，他生前就有“杨无敌”的称号；下联是褒颂杨六郎的，“专城”是州牧的别称，杨六郎一生坐镇北边，曾兼任过地方的知州。由殿廊步入“忠武祠”大殿，可看到杨继业老将军与夫人佘老太君的塑像，其八子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两边，从这些塑像，仿佛可以看到他们当年血染沙场、威武不屈的形象。
　　佛山泽河村所有的村民都姓曾，据说他们就是撰写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的《大学》的作者，春秋时期鲁国人曾吉祥雕刻传统古祠建筑中常可见到这些寓意吉祥的雕刻。
　　子的后裔。村内至今保存着四间风貌独特、具有岭南艺术风格的百年古祠堂，这些古祠堂都是曾氏宗族的宗祠，其中修建最早的克仁曾公祠距今已有１２０ 多年历史，迄今依然保存了初建时的模样。
　　泽河祠堂最令人惊叹的是“三雕”，即砖雕、木雕、石雕，这是泽河祠堂建筑的一大特色。砖雕艺术主要表现在屋脊上的脊兽和雕花护脊上，既有传统的“百兽图”、“吉祥图”以及佛道故事，又有花卉鸟兽和干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图案，造型优雅，线条娴熟，刀法细腻，可称得上是清代砖雕精品。木雕大多装饰于梁柱、斗拱等处，图案也多为祥云瑞兽等。石雕集中用在祠堂门前的石柱等处，所雕刻的狮子、麒麟等形象栩栩如生，用料多为花岗石，苍劲的雕刻刀法和灵活生动的画面布局，无不透出工匠的高超技艺和独特的艺术眼光。
　　除了“三雕”，泽河祠堂的艺术价值还体现在壁画上。村中四间祠堂总共有１００多幅壁画，在克仁曾公祠内的侧壁上，有一幅“马融讲学”的壁画，画面上人物、景致谐调完美，是祠堂壁画中的精品；在成坚曾公祠里的一幅壁画上，画者还题了首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胡适故居著名文人胡适即徽州绩溪人，与西递胡氏同宗。
　　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画合一，意趣盎然。作为孔子最知名的学生之一，曾子最大的贡献是撰写了《大学》，曾氏族人在建祠堂时将书有“大学堂”“传省堂” 51“贯道堂”“宗道堂”的金漆牌匾，分别悬挂于“受兴”“克仁”“成坚”“成厚”四间祠堂的正厅上，以纪念曾子的这一重大贡献。
　　徽州是中国宗祠营建最发达、保存最完整的
　　地区之一，形成了许多蔚为壮观的祠堂群。如黟县南屏村共建有八座祠堂，被誉为江南祠堂村，其中叶氏宗祠占地２０００平方米，８０ 根粗大的木柱支撑着这座可容纳近千人的宏伟建筑，令人惊叹不已。又如歙县富＊村，是汪姓聚居的村落，村中曾有大本堂等八座汪氏宗祠。２０００ 年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的黟县西递村亦是一座以祠堂建筑闻名于世的村落，西递村的祠堂和民居建筑以其独特的风貌在世界文化宝藏中占有一席之地。
　　西递村是胡姓聚居的村落，西递胡氏源于明经胡氏。据《明经胡氏壬派宗谱》的记载，明经胡氏的始祖昌翼公本是唐昭宗的儿子，因唐末战乱，皇后遂将新生的儿子托付婺源胡三公藏匿于民间，长大后遂姓胡。后唐同光三年，胡昌翼在明经科考试中承志堂登第，但他弃官安徽宏村首富的承志堂。
　　不做，返回家乡隐居，后世逐渐繁衍成明经胡氏。大约在宋元年间，明经胡氏的一支迁居西递，形成了西递胡氏。
　　西递村的胡氏祠堂有本始堂、追慕堂、仁让堂和敬爱堂等。其中敬爱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为西递胡氏十四世祖仕亨公的住宅，清乾隆年间重建时扩建为宗祠，面积达１８００多平方米，气势非凡。敬爱堂中门樱花枋上高悬“敬爱堂”楷书匾额，取名“敬爱堂”寓意深远，既有教育后人须敬老爱幼，又有寓意族人互敬互爱之意。敬爱堂的祭祀大厅分上、下庭，左右分设两庑。梁檩间悬挂着“天恩重沐”“上国琳琅”“四世承恩”“盛朝英俊”等多块金字古匾，似乎在低声倾诉着胡氏宗族当年的荣耀。上庭正面悬挂着祖宗的画像，上悬匾额“百代蒸尝”，意思是要世世代代不忘祖先的恩典。
　　山东曲阜的孔庙是又一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祠堂，在中国林立的民间祠堂中，孔庙可以说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座祠堂。
　　之所以特殊，一方面是因为供奉的是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另一方面是因为孔庙是由孔子的私人住宅发展而成的，规模形制与帝王宫殿相埒的庞大建筑群，这在人类建筑史上也是“惟一的孤例”。孔庙始建于公元前４７８年，也就是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鲁哀王下令将孔子故居改为孔庙，岁时奉祀。此时的孔庙仅有庙屋三间，陈放他生前使用过的衣、冠、琴、车、书之类的东西。孔庙的发展始于汉代。本为市井小人的汉高祖刘邦在起兵之初对儒学并不重视，甚至做出过用儒冠撒尿以羞辱儒生的极端之事；然而，当登基之后的刘邦面对他那帮毫无教养的手下在朝堂之上依然酣歌狂饮甚至拔剑击柱的局面52
　　手足无措时，儒生叔孙通依据儒家的经典为汉朝制定了朝仪，一举扭转了朝堂上的混乱局面，也使刘邦得以感叹：“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意识到儒学价值的刘邦成为了第一个拜祭孔子的皇帝，并将对孔子的祭祀列入了国家祀典。以后，随着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孔子的不断加封，孔庙的规模也逐渐发展，最终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列，成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
　　现存孔庙仿皇宫之制，三路布局，九进院落，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对称排列，布局严谨，气势宏伟，共有建筑１０４ 座，４６６ 间，建筑面积约１６０００ 平方米。
　　大成殿是孔庙内宫殿式主体建筑，是孔庙的核心，殿高曲阜孔庙之孔子手栽桧２４．８ 米，宽２４．８５ 米，坐落在２．１ 米高的殿基上，和北京故宫太和殿、泰山岱庙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大成殿的庭院内有一株古桧，挺拔高耸，树冠如盖，相传为孔子亲手所植，树东有明人杨光训手书“先师手植桧”碑，此树被视为孔子后裔兴衰的象征，有木茂则孔氏兴的说法。
　　杏坛据说是孔子生前讲学处，正是在这里，孔子向七十二弟子传授了“六艺”。现存建筑为明隆庆年间所造，置身其间，不禁使人追思孔子昔日设帐教学的情景。奎文阁是孔庙三大主体建筑之一，古人认为奎星为二十八星宿之一，主文章，而孔子则被人们比作天上奎星，故以此为名，它是历代帝王赐书、墨迹收藏之处，以独特的建筑结构成为中国古代的著名楼阁之一。孔庙内其他主要建筑还包括寝殿、圣迹殿、十三碑亭等。
　　作为中国最大、最特殊的民间祠堂，孔庙的祭祖活动可称是规模浩大，尤其是国家规定的春秋两祭，场面更加盛大。大成殿前有一个大型露台，宽约４５ 米，长约３５ 米，曲阜孔庙之杏坛正是祭孔时的歌舞之处，仅从这个露台，便可想见当年祭孔活动的盛大场面。
　　生死殊途，情气相感：祖先坟墓与子孙的命运
　　在明清以来的家谱中，记载宗族坟茔情况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每一部家谱都详细地记载了祖坟、坟向、各房各派的墓地分布情况，还不厌其烦地在家谱中绘制墓地图，有的宗族甚至还专门编修《坟谱》，如湖南攸县张氏宗族就编修了《张氏倡修上世坟谱》。之所以在家谱中会对坟茔如此关注，《进贤刘氏重修族谱》中的一段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坟墓所以藏祖宗之形骸，为子孙根本之地也。”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看来，坟茔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种人，一是墓中的祖先，一是后世子孙。根据这一观点，坟茔跟宗族的全体成员，包括去世的和没去世的、已经出生的和还没出生的
　　都有密切的关系，是已故的祖先与后世子孙相互交流的平台，也难怪坟茔在家谱中要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后世子孙与祖先的交流是通过祭祀的方式实现的，与坟茔相关系的，就是墓祭或如民间所称的扫墓。今天，清明节扫墓已经成为人们祭祀祖先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可以说，比祠祭的普及程度更高。不过，在历史上，墓祭却迟迟得不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在官方的祀典中找不到墓祭的影子，而当墓祭偶尔出现在官方文书上时，伴随着的大多是严辞训斥的禁令。《唐会要》中记载的唐高宗诏令即称：“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然而，皇帝的禁令似乎并没能对民间的墓祭之风产生多大影响。
　　尽管许多典籍都在大讲“古不墓祭”，但祭墓的习俗实际上在先秦就已经非常普及了。《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国有个人，家里养有一妻一妾。丈夫每次外出回家，一定是喝得醉醺醺的，吃饱了酒肉回家。他妻子问他跟什么人一起吃喝，丈夫提到的总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物。妻子就对妾说：“先生外出，总是吃饱喝足之后回来，问他同些什么人吃喝，说全是一帮有钱有势的人物，但是，却从来没见过什么显贵人物到我们家里来，我准备悄悄地跟着看看他究竟到了些什么地方。”
　　第二天清晨起来，她尾随在丈夫身后，走遍城中，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同丈夫打招呼。最后，丈夫走到东郊外的墓地，径直来到祭扫坟墓的人那里，向人讨了些残菜剩饭，吃了不够，便又东张西望地跑到别处的扫墓人那里去乞讨了——这便是他每天吃饱喝醉的办法。他妻子回到家中，把看到的事情告诉了妾，说：“丈夫是我们仰仗而终身倚靠的人，现在他竟是这样??”
　　于是两人便在庭院中抱头痛哭，大声咒骂，但丈夫却不知道。孟子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从中可以发现战国时期墓祭已经在民间广泛地存在了，每天至少有几批人到墓地举行墓祭，因此那位丈夫才有可能将乞讨墓祭用的酒肉当成度日的手段，而且还能保证每天吃饱喝足。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中的社会背景应该是有生活依据的。从家谱中有关墓祭情况的记载，可以看到，祭扫祖坟的人们通常会带大量的祭品，如《葛氏稚川族谱》规定每年春秋两次祭扫祖坟时，在中间一席安放杯筷两副，左首一席除荤菜外添设素菜十簋，杯筷三副；清明祭祖时，中间一席安放杯筷两副，祭品十二簋。之所以在墓祭时携带大量食品为供品，是因为按传统观念，如果子孙不及时祭扫祖坟，提供充足的供品，九泉之下的祖宗就会得不到血食，也就是得不到饮食，这会使祖宗沦为饿鬼。而一旦祖宗沦为饿鬼，不仅使祖宗生活艰难，子孙也失去了祖宗的保佑。正因为墓祭供品事关重大，有些家谱中还明文规定必须在祭祖时为祖宗提供高质量的祭品，如果族人带了变质食品敷衍了事的话，就会受到宗族的惩罚。而在古代，人们还有在扫墓结束后在墓区举行酒会的风俗，这也使墓区有着充足的食物供应。也正因为如此，那位齐人才能够每天都在墓区吃得酒足饭饱。
　　其实，不仅民间墓祭成风，皇室之中也不乏热心于墓祭的皇帝。东汉明帝曾下诏，提出要崇陵杀庙，也就是要提高陵寝祭祀的地位，降低宗庙祭祀的地位。
　　史载一天汉明帝梦见亡父光武帝刘秀和亡母阴太后，一家人团聚后非常高兴，临分别时还依依不舍。第二天清晨，汉明帝便率文武百官到光武帝和阴太后的陵寝祭祀，并下达了崇陵杀庙的诏令。汉明帝之所以要崇陵，显然是因为陵寝“藏祖宗之形骸”， 在这里，他可以与生死殊途的父母重新相聚，把手言欢，重温往日的亲情。
　　墓祭是人们寄托哀思、追念祖先的一种方式，举行墓祭是为了表达孝子之情，从墓祭的内容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孝的观念在其中的影响。墓祭时进行的叩头礼拜体现的是子孙对祖先的尊重，上供祭品是供给食物，焚烧冥币是为了让祖先在阴间不致贫穷，寒衣祭中焚化衣服是为了让祖先能温暖地度过寒冬，而对坟茔的除草添土则可以理解为对祖先住房的整修，总之，与现实生活中晚辈对长辈应尽的义务是一致的，是晚辈的一种尽孝行为。事实上，在民间的观念中，子孙无故不及时举行墓祭，甚至听任坟茔受损，都会被人们视为不孝，而受到社会的谴责。因此，为了便于后世子孙的祭扫，人们便在家谱中标明祖坟的方位，以确保墓祭得以代代延续。
　　古代社会重视坟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坟茔“为子孙根本之地也”。根据祖先崇拜的观念，逝世的祖先虽然已经与后世子孙人鬼殊途，但依然能对后世子孙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坟茔便被视为祖先实施这一影响的平台。古人相信，祖先坟茔的地点、方位会影响到后世子孙的生活，适当的地点、方位能使后世子孙发达，而不适当的地点、方位则会让后世子孙遭致祸患，风水思想便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为祖先寻找风水好祭祀人们祭祀时一般都供奉丰盛的祭品，以表示对祖先的敬意和缅怀。图为清代一般人家在自己家中祭祖的情景。 54的坟茔、保护风水好的坟茔使之不受外来的伤害，便成为与宗族发展休戚相关的大事，这也是家谱中会有如此之多有关坟茔内容的原因，不仅是祖坟方位，还要详细地列出各房的墓区范围，也就是说，虽然是同一宗族，但各房各派对自己支派的风水也并不愿意让别的支派分享。据锦田邓氏宗族的《师俭堂家谱》记载，邓家第八世祖邓自明在南宋时娶了因战乱而流落民间的皇室公主为妻，家谱中称为皇姑。邓自明死后葬在锦田西面的佛凹，由于某种原因，邓自明的墓一度处于“失祭”
　　的状态，被人们所遗忘。后来，有一位风水先生声称该墓是一个“大旺丁财”之墓，风水很好，于是屏山邓氏马上宣布该墓是本族祖先的墓，想拥有这块风水宝地，屏山邓氏的祖先其实是邓自明的从兄弟，原本是有亲戚关系的。后来，锦田邓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与屏山邓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证明了此墓是邓自明的墓，夺回了这块风水宝地。《师俭堂家谱》中，还记载了皇姑墓地的争端。由于皇姑墓地的风水很好，与皇姑并非同一支派的邓氏同族人便在她墓附近私自造了许多“私墓”，皇姑后裔于是向当地知县告状，知县于是发布告示，严禁在皇姑一支的墓地范围内修建“私墓”。
　　那样，皇姑的后裔就保证了祖先坟茔所在的风水宝地不被其他房派的人所分享。
　　汉代的人已经认为墓地会有福祸感应的功能，《后汉书· 袁安传》载，袁安丧父后，有人指着某处风水宝地对他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风水堪舆书《葬书》提出“枯骨得荫，生人受福”，认为人的身体受之于父母，父母骸骨是子孙之本，子孙形体则是父母的分枝，是父母遗留于世的部分，父母的骸骨若能得到生气，子孙就能得到荫佑。也就是说，虽然父母与子孙已经生死殊途，但仍能情气相感，只要枯骨能够得荫，生人便能受福，因此，祖坟的风水环境越好，子孙受荫越多，所谓“神灵安而子孙盛”。正是由于有这些理论的存在，中国人对坟茔选址的热情之高，在世界上大概也是首屈一指的吧。对中国人来说，为祖先选一个风水环境好的墓址，既风水宝地风水思想在古代中国的皇家和庶民心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力；不少人深信，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能为自己生时及死后都带来福荫。
　　是讲求“孝”的要求，也是自己及子孙兴旺发达的保证。
　　不仅民间讲求风水，即使贵为皇帝，也不能免俗，甚至比民间更讲究。史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就派礼部尚书和阴阳先生在北京周围挑选陵址，也就是皇家墓地。一行人跑了两年多的时间找寻“吉壤”。先是找到一个叫屠家营的地点，风水相当好，但朱棣考虑到自己姓朱，与猪同音，而猪进屠家必遭宰杀，犯忌讳，于是下令放弃。找到的第二个地方是昌平西南的羊山，同样是块风水宝地，正当准备将其确定为陵址时，却突然发现山后的村庄叫狼儿峪，“猪”的旁边卧着头狼，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又只好放弃。后来又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在京西燕家台，但朱棣认为燕家与晏驾谐音，皇帝的死称为晏驾，因此也不吉利，不能用。最后，选陵大臣吃了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十三陵这块风水宝地。据说朱棣当时听了汇报，看了图帖，还不放心，亲自跑到十三陵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并当场选定了自己的陵地，才满意而归。或许十三陵的风水确实很好，使明朝江山延续了二百多年。凑巧的是，当人们发现十三陵地区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皇陵而准备另觅新址时，大明王朝在李自成和满洲铁骑的冲击下轰然倒塌。
　　既然祖坟事关宗族的兴衰，保护祖坟便成为宗族的大事，１１５几乎在所有的家谱中都有许多保护祖坟的规定。
　　保护墓区的树木是保护祖坟最基本的事务。人们认为祖先“藉树为荫” ，墓区的树木就是祖先的衣被，因此砍伐墓区的树木便如同掀掉祖先的衣被，使祖先赤身裸体，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因此很多宗族都明令禁止砍伐墓区树木，对于胆敢盗伐墓区树木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
　　保持祖坟的安宁也是保护祖坟的重要内容。 55人们认为在祖坟上动土会惊动祖先的神灵，而一旦触怒祖先，祖先便会降祸惩罚不肖的子孙，《毗陵顾氏宗谱》指出：“祖宗坟墓，地气固而骸骨安，子孙自然昌大。如树根深固，枝叶自然畅茂。
　　若动摇损伤，未有不凋敝者也。”因此，一些宗族规定不准挖掘祖宗坟山上的泥土，不准在祖坟周围拴系牛羊、堆积杂物，处于产煤区的永兴张氏还特别规定十三陵牌坊十三陵碑楼现在的十三陵所在地，四周分布着蟒山，虎峪，龙山和天寿山，按阴阳五行恰恰符合了四方之神的位置，谓之“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还有温榆河流经该地，难怪被朱棣认为是风水宝地。
　　在祖坟一带“永远不许开挖煤垄”。
　　保护坟区这块风水宝地不受侵占是保护祖坟的重中之重。既然祖坟的好风水能保佑后世子孙的富贵昌盛，因此保护好风水不被破坏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认为如果有人以骑葬的方式在祖坟内盗葬会掘动坟山的龙脉，破坏祖坟的风水，使宗族遭受不测，因此一旦发现有人盗葬，就要“以逆祖不孝论”， 在祖先神位前严加责罚，并迫令迁葬。南丰东隅吴氏宗族的办法则较为极端，按他们的规定，凡发现有人在祖坟上钻穴层葬，立即告官开穴，不管入葬的是什么人，一律将尸骨丢弃沟壑。如果有族人胆敢盗卖祖先墓地及墓田，则将被视为是比盗葬更严重的罪行，势必引起全族的共愤，除了送官究办外，还将给予族内最严厉的惩罚，将其开除族籍。
　　敦宗墓族的物质保障：家谱中的宗族公产
　　宗族公产是家谱中又一项重点记载的内容。宗族公产是宗族全体族人共同拥有的集体财产，宗族公产的所有权、经营情况、使用情况与全体族人的利益都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公产对宗族的日常运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宗族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家谱的纂修、宗祠的修造、祭祖仪式的举行都需要财力的投入，宗族公产则为这些宗族活动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而那些宗族公产不足的宗族进行此类活动则困难得多，有时还会因此临时摊派引发族人间的矛盾。宗族公产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贫苦族人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这是宗族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有效地避免族人因为贫富分化严重而产生对立局面。可以说，族产是宗族实现敦宗睦族目标的物质保障。正因为如此，家谱对族产的记载是非常详细的，除了记载族产的规模、用途等内容外，还详细规定了族产的管理办法。此外，为了防范随着时间推移而造成族产所有权不清等纠纷的产生，家谱中还不厌其烦地收录了各类与族产相关的文书，以备日后用以维护宗族公产。
　　在宗族公产出现以前，宗族中富有的成员自发地资助族人的情况早有存在。史载西汉平通侯杨恽在父亲死后，把父亲的遗产五百万全部分给同宗族的人；继母无子，死后又给他留数百万财产，杨恽将这些财产全部分给了继母的兄弟；后来，杨56
　　恽又得到价值千余万的财物，也全部分给了族人。然而，这类自发性的资助活动，由于是临时性的，虽能一时解除族人的困难，但不能持久。最早建立宗族公产的是范仲淹，宋仁宗皇．二年（１０５０），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将官俸收入购买良田千亩，建立了范氏义庄，为所有在苏州原籍的族人提供生活补贴。继范氏义庄之后，各个宗族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宗族公产。
　　不同的宗族，建立宗族公产的资金来源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私人捐置与合族置办两大形式。
　　私人捐置主要是由宗族中的官员或富商出资兴办。首创义庄的范仲淹就是官员。纵观各宗族的家谱，可以发现有许多宗族的宗族公产是由官员独力出资兴办或是官员带头捐出大笔资金后与其他族人一起兴办的。在古代中国，官员不仅地位高，而且官员的俸禄收入也比较高。如宋代宰相每年正俸为铜钱三百六十万文，相当于二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而在正俸之外，每年还有禄米一千二百石。高额的俸禄收入使官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兴办宗族公产;加之官员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有实践敦宗睦族理想的自觉意识，因此也大多乐意捐助族人。从史书记载情况看，除范氏义庄外，早期的宗族公产基本上都是由官员捐置的。商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中较为富裕的群体，但在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为了提高自身在宗族中的地位，商人也往往乐意捐献部分财产，帮助宗族建立宗族公产。如光绪年间，上海曾铸以海商起家，捐置族田１０５５ 亩，作为宗族公产。从家谱资料中，可以看到，有不少商人正是通过捐置宗族公产而获得了进入宗族的领导层的机会。此外，还有一些富人由于担心自己的子孙不肖，会将家产败尽，因此在临终前将家产捐献给宗族，置办宗族公产，这样一方面可以使自己成为宗族的有功之人而受到族人的祭祀，另一方面也为子孙留下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在一些家谱中，有时会对于宗族公产制订特别的规定，如将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捐献者子孙的生活补贴，也有的规定宗族公产必须世代由捐置者的子孙管理。如吴县程氏资政义庄就规定管理义庄的庄正由建庄者的嫡长子世代相继。不过，尽管捐置者动机各异，但所捐置的宗敦宗睦族族公产所发挥的敦宗睦族的功能则是一致的。
　　敦宗睦族是家族还有一部分宗族的宗族公产是通过合族置办的方法建立成员共同的期望。
　　的。合族置办的具体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宗族采取计亩出田的方法，根据各家土地占有情况，按比例抽取。有的宗族则根据资产按比较抽取。如《开沙许氏宗谱》规定：家资满五百贯的族人，每年捐钱五百文；有一千贯的，每年捐一千文；有万贯的，每年捐钱一万文。有的宗族是按人头捐纳，如贵州平越《重修杨氏小宗祠谱》规定：族中男丁每年各捐银一两。
　　也有的宗族通过其他方法聚集钱财，如有的宗族规定，族人有结婚、生子、科举登第、升官等情况，都要向宗族缴纳一笔捐款；有的宗族规定，凡是立继的族长，其遗产的一部分要交公；有的宗族则采取收取办事费的方法，如规定族人要进主祠堂等要交纳一定的费用。《甬东湖下应氏宗谱》规定：族人如要将牌位放进祠堂，每个须付进主钱一千二百文。还有的宗族别出心裁，将家法族规中的惩罚措施基本上都定为罚款，以此收取费用。
　　由于人们认为土地是最为可靠的产业，宗族公产大多数都是土地，这些土地也统称为族田。族田按照用途的不同，可以细分为多种。其中，所获各物主要用于祠堂祭祀的称祭田，主要用于维修和墓祭的称墓田，主要用于学塾开支的称学田，主要用于救济贫苦族人的称义田。当然，也有部分宗族在城镇中还有房产、店铺等宗族公产。
　　宗族公产的管理有专管和轮管两种类型。专管是设立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宗族公产。根据家谱中的记载，大部分宗族采用专管的办法，由宗族指定公正廉洁、才识干练的族人管理族产。在有些宗族中，宗族公产采取各房支轮流管理的方法，如湖南浏阳《俞怀锡堂家谱》规定：宗族的族产，由五大房轮流管理，每年由其中二房各举出一人值年，一人管租谷银钱出入，一人管契据权限。一年交接一次，不得连管二年。宗族公产的管理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如范氏义庄规定如果管理人员 57按时向族人发放月粮，可以领取糙米二十石为报酬。当然如果不能按时向族人发放月粮，则报酬也要相应扣除。
　　宗族设立宗族公产的目的，一是维持宗族活动的正常开展，一是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部分宗族公产实力雄厚的宗古民居群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集体活动多是在宗族内开展的。这样，既可以加深不同家庭的感情联系，增强全族人员的凝聚力，也可以在出现危机时借助团体的力量维护本宗族的利益。
　　族，能够给族人提供相当不错的资助。以范氏义庄为例，范仲淹创办义庄时有田１０００亩，由于管理较好，以后陆续增殖，到清初已经有５３００亩，以地租收入供给族人生活。范氏义庄发放钱粮的项目有：口粮、婚姻费、丧葬费、科举费、房屋（义庄备有义宅，借给族人居住，若房舍需要修葺却实在无力维修，可由义庄出钱修缮）、借贷等。而且范氏义庄规定，所有住在苏州原籍的族人，不分贫富，不论其本身有无收入，一概发放。可以看到，范氏义庄成员的基本生活是有很好的保障的，即使没有收入，其衣、食、住及婚丧费用也无需操心，简直可说是生活在福利社会。当然，大多数宗族的宗族公产并没有能力向全体族人提供如此周全的生活保障，更多的义庄只是向宗族内的贫困族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由于政府认为宗族公产通过族人互助的方法救济穷人，是给官府分忧解难，而且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对宗族公产持积极保护的政策。凡在政府备案的义庄，官府都发给执帖，写明：倘若有奸诈之徒捏造文书诈夺义庄田地，或本家族不肖子孙盗卖义庄田业，准许义庄管理人员拿着执帖告发，官府一定依法严惩。根据规定，凡卖义田１５亩以上就要依照盗卖祖坟山地法办，卖者充军，田产发还义庄，田价没收入官，而买田者只能自认倒霉，不但钱无法收回，还落了个谋买义田的罪名。
　　这一措施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因为根据法律，盗卖祖遗祀产５０亩以上才判充军。
　　为了保护宗族公产，也是为了鼓励人们建立宗族公产，政府在执行“籍没”时还将宗族公产排除在外。在古代，犯有重罪的人往往会被处以“籍没”，也就是没收全部财产，但政府同时规定祭产和其他宗族公产不在籍没范围。如道光查抄内阁侍读学士牛坤家产时，将他设立的墓地、祭田、家祠等全部保留，没有查抄，而仅仅改归其侄儿名下。正因为政府的这一政策，部分深感宦海险恶的官员为了防止万一，便将部分财产捐置为宗族公产。
　　第四章：家族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谱中的家法族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家族兴盛的护身符
　　任何稍具规模的家谱中，家法族规是必不可少的。在家谱中，家法族规的名目繁多，常见的有宗约、家法、家规、家训、族规、族范、祠规、祠约等，虽然名称各异，但所包含的内容不外乎族人做人行事的基本道理和行为准则，以及当族人违反这些基本道理和行为准则时的惩罚措施。正如有学者所说，家谱中的家法族规，将道德说教和人的悟性结合起来，把社会伦理同宗族信仰结为一体。在叙述伦理的真谛、风习和法规时，族规将这三者寓于其中，使之成为浑然一体的约束工具。
　　家法族规进入家谱，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家法”一词始见于汉代，不过是源于经学，与后世家谱中的家法族规没什么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家法”一词被赋予了调整家庭内部关系之规范的新含义，如刘宋时官至太保的王弘，曾制订家法，时人称为“王太保家法”，这里的家法与后世的家法族规含义基本是一致的。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家法当属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洋洋洒洒二十篇的《颜氏家训》成为了古代家族教育的范本，在此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后人称道的家训类专着，如陆游的《放翁家训》、袁采的《范氏世范》、司马光的《家范》等，但这些家训类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单独行世的，还没有成为家谱的组成部分。宋代，欧阳修、苏洵、创建了修谱的欧、苏体例，带动了民间编修家谱的热潮，有些家族修谱时在“谱例”中订入了一些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规定，从而使部分谱例有了某种规范功能，可以被视为家谱中家法族规的雏形。家法族规正式出现在家谱中大约是在元代，不过，被普遍列入则是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订立了六条规范百姓日常行为的“圣训”。上行下效，民间制订家法族规的家族逐渐增多，其内容和形式也渐趋成熟，成为家谱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人之所以要在家谱中列入家法族规，在《毗陵城南张氏宗谱》中说得相当清楚：“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纪纲不立天下不平矣，家训不设家人不齐矣。”换而言之，制订家法族规的目的就是要统一族人的思想，规范族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家谱中的家法族规内容非常繁细、具体，大至财产继承、婚姻立继、祭祖祀宗，小至日常生活的琐事，无不包容，如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中仅吃饭问题就列有６条，而被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郑氏家谱中的《郑氏规范》竟多达１６８条。
　　家谱中制定如此细密的家法族规，可以说是在全方位地规范族人的行为，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出于家族生存与发展的考虑。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皇权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历史上“忠”与“孝”关系的演变，颇能看出专制皇权强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国君要求臣民尽忠，家族要求百姓尽孝，对一个人来说，同时能够尽忠尽孝，自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便有了“忠”与“孝”地位先后的问题。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孝”
　　比“忠”更为重要，伍子胥的故事便是最好的注解。春秋晚期，楚平王听信谗言，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伍子胥问申包胥应该怎么办，申包胥回答：“我要劝你报仇，则使你不忠；若劝你不报仇，你又对不起先人。我不便给你建议。”伍子胥最终投奔吴国，并率吴军打败了楚国，将闻名已久的《朱子家训》
　　直至今日，《朱子家训》里面仍有不少内容有着良好的教益意义。例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又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等等。
　　楚平王的尸首挖出来鞭打，以报父兄之仇。申包胥的表态和伍子胥的所作所为事实上都表明了当时人们认为尽孝要重于尽忠。即使到三国时期，许多人依然认为尽孝比尽忠更为重要。曹丕曾在一次宴会上问参加宴会的宾客：“国君与父亲都有病，只有一丸药，只可救一人，应当先救君王呢，还是先救父亲？”结果宾客中有人说应该先救君王，也有人说应该先救父亲，长史邴原一言不发，事后曹丕问他的看法，邴原回答：“当然是先救父亲。”可见在邴原的心目中，这根本就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尽孝自然要比尽忠更为重要。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忠”与“孝”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在清代《毗陵高氏宗谱》的家训中，大谈什么普天之下君恩无所不在，百姓能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享受太平清福，全靠皇帝一 59人操劳国事，替百姓兴利防害，所以做人必须先尽忠。随着这类观念的泛滥，民间甚至出现了诸如“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的民谚，向皇权献媚的丑态一览无遗。
　　当然，人们向皇权献媚，未必是心甘情愿，更多的是迫于皇权的淫威，面对无力抗拒的国家机器，小心谨慎、趋利避害便成为百姓的惟一选择。由于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家族被视为基本单位，个人首先是家族的一员，其结果便是任何一名家族成员的飞黄腾达都能为整个家族带来荣耀，而任何一名家族成员的行为不慎，也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正如俗语所说的“六亲同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一名家族成员的严重犯罪，就有可能付出全家族生命的惨重代价。在中国的戏曲中，满门抄斩是常见的情节，而在中国的史籍中，灭族的血腥记载充斥于五千年的历史，灭三族、灭五族、灭九族甚至灭十族，读之令人心惊。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次灭族案是明代的方孝孺案。明成祖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帝位，便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不料方孝孺不仅拒绝起草，还大骂朱棣是篡位奸臣，恼羞成怒的明成祖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连他的朋友、学生也不放过。在这次血腥的大屠杀中，共有８７３人惨遭杀害。血淋淋的教训让人们不得不把家族的生存置于首位，转而抑制家族成员的个性自由与发展，于是，家谱中便有了条目繁多的家法族规。
　　家法族规中，有不少涉及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在处理与国家的关系上，提倡忠君意识成为不同家族的共同选择。对普通百姓而言，忠君的表现就是纳税和守法。
　　几乎所有的家法族规中都有及时纳税的内容，要求有田产之家收获后迅速交纳赋税，做一个守本分，不需督促就主动纳粮的好百姓。当然，要求及时纳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避免与官府产生矛盾，既然明知胳膊拗不过大腿，不如早点交纳，正如《任邱边氏族谱》
　　所说：“钱粮当及早办纳。终无赦理，徒受人气何也？”在这种思想下，“要得安，早输官”一类的话语便频繁出现在家法族规之中。有的家族担心族人不能及时交纳税粮，以致受到官府的责打鞭扑，便设立助役田，帮助族人纳粮。明代江南是全国赋税最重的地区，松江华亭人顾Ｆ捐出田一万余亩，收入替全族人交纳税粮，帮助族人解除了重税的痛苦。
　　在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不允许民间建立自己的团体，组织和参加秘密团体，都有可能带来杀身甚至灭族的惨祸。在清代，各种反清的秘密帮会组织层出不穷，如天地会、哥老会，还有一些秘密宗教如白莲教、闻香教，这些地下团体组织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而伴随一次又一次暴动而来的便是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惨剧。为了族人和家族的自身安全考虑，绝大多数家谱的家法族规中都有禁止族人参加此类地下组织古代民居中的摆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于是条目繁多的家法族规出现在家谱中。
　　的条款。如《合江李氏族谱》中便规定：“哥老、添弟等会党，及江湖放瓢、结盟、拈香，皆匪徒所为，显干法纪。族中子孙，不得听其引诱，致罗重咎。白莲、闻香、灯花等名目，屡奉严禁，皆系妖言。族中子孙惟宜孔孟之规，勿为邪说所诱。”有的家族不仅禁止族人参加这些有反政府行为的秘密组织，而且还要求族人不参加所有的社团组织，如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提出“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的要求，也就是说，族中的秀才文人不能参加诗社、文社之类的文人组织，而当官的族人也不能与其他官员结成利益小团体，以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此小心谨慎，显然是刑场上翻飞的鬼头刀给制定家法族规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加社团可能会招致池鱼之殃，而交友不慎同样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要知道受方孝孺案牵惨遭诛杀的十族中有一族正 60是方孝孺的朋友、学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慎交游”便成为家谱中最常见的家法族规之一。有的家族为了避免外部世界未知的危险，甚至禁止族人远行，有的规定族人“出游不得越二十里外”，有的规定族中的读书人科举考试只能考至举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以免考中后外出做官。
　　在特务横行的专制统治时期，“莫谈国事”出现在诸多家谱之中。为避免口舌招祸，不少家法族规中都禁止族人贸然议论国事。之所以要强调莫谈国事，《三河口龚氏宗谱》的《龚氏宗规》有精彩的论述：“士君子不可无忧国之心，不可有爱国之言。有忧国之心而言之，已为出位。若无忧国之心而言之，更为讪上。若言及官庭得失，人家长短，闺门隐微，便是杀身之道。”在一个发表爱国言论也会招致杀身之祸的社会中，议论国事实在是一种危险至极的行为，一旦被官府追究，小则牵累父兄，大则株连全族。因此，为了家族的安全，许多家族规定，对于胆敢妄议朝廷得失的子弟，要“带祠责惩，以警其妄”。
　　在家法族规中还有一个常见的内容，“居家戒争讼”，也就是反对族人打官司。许多家族规定，凡家族内部发生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均不得擅自告官兴讼，即使是与外族人发生冲突，也不能贸然兴讼，而应当通过适当的调解寻求私了。如《高邮龚氏族谱》规定：“族中有争占等情，只许赴族长及所立宗正、宗副各诉其情，从公剖决，毋辄告官兴讼。”不准族人告官兴讼，是为了避免与官府发生关系。关于打官司，民间有许多民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字入公门，九逍遥牛拔不出”，这些莫谈国事，傲笑民谚可以说都是人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得到的教训。经验告山林间。诉人们，一旦告官兴讼，官司如果败诉，自然要受到官府的责罚；即便是胜诉，也将耗费大量的钱财，如果案件久悬难决，甚至有倾家荡产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讼则终凶”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对于那些不遵家规擅自告官兴讼的族人，家族往往会采取严厉的惩处。有的家族规定，既使是有理的一方，若先告状，祠堂也将处罚他，以惩治不先到祠堂论理的过错；如果双方都上衙门告状，则责罚双方。《永定邵氏世谱》
　　就规定，凡不经过族长直接告官兴讼的，先按目无尊长罪惩处，然后再考察是否有理。而《湘阴狄氏家谱》规定，如有族人怂恿他人告官，则要将其带入宗祠予以重惩。
　　当然，禁止族人告官兴讼毕竟只是冲突发生以后的被动处理方法，为了避免打官司，很多家族在家法族规中要求族人避免与他人发生各种形式的激烈冲突，以免惹祸上身。《越州阮氏宗谱》主张：“邻里不论新旧，宜相见以礼，相处以和，通有无，泯嫌怨，其大较也。”在湖南，当地人会采用“服毒坐拼”的方法胁迫他人答应自己的要求，即服毒后坐到冲突对方的家中或家门口，如果对方不答应所提条件就不喝解药。
　　“服毒坐拼”常出现因解毒太迟而坐拼者丧生、被胁迫者遭害的悲剧结局。有的家族为防止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发生，规定如有服毒坐拼者上门，不准与其对峙，而应立即送官，以免一旦出现意外而卷入人命官司之中。
　　然而，对于实现家族兴旺的目的来说，仅仅靠保障家族的安全是远远不够的，兴旺的家族因子孙不肖而瞬间衰落的例子实在太多，因此，如何规范家族子弟的行为，使他们能够继承与振兴家业，便是家法族规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述了一个家资巨万的富翁的故事：富翁有儿子、儿媳２０人，孙子、孙女２０余人，还有几个曾孙，但这些子孙都是些纨绔子弟，只知道吃喝玩乐，全靠富翁养活。富翁年纪大了以后，再也无力经营，便只能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结果等到富翁贫困潦倒而死时，连裹尸的草席也没有。这样的结局，触目惊心，当然谁也不愿看到，因此在有的家训中要求子孙要自立，不能靠吃祖宗老本过日子。
　　《温氏母训》称：“岂有子孙专靠祖宗过活？天生一人，自料一人衣禄，若有高低，各执一业，大小自成结果。”由于害怕后世子孙怠惰奢侈而造成家道中断，许多家法族规都强调要勤劳节俭，《曾文正公家训》称：“无论大家小家，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为了培养子女的勤劳习惯，有的家法族规还制定了具体的规定，如于成龙在《治家规范》中对家族内的经商者提出要求：
　　“或开店，或行商，俱要早起晚睡，不可偷安。”有些甚至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量化要求，如《庞氏家训》规定：女子六岁以上，每年给十斤棉、一斤麻；八岁以上，每年给二十斤棉、二斤麻；十岁以上，每年给三十年棉、五斤麻，令其纺织，产品贮存起来以备将来出嫁时做嫁衣用；新媳妇进门，每年给三十斤棉、五斤麻，必须亲自纺织，丈夫的麻布衣服，都要由妻子亲自做。
　　勤俭持家被认为是家族兴旺的基础，许多家法族规要求族人楹联勤俭节约，不要奢侈浪费，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堂中楹联道出家族期望：“几百年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白<朱氏宗谱》规定：“子孙年人家无非积善，幼，不得衣罗缎衣服。至冠方做与时衣一袭。婚娶之时做与冬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不禁令人夏衣各一袭，不得过奢。”明代礼部尚书霍韬在家训中亦规想起另一句俗定：凡床帐，不许用纱、绢；凡衾褥，不许用绸、缎、绫、绮、语：万般皆下品，织绣；凡小侄出入，不许乘马，不许独雇一舟；凡非官员、举惟有读书高。
　　人，不许雇人撑大雨伞；凡娶妇，不许接受各种银器和描金漆器为嫁妆等。与此同时，许多家法族规还严禁族人游手好闲、奢侈无度、沾染吃喝嫖赌等恶习，有些编修于晚清或民国的家谱中，其家法族规还特别规定禁止族人吸鸦片烟。
　　家族子弟的择业是家法族规关心的又一个热点，这也是关系到家族发展的重要问题，清代张履祥曾说：“士、农、工、商无一业，酒、色、财、气有一好，亡家丧身有余矣。”因此，众多的家法族规都要求子弟务正业，也就是要从事正当的职业。士、农、工、商是古代四大正业，其中又以士、农为上，工、商为下，因此当时的书香门第大多要求以耕读为本。《宋泽吴氏宗谱》在《家训》中规定：“除耕读外无一事可为，商贾近利易坏心术，工技役于人，流于卑贱。”当然，择业限制如此极端的家族并不多见，大多数家族认为士、农、工、商各有本业，都是衣食之所出，况且自古以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对四业普遍都持认同的态度。有些家族还将正业扩大到士、吏、农、工、商、贾、医、卜等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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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四业也好，八事也罢，与三百六十行相比，只是占了其中一部分，社会上还有许多职业是在四业、八事之外，对于这些职业，不同的家族在家法族规中有不同的规定。娼、优、隶、卒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有辱门楣、败坏家声的贱业，其中娼是指娼妓，优是指戏子，隶是指衙役，卒是指兵士。许多家族都禁止族人充当衙役，因为这些人对上奴颜婢膝，对下鱼肉乡民，为世人所不齿。《绩溪眉山吴氏宗谱》中收录有一首《衙役诗》：“黑海遭鱼肉，苍生幻鼠牙。票签为护法，鞭仆作生涯。讼费囊中货，奸情院里花。不须知县怒，已破几人家。”从诗中对衙役所作所为的描写，可以看出人们对衙役的痛恨。
　　有的家族还禁止族人出任保长，原因是保长与衙役的身份有相近之处，同样是一方面奴颜婢膝地伺候官长，一方面狐假虎威地欺压百姓。戏子因为常年在外出班演出而受到鄙视，《建桐吴氏宗谱》规定“出班演戏，此乃下流，所习不顾双亲年老，亦不知生死存亡。嗣后禁习梨园，倘有出班演唱者，削逐出祠，永不复入”。
　　还有一些职业，如剃头、剔脚、吹手、屠户、轿夫、奴婢等，包括讼师、和尚、道士也都被视为贱业。许多家族都禁止族人从事贱业，认为从事贱业不仅会有辱门楣，而且会使人沾染恶习。永安《佘氏族谱》的《谱禁》称：“禁委身贱役。力田读书，居世应有恒产；为商攻技，凭人各擅其长，徒手耗食固当惩，贱役无良尤必饬。盖一身充入，百恶俱呈。状貌狰狞，曾禽兽之大若，爪牙鹰猛，肆戚友而俱伤，甚而借杀人，鬻形制命。”《武进姚氏宗规》也规定：“不得越四民之外，为僧道，为隶役，为优戏，为椎埋屠宰。”对于不顾禁令从事贱业的族人，许多家族都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永安《佘氏族谱》规定：“如敢委身贱役玷辱宗．，定即视若路人，不准入庙与祭。”《苕溪吴氏宗谱》则规定：“为奴者出”
　　“为优伶者出”“为皂隶者出”“充本里保长者出”。无论是家谱除名还是禁止入祠祭祀，其真正的惩罚都是开除出宗族，这也是宗族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血脉的延续：家法族规中的婚姻与立继
　　在家法族规中，婚姻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宗族社会中，婚姻并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事，由于婚姻事关家族血脉的延续，事关百世宗祧的传承，因此婚姻成为家族的大事。根据家法族规的规定，定亲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即男女双方议亲，家长先要向房长、族长禀报，房长、族长同意以后，还要再祭告祖先，所谓“男子定婚，女子许字，必谋于尊长，既决则告庙”，只有经过这样的程序，定亲才正式生效。结婚同样是家族行为。有的家族规定结婚必须经族长同意，即使是童养媳也不例外。
　　婚礼要在族长主持下进行，婚后三日，宗祠行礼是必不可少的。在古代，只有经过家族认可的婚姻，新娘才能被列入家谱。
　　婚姻要得到家族的认可，首先必须符合家族对婚姻的规定。宋代以前，许多家族强调“嫁女必须胜我家者，娶妇必须不若我家者”，目的是确保新娘能够真心敬重公婆和丈夫。但宋代以后，很多家族都要求嫁女娶妇要门当户对，要求选择门第清白、温良有家教的人家互为婚姻。有的家族规定订婚时不得向婿家索要聘礼，不得因贪图对方钱财而缔结婚约，如果发现族人因贪图钱财或美色而与娼优隶卒等下贱之家联姻或将女儿卖给他人为妾，家族都要进行干涉，还未嫁娶的要立即中止婚约，已经嫁娶的则将其家驱逐，以免败坏家族声誉。
　　对于家族来说，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是家族的血脉传承，因此，许多家族便以“重后嗣”为名，在家法族规中制定了族人当婚后无子时纳妾的规则。《醴邑、上湘、中湘乐氏四修支谱》中规定族人三十无子就应该纳妾，如果妻子因为妒忌伙同妻党阻扰纳妾，家族将出面要求择妻另娶。当然，也有的家族对纳妾比较慎重，如《毗陵徐氏家谱》规定只有四十无子，而且没有侄儿可做继子的族人，才可以纳妾。有的家族则明确反对已有子嗣的族人纳妾，认为仅为满足一己私欲而纳妾，不仅浪费钱财，而且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如妻妾争宠、嫡庶之争等，更为严重的是，老夫少妾还容易导致不守妇德的事件发生，令家族蒙羞。
　　尽管娶妻纳妾，但婚后无子的情况依然存在，为了保持血脉的传承，立继便成为此时惟一的选择，为了避免在立继过程中出现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外族乱宗的危险，许多家族在立继问题上制订了详细的规定。
　　许多家族在立继时依然要求保持家族血缘系统的纯洁性，反对收养异姓为子，更反对立异姓继后，即使是甥舅之亲也不行。《会稽顾氏宗谱》宣称：“异姓不可以相承，犹马之不可继牛，桃之不可接李。今人不明此理，而以女婿外甥及他人之子为后，自甘绝于祖宗，罪莫甚焉。”西晋太宰贾充爵封鲁公，死后无嗣，其妻郭氏立外孙韩谧为孙，继承爵位。郎中令韩咸等认为这样做不合礼法，劝郭氏在宗族中择立后人，不能以异姓为后。郭氏不听，韩咸就上书朝廷，要求改正。郭氏也上书，称是遵照贾充遗命办的。最后晋武帝表态说，贾充是开国元勋，既然愿意立外孙为嗣，且外孙也可算是骨肉至亲，就允许吧，但别人不能以他为例，立异姓为后。这一事件表明当时不仅舆论上不允许立异姓为后，政府对收养异姓事实上也是持反对态度的。明代青花人物纹碗在宗族社会，婚姻并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事。人们都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族人的联姻状况关系着整个家庭乃至宗族的命运。所以也就有不少人不惜违背个人意旨、放弃个人终身幸福而达到所谓的“保全大局”。
　　反对异姓入继的一大原因，是担心外姓乱宗。事实上，外姓乱宗的事情确实屡有发生。明代惠安骆氏曾发生一起由养子引起的混宗事件。骆必腾从河南迁居惠安时，带了黄、杨、朱三姓共四名仆人，后收一人为养子，允其姓骆。到明嘉庆年间，黄姓养子的后裔骆（黄）乾育从事海上贸易取得成功，成为一方富翁。富裕起来的黄姓后裔不甘屈于养子的地位，于是出资修纂自家的《骆氏族谱》，称始祖骆必腾生有二子，长子天保，次子天佑，诡称自己是长子天保的后裔，而真正的骆氏后裔则被说成是次子天佑的后代，一下子将自己养子的身份跃居于正宗骆氏之上。骆（黄）乾育还利用自己的财富，广泛结交官府和地方士绅，收买地方乡邻和骆氏家族中的成员，部分族人还承认了骆（黄）乾育的族伯地位。由于这次混宗事件已经危及骆氏家族的社会地位，骆氏家族在士绅骆日升的带领下与骆（黄）乾育展开了一次辨宗的论争，并与骆（黄）乾育一支彻底决裂。至今两个家族还各以骆氏正宗自居，且各有家谱为证。骆氏混宗，只是地位、名望之争，对正宗一支的危害还不算太严重，但有些乱宗行为则伴随着血雨腥风，如孔族就曾因为伪孔乱宗，使得孔子后裔险遭灭绝之灾。
　　反对异姓入继的另一原因，则是财产的继承问题。如果立外姓人为继子，势必造成家族财产流入他人之手，这会使觊觎这些财产的族人感到不满，引发矛盾，因此，许多家族都禁止择立外姓人为继子。由于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让女儿招赘女婿入门，而赘婿须改姓妻姓，子女也随母姓，因此很容易混入，许多家族都规定必须在家谱中注明赘婿的真实情况，不允许他们及其后裔充任家族首领，不允许干预家族事务，在财产分割上也有歧视。至于螟蛉之子，也要在家谱上注明，以示区别。如《天津徐氏宗谱》规定：“本族有抱养异姓之子及异姓之子随母改适本族而收为己子者，不得混列乱宗。”事实上，直到民国时，还有不少家族坚持不让外姓入继的人继承他们养父母的遗产。不过，几乎所有的家族都不反对族人成为外姓富裕家庭的继子，而且还在家谱中注明他们出继何处，为他们日后归宗提供证明。天津徐氏宗族就规定，本族之人有出赘改姓、过继他姓及随母改嫁离开宗族的，都要登记在族谱中，以备日后归宗。
　　既然不允许立外姓人为继子，便只能在族人中选立继子。立继分为“应继”和“爱继”二种，应继就是根据继承程序，按血缘关系的亲疏顺序从族人中挑选继子；爱继则是立继者不考虑血缘亲疏顺序而从族人中挑选自己钟爱的子侄立为继子。
　　各种家法族规都对立继制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有的家族规定独子不得出继、长子不得出继，有的家族则规定５０岁以上未娶者不得立嗣，有的家族规定以应继为主、爱继为辅等。一旦被立为富裕家庭的继子，就意味着能够获得大笔的财产，因此尽管继子是本族成员，也还是会使其他族人眼红。于是有的家族就规定富有的家庭立继，需拿出部分家产作为家族的公产，实际上也就是让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立继中分到点好处。在实行爱继时，有的家族认为应该对血缘关系相对较近的应继者的利益有所照顾，让应继者也分到部分遗产，以免这些血缘关系相对较近的族人因感到不平而惹出事端。
　　万事礼为先：家法族规中的日常生活
　　在古代，无论是家庭还是家族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一整套严格按照礼法制定的生活规范，所谓“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尽管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家族在生活方式、习惯上各有特点，但是，严格遵守根据传统伦理道德而形成的礼法，则是整个古代社会家风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特征。而严格按照礼法行事，是实现家庭、家族内部整合，保证人际和谐与家庭生活日常运作、维护良好家风的重要机制。
　　古人对于家风是极为看重的。家风好坏关系家族名声，无论家族地位如何高贵，一旦被人视为家风不佳，家族的社会声望就会严重受损，因此社会上有“事业事小，门户事大”的说法。既然家风如此重要，因此维护家风便成为家族的大事，于是各地家族便根据礼法在家法族规中制定许多详细的规定，以规范族人的行为。
　　古代是重孝的社会，因此子女对父母的礼在家法族规中规定得非常细致，甚至可以说举手投足都要受到礼法的约束。
　　按照规定，子女必须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父母吩咐办的事要迅速去办，办完了要向父母报告；如果父母吩咐办的事有不可行之处，要向父母说明情况，等父母同意后再不办；如果父母坚持要办，子女要曲从父母，照样去办。父母喜爱的东西，子女也要喜爱。如果父母说儿媳好，做儿子的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也要与妻子白头到老；如果自己喜欢妻子但父母不喜欢，做儿子的也要马上将妻子休掉。这些规定在实行过程中，不知造成多少悲剧，将多少恩爱夫妻棒打鸳鸯两分离。《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妻恩爱，却因焦母不喜欢刘兰芝而不得不洒泪分离，但两人情意难舍，最终刘兰芝赴水而死，听到噩耗的焦仲卿“独挂东南枝”，与爱妻黄泉重相会，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关于子女要无条件顺从父母，还有一句俗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可见子女在生死大事上也还要顺从父母。当然，在家谱的家法族规中，一般不会对子女提这样极端的要求，但父母教训子女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父母生气打子女，即使打得流血，也不能怨恨，还要像往常一样孝敬父母。不过，子女挨打也要有分寸，不然即使挨了打，也会被人视为不孝。曾参是孔子最著名的四大弟子之一，有一次他锄地时误伤了瓜秧，他父亲大怒，顺手抄起大棒向曾参的背上打去，曾参没有躲开，结果被重重地打了一下，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等到苏醒过来后，曾参就向父亲问安，说：“刚才儿子得罪了大人，让大人生气，用力教训儿子，大人身体还好吧？”曾参觉得自己很孝顺，将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回到自己屋子后高兴地弹琴唱歌。孔子听说后很生气，对看门的弟子说：“曾参如果来，别让他进门。” 曾参自以为没错，就托人打听孔子为什么生气。孔子回答：
　　“你没听过舜的故事吗？他父亲要用他的时候，舜总在身边；他父亲要杀他的时候，总找不到舜。较轻的体罚，舜就挨着；看到是大棒打，舜就逃走。所以舜的父亲不犯‘不父’的罪，而舜也不失为大孝子。但曾参当父亲暴怒时却挺着身子等挨打，万一他父亲把他打死了，那就会让他的父亲成为不义的人，还有什么不孝行为比这严重的呢？”在孔子看来，父母如果将子女打死，也还是子女的大不孝行为。
　　全家乐融融在古代无论是家庭还是家族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一整套家法族规。严格地按照礼法行事，是实现家庭、家族内部整合，保证人际和谐与家庭生活日常运作、维护良好家风的重要机制。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中，孝敬父母是子女的基本义务，子女要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为父母提供良好的条件，这都有一些行为规范。子女应该让父母的卧具冬温夏清，也就是说，夏天要让父母的卧具清凉，冬天要使卧具温暖。
　　东汉时的黄香９ 岁时就能在夏天用扇子把父母的床、枕扇凉，冬天用自己的热身子给父母暖卧席，被民间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饮食方面，子女要让父母吃好，而且不仅要满足父母的口味，还要注意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即所谓养老。此外，子女在外面得到好食物一定要送给父母食用。三国时的陆绩６岁时随父亲拜访袁术，袁术给他橘子吃，陆绩见这些橘子与普通橘子不同，就悄悄在怀里放了二只。不料告辞时橘子掉了出来，袁术开玩笑说：“怎么你来当客人，还装主人家的橘子啊？”陆绩跪答：“家母喜欢吃橘子，我看这橘子好，就装了二只，准备带回去给她老人家吃。”袁术见一个６岁的孩子已经如此有孝心，惊叹不已。这件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后人将其列入二十四孝之中。在住的方面，子女不能住内室西南角，在座席上，子女不能坐中席，因为这都是尊长的位置。
　　子女对父母孝敬，当然父母对子女也要关心，家法族规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一般要求父母对子女严与爱相结合，要求“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也就是说，父亲对子女的爱，要藏在心里，不能显露在外表，其结果“严父”便成为父亲的标准形象。《红楼梦》中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状态可以说是古代父子关系典型，贾宝玉见了贾政就像个“避猫鼠儿”，而贾政虽然心里也疼爱宝玉，但却始终不表示出来，总是摆出一副教训的嘴脸。不过，虽然古代的父亲总是要摆出“严父”的样子，却也并不减少他们对子女的关爱之情。晋代张澄请风水先生勘察父亲的墓地，结果发现二处风水宝地，风水先生对张澄说，葬此处，死者的儿子可年过百岁，位列三司，但孙辈就不行了；葬彼处，死者的儿子寿命减半，也不能位列三司，但孙辈累世显贵。结果，张澄不惜自己寿命、官位受损，选定了能使后代显贵的风水宝地作为父亲的墓地，爱子之心跃然纸上。
　　强调尊卑关系是家法族规的重要内容之一，确立并维护尊卑关系可以建立家族内部日常生活的秩序，这对保障家族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家法族规中有许多确立和维护家族内部尊卑关系的规定。
　　在古代的家族中，宗法等级是十分严格的，族长、房长乃至家长的绝对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家法族规对此给家说：
　　“我刚才查看了麦田，麦子未熟，明天不能割。”各房长听了，依然只是点头称是。这件事很能说明尊长权威的绝对性，对于一位新上任的年轻族长发布的明显错误的命令，族人也只能执行，因为他们知道，违抗族长的命令将受到家法族规的惩处。
　　予了坚决的维护，对于其他人来说，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他们的义务。山西尉迟氏是一个从唐代至清代未曾分家的大家族，一次，家族新上任的年轻族长召集各房房长，下令：“明日尽割田中麦！”这时只是三 一家和睦在古代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讲究的是尊卑有月份，麦子根本没有成熟，但对于这样一个明显错误的决定，各房的房长没有丝毫违抗，齐声答应：“是。”各房长散 序，和睦融融的情景倒是少见的。
　　去后，新族长立即到各房巡视，只见大家都在房长的带领下做割麦子的准备工作。之后，新族长又召集房长开会，对大在家法族规中，尊卑关系首先表现在辈分的高低，这在法律上也同样得到确认，所谓“父辈曰尊，而祖辈同；子辈曰卑，而孙辈同”，辈分是确定族人尊卑关系的重要标尺。《湖北通志》记载了实际生活中的一则事例。有二叟坐，见一妇人抱婴儿 66至，肃然起立。问其故，曰：“此儿虽小，诸父行也。” 可见，低辈分的白发老翁也必须对高辈分的婴儿表示尊敬，因为婴儿的辈分高，处于尊者的地位，而尽管已经是白发老翁，由于辈分低，依然处在卑者的地位。
　　在古代社会中，身为尊长的父母几乎掌控着子女的全部生活，小到子女的交游权、娱乐权，大到婚姻权、择业权，甚至生存权，无不掌握在家长的手中。许多家法族规对族人的行为做了具体的规范，如规定衣着要端整，不得赤脚露臂；会见客人要有礼貌，言谈要庄重，不许用市井语汇；交友要谨慎，不得与屠竖小人、戏子往来；不许吹笛、唱曲、下棋、玩双陆、养鹰犬等，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罚。《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贾政痛打贾宝玉，原因之一就是贾宝玉与戏子琪官的交往。而贾宝玉尽管受到贾府上下的宠爱，但他的婚姻权却也并不在他自己手上，虽然与林黛玉情投意合，最后却也只能糊里糊涂地娶了薛宝钗。唐代元德秀因为父母在世时未能给他做主成婚，父母死后竟始终不敢结婚，而这种行为还受到社会的称颂，元德秀也因此被列入《新唐书·卓行传》。家长还有典卖子女甚至杀死子女的权力，汉高祖刘邦就曾下令“民得卖子”，而在中国的多数王朝，虽然法律并不允许人们鬻妻卖子，但对实际存在的卖子行为，政府只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方法，有时甚至还不得不在律令上向社会现实让步，如清代一方面禁止鬻妻卖子，另一方面又承认贫民典雇妻女的现象很普遍，表示此种情况可以不在禁令之限中。
　　家法族规中尊卑关系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在性别上，男尊女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观念。古人将生女称为“弄瓦”，生男称“弄璋”。据说周代时，人们生下女婴，就放在地上，给她砖瓦玩，所以称“弄瓦”。据班昭在《女诫》中的解释，女婴之所以要放在地上是因为女子是卑弱的人，之所以给砖瓦玩是为了让她学习劳作。璋是玉器，男婴生下后会被放在特制的床上，给他玉器玩，因为男子是未来的“室家君王”。可见，从一生下来，男尊女卑的地位就已经确立了，而从传统社会要求女子的“三从四德”中的“居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来看，女子终其一生也始终处于男子的附属地位。事实上，在古代中国，女婴出生后能有机会“弄瓦”就已经是幸运的了，自古以来，中国溺婴之风从未断绝，而惨遭溺杀的基本上都是女婴。《韩非子》中即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记载，可见战国时期这一陋俗就已经盛行。而在现存的众多家谱中，家法族规中有关禁止溺杀女婴的规定，又使我们看到明清时期溺杀女婴依然是社会上难以根除的顽疾。其实，这种野蛮的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的人们不是等女婴出生后再行溺杀，而是连出生的机会也不给了。
　　当然，女性在家庭中的卑弱地位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改变，如尊卑关系还要受到长幼之序的影响，高辈分的女性相对于低辈分的男性依然享有尊长的地位。换而言之，如果妇女的辈分能够成为家庭中最高，那么在丈夫死亡的情礼仪中国自古以来就自称为礼仪大邦。古人认为“男女有别”，相处之道十分讲究。不过凡事亦当适可而止，有时候讲究得太过分，又确实令人难以接受啊！
　　况下，她所拥有的地位、权力并不低于男性家长。唐代李道枢官高权重，地位显赫，但当人们到他府上拜访时，却常能碰上他正在挨母亲的板子。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府中地位最高的正是贾母，身为家长的贾政对于贾母不敢有丝毫的违抗，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当贾政气急败坏地要将贾宝玉打死时，贾母一句“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便让贾政跪地含泪道：“老太太这话，儿子如何当的起？”面对贾母的不满和怒气，贾政只能一面说：“母亲如此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一面“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
　　家法族规中尊卑关系的表现还有上下关系。根据规定，妻、妾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她们之间存在一种上下关系：妻子是家庭的女主人，称为主母，是正室；而妾虽然在地位上要高于奴婢，但并不是主人，是侧室，妻有权力任意责罚妾。
　　妻、妾地位的不平等还影响到她们孩子地位的不同，妻生的儿子是嫡子，妾生的儿子是庶子，在家庭中嫡子与庶子的地位和待遇是不同的。战国时四大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由于是妾所生，加之出生的日子不吉利，出生后竟然一直没见过父亲。一直到长大以后，托了兄弟说情，才见到父亲。同为一父所生，身为庶子的孟尝君为见父亲一面竟然还要走嫡子的后门，可见嫡 67庶之间在贵贱上的巨大差异。不过，妻、妾之间的地位差异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变化，由于妾往往年轻貌美，深得丈夫宠爱，因此在妻妾争宠的闹剧中常能得到丈夫更多的支持，甚至出现“妾为太君，婢作夫人”的局面。为了避免这种破坏尊卑秩序的事情发生，许多家法族规都强调要维护主母的尊严，规定不准因为宠爱妾而摒出妻子，不允许以妾为妻，妾在行坐之礼上都不准与妻相同。在家谱的登录上，要注明妻、妾的名分，以表明地位的不同；而且，妾只有生儿子，才能因母以子贵登录家谱。主奴关系也是一种上下关系，许多家法族规中也有不少如何对待奴婢的规定，要求族人在与奴婢相处时不能破坏尊卑关系，如不允许与奴婢碰杯，不允许奴婢在结婚时张设鼓乐，不允许奴婢在族人瞩目之处跨马乘车，不允许奴婢穿戴奢华服饰等。有些家法族规也要求应善待奴婢，不准肆意鞭打，有的还规定婢女年满１６ 岁，就应该让她们嫁人。
　　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男女有别是家法族规又一焦点。许多家法族规都规定，男女７岁不同席，有的还规定女孩８岁不准到外婆家，媳妇只有娘家双亲健在才允许探亲，如双亲亡故则不许走动；娘家来的男子，只有父亲及亲兄弟可以相见，其余人则不能随意相见；女子无故不能出中门，男子无故不得进中门，如果有事必须进出，则要相互回避。《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中，王夫人听到贾政在痛打贾宝玉，情急之下赶到中门外的书房，结果“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可见这一规定在日常生活中是得到严格实行的。此外，男女之间不能互相授受，只有举行祭礼、丧礼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互相接递器物，但要放在地上或筐内，让对方来取。平日走路，男女也要分开，男走右侧，女走左侧。男女的枕、席、衣箱、晾衣竿、挂衣架、浴室、厕所、水井、住处都要分开。甚至是死，也要男女分开，男子不能死在女人的手臂里，女人不能死在男子的手臂里。
　　家法族规强调男女有别，是担心妇女在与异性的交往中产生爱情，做出有辱门风家声的事情，因此要隔绝妇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出于这种考虑，许多家法族规禁止僧道、三姑六婆入门，认为这些人搬弄是非，哄骗逗引，是祸乱的根源，不会弄出什么好结果。有的还规定禁止妇女入寺庙烧香，禁止妇女春节出门观灯，禁止妇女在各种节日出门看戏，禁止妇女春天外出踏青，将妇女禁锢在家中。对于违反这些禁令的行为，有的家族还在家法族规中制定了具体的处罚条例，如《宜兴ｅ里任氏家谱》规定：若妇女到寺院烧香，罚她的父亲、兄长或丈夫银二两，如不愿交银钱，罚打二十大板。
　　有些女子长期受到男女有别思想的灌输，将其奉为金科玉律，不敢有丝毫的违反，不接触任何男子，而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便往往以极端的方式处理。清道光年间，某地发洪水，一名女子被困于水中，大水已经淹到她的腰。有人看到情况危急，抓住她的左臂将她从水中救起。不料这名女子得救后却呼号大哭，说：“吾乃数十年贞节，何男子污我左臂！”竟然用菜刀将自己左臂砍下，然后跳入洪水中自杀了。然而，政府对此类极端做法却大加鼓励，极力表彰这些所谓的节妇烈女；宗族也以这些所谓的节妇烈女为荣，在家谱中为她们立传，以激励更多的妇女成为新的殉道者。许多家法族规都要求妇女守节，而对改嫁的寡妇给予种种罚处，如不让她们葬入宗族墓地，不让她们的牌位放入宗祠，不把她们的姓名载入家谱等。
　　不过，也有些宗族对妇女比较有同情心，不少家法族规禁止族人借故出妻，如《湘阴狄氏家谱》规定如果族人因嫌贫爱富而勒令女儿与丈夫分离，或借故生事逼迫儿子休妻，宗族都将予以惩罚。即使是在理学家们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的叫嚣声中，在社会将寡妇改嫁视同罪恶的情况下，也还是有些宗族对寡妇改嫁持宽容的态度。《丹阳厉氏族谱》在《宗祠规约》中承认守节原是难事，要求有关亲属尽快帮助不能守节的寡妇改嫁。针对当时存在的寡妇改嫁时夫家的亲属往往横加 68干预，特别是向她们勒索钱财的现象，《中湘周氏四修族谱》指出，寡妇拖儿带女，改嫁是迫不得已的事，族内主婚之人如果向她们勒索钱财，“不惟不仁，亦甚无耻”，因此宗族一旦发现，不仅要迫令勒索之人将勒索的钱财归还原主，还要将勒索之人重罚，如果勒索之人不执行宗族的决定，就要将勒索之人贞节牌坊贞节牌坊，凝聚了多少传统妇女的血与泪。
　　送交官府，以勒骗罪论处。然而，在寡妇守节等敏感问题上能够有仁爱之心的家族并不是很多，在更多的家法族规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对这些不幸妇女的重重限制，有的家族不允许族人与寡妇的儿子交游，有的家族不允许寡妇与任何男子交往，还有的家族竟然不允许寡妇在夜里哭泣，更有些家族甚至在家法族规中大肆鼓励寡妇自杀殉夫。
　　温情面纱下的铁腕：家法族规中的惩戒措施
　　许多家族都十分重视对族人进行家法族规的宣传，往往要求子女从小就要学习各种礼法，在各种特定的时期如举行象征成年的冠礼或婚礼时再进行相应的教育，日常朔望拜祠堂也进行训诲子弟的仪式。有的家族在新媳妇进门时也要对她进行家法族规的教育，如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就规定新媳妇进门先要接受半年家规教育。有的家族考虑到族人中有许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特地将家法族规写得合仄押韵，言简意赅，有的还加入当时流行的谚语和俗语，目的是使族中识字不多的人易于理解和背诵，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记得住。
　　然而无论对家法族规的学习组织得如何完备，无论家法族规制订得如何通俗易懂，族人触犯家法族规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因此，在进行教化劝谕的同时，制订相应的惩罚条例，对触犯家法族规者实行多种形式的制裁便成为家法族规的又一重要任务。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在《郑氏规范》中规定：“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家长度其不可容，会从罚拜以愧之，但年长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则会众痛捶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绝之。仍告于祠堂，于宗图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复之。”从《郑氏规范》中，可以看到，家法族规所规定的对族人的惩罚是有多种方式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执行不同的惩罚。事实上，不同的家族所采用的惩罚方式各不家规家谱中的家法族规对于全体族人都有无形的约束力。这也是中国的宗族文化对个体的个性进行强制影响的表现。
　　相同，而受罚的行为也有各自的差异，同样的罪名在不同的家族所受的惩罚也有可能不相同。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家法族规惩罚的重点主要是那些对家庭、宗族产生严重危害的行为，具体地说，诸如不孝不悌、破坏祖坟、奸淫乱伦、偷盗抢劫、不务正业等行为都将受到家法族规的严罚。
　　家谱是家法族规重点保护的对象，几乎所有的家法族规都制订有保护家谱的规定，一旦违反这些规定，就会受到家法族规的严罚。当时，宗族每年都要举行会谱，也就是让领谱人将家谱带到宗祠验看，如有保护不周，便会受到处罚。如《沅江李氏族谱》规定：族人如私自在家谱内添加文字，就要追谱改回，并罚钱两串四百文；在每五年查看时，家谱如发现有虫伤、鼠咬、霉烂及借出毁坏者，罚钱两串四百文。如果胆敢将家谱典当变卖，则将“群起而攻”，罚他们永远不得入祠。
　　祖坟因为是祖宗的“藏形之所”，又会对后世子孙的兴旺昌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受到家法族规的重视，有的家族还专门列有《坟规》，对胆敢冒犯祖坟的人所给予的惩罚往往是最为严厉的。如《甬上卢氏敬睦堂宗谱》规定，凡在始祖以下坟茔帝隙地盗葬的族人，一律开除出宗族。《永兴张氏族谱》则规定如有人在祖坟附近挖煤，“打死勿论”。
　　此外，大到奸淫乱伦、偷盗抢劫，小到酒后失言，只要是违反了家法族规，都会受到相应的惩处。虽然不同家族的家法族规所制订的惩罚措施各不相同，颇为繁复，但综合起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是以精神惩治为主的惩罚措施。这类惩罚方法不损伤身体，也不涉及财物，主要是以羞辱等方法使受罚者接受教育。有的家族在宗祠中悬挂粉牌，将有过失者的姓名和过失写在粉牌上，通告全体族人。也有的家族在宗祠的神龛前设功过簿，将有过失者的劣行记录在案。有的家族则直接在家谱中记录有过失者的过失，或有意识地减少其记录内容，如葬地、生卒年月等，或使其名字缺笔少画，以显示其为有过失之人。有的家族则直接将有过失者的行为公布在公共场所。如江阴任氏就特制了一种题刻“不孝之家”的匾额，凡家族内有不孝行为的子孙，就要其大门口悬挂，使族内、族外的人都能一目了然。
　　有的家族将有过失者传唤到宗祠，由族长等当着祖宗和族长的面严加训斥。有的家族则让有过失者在宗祠内向年长族长叩头谢罪，如浦江郑氏就让初犯过失的族人向每位年长者叩拜三十次，意在羞辱犯过失者。《交河李氏八修族谱》则规定凡不论辈次尊卑、不遵家训、毁骂宗族的人，都要迫令他们到族内所有人家一一登门叩头，让这些人颜面扫地。还有的家族采用游街的方式惩罚有过失的族人，如《武陵郭氏续修族谱》中就规定凡族中赌徒都要“押游一境”。
　　其二，是以体罚为主的惩罚措施，这也是家法族规中使用最多、最典型的惩罚措施。罚跪在体罚中属较轻的，一般受罚者在祠堂罚跪，在祖宗面前忏悔自己的过失，罚跪的时间则根据过失的严重程度而定，或一炷香，或数炷香。打手心也是较轻的体罚，一般用于对青少年的体罚，如《华亭顾氏宗谱》规定，对于逃学、说谎的学童要责打手心。掌嘴是家庭使用较多的体罚，有的家族也将它列为惩罚措施，如《毗陵刘氏六修宗谱》规定，族人如果未经族内调解，擅自向官府告状，不论是非曲直，先在祖宗神位前重责十掌。杖责是家法族规中较重的体罚方式，系用棍棒责打受罚者，也有的家族用皮鞭或荆条，杖责的数量从数下到数百下不等，当数量较多时，很容易使受罚者的身体受到较大的伤害。《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贾政痛打宝玉便是用的杖责，先是小厮打了十来下，后贾政又亲自打了十几下，宝玉便已经动弹不得，“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由腿看至臀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点好处”，“脚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阔的僵痕高起来”。小厮们其实并不敢全力打宝玉，贾政虽然下得狠手，但他是文官出身，虽不说是手无缚鸡之力，力气却也有限，然而宝玉被打了三十余下便已经是这副样子，可见杖责的厉害。
　　有的家法族规中还使用戴枷号和礅锁作为体罚方式。枷号是让受罚者戴着大木枷站立在宗祠门口示众；礅锁与枷号相似，是给站立着的受罚者戴上锁链，锁链上拖挂有沉重的石礅。如果受刑时间较长，也很容易造成受罚者的身体伤害甚至死亡。
　　《宁乡熊氏续修族谱》将枷号作为最重的体罚，规定枷号时间分为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三等，族长如抽鸦片就枷号一个月，如不改悔则枷号三个月。共攻是一种兼有精神惩治和体罚的惩罚，许多宗族都有“鸣族共攻”的惩罚措施，也就是鸣鼓聚众，公开宣布受罚者的罪状，由族人共同加以谴责，但在共攻过程中，实际上不免会拳脚相加，有时乱拳之下甚至还会有性命之虞。
　　其三，是以经济处罚为主的惩罚措施。罚银钱是家法族规中常用的惩罚措施，如《虞东蒋山夏氏宗谱》规定，族人如在宗祠前木栏上拴牛羊，罚钱四百；在宗祠内寄放竹木砖瓦等物，罚钱六百；在宗祠内堆放稻麦豆干等物，罚钱八百；在宗祠内放置犁耙车具等农具，罚钱一千；在宗祠内堆积肥料碱灰等物，罚钱一千二百；在宗祠内赌博，罚钱二千四百。也有些家 70族不是直接罚银钱，而是罚物，如罚买祭祖的香烛、供品，或罚请酒席，或罚请戏班唱戏等，其实也是经济处罚。如《余姚兰风魏氏宗谱》规定，凡未经宗族公断擅自告官兴祠堂下的牌坊祠堂除了祭祀拜祖之外，还是执行家法之地。会不会是因为，祠堂的肃穆严正气氛能给在场的人带来更大的震慑力量？
　　讼的族人，不论是非曲直，先罚戏一台。经济处罚也有非常严厉的手段，如《湘阴狄氏家谱》中规定，对于为盗及窝窃分赃的族人实行拆毁屋房的惩罚，这样的惩罚使得受罚者马上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
　　其四，是以杀死有过失者为目的的惩罚措施，也就是死刑。俗话说人命关天，执行死刑原本是政府司法部门的权限，宗族并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宗族私刑处死族人实际上是一种非法行为。正因为如此，很少有宗族在家法族规中公开宣扬死刑，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宗族都按照约定成俗的规则对犯有严重过失的族人执行死刑。从记载死刑的家法族规的内容看，会被处以死刑的罪名主要集中在淫乱（一般只处死妇女）、偷盗、忤逆不孝、侵占祖坟等，执行死刑的手段有迫令自尽、勒死、合族共同打死、活埋、沉潭等。雍正年间，江西永新发生一起命案。朱宁三是个惯窃，一次偷窃时被事主抓获，他的哥哥朱伦三卖了儿子为他抵偿。后来，朱宁三偷牛时再次被人抓获，气愤至极的朱伦三与侄儿朱三杰一起将朱宁三捆绑后淹死。案发后，刑部拟刑将朱伦三流放，朱三杰坐监。雍正反对，认为朱伦三杀死其弟是情不得已，朱三杰只是听从伯父之命，因此两人都应从宽免罪。处理了这一案件后，雍正进一步提出对怙恶不悛之人，除官府惩办外，如祠堂为清除族害，治以家法，虽致身死，也应该不必抵罪，并最终决定如果是合族公愤，用家法处死，当地方官审明，确有应死之罪，则仅处杀人的指挥者以杖刑，不必抵罪。雍正颁布的这一政策，使得宗族祠堂事实上拥有了不完全的处死族人的权力，其结果是清代宗族私刑杀人的案例不断。
　　有的宗族在私刑杀人时还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据记载，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五月，湖北汉口的长江中漂下由粗绳索捆在一起的数块木板，板上有一面目姣好的少女，四肢都被铁环锁定。她身旁有钱三千文，右手边有饼饵一坛，胯下有一腐臭不堪的和尚秃头。板上插木为标，上书：“此女金口人，年十九。僧年四十二。女死，则仁人君子取此钱买棺殓之；若其不和睦家族的图案惟家庭和睦，宗族方得兴盛。
　　死，则有饼饵可延其数日之命。
　　见者不必救，救而收留之者，男盗女娼。”可见这是一件涉及淫乱的事件，不过这个宗族并没有将该女子沉潭或以其他方式直接处死，而是让她顺江漂下，虽有处死之心，但也给该女子留下了一丝生机。
　　其五，是以剥夺受罚人作为族人的权利为主的惩罚措施。这类惩罚措施主要是通过剥夺受罚人作为宗族成员权利的方法实施惩罚，可以剥夺的权利包括担任管理祭田、祠产的权利，担任宗长、房长的权利，主祭的权利，保管家谱的权利，在祠祭后领取胙肉的权利，领取义庄月米的权利，免费入宗族学校读书的权利等。这类惩罚最严厉的是革谱和出族。革谱就是在家谱中消去受罚者的名字，这也意味着不再承认他们是宗族成员，因此革谱的同时族内的其他权利也都被剥夺了。出族与革谱往往是同义词，受出族之罚的人，不仅生时不许入祠，死后也不得入葬宗族的墓地。不过革谱和出族都还有革谱与永远革谱、出族与永远出族的区别。如果不是永远革谱或出族，只要浪子回头，就能重新恢复族籍。有些宗族还规定，即使是永远革谱，但只要儿孙有功于宗族仍可以恢复其在家谱中的名字。受到革谱或出族惩罚的都是犯有最为严重的过失，如《余姚兰风魏氏宗谱》规定同姓为婚，以及弟娶孀嫂、兄收弟媳者，即要“革出族外，永不收复”。
　　还有一种惩罚，也可列入剥夺权力之列，就是送官究治。送官究治大多是将受罚者开除出宗后采取的措施，即便是没有开除出宗，实际上也剥夺了受罚人接受族内惩罚的权力。由于宗族以祠堂的名义将受罚者送交官府，官府一般都会按照宗族 71的意见从严惩处。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法律文书中，有两个案例：一是父亲控告儿子不孝，要求政府将其断足流放；一是父亲要求政府杀死不孝之子。从最后断案情况看，政府完全支持了父亲的要求。而从后世送官究治的情况看，如果受罚者犯的是忤逆不孝、为匪为盗一类国法可处死刑的罪状，送官究治实际上已经判处了受罚者的死刑，只不过是由政府来执行罢了。
　　不过，尽管人们在家法族规中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同时也强调传统的中庸之道，要求族人相互之间要忍让。
　　于成龙在《治家规范》中就指出：“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分，受用一分。父子不忍，则乖天伦；兄弟不忍，则成吴越；夫妻不忍，则鱼水反目。”强调忍，就是要求讲忠恕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家法族规也还是有弹性的。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堂，皇帝到他家时问他如何能够做到九世同堂而家庭和睦，张公艺一言不发，挥笔写下一百多个忍字，看得皇帝感叹不已。据说，后世人们奉张公艺为灶王爷，就是要让他把忍的精神带到千家万户，使家家能够和和睦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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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家谱以其丰富、庞大的纪事内容而与正史、方志共同成为中国史志的三大支柱。早在２０世纪初，家谱内涵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跨越时代的社会文化功能便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经大声疾呼：“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然而，十年动乱期间，大量弥足珍贵的家谱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到无情的毁灭，家谱研究也被视为学术禁区，乏人问津。直至改革开放后，昔日梁启超先生眼中的“史界瑰宝”
　　才逐渐得到正名，家谱这一中华宗族文化的载体，重回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列。
　　作为收藏宏富的巨大资料宝库，家谱受到了从事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海外游子寻根热的兴起，也使家谱在敬宗认族、凝聚血亲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重新为世人所认同。四海飘泊梦，天涯游子心，寻根是海外游子难舍的情结，而被誉为“家族百科全书”的家谱，蕴含着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居地变迁、婚姻状况等极为丰富的资料，能够帮助这些海外游子实现寻根谒祖梦想的正是家谱，也只有家谱。
　　近年来，随着家谱热的升温，社会上关注家谱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家族开始着手重修家谱，层次各异的谱牒研究机构也相继兴起。然而，由于昔日左倾思想的干扰和历史的原因，许多人对家谱知之甚少，有些人对家谱甚至还有不少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认识家谱，进而正确解读家谱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文化便显得尤为重要。“雅俗中国丛书”选择家谱作为透视传统中国的视角，应该说是极有眼光的。家谱作为传统中国最为平民化的家族文献，可谓传统典籍中俗之又俗者；然而，家谱中所蕴藏的历史真相与内涵，对于有志于探索中华文化的有识之士而言，又是雅之又雅者。如果这本小书能对各位读者了解家谱进而了解传统中国有所裨益的话，笔者心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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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金文世族谱》，吴其昌，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年《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潘光旦，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 年《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中国族谱研究》，罗香林，香港：中国学社１９７１ 年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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