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山东人"闯关东"的成因及影响
移民，一方面是来自原住地的推力，另一方面是来自移住地的吸力，是两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山东因人口稠密，自然灾害频仍，苛捐杂税繁重，使本来就极度贫困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困窘。为了谋求生存，山东灾民被迫越海闯关，迁居到地域毗连、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东北。
一、清政府的移民政策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域，"闯"是指在清政府的禁止之下进行的活动。1644年，清兵入关后，就将关东划为禁区，严禁关内人涉足，黑土地是"龙兴之地","龙脉"不可侵犯，一切都得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加上不断抽调八旗兵丁入关打仗，使面积占全国五分之一的东北人口只占全国的0.1%左右，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人。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发布了召垦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两年后，又颁布《辽宁招民开垦条例》，按招民多寡，授以大小官职，并发给移民耕牛、种子、口粮，鼓励人民出关开垦。直到康熙初年玄烨亲政前，政府仍在鼓励人民开垦。
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出于保护满族利益的考虑，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罢辽东招民授官之例",[1]关外之地列为禁区。以后禁令时紧时松，遇有灾害年景，黄河流域诸省百姓往往蜂拥过关，人数之多，难以阻挡。如乾隆八年（1743年）大旱灾，流民增多，乾隆帝下诏开禁让流民通过。乾隆九年、五十七年也分别有变通放民出关的事例。除了这些年大规模的集中移民外，平时单身佣工或偷渡性移民也已累积成庞大的数量。由于这些移民都是在封禁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称之为"闯关东".实际上清政府对移民采取的是默许和容忍的态度。在每隔一段时间强调或重申禁令的同时，对以往的移民事实总是采取既往不咎的处理方法，所谓"严定招垦之禁，已佃者不得逐，未垦者不得招".[2]这就告诉后来者，移民事实是合法的。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关东的华北农民总计达100多万人，其中大多是外出谋生和外出逃荒的人。
1860年，咸丰帝正式宣布关东地区全面向流民开放，以山东人为主的流民大量出关，闯关东从此由"涓涓细流"演变为"滚滚洪流".
二、清朝时的农业危机
1.人口增长。
明末清初的战乱，社会经济破败凋敝，人口损伤惨重，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至有一、二人","十亩之田，至种一、二亩".[3]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采取召集流民，取消"三饷"、"加派"、"更名田"等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人口开始回升。经过康熙时的整治，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赋税的征收与人口数量脱钩，人口增长摆脱了赋税的束缚，大量隐匿人口上登户籍。雍正元年（1723年）实行"摊丁入亩"后，取消了丁赋，消除了农民对编户入籍的顾虑，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乾隆盛世",山东人口进入大发展时期。到鸦片战争时（1840年）山东人口增至32 408 273人。此后，山东人口增长速度减缓。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和其后的捻军，曾在山东鲁西北西南地区与清军展开多次激战，人口损失众多；同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宣统年间，人口出现负增长。
2.人地矛盾。
清朝初年，为巩固统治，清政府鼓励垦荒，把"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有主无力者给牛耕，三年起科".[3]康熙八年实行"更名田",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由顺治十八年的74 133 000亩扩大到康熙二十四年的92 526 000亩，新增17 393 000亩。此时，山东地区的宜垦地已基本垦殖完毕，但人口仍无节制增长，现有耕地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此后，虽有开垦，但大多比较贫瘠，收成很低。在清代，山东耕地除了清初有较大增加外，总量基本维持在98 000 000亩左右，但山东地区的人口持续高涨，从顺治十八年的8 798 000人增至光绪十七年的37 096 000人。在人口的高压下，山东地区的土地不负重荷。
3.土地兼并严重。
在商品经济冲击之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1684年山东巡抚张朋羽指出："今见山东人民逃亡京畿近地及边外各地甚多，皆由地方势豪，侵占良民田产，无所依靠，乃至如此。"乾隆时，有丁、岳、郭、王四大姓，土地几占半县，都是有名的大地主。郑燮任潍县令，曾作《潍县竹枝词》，其中有："绕郭良田万顷赊，大多归并富豪家"诗句，就反映的这一问题。
伴随着山东地区人口的日益增长，农业危机的不断加重，自然灾害频发。据李向军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东地区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 204次，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闯关东"就成为广大贫民谋生的一条生路。
三、自然环境的变迁
1.自然灾害。
康乾时期，政治的安定和气候的稳定之间呈现某种相关性，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时代里，不曾出现大的旱灾和涝灾。清代后期，咸丰年间波及广西、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大蝗灾，历时七年，并与大旱相伴随。光绪初年发生于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旱灾，称为"丁戊奇荒",造成的饿殍就达千万人以上。
2.黄河改道。
1855年（咸丰五年），由于发大水，黄河在河南境内的铜瓦厢断堤改道，滔滔黄水夺路北流，结束了南宋以来南流700年的历史。黄河的这次改道，对其下游地区造成了巨大灾难，尤以山东受灾最重。原本依仗黄河水源的众多城市、村庄、田地日渐衰落，改道后的新河道常年泛滥，加剧了洪涝灾害和土壤盐碱化，大批农民因此破产逃荒。
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原本就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的山东更是雪上加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蜂拥"闯关",局面已无法控制，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于是奏请朝廷"开关",他在奏折中说："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弩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在此情形下，清廷被迫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允许流民进入关东。
经过众多流民的辛勤劳动，一个全新的"移民社会"在东北形成了。至1911年，东北约有1 800万人，其中约有1 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其中以山东人最多。据推断，整个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有700万至800万人之多。
四、创业精神
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力量。"闯关东"之所以一代一代坚持这一实践活动，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在于闯关东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即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是形成闯关东的主观原因。山东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东人吃苦耐劳、不怕艰险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闯关东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山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民以食为天",一向守土安命的农民为了"稻粮谋",突破传统守乡恋土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影响
1."闯关东"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促进东北地区生产力的变革有着重大影响。山东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食问题，减少了内乱之源，有利于社会的巩固与稳定。此外，移民有利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巩固与团结。史书曰："满汉旧俗不同，多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与汉。"
2.移民的最初动机是谋取生路，但是开发东北富源的实践却远远超出这一狭隘界限，孕育出一种悲壮感人的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力辟榛莽的土地开发精神、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精神和启迪民智的文化开发精神，这种精神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但它所体现出的则是人类所共有的进取、创业精神。
3."闯关东"逐渐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在齐鲁大地承传、沉淀、累积。这种传统积淀越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流民扎根在关东，这就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成为山东人的第二故乡。在胶东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4.关东文化研究的学者董鸿扬强调：力辟榛莽的土地开发精神讲的是早期"闯关东"的移民或为旗人雇佣开荒或偷垦土地，体现出一种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使榛莽变为良田。这种力辟榛莽的土地开发精神还内含一种反传统性，"闯关东"的人们突破了守乡恋土的传统观念，在不自觉中创造出一种文化新质。
参考文献
[1] 清圣祖实录[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6.
[2]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清世祖实录[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