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仓颉之“鸟迹书”
寿光 李瑞成
“鸟迹书”，是指仓颉造字之原形，亦称“仓颉书”。
世传“仓颉书”之28字的出处，早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出土于古北海仓颉石室，一说出土于陕西阳虚山石室。但从已知的资料来看，《水经注》《史记》《金陵新志》《通志》《衍极》《中国通史》等均有记载，证实“北海仓颉墓中”之说更为可信。
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看，仓颉是东夷人。山东是东夷文化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历经距今约7300年的北辛文化、距今约6500年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这些时期陶器上的数十种刻画符号都彰显着东夷人的智慧。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夷文化区内，1992年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龙山陶书”，寿光出土的陶器、骨器、铜器中也存在着刻画纹、图腾、文字等元素，刘凤君先生著《寿光骨刻文》书中看到，寿光、昌乐一带也发现“早期文字”的真实性。可以证明，黄帝时代已经有文字雏形，当时文字发展具备了一定条件。
从文字的演变历史来看，距今四千多年的黄帝时代，应该有“东夷文字”存在。东夷人在中华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长期在山东地区活动，他们以鸟为图腾，创造了同期最先进的文化。东夷文化对后来的商周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尚书?多士》记：“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先人”在时间上约相当于夏代(见王国维《殷ト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吕氏春秋?先识》：“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古代先人在经历了堆石记事、结绳记事以及图画、符号记事的漫长时期，夏代之时，既然有“典”“册”“图书”，则必有文字。透过现存的甲骨文可见，夏以前，至少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展了。为适应人类的生产生活，仓颉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搜集、加工、推广重要作用。
从“鸟迹书”的流传影响来看，有些字几乎与甲骨文相同或相似，可见，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等一脉相承。汉字的“六书”也充分体现着造字规律与演变。只不过当时可能“好书者众”，而最后则只有“仓颉独传”。进入宋代后，徽宗大观三年，蔡京又奉命据内府墨迹重新进行勒刻印成《大观帖》，并附注“鸟迹书”28字释文。人们对金石文化的研究日渐兴盛，此时“搜罗古器、征求墨本”的浓厚研究氛围已经形成，金石文物对研究古文字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人们对古文字的研究，对于“字”的认知，因历史的久远，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认知差异，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及解读，出现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今人所见鸟迹书，就是人们常说的仓颉造字。目前资料显示，其来源于北宋初年的《淳化阁帖》。公元992年（宋代淳化三年），宋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选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刻于枣木板上，拓赐大臣，即28字被纳于著名的《淳化阁帖》，遂得以公之于世。公元1109年(徽宗大观三年)，蔡京奉皇帝之命，据内府墨迹重新勒刻印成《大观帖》，并附注“鸟迹书”28字释文：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既然其它文字没有流传，唯独这28字作为“法书”收入《淳化阁帖》及《大观帖》，自然有其道理，至少收录者认为它们不是图腾或符号，而是真实的“字”。
总而言之，“鸟迹书”是黄帝史官仓颉所造，有着时代、地理、背景等多方向的理论依据，对东夷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人自然尊仓颉为“文字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