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变迁记
李新宇
原载《今晚报》1028年年4月18-24日
天下的书房大同小异,我的书房平平无奇。没有小仓山房、饮冰室那样的房子,没有宋版、明版之类的书,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面对“我的书房”这个命题,最初的感觉是无话可说。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代读书人书房的变迁,大概是袁枚、梁启超们所未曾经历的,也是新一代读书人未必还要经历的,所以也许有回忆的必要。
一、最先的书房
真正拥有一间书房时,我已经33岁。在此之前,上学时住学生宿舍,工作后住教工宿舍,再后来住单间,自然谈不到书房。
不过,同样不是书房的两间房子,我却至今常常想起。那是我家园子里的两间小屋,从1973年到1976年,我曾住在那里。早上起床回家吃饭,然后上工,晚上吃过晚饭,从家中出来,穿过西园和南园,不过百余步,就回到那个房子。它似乎主要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夏天午休也在那里,阴天下雨不需要出工的日子,就整天呆在那里。它不是书房,但只要想起读书,我就想起那个地方,想起那些雨天画画和长夜读书的时光。那时候无书可读,我却在“批林批孔”的声浪中读了“四书”和“五经”,然后又读了《鲁迅全集》的前10卷和后10卷翻译作品。我的知识结构中的三个支柱,有两个是在那里积累而成的。
但它的确不是书房,也不像书房。因为屋里空空荡荡,除一炕一桌和两把椅子,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书是看不到的,因为没有书架,也没有箱与柜,更没有堆在桌上。它在墙里,就在那张“杨子荣打虎上山”大幅剧照的底下,是一个龛子,里面放着四书五经,放着御览通鉴,放着我当时的大部分书籍。20年前,我曾为《联合报》写过总题为“我的读书生涯”的8篇回忆文章,第一篇就是《小屋读四书》。文中的小屋就是那两间小屋。我的散文集《故园往事》中有一篇《桃花丛中的小屋》,写的也是那两间小屋。1976年,我从那里到山里修水库去了,1978年,我又从水库工地去了曲阜师范学院,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两间小屋就不存在了。
然而,正如我在《小屋读四书》中所说,我的读书生涯是从离开学校那天开始的,也是在那两间小屋开始的。
进大学时,我带了一只小书箱,里面装了十几本我当时喜欢的书,还有一套作为科举时代教科书的《四书》。《五经》没有带,因为我没有找全,而且《易经》很破旧,四个角都卷了起来。所谓自己喜欢的书,有的很快就不再喜欢,比如诗集《理想之歌》和小说《青春之歌》,有的却依然喜欢,比如鲁迅著作单行本《呐喊》、《彷徨》和《热风》,再比如四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和两本《普希金抒情诗集》。
四年大学,书在不断增多,小书箱自然容不下,就从供销社买来两个纸箱子,每层可以摆大32开书籍四本,深度可放20余层。也就是说,每箱大约100本,总共200来本书。它是我大学毕业时存书的全部,放在床底下。
毕业留校任教,学校的教工宿舍却远远不够用,与中文系同时留校的两位同学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人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从学生时代的8人一间,到毕业后的3人一间,我的感觉是一下子宽松了许多。其中一位又很快自己找到住处搬走了,只剩我们两个,一人占据房间的一半,一床、一桌、两书架,挨着床头把书架摆开,那一面墙就完全属于自己,我当时觉得很阔!如果不是结婚生子,那样的日子过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不过两年时间,我与老同学都有了妻小,无法合住了。学校没有房子,最后是系里调剂出一间办公室,让我那同学搬过去,而这间宿舍就住进了我的妻与子。
那间宿舍长5.5米,宽是3.3米,面积18平米。就在这18平方米中,我和妻子把它分成了三个区域:最里面靠窗放床,是睡觉的地方,算是卧室。往外是书桌和沙发,再往外是书架,却不是靠墙,而是横过来摆成屏风状。这样一来,从床到书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既可以读书写作又可以喝茶聊天的区域,算是书房兼客厅。书架外面还有1米多的空间,就放了菜板和锅碗瓢盆,履行厨房的职能。蜂窝煤炉则像邻居们一样放在门外的走廊上。
这时候,我的书迅速增长。但没有书房,书都放在卧室里。书架不够用,不常用的书就装进纸盒子,放到床底下。
在那间宿舍里住了四年,学校终于给我一套住房。虽然小,却是两间加厨卫,于是,一间大的做一家三口的卧室,一间小的就摆了书桌、书架和沙发,算是有了专门的书房。那是我的第一个书房。
在那个只有8平方米的书房里,藏书迅速膨胀。因为那是一个新知识扑面而来的年代,禁锢初开,古今中外的书籍纷纷出版,虽然总是囊中羞涩,却常常抵抗不住诱惑,觉得这书该买那书也该买,所以,书的购买就常与粮米油盐一起考虑,然后再作决定。记得齐鲁书社出版《金瓶梅》时曾经犹豫再三,因为它的确定价太高了,需要两个多月的工资。好在80年代的稿费相比之下似乎比现在高。当然,那时的稿费看上去很低,据说是千字7-15元,但十几元的高标准我从来没拿过,常拿的是8元或9元。但那时候工资只有56元,杂七乱八都加上,也只有60至70元。一篇八九千字的文章,稿费就可以抵得上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就此而言,现在的稿费看上去提高了不少,但事实上却降低了不少。很高的如千字千元或更多的我没有拿过,常见的是千字300元至500元,偶尔也有更低的,仍然是多年前的千字100元。如果以中等标准千字300元算,就是拼命写,稿费也无法超过工资。而在80年代,稿费收入超过工资,却是非常轻松的事。
我一直有个毛病:用工资买书,历来舍不得;用稿费买书,从来不心疼。
二、追忆“听风观月楼”
此后的日子里,我的书房不断变化,不断重新布置。原因是经常搬家。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按照那时的体制,住房不需要买,不需要租,而且想买也没地方买,想租也没地方租,只能靠单位分配。它的好处是房子白住,一分钱都不需要花。坏处就是按照等级制把你摁在一个固定的消费档次上,没有自我改善的自由。就大学教师而言,做助教,就只能住助教的房子;评了讲师,就应该住讲师的房子;评副教授,评教授,住房自然跟着升级。严格的等级制与机关一样,科级、处级、厅局级,待遇自然不同。所以,当你处于上升阶段,房子就会不断地换,家就需要不断地搬。
当然,每一个人搬家者都会高高兴兴,朋友们也来庆祝乔迁,因为每一次搬家都意味着地位有所提升,意味着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哪怕只是一点点。
中间的过渡不说了,两室变三室,无厅变有厅,住房面积也许扩大不算小,但书房的面积却未必变大。最令我怀念的是“听风观月楼”,因为那是我最阔的书房,面积最大,感觉最舒适。2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再找到那么好的书房。
那是1996年的年底,学校建成几座教授楼,一般的每套124平米,其中又有12套是160多平米。按照原计划,这12套超级房是给资深的学术权威们住的,但分房时出现了一个情况:老先生没人愿意上六楼。他们宁愿住小一点的,也要住在一二层。大房子当然不能空着,学校决定让几个年轻教授上。于是,我就有了一套5室2厅的房子。小家庭遇到计划生育,一家只有三口,用不着太多的房间,所以最头上的两室,装修时干脆不再隔开,让它成了一个11米长的大房间。这房间就用来做书房。
长长的房间,一头是书桌,一头是画案,来回走一走,的确很透气。高兴了长剑在手,也可以来几招“青龙出水”或“风卷荷叶”。
在那里,我的书房有了名号。因为这长长的房间处于一幢楼的最东头,不仅有朝南的窗和朝北的窗,还有大大的东窗可以看日出和月出,处于教工宿舍区的最高层,所以有了许多做诗填词的好名目。所以,不少朋友为它写过诗、题过辞、写过匾额。在若干匾额中,我喜欢画家王庆杰写的“听风观月楼”,就用它做了书房名。
我在听风观月楼做了多少事?写文坛观察笔记,写学界观察笔记,写《愧对鲁迅》、《走近胡适》和《叩问陈独秀》,在那里写了许多字,画了许多画……不仅如此,还有一件更重要的:我和妻子找木工厂给加工了木简,用木简抄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老子》。1998年,因为文字惹了麻烦,许多朋友从全国各地到曲阜去看我,钱理群、夏中义、陈平原、谢泳等友好也在那个时间去讲学,他们走进我的书房,看到满地的木简,无不惊讶,而且有的惊呼:你离这个世界太远了!钱理群先生去时,我正画完一头牛,钱先生说,没人这样画过,这牛应该叫“新宇牛”,然后又说:“新宇就是这头牛!”
很遗憾,我的听风观月楼只用了三个年头。离开前夕,朱德发、孔范今、宋遂良等诸先生一起去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我的书房里,宋先生成诗一首。案头正有笔墨,我便请他写了:“新宇一百六,过把瘾就走……”宋先生的字极有风格,所以现在常有人向他求字,他对人说:我本不写字,是某年在李新宇家里,被他逼着开始的,从此竟一发而不可收……
果真如此,我的听风观月楼不仅成就了我的木简书,成就了我的一些画,成就了我几部至今未能面世的著作,而且促成了宋先生的书法,岂不更可追忆?
三、柳条路上“十砚斋”
告别“听风观月楼”之后,我出关去了长春。
原因是在吉林大学的张福贵做了文学院的院长,为申报博士点而招兵买马,作为老朋友,我理应前去效力。别曲阜而去长春之时,我给国内许多朋友写过信,差不多说了同样的话:我就像独自一人正在路边闲逛,一辆车开来,售票员朝我一笑,我就上车跟着走了,至于去往何方,似乎并不重要,所以并未多想。
这心态暴露了我对固有生活的厌倦,但并不是曲阜那个地方不好。曲阜是一个好地方,是读书做学问不可多得的好地方,而且那里的上下左右都对我极好。做教师的,只要在一个地方不动,无须太长时间,就会有一帮“徒子”和“徒孙”,也就很容易成为“老爷子”,当各个部处、办公室到处都是学生的时候,你在那个单位的生活就会轻松而舒适。无论遇到什么事,包括生活琐事,也常常只需要打个电话,就一切都解决了。吉林大学说好是可以不要档案的,无论曲阜师大是否放我,都可以直接去报到。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程序递交了请调报告。说真的,当我把打印的请调报告亲手交到校长和党委书记手上的时候,内心充满惭愧。因为我理解学校领导的苦衷,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办大学,很不容易,且不说一线城市,就是省城大学的优秀教师,也很难引进来,而自己培养的教师只要稍有成就,就会被挖走。所以,每年都有许多人请调,而最后放行的只是少数。那一年,学校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调离手续办完了,与学校已经没有关系,我的书籍和用品仍然是由学校的两辆卡车直接送到了吉林大学……
然而,地方好,人情好,有诸多不舍,却不能填补内心的一种空虚:我40多岁了,不该在这样一个安乐窝里呆一辈子。前景已经清清楚楚,令一些人眼红,但那似乎不是我想要的。
吉林大学对我的照顾算得上无微不至,从院领导到学校领导,都已不仅是有求必应,而是主动为我安排好方方面面。冬日天寒地冻,校长屡屡派他的司机接送我。科研处长知道我没项目,每年批我一笔钱,说是“聊供外出参加会议和买书之用”。而院党委书记几天之内就成了兄弟,只因怕我寂寞,每个周末都来接我,几乎吃遍了长春有特色的饭馆。这一切都让我心存感激。然而,有一点却没有办法:我的书房变成了14平米。学校没有更大的房子,老一辈著名教授正为住上这样的房子而高兴,我岂能为书房小而耿耿于怀?
没办法,只能让一部分书上架,一部分书放在阳台上。后来发现,把书一捆捆靠墙放,书脊朝外,其实像书架一样一目了然,麻烦只是拿书时需要一捆一捆地搬,用完了还要捆起来,否则散了架,就难堆放了。
因为书房小,开始就叫“容膝山房”,后来发现自己拥有了几乎全部的名砚,心爱者恰有十方,于是制印“十砚斋”。这名字似有抄袭古人之嫌,但即使前人用过,也远无“十竹斋”有名,所以决定不管它。
在十砚斋,很愉快的一件事是与夏中义、丁东、谢泳、王彬彬、邵建诸友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编关于大学人文的书,前后两年,屡屡聚会,十分开心。另外一件事,是步南京大学李永刚“思想境界”之后尘,办起了小小网站“学者庄园”,虽然不到一年就关掉了,却因此而结识了许多朋友。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比较开心,就是写了文章给报刊,同时给网刊《世纪中国》等,2001年和2002年,网刊稿费已经是千字100元,远远高于一般的文学期刊和大学学报,但网刊只要10天版权。也就是说,与任何刊物都不冲突。
很想念柳条路,想念文化广场和新民大街!尤其是大雪之后的晚上,穿上厚厚的面包服,到文化广场走一圈,因为冷,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大脑也像被洗过一样清新,回来坐在书房里,开始一晚上的工作,那感觉是在别处所没有的。
四、从“北洋扁舟”到“桐荫书屋”
去吉林大学之时,预先有个约定:博士点拿下来之后最多三年,我就回关内养老。院长和校长说话算数,于是我如期回到关内,落脚于南开大学。用学校给的住房补贴,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南开大学西门的馨名园买了房子,总面积不小,近200平米,房间却都小,没有哪一间适宜做书房。幸好客厅和餐厅是通着的,感觉极宽敞,于是用靠近厨房的一个房间做餐厅,而把大厅隔断,留20多平米做客厅,另外的24平米做了书房。
友人为这书房命名为“北洋一舰”,原因是那座楼的形状不是方方正正的,而是由两个棱形组接在一起,像只船。我不喜欢它的军事色彩,希望小一些,朴素一些,于是就有了“北洋书屿”、“北洋小艇”之类的提议。我选定“北洋扁舟”,另一友人说:“扁舟一叶,奈风浪何?”于是那名称很少用。
不过,扁舟倒是很平稳,无风无浪,亦无故事,无论黑色还是桃色。几年中所增加的,主要是那些在出版前后遭遇挫折的书。感谢几位年轻人,每年为我提供信息,甚至直接把书为我买来,或者做成复印本,使我知道一年中出版界的故事和行情。至于我自己在扁舟中所做的,只是正常的写作,大多不足道。唯一记忆深刻的,是书房里曾经遍地摆满了书稿,甚至一直摆到客厅,一排排,一行行,就像街头的露天书市。那是编《鲁迅大全集》的时候,1400万字的著作,包括创作、翻译、学术研究、古籍整理、书信、日记、美术设计等,由编委们各自复印、打印并写好注释之后,从全国各地寄来,分门别类放在那里。又因为大全集采用编年体,所以每一个文本都要以写作日期或发表日期编号。编辑过程中,就需要把这些文本摆开,根据编号穿插排列。书稿就那样摆了若干天,才终于打捆装车送交出版社。
北洋扁舟只用了5年,然后我就搬到了郊外。一般的房屋设计大多没有书房,即使有,也是小小的一间,并非为读书人所准备。所以,只好把两间房打通,凑成了24平米。这房子前面有一丛竹子,房后有一株梧桐,而书房的后窗正被桐叶遮掩。所以,我就取一个别号“竹下叟”,并把书房命名为“桐荫书屋”。我的下一本散文集,也准备叫《桐荫杂忆》。
桐荫书屋显示了一些新特色,主要就是画书多了,影印书多了,规模较大的如《鲁迅手稿全集》、《临时政府公报》、《北洋军阀档案》等,后者为1994年出版,印数只有500。我倒不在乎它的收藏价值,但长文《走近袁世凯》中所分析过的袁世凯朱批《二十一条》,却来自这部书中,只要扫一眼,就不会再说袁世凯接受过日本人的二十一条。
书房一换再换,过去的已经无踪可寻,但留下了一些印章。与各种印章放在一起,粗略数了一下,竟有一百多方,其中书房名号也有十多方。齐白石有印“三百石印富翁”,我仅有他的三分之一,但也刻了一印:“百印堂”。
说到印章,还有几枚颇有纪念意义:“杏坛书声”、“关外书声”、“北洋书声”,还有一枚“北洋之声”。其实它与书房一样,记录着一路走来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