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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0-09-09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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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先汉民族史·帝乙归妹

    上古先汉民族史·帝乙归妹

    系列诗经记载「帝乙归妹」,商国为何要与周国和亲?
    商王武乙死后,文丁即位。文丁在位中前期,商军主力继续与方戎作战,周公季历则联合兄弟之国虞国,攻打山西的戎狄部族,并借此机会强大起来。
    出于对周人的防范,商王文丁趁季历去商王都朝觐献捷的时候,把季历留在了商王都,名为参与辅政,实际上软禁起来。结果,季历因此郁郁而终。
    《竹书纪年》记载,季历死于献捷当年,也就是文丁11年(约公元前1109年)。第二年,文丁12年(公元前1108年),季历的长子姬昌即周国国君之位(后来的周文王),周人所在的岐地有神鸟出现,这便是凤鸣岐山的由来。不过,这只是周人为了神化周文王而编出来的故事,当不得真。
    诗经记载「帝乙归妹」,商国为何要与周国和亲?
    第三年,文丁13年(约公元前1107年),商王文丁也去世了,即位的是文丁的儿子,日名为帝乙。帝乙在位9年,死后,他的儿子帝辛即位,在位52年。
    但这个年份的记载存在可疑的地方。
    根据《尚书·无逸》《史记·周本纪》《清华简·保训》等文献的记载,周文王一共在位50年。从第42年起,文王开始正式称王,这一年也就是受命元年。受命9年,文王去世,武王即位,沿用受命年号,于受命11年起兵伐商,受命12年占领商王都。
    截止到武王克商,文武二王合计在位53年。
    也就是说,季历死后,文丁在位的最后几年,加上帝乙、帝辛两位商王,共计的时间也应该在53年。但《竹书纪年》中,仅仅帝辛一位商王的在位时常就长达52年了,加上帝乙的9年,文丁在位的最后几年,比周文王、周武王在位的时间(截止到武王克商)多出十来年的时间。
    要么就是文王、武王的在位年份记录错了,要么就是商王这边的年份出错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文献,暂时无法证明周文王、周武王在位的时长,但是,甲骨卜辞中的发现,却可以间接佐证商王文丁、帝乙、帝辛三王的在位时长。
    常玉芝在《商代周祭制度》中写到,黄组周祭卜辞中,有「王二祀」「王六祀」「王二十祀」等纪录。这些记录分别属于3种不同的祀谱,恰好分别属于文丁、帝乙、帝辛3位商王。
    三位商王祀谱中都有王二十祀的记载,也就意味着,文丁、帝乙、帝辛在位的时间,都不会少于20年。
    所以《竹书纪年》中关于商末三王的年份记载,肯定是不对的。那么他们应该分别在位多少年呢?
    商王帝辛时期的《宰虎角》上面有一段铭文,「佳王二十祀翌又五」,意思是帝辛时期的第25次祭祀。这表明,商王帝辛的在位时间,不会少于25年。
    一些传世文献,比如《竹书纪年》记载三王合计在位74年,《太平御览》《皇极经世》记载三王合计在位75年。有学者认为,相差的一年,是《竹书纪年》没有把武王克商的那一年算到商朝纪年中,而是算给了武王纪年中了。
    也就是说,三王总计75年比较贴近真实的情况。前面我们说过,按照《竹书纪年》中的纪年与文武二王在位年数的对比,会多出十来年,而帝乙在位的时间是9年,两者比较接近。所以有学者认为,帝乙的9年是从文丁的纪年里拆分出来的,文丁在位是22年,而不是13年。
    而剩下的52年,并不是帝辛一个人的在位年数,而是帝乙、帝辛两代商王年数的总和。日本学者岛邦男在他的《殷墟卜辞研究》中,对黄组周祭卜辞研究后得出结论,帝乙在位20年,帝辛在位31年(加上武王克商的那一年,则为32年)。
    也就是说,如果文丁在位不是13年,而是22年,季历比文丁早死一年的话,那么季历死时就是文丁21年(约公元前1099年),第二年就是周文王元年,也就是文丁22年,约公元前1098年。
    这样的话,周文王、周武王合计在位53年(截止到武王克商),就与文丁的最后1年、帝乙帝辛合计在位52年的纪年吻合了。
    当然,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这个结论仍然属于推测的范畴,不成定论。
    我们暂且按照这个结论讲述后面的历史。
    虽然文丁并没有直接杀死季历,但季历毕竟是因为被软禁(或形同软禁)而死的,对于周人来说,他们更是直接认为,季历就是被商人害死的。
    季历的儿子姬昌即位后,势必要率领周人,给先王季历报仇。
    《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文丁死后,他的儿子帝乙在位的第二年,周人与商国决裂,并率军攻打商国(周人伐商)。按照上文推断的纪年来看,这场周人第一次主动攻打商国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096年左右。
    这场战争只有《竹书纪年》有记载,暂时没有其他文献和考古资料有另外记载。孤证不立,这一记载也有可能是误载。因为第二年,也就是帝乙3年,就出现了「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的记载,但这件事实际上是发生在西周的宣王时期。
    在没有充足证据肯定或者否定「帝乙居殷,二年,周人伐商」这一记载之前,我们暂且采用这一说法。
    史书没有记录这场战争的结果,但《诗经》《周易》中记载了一件事,可以侧面推导战争的结果。
    《周易》中说,「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诗经·大雅·大明》中记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大邦有子,伣qiàn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zuǎn女维莘shēn,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意思就是,帝乙把大邦的公主嫁给了姬昌(周文王),姬昌亲自到渭水边迎亲,天没亮就造好浮桥。这个公主来自莘国,为周文王生下长子(伯邑),但长子不幸夭折,随后又生下了次子,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而这场盛大的联姻,则被周人赞为「天作之合」。天作之合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莘国贵族是姒姓夏王族的后裔,因而这位嫁给周文王的莘国公主,被子孙尊称为「太姒」。《诗经·大雅》中还说,「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魅周姜,京室之妇。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赞颂太姒子嗣众多,并把她与太姜、太任并列,后世称之为「周室三母」。
    很多人以为,帝乙归妹,是帝乙把商王族的公主嫁给了周文王。但实际上,妹只是上古时期对未婚女子的泛指,并不是指帝乙的妹妹。帝乙归妹,是替周、莘两国做媒,或者以帝乙的名义,赐予太姒以王族公主的身份和礼仪规格出嫁周室,诸如此类等等。
    这一幕与后世的某些历史片段有些相似。汉初,汉高祖刘邦以宗室女子远嫁匈奴。唐初,唐太宗也以皇族女子远嫁吐蕃。一个字总结,和亲。
    但汉初和亲与唐初和亲是不同的。汉初和亲,是曾经败于匈奴,迫于匈奴的强大,皇族公主远嫁匈奴之后,往往只能做侧妃,地位并不是很高。而唐初的和亲,吐蕃虽然实力也比较强大,但在和亲之前,唐军在川西北的松州之战中打败了吐蕃的军队,所以文成公主出嫁后,成为了松赞干布的王后,地位很高。
    相比之下,商国与周国的「和亲」,与唐蕃和亲比较相似。也就是说,和亲之前的周人伐商,很可能是被商人打败,而又败的不严重,就像第一次唐蕃战争——松州之战一样。
    此时的周国(文王伐周前后),占据了关中西部、陇东高原东南部、关中中部的程地,又有兄弟之国虞国、伯舅之国挚国为外援,实力相当于半个省的规模,与大邦商相比,仍然比较弱。那么在周与商翻脸,却又伐商失败后,商人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彻底打残周国,却反过来与周和亲呢?
    相关的疑问在唐蕃关系上也一样存在。松州之战,唐军小胜吐蕃,此外,正值强盛时期的唐帝国,比吐蕃要强大不少,为什么要与吐蕃和亲,放任吐蕃继续壮大呢?
    原因在于,唐帝国远非吐蕃这一个威胁。当时的唐帝国,北有突厥、东有高句丽,远比吐蕃的威胁更大、更迫切。
    同样,帝乙时期的商王国,还有远比周国威胁更大的敌对势力,其中威胁最迫切的,就是盂yú国。
    这个盂国,就是西周时期的邘国的前身,位于现在的河南省沁阳一带,也就是河内平原的最西端,西面与亘方相邻,北面依靠着王屋山,控制着商王畿进入晋西南盆地和上党高原的交通要道。
    在甲骨卜辞中,盂和鄂往往并称,比如「二田盂鄂有大雨」。所以盂国也会被商族人称作鄂国。从语言学上看,盂和鄂的现代语音差别很大,但在古汉语中,很有可能是相近或相同的语音。
    盂国所在的沁阳地区,北靠王屋山,与上党高原相邻。前面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说过,上党高原山丘纵横,适宜渔猎,而不适合大面积的农耕。从商中期以来,商王国先是征讨丹山戎,再是设立拓殖据点,分封黎国等藩属诸侯,但只能控制部分地区,其他地区仍然还是戎狄各部的领地。比如文丁时期,季历征讨的余无之戎,就位于上党高原。
    即便到帝乙时期,上党高原也没有被商王国完全控制。此时与上党高原毗邻的盂国,虽然距离商王都不远,但仍然可以算作是边疆之国。盂国也正因为这个位置的原因,像武丁时期的彭国和同时期的周国一样,借着征伐戎狄,打怪练级,逐渐壮大起来。
    壮大后的盂国,开始欺负周边同属于商国藩属的小国,就像周国吞并程国那样。
    但和周国太过偏远不同,盂国离商王国的核心区太近,自然会引起商国的警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是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吞并海西女真并侵扰辽东,与此同时,大同总兵造反,那么明廷自然会更重视大同的危机。
    可能,周文王正是瞅准了盂国分散了商王国精力的机会,才敢兴兵伐商,为父报仇。
    也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新即位不久的商王帝乙,才不与周人作过多纠缠,在小胜周军之后,便与周国和解,赐婚周莘联姻,从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对付盂国上来。
    帝乙九年10月(约公元前1089年),商王帝乙集合军队攻打盂国。卜辞中有一段战争前的占卜,「乙巳王贞,启乎祝曰,盂方共(人),其出伐师高,其令东?于高,弗每,不苜,王占曰,吉」。意思是盂方聚众内侵,商王制定了反攻计划,让援军从东方进军,会合于高(地名),共同出击。
    这场战争的规模不小,除了动用王师之外,还动员了多田、多伯等属国的兵力。持续时间也不短,从帝乙九年的10月持续到帝乙十年的9月,耗时整整一年。
    最终商军获胜。帝乙十年9月,商军举行了战争胜利后的阅兵仪式,称作「大蒐礼」,伴随田猎,商军还捕获了白色的兕sì(圣水牛)。由于卜辞中没有发现盂国君主被献祭的记载,很可能盂国战败后重新臣服了商国。
    除了盂国之外,晋陕戎狄中有四个方国组成「四邦方」,东方的夷人部族中有2个方国组成「二邦方」,同时侵扰商国。
    因而,打败盂国后,商王国还要继续解决其他麻烦,仍然没有机会来收拾周国。周国获得了足够的时间来收拾伐商失败的残局,重新恢复并壮大自身的实力。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
    那么,利用商王帝乙解决其他麻烦的时机,周文王是如何韬光养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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