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花边
那还是一个手工盛行的年代，村子里办起了花边厂。那时还没分产到户，花边厂是集体的，很多不上学的大姑娘，小媳妇去学织花。织花不挣钱，顶工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她们很快掌握了织花边的手艺，成了村里第一批织花姑娘。不久，姐姐也辍学了。她也成了我们村的织花姑娘。几年后，实行生产责任制，大集体解散了，姐姐就和她的小姐妹们在家织花。所以，现在我的记忆里就有了一段熟悉的岁月叫织花边。
那时织花边的装备是先要做一个花边包。姐姐用一块足够大的白布缝制成一个圆形的包皮，下面用木板支撑起来。然后用一些柔软的麦秸皮把包填起来，而且一边填，一边用长长的擀面杖一点一点把麦秸皮捣实，直到白布包再也填不进麦秸皮了，一个花边包就做好了。再做一个手掌般大的小布包，也用柔软的填充物填起来，这个小布包是用来插织花边用的大头钉的。织花边的工具是一些特制的小木棒槌，这些小棒槌比手指稍长一点，做工很玲珑精致。小棒槌末端还坠上几棵玻璃珠子来增加棒槌的重量，以便坠紧丝线。
织花前，姐姐用绕线车把这些小木头棒槌都上满白色的丝线。把一张画了花边图形的花边图纸用浆糊贴到一个硬纸板上，晒干后用大头钉固定在花边包上。再沿着图纸上的花边纹路插上大头针，然后把小棒槌上的丝线一端拴在大头钉上。根据花样不同，棒槌的数量也不同。多则上百个，少则十几个。因为是白丝线，很不耐脏，姐姐把一方制作好的白布垫盖在图纸上。白布垫中央挖去碗口大小的一块，像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一样，只露出要操作的位置。有时还要在操作的圆口处再放一个圆形的撑子，以便托举一下丝线，防止缠绕。这时，被大头钉上的丝线牵扯着的小棒槌密密麻麻排成一排，姐姐顺手抄起几个，手指和棒槌便一起跳跃舞蹈起来。同时伴随着小棒槌在布包上敲击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响声，丝线或缠或绞，姐姐不时地用一根钩针灵巧地提拉勾编。织花边是慢工细活，缝衣线般粗细的丝线一点一点编织，往往需要好几天才能完成一副作品；还要细心看好图纸，一个针法错了，会毁掉一幅作品。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指尖弹钢琴式的滑动，慢慢地，一朵素雅的小花悄然绽放。
织完一幅作品，拔下花边上的大头钉，将花边从花边包上取下，经过熨烫整理，就可以交货换钱了。虽然不是很高的收入，但也能补贴家用。姐姐和她的同伴们正值青春花样年华，姑娘们都是爱美的女子，她们也用这些钱给自己添置新衣。那些年，村里那些织花边的姑娘们是时尚的，美丽的。不几年，姑娘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陆陆续续地找到婆家出嫁了。而织花边收入毕竟很微薄，它并不是一个养家糊口的手艺，只能当做一个副业。结婚后的姑娘们该种地的种地，该做工的做工。只是农闲季节，村里那些会织花边的大姑娘，小媳妇还会凑到一块织花边。她们翻飞着手里的小棒槌，谈论着家长里短，寻常的日子在她们手上慢慢流逝。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赚钱手段多了起来，渐渐地没有人再去织花边了。
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很多孩子初中甚至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我家附近上高中的孩子没几个，所以和姐姐差不多大的姑娘们几乎都辍学在家织花边了。我不上学的时候，便跟着姐姐玩，我去看她们织花边，听她们快乐地说说笑笑。我还偷偷跟姐姐学会了织“密龙（一种最基本的花边织法）”，自习课时，贪玩的我会在课桌底下偷偷摆上几支铅笔来代替小棒槌，我按织“密龙”的方式来摆弄铅笔玩。有一年，在我的小伙伴玲子辍学后，我还曾一度动过辍学去织花边的心思。幸运的是，班主任鲁老师去我家将我叫回学校，我的学业才得以继续下去。此事回想起来还对鲁老师满怀深深的感激。
然而无论怎样，棒槌花边一度陪伴了乡村人的生活，那些精美素雅的艺术品还被出口到国外，曾装点了世人的美丽家居。据说这一精巧的技艺原是舶来品，它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末，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夫妇在山东栖霞的臧家庄创办了花边学校，开始在这里传授棒槌花边制作技术。之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棒槌花边在齐鲁大地广泛传播。而现在，这一手工技艺在英、美已无传人。据报载，随着乡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棒槌花边在中国也将面临失传。去年春天我去青州古街游玩时，在古街上竟意外地又看到了过去那曾熟悉的指尖上的舞蹈。它现在已经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展示于人了。荏苒岁月，悠悠白云，世事不断变迁，一种事物的兴盛见证一个时代的发展。而当年我家周围和姐姐一起织花边的姑娘，如今都已两鬓泛霜。也有几个姑娘在出嫁后，日子过得很是不顺，其中一个因贫困劳累年纪轻轻地就生病去世了。另有一个抑郁成疾，竟抛下孩子自杀而亡。
我在古街上那个织花人面前观赏良久，一段逝去的岁月像一幕老电影，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电影里的故事有悲有喜，有愁有乐，还依稀盛开着一些青春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