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 第一节东北地区

　　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 第一节东北地区
　　这里讲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指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包括这两个行政区以北的属于锡林郭勒盟的范围）、兴安盟、呼伦贝尔盟以及河北省的承德、唐山、廊坊三个地区（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与上述三个地区邻近的部分）。总的地貌环境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和长自山等主要山脉构成外围，东北平原被环绕其中。这一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人类活动，而在后来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亦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该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
　　现有材料表明，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对目前所知旧石器时代最晚阶段而言，无论其反映的生产发展还是社会之进步，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下述及的即是据至今考古发现材料所认识到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发展状况。它的起迄时间约自公元前六千纪后叶到公元前三千纪末前后，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对应。
　　兴隆洼文化时期
　　兴隆洼文化时期，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存在的时间，处于公元前六千纪的后半段左右，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的时间大体相当。
　　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阶段划分 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只发现两种，即兴隆洼文化和左家山一期文化。前者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包括整个赤峰市和哲里木盟的西南部，以及医巫阎山到北京之间的辽西、冀东北地区。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尤其是它北半部的这种文化遗存，是该文化最典型的部分；后者的分布范围迄今只了解到处于第二松花江和东辽河之间的长春一带。
　　兴隆洼文化系因1983—1986年发掘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一号遗址而得名，通过对一些遗址的了解，可将兴隆洼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这一考古学文化主要特征表述如下：制作陶器的陶土均混杂细砂，而多数筒形罐的陶上中均匀地羼入一种被砸碎的黑灰色石渣，显然是由于筒形罐被用作炊器，为防止久烧致裂，特做如此处理。陶器火候不高，陶质较疏松，大部分器物的陶胎较厚，有的罐底厚达2厘米。陶色不纯，多呈灰褐或黄褐色。皆平底器。钵的成型是用包模贴筑法，筒形罐则可能是泥圈套接而成的（也不排除部分采用包模贴筑法的可能），罐底单做，采用“帮包底”的方法使之与器壁粘合在一起。器类不外筒形罐和钵两种，简形罐占大多数，最常见的是敞口斜直壁的简形罐。陶器外表满施纹饰，主要是用片状工具逐一压印而成⑤，这种压印纹以交叉状和之字状（即连续折线）的纹样所占比例最大①。在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内，各地的文化面貌多少有些差别。如辽西走廊所发现的该文化陶片中，有一种略呈弧线状的纹饰①，这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基本不见的。
　　兴隆洼文化目前可分成三期：第一期的代表特征是，筒形罐外表普遍施交叉状压印纹，这种纹饰系以片状工具在陶器表面压下一道纹痕后，需将该工具抬离器表，变换方向再压出另一道与前者交叉。这样施纹既费工时，又难使纹饰整齐美观，故此显得原始。陶器口沿也不具任何附加装饰②：第二期的筒形罐有许多施之字状压印纹，系以片状工具的两端轮换作为支点，在器表连续折压所致。这种压印方法提高了效率，且可将之字纹组成纹带，使得纹饰图案规整，显然，这种之字纹是由第一期的交叉纹发展演化来的。此外，许多筒形罐口沿外加贴一圈泥条，形成厚唇沿①；第三期的筒形罐已不见交叉纹，之字纹又十分规整，而且，之字纹筒形罐一般不加别的纹饰①（图4—1）。
　　兴隆洼文化在其分布范围内结束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在
　　图4—1兴隆洼文化的筒形陶罐（1．第一期；2．第二期；3．第三期）
　　非兴隆洼文化分布重心的燕山一带京、津、唐地区，晚于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另外一种文化遗存中，仍能见到个别属于兴隆洼文化延续的标志物②，那么，据此可想见在西拉木伦河以北这一典型的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内，该文化于其三期以后很可能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兴隆洼文化对其周围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左家山一期文化中可看出，至迟在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时，它的文化因素已深入到东北地区腹部。
　　左家山一期文化目前只有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经过发掘，别处的发现尚不多。该文化陶器特征为：夹砂陶和夹蚌陶两种陶质，前者居多。陶色不纯，呈灰褐或黄褐。多以泥圈套接法成型。筒形罐占器类大宗，其他有鼓腹罐、钵和斜口器。素面无纹的陶器约占一半。有纹饰者分刻划纹和压印纹两种，刻划纹有平行线、菱状、席状、之字状、人字状和弦纹等，压印纹则有连点线、之字状及篦点之字状，这些纹饰绝大多数组成横向平行的带状图案，也有不少呈平行阶梯状，后者为东北地区仅见的纹饰图案③。
　　左家山一期文化中有一定数量的厚唇沿筒形罐，器表饰压印之字状横向纹带④，这种筒形罐与兴隆洼文化第二或第三期者风格相似，说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时间应相当于兴隆洼文化的第二到第三期，同时表明左家山一期文化接受了来自兴隆洼文化的一定影响。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 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兴隆洼文化居址，一般座落在傍近水源的山坡上。称为兴隆洼一号遗址A区的兴隆洼文化村落（下称兴隆洼村落）由数列成排的房址组成，每排房址数量不等。最初定居时，人们在村落外围挖成一圈宽约2米的壕沟，壕沟围成直径约170米左右的一个圆圈。然而，壕沟和许多房址内的堆积中也存在兴隆洼文化的废弃物，壕沟本身又为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打破，且壕沟外也出现了属于该文化的房址⑤，这说明整个村落（或其中相当部分）在兴隆洼文化之时曾经过废弃后又重建的过程。另外，在距此村落400米远的一块台地上，尚有一处较小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这很可能是从属于上述兴隆洼村落的一个子村落⑥。
　　兴隆洼村落内的房址面积大小不一，均为圆角方形或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较为常见的房址边长多在6—8米左右。房址中间有一圆形灶坑。居住面往往有相当部分经过砸实。有的房址居住面上还有埋设立柱时留下的柱坑，这些柱坑一般设于灶址两侧而成对称的两排，每排二、三个（图4—2）。由此推测
　　图4—2兴隆洼村落F2平、剖面（图中六个小圈均为柱坑）
　　那些未发现往坑的房址大体也应在与此相近的位置立有木柱，以承架屋顶，可能是由于就地立拄而难以发现其痕迹。地穴以上部分的建筑无从推测，但从有的房址中存在被烧毁的木炭来看，地穴以上是使用了木质构件的。所有房址皆无门道，史书和民族学资料中都不乏那种关于无门道而以梯出入的房屋之记载，如《魏书·勿吉传》记述了勿吉人“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的情况；而东北亚科利雅克人（Koryak）的穴居，则是在室内立柱上挖洞作梯，从房顶出入99900042_353_1①，故可推之，兴隆洼村落的房址在通向屋外的进出口与穴内地面间也很可能架有类似梯子之物以供出入。另外，一些房址中还发现窖穴。
　　属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左家山遗址，座落在临河的台地上。所发现的一座半地穴房址大致为边长约3米的方形，其中一边的中部有斜坡门道。在房址中部略偏一侧设一瓢形灶坑。立柱之柱坑共发现八个，门道两侧与房址边相接处各有一个，其余按等距分置在房址另外三条边的内侧，立柱直径为20厘米左右。在与门道相对的一条边的外侧附近还有一个口径为66厘米的圆形坑，比房址居住面要深一些，内出有兽骨、蚌壳等物，可能是属于该房址的一个窖穴。
　　生产经济 兴隆洼村落的壕沟和一些房屋及坑穴中常见到动物骨骼，以鹿科动物占大宗，其它动物比例最高的是猪。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属于我国动物生态地理中的温带森林动物群和森林草原动物群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鹿科是最主要的植食性兽类，野猪也占有相当比重①。因此，兴隆洼文化先民以鹿和猪作为主要猎获或饲养对象，与当时适于动物生存的自然条件有关。目前尚无材料使得可能把驯养鹿的起始时间，推到像兴隆洼文化那样早的年代，猪的饲养则应以一定的农业发展作为前提，而兴隆洼文化迄今尚未发现农作物的迹象，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也没有能够确认是属于农业工具的（华北地区此时主营农业的先民，往往具有十分明确的农业工具）。因此，可以认为，兴隆洼文化先民即使已开始经营农业，也不会在经济生活中占多大比重。即是说，所发现的那些动物骨骼，绝大多数可能是被人们猎获的野生动物之遗骸。
　　在兴隆洼村落内发现过两种骨鱼镖，其中一种较为常见，完整者长17．5厘米，做出单排的三个倒刺（图4—3）：另一种只发现残品，称骨梗石刃鱼镖，系在骨梗尖端附近的一侧边槽中嵌粘
　　图4—3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锄形石器和骨鱼镖1．锄形石器；2．骨鱼镖。
　　小石片作为刃部，同时在这部分之后也制成倒刺②。两种鱼镖的存在和对它们的精细加工，反映出渔业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是很受重视的。象靠近渤海沿岸的辽西走廊地区，渔业的谋生意义无疑会比这里显得更为重要。
　　另外，兴隆洼村落还出有一些胡桃楸的果核，以此种野生植物果实作为古人的食物，在近东和欧洲均有记载③，这说明胡桃楸也是兴隆洼文化先民经常采集的植物果实。
　　看来，狩猎、渔业和采集很可能是兴隆洼文化先民主要谋生的手段，而农业在这里尽管可能已出现，但尚未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样一种经济面貌，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形态构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别。
　　手工业技术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主要是指制石、制骨和制陶这三项内容。
　　兴隆洼文化的石器主要是打制而成。其中最常见的是一种具有较窄的“柄部”和较宽的“刃部”而形近凸字的工具，被称作锄形器（图4—3）。其刃部多样，或宽，或窄，或一侧厚另一侧薄，可知用途也并非只有一种。个别的刃部很窄，通体较薄，其作用可能类似石铲。经过磨制的石器比较少，种类上主要有斧、凿、饼形器和极少数类似雕刻器的工具。这些石器大多数都是通身磨制，只有个别石斧的刃部以外的器体尚留有琢制痕迹而未加磨光。石斧一般长在10厘米左右，如用于砍树，只适于砍伐那些很小的树木。琢制的工具有磨盘和磨棒，但形态往往不很固定，磨盘只是利用较合适的天然石块，略加打制，再将磨面琢出，磨棒则很少见到两端宽厚一致的。除上述石器外，兴隆洼文化还存在被人们习称为“细石器”④的遗物，多数是被嵌粘在复合工具边槽（如前述骨梗石刃鱼镖）中作为刃部的小石片，小石片系压削而成，一般为厚约1毫米的长条形，长、宽分别在10—18和3—4毫米之间，其背面留有因剥离石片而形成的一或二道长脊棱，以致横断面常作三角或梯形。
　　这时期的骨器制作得十分精致，都经过磨光，在工具中所占比例也都很大。兴隆洼文化常见的骨器是各种式样的骨锥。象前面提到的两类鱼镖，尤其是做成骨梗石刃式的那种，为同时期其它考古学文化罕见而别具一格的骨器。左家山一期文化的骨、角器则主要有骨锥、骨镞、角矛等，另外，还发现钻头上留有螺旋状磨擦痕的骨钻。
　　此时的制陶业显然已非最初发生的阶段。因为最早的兴隆洼文化陶器种类已在两种以上，并且已普遍施用压印纹来使得陶胎紧固，特别是制作炊器时有意在陶土中加进砂粒，证明当时已经懂得通过羼合料来改变陶土某些性能的道理。一些筒形罐上常见对钻的缀合孔，这一方面说明此时已掌握了陶器修补术，另一方面也反映爱惜陶器的心理，从而说明这时生产一件陶器是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采用泥片包模贴筑的陶器成型术以及陶器的基本轮廓线，都显示出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此时的文化遗存间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同后者相比，毕竟还存在着相当的原始性，例如，此时的陶器一般采用压印或刻划来加固器壁，而黄河流域则已广泛使用拍打、压磨等更有效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黄河流域此时的陶器胎壁较东北地区的一般要薄，亦与紧固器壁方法上的这种差异不无关系；再如，东北地区的陶器烧成火候也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此时还没有专门烧制陶器的陶窑，而多是露天堆烧的缘故。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固然有其自己的特色，但技术水平尚不及黄河流域先进。
　　兴隆洼文化的社会组织 通过兴隆洼村落得到发掘的部分，有可能了解兴隆洼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些情况。以该村落的F2为例，人们经常活动的地方应在这座房址的两排立柱之间，面积约为13平方米左右①，如减去灶坑及兽骨、石器、陶器等物所占面积，还有7—8平方米左右。F2居住面上遗留物品比较分散，屋内睡人之处当相对固定，该不会将余下的所有空间占满（考虑到有的房址内还布有窖穴，如果这里面有的房址面积和F2相当，所余下的空地应该更小）。由此推测，居住在这所房址内的成员应不超过4—5人。也就是说，象F2这样的房址应和姜寨的小房址相似②，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居所。需要注意的是，兴隆洼村落中的房址，通常都与F2一样，不仅有炊事用具，还有生产工具，有的甚至还存在储藏食物之窖穴（如有的窖穴内发现许多兽骨），显示出这种家庭，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兴隆洼村落有一定数量的房址存在坍毁后于原地重建的现象①，这些房址的主人不在其它空地另选新址，而在原址上重建房屋，说明这些房址在各排中的位置受到有关制度的制约，因而，必须被固定在一定排列和某一排列中的一定位置。兴隆洼村落的房址有十多排，同时存在的房址至少也会有若干排，那么，每一排房址主人内部的某种关系当比这些人与另一排房址主人间的某种关系更为密切。
　　由此，我们看到，兴隆洼村落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级组织：相当于F2那样同居一室包容3—4人左右而可称作家庭的单位，这是最低一级；由上述一排房址所反映的高于类似F2那样单位的中间一级组织：由若干排同时并存的房址组成的整个村落，这是最高一级。如果借用民族学的概念，或可将家庭以上的俩级组织分别称为家族和氏族。
　　前面提到在兴隆洼村落附近还有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子村落，则这两个村落的人们还会组成比上述类似氏族的集团更高一级的组织。仅从这些情况来看，兴隆洼文化先民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多层次的，其中若干个家庭虽受到统一它们的组织之制约，但从生产到生活上都已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象这样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原始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
　　红山文化前段时期
　　红山文化这一名称的提出始于1955年①，而由以得名的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工作则早在1935年就开始进行了②，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一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在东北地区是最多的，因此，这个文化的知名度也就比较高。红山文化所延续的时间可与本书提到的仰韶文化大略对应。红山文化的前段时期，指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到第四千纪初以前这段时间，即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阶段（包括庙底沟文化初期在内）。
　　考古学文化和居民的分布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如下七种：红山文化（指红山文化前段。本节中几提及红山文化而未加特别说明者，均同此理解）、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图4—4）。
　　图4—4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分布图●红山文化前段分市区●赵宝沟文化分布区●富河文化分布区●新乐文化分布区●上宅文化分布区有关此时的红山文化考古工作不多，已知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它的主要分布区，赵宝沟文化则大体分布在由滦河、西拉木伦河和医巫闾山组成的包围圈之内，显然，它和红山文化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区域，有一个不小的共同分布面。从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在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共同分布区内，二者的村落往往相邻对峙。比如兴隆洼一号遗址的B区即是一处红山文化村落，这个村落或其中部分房址被废弃的年代正值半坡文化晚期，其形成的时间当比这更早，距此村落500米的对面山坡上是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小山遗址，它的废弃时间也在半坡文化晚期之时①。象这样不同文化的村落相邻而居的现象，不外乎出于以下两种解释：一是两种村落的居民在定居时间上互有交错，你来我往，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村落所存在的时间虽同属一个大的阶段，但它们各自从开始形成到废弃的过程并不很长，二者在时间经历上甚至本无重合的部分，只是留下的遗物不足以反映这短暂的时间变化，而给今人以两者同时并存的“错觉”；二是上述两种村落确曾有过一个平行发展、相邻并存的阶段。从已知具有如此分布特征的两种村落的数量来考虑，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促使红山文化和赵室沟文化的先民采取这一特殊定居方式的原因，恐怕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此时的西拉木伦河以北是富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那里，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居民也存在交错分布的区域，但这块区域的面积目前尚不清楚。上宅文化和新乐文化的发现范围分别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西南和东南相邻，前者目前只见于平谷、三河两县的泃河流域：后者只知在沈阳及其附近的地区。左家山二期文化的遗址至今除吉、长地区以外，尚无确定的发现。至于小珠山一期文化，基本上分布在丹东以西的辽东半岛一带。
　　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和文化渊源红山文化具有一个独特的陶器群，此时它的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泥质陶亦占相当比重。夹砂陶主要是灰褐色，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状压印纹，除延续兴隆洼文化那种直线或弧线状的之字纹外，还出现了一种弧度很大的之字纹，三、四道平行线为一组的划纹也有一定数量，素面陶很少。弧壁筒形罐是该陶系主要器类，其上之字纹或横压竖排，或竖压横排，两种兼施者为数也很多，罐底多见席印纹，其他器类有斜口器等。泥质陶最常见的是红或灰陶的敛口钵，有相当一部分口沿外表烧成一圈桔红色，习称“红顶钵”，钵多为素面，少数于口沿外施彩，彩陶图案基本上是用直线条组成的几何形纹，使用弧线绘彩的现象极少，彩色以红为主，此外，还有小口鼓腹罐和大口弧腹罐等。除小口鼓腹罐为泥条盘筑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成型。
　　红山文化包含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之字纹有很多接近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行与行之间往往有些重叠，不够规整，筒形罐口沿外常见一周楔点、泥钉或短泥条等装饰；斜口器口下无鋬：钵仅素面一种。这一期相当于中原略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晚期新出现一种大口小底的筒形罐，其上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趋于图案化，十分规整，行与行之间常均匀地留有空行：一些罐的口沿开始贴一圈细而薄的附加堆纹：斜口器口下有鋬，有鋬的一侧器窒较早期低矮，并出现凹弧：钵类中新见红顶和口沿施彩的做法；小口鼓腹罐为新出现的器类。这一期的年代当对应在半坡文化阶段，较晚的遗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时，亦即此期时间相当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到第四千纪初期。
　　红山文化的之字纹系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筒形罐也应是本地区以前的文化因素之延续：但泥质陶的出现，尤其是晚期红顶钵和彩陶钵的流行，表明它接受了来自西南方面后岗一期文化的强烈影响。
　　赵宝沟文化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内蒙古敖汉旗的赵宝沟②、小山③和河北省迁安县安新庄①，该文化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陶色多呈灰褐或黄褐；尚有少量泥质陶，表皮或灰或黑。陶器主要制法是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盛行压印或划成的几何纹和压印之字纹，还有少量动物纹，几何纹数量最多，且花纹繁缛，结构复杂。器类有属平底器的弧壁或直壁筒形罐、鼓腹罐、盂和敞口钵，属内凹底器的椭圆底罐、尊形器和器盖（个别椭圆底罐和尊形器为平底），属圈足器的圈足钵和圈足圆腹罐等。
　　赵宝沟文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期的几何纹较为散漫而缺乏一定之规，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压、划直线的不定组合：器类有筒形罐、鼓腹罐、盂、平底钵和圈足钵。此时大体相当于上述较半坡文化略早的阶段，亦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前段。第二期的几何纹已很发达，但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小，整个器表图案往往给人以“扁平”之感而不能一目了然：器类增加了椭圆底罐和圈足圆腹罐；筒形罐中新见个体较大者，敞口钵中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红顶钵。此期约当半坡文化早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之时。第三期几何纹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大，器表图案明晰易识；器类方面又新出现尊形器和器盖。年代约与半坡文化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后段②（图4—5）。
　　图4—5赵宝沟文化陶器1．尊形器；2．椭圆底罐；3．圈足钵；4．之字纹筒形罐；5．盂；6．红顶钵；7．圆腹圈足罐。（2．3．7．为第二期陶器，出自赵宝沟遗址；余皆第三期陶器，出于小山遗址。）
　　约以努鲁儿虎山为界，赵宝沟文化有着一些地域上的差别。其中努鲁儿虎山以南至辽西走廊一带的赵宝沟文化所产生的时间可能较早；而在其北面的该文化尚未见到早于第二期的资料。南部赵宝沟文化最早的遗存中有与当地兴隆洼文化相似的成份，故而推知，兴隆洼文化应是赵宝沟文化的来源之一。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存在重合分布的区域，前者的夹砂陶陶质以及某些之字纹纹样都和后者十分接近，这是两种文化的先民长期交流的结果。在赵宝沟文化周围的上宅文化、富河文化和新乐文化中，都能见到赵宝沟文化某些因素的流布，反映了后者对它们的影响。
　　富河文化迄今所发掘过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有富河沟门①、南杨家营子①等。其陶器都是夹砂陶：压印之字纹为主要纹饰，大多是横压竖排，以篦齿状工具压印成的篦点之字纹别有特色，许多筒形罐口沿外贴有一周附加堆纹：器类仅有筒形罐、钵和斜口器，简形罐占绝对多数。兴隆洼文化中也曾出现过一些通体施横压竖排之字纹的筒形罐，因此，兴隆洼文化的一些成份应是形成富河文化的主要渊源。至于目前发现的富河文化的年代，当在赵宝沟文化第三期之时。
　　上宅文化经发掘的有北京平谷县上宅②、北埝头③和河北省三河县孟各庄①三处遗址。陶器中有大量的夹砂陶和少量的泥质陶，有些夹砂陶同时还夹杂滑石粉。大多数陶器着有纹饰，主要是刮抹条纹和之字纹。器类以筒形罐最为常见，其次是各种钵类，有平底钵和圈足钵，两者中又都有弧壁敛口和直壁敞口之分，前者中还有一些是红顶钵。上宅文化目前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年代分别与红山文化早、晚两期相当，红顶钵的出现是这一文化较晚阶段的标志物。以北埝头F5∶1代表的上宅文化之字纹筒形罐①为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延续物。但抹刮条纹的大量存在，则表明该文化主体内容并非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也许这个主体内容的渊源在永定河、子牙河的下游一带而尚未得到揭示。此外，上宅文化中的一些钵类与东面的赵室沟文化有关。
　　新乐文化目前只有沈阳市新乐遗址经过一定规模的发掘②。其陶器主要是砂质陶，器表常见规整均匀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或弦纹，前者较多。除少量鼓腹罐、圈足钵和斜口器外，主要的器类只有弧壁筒形罐一种。该文化筒形罐上之字坟很象是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继承者，由此可知兴隆洼文化对该文化的形成曾有过影响，另外一些陶器如鼓腹罐和圈足钵则是同赵宝沟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后的产物。不过，占器类多数的弧壁筒形罐和有相当比重的弦纹，足以说明构成该文化主体部分的因素应另有来源。新乐文化的年代约与赵宝沟文化的第一或第二期相当。
　　左家山二期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被识别出来③，而经过发掘的该文化遗址目前只有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一处④。该文化陶器有夹砂陶与夹蚌陶两类陶质，素面陶和有纹饰的各占一半，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纹，器类只有筒形罐和钵。筒形罐上之字纹往往分两部分，靠上边的是刻划而成的横划竖排之字纹，在这以下的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的压印之字纹，这种纹饰风格与红山、赵宝沟和新乐文化均有共同之处，反映此时长春一带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联系是较强的。对比左家山一期文化，可知曾存在于本地区的阶梯状纹带、鼓腹罐等文化因素此时已不见或少见，而最有生命力的是左家山一期文化中与兴隆洼文化相近的成份，左家山二期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一部分发展的继续。当然，除融合东北地区西南部的文化因素之外，该文化也显示了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相关联的一面。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发现较多，经发掘过的主要有：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大长山岛的上马石①，东沟县的后洼②、大岗③。该文化陶器特征是：均为夹砂陶，其中大多数含滑石粉。器表多具纹饰，压印纹多于刻划纹，前者中主要是之字状、席状、网状和横线或由这四种纹饰构成的组合图案，后者中常见的有网状、横线、横线中加短竖线以及着干平行线为一组组成的错向三角纹。器类以直口筒形罐占大宗，其中许多在口下安有两个对称的小耳，此外，还有少量的小口鼓腹罐、钵、杯、勺等。相当数量压印之字纹的存在，表明小珠山下层文化接受了来自辽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影响。
　　上述情况说明，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它的南部不仅文化面貌多种多样，而且组成一种文化的因素也往往来自多方面。如从较大的范围看，作为新乐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因素之一的之字纹即来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表明在这一时期或稍前阶段，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曾走向广阔的东北平原，和那里的土着居民一起创建薪的生活。而目前所见小珠山下层文化遗址大体处在与东北平原相通的平原地区，因此在那里见到的之字纹等因素也应是上述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东迁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可见，此时在东北相当广的地区内，原始居民空前活跃，有分化，有融合，在新的基础上彼此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而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繁荣局面。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此时的村落大致处在两种地貌环境中，一种是在山地之间，属此种环境的村落往往座落于坡顶之上，附近常有小溪或泉水，如赵宝沟和小山遗址是；另一种位于山地与平原间过渡地带的矮坡或台地，附近均见较大的河流，如错河旁的北埝头、伊通河附近的左家山等。
　　赵宝沟文化的赵宝沟遗址和富河文化的富河沟门遗址都是由若干排房址组成的村落，在上宅文化北埝头遗址中，若干房址组成一群，整个村落含有若干个房址群的现象也十分明显①，这些房址群与房址组成的排，应是同一布局构想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房址——房址群（或由房址组成的排）——整个村落的三级结构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
　　这时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建筑，除上宅文化北埝头的房址为椭圆形以外，其余各文化最常见到的房址仍是方形或圆角方形。东北地区西南部常见的房址面积多在20—30平方米左右，这可看作是在经济、自然等条件相差不大的地区内，一个家庭通常所占有的面积。
　　反映这时房屋结构进步水平的主要是对草拌泥的应用和壁柱的设置。此时许多房址内都能见到坍下的草拌泥残块，有的草拌泥还带有贴敷在木质物件上的印痕，在富河沟门一些房址中所见这种草拌泥上的印痕则明显是木柱的痕迹。这些现象说明以木为骨，其上敷草拌泥的木骨泥墙或木骨泥顶，至迟在这一时期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房屋建筑上。
　　此时东北地区西南部，尚有相当数量的房址在紧靠地穴穴壁内侧栽埋木柱（发掘所见多为柱坑，有的坑中尚留有朽木痕迹），这种做法在以前的兴隆洼文化中是没有的。这些壁柱有的被埋于四壁内侧，有的只见于一侧壁，其排列都比较均匀，间距多在0.6—1米左右。壁柱的设置大约有以下几种用途：在地穴以上筑墙时，这些壁柱可起到泥墙之“木骨”的作用；同时，这些“木骨”也用来挡护穴壁，以防坍塌。从前面提到的壁柱密度来考虑，此时的壁拄当兼有“墙骨”和“护壁”这两种功能。当然，这些壁柱或其中一部分还可充作承托屋顶的立柱。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半地穴房址内壁柱的设置，主要是出于筑墙、护壁和支撑屋顶的需要。
　　另外，此时东北地区西南部相当部分的房址已设置了门道，表明在出入口的安排上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进。
　　当然，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房址存在着差别，各考古学文化在房屋建筑上也无不显现出自身特点。
　　赵宝沟文化的房址平面多为方形，少数是长方形，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赵宝沟和小山的房址有一定差别。赵宝沟的房址通常在居住面中部附近挖成一方形灶坑，坑内多留有白色灰烬。保存较好的三座房址均为方形，居住面都由一步阶梯分成上、下两部分，二者高差约0．1—0．2米，灶坑挖在上居住面，每座房址都有用来立柱的四个柱坑，一般均以灶为中心作对称布局，上、下居住面各有两个，柱坑间距基本相等，在下居住面与灶址相对的穴壁中间均有一个较深的窖穴。这三座房址面积都超过一般房址，其中最大的F9为100平方米左右，该房址柱坑较大且深，最大的柱坑直径为0．5米，深达0．52米，为使立柱稳固，柱坑底部都经夯打②。小山发现的两座房址都是长方形，房址中部附近有一个圆形浅坑，浅坑内有筒形罐或陶片，可能是灶址。两座房址有大小之别，较大的一座编号F2，其面积约33平方米，屋内留有鸟兽图尊形陶器和刻划人首的斧形石器等特殊人物身份的标志物（详后），可推测这座房址应为该村落一处具有中心性质的场所。
　　富河沟门的富河文化房址，系顺山坡倾斜之势而建，背山的一面穴壁较高。房址多数是方形，少数是圆形，面积通常在20平方米左右。房址中部均有一方形灶坑，有的灶坑四壁还置立石板加以挡护。一些屋内尚有挖窖的现象。最大的一座房址边长约6米，在背山一面的穴壁内侧有七个间距较为均匀的柱坑，这是仅在一侧穴壁设置壁柱的实例。发掘者由这种壁柱的位置特点推测房屋顶部可能是依山势而呈一面坡的型式，这样便于流水。有的圆形房址在靠穴壁一周布有六个柱坑，发掘者推测这种房屋的屋顶可能与现在的蒙古包类似③。
　　北埝头上宅文化房址为不规则椭圆形。极少数在靠近一侧的穴壁处有几个柱坑。灶址情况不详，而在房址中部附近普遍有一或两个埋在地面下的陶罐，罐内有灰、炭等物，可能是保存火种的容器①。孟各庄的上宅文化房址为方形，保存较好的一座边长约4．5米，贴四壁均等地埋置十六根壁柱。居住面中央有一个0．2平方米的灶台，台高仅5厘米，台旁有保存火种的陶钵。在南壁略偏一侧没有宽0．7米的斜坡门道②。
　　目前发现的新乐文化房址都是圆角长方形，中部有圆形浅灶坑。编号为F2的房址面积最大，达95平方米，由于被焚烧，屋内留有许多炭化残木柱，粗者直径20厘米，细者10厘米左右。该房址周壁有三十四个间距为0．8—1米的壁柱，这些壁柱除四隅外，大部分没有柱坑，而是挤入穴壁，立于地面。在距四壁约1米的地方，基本上按等距埋没一周共十一根粗大的立柱，在这一周立柱以内还有六根立柱，被埋在灶址周围。柱坑有深有浅，深者约1米左右，浅的只有25—30厘米，在较浅的柱坑底部常垫有石片，使得立柱更加坚实，这样多少可以弥补柱坑浅而稳固性较差的缺陷。这座房址面积很大，其屋顶肯定也十分厚重，故用如此之多的木柱支撑，可知房屋四壁和屋顶都十分结实、牢靠，反映了一种较高规格的建筑形式，而和一般房址那种简单的结构形成显着差别①，很可能这是村落公用场所，或同时兼作首领居住之处，系全村中心性建筑（图4—6）。
　　生产经济至迟在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农业生产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在上述新乐F2这个大房址中，发现有成堆的炭化谷物，这些谷物尚未脱粒，经鉴定与东北大葱黍近似①。该房址还出有五套配置有序的磨盘与磨棒，系用于脱粒的工具。但同时该房址还发现榛子壳等野生植物果实的核、壳，而个别磨盘的一端也有敲砸硬果留下的小圆窝①。因此，这些磨盘、磨棒也可能被用
　　图4—6新乐遗址F2平、剖面（除灶以外的圆圈均为柱坑或立置木柱的痕迹）
　　于加工采集来的植物果实。不过，象新乐F2出土的这种具有统一规格且加工精致的磨盘和磨棒，理应被视作主要是加工种植农业产品的工具，尽管它们还兼有加工采集的果实的功能。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都发现相当数量的磨盘、磨棒。磨盘一般作圆角长方形，形体扁薄、规整；磨棒横剖面呈半圆或半个椭圆状，两端宽窄、厚薄均等，在经常与磨盘接触的一面留有与磨棒长轴方向垂直的磨擦痕。小山F2有两套磨盘、磨棒，出土时有一件磨棒横置在磨盘上，另一件则紧靠在另一个磨盘旁边，两件磨棒的长分别为31和18．5厘米，和它们一起的磨盘之宽分别是29和19厘米。可见，这里的磨盘、磨棒与新乐F2的一样，也是配套有序的。因此，可以肯定，上述三种文化的农业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有关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还可从以下现象中得到了解。
　　与兴隆洼文化时期不同，此时许多遗址都出有长且宽的大型磨制石斧，如上宅遗址TO406（5）：1这件石斧，长21、顶宽7．2、刃宽8．7、厚3．6厘米。孟各庄和小山则都有一种两侧磨平的大型石斧，均以坚硬的玢岩制成，这种斧大都在中部残断，系砍伐较粗树木时常遇到的现象。上述这些大型石斧的功能之一，当是原始居民进行火耕农业时用之来砍倒树木。
　　在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中，还常见一种鞋底状正尖刃石器，其刃部有与石器长轴平行的磨擦痕，可知是挖或刨土的工具。赵宝沟发现的这种石器，石质不太坚硬，长和宽分别在11—16和6—13厘米之间，厚一般有1．4厘米，顶部都打出一个缺口，可便于插入木柄（图4—7）。如象石铲那样用来挖土，则这种石器上窄下宽的体态及其尖刃就显得有些不适，因此，它应是象现在的镢头（或称“锄”）那样被用作刨土的工具（其安柄方式系选用带折钩的木柄，将石器顶部插入折钩中）②。这种石器目前尚无统一的命名，就其功能而言，暂可称作“石锄”。石锄的存在，说明人们砍光烧尽树木杂草后，用它来刨开土壤，以埋植谷种，可见已经脱离了那种只将谷种撒在地表的农业阶段，而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大型石斧和石锄较为普遍的发现，当说明这种有所进步的原始农作，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
　　此时的收获工具，所见只有新乐F2的三件石刀。均作直背弧刃，宽在4—5厘米左右，厚为0．3—0．5厘米，应是绑在手上割谷穗用的“铚”。看来，其时收获方式是只割取谷穗。至于类似的石刀未见于其它遗址，或许是还流行其它非石质收割工具而不易保存，致使难于发现的缘故。
　　此外，象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所见兽骨的数量都明显少于兴隆洼文化，甚至用动物骨骼为原料的制骨业也不如过去兴盛，上宅文化的骨器迄今只在孟各庄遗址见到一件骨镞。凡此，都说明狩猎活动已大为减少，这与农业的初步发展是相适应的。
　　原始农业的经营，通常与一定规模的集体劳作相联系。在对集体劳动而得到的产物进行分配时，该集体内也就会存在着与之相应的某种分配形式。如前述新乐F2和小山F3都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房址的居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成堆的谷物和多套磨盘、磨棒均出于这些房屋而不见于同一遗址经过发掘的其它房屋，或许说明谷物是在全村或低于村落一级的中心处经脱壳后分配给各个家庭的。由此可知当时的农业生产中确实包含着大量的集体劳动。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此时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当已出现了一些主营种植农业的村落。毋庸赘言，即使在这样的村落中，采集和狩猎仍不失为重要的谋生手段，象出土于新乐F2的榛子壳和浆果果核，小山遗址中的胡桃楸，都是原始居民采集野生植物果实的例证。至于新乐遗址所出石镞和见于许多遗址的兽骨，则说明狩猎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诚然，在上述农业发达的地区，甚至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原始居民的生产经济也多少存在着差别。迄今见到的上宅文化遗址都在泃河或其支流的河岸附近，这些河流在六七千年前的河水流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足可使众多的淡水鱼类在此生存。其东面的滦河具有根宽的河床，当时河水流量无疑更为可观，属于南部赵宝沟文化的安新庄遗址就座落在这条河的下游，渔业资源之丰富可想而知。上述这些遗址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或陶质的网坠，说明原始居民确曾在这些河流中拉网捕鱼。尤其是安新庄遗址，所见网坠之多，种类之繁（最主要的是一种在椭圆形扁平砾石两端各打出一系绳之缺口的打制石网坠，上宅文化遗址所见亦多属此型），足以使人们相信，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季节，捕捞水产是那里的原始居民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来源。主要分布在山地之间的红山文化和北部赵宝沟文化，那里缺乏较大的河流或河床，遗址所在附近的水源多是泉水和溪流，除作为生活用水外，只能从中获取小而少量的鱼类。因此，在那里的大部分地区不宜撒网捕捞，这就是在这些遗址中未曾发现网坠的原因。而采集和狩猎所占比重则可能超过以上的地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东北诸考古学文化原始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富河文化不仅缺乏能够确认为种植农业的工具，而且遗存大量鹿骨等动物遗骸的现象，还反映它和以前的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状况无太大差别，即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的谋生手段；位于广鹿岛、大长山岛的小珠山一期文化遗址的堆积中往往有大量贝壳，还出土石质的鱼网网坠，因此，捕捞海洋生物可能是那里的居民一项主要的生业，而农业所占比重尚不很明显。
　　总之，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东北地区正处于农业初步发展的阶段，种植农业的有无，或其比重之大小及发展程度各地有别，人们借以谋生的手段也有种种差异。总的来看，与华北地区毗邻的上宅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农业发展水平较高，这说明黄河流域农业人口向东北方向的迁徙或其农业技术的传播，可能是促成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初步发展的主要动因。至于东北其它地区，大致可分为东北平原和其周围地带这两种情况，前者如新乐文化所显示的那样，农业已有所发展，辽河下游一带经营农业的水平还可能接近于上述红山、赵宝沟文化；后者多属山区或高原，恐怕多数地方与富河文化类似，仍处在以渔猎和采集谋生的阶段，即使对农业有所经营，其水平大概也只相当于萌芽状态。
　　手工业技术此时的手工业，主要仍是制石、制骨和制陶。
　　除富河文化以外，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磨制石器都比兴隆洼文化时期明显增多。如在石器的种类上，除仍有前一时期就已出现的石斧、石凿和不详用途的饼形器外，又增加了石锄、石锛、石刀、石矛和石镞等新的器类。石斧因不同用途的需要而被制成多种型式，从体积大小着眼，基本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最常见的一种长在12—16厘米左右，可谓中型斧③；前面提到的砍伐较粗树木的石斧长多在20厘米以上，可称大型斧①：另有一种长多在8厘米以下的窄顶宽刃石斧，应是小型斧②。上宅、赵宝沟、新乐三种文化的磨制石器基本上都是通体磨光的，这一点与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有些相似，而红山文化的石斧往往仅在刃部的两面采用磨光加工，器体其它部分则保留遍布琢痕的粗糙面，这种做法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地区的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岩石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能根据不同用途之需要选用合适的石料来制做各类磨制石器。比如，大型斧系用于砍伐较大树木的专用工具，因此，多以玢岩等坚硬的石料制成。但石质愈是坚硬，给采石、加工带来的难度也就愈大，所以，用来砍伐小树和去掉枝叉或只是用于修整木材的中型斧和小型斧，就常常选用那些硬度稍差而较易于加工的石料，例如，此时常见以片麻岩这种硬度较低的石质制成的小型斧。
　　磨制石器在做成前需将打出的石坯先进行琢制加工，故而磨制石器的流行也反映了琢制技术的普遍运用。此时只琢不磨的工具主要是磨盘和磨棒，当然，有些磨盘的周边甚至底部也经过磨制加工而显得更为规整。赵宝沟文化的磨盘一般采用细粒凝灰岩等含气孔较多的石质制成，这种石料因石质较松散而便于加工，但上宅文化迄今所见磨盘均采用坚硬的石料制成。如孟各庄遗址采∶22，呈圆角长方形，底部两端翘起，侧视如舟状，周身琢制，石质坚硬，这件磨盘的宽和厚分别为24和6．5厘米，长达52．5厘米。仅靠石质工具在这种坚硬的石块上遍体凿琢，最终制成如此之大且形制规整的磨盘，如果没有比兴隆洼文化时期进步得多的制石技术，则是难以想见的。
　　钻孔术尽管在石质工具中很少见到，但其它石制品中这类例证却较多，主要是两面对钻。钻孔外径不足1厘米的石制品常可见到，如新乐F2出土的厚度（亦即钻孔之深度）为1．1厘米的石珠，其钻孔外径却只有0．6厘米③；钻孔孔径最小的是北埝头的一件坠饰F2∶22，厚0．3，钻孔直径只有0．2厘米①。小山F2（2）：10是一件精美的斧形石器，其上缚木柄用的穿孔是此时见到的唯一一个施用单向管钻术的实例，钻孔起点的一面孔径略大于另一面，为0．7厘米，孔深2．2厘米，孔内壁可见施钻时留下的细密的螺旋纹痕①。这件石器的质料系坚硬的凝灰碎质岩，将2．2厘米厚的坚硬石材从一个方向钻透，孔径不超过0．7厘米，这不仅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比较罕见的。
　　此时的制石业，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细石器小石片的加工。这种小石片在旧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而后一直兴盛不衰，发展到此时，至少在赵宝沟文化和新乐文化的一些地区，制做小石片的工艺已逐渐集中为少数人掌握。如小山F2和新乐F2都有这种小石片的集中出土处。小山F2有两处，共出小石片二千多件，数量多的一处与石片在一起的还有剥离石片后残留的锥状石核，和在剥离石片过程中修整石核台面时产生的石片屑，以及一个可能是制作石片时充当石砧的大石块，显然，这是一处制作石片的场所。这些小石片与兴隆洼文化中的没有多大差别，均系嵌粘在复合工具上的“刀刃”，这样多的石片当可做成大量复合工具，毫无疑问，这里应是小山遗址整个村落制作石片的一个中心，这些石片或被用来做成的复合工具，大约是为同这座房屋有着某种关系的居民提供的产品。也就是说，在小山遗址已存在一部分专门制做石片的劳动者。类似这种专项的劳动分工，无疑有利于制石技术的提高。因此，这是制石手工业的一大进步。
　　用上述石片做成的复合工具，各文化时有发现，一般是用石片嵌在骨梗上，上宅遗址出土一件“石梗”，即T0607（5）：40，系这类复合工具中的特殊者。这件石梗石质较软，在一侧边开有凹槽，以嵌粘刀刃，石梗长7．4、宽1．2厘米，刀刃是一个长、宽各为5和1厘米的石片①。刀刃嵌入刀梗，需有胶类物质使其粘牢，取得和使用胶的技能，则应在比兴隆洼文化还早的时期就已被掌握了。
　　另外，在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属于此时的玉制品也有一定的发现。其种类尚少，迄今所知有属工具类的小型锛形或凿形器（可能被用作雕刻工具），还有玉珠等装饰品，象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两类玉器都仅见于F2，说明在新乐文化中，很可能制造玉器和使用玉质工具都已被限定在一部分人之中。
　　制骨工艺的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尚看不出有何重要发展，只是在狩猎占经济生活比重较大的富河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那里，所发现的骨制品种类较多一些。
　　制陶术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进。陶器的火候普遍提高，致使陶质变得坚硬。陶胎也都比较薄，基本不见兴隆洼文化时那种厚壁厚底的陶器。一些地区开始流行泥质陶，其中红山文化的泥质陶比重居诸文化之首。陶器成型方法有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或泥条盘筑。对形制较为复杂的器形，先分段做出各部分，再捏合成器。如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即是分别做好直壁的领部、弧壁的腹部和一个假圈足，再将它们两两捏合在一起，领与腹接缝处常见到一周戳压纹，系将这两部分提合在一起时留下的遗痕，见于上宅、赵宝沟和新乐文化的圈足钵，也是将分别制成的钵身与圈足相捏合而成、由于尚未发现陶器外表有绳纹或篮纹等拍印纹饰的例子，也未见陶拍或陶垫等拍打或压磨的工具，因此，还很难说此时是否已采用了与黄河流域相同的使陶胎更为紧实的拍打等方法。
　　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此时制陶工艺的提高，还表现为陶器种类的增加。仅以器底而言，就有平底、圈足、假圈足、内凹底和椭圆形底等多种形式，除平底外，其它都是不见于前一时期的新内容。
　　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的泥质红陶或灰陶钵，颜色十分纯正，火候也都很高，胎薄而质地脆硬，应该是窑烧的结果，反映此时这些文化的居民已开始建造专门的陶窑来烧制陶器。红顶钵的出现，则说明这种钵在窑内是几个深在一起烧制的。
　　尚需提及的是，此时可能出现了专门制陶的陶工，这从后面将提到的赵宝沟文化陶器精湛的施纹工艺中是不难认识到的。
　　诚然，在一些文化的陶器上仍常见缀合孔，可知此时经修补再用的陶器还有一定数量，从而反映出制陶业发展水平的有限性。但到这一时期的较晚阶段，此种现象逐渐减少了。
　　能说明此时纺织术情况的实物资料比较缺乏，只是了解到陶纺轮的数量比兴隆洼文化时期有所增加，但它基本上还是用陶器残片改制而成的。
　　用植物茎、杆、叶进行编织应是一项十分普遍的手工劳动。许多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在做成后曾置于编织物上以待晾干，致使罐底常可留下类似席子的印痕，从这些印痕来看，编织物之经、纬多呈十字交叉状。
　　综上所述，此时的手工业技术比前一时期有了显着发展，但各个部门发展程度不很一致。从总的方面来看，比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尚显得有些落后，靠近华北的东北地区西南部手工业水平较高，东北的其它地区则略逊一筹。
　　艺术、宗教和社会的发展陶器是原始居民展现其艺术思想的一块重要园地。在谈到东北地区此时陶器纹饰上的艺术成就时，应将赵宝沟文化陶器的几何纹视为其突出的代表者。这些几何纹均以片状工具压印或刻划而成，图案结构比较复杂。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若干组斜绕陶器外表的折线构成的主体纹饰：另一种是二方连续的几组折线图案单元。赵宝沟文化第三期的几何纹最为规整，所表现的图案极富美感，是这种几何纹陶器群中发展得最充分，工艺水平最成熟的代表作。以小山F1（2）：4这件器盖为例：先施两条平行回归线横绕器盖外表一周——条在接近口沿的外表，另一条在盖体与捉手的接合处，于这两条线之间施四道等分器外表的斜线，再施四组等分器表的斜向回折线分别与这四道斜线相交，最后在这些线条构成的多个框框内，选择其中一部分框框，填满细密的通线。其结果是，俯视器表，呈等分的四组阴阳相错的“5”状图案——相对的两组内容一致，或皆填线，或皆无填线：而相邻的两组恰恰是有无填线的区别。再以F1②：18盂为例：在器表上下各施一道横绕器壁的回归线，再于这两道线内施二方连续的六组几何纹图案单元。这六个图案单元恰好等分器表，各组图案内容相同，均为双股印痕（内填蓖点）构成的菱格与交叉斜线的组合纹饰，这六组图案又由六个填蓖点的小菱格将它们分别隔开。F1②：4器盖代表赵宝沟文化几何纹的第一种类型，F1②：18盂则是第二种类型的典型物（图4—8）。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图案，都反映其制作者已十分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等分这一概念。赵宝沟文化几何纹图案有序而显复杂，寓静于动的风格特征及其充满想像
　　图4—8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力的巧妙设计和精湛的施纹技艺，于此可略见一斑②。
　　除日用陶器上的纹饰艺术外，上述小山F2和新乐F2这两个大而特殊的房屋还出土了罕见于一般遗迹的精美艺术品。小山F2所见这类艺术品有两件，一件是前面提到的F2②：10那个斧形石器。这件石器长、宽、厚分别为18．2、5．5和2．4厘米。称它作斧形石器，是因为它外形和石斧完全一样，但刃部却十分钝厚，且无磨擦痕等使用痕迹，所以它不是一般实用之斧。为制作这件特殊石器，石匠专门选用了中间有一大块红色的坚硬石料，通体精磨，极富光泽。由于是凝灰碎质岩，整个石器呈灰色杂黑斑，中间的红色色块宛如镶嵌在灰色之中。偏顶部一侧有管钻孔，而在略近中部处尚可看出与斧形器长轴方向垂直的安柄痕迹，此痕迹的一边与钻孔相切，当通过钻孔穿绳将木柄与斧形器系牢。说明这件石器真实用途的是在其顶端附近一面刻划的人头，人头系正视形象，线条简单，只有面部轮廓和用短线表示的目、鼻、口①。若使人头正视，则必须保持斧形石器在上，木柄尾端朝下的状态，据此可知，这件斧形器应是常被其主人高举着的“斧杖”，系房屋主人特殊身份和高上权力的标志物（图4—9）。另一件是小山F2②：30鸟兽图尊形陶器，这件尊形器的形体是同类陶器中最规整的，制作工艺也最为精致，尤其是满施于器腹的鸟兽纹，堪称赵宝沟文化陶器的杰作。纹饰的主体内容是鹿、猪、鸟三个动物的侧视图像。动物轮廓线内多以网格纹为充填
　　图4—9小山F2的刻划人首斧形石器纹饰。鹿有茸角，猪具长吻和獠牙，鸟则画出长喙和顶冠，重点表现的是三个动物的头部形象，此外，肢、翅尚易辨识，体躯部分则都十分抽象，多画成流线或蜷曲纹而给人以强烈的动感。鹿和猎作奔驰状，鸟亦呈振翅之态。这幅作品的令人称绝处在于对这三个动物的画面安排上。猪被画在鹿之前方，但它的部分身躯已为鹿头遮掩，这就多少在人们视觉中留下了两者并行驱进的印象。而鸟的位置离它们都比较远，大体上说，鹿、猪居尊形器腹部一侧，鸟位于相对的另一侧②。鹿纹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中屡见不鲜的动物纹饰，在这里当是作为该文化先民的主要象征出现的，猪至少可理解为红山文化部分原始居民的象征，鸟则很可能代表了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相邻的一些先民群体。如前所述，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先民此时于西拉术伦河以南的地区并存发展，甚或两种文化的村落集团经常相邻而居，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比较亲密，尊形器上的鹿、猪并行可解释成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而这个区域以外的其他先民集团，虽与赵宝沟文化先民发生过接触、交流，但在后者看来，与他们的关系要比与红山文化先民的关系疏远得多，因此，陶工在设计画面时，将象征他们的鸟安排在远离鹿、猪的位置③。当然，这未必是整个图案的全部含义，不过，通过这件作品对当时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周围的原始居民中那种复杂的交往关系和动荡的局面，则是可以有所了解的（图4—10）。
　　图4—1O小山F2的鸟兽图尊形器新乐F2发现有十二个石珠和一个玉珠，外观均呈圆柱状，珠孔多为两面对钻而成。石珠最长者为1.1厘米，最宽的1.25厘米，玉珠比石珠大些，长、宽各为1．4和1.6厘米，遗憾的是，还不能肯定它究竟是作为装饰品的项链中的串珠，还是具有另外一些用途的珠子。出于同一房址的鸟形木雕系这一时期罕见的木质艺术品，其长度约有40厘米。鸟形构造十分抽象，只有喙与眼略可辨认，其它部位多卷曲缠绕，鸟的尾部延伸成本柄，其长度约占整个木雕的三分之二，木柄尾端渐细，可能曾插在某件物体上，由此看来，这件木雕所体现的鸟很可能是曾被人们供奉的神物①。把它理解为新乐文化部分先民崇奉的对象，该不致有误，而这部分先民与小山那件尊形器上的鸟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古时候，掌握宗教权力者，同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实施着一定的职权。如恩格斯在谈到希腊氏族社会的“英雄时代”时就指出，巴赛勒斯同时具有“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这三种职能①。小山F2和新乐F2已如前述应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居民的首领之居所，而上述出在这两座房址中的特殊艺术品几乎都具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可见，居于小山和新乐这两个村落而司类似首领之职的人物，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主持着公共的宗教活动。
　　能说明此时原始宗教情况的，还有上宅遗址及其出土遗物和富河沟门所见到的卜骨。上宅遗址位于泃河旁一处开阔的台地，事实上，其全部遗存均在这台地的一道天然沟内，没有关于周围存在该文化遗址的介绍，因此，这是一处特殊的遗迹，从中看不出与当时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和日常起居生活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沟内遗物中除含有大量日用陶器外，还以一些做成动物形象的陶、石制品称奇。如T0606（4）：6是一件类似陶支脚的镂空陶器，外形近圆台状，平顶，内空，在器壁上开有四个等分器周的长豁口，顶部捏出鸟喙，喙之后方按有商个凹坑以表示双民顶与器壁外表满饰羽状或交叉状刻划纹。此器残高21．8厘米，被认为是祭祀用的特殊器物；其余动物形象的工艺品则都比较小，一般不超过5厘米，如石羊头、陶羊头、陶猪头和陶蚕等。而其中一些石制品又都具有一个用作拴绳的穿孔，可知它们是挂在人身某个部位的装饰物，属此类的什有石龟、石猴和乌形石饰，均采用黑色石料制成。石龟做出隆起的背部、凸出的头都和四肢，头部前端还刻出嘴形，穿孔位于颈部附近；石猴（T1（5）：1）的头部表现突出，有眼、眉、耳、鼻、嘴，但头下仅有蝉形躯体而未刻出四肢；鸟形石饰（T1（5）：2）略呈三棱锥状，做出一道鸡冠形凸棱，凸棱下钻有一孔，除可拴绳外，孔两端还分别是左、右眼的标志，双耳凸出于头后中。这处遗址的特殊性以及上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艺术品之存在，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人们用来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场所，恐怕就是为求得大自然的庇佑和关照而行类似“祈年”之礼的地方。
　　富河沟门遗址发现一些卜骨，均系鹿的肩胛骨，无钻凿，仅在肩肿骨的一面有灼烤的痕迹，当时人们根据灼烤后在肩胛骨另一面产生的裂纹，即所谓兆痕来判断所占卜之事将出现的结果。此系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至于当时是否已出现专行占卜的巫师，则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如前所述，小山F2和新乐F2都是具有类似村落首领身份的人物的居所。从这些房址出土遗物看，谷物脱粒和复合工具的制作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从而反映这些类似首领者还实行着分配粮食和控制部分制石业的权力。象小山F2的斧杖和尊形器，新乐F2的玉、石珠和鸟形木雕，这些虽然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特殊物，但同时也都是珍贵的工艺品，毫无疑问，这些工艺品系由类似首领的人物享有。看来，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在公共经济和宗教事务上掌握着相当可观的职权，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超出了一般居民的平均水平。囿于目前资料所限，尚不能较全面地揭示当时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社会发展状况，但个别村落成员经疥地位较高这一事实至少暗示了此时的社会较上一时期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红山文化后段时期
　　约自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第三千纪初前后，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红山文化后段时期。
　　考古学文化及居民的分布有关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仍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南部，已发现属此时的六种考古学文化就有四种分布在这个地区。它们是：红山文化（本节中提到的红山文化一般系指红山文化后段）、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另外两种是分布在长春附近的左家山三期文化和穆棱河、兴凯湖一带的新开流文化。
　　红山文化的居民空前活跃，其分布区域明显超出了红山文化前段的发现范围，除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外，南面已达锦承铁路附近①，向东远可至西辽河东流折向南流的转弯一带①。老哈河上游到努鲁儿虎山甫北两侧是该文化中心地区，那里的居民最为密集，如赤峰市市区周围曾同时存在的至少有西水泉、蜘蛛山和红山后三处遗址，其中相距最远的西水泉和蜘蛛山之间也不超过8公里。
　　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区也在西拉木伦河流城，东至奈曼旗①，向南可达锦西一带②，迄今发现的小河沿文化存在时间仅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而后者的遗存主要是近年在努鲁儿虎山南侧陆续发现的，因此，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居民虽肯定有过同时并存的情况，但二者并存的空间范围及其所反映的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至于偏堡子和小珠山中层文化，现知前者的范围在辽河下游的本溪到新民之间，后者分布于丹东以西的辽东半岛地区。
　　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及文化渊源属于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存发现较多，经相当规模发掘的遗址主要集中在赤峰市和敖汉旗一带以及努鲁儿虎山南侧，较重要的有赤峰市红山后①、西水泉①、蜘蛛山②，敖汉旗三道湾子③、四棱山④，喀左县东山嘴①，凌源县城子山②、牛河梁③，阜新县胡头沟④。红山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为：夹砂陶中除继续流行筒形罐和斜口器外，又出现了侧视如半圆状的器盖和侈口鼓腹罐；之字状压印纹无论是竖压横排还是横压竖排都十分规整，基本不见前段那种空行间隔的之字纹；许多筒形罐口沿外贴一周附加堆纹，堆纹比前一时期增厚。泥质陶数量比前段明显增加，在有的遗址中已超过夹砂陶，其器类除前段已有的外，新见器座、豆、盆、瓮、束颈垂腹罐和无底中空的筒形器等；彩陶甚为流行，与前段的红彩为主有别，此时大量见到的是黑彩，彩陶纹饰空前繁缛、多变，与前段很大的区别在于此时直线条较少，大量的是弧线组成的图案，主要有宽带或数行平行宽带、横向平行线、斜向平行线、斜向蝌蚪状平行线、横向长三角状平行线、钩形、鳞形、半月形、弧线三角、错叠三角、错叠菱形、错叠弧线宽带、红黑方格或由这些因素组成的花纹图案（图4—11）。
　　红山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折口倚形罐口呈缓折，基本没有内敛；斜口器矮壁的一侧比红山文化前段的更显低矮；泥质陶中尚缺乏豆、盆类；彩陶图案中错叠菱形纹的每一菱格横长显大于高，致使二者之比较大，呈不成熟菱格状，钩形纹的钩笔较粗，此期流形弧线三角彩陶花纹，其年代应与庙底沟文化中、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之时。晚期折口状夹砂筒形罐的口部明显硬折，并有年敛：基本不见斜口器；泥质陶数量和种类更多，筒形器甚为流行，新见豆和盆。彩陶中错叠菱形纹每一菱格的横长与高之比缩小，呈成熟型菱格状，钩形纹的钧笔纤细，错叠三角是此时新出现的花纹。此期约当中原的半坡四期阶段，亦即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到第三千纪初左右。
　　这一时期红山文化的主要文化成份是对前段红山文化的一脉相承，同时也反映出与西南面黄河流域文化的联系有增无减，这主要是早期接受的庙底沟文化影响。在前一阶段，后岗一期文化的因素传播到红山文化中，其原来的风格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说明那时的红山文化对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往往只是照搬，但在这一时期，红山文化显示出空前的创造性，对庙底沟文化传来的因素更多的是改造和融合，将后者最活跃的成份变为适合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红山文化早期的彩陶中，经常可见与庙底沟文化有关的花纹，但绝非庙底沟式彩陶的再现，而是表现为与红山文化固有纹饰融合后的一种新的彩陶面貌。红山文化发展到晚期时，开始向周围地区扩展其文化影响。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彩陶上有一定数量的锗叠菱形纹，接近红山文化晚期的成熟型菱格纹图案。如前述错叠菱形纹在红山文化中有其发生和演变的线索，应是红山文化国有因素，由此可见，海生不浪文化接受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影响。
　　小河沿文化经过发掘的地点有：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属小河沿乡）⑤、石羊石虎山⑥和翁牛特旗石棚山⑦。该文化陶器特征是：夹砂陶和泥质陶比例相当。夹砂陶陶色灰黄：主要是弧壁筒形罐和盂两种器类；筒形罐器壁经过拍打，其上最常见的是交叉状细线拍印纹，也有不少素面的，口外表多贴一周附加堆纹，有的在堆纹下还安有两对短泥条，对称地贴在器壁两侧。泥质陶器有红、灰、黑三种颜色；器类有各种钵类、双耳小口鼓腹罐，盆、豆、鼓腹罐，还有数量虽少但别具特色的陶尊、器座、鸟形壶和双口壶等；外表主要是素面和彩陶，也有一定数量施红衣和烧后绘彩的，彩陶颜色有红有黑，个别还有内彩，纹饰以错向平行线或于这些线之间再加施错向半重环纹的最为多见。
　　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与红山文化晚期约略同时。其主要渊源目前尚难确认，但拍印线纹系华北地区前一时期已有的做法，因此，西南面的某种文化遗存对小河沿文化的形成应有重要作用；而陶尊和一些几何纹彩陶图案则表现出与本地区以前的赵宝沟文化有一定的继承性；某些器物又同红山文化早期有关；此外，见于豆座上的三角形镂孔和器座上的八角星彩陶图案，还表明它曾接受过南面大汶口文化的影响。看来，小河沿文化的产生是相当复杂的。
　　属偏堡子文化的遗址最早发现于新民县偏堡⑧，目前只有新民县高台山经过发掘⑨。这种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并有相当数量的夹滑石红褐陶，部分陶器外表施一层陶衣，常见的主体纹饰为多道泥条堆纹和几何划纹，后者中常见用复线构成二方连续的图案单元。器类主要有筒形罐、小口长腹壶和小口鼓腹罐。在太子河流域的本溪县所发现的该文化遗存面貌与新民一带的略有不同。前者代表了偏堡子文化比较典型的部分①，因而这一文化可能最先在鸭绿江下游以北的辽东山区兴起，而后逐渐扩展到辽河以西。偏堡子文化陶器中的部分几何划纹与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十分相似，这是两种文化的先民存在交流的反映。
　　通过对吉林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的发掘②，了解到左家山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夹蚌黄褐陶为主，泥质陶极少，不见夹砂陶，器表多为素面，有纹饰者以刻划的人字纹较为常见，器类主要是一种深长腹的筒形罐，还有钵、斜口器和支架。该文化的面貌除表现对左家山二期文化有所继承外，也反映出与东北地区的东部文化系统较多联系。
　　小珠山中层文化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辽宁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③、吴家村①和大连旅顺口的郭家村②。该文化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含滑石的陶质也占一定比重，泥质陶较少；陶器成型多用泥条盘筑，极少数黑色泥质陶器系用轮制法做成；除素面陶以外，刻划纹为主要纹饰，多见人字、叶脉、平行斜线、网格状和以复线构成的几何纹，其次为压印纹，附加堆纹和彩陶，彩陶有红、黑两种颜色，花纹与胶东半岛的紫荆山一期③大体相似；器类常见筒形罐、钵和壶、此外还有类似紫荆山一期的豆、觚、鼎、盂等器物。
　　小珠山中层文化可分两个发展阶段，以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遗址三、四层（或称郭家村下层）为早、晚两期的代表，分别相当于红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的年代，其中郭家村下层有些遗存的年代或更晚些。早期刻划纹数量很多，素面陶尚少，器类中存在三足觚形杯；晚期素面陶略多于刻划纹陶器，不见觚形杯而出现了楼空足豆等器类。小珠山中层文化主要成份是从前一时期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但此时与胶东半岛古文化的联系颇为密切，明显地接受了来自那里的文化影响。
　　新开流文化因对黑龙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的发掘而得名④。陶器主要是夹砂筒形罐，其上盛行鱼鳞状或菱形等印纹，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曾见有个别鳞状纹与此相似，可知新开流文化的年代大体也应处在这一时期。
　　房屋建筑这一时期的房屋主要仍是半地穴建筑。
　　红山文化房址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在偏于一侧的中部挖有灶坑，其平面近瓢形，故被称作瓢形灶。灶坑深度一般超过0．5米，底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瓢把”部分的灶底略高于“瓢”的底部，这两部分坑底的联接处一般为一较缓的斜坡，有的“瓢把”之底本身即是一个长斜坡，但不拘怎样，灶底最浅处距坑口一般也都超过35厘米；另一种的“瓢把”和“瓢”的坑底同深，整个灶底处在同一平面，目前所见此类最多。常见的灶坑之坑壁不加任何处理，只是个别较大的房屋才存在于灶壁外表贴敷一层草拌泥的现象。房址的一侧穴壁中部没有向外凸出的斜坡门道，其入口处与灶坑的瓢把状火道相距很近。西水泉遗址的房屋有大小之分，小的约16平方米，大的在100平方米左右①。
　　目前见到的小河沿文化房址的面积一般不超过6—7平方米。在白斯朗营子发现的四座房址为不规则椭圆形，未见门道，中部或靠近中部的红烧土面系长期烧火之处，一些房屋内尚有两个对称于房址短轴的柱坑。这样的房屋只能供一个家庭的成员起居之用，粮食等生活所需物资则应存放在别处，这些小房址周围所发现的若干坑穴，正是从属于它们的窖藏遗迹。编号为F4的房址，被一道夯土隔梁间隔成大、小二室，“小室”中置放彩陶尊和彩陶器座等特殊器物。该房址附近还发现一个口径1．9米的圆坑，坑底倒扣着一件双耳红陶罐和一件筒形罐，填土中还埋入一只狗②，此坑可能与F4的主人所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
　　小珠山中层文化的房址均是圆角方形，面积为20平方米左右，在中部附近亦有经常烧火而形成的红烧面，四壁和中间多埋有立柱。晏家村F1展现了这种建筑的一般情况（图4—12）。该
　　图4—12吴家村的小珠山中层文化房址平、剖面房屋因失火坍塌而被废弃，从倒塌的木质构件中了解到，房顶架有南北向的檩木，在檩木之上尚有一层东西向的椽木。檩木中有的是圆木，有的则是将圆木从中间劈成一半的半圆柱体，其直径一般在13—15厘米，椽木较纲，直径为5—10厘米。在椽木之上可能直接铺抹黄泥，泥厚约20厘米。如此结实厚重的屋顶，势必要加强支撑，此房屋所发现的柱坑有二十二个，可见用于支撑的木柱确是很多的。四周墙壁处的柱坑有十五个，其余柱坑大体分布在房屋中心与四壁之间的位置，许多柱坑两两相邻挨在一起（属于这种情况的两个柱坑往往一大一小，系所埋木柱一粗一细的反映），说明出于承重的需要而专门设置了双柱，四壁的壁往之间还贴墙安装了类似篱笆的枝条编织物，其外再敷抹泥土。门道开在西北角，现存门道的地面较屋内地面高出0.35米，形成一层台阶③。从以上情况看，这座房屋的坚固性明显超过了东北地区以往的一般房址建筑。
　　另外，在太子河上游的山区中，还发现过曾为偏堡子文化先民居住过的洞穴。如本溪县北甸村“三角洞”，高和宽分别为4和3米，进深20米。根据遗物判断，洞内居民的生活来源可能主要是狩猎和采集④。辽东山区常见石灰岩溶洞，而在这种表面多为岩石的山地修建房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部分主营狩猎和采集的先民仍保留了旧石器时期以来的传统，就环境条件之便而栖身于洞穴。这一古老的居住方式在该地区甚至被延用到更晚的时代。
　　生产经济及劳动分工东北地区的饲养业起于何时一直不十分明朗，上述属于红山文化早期之时的吴家村F1屋内留有一只猪的遗骸，与此同时的小珠山遗址中层出土的兽骨中猪的数量仅次于鹿而多千獐等其它动物，联系到下面将提到的红山文化晚期时饲养家猎的情况，可认为这两个地点的猪都是饲养之家猪，也就是说，在开始进入红山文化后段时，东北地区南部的饲养业，至少已有了初步的经营，其发生的阶段应比这更早。
　　属于小珠山中层文化晚期的郭家村遗址下层出土的猪骨，经鉴定确认为是饲养的家猪⑤，而且这里的家猪个体远远超过鹿和其它狩猎对象的总和，竟占所发现动物个体总数的78%①；吴家村与此同时的遗迹中所见猪骨也多于鹿、獐等而居哺乳动物之首。该遗址并出有三件家猪形象的陶塑①：在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些祭把遗址（详后）中，亦曾发现过猪骨，其中东山嘴遗址数量较多①，当是将饲养之猪用于献祭的例证；小河沿文化的白斯朗营子遗址也出土了家猪陶塑②。凡此，均说明红山文化晚期之时东北地区南部饲养业的发达程度，与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相比，其进展步伐不能不说是个飞跃。
　　家猪饲养的进步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的发展，处在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南部的原始居民当已较为普遍地将农业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
　　红山文化的石锄和小河沿文化的石铲都是用于耕作的农具。和前一时期的赵宝沟文化相比，这时红山文化的石锄体积大，而且质地坚硬，如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上的一件，长、宽分别为42.6和13．5厘米①（图4—13.1；石铲在前一时期基本上只见到打制的，而此时小河沿文化不仅已有磨制石铲，并且在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中还被用作随葬品，这些石铲皆通体磨制光亮，顶宽稍窄于刃宽而略呈梯形，在靠近顶部一侧有一个对钻孔，系为固定木柄所设②。
　　图4—13红山文化后段的石耜和石刀1．石耜；2．石刀。
　　收割工具也比前一时期普遍增多。如红山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梭形，背与刃部均呈凸弧状（图4—13，2），另一种是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系绳的穿孔一般有两个，多位于近背部一恻。除石刀外，用陶器残片改制的陶刀和蚌刀在小珠山中层文化中为数也很多。郭家村下层尚发现蚌镰，如ⅡT2 （4）：3，作凹弧刃，长12.6厘米，较宽的一端钻有两个用于安柄的穿孔③。可知这时辽东半岛的。一些厚始居民有可能已开始将作物连茎带穗一起收割。这些收割工具在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吴家村和郭家村遗址中，都是数量最多的农具之一。在吴家村石斧和石铲一共只出土四件，但石刀和陶刀合计却达到二十三件：郭家村下层的石斧共有七件，各种收割工具总和则是二十四件，两个地点的收割工具分别是同遗址耕种或可能用于耕种的工具数量的5．8和3．4倍。不言而喻，这是农业生产的收获量空前增长的反映。
　　在上述农业发达的地区，人们对渔猎的经营仍十分重视，见于许多文化的镞、矛等狩猎工具即是例证。郭家村下层不仅有石镞和骨镞，还有牙镞和蚌镞，该遗址共发现石器三百四十一件，仅石镞就占三分之二而达到二百二十六件，其中磨制的石镞竟有一百九十件。沿海一带的小珠山中层文化常见大量贝壳，说明捕捞海产仍是该地区先民的一项重要谋生手段。
　　地处兴凯湖一带的新开流文化先民主要靠捕鱼为生。在新开流遗址发现十座鱼窖，一般窖内藏鱼都有数十条。出土的骨质生产工具中大部分是渔具，如鱼叉、鱼镖、鱼钩和“鱼卡”，后者做成鱼形，在水中似小鱼游动，被鱼吞食后，卡在嘴中或鳃边，此对回收系在鱼卡上的绳索，即可将鱼捕获，由此可见当时渔民的智慧和搁熟的捕鱼技巧。此外，还有织鱼网用的穿针。该文化陶器上盛行的鱼鳞状纹饰也反映出鱼类与当时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新开流文化先民同时还从事大量的狩猎活动，并采集植物果实，但在渔猎、采集以外，却几乎不见经营农业的迹象。如前述，所发现可能主营狩猎和采集生活的还有居住在太子河上游山区里的偏堡子文化先民。象这些主营渔猎的原始居民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恐怕要比农业集团的分布更为普遍。
　　两性间的劳动分工很早就已存在，但直至农业初步发展的阶段，在东北地区仍缺乏说明这个问题的考古资料。由于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葬的发掘，使我们能够对这一时期男女分工情况有所了解。石棚山经发掘的七十七座墓中大多数是单人墓，男性墓多随葬石铲、石镞和骨刀等农耕或狩猎工具，而女性的随葬品中属工具类的只有纺轮、骨针和骨锥等纺织、缝纫用具。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男子承担着农耕和狩猎这些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生产劳动，而女子则大量从事纺织、缝纫等家务或辅助性生产劳动。如果说，在种植农业发生的初期，男性还很少将其主要精力转向务农的话，那么，使男子固定在农业生产中则无疑是农业的发展已具有较高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志。
　　新开流遗址也发现一批墓葬，随葬品含工具类的墓主有两例经过性别鉴定，皆为男性。与他们葬在一起的工具有石斧、石镞、投枪头、鱼叉、鱼卡、牙刀、两端骨器和骨匕，其中大部分应是当时经常使用的渔猎工具。看来，在主营渔猎的先民那里，主要谋生手段也是由男子所掌握的。
　　手工业技术在这新的时期，手工业的各主要项目都有了进步和发展。
　　磨制石器比重普遍比前一时期增加，是制作石器水平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东北地区南部和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所见磨制石器基本上都达到石器中的多数④。如果将磨盘、磨棒和砥石等可能主要是琢制而成但被用来砥、磨的工具剔除在外，则经过相当规模发掘的小珠山中层和吴家村遗址的磨制石器（指生产工具而言）分别为十四件和四十八件，均超过石器总数的一半：发掘规模较大的郭家村下层这类磨制石器共有二百六十六件，占石器总数的比例竟超过70％：就连主营渔猎的新开流文化也有部分石器经过磨制。磨制石器中用于收割的石刀和狩猎用的石镞不仅数量上比前一时期显为增多，而且也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型式。在器类方面，主要是新出现了石铲。
　　玉器的制作此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红山文化一些祭祀遗址所出玉器，是这时期玉制品的代表作。这些玉器很多都具有穿孔，因此，大多数应是佩带在人身某个部位的物件。玉色大致有乳白、白色透明、淡绿和深绿。最常见的玉器有两种类别，一种是动物类，另一种是壁环类。动物类主要有常被称作“玉猪龙”的玉器和玉鸟、玉龟。玉猪龙作猪首龙身，蜷曲如璧或环状，首尾分界多以在璧（或环）上切开一豁口来表现，有的豁口并不完全切透而作成部分首尾相连的式样，头部刻出五官，龙身上穿有一孔。这种玉器的长度多在5—10厘米左右，但见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的一件玉猪龙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属于此时的作品，其最大长度达29．5厘米，是这种玉器中体积最大的⑤；玉鸟最长不超过4厘米，常作双翅挺展的鸮形；玉龟做出隆起的背、头颈和四肢，长一般也是5厘米左右；其它动物类玉器还有玉鱼、玉蚕。壁环类即包括环和璧两种，直径最大的为12．9厘米，最小的是4厘米，一些玉璧还被做成双联或三联的型式。除上述两类外，红山文化还有玉管、玉珠和做成勾云形、箍形、斧钺形、棒形的玉器。箍形玉器突出地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平。这种玉器略呈扁圆筒状，中空，一端口平，一端作斜口，靠近平口一端的器壁上有两个对称分布的穿孔。最大的一件为牛河梁M4：1，长18．6、最宽处10．7、壁厚0．3—0.7厘米，内壁留有琢磨痕迹①（图4—14）。采出这样大的整块玉料已非易事，而加工这件玉器尚有两个难点，一是需要掏空的部分很厚（即器长18．6厘米），二是这件玉器非圆形，被掏空的部分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台体，这就不能仅凭一般施钻法，还需经过剔挖、锉磨等多道复杂的工序方可制成，着非掌握了精湛技艺的玉匠是不可能做
　　图4—14牛河梁出土的箍形玉器到这一步的。
　　在骨、牙和蚌类制品方面，此时一些地区也不乏精品。如新开流文化各种式样的鱼卡和鱼镖以及钻孔的牙镞等都是以前所不曾见到的骨、牙类工具。石棚山墓葬的一位成年女性死者，左臂带有一件镶嵌蚌珠的臂环。此器系以粗麻布做底衬，再涂一层黑色胶状物，其上嵌粘两圈小蚌珠，每一圈蚌珠至少都超过三十个，蚌珠外径3、孔径1、厚0．9毫米②。即使使用金属工具，要做成这样小的蚌珠，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无论是钻孔还是裁割都要格外小心，否则极易造成蚌片断裂，在当时缺乏或尚未掌握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做成此件珍品的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这只能凭借制作者的经验和技巧来弥补因工具落后而带来的不足。
　　这一时期制陶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地区南部的红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中许多陶器是由泥条盘筑成型的，郭家村下层尚见有一些轮制陶器，这是东北地区最早使用简单机械制陶的实例。小河沿文化筒形罐和盂上的交叉细线纹以及红山文化晚期的方格纹都是拍印纹饰，而郭家村下层则出现了陶拍，说明此时东北地区南部已流行用拍打和挤压的办法来紧固器壁。安置双耳的陶器在红山文化前段虽已有少量出现，但那时在含双耳器较多的小珠山下层文化中，双耳往往是在陶器上做成瘤状凸起再行穿孔的一种较原始型式，到这一时期，带有双耳的陶器不仅更为普遍，而且基本上都是宽大的桥状耳，至少在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中，这种桥状耳多数是将耳的上下两端做成凸榫，插入器壁后涂泥捏紧的做法，如此制作的桥状耳坚固性较强，能承重，切实可起到容器之把手和器盖之捉手的作用。
　　用陶窑烧制陶器在上一时期就已出现，而此时至少在东北地区南部绝大部分陶器都已采用这种方式烧制而成，因而，各文化的陶器火候普遍提高，颜色都比较纯正。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四棱山发现六座红山文化陶窑，均为横穴式，由掏洞式火膛和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地穴式窑室组成。室内设若干窑柱，窑柱之间形成分火道，多数陶窑的窑柱系用石或上、石砌成，窑壁也砌土、石加以拦护，窑壁和窑柱的壁面上再抹一层草拌泥，连接火膛与窑室的窑门为火道最低处，这样可使进入窑室内的火力更能集中。在陶窑形制上，分作单火膛和双火膛两种，前者较多，畜室内一般设四个窑柱，形成十字形火道；双火膛连室窑做法比
　　图4—15四棱山的双火膛连室陶窑较先进，为两个火膛的终端共同连接一个长方形窑室，室内正对每个火膛备有两个大窑柱，在它们之间还有四个小窑柱，形成两个川字形中间夹一个十字形的分火道，窑室长2.7米、宽1米①。双火膛的设置是与这种长方形大窑室相适应的，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窑室内火力强而均匀（图4—15）。
　　此时制陶工艺的进步，还反映在后面将要说明的陶器造型和彩陶艺术诸方面。
　　纺织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时期在绝大部分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纺轮，而且，很多陶纺轮已不象过去那样用陶片改制而是专门做成的。小珠山中层文化陶纺轮较多，在郭家村下层发现属于生产工具的遗物共七百六十四件，仅纺轮就达一百四十二件而接近生产工具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只有一件是用陶器残片改制成的，其余的纺轮以大小而论，主要有两种，一种直径多在5—6厘米左右，另一种均在4厘米以下。形态上有两面皆平而横剖面作长方形者，也有中间厚、周边薄而横剖面略呈梭形的，还有一些只是在中心圆孔的周围做得较厚，其他部位则厚薄一致。相当数量的纺轮表面尚着有刻划或压印等纹饰。小河沿文化还发现石纺轮。此时由于男子代替妇女担任了农业劳动的主要职能，妇女得以脱身专事纺织等辅助性生产劳动，这可能是纺织业获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陶器和泥塑的艺术在陶器造型上，小河沿文化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精品。石棚山墓葬中的M67：2为一件鸟形壶，壶口被制成张嘴待食的鸟首，呈引颈啼叫状，颈部绘一圈黑彩带，头顶中部也画一道黑彩，两眼按成凹坑，以黑彩点睛，眼周围用黑彩勾勒，笔调简朴，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后面观察，都使人获得乌头的形象，短尾上有七个小孔，可能原来插有羽毛；M36：1系侈口鼓腹彩陶盆，其上腹处塑着一只可充作鋬手的翘尾小狗；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葬都出有一种双口壶，在壶身上接出一对长颈，形态十分别致，其中石棚山M76：5的双口均呈弧斜状，口沿里高外低，两长颈之间的壶体顶部尚开有一圆口，系这类陶壶中最为奇特者①。
　　此时的彩陶堪称陶器装饰之冠，其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花纹的繁缚、装饰的效果和多彩兼施这三个方面。红山文化前段的彩陶花纹主要是直线条的平行线几何纹，而进入红山文化后段，由于融合了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因素，致使以弧线为主体的花纹空前繁盛起来，母题图案多种多样，取材广泛，甚至将自身固有的之字纹也纳入彩陶构图中，从而创造出红黑相间的错叠菱形纹②。小河沿文化则还见到表现动物题材的彩陶纹饰。
　　红山文化前段的彩陶多施于钵的口沿外表，因此，那时的彩陶效果只是局部装饰，花纹给人感觉并不是整个陶器的重点，而是附属于陶器的一种陪衬。但到红山文化后段；这种情况发生了质变，彩陶花纹在陶器上所占面积普遍加大，象束颈垂腹罐上的鳞纹，小口双耳罐上的错叠菱形纹，这些令人夺目的彩陶图案显然已成为整个陶器上最突出的部分，一改过去那种局部装饰而给人以着重渲染的感觉。尤其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常见的彩陶筒形器①，往往全身上下布满花纹，同时也存在一面着纹另一面素地而有正背面之分的现象。因此，这些筒形器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表现花纹之需要有关。类似的情况在彩陶钵中反映也十分明显，这时出现了许多上腹直而高的折腹钵，折腹以上的器表满饰平行长三角或措叠菱形等彩陶花纹，事实上，其折腹以上的部分正是由前一时期钵的口沿发展而来，此时之所以不再因袭过去的矮口沿而做成加高的上腹，自然有依时间推移引起造型变化的一面，但也不妨看作是为了适应在其外表绘制上述彩陶纹饰的需要①。可见，红山文化后段彩陶的表现效果，有许多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花纹来装饰陶器，而是借用陶器之形体来反映花纹图案，这不正是典型意义上的彩陶艺术吗？
　　多彩兼施也是此时的新创。白斯朗营子出上的小河沿文化陶尊F4：1与器座F4：2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尊的外表先施白色陶农，于其上再绘红彩几何图案，最后再以黑彩勾边。尊腹下半部无纹，将尊置于器座之上，则器座口沿恰在尊腹无纹部分的上线之处，使其几何状彩陶花纹与尊腹的花纹正好衔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尊与器座的主体纹饰都呈等分器表的四个单元，尊的每单元母题是对称的三角和折尺、斜线组成的几何纹，器座每单元母题为八角星图案①（图4—16）。
　　图4—16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和彩陶器座此外，在石棚山发现的小河沿文化陶器中，见到一些刻划或画彩的特殊纹样，可能是表示某种事物的符号，M52：1筒形罐上划有若干种符号，有人认为是图象文字①。
　　红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中都出有动物或人像的泥塑。在牛河梁和东山嘴这两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还发现全身的人物塑像，东山嘴的这种小型人像如TD82：5，头、足短缺，体残高5．8厘米，系一裸体孕妇立像99900042_410_2②。大型人物像仅发现残块，呈盘腿端坐之态。牛河梁女神庙（详后）出有大型人物和猪龙的泥塑，多以木和草秸做成骨架，而后涂泥塑成。女神庙中现已发现的人像至少有六个，最大的一尊可能接近真人身体的三倍①；J1B：1系一与真人大小相当的人像，其头部比较完整，残高22.5、宽16.5厘米，面部施红彩，唇涂朱，两个眼窝中嵌入淡青色饼状玉片为睛，玉片直径3．5厘米，正面凸弧，背面正中琢成一个短钉，以嵌固于泥塑眼眶内，其高耸的颧骨系蒙古人种的特
　　图4—17牛河梁“女神庙”的泥塑人像征，发掘者并据这尊塑像其它部位的残块判定为女性②（图4—17）。这些人像应是得到人们崇拜的神偶，为当时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罕见的艺术佳作。
　　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组织情况经发掘属于此时的墓葬有：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敖汉旗石羊石虎山的一座墓葬和新开流墓葬群③。
　　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均属小河沿文化，这些墓葬都埋在高山顶坡处。石棚山共发掘七十七座墓，分属三个互有一定距离的墓区。除六座土洞墓以外，其余均是上坑竖穴结构，大多数墓只埋一人，多为仰身屈肢葬式，一般将死者用桦树皮盛裹，然后埋入墓坑，填上之前还在坑口处燃火，有的尸体骨骼亦被烧成黑色，少数墓在桦树皮上还盖有树枝。几乎每座墓都有随葬品，最常见的是罐、豆、壶（或罐、豆、钵）三种陶器，一般放在头旁或脚下的位置，除陶器外，男性一般还葬有石铲、骨刀、石镞，胸前佩项环，女性往往还有纺轮、骨针，一些女性手臂套着臂环，有的头上戴蚌珠和发夹。在这片墓地里只发现两座儿童墓，此外，有三座合葬墓、四座无头骨的墓和四座无人骨之墓，都是较为特殊的情况。合葬墓均为头向相反、下肢相对的二人仰身屈肢葬，其中一座墓的人骨经鉴定为一男一女。无头骨的墓在头骨的位置扣放一件陶罐，无人骨之墓的随葬陶器与一般墓葬无大差别，只是将陶器放在墓坑中央。
　　上述合葬墓中的男女二人应理解为夫妻关系，这无异于说。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至迟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发现于白斯朗营子的小房址至多可容纳四人，应是这种个体家庭的房屋遗迹。石棚山所揭露的墓葬被划分成三个墓区，合葬墓从属于某一墓区，由此可知，石棚山墓地所反映的是包含了个体家庭——以墓区反映的一级组织——整个墓地为代表的人们共同体这样三级组织的一个小社会。
　　在新开流共揭露三十一座属同一层位的新开流文化墓葬。其中一次葬的单人墓共有十座，余皆二次葬。一次葬的墓在发掘区内相对均匀地分布成八处，除有三座墓集中在一处以外，其余各处均只有一座墓，二次葬的墓则都分布在这些墓之间，且多数都明显地靠近某个一次葬墓，有些紧挨在一次葬的墓边上，个别二次葬人骨甚至就摆放在一次葬者的墓穴中。可知目前得到揭露的这群墓葬基本上是以上述八处一次葬者为中心，再分别埋入若干个二次葬者在他们的附近，也就是说，这三十一座墓可分割成占据不同空间的八个墓组。
　　一次葬者的墓坑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经过性别鉴定的墓主均为男性，呈仰身直肢或屈肢状。除与一次葬的墓主同穴者外，其余二次葬者的墓坑多是接近圆形或圆角方形的竖穴，二次葬的墓一般只葬一人，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各有两座，三人的有一座，这些多人合葬墓一般都将死者的尸骨分开安放，实行二次葬的死者中有男有女。所有墓穴都未发现葬具的迹象。为数一半的墓穴中无随葬品，具有随葬品的墓穴一般也只有几件石器、骨器或一、二件陶罐，或再有一件小型装饰品。但M3、M6和M7这三座一次葬的墓随葬品特别丰富，均有陶罐和数量较多的石器、骨器，且有野猪牙、蚌壳等物，其中两座还出有鳖腹骨。随葬品最多的K6有陶、石、骨器共三十五件、残石器和残骨器共七件，装饰品二件，猪、狗、鹿、鹰的牙或角十四件，鳖腹骨九件，还有许多石器半成品和牙料。这三座墓的死者均为男性，M7的墓主年龄不详，余皆步入老年。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批墓葬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一次葬男性死者为中心构成的墓组，二是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墓主亦均为男性。通过这两种现象可以认识到，新开流文化的原始居民中男性社会地位往往高于女性，这显然是父系社会的典型特征。
　　石棚山墓地和新开流墓葬群向我们揭示了在红山文化后段时期，东北地区许多地方都已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并处在男性得到尊重的父系社会中。
　　宗教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红山文化祭祀遗址集中地反映了此时原始宗教的发展情况。这种祭祀遗址目前发现四处，即阜新县胡头沟、凌源县城子山和跨凌源、建平两县的牛河梁以及喀左县东山嘴，都在努鲁儿虎山南侧一线，其时代均属红山文化晚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类似“坛”的祭祀建筑，并于坛内或坛旁有埋人现象，祭祀用的泥质彩陶筒形器等特殊陶器和动物类、璧环类等王器是这些遗址特有的器物。这四处遗址按规模之大小可归纳为三类。
　　城子山和胡头沟系这些遗址中最小的一类。前者座落在山顶，后者位于临河的圆土丘上，所在之处均是周围地貌中的一个高点。根据胡头沟残存的遗迹，可大致了解原始居民建造此遗址的情况：先在丘顶挖一个墓坑，内用石板砌成椁，按仰身直肢的摆法埋入一死者，死者身上或椁内有玉龟、玉鸮、璧、环等多件玉器。再以死者为中心按6．5米左右的半径置放一圈彩陶筒形器碎片，于这圈碎陶片之上建成一个石围圈，石围圈的两端并不闭合，一端延伸到圈外，恰似围圈的人口处，延伸在圈外的石块下既有碎陶片，又有一排立置而完整的彩陶筒形器，这处石围圈即是上面提到的类似坛的建筑。此后，在围圈内又散放大量彩陶筒形器碎片，这些碎陶片很可能是在这处基址建成以后人们多次来此活动时撒下的。似此，就应将石围圈理解为一个供人们举行祭祀仪式的固定场所。圈外尚建有一座石椁墓，内以石板隔成五室，每室大约只埋一人。看来，围圈中心的死者和圈外的这些死者都与祭祀有关，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尚不清楚。
　　东山嘴遗址的规模大于上述两处。遗址位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突起台地上，其主体建筑为一方形和一圆形的坛状基址，基址周围都砌有石块。由于这里曾是人们长时间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因此，存在若干个不同时期的方形或圆形基址。但不论是方形还是圆形，它们的面积和位置变化都不是很大，方形基址最大的约有100平方米，圆形基址的直径在3.5—4.1米之间，从方形基址到圆形基址的最近距离为15米。在这范围内，还发现一个被埋葬的死者，发掘者认为这个死者与上述这些建筑的祭祀性质有关。这处遗址出土许多遗物，其中大量的猪骨和一些鹿骨应是献祭用牲，陶器中主要是彩陶筒形器和彩陶双腹盆等用于祭祀的特殊陶器，还出有双龙首玻形玉饰和用绿松石做成的鸮，也有石器等生产工具。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批泥塑人像（详前），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塑像即是人们在该遗址进行祭祀的主要对象——“地母”之神①。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规模最大的是牛河梁“庙、坛、冢”群体建筑。根据目前的发现，这处群体建筑的中心是“女神庙”，围绕它分布着许多处“积石冢群”，属于这个群体的遗迹大约广布在5公里见方的范围内②。女神庙位于一缓坡顶部，其北侧有一块100多米见方的平台，地表散布陶片等遗物。女神庙的主体为一长18．4米的多室半地穴建筑，墙蟹上画有彩绘。内出大小不一的人体和动物泥塑（泥塑情况详前），还有祭祀专用的特殊陶器。这些人体塑像应是这处遗址群的主要祭祀对象，人们习称为“女神”，但究竟是自然之神还是祖先之神的偶像，则还存在不同的意见③。
　　积石冢群只有一处经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内含呈东西向一字排开的四个“积石家”，其范围长约110余米，西数第二个积石家（z2）为一边长18米左右的砌石方形围墙，中心处是一个边长3．6米的方形石椁，椁内物品多已不存；其东面的积石家（z3）主体系呈同心圆布局的三圈石桩，内圈和外圈的直径分别为11和22米，内圈位置最高，中圈次之，外圈最矮，恰似一座三层递收的圆坛，坛上有积石和彩陶筒形器碎片：最西面的积石家（Z1）状如内外两道石墙的方形或长方形结构，墙内存有积石和彩陶筒形器或其残片，内墙以南现已发掘出十五座用石板或石块堆砌成的石椁墓，椁内死者有一人，也有多人的，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的，有的石椁内尚见玉猪龙等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处在积石冢群中间的是Z2、Z3这两个方形和圆形的坛状积石建筑，这与东山嘴遗址的情况有着某种共性，亦应为人们进行祭祀的场所。
　　如果其余大部分积石冢群都具有类似用途的话，那么，牛河梁遗址群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被看作是由作为祭祀中心的女神庙和分布在周围的许多祭坛组成的有机结合体，女神庙中的人像是她周围许多个祭坛上的祭祀者共同尊奉并定期祭把的女神。
　　上述遗址常见的玉器中最令人关注的是玉猎龙。上一节已提到猎与红山文化先民的密切关系，将猪首安上龙身，说明它是被人们抽象了的神化动物。牛河梁女神庙的位置恰恰选在遥对形似猪首的高山之处，也正反映了人们把建庙这一崇高的行动看作是受到猪神的驱使。可以认为，猪龙即是龙的一种起源形态。据此，对龙的信仰至少可追溯到红山文化之时。
　　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这三种不同规模祭祀遗址的存在，以及猪龙在人们观念中的支配地位，都反映出红山文化后段之时，该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已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
　　象胡头沟那样只有一个石围圈的祭祀址，很可能是属于一个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遗迹；东山嘴祭祀址不仅规模更大，且存在女神塑像，故规格比胡头沟要高些，应该是统一若干个村落群的组织中心的祭祀场所；而牛河梁遗址的规模和高大的女神像，说明这一祭祀址的规格又远在东山嘴之上。因此，在这里进行祭祀的应是范围更广的原始居民或他们的代表者，换言之，牛河梁祭祀中心应是红山文化相当大的部分地区居民的聚集处，女神庙中的女神至少是统治着这部分居民意识观念的神权代表。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层次的组织机构，是不能保证这个神权在相当广的地区内得到一致维护和崇奉的，因此可以说，这时在红山文化内部已逐渐孕育出与文明社会一些特征相近的若干因素，致使红山文化后段晚期已有些不同于一般的氏族社会，而较以前发生了幅度很大的变化。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一夫一妻个体家庭之建立和父系社会的存在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时的社会状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氏族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人们死后要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内，但牛河梁Z1中的石椁墓显然不是当时某个村落公共墓地中的墓葬。埋在这里的死者均有石椁，有的身上还佩带精美的玉器，特别是存在多人二次葬的墓穴，从而说明这些死者主前具有某种亲属关系。凡此，都不便将Z1中的所有死者作为祭祀用牲来理解，而至少这些死者中的一部分应是当时一些村落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尽管目前尚难确认他（她）们的具体身份和将他（她）们埋在这里的原因，但他（她）们死后不葬于本村落公共墓地，却被人们安置在这神圣的祭祀中心周围，则至少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氏族社会的埋葬原则，是对氏族社会古老制度的冲击。
　　红山文化的玉器常见于祭祀遗址，说明它不仅是一般的工艺品，而应有着特殊的含义。尤其象猪龙、鸦形和勾云形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玉器，在努鲁儿虎山南侧和西拉木伦河以北均有发现，虽然两地相隔如此之远，但这些玉器的风格基本未改，形制十分相似①，说明各地原始居民在制作这些玉器时，严格地遵循着统一的规格，若不是它们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不会做到如此地步的。因而这些玉器就初步具有了“礼器”的性质，它们的出现或许是以产生了某种原始礼制的社会作为背景的（图4—18）。
　　图4—18西拉木伦河以北和努鲁儿虎山以南出土的部分玉器1.4.勾云形玉器；2.5.玉猪龙；3.6.玉鸟。
　　（1—3，西拉木伦河以北，4—6，努鲁儿虎山以南）
　　需要提及的是，见于上述祭祀遗址的神像，凡能判明性别者均为女性，对女神的尊奉，应是母权制氏族社会精神思想的遗留，这暗示了当时的社会可能距脱离母系氏族制阶段没有多远，同时，说明母权制时代也存在相当规模的宗教。因此，综合以上这些情况，宜将发生了空前变革的红山文化后段晚期称为文明的起源阶段。
　　努鲁儿虎山南侧的建平、凌源、喀左一带，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密集分布区，而其它地区发现较少，甚至尚无发现。故而在红山文化范围内已形成了上述三县一带的中心地区与其它地方的一般地区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社会发展到文明起源阶段的一种表现。
　　值红山文化后段晚期之时，燕山、熊耳山南北的北方古文化都有向南推进的趋势，这无疑是红山文化空前进步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连锁反应①。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黄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社会面貌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与东山嘴、牛河梁性质类似的较大规模宗教中心在黄河流域也不无发现，如属于此时的陇东秦安大地湾乙址①和稍晚于此时的包头阿善积石祭坛，①可见红山文化发生在此时的社会变革与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发展步伐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在注进了庙底沟文化新鲜血液后，跨度较大地步入了原始文明起源的阶段。不过，红山文化这种“步入”过程却有它自身特点，总的来说，它发展到这一阶段所迈出的步伐跨度更大，跳跃性更为明显，从而以其空前的进步成就在东北地区历史发展中揭开了新的一幕。
　　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及其它遗存
　　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前后。东北地区迄今发现确属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分布在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上层文化一种。它和以郭家村下层为代表的小珠山中层文化晚期在时间上尚有一段不小的缺环。
　　经过发掘的小珠山上层文化遗址主要有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蛎碴岗和南窑，大长山岛的上马石②，新金县乔东①，大连郭家村①。这时辽东半岛原始居民的主要交往方向同过去一样，仍是和胶东半岛方面的联系。因此，在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上，有一部分表现为那里的文化之变体，但其主要文化成份仍可看出是上一期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延续。
　　小珠山上层文化的房址主要还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墙壁是在木质构件内外敷抹草拌泥的木骨泥墙，房顶的做法亦为木结构上加盖草拌泥。
　　通过对郭家村遗址的发掘，了解到此时的窖穴大为增加，如在该遗址发现四座房址，而坑穴即有四十八个，据发掘者判断，其中绝大多数为窖穴。这些坑穴的大多数都属同一层位，如果它们和房址的比例数是能够粗略地反映当时房屋与窖穴一般比例的话，那么，此时窖穴的数量确实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窖穴一般是圆形，直径多在1—2米左右，有的现存深度约为1米。个别较大的窖穴发现有立柱之柱坑，说明窖穴之上还设有比较牢固的遮盖物。由此可见，人们对建置这些窖穴是十分重视的，这无非是因为窖内储藏物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属于此时的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所见猪骨都很多，按个体数统计，郭家村上层发现的猪骨超过所有动物骨骼的一半②，可知当时的饲养量相当可观，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辽东半岛自小珠山中层文化以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上述两处遗址还发现鲸的骨骼，不过，这很难说明渔民已具备了捕鲸的能力，因为鲸在海岸边自然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有遗址的磨制石器都占绝对多数。如郭家村上层的磨制石器接近石器总数的90%而超过生产工具总数的一半。其中用于收割故石刀数量较为可观，靠近顶部一侧钻孔的石斧和石铲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磨制石锛的大量出现是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在郭家村，它和石刀、石斧的数量相近，而成为磨制石器中比重较大的器类，其型式多样，有一种锛分成上下面段，上段侧面厚度较小，两段之间做成折棱状，以此便于在上段安柄，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有段石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中常可见到。石铸的情况说明此时的木作较以前有了很大进展。
　　日用陶器种类繁多，应和人们生活需求的增加有关，比如新出现的陶甑，即是当时蒸食有所流行的例证。磨光泥质黑陶占相当比重，尤其是这里面还出现了一种胎薄不过1—2毫米的“蛋壳陶”，这种精美的工艺品原是龙山文化先民的发明创造，可能此时辽东半岛的陶工通过交流，也逐渐地掌握了这一技巧。另外，轮制陶器的种类和数量也都比以前明显尾多。总之，小珠山上层文化先民在各种主要生产项目的发展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在郭家村遗址东北面约1公里的山脊上（即将军山和老铁山）曾发现几十座属于小珠山上层文化的积石墓。这些墓均用石块砌筑成近长方或方形，其长一般为7—20米，内分筑数量不等的长方形墓室，各墓室在墓中排成一列或多列，室顶往往用大石块覆盖。经过发掘的M1含单列的六个墓室，各室长、宽分别在1.72一2．4和0．97一1．16米之间。人骨早已不存，仅个别墓室尚留有以日用陶器为主的随葬品。发掘者推测这些积石墓可能就是居于郭家村遗址的小珠山上层文化先民的公共墓地③。类似的积石墓在大连营城子的四平山也有发现①。
　　除上述各考古学文化外，在东北其它地区涉及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工作仅限于调查或少量的发掘，故关于这些地区的文化面貌等问题尚有待了解。其中经过发掘的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大约有以下四处：即地处嫩江沿岸伪昂昂溪附近的墓葬②、白城市西郊的五座墓葬③、大责县的傲包山三五墓葬①和三十年代在延吉县小营子所发现的一批墓葬①。除昂昂溪外，其它几处墓葬都缺乏陶器，但随葬包括渔猎工具在内的数量可观的骨器则是这几处墓葬的共同点，从而说明这些遗存所代表的先民集团曾过着主营渔猎的生活。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除小珠山上层文化外，在东北其它地区尚缺乏确属晚于江山文化后段的原始时期遗存的发现，这主要是有待工作的问题。不过，东北地区西南部在红山文化显示出文明的起源之后，确实存在一个较大的“空白”阶段。当然，在这阶段内该地区决非无人活动，但不拘怎样，红山文化后段一经结束，昔日繁荣、动荡的社会局面骤然消失，则是可以确认的。看来，在进入公元前第三千纪初以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原始居民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和分化，也许就此走上了一种新的发展道路，而等待着我们去追寻和探索。
　　⑤上海布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① J．K．Murray：《Ncolithic Chinese Jades in theFreer Gallery of Art》，Oricntation，1983．12。
　　①刘大白：《文字学概论》，1983年。
　　②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36页，商务印书馆。
　　①确切地说，应将这种施纹方法称作戳印，目令考古界习称为“压印”，故暂从之。以下提到的压印纹皆指此。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豪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扬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
　　③李恭笃等：《一种时代偏早的原始文化类型的发现一赴辽西走廊锦县、绥中考古调查记》图三：4，图五：8，《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以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五：1、3，《考古》1985年第10期。
　　⑤同②，图五：6。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图五三：12，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五：1 《文物》1989年第8期。 ①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②同①，图九：1、2。
　　③朱延平：《敖汉旗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④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① Jochelson：The Koryak，partⅡ，MaterialCul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PP．452—468。
　　②陈鹏主编：《动物地理学》第1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族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七：2、5，《考古》1985年第10期。
　　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植物的初步报告》，《考古》1985年第10期。
　　②这类石器多以燧石等坚硬石料制成，从石核上产生石片和对成品的加工常用间接打制和压削的方法，所制成的石器一般都很细小。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四（该图比例尺米数标错，应分别为0、0．5和1米），《考古》1935年第10期。
　　②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③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①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
　　②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1938年。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鲁图试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37年第6期。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4。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 物》1989年第8期。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盂各庄遗址》，《考古》1988年第5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 五：1，《文物》1989年第8期。
　　③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批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 4期。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①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图二，《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②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③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①丹东布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4年第1期。
　　②辽宁省博物馆：《辽宁东沟大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4期。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二，《文物》1989年第8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图一，《考古》1988年第1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三， 《文物》1989年第8期。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图三，《考古》1983 期。
　　①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二，《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②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③同上。 ①现在东北地区也有与此类似的铁质工具，主要是在山地中使用。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图五：1，《考古》1988年第1期。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三：1， 《文物》1989年第8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旗小山遗址》图 一六：2，《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五：2，《考古 学报》1985年第2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一 二：18，《文物》1989年第8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 七，《考古》1987年第6期。 ①北京布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三：10，《文物》1989年第8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七：13和图一三：6；图八：3和图一三：5，《考古》，1987年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豪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七和图版壹：2，《考古》1987年第6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二，右和图一四，《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一一和图版拾贰：4，《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一七：1、2、4，图版壹：1、2、5，《文物》1989年第8期。
　　① J．G.andersson：《The—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FengTien》，Plate XI，3a、3b、8a、8b；Plate XII，5—7，Publishedby The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Peking，1923.②齐永贺：《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新艾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一：2、3，《考古》1965年第5期。孟庆忠：《康平县的三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遗存》，《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
　　③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图九：8，《考古》1979年第3期。
　　④同①，PlateX，1，2，4。
　　①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1938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④ ⑤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⑥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⑦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⑨方殿春等：《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①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②内蒙古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68年第10期。
　　③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文物》1982年第3期。
　　①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新民县偏堡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②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新民东高台山第二次发掘》，《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③齐俊：《本溪地区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期遗址》，《北方文物》1987年 第3期。
　　④吉林大学考古研究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 第2期。
　　① ②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③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④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⑤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 《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①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②齐俊：《本溪地区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期遗址》，《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①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34年第3期。
　　②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③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图一三：7，《考古学 报》1931年第1期。
　　④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⑤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二九：5，《文 物》1977年第12期。
　　①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六：1，《考古》。1987年第6期。
　　② 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图九：1《文物》1982年第3期。
　　① 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五：21，《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① 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中细石器较多，但这不是一般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其它遗迹中所见到的情况。
　　②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图一和彩版，《文物》1984年第6期。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图一一：3，《文物》1986年第8期。
　　① 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图九：2，《文物》1982年第3期。
　　①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五——七，《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 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图四：1、5、2，《文物》1982年第3期。
　　② 有关彩陶花纹的内容等情况，在本节的“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及文化渊源”部分中已做过介绍，此不赘述。
　　① 此器无底中空，皇圆筒状，故称“筒形器”。
　　②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三，《文物》1977年第12期。
　　③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二六、二七、二八，《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 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栅山考古新发现》图五、图八，《文物》1982年第3期。
　　② 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图版贰：1，《文物》1984年第11期。
　　③ 孙守道等：《牛河梁江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① 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 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彩版壹，《文物》1986年第8期。
　　① 至于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的一些墓葬，将在“宗教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中予以说明。
　　① 俞伟超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① 秋山进午，《红山文化■先红山文化》，《古史春秋》第五号。
　　② 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卜工：《牛河梁祭祀遗址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① 玉猪龙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图一一：2和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一四：5；鸮形玉器如，孙守道等：《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图三：1（《文物》1984年6期）和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豪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一四：8；勾云形玉器如，方殿春等：《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图七：3和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一四：1。
　　① 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②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泼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1期。
　　③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① 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② 旅顺博物馆：《大连新金县乔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2期。
　　③ 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① 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① 旅大市文物管理组：《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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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甘青地区（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前后）
　　该地区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的全境、青海东部及宁夏的南部地区。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端，除河西走廊外，绝大部分地区地势高亢，群山耸峙，极厚的黄土堆积，由于开坼作用，形成若干盆地，黄河及其支流穿流其间。原始社会时期的聚落遗址，就分布在这些河流的两岸。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甘青地区主要活跃着两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其一，为马家窑文化系统，其二，就是齐家文化系统。从时间上看，两支文化的起始时代略有不同。前者兴起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约与半坡四期同时，结束于公元前二千年初前后；后者结束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但它的源头，则可上溯到与半山——马厂文化的半山类型或泉护二期文化相当的年代，即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
　　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
　　甘青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代表性遗存，是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层堆积，年代最早的是老官台文化，其后依次为仰韶时代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四期文化的堆积②。甘青地区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分布还只限于陇东地区，半坡时期亦未超出这个范围，到了庙底沟阶段，居民的活动地域，扩展到了甘肃大部及青海的东部边缘地带。在相当半坡四期文化以前的阶段，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关中地区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至少，泾水、渭水流域这一时期的遗存是如此，而与关中地区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自半坡四期文化之后，在渭河上游及泾水上游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显着的分化，出现了两种不同面貌的遗存。一种以陇东镇原的常山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伺类遗存在陇山东侧较常见。此种文化遗存，依次与灵台桥村H4为代表的遗存、客省庄文化在年代上有早晚之别。另外一种遗存以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③为代表，这类遗存分布于陇山西侧，主要是清水河和渭河上游流域地区，在年代上，它依次早于秦魏家H1为代表的遗存和齐家文化。两种遗存经历的年代相同，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即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最初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从二者的文化面貌及分布地域来看，在半坡四期文化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分布于陇山东西两侧的半坡四期文化居民已一分为二：六盘山以东的泾水流域仍与关中地区的渭河中游保持一致，经过常山下层、桥村H4为代表的遗存，发展成客省庄文化；六盘山以西的宁夏南部及渭河上游，则依次经过菜园村和秦魂家H1为代表的遗存诸阶段，发展成齐家文化④。
　　甘肃的中西部及青海东部地区，约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这个阶段，兴起了一支以彩陶为突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约当半坡四期文化的一支，演进为以菜园村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的时候，分布于甘肃中部及湟水流域以南的青海境内的这支马家窑文化，发展成为半山文化。而居住在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以北的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居民，当半山文化形成不久的时候，也实现了文化变革，创造了马厂文化①。
　　马广文化起始的年代，虽晚于半山文化的起始年代，但是，马厂文化延续的时间，却长于半山文化。半山文化终止的年代，大约不会晚于秦魏家H1遗存面世的时期，马厂文化结束的年代，约在齐家文化二期左右99900042_427_2②，即是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后段左右，随后，它可能转化为火烧沟文化①。这已是夏纪年范围内的事了。
　　关于半山文化的命运，是国前难解的问题，这需从半山文化与马厂文化，以及它们与逐步向西推进的齐家文化的关系中予以考察。然而，这比起半山文化的命运更为复杂，是至今甚至不易摸到头绪的重要的学术课题。
　　在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内，年代上早于它的，是庙底沟类型文化①。在甘肃的临洮、武山等地，都发现了庙底沟类型在下马家窑文化在上这样一种地层叠压关系。马家窑文化不仅与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最为接近，它们之间文化内涵上的联系，也很密切。从马家窑文化比较典型的器物如彩陶盆、钵的形式及彩陶中的鸟纹图案上，都可以找到二者的文化继承联系，但是，如果与此同时还能注意到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自庙底沟类型以后，彩陶不同程度地日趋衰退，而马家窑文化彩陶却表现出异样发展的现象，那么，在认识到马家窑文化是继承了这里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同时，或许还需要探索那些可能推进马家窑文化形成的他方的信息。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得名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②。它所经历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最后两百年左右，基本上与半坡四期文化相始终。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按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颜色有红、橙黄、灰色等，红陶仅见于较早阶段，灰陶亦多见于早期，且数量极少。夹砂陶的陶胎比较粗，主要为红褐色，有的夹砂陶器上有交错的绳纹，也有的在肩、腹都施上儿圈泥条堆纹，泥条上都保留着清楚的手指按压形成的指窝。泥质陶的纹饰，只有彩绘一种。正当中原地区彩陶日渐衰落的时候，甘青地区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却日趋发达。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还处于这一地区灿烂的彩陶文化的初期阶段，彩绘都施于橙黄色的泥质陶器上，施彩陶器的器表一般都打磨得很光滑。除陶器外部施彩外，在盆、钵类器物的内壁及沿面上，都绘出由粗细线条、三角、圆点构成的图案。彩绘基本上都用黑彩，彩色浓郁，漆黑发亮，具有柔美、活泼、纲腻均匀的线条美。年代较早的彩陶图案主要是由旋纹、弧形三角、钩叶圆点等组合在一起，并有鸟、蛙、蜥蜴等象生形图案。一件陶瓶的肩部绘平行条纹，条纹间又绘出一行蜥蜴，作两两戏斗状。较晚阶段，彩陶又出现了白彩，但仍以黑彩为主，白彩一般绘在黑彩的一边或两边，或在黑彩上加绘白色小圆点，黑白分明。这时期的许多器物都通体绘彩。图案以弧形或平行的并列条纹为主，网纹、旋涡纹也是流行的纹样，与早期不同的是，蛙、鸟、蜥蜴等象生的动物形象，已经逐渐图案化了，从这时的旋纹、网纹等图案中，还可以看到由这类动物纹样演化而来的踪迹。人面纹、人形纹也成为彩陶图案的一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口径29、底径10、高14厘米，盆的内外壁及口沿都有彩绘。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内彩，内彩的主题纹饰是三组人形图案，每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无疑为两腿，而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每组纹饰之间有弧形纹将其隔开①。整个画面，笔法流畅划一，人物突出，形态逼真，从不同方向摆动的辫发和“尾饰”，体现了舞蹈的韵律和节奏（图4—19）。
　　图4—19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主要有盆、钵、碗、壶、瓶、罐、颇、瓮及带嘴锅等。很多器物腹部都有双耳。有一种带嘴锅器身分别是由泥质陶和夹砂陶分段制成后再合为一体的，一般是上半部泥质，下半部夹砂，泥质部分多半都施彩。正是在这个时期，至少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居民，开始相当广泛地采用这样两种不同质地的泥土制作炊器，特别是用于烧水的器皿，以利于装饰这类器物的上部，增添这类器物的美感（图4—20）。
　　马家窑文化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种类很多，在东乡林家遗址，就发现了农业、手工业及狩猎等生产工具千余件。其中，石质工具数量最多。制法是打、琢、磨并用，通体磨光的已占居多数。种类有斧、铲、刀、锛、凿、钻、杵、磨石、砍砸器及研磨器等。其中斧凿的数量约略相等，锛数量最多，分别是斧、凿的1．7倍，刀稍多于斧或凿，铲数量最少，仅占斧的数量的七分之一。骨器基本上用羊骨制成。仅见一件石矛，绝大多数镞均是骨制品，数量为石刀的四分之一。这些情况表明，狩猎业已退居比较次要地位，种植农业及畜牧业，其中主要是养羊业已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已显示出相当发达的状况。
　　农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以从制作用于收割禾本科植物穗头的刀的材料和形态，得到说明。这种刀有石、骨、陶三种，石刀已占绝大多数，其次为陶刀，骨刀数量极少。陶刀的数量仅占石刀的十分之一，同时，石刀大多通体磨光，多数在靠近刃部穿孔，便于使用时系上绳带以固定在手上。其中，两端上翘、平面似马鞍形者，是这文化的代表性工具，也是后来在西北广泛流行的形式。
　　马家窑文化工具的一个特点，是骨柄石刃的复合工具很发达。林家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细石器，其中，主要是镶在骨柄上的小石叶。用石叶作刃镶在骨柄上制成的工具有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和石刃骨镞等，这些工具的刃都极锋利。石刃骨刀及石刃骨匕首的形制，和后来分布在北方的牧民使用的铜刀及铜匕首颇为相似。因此，马家窑文化居民广泛使用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当与养羊业已成为他们的重要经济部门有关。
　　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刀及几块铜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及对马家窑文化冶炼金属技术水平的讨论。这里的铜渣含铜、铁各半，不是天然矿石，又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风化成碎块的锈蚀的铜铁金属。它可能是由于选用冶炼的矿石不适当，不能铸成器物而被废弃的遗物。青铜刀经激光微区光谱分析，知其含锡量为6%—10%左右，另有少量的铁、银等，属于今天铜合金分类中的锡青铜。它是由两块范闭合浇注而成，形制规整，刃口经过轻微的戗磨或锻打。这是马家窑文化至今仅见的金属制品，同时，在测定晚于林家遗址800年左右的永登蒋家坪也发现一件残青铜刀，但在早于夏纪年的被测定的齐家文化的金属制品，均被断定为红铜，可见，从上述铜渣成因，以及甘青地区和整个中国冶金史②来看，这件青铜刀的出现，极可能是由于当时选矿技术不成熟，在冶炼中搀杂进锡矿石的产物，还不能认为马家窑文化已掌握了制造青铜的技术。但是，它和铜渣一起却证明马家窑文化居民已跨过人类认识金属一般旅程的最初阶段，掌握了还原氧化铜矿石以得到铜的人工冶铜技术③，从而导致存在比传统的制石工艺技术更高，而劳动分工与组合方式更复杂的生产部门。
　　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陶器美的同时，也讲究自身的装扮。从上孙家寨舞蹈彩陶盆上，可以了解当时居民在跳某种舞蹈时的装束。舞者的发辫，当是用林家遗址见到的那种骨梳梳理出来的。舞蹈图画笔简略，是写意画，未能表现舞者装束的细节。然而，从遗址及墓葬中都发现了的骨笄和石、骨、陶质的珠、环、管、片形的颈饰、坠饰及镯子等，使人们增添了对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美的装扮的了解。
　　这时期村落都选择在临近小溪或河流的台地上，面积很大，同一村落居民数量也较多。林家遗址靠近大夏河，其堆积分作三层，年代越晚，村落中的房子、窖穴越稠密④，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愈益增殖。
　　林家遗址中的绝大多数房屋均由主室及门斗两部分构成，两者都是方形。早期为半地下深穴，面积大小不等，小的十几平方米，大的将近三十平方米。四壁下及灶址旁都有柱洞，每座房子内都有两个相邻的圆形灶址，灶口与地面平齐。主室通过狭窄的过道而与门斗相连。门内外用草泥铺平，室内和屋顶也涂一层草拌泥。中期房屋数量比早期增加近一倍，房屋演进成半地下浅穴，屋基经过平整夯筑，灶为浅坑式，在地面上围一圈矮墙以加深灶膛。晚期房址数量比中期增加近两倍，房屋面积仍与早期差不多，除半地下浅穴者外，出现了地面建筑，房子建在夯土层上，圆形灶，有较高的灶圈，每间房子灶的数量一至三个不等。地面、墙壁及屋顶都用一种非常坚硬的红粘土草拌泥涂抹，除单间房子外，还有连间、隔间的房子。
　　很多房子中都出有数量不等的生产及生活用具。这些物品多靠近墙壁下及灶址旁，基本保持原来的位置，有的陶器内还盛有粟、稷、大麻籽等。房子周围散布着储存东西的窖穴，在一座底径为2．45米的袋形窖穴内，发现大量已经炭化的稷，其中部分穗头、谷粒、枝杆保存甚好，穗头上带有较长的细枝，捆成小把整齐地码放在坑底，以现存的堆积范围计算，稷的总量达2立方米。在这个穴底的北侧，还埋着一具人骨。这座编号为H19的窖穴，无疑为当时储存粮食的仓库。然而内埋尸体的原因，或仓库与尸体的关系，发掘时未能查明。
　　同时，在林家马家窑文化的村落中，还分散着烧制陶器的陶窑。编号为Y2的陶窑，窑室圆形，直径1.3米。密箅周围有通火孔，直径10—12厘米。窑门向南，入内便是呈长方形的火膛，顶部与窑室之间，相隔一层夯土，窑室偏于火膛稍后方，通火道左右各一，由火膛两侧壁后上方斜通经过火孔，而连接窑室。就窑室大小及窑室与火膛的关系，这时期陶窑已较庙底沟类型有所改进。
　　马家窑文化的人们死后多葬在离村落不远的墓地中，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对于婴儿，则使用瓮棺葬。以单人葬为主，在大通上孙家寨墓地还发现了男女合葬。这个墓地的两座墓，分别埋葬了成年男女各一人，两墓出土的彩陶壶残片经粘对乃是一件器物。这二位男女虽未合葬在一墓穴内，但从这件彩陶壶分葬于两墓情况来看，可认为二人的关系与合葬于一墓中的成年男女关系是一样的。除了成片的墓地外，马家窑文化还存在某些大墓单独葬于一地的情况。这类墓葬的规模大大高于一般墓葬。在青海民和核桃庄发现的一座墓①，为竖穴土坑，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16平方米，墓穴中放置一边长3米的木棺。棺四周用木板叠砌，底、盖为木板并排平铺而成。墓主人及绝大多数随葬品均置于棺内，随葬陶器三十六件，其中彩陶9件，骨珠二一五枚，绿松石十颗。此外，还殉有羊、猪头及三十多具鼠骨。这类大墓的主人，享有单独择地而葬的权利，反映其生前地位已不同于同一共同体的居民，当是在其共同体内受到尊崇的人物。
　　半山—马厂文化及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
　　在本节“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中，已指出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两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是尚待论证而来得到学术界共识的认识。然而，目前学术界多数研究者关于这问题的基本论点仍然是：半山和马厂两类遗存，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马厂是半山的继承者。基于这一观点，称之为半山一马厂文化，并又区别名为半山期和马厂期。本节在说明它们的情况时，仍采用这里介绍的不同学术见解中的后一认识，不过，将半山和马厂分称为类型，以示两者可能是终始年代略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据陶器形制及组合的变化，可将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分别划分为三期、四期。半山类型的三期，分别以兰州花寨子①、广河地巴坪①、兰州土谷台②三处墓地为代表，柳湾八百余座马厂类型墓葬①，基本上反映了它四个时期的变化情况①。
　　与马家窑文化相比，半山类型的彩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彩绘更加绚丽多姿，数量也大为增加。在一些墓地，如地巴坪，彩陶所占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一般情况下，彩陶也占全部陶器的60%左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曲线图案为主，到了半山类型，增加了大量直线构成的图案。彩绘一般绘在器物的最大腹径以上部位，半山的壶、瓮等器物，器身都比较矮胖，腹部突出，这种器物上的纹饰，无论是平视或俯视，都能使人看到完整而美丽的图案。半山彩绘颜色变为以红黑相间彩为主，一般是在两道带齿的黑彩中间夹一道红彩，以此为花纹母题再组成二方连续的旋涡纹、葫芦形纹、网纹、大菱形格纹、大圆圈纹、棋盘格纹等丰富多彩的图案，这种由红黑相间的锯齿纹带组成的彩绘，为半山彩陶的显着特征，是区别于马家窑、马厂彩陶的最主要之点（图4—21）。半山陶器中夹砂陶的比例较低，出于墓葬中的器形都很小，主要器形是罐，常见的纹饰是附加堆纹，早期的附加堆纹细密，带有很强的装饰性。
　　图4－21花寨子墓地M26出土的陶器1．彩陶罐；2．夹砂陶罐；3．彩陶钵；4．彩陶壶。
　　彩陶发展到马厂类型，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厂彩陶多半以红色陶衣为地，其上再用黑彩绘出花纹。马厂早期虽也有部分红黑相间彩，但其黑彩多无锯齿，中间的红彩亦多以紫红色为主。这时期的彩陶图案以四大圆圈纹、波折纹、拟蛙纹、小菱形网纹等为主，其中以直线构成的各种纹样特别发达，年代越晚，这个特点表现得越突出。马厂前期，彩陶还处于鼎盛时代，此后，日趋衰落，到了晚期，彩陶数量大为减少，图案单调，绘制潦草。不仅彩陶如此，其它陶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粗糙，造型简单。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行将结束。
　　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发现过一些将器物口部做成人头形的陶器，半山—马厂文化，仍可见到这样的器物，有的头像面部还画出胡须。在柳湾的马厂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塑着男性人像的彩陶壶。这类彩陶制品，已经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应与人们的某些信仰、祖先崇拜等宗教观念有联系。
　　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制陶术及彩陶绘制技法，反映了这时期生产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且，从这种工艺传统的延续中，也使人们看到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陶器基本上是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的，一些器物的内壁仍保留泥条的痕迹。大型器物的颈、肩、腹等部，都是分成几段或分别盘好后，再对接起来，然后，在轮盘上修整成器。陶轮也是施彩时不可缺少的工具。绘彩时，把陶器放置于轮盘之上，借助旋转的轮盘，用蘸满颜料的画笔，就可以绘出优美的图案。线条均匀、整齐、流畅及间距相等的平条纹，乃至波纹的纹饰颜色。深浅一致，无起笔、落笔的痕迹，当是把陶器放在转动的轮盘上作画，才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即使是二方连续的花纹，也是在陶轮上完成的。绘制这类较复杂的图案，先在器身上将拟绘的图案画面，依分成若干等分而定出几点，而后转动轮子，用弧线、斜线将各点连接起来，从而完成整幅圈案。利用轮盘绘制彩陶图案，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彩陶的成批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半山—马厂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发现的房屋，都是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有单间、吕字形双套间及多元套间等几种形式。房子内部有灶址，很多房子内部还有储存东西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容积可达3立方米。窖穴置于室内，与房屋联为一体，应是某些财产由氏族或家族公有转变为个体家庭私有的一种反映。村落中房屋、窑址的分布，都依一定制度进行规划致使形成特定的布局。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遗址内见到的几座房子，一字排开，门都向东①（图4—22）：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的陶窑，往往是两、三座形成一组地分布于村中，而在兰州徐家坪却发现过与居址分离的、包含十二座窑址组成的马厂窑场②。这些烧陶器的窑址，形制相同，均由窑室、火膛及火口组成。窑室呈方形，长宽约近1米。窑募隔在火膛和窑室之间，以承托烧制的陶器，箅上均匀地分布着三、三成列的九个圆形火孔。火口平面呈椭圆形，火膛呈锅底状。窑场内发现了揉和胶泥的上坑、研磨颜料的石盘和调配紫红色颜料用的高边分格陶碟，显然，制作陶器的整个过程是在这窑场内进行的。
　　窑场被分割成四个包含数量不等的窑址组成单元。北面的一单元包含四座窑址，中间的有五座，南、东两面分别各仅有二座和一座。包含二座窑址以上的诸单元，都以一放置燃料及灰烬等杂物形成灰土的坑，联结同一单元的诸窑址，也就是说，同一单元的诸窑址，共同使用一“灰土坑”。这形象地表述一单元的诸窑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窑场划分为诸单元的现象，表明在此烧制陶器的人们，已形成既存在联系、又存在区别的诸生产单位，而各单元包含窑址的数量不等的情况，又说明这些生产单位的制陶规模存在着差异。
　　墓地位于村落遗址的附近，规模大小不等，有五六十座墓葬的小型墓地，也有的墓地有一二百座墓葬，而大规模的墓地，包含的墓葬近千座。从这种现象看，在当时遍布甘青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氏族部落中，可能已经存在着聚落中心。这种聚落中心，规模很大，延续时间较长，生产力的水平可能高于这一聚落中心所联系的其它村落，同时，具有产生相当高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的，而能领导聚落中心和其相联系的村落组成的共同体的领袖人物，并能保证这类领袖人物仅在聚落中心内更替的稳定性，又能使他们的活动具有强有力的组织支柱。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如果还不能把它认定为半山类型的聚落中心的墓地的话，无疑，则当确定为马厂类型某一聚落中心留下的墓地。
　　柳湾墓地已发掘的半山时期墓葬二百五十余座，年代比较集中，均处在约一期后段及二期前段年代范围内。而这里马厂类型墓葬达八百七十余座，年代又贯穿马厂类型的始终。同时，很多墓葬的规模都超出其它地点同类墓葬，这里普遍备有木质葬具，有作工讲究的榫卯结构的木棺，随葬大量精美的彩陶，以上十件者占大多数，四十——六十件者的墓数也不少，平均每墓随葬了15．2件陶器，且有一定数量的墓葬随葬了成套工具。其中如马厂类型的M564③，墓主人是一成年男性，随葬陶器九十一件，内含彩陶八十七件，此外，还有石斧、锛、凿组成的成套工具及绿松石料的装饰品。总之，从墓葬规模、葬具及随葬器物种类与数量反映出的当地人们的生产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平均水平，当高于邻近地区。
　　半山—马厂文化的生产力水平，比马家窑文化阶段有了较大提高。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发现过一件残青铜刀，不过，这只是证明当时已存在使用或生产金属制品的孤例，难以依此了解这种工艺在那时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生产绪构中的地位。然而，当时人们主要使用的石质生产工具，基本上均经过精细磨制，提高了斧、铲、刀、锛及凿这些传统的生产工具的效率，由细石器及骨柄组成的复合工具的数量，相对有所增加，同时，马厂类型还新出现了镰刀。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经济类型以及从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差异，马厂类型当被分为陇西及青海东部和河西走廊各具特点的东、西两区，东区以种植农业经济为主，这区的柳湾马厂类型基地，发掘出的八七二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七八件，石刀二十四件，石镰三件，以及锛、凿分别为一三六件和一四九件，同时，墓中还普遍发现了粟的颗粒或皮壳，皆装在粗陶瓮内，少的一瓮，多者四瓮，呈现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和以锛凿为主的手工业相当发达的经济格局。同时，农业的发达，为这里的居民实行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西区干旱少雨，不利于农业生产，畜牧业在生产中占有根重要的地位，这里鸳鸯池被确定为马厂类型的八十四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件，石刀四件，锛一件，却有柳湾未见的石刃骨刀八件及石刃骨匕首六件随葬，同时，与柳湾大量用陶纺轮随葬（二九三件）不同，这里墓葬中仅发现一件纺轮，随葬陶器数量又远少于柳湾墓地，一般仅三、四件，最多的只有十多件，但普遍使用单耳陶杯随葬，从而显示出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制陶业及纺织业颇不兴盛的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色彩。半山—马厂文化的分布，东不逾陇西。半山类型以洮河、湟水流域为其分布中心，马厂类型的分布中心则在湟水流域，并有逐渐北移的趋势。这当与齐家文化的兴起与扩张有关。半山类型消失的年代，大约不晚于秦魏家H1为代表的遗存兴起的时候，马厂类型三、四期的年代，基本相当于齐家文化一期④，或许可能延续到更晚些时候。半山类型的消失，当与马厂类型的发展，同时也和齐家文化西进有关。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前后，马厂类型的大部分区域，又被齐家文化所占据，仅在河西走廊西部，可以见到由马厂类型的一支发展而成的火烧沟文化。
　　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场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以男性为本位的父系氏族制的前期。这一认识，是依据对墓葬资料进行分析而作出的判断。
　　半山一马厂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土坑与洞室两类。洞室墓一般是先挖一小段墓道，然后顺着山势掏出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很多墓葬有木质葬具，柳湾墓地既有榫卯结构的木棺，也有用圆木剖成的独木棺，还有的就在尸体下垫一块木板充作葬具，个别地方见到用树枝覆盖尸体。景泰张家台半山类型的葬具，是用石板拼砌的石棺。一般的墓葬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种类主要是陶器，其次是工具及装饰品，也有用粮食、猪头及羊骨随葬的。半山类型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及质量，各墓间差别不大。马厂类型墓葬的随葬品，同一墓地的诸墓葬差别悬殊。柳湾马厂墓地中，少数墓葬只见一二件器物，一般情况是随葬一二十件器物，随葬品较多的达四十至六十件。这里M564的随葬器物，种类齐全，数量惊人，陶器达九十一件，其中四件陶瓮均装满粮食，此外，还有石斧、石凿、石刀及绿松石饰随葬。这种反映当时人们占有财富颇为不均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情况，或许是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已发育出阶层所呈现出来的现象。M564这座墓葬的年代，便属于马厂类型后期。
　　这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生产工具，因死者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鸳鸯池墓地确定性别的单人墓葬三十五座，其中十七座女性墓中只有四座随葬工具，种类限于骨针、骨锥、石刀，石刃骨匕首仅见一例；另外十八座男性墓中，随葬工具的十座，工具种类除包括女性墓的几种外，还有石刃骨刀、石斧、石研磨器、骨匕首、骨矛头及弹丸等。在柳湾墓地，纺轮是女性墓中常见的生产工具，而男性墓则主要随葬石斧、锛、凿等工具。随葬工具方面的这类差别，表明男子已在重要的生产领域中担负主要职能，而妇女在整个生产中所居的地位，已经较男子显得次要。
　　男女在生产中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单偶制婚姻在当时婚姻形态中巴占据统治地位。
　　上谷台合葬墓二十座，占这墓地墓葬总数23，8%，在合葬墓中，表明单偶制婚姻关系的成对成年男女和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的合葬墓九座；体现男性亲权的成年男性及儿童合葬墓四座（当然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合葬墓，亦同时体现了男性亲权）。这两类墓葬，占反映上述亲属关系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81％（未计儿童合葬墓四座）。鸳鸯池的合葬墓，只占正式发掘的墓葬总数的9．7%，其中表现单偶制婚姻和男性亲权的合葬墓，均为六座，占合葬墓总数的70.6%。在柳湾墓地，见到半山类型合葬墓三十三座及马厂类型合葬墓四十四座（图4—23）。这些合葬墓中成员的性别、年龄被确定的过少。半山类型只有七座合葬墓作过性别、年龄鉴定，但得知墓中全部成员的性别、年龄者，又仅是M527一座。马厂类型的情况好一点，也只确定了八座合葬墓中全体成员的性别及年龄。但从可以论定的材料来看，这里的亲属关系已进入男性居本位阶段。
　　半山类型M580合葬三人，一号尸体是成年男性，一次葬，仰身直肢，占了墓穴左侧的大半边，二及三号尸体，性别、年龄未定，为二次葬，尸骨残缺，放置零乱，大多放置在一号尸体之右侧。墓中随葬器物六件，其中石锛、陶罐、石斧及石球四件，呈一直线置于一号尸体的左侧，显然为其专有的随葬品。无疑，这是一座以男性为本位的合葬墓。M421合葬三人，均为一次葬，一号和二号尸休皆为男性，年龄分别为18—20岁、25—30岁，三号尸体是小孩，M421是成年男子和小孩的合葬墓。M513合葬三人，也都是一次葬。一号尸体为儿童，二号是成年男性，三号为成年人，性别不详。三号尸体如是男性，这墓合葬反映的性质，则和M421一样，是世系以男性为本位的两代人的合葬墓；如是女性，则是未妻及其子女的合葬墓。可见，半山类型已处于
　　父系制社会阶段。
　　柳湾马厂类型的M319、M348，据性别、年龄鉴定，确定均为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另外这里的M182及M320，也可据随葬工具的差异及确定的性别、年龄情况，被推定为成对成年男女的合葬墓。这些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当是单偶制婚姻关系的产物。
　　同时，半山一马厂文化的下列葬俗，是讨论该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时必须注意的现象。
　　其一，是这时期还存在母子（女）合葬墓。这类合葬墓在上谷台和鸳鸯池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中，分别见到四座和二座，占所在墓地体现婚姻性质及继承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19%和14．3%，可见，当时可能仍保留了某种形式的一些母系亲权。
　　其二，已发现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二者的摆放姿式、位置，都看不出他（她）们地位上的差别，同一葬式，既可用于男子，亦可被妇女采用。就摆放位置而言，一些墓中，是男子居左，在另一些墓中，居左者则为女性。
　　其三，合葬墓内的随葬陶器，很难区分出确属哪一个体。在单人墓中，花寨子和张家台两地的女性随葬陶器，人均分别为1．83件和3．75件，男性人均各为1．71件和2．5件；土谷台和鸳鸯池两地的女性，人均随葬陶器分别为6．82件和4．18件，男性人均8．3件和2.8件。可见，不少地方女性随葬陶器的数量，还略高于男子。
　　综上所述表明，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期的社会，父系氏族制业已确立，但男女两性关系，基本上处于平等地位，甚至，在继承制方面，女性还保留着部分亲权，在家庭经济中，妻子的地位和丈夫处于抗衡状态，有的地方还高于丈失。
　　至于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制度，自然较其前期已有所前进，但目前尚无适当材料，作出具体的说明。
　　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⑤的分布区域及年代，已于前述。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其年代约同半山类型相始终。
　　这种遗存的陶器的质地，皆为泥质和夹砂陶，基本呈红褐色及灰褐色。陶器为素面的极少，纹饰有篮纹、绳纹、线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划纹及彩绘。其中篮纹、绳纹数量最多，彩绘陶最少。篮纹一般着于泥质陶上，基本上为横向排列，也有斜卧形排列的，纹饰细深，排列密集。绳纹细、深、密，有的纹理呈麦粒状。彩陶可分两类。一为输入品，如WM35∶18单耳彩陶垂腹罐①、切刀把墓地M9∶6鸭形壶及M2∶22彩陶双耳瓮②，分别和土谷台M57∶2、M47∶1及M7∶6①的形制及纹饰相同或相似，店河M2∶2双耳彩陶罐①（图4—24），和地巴坪M37∶4的器形、纹
　　饰雷同①，菜园遗存这类彩陶，当是来自半山类型；另一为自造品，如切刀把墓地M20∶23双耳彩陶壶和M20∶30及孤9∶5双耳彩陶罐，其彩绘均为网格组成的几何形图案。总之，这类遗存的彩陶已处于衰退阶段。
　　器形除少量粗把豆为圈足器外，其它均为平底器，同时，单耳及双耳器的数量较多，而缺乏实足或空足陶器，是菜园遗存的文化特点。具体器形有壶、瓮、盆、匜、杯和罐，罐、壶数量较多，形式多样，罐有无耳、单耳或双耳之分。
　　菜园遗存的工具，均用石、骨、陶制作，至今见于报导的有石锛、刀、斧、凿、骨刀、匕、耒及锥和陶纺轮等，同时，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1986年在切刀把发掘三十三座墓葬中，只有M2随葬了石器，除一件为磨制的石线坠外，其余二十件均为细石器，器形为石核、尖状器、刮削器及石叶等，可见，用工具随葬的现象极罕见，同时，少数墓葬集中这样多的工具随葬的现象，可能反映当时只有少数人才掌握了制作工具的技能。
　　居民住的房屋，除半地穴式的外，也有不少窑洞式房屋。
　　半地穴式房屋的形式，分圆形袋状和方形竖穴两种。
　　窑洞式房屋，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农村广泛流行的民居建筑。目前考古学发现证明，这种结构的房屋，正是在菜园遗存前后时期，已开始在甘肃、宁夏、内蒙及山西地区推广开来。
　　林子梁F3这座窑洞式房屋，由居室、门道及场地三部分构成。它的建筑过程，大约先是从断崖往里掏挖出居室及门道，然后再平整门道前的地坪。F3的居室略呈椭圆形，进深4．1米，横宽4．8米，面积约17平方米，居住面上保留一层路土，墙壁自下向上呈弧曲形收缩，屋顶呈穹窿形，最高处距居住面约3．2米。居室中央设置一直径约0．6米的圆形锅底状灶坑，另外，西北部因常烧火而形成一面积约0．8平方米的红烧土面。
　　门道，位于居室与场地之间，呈隧道式，顶部拱形，长约1米，宽约1．5米。其中线正对灶坑，实为居室从两侧收缩向外延伸的部分。门道中部设一道土门坎。
　　场地位于门道之外，面积大于门道。在其靠近门道的两侧，各登一石块，是供人们坐着休息或聊天的“凳子”。
　　居室地面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发现一具尸骨。前者为一45—50岁的男性，后者是半岁婴儿。男性成年人附近，见一石球，婴儿旁边有陶器两件。显然，两人均是由于屋顶塌落而被压死的。
　　菜园遗存的墓葬，至今见于报导的，已达一百二十余座。这种遗存的墓穴形制多样，有竖穴土坑、竖穴侧龛、竖穴土洞和土洞侧龛墓几种。从地面向下挖出一竖穴，再从这竖穴的一侧边，向里掏挖出一土洞，便成了竖穴土洞墓。如再从这土洞的里边，向内掏出一小洞，就成了土洞侧龛墓。这里，龛是指小洞，竖穴侧龛墓，就是在竖穴上坑的一侧边，掏出一小洞。如是竖穴土坑墓，墓主人被置于墓穴的一侧，随葬物则放在墓穴另一侧及墓主人的头的上方和脚下方。竖穴土洞墓中的墓主人及随葬品，均被置于土洞内，摆放方式如竖穴土坑墓。竖穴侧龛墓和土洞侧龛墓墓内的墓主人，位于龛内，其随葬品则被置于竖穴中或土洞内。
　　这时盛行单人一次葬，二次葬极少。尸体均作屈肢。其上身姿式，有仰身、俯身及侧身之别，以侧身居多：下肢依屈膝程度差别，可分为蹲踞式、跪踞式和屈膝式几种。至今，两人合葬墓只见三例，即两位儿童、一成年女性及儿童和成年男性（18—22岁）及儿童（4—5岁）的合葬墓各一座。
　　绝大多数墓葬的随葬品，都是日常使用的陶器，数量一般为十件左右，多者达四、五十件，少者仅一件，只有极少数墓葬才另使用工具和装饰品随葬，例如1986年在切刀把发掘的三十三座墓葬中，具有这类随葬品的墓葬，只有五座，仅占墓葬总数15．15％。其中四座墓葬均只随葬骨串珠这种装饰品，另一座墓葬，除牙缀饰外，还有工具随葬。可见，用工具随葬的现象就更少了。
　　菜园遗存的居址及墓葬，出半山类型陶器，其流行屈肢葬的情况，又和兰州及广河地区的半山类型的葬式相同，可见，它和半山类型有着广泛的联系，社会发展阶段也可能和半山类型相同。
　　齐家文化
　　约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后期，甘青地区除马厂类型之外，还活跃着齐家文化。随着齐家文化的西进，至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前叶，马厂类型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已退至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的西部。甚至，在湟水流域还存在这时期的齐家文化的居民点，而成为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居民交错分布的地带。但是，齐家文化侵占马厂类型地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兰州地区存在着相当于齐家文化早期的马厂类型晚期遗存，很可能是马厂类型对齐家文化进行反扑面自下的踪迹，或者，这地区也是他们交错杂居的地带。
　　菜园遗存是齐家文化的源头。在它之后，目前见到的只是秦魏家H1为代表的遗存。H1出土的罐形斝是齐家文化罐形鬲的前身。齐家文化起始的年代，以罐形鬲的出现为标志，其终止年代已跨入夏纪年②。这里叙述的齐家文化，主要是这文化在夏纪年以前的情况，同时，为把某些现象的始末清楚地介绍出来，也部分地涉及进入夏纪年时期的情况。
　　陶鬲是客省庄文化的基本器形。它在齐家文化的出现，反映了客省庄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居民使用的陶器，就质地而言，有泥质和夹砂两类，颜色以红色为主，灰色陶比例极小。陶器制作得比较精细，均经过轮修，亦有少数陶器是在快轮上成型的。泥质陶表皮均打磨光滑，有的还绘上红彩，图案均是由直线组成的几何形，如同心三角、蝶形纹、错置三角纹、横形人字纹及菱形纹等，但这时期的彩陶，已进入衰落阶段，因而数量极少，这种陶质的器形的表皮，多作素面，其次为篮纹，还有少量弦纹。夹砂陶器器皮，多施绳纹，同时，也有不少素面者。附加堆纹只见于这类陶器的个别器物。
　　带耳是齐家文化陶器的显着特点。多数器型均附双耳，也有三耳，乃至四耳者。双大耳罐、双耳壶、有耳或无耳夹砂罐、盆、碗、豆、尊及带把杯，是齐家文化常见的陶器。同时，在这文化中，也见到少量的鬲、盉、鸮面罐、匜及甑。而胎薄、表面磨光或着彩的双大耳罐、双耳壶、双耳高领罐及夹砂双耳罐，是齐家文化的代表性器形（图4—25）。
　　图4-25柳湾墓地的齐家文化陶器1．高领双耳罐；2．夹砂陶瓮；3．盉；4．9．双大耳罐；5．敛口瓮；6—8．双耳彩陶罐；10．陶纺轮；11．石斧；12．绿松石饰；13．石锛；14．石刀；15．石凿。
　　居民的住房，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浅穴式建筑，有单间和吕字形双间两种。后者通过过道连通前后室。这类房子均在地面、墙壁先抹上草泥土，再在其上又抹上白灰面。在店河见到的这时期房屋的墙壁上，还发现用红色线条描绘的简单装饰图案③。大何庄F7是一座方形浅地穴式建筑④，门向西南，是一略向外凸出的出入口，在室内中间略偏近门处，设一略高出居住面的圆形灶址。房址四角各有一柱洞，同时，距地穴边缘约1．4米处而围绕地穴四周，共发现柱洞十个。这些柱洞原都插立拄子以支撑屋顶。地穴的外侧高出地穴的地面，虽未涂白灰，却平整结实，当是房屋的回廊。大何庄F7这种带回廊的房屋，和大地湾四期大房子建筑结构相同。
　　齐家文化居民的经济，仍是以种植谷子的旱地农业为主。农业工具中有石斧、石铲、骨铲、石锄及石刀、石镰。石锄的形制，基本上和复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制品相同。石刀除长方形穿孔的一种外，还有倒梯形带孔者。当时用动物肩肿骨或下颌骨制成刃部宽、薄的石铲，加工粮食的工具是石柞和石磨盘。齐家文化的房址、灰坑及墓葬中，都发现了粟，以及30％左右的墓葬中使用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反映了种植农业发展的情况；除猪外，马、牛、羊、驴都已被伺养。羊有山羊和绵羊两个品种，遗址中常可发现成堆或成坑的羊粪，当时，用猪、羊的头骨或颔骨随葬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个别墓葬还随葬整只羊。按大何庄出土兽骨的统计，羊骨占21．06％。秦魏家猪、羊及牛的下颌骨共发现五一八块，其中羊、牛的下颌骨分别占9．7％及7％，可见，在饲养业中，羊、牛成了次于猪的主要饲养对象。同时，大何庄出土的羊下颌骨，在猪、羊、牛下颌骨总数所占比例，高于秦魏家，而且，这里的墓葬出现了以羊下颌骨代替猪下颌骨随葬的情况，反映到齐家文化进入晚期，牧羊业存在愈益发展的趋势。
　　在产业中，制铜业已获得重大发展，而成为已引起学术界注意的生产部门。
　　凡是经大规模发掘的早期后段以后的遗址及墓地中，都发现了铜制品。皇娘娘台⑤、秦魏家及大何庄分别见到铜制品三十件、七件和二件，此外，在广河齐家坪及贵南尕马台的墓葬中，也都随葬铜镜、铜斧，以及铜指环和铜泡。前三地铜制品的种类有凿、钻头、刀、锥、斧、环、匕及条形铜器和饰品。广河齐家坪出上的一件红铜斧，长15、刃宽3．2、顶宽4、厚3．1厘米，空首，内中残留了木柄的断茬，斧头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半环形耳。青海贵南孕马台M25随葬的一面铜镜，直径9、厚0．4厘米，镜面光滑。背面周边有两凸出的同心圆圈，其内圜置七个内填满平行斜线的三角形，镜背面中心置一纽，其与三角形饰之间为一凸形的圆圈。镜纽已损坏，又在镜边缘钻两孔作系绳悬接之用①（图4-26）。
　　图4-26齐家文化的铜器1．匕；2．锥；3．残铜器；4．斧；5．坠饰；6．镜。
　　可见，铜器已进入当时人们物质生活中许多领域。同时，齐家文化的铜器生产，经历了一个从红铜到青铜这样的过程。
　　齐家文化早期的皇娘娘台出土的三十件铜器的材料，《报告》作者认为都是红铜，其中经过鉴定的四件铜器，也都被确定为红铜。属夏纪年的秦魏家出土的两件铜器，即M99：6铜环和KG3730（2）：27铜尖，经鉴定分别为铅青铜和锡铅青铜。可见，齐家文化居民掌握制作青铜技术的时间，当在夏纪年之内。在夏纪年之前，齐家文化已发现的铜器数量，已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国境内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且品种多，同时，不仅早已掌握了冷锻技术，还掌握了单范，甚至合范铸造技术。可肯定这时当早已脱离早期金石并用时代，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在夏纪年的齐家文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如前述齐家坪出土的铜斧，便属这种制品，同时，还有采用冷锻技术制作的青铜器①及铅青铜制品，故仍只是处于青铜时代的伊始阶段。
　　齐家文化这样规模的制铜业，以及从采矿、冶炼、制模到熔铸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要求并锻炼出熟练的劳动者。秦魏家M5、M35分别随葬陶垫和陶拍的情况，提供了当时存在着专门的制陶劳动者的信息。不言而喻，技术远较制陶复杂得多的制铜业，也当存在着专门的匠人。在存在家族的情况下，这些手工业可能是某些家族的世袭专业。同时，在血缘纽带依然存在的原始社会组织中，这些手工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的地步。
　　齐家文化的宗教，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占卜已成为这时期的经常活动，遗址中常发现大量的卜骨。这时期卜骨未加钻、凿，只有的痕，基本上都是用羊肩胛骨作成的。皇娘娘台M8的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随葬，秦魏家M23随葬的羊卜骨，被仔细地放在一只可从腹部扣合的高领双耳罐内（图4-27）。随葬羊卜骨是墓主人生前巫师身份的标志。这类墓葬的存在，当是已存在巫师阶层的例证。
　　图4-27 秦魏家M23的高领双耳罐及羊卜骨大何庄遗址揭示的五处“石圆圈”遗迹，显然是宗教性质的遗存。这种“石圆圈”建筑，用天然的扁平砾石组成，直径一般为4米，西北方留有宽1．5米左右的缺口。“石圆圈”旁边，一般都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F1的东边遗有被砍了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遗有小牛的骨骼，F3的南边发现了两块卜骨。这些都是当时牲祭、占卜活动留下的部分遗存。从这里窥见出的这种宗教活动已具有的相当复杂的仪式，只能是具有专门宗教技能的巫师这类神职人员才能从事的活动。
　　齐家文化的社会，已进入父权制时代。
　　齐家文化的性别劳动分工和男女占有财富的差别，为父权制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齐家文化前期较早阶段的柳湾墓地中，被确定性别而又随葬了工具的二十五座单人墓葬中，男性墓葬除一座用纺轮随葬外，其余均以石刀、石斧、石铸、石凿或石钻随葬，而女性墓均出纺轮。在被鉴定性别的合葬墓中，凡置于女性尸体旁的工具，都是纺轮，放在男性尸体旁边的工具，则均为石斧、石刀、石凿、石铸。可见，男女随葬工具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前述这时期的产业结构来看，这种差异已说明在主要的一些生产部门中，男性已占居绝对重要地位，妇女基本上被挤入家务劳动领域。同时，从这里鉴定了性别的单人墓随葬陶器数量的统计可知，男性人均随葬陶器六件，女性人均为五件，和半山一马厂文化的基本情况相反，男性随葬陶器的数量已多于女性的随葬陶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男子比妇女占有了更多的财富。
　　然而，当时的合葬墓所表现的情况，更直接他说明了齐家文化父权制发展的情景。
　　齐家文化时期始终存在合葬墓。合葬制盛行的时期，是在这文化前期的后段。这时期的皇娘娘台墓地第四次发掘出来的合葬墓计有十六座，占同次发掘墓葬总数的25．8％，合葬墓中死者三十四人，占墓地埋葬人数的42．5％。在此之前的柳湾墓地，合葬墓只占墓葬总数的约6．7％，占墓地埋葬人数的13．7％。齐家文化后期的秦魏家南墓地，合葬墓占墓葬总数的18．1％，墓内死者占埋葬总人数32．2％。同时，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是以成人合葬为主，其次为成人与儿童合葬，再次是儿童合葬。在皇娘娘台墓地中，这三种形式的合葬墓依次的比例为78．9％、15．7％和5．2％。其中的儿童合葬墓只见于齐家文化的前期。在成人合葬墓中，又以成对成年人合葬为主。柳湾成对成年合葬墓占成人合葬墓总数约94％，皇娘娘台占80％，到了齐家文化后期，成人合葬墓就只有成对成年合葬墓这种形式了。
　　柳湾被确定了年龄、性别的成对成年人合葬墓中，除一座为两代妇女合葬墓外，其它六座均为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后者可分为如下两种情况。
　　其一，是M1061、M1161、M314和M1112，这回墓中的男性都置于棺内，女性均放在棺外，有的还侧身，下肢微曲，被置于棺侧下方，左腿压于棺下。
　　其二，为M63和M1325两座。M63为同棺合葬，M1325为异棺合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然而，这类墓葬的男性，却拥有较多的随葬品。M63随葬陶器九件、石凿一件。除两件陶器置于两人的头上方外，其余七件陶器及一件石凿，分置于男性左侧和腰部。
　　柳湾未确定性别的成对成年人的五座合葬墓的情况，均同于前述一类，都是只有一人具有葬具，另一人无棺木。可见，这里合葬墓所表述的是夫尊妻卑的关系。
　　这种夫尊妻卑的状况，随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皇娘娘台M52、M38、M76三墓，秦魏家北、南两墓地的M108、M105及M124和M95、M50及M18六座墓葬的两位成人死者，经鉴定均为一男一女。柳湾合葬墓中夫妻所处方位尚未固定，在皇娘娘台及秦魏家则已成定制。皇娘娘台是夫左妻右，秦魏家固定为妻左夫右。这三处墓他的合葬墓中的丈夫，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妻子则侧身屈肢，面向丈夫。
　　皇娘娘台还存在三座成年男性带着两位成年女性的合葬墓。这些墓葬中的成年男子均仰身直肢位于墓穴中部。两侧的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双手屈于面前，显示侍奉、屈辱的状貌。仔细观察，可知二女子的情况还略有区别。M24右侧女性腰间随葬残铜锥一件，右臂肘配戴一件石壁，颈项佩饰钻孔绿松石小珠数枚，而左侧女性仅颈项佩饰数枚钻孔绿松石珠；M66左侧女性身上有石壁二件，蹲在右侧的女性一无所有：M48两位女性骨架上均有红色颜料，但右侧女性较年青。据此可推定墓中的一位女性当是男子的妻子，另一女性则是男性的妾（图4-28）。
　　齐家文化的绝大多数成人合葬墓内的死者，均实行一次葬，
　　图4-28皇娘娘台M48合葬墓同时埋入墓穴，故他们当是在相近时间内死亡的。合葬墓数量众多，且女性地位卑下，难以把她们和男子同穴的原因，说成是诸如同时病故。无疑，这类合葬墓中的女性，当是妻妾殉葬制下的牺牲品。个别墓中的女性的葬式，还透露出她在殉葬时作过一番挣扎的情形，例如皇娘娘台的M76，墓中女性似经捆绑后仍作过挣扎，以致下葬时，悖于同类墓惯例，背向左侧的男子，双手并拢举于前方。
　　可见，至齐家文化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夫权已达到史前时代至极的程度。然而，夫权只是父权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父权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对妻子以外的亲属的控制。
　　柳湾M979和M1179分别合葬四人和五人。两墓中的（1）（为发掘时骨架编号）均被确定为成年男往，皆为一次葬。M1179（1），居棺内，仰身直肢，头向北，位于墓穴正中，（2）—（4）均尸骨不全，为二次葬，分置于木棺的东西两侧。M979（1），仰身直肢，头向北，居棺内且位于墓穴当中，（2）—（5）尸骨残缺不全，当为二次葬，被分别置于棺之两侧。两墓显示的一次葬者和二次葬者的现象，尊卑分明。同时，M979内其他三人的年龄、性别被确定为（2）18—22岁的男性，（3）10岁男性，（4）7岁男性，显然，当是家长带着先于他死亡的家族成员的合葬墓。
　　在柳湾墓地以后的时间中，父权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秦魏家南墓地的M6及M51反映了这类情况。这两墓均为成年人和小孩的合葬墓，皆为一次葬。两墓成年人的年龄都是36—55岁的男性，小孩皆为6—7岁。无疑，当被认为是父辈和其子女的合葬墓。墓中的成年人的葬式都是仰身直肢，小孩均为侧身屈肢。其实，这类父尊子卑的情况，早在皇娘娘台墓地也有相同现象的表现。这里的M27中的成年人及小孩的葬式，分别也是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
　　总之，齐家文化已是父权窒息着人们的时代。
　　齐家文化居民死后均被埋入一定的公共墓地。这些墓地或如皇娘娘台那样，被分割成若干区块，或如秦魏家南、北两墓地一样，被分成若干排列和墓组。《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这类制度当起源很早，在本书谈到半坡类型墓地时，已指出当时已有一定的规划墓地的制度。从带有年代关系标志的《秦魏家北墓地平面图》①可以看出：（1）同一段的墓葬，在排列的位置相对集中，例如一排北头两座都是I段，自此往南依次排列的五座，均属Ⅱ段；（2）同排在位置上联接的墓葬，北头的年代一般早于南头；（3）二排的，墓葬，从位置上看，似可分为三组，即M124、117和125各为一组，剩下的位于它们中间的八座墓葬也是一组。组间的空间距离，较同组诸墓葬间的间距大一些。从年代上看，如把（1）、（2）两点现象结合起来考虑，也可将这排分拆成三组。可见，如暂不考虑M122的话，似可将北墓地分为排列位置联接和年代早晚基本衔接的四个墓组，即：一排及二排的M124、117为一组；二排的中部，即除去两头的M124、117、125后，剩下的八座墓葬为二组；二排的M125和三排北边的九座墓葬为三组：三排南头的M132、128当列为四组。只有依据某种规则或成例进行预先规划，才能形成这样排列有序的墓地。
　　墓地的统一与分割，是死者生前社会组织的联结与区分，统一和分化的形象反映。共处一考古文化墓地的死者，生前当是同一人们共同体。分割皇娘娘台墓地的区块、秦魏家南墓地的排列及这里所说的秦魏家北墓地的墓组内的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都是在以墓地为代表的共同体内、较小的次一组人们共同体。这样，秦魏家北墓地死者生前所在的社会组织，是分成墓地和墓组所反映的两级组织。
　　关于墓组的情况，还需要作些说明：（1）第四墓组的墓葬，数量少，且无皿段墓葬，和一至三墓组比较，可说它不是一完整的墓组；（2）一至三墓组的墓葬及死者的数量分别为丸座（12人）、八座（11人）和十座（10人）。这约略相近的情况指明，这三个墓组所代表的共同体的人口数量基本相同。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于相同的时间内，只有人口数量接近的单位，死亡的人数才能相近；（3）一、二两墓组各自在同一段别内，均只有一座夫妻合葬墓。这说明墓组所代表的共同体在同一年代内，只有一人才享有妻子殉葬的权利。这些墓组死者的人数，和在同一年代内只有一人能享有妻子殉葬权利的情况，很像民族学中所说的父权制家族。如是，墓地所代表的共同体，则是高于家族的氏族了。秦魏家北墓地所表述的共同体，当是由四个家族组成的氏族了。
　　父系家族“包含三代到四代同为一位父亲的后嗣的近亲，也包含这些人的妻和子女，有时更包含女婿以及其他被收入家族中来的亲属”②，即是由若干对过着单偶婚制（有的多妻）生活的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亲属集体。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父权制家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①。齐家文化的居民，已把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了恩格斯所说的罗马式的父权制阶段。
　　②《世界考古学大系》第5卷，东■■■，I（先史时代），图版92、94、96— 98；彩版3，平凡社，1960年。
　　③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 12期。
　　①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1期。
　　②《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满洲国古迹古物调查报告，第五编，1943年。
　　①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 县莱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②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该文说的“兴隆和上齐家遗存是目前能推知的齐家文化的较早源头”，兴隆和上齐家遗存的 文化面貌、性质，同于后来发表的、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菜园村遗址。
　　①张忠培、李伊萍：《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一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④ BoSommarstron：《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期，1956年；《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① BoSommarstron：《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期，1956年。
　　①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文 物》1978年第3期。
　　①华泉：《中国旱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② R.T.Tglecole：《A HistoryofMetallurgy》，London，1976。
　　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1984年。
　　①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
　　①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③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 第2期。
　　④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 出版社，1984年。
　　⑤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的研究》（未刊）。关于半山、马厂两类型的分期，均 采用此文的论点。
　　①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②甘肃文管会，《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①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部柳湾 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①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一2期。
　　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筒报》，《文物》1988年第9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8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第5期；钟佩、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第5期。
　　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 墓地发掘简报》图七：8，《文物》1988年第9期。
　　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图二四：2，图二 三，《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④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土谷台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图版拾 玖之1、7，图九之6，《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⑤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图六，图版壹 之2，《考古》，1987年第8期。
　　①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图版拾壹之5，《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①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组：《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组：《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①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又《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197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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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东南与华南 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
　　中国的东南与华南包括今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和广西各省，以及浙江、江西、湖南备省的偏南地区，面积有七八十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处我国的最南部，北回归线横穿其间，因而气候比较炎热，五岭以南几乎全年无冬。又因靠近海洋，受季风影响甚大，雨量十分丰富，年雨量多在1500毫米以上，属亚热带一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这里的地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海岸线长，岛屿众多：二是丘陵纵横，平原甚少。本区不但海岸线长，而且多是岩岸，港湾甚多，加上就近有很多岛屿，包括我国最大的两个岛台湾和海南岛在内，使得本地的许多居民长期与海洋打交道，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在史前时期，已有许多居民采食海贝等物，从而在海边、河口形成了许多贝丘遗址，是海洋文化的最早的遗存。
　　这里的丘凌多在海拔1000米以下，主要山脉有武夷山、罗霄山和南岭等，还有很多较小的丘陵。丘陵地区坡缓谷宽，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史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因地形过于分割。彼此不相连续，又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所以本区的史前文化也被分割成许多小区。这些小区往往围绕着一条小河和海岸小平原发展起来，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许多古代的国家，史称百越，包括钱塘江流域的于越，瓯江流域的东瓯，闽江流域的闽越，珠江流域的南越，西江中游的西瓯和红河流域的骆越等，此外在山区还有山越。因此东南和华南的史前文化实为百越先祖的文化②。
　　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居住。广东曲江曾发现属早期智人的马坝人的化石，广西柳江则发现了属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其体质特征已接近现代蒙古人种。台湾也发现过属晚期智人的左镇人。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则更是遍及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省区。
　　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华南有非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它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以独石仔、黄岩洞、青塘圩和大龙潭为代表，后段以甑皮岩和仙人洞为代表。至于西樵山的细石器遗存，则可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
　　西樵山细石器遗存西樵山位于广东南海县，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一座孤立的古火山。该山周围约13公里，有许多小山峰，主峰海拔354米。从1955年以来曾在此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试掘，发现有20多个地点有文化遗存，但大多年代较晚，只有火石岗、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可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是中石器时代的①。
　　在西樵山东麓，北起火石岗，经旋风岗、南蛇岗向南至张坑一带的山坡上，有许多燧石、玛■等硅质岩石料，火石岗的南坡更是燧石、玛■的丰富产地，它们是制造纲石器的理想原料。在太监岗南坡进行试掘，发现有合细石器的原生文化层，其中出土细石器石核、小石叶和石片石器。在火石岗、太监岗、南蛇岗和旋风岗也都分布着许多细石器。由此可见西樵山可能是一个细石器的制作场，也是使用细石器人民的一个文化遗址。
　　西樵山的细石器制品至今已发现一千多件，包括石核、石叶、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其制作方法大体上接近于陕西沙苑石器和内蒙古海拉尔松山的石器，但缺乏尖笔头式石核，也没有圆刮器、雕刻器、石镞和石钻，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亦为华北细石器遗存中所未见。可见西樵山细石器还有自己的明显特点。
　　独石仔和黄岩洞在广东和广西的丘陵地带喀斯特地形非常发育，有很多天然的石灰岩溶洞，其中育不少适于人类居住。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就是在这种洞穴中发现的，独石仔和黄岩洞都属于这样的洞穴遗址。
　　独石仔位于广东省阳春县城北30公里，洞口朝东，高出当地河面约10米。洞内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均出有数量不等的文化遗物①。这里出土石器二四三件，其中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和许多石核与石片。磨制或局部磨制的仅十六件，包括石斧和穿孔石器等。此外还有骨镞、骨锥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以及炭屑、灰烬、烧骨和烧石，有些地方还有大量的螺蚌壳。由此可知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软体动物。
　　黄岩洞在广东省封开县东北60公里，高出当地河面15米①。该洞曾多次调查发掘，发现石器一二二件，绝大部分为打制的，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此外还有石锤和石核等。磨制石器仅见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从制法和种类来看，均与独石仔大致相同。与石器同出的其它遗存包括人颅骨化石、大量动物骨骼、螺壳蚌壳、炭屑、灰烬等，其经济和发展水平都应和独石仔相近。
　　这两处遗址唯一可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几件磨制石器，比例不及打制石器的十分之一，且磨制和作孔均很粗糙。这里没有发现任何陶器，也没有发现原始农业和养育业的痕迹，因此它们的发展阶段应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新石器时代的开头。独石仔上层螺壳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2950±300年，黄岩洞贝壳有两个碳14年代数据，分别是公元前9980±200年和公元前9000±300年①。但石灰岩地区贝类碳14年代往往偏老，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青塘圩和大龙潭青塘圩原属瓮源县，位于县城西南44公里，后划归英德县管辖，滃江和青塘河流贯其间，该处有许多石灰岩小山，高50—100米不等。山多溶洞，在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和狮头岩黄岩门1—4号洞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①。这些洞中的堆积多数为微红色或灰色的半胶结文化层，内含大量田螺壳动物碎骨、烧骨和炭屑等，也有个别人额骨和股骨碎片。所出石器多打制，器形有斧、锛、砍砸器、刮削器、石砧、砺石等，也有个别局部磨制的石锛。同出少量陶片，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颜色不纯，有红、灰、黑等色，表面饰细绳纹等，有的似有红赭色陶衣。
　　大龙潭位于广西柳州市南郊，离市区仅1．5公里。遗址位于龙潭山南名为鲤鱼咀的岩厦处，岩厦高8米，深约2．5米，大龙潭潭水即在前面流过。遗址长约10米，宽5—8米，面积约60平方米，有两层文化堆积①。上层为灰褐色土，含大量螺壳和动物骨骼；下层为黄褐色土，含大量贝壳和动物骨骼，土质已部分胶结。两层都有许多文化遗物出土。
　　下文化层内有两处灰烬堆积，中有烧骨、螺壳和红烧土，是固定烧火的地方。下文化层上部发现至少代表六个个体的人骨，当为墓葬。人骨蜷曲，似属蹲葬和跪葬（图4-29）。本层石器绝大部分为打制，除石核、石片外，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有三十件为近细石器的燧石刮削器。磨制石器仅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同出骨锥、骨针、骨刀和八块陶片。陶片有红黑
　　图4-29柳州大龙潭墓葬平面图两种，质软，饰粗细绳纹（图4-30）。
　　这层的石器从制法到类型都同独石仔和黄岩洞相近，只是新出现了极少的陶片，因此总体文化特征同青塘圩更加接近。关于这层文化的年代共测过四个碳14年代标本，其中两个是测的螺蛳壳，分别为公元前19070±450年和公元前16610±30年；两个人骨的标本分别是公元前9500±150年和公元前8560±150年①。由于石灰岩地区贝类的碳14年代一般偏老，而人骨
　　的年代则是比较可靠的，故知华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尚没有陶器的独石仔、黄岩洞在内，大致为公元前10000年至前8000年左右。
　　豹子头贝丘遗址群在广西南宁地区的邕江两岸，分布着许多贝丘遗址，其中较重要的有豹子头、敢造、西津等十四处②。位置多在大河拐弯处，或在大小河汇合的三角咀上，依山面水，遗址高出河面3至20米不等。豹子头在邕江大拐弯的北岸，高出水面约15米，地表有大量灰白色螺壳堆积，从被河水冲刷的断崖来看，螺壳堆积厚约3米，其中发规许多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骨骼。敢造发掘的一条探沟中发现人骨十四具，未见墓塘，有蹲葬、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有的人骨较乱，葬式不明。一般无随葬品，个别的头骨旁有骨等。在西津发掘144平方米，发现人骨一百多具，也无墓塘。绝大多数都是蹲葬，发现时头骨坐于四肢骨上，上肢骨屈向胸前，下肢骨作蹲踞式，成抱膝状。此外还有少数仰身、俯身和侧身屈肢葬者。又在长塘发掘的一个探方中发现十五具人骨，也是卷曲很甚，其中两具周围撒赤铁矿粉，一具用石子围成墓塘，一具用螺壳垒成墓塘，一具手握蚌器，一具人骨上有一牛腿骨。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但制作不精，大部分留有天然岩面或打击疤痕，器形有斧、锛、凿、刀、矛、杵等，显然比大龙潭等处的石器要进步得多。此外还有骨角器和蚌器等。陶片甚多，但无可复原者。多为夹砂粗陶，以灰褐色和红褐色为主，也有黑色的。多泥条盘筑，多饰粗细绳纹，有的内壁也有反绳纹。器壁较厚重，器形大抵多直口鼓腹圆底釜和圜底钵。
　　豹子头曾测定七个碳14年代数据，其中六个系螺壳标本，测得年代在公元前8785年至前7675年之间，显然偏早。另一兽骨的数据是公元前3205±300年，似又偏晚。
　　甑皮岩和仙人洞甑皮岩在广西桂林市南郊、距市中心约9公里的独山的西南麓，为一洞穴遗址③。该洞高8米，宽13米，离现在山脚高约5米，洞左后侧有一含水充沛的地下溶洞。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约分两层，中间有钙华板隔开。洞内有火
　　图4-31甑皮岩墓葬分布图膛、烧火堆和一个灰坑，洞内后部有一堆砾石和一些稍经打制的半成品。洞内还发现十八具人骨，多为蹲踞葬，也有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的。其中有六人头骨穿孔，二人有撤赤铁矿粉的痕迹，一人随葬两件蚌刀（图4-31）。出土石器中打制和磨制大约各占一半，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砧、杵等，磨制石器有斧、锛、矛、穿孔器和砺石，其中有不少是通体磨光者。同出骨器有鱼镖、锥、针、笄、镞，蚌器仅刀一种（图4-32）。陶片甚多，多为红色，其次是灰陶，均有泥质和夹砂之分。多饰绳纹，也有少量划纹和席纹。器形可辨者大约有釜、罐、钵等，还有少数三足器。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和螺蚌壳。其经济当以狩猎、采集为主。同出的动物骨骼中有不少猪骨，经鉴定应为家猪，这是我国最早的家畜遗存。
　　仙人洞在江西省万年县大源镇，是一处洞穴堆积，1962年和1964年曾作过两次发掘。①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下层发现烧火堆十处，灰坑三个。出上石器中磨制与打制者大体相当，磨制石器有梭形器和穿孔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另有石核和石片。骨器较多，有鱼镖、锥、针、镞、凿等，另有角凿、牙刀和较多的穿孔蚌器。陶片也较多，主要是夹砂陶，颜色不纯，大部分饰绳纹，有的里外都有绳纹，有的绳纹上加网格形划纹，有的在器口戳印圆窝纹。器形主要是圜底釜一种。
　　上层器物较少，陶器中除夹石英砂粒者外，又有夹蚌壳末者，石器制作亦略显进步。从总体特征来看，仙人洞的上下层文化大体相当于甑皮岩的上下层文化。
　　甑皮岩曾测过许多碳14年代数据，其中以螺蚌壳为标本的共九个，年代在公元前9360年和前7020年之间；用骨骼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7150±250年和前563O±410年；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是公元前7050±150年（下层）和前5730±150年（上层）。仙人洞上层蚌壳的碳14年代是公元前8920±240年，下层骨骼的碳14年代是公元前6875±240年。
　　从文化特征来看，甑皮岩和仙人洞下层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磨制石器和陶器都已显着增加，还出现了家畜饲养，这是比前段进步的地方。但其经济的主要成份仍属狩猎采集这种攫取经济的范畴。这个阶段的年代，从各种碳14实测结果来推算，大约为公元前8000年至前7000年左右。
　　沿海地区的早期贝丘遗址在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原称东兴县）临海河口的小山岗上，有亚菩山、马兰咀山和杯较山三处贝丘遗址，前两处并经过试掘②。三处都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出土石器绝大部分是打制的，其中有蚝蛎啄、砍砸器、网坠、手斧状石器和三角形石器等。有些蛋圆形或近球形的砾石上常有敲砸痕迹，可能也是砸击贝壳的工具。磨制石器仅见斧、锛、凿等，还有磨盘和石杵，但数量都很少。骨器有锥和镞，蚌器有铲，还有一种穿孔蚶壳，可能是做网坠用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遗址中出土陶片不多，夹砂或蚌末，颜色不纯，有红陶和灰黑陶等，上饰绳纹，也有划纹。器形可辨的多为釜、罐之类，均为圜底。
　　广东省潮安的沿海地带也曾发现一些贝丘遗址，其中主要有陈桥村、石尾山和海角山三处①。这些遗址中都有大量的斧足类和腹足类贝壳，其中陈桥村距海岸稍远，仍主要是海贝堆积，以牡蛎壳为最多，另有少量淡水产的蚬和蚌，还有为数极多的鱼骨和海龟、海鳖的遗骸。陆生动物有牛、鹿、猪骨等。这些遗骸最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动物。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是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以打制的为主，种类有蚝蛎啄、砍砸器、敲砸器和手斧形器等，磨制石器仅锛一种，上面仍留有部分打制痕迹，骨器为数甚多，制作精致。有斧形器、三角形刀、锥、镞、针等，还有不少经过加工的骨料。陶片多夹砂或掺贝壳末，火候甚低，多外红内灰，饰绳纹、划纹和蚶壳压印纹，有的口部涂赭红色带，器形可辨的有釜、罐、钵等，均为圜底。
　　石峡文化
　　发现与分布石峡文化是因广东省曲江县石峡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遗址位于县治西南2．5公里马坝人洞穴所在的狮头山与狮尾山之间，因是两座石山之间的峡地，故名石峡，这个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1973—1976年进行发掘，发现了大批墓葬和富有特征的器物，因而被称为石峡文化①。
　　石峡文化主要分布于广东省的北江与东江流域，过去发现的曲江坭岭、葡勺山下层、始兴新村、河源上莞墟、宝安大石寨、龙川坑子里等地，都有石峡文化的遗存。
　　关于石峡文化的年代目前研究尚不充分。石峡遗址的墓葬曾被分为三期，其中一期的M79碳14年代为公元前2730±155年，三期的M43出土木炭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2865±185年。前后颠倒。另有期属不明的M26（一说属三期）碳14年代为公元前2480±150年①。比照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良渚文化和樊城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石峡文化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左右，当属铜石并用时代。
　　生产工具和武器石峡文化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几乎都是石器（包括部分玉器），陶器仅纺轮一种。未见骨角牙蚌器，可能与酸性土壤不易保存有机质材料有关。
　　石器大多通体磨光，并且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许多器物棱角分明，线条刚直，器身薄而均匀，有的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穿孔多为两面钻，也有单面钻的。石器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图4-33）：钁：是石峡文化特有的工具。长身、弓背，两头有刃且不对称，一头较短较窄，一头较长较宽，形制很象现代的丁字镐，当是挖土的利器。
　　斧：全部为穿孔扁斧，一般器身扁薄，上穿一孔。未见黄河、长江流域普遍使用的那种剖面呈椭圆或长方形的厚重石斧。
　　锛：多为近长方形的梯形锛，有长短两种。
　　有段锛：它是东南沿海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二十九件。
　　有肩锛：它是华南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八件。
　　图4-33石峡文化的工具和武器1．钁；2．斧；3.5．锛；6.7．有段锛；8．双肩锛；9—11．凿；4.12．钺；13—16．陶纺轮；17—19．石镞。
　　凿：体形窄长，有普通凿、有段凿和圆凿三种。后者是石峡文化所特有的，可凿圆孔。石峡M47曾出土大小四件一套圆凿。墓主人当为一专门的木作工匠。
　　钺：多梯形斜弧刃，器身扁薄，有的是用玉材制作的。还有少数有肩石钺，其造型已与商周时期的铜钺十分接近。
　　镞：数量甚多，仅石峡就有五七四件，剖面呈菱形，多数有铤。
　　陶质生产工具仅见纺轮一种，制作精致。形制多样，有的上面戳刺美丽的花纹。
　　稻作农业遗存在石峡文化的遗址中，曲江石峡和泥岭均曾发现稻谷遗存，以石峡较为丰富。石峡下文化层中有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墙壁涂料）中，或灶坑边烧过的硬土块中，有许多稻壳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发现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都是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中随葬稻谷或稻米，发现时已与泥土凝结成一立升左右的团块①。根据鉴定，这些稻谷和稻米均属于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而以籼稻为主。鉴于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且大小不一，反映当时品种不纯，种植技术还比较原始。
　　除稻谷外，石峡遗址中还发现了山枣核和桃核，反映当时还存在一定的采集经济成份。
　　日用陶器 石峡文化的陶器比较发达，有泥质和夹砂两类，前者多灰褐色和灰黄色，后者多灰褐色，也有少量红陶、黑陶和白陶。大多数陶器是轮制或模制的，或者是轮模合制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陶器是素面无纹的，其余陶器或饰绳纹，或饰附加堆纹、划纹与印纹。釜和釜形鼎常饰绳纹，壶、罐、釜、鼎常有附加堆纹，豆、盘等圈足器常有搂孔，瓮、罐、豆、鼎有时有几何形印纹。
　　陶器造型的突出特征是圈足器、三足器和子母口特别发达，圜底器较少，只有个别的平底器。器盖甚多，一般无把、无耳、无咀、无流，只有少数双鼻。陶器种类虽较复杂，但最主要的只有釜、鼎、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五种。其次是壶、罐，甑、鬶、杯、盂、瓮、觯形器等都很少（图4—34）。
　　图4—34石峡文化的陶器1．2．盘形鼎；3．4．釜形鼎；5．白陶鼎；6．异形鼎；7.盆形鼎；8．釜；9．甑。
　　釜为侈口扁腹圜底，多饰绳纹，有的底部有烟。
　　鼎有三种，即釜形鼎、盆形鼎和盘形鼎，以后者为多，其差别可能是用于炊事上的具体功能不同所致。
　　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乃是主要的炊器。
　　装饰品和宗教用品石峡文化中所出装饰品和宗教用品比较复杂，有琮、璧、瑷、璜、玦、环、管、珠、坠饰、圆片饰、鸟形饰和松绿石饰等。原料多为软玉和近玉的美石，加工比较精细，多为较大墓葬的随葬品。
　　埋葬习俗在石峡共发现墓葬六十四座，分布密集，有不少互相叠压或打破的情况。墓葬形制单纯，基本上只有长方形竖穴一种。比较特别的常在墓底抹草拌泥，其中夹杂有稻壳和稻草屑，有时四壁也抹草泥。其次是入葬前将墓穴烧烤，不少墓边被烧成红色。墓坑多东西向，未见葬具，只有个别墓中堆放大量石灰岩石块。
　　埋葬方式分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人骨多已朽坏，仅个别保存完好。例如M70是一座较大的墓，长3．1、宽1．1、深0．37米，人骨头部朝东，仰身直肢，经鉴定为一40多岁的女性。她的前额有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痕，左翼部有一穿孔的伤洞。墓中堆放大量石块。二次葬墓一般较深，约0．8—1．2米，周围墓壁经火烧烤，形成2—3厘米厚的红烧土，墓底或填土中常见木炭、竹炭和烧土块。二次葬的尸骨多放置在墓底东南隅，仅三座在东北隅，上面或附近往往撒放赤铁矿粉。这种墓一般有两套器物，一套是随入骨迁来的原一次葬时的器物，陶器多破碎残缺，分散在墓底或填土中；另一套比较完好，摆放整齐，是二次葬时的随葬物品。同墓地中有些一次葬墓骨骼零乱不全，器物破碎残缺，应是二次葬时被迁走的墓。这种二次葬制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见的二次葬方法，是石峡文化特有的葬制（图4—35）。
　　图4—35石峡墓43平面图1．二次葬尸骨位置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以随葬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同时有较多的装饰品。大小墓有明显的差别，大墓随葬品一般在六十件以上，最多达一百一十多件，小墓则仅数件或一无所有。M43是较大的一座，长2．62、宽1.19、深1．15米。一次葬时的器物迁来散放在墓底，多已破碎残缺，其中有釜形鼎、盘形鼎、甑、罐、三足盘、豆、夹砂盖豆、器盖和锛、凿、镞、石片等。迁来的尸骨放在东头偏南一次葬陶片上，二次葬陶器及其它器物则放在墓中一次葬陶片上，其中有釜、釜形鼎、盘形鼎、圈足盘、豆、夹砂盖豆、夹砂罐等陶器，有穿孔扁斧、钁、锛、有段锛、有肩锛、凿、钺、镞等石器，还有陶纺轮及玉璧、玉笄和玉珠等。这显然是一位较富有者的墓葬，既随葬钺，当有一定的军事权力和地位。这是当时社会已明显发生分化的有力证明。
　　同周围原始文化的关系石峡文化不是孤立的，它同周围的原始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首先，石峡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盘形鼎和多种特殊式样的鼎足、鬻和育段石锛等，便和樊城堆文化的清江筑卫城下层和修水山背的同类器十分相似；特别有趣的是石峡M54出土的一组器物，竟和山背跑马岭 1号房子的一组器物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种情况表明，当时通过北江到赣江的河谷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孔道。
　　石峡文化同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双鼻壶、玉琮、王璧、穿孔扁斧和有段石锛等，都是良渚文化中常见之物。特别是其中的玉琮和双鼻壶，与良渚文化同类器几乎没有区别，显然是良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至于石峡文化同广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文化的关系问题，后文将要比较详细地分析，此处从略。
　　西樵山文化
　　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前面已经讲到广东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文化遗存问题，实际上西樵山的大部分文化遗存是以双肩石器、大型打制石器、绳纹陶或几何形印纹陶为特征的，年代比细石器遗存要晚得多。
　　这些遗存分布在山岗上和西、南、北三边的山麓，山上地点往往在霏细岩露头的地方。在主峰大科峰以西的云路村附近发现了七个洞穴，它们均处于霏细岩脉上。其中最大的滴水岩纵深37米，洞壁上到处有火烧的痕迹以及人工剥离岩石的痕迹，洞里和附近的山上堆积着大量人工打制的霏细岩碎屑。经过试掘的虎头岩洞穴内，堆积着1米多厚的霏细岩碎屑以及炭渣、灰烬和烧石等。根据这些痕迹推测，当时可能是烧热岩石然后浇水使其炸裂，再撬下石块来制做石器的，由此可见西樵山是一个大型采石场遗址。
　　在西樵山发现的二十多处石器地点中，大部分都堆满人工打制的石片碎屑，还有不少石器的半成品或残次品。器形有双肩的斧、锛、铲等，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用霏纲岩、细砂岩、石英砂岩制作的各种锛、凿等。这些成品半成品或残次品等大约有三四千件，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一二十件。比照同时期的其它遗址多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情况，这里显然是个大型石器制造场和粗加工的场所。
　　在这样大规模的遗址群中，至今只发现少数几处有明确的文化层，但堆积很薄，范围又小。保存最好的镇头西坡也只有长20多米、厚约1米的文化层，主要是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各处发现的陶片也很少，加在一起不过一、二百片。这些情况也证明西樵山主要是采石场和石器制造场，而不是一般的聚落居址。
　　根据西樵山的地理位置及西樵山石器的分布情况来看，这里的石材和石器主要是供给珠江三角洲各小岛的渔猎采集民使用的。从西樵山没有一般的永久性聚落居址而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化层来看，可以断定西樵山并没有居住着一个专营采石和制作石器，并同其它地方进行交换的社群或部落团体：而是由各地的渔猎采集民随时到西樵山采石制器，然后把成品或毛坯带回各地。离西樵山近的可能当天就返回了，离得较远的可能要住几天。他们要生火要吃饭要使用少量陶器，这就是西樵山为什么会有少量文化层，并且只有少量文化层的原因。
　　西樵山出土的陶片尽管很少，俚对于确定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十分重要。这些陶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褐陶，常饰绳纹和刻划纹；另一类是几何形印纹陶。比照西樵山周围同类遗址的分期情况，前一类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一类至少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
　　杨式挺将西樵山和珠江三角洲的许多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是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制造的各种有肩石器）及陶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个古文化遗址的群体，应当命名为西樵山文化①。据国前所知，这个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所谓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大约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以内。这里数千年前大概还只是珠江口外的一些小岛，故遗址一般都呈小岗，并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其中经过发掘的比较重要的遗址有佛山河宕、南海灶岗和鱿鱼岗、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深圳小梅沙、香港深湾和南丫岛多处。但若只是以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为标准，则其范围可扩大到整个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面积达3．4万多平方公里。由于这些地区的遗址多未经过科学发掘和详细研究，也不大了解西樵山文化周围其它原始文化的情况，所以暂时还无法肯定这些地区是否都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的范围以内。
　　杨式挺将西樵山文化分为三期：早期以西樵山细石器遗存为代表，中期以饰绳纹、划纹的夹砂褐陶为代表，晚期以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但他又说将来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则不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内。其实这类遗存即使没有那么早，因它与后两期的遗存差别太大，看不出有多少共同特征，也不宜算作是同一文化的遗存。职此之故，这里所说的西樵山文化只包括杨文的中晚两期，并且为了方便起见，将中期改称为早期。
　　早期遗存目前发现较少，主要有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南海观音庙口、深圳小梅沙和香港深湾F层等，西樵山出有肩石器及绳纹、划纹粗砂陶的遗存即属此期。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三层贝壳测定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417O±140年（经树轮校正），可供本期年代的参考。
　　晚期遗存比较发达，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和第7、10、11、12等地点、金兰寺中层、河宕、灶岗、就鱼岗等处都是。所测碳14年代数据也较多。如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贝壳为公元前3710±12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灶岗贝壳为公元前4090±140年，河宕两个人骨标本分别为公元前1950±100年和公元前2250±100年，高要茅岗两个木炭标本分别为公元前2340±150年和公元前2785±140年。如果把贝壳标本测年一般偏老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晚期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7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年代。
　　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少量骨角牙蚌器。
　　以霏细岩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出土的多打制的半成品、残次品，也有一部分磨制较好的；其它遗址中则以磨制为多，包括通体磨光和只磨刃部者。器形以锛为多，其次是斧，也有一些似铲者。此外还有一些梯形的或有段的斧、锛、凿，甚至还有一些既有肩又有段的石器（图4—36）。根据各遗址石器的统计资料，
　　图4—36西樵山文化的霏细岩石器1．锛；2．3．5．双肩锛；4．双肩铲；6.双肩斧。
　　（1．万福庵；2．金兰寺；3．5．高要；4．西樵山；6．南海藤涌岗）
　　西樵山文化中有肩石器约占60％，早晚都有；有段石器只出现于晚期，且数量要少得多。这同石峡文化中有段石器远多于有肩石器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
　　在西樵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还曾发现石镞、骨镞。穿孔蚝壳。还有一种甚粗的穿孔骨针，似为织鱼网的工具。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
　　经济生活西樵山文化的分布区全部位于珠江三角洲，现在是河道纵横的低洼平原，稻作农业和桑蚕业十分发达。但在数千年前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西樵山文化的遗址一般不在平地而是在一些小岗子、土墩或沙洲上，贝丘和沙洲遗址约占一半，出土贝类和其它水生动物大部表现为海生或河口型。其中有马来鳄、硬头海鲶、断斑石鲈、海豚、大魟鱼、丽蚌或河蚌、蓝蚬或河蚬、蚶、牡蛎、螺壳等。陆生动物则有象、牛、猪、弥猴等。说明当时陆地远没有现在多，大部分是小岛、沙洲，从而人们的生计只能以渔猎、捕捞业为主，而很少见到农业的痕迹。生产工具中缺乏明确的农业工具，而多半是手工工具和渔猎工具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与石峡文化以农业为主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日用陶器西樵山文化的陶器种类少，数量也不算多，这是农业经济不发达的又一表现（图4—37）。早期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红陶也占一定比例。一般为手制，纹饰在夹砂陶多绳纹、划纹，有时有篦点纹：泥质陶则多素面，同时有彩陶和镂孔。彩陶多用红色或赭色在原色底子或白衣上绘成，母题多横带，平行线纹，或似波浪纹等。多圈足器和圜底器，也有少数平底器。器形有釜、罐、钵、圈足盘、豆、杯和器座等，其中以圜底釜和圈足盘为最多，其它器物为数甚少。
　　晚期陶器的主要特点是几何形印纹盛行，泥质陶和夹砂陶都有。除绳纹、条纹、波状划纹以外，大多是曲尺纹、梯格纹、云雷纹、长方格纹等，单河宕就有二十多种。河宕下层还发现过少量彩陶，当属晚期中较早的遗存。这时仍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主要器类是圜底釜、圈足罐、圈足盘和豆，另有少量钵和器座。深圳赤湾等地发现一种粗砂陶的炉箅，据说是烤鱼类用的，当是本地的特产。
　　埋葬习俗早期仅高要龙帆发现一批蹲踞葬，其它遗址发现个别瓮棺葬，无法全面了解其埋葬习俗。晚期墓葬发现较多，图 4—37西樵山文化的陶器早期：1．3．4．盘；2．7．11．钵；5．6．豆；8．12．圈足盘；9．圈足杯；10．釜。
　　晚期：13．14．豆；15．17．釜；16．18．圈足罐。（1．2． 4．7．金兰寺；3．宝安捕鱼山；5．葫芦山；6．高要永山；8．深圳小梅沙；9．12.香港春坎湾；10．11．15.香港深湾；13. 14．16—18．佛山河宕）
　　计金兰寺四座，灶岗六座、鱿鱼岗三十六座，河宕旧墟七十七座。一般东西向，头东脚西，长方形竖穴，有的墓坑不甚明显。河宕中下层经鉴定的墓中，发现成年男性一律头西脚东，女性一律头东脚西。这也许说明当时实行族外婚制，男女属于不同的氏族，因而才有不同的葬法。葬式多系仰身直肢，单人一次葬。河宕有两具人骨相距很近，但不能肯定是合葬。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蹲踞葬，在西樵山文化早期仍存，到晚期已完全绝迹了。
　　大约4O％的墓葬有随葬品，少则一件，多则两三件。随葬器物有陶器（釜、豆或圈足盘、罐和纺轮等）、石器（锛、镞、矛等）和装饰品（象牙镯、骨镯、牙约发、骨梳、佩饰等）。河宕经性别鉴定的墓葬中，女性多随葬陶纺轮，男性则多锛、镞、矛等，表明当时存在着两性间的劳动分工。
　　从总体情况看，西樵山文化的墓葬都很小，随葬品不丰富，墓葬间的差别很小，这又是和石峡文化大不相同的。其所以然者，主要是渔猎经济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只有农业发展起来以后，这种情况才会改变。
　　西樵山文化的居民对河宕人骨的研究表明，西樵山文化的居民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或南部边缘类型，同时有一些同赤道人种相似的特性①。男性平均身高1．66米，女性约1．54米，比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居民都矮一些。
　　考古发现表明西樵山人有拔牙的风俗，其中河宕发现十九例，鱿鱼岗四例，金兰寺有一例。一般拔除一对上侧门齿，也有只拔一颗上侧门齿的。此外，河宕还有五例拔上中门齿或中门齿与侧门齿的，鱿鱼岗有二例拔上右前臼齿。后两种部位的拔牙是其它地方所少见的。《大藏经》五一卷《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鉴真和尚飘泊到崖州（海南岛文昌一带）时，见“人皆雕题凿齿”，应是西樵山文化拔牙风俗的遗留。
　　与石峡文化的关系西樵山文化与石峡文化一南一北彼此邻近，应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二者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经济类型不同，从而限制了相互关系的发展。在石器方面，主要是手工工具比较接近，如都有双肩或有段的斧、锛、凿等，只是比例不同，形状也略有差别。至于石峡文化的专门农具如石钁等，在西樵山文化中根本不见：西樵山文化中一些专门用于渔捞的工具也不见于石峡文化。在陶器方面，二者都有较发达的圈足器和圜底器，但石峡文化多三足器而西樵山文化不见。西樵山文化早期是没有几何形印纹陶的，到晚期则大为流行，很可能是受石峡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埋葬习俗上，两个文化都流行单人葬，长方形竖穴，东西向。但石峡文化特有的二次葬风俗不见于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的大墓与小墓已有明显分化，西樵山文化中目前只发现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迹象。
　　闽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从八仙洞到大坌坑台湾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是从台东长滨乡八仙洞获得的，有人称之为长滨文化。所谓八仙洞包含有三个洞穴：潮音洞、海雷洞和乾元洞。在这些洞内含陶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下，均发现了仅出打制石器和骨器而没有陶器的文化层。三个洞穴共出土打制石器六千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经过加工修理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同出的骨器有一百多件，包括锥、穿眼的针和两头尖的针（钓针或网针）等。此外还有许多动物骨骼和木炭渣等。
　　八仙洞中木炭的碳14年代共测得五个标本，其中一个超过15000年，其余四个距今仅为5000年至6000年间。也许长滨文化本身延续的时期较长，代表着一种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存。
　　在台湾，可以确定为较早的新石器文化被称为大坌坑文化。它是以台北八里乡大坌坑贝丘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这个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西海岸地带，以西南海岸最为密集，东海岸也有零星的分布。主要遗址除大坌坑外，还有台北圆山下层、台南归仁乡八甲村及高雄林园乡凤鼻头等处，大体都属于贝丘遗址。
　　大坌坑遗址出土的陶片多夹粗砂，红褐色或灰褐色，火候甚低，胎壁较厚。多饰绳纹和划纹，有的在口沿涂一圈红色陶衣。器形甚为简单，大致有釜、罐、碗几种。多属圜底，个别的罐有矮圈足（图4—38）。
　　台南归仁乡八甲村所出蚌壳曾进行碳14年代测定，其中标本SI—1229为距今5480±55年，（按半衰期5568±30年计算）树轮校正的年代为公元前4355±160年。
　　壳坵头和富国墩在福建沿海的比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壳坵头和富国墩。壳坵头位于闽江口以南的海潭岛上，属平潭县，1985年进行发掘，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贝丘遗址。出土石器以打制为主，其次是打制后稍经磨制的，通体磨制的为数极少。石器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锛、穿孔石斧和穿孔石刀等，还有数量可观的石球。同出骨器有凿、匕、锥、镞、笄等，还有
　　图4－38大坌坑文化的石器和陶器（台南归仁八甲村出土）
　　1—3．石斧；4—6．石锛；7—10．陶罐残片。用蚝壳制的器具。
　　壳坵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掺粗砂和贝壳末，火候低，颜色不纯。以圜底器为主，其次是圈足器，器形有釜、罐、圈足盘、碗，豆和支脚等。纹饰中多拍印麻点纹和绳纹，其次是贝印纹，即用贝壳边缘压出的花纹，此外还有戳点纹和刻划纹。少数陶器还有红衣（图4—39）。
　　图4—39平潭壳坵头的陶器1．2．罐；3．7．釜，4．支脚；5．8．10．钵；6．圈足盘；9．盖；11．豆。
　　与壳坵头性质相同的遗址还有平潭南厝场，白沙溪头下文化层中也可见到少量与壳坵头类似的文化因素。金门岛上的富国墩遗址则可能是与壳坵头有密切关系的一处遗址。
　　富国墩又名蚵壳墩，是一处贝丘遗址。所出陶片有黑色和红色者，颜色不纯，纹饰中有贝印纹、刻划纹和指甲纹等。其中贝印纹乃用各种不同的贝壳边缘压印出的波浪纹、点线纹和直线纹等，与壳坵头所见十分相似。富国墩遗址的年代，曾用贝壳测得三个碳14年代数据，分别是距今6310±370年（底层）、5800±340年（中层）和5460±320年（上层）。这是以半衰期5568±30年来计算的，若用树轮校正，当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3940年之间，与大坌坑文化接近。壳坵头的年代也应与此相当。
　　昙石山文化
　　发现与分布昙石山文化是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遗址位于闽江下游，是一个高出江面20余米的长形土岗，旁边是闽江的冲积平原。1954年至1965年对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②，1974年又进行了第七次发掘①。昙石山有三个文化层次，中下层是贝丘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上层属青铜时代。一般认为昙石山文化仅指中下层的文化遗存。
　　现知昙石山文化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及沿海一带，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除昙石山外，还有闽侯庄边山下层、溪头下层①和福清东张下层等处。在闽西北的清流、光泽和闽东的霞浦等地也发现过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陶器，当是昙有山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
　　生产工具和经济昙石山文化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贝制器物（图4—40）。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但精磨的很少。器形
　　图4—40昙石山文化的工具和武器1—4.石锛；5．石镰；6—8．蚌铲；9．骨笄；10—16．骨镞；17．18.石镞：19．陶网坠；20．21．蚌刀；22—24，陶纺轮。
　　有锛、斧、凿、铲、镰、刀、钺、镞等。锛的数量最多，一般为长方形，横剖面呈梯形、长方形或三角形，后者是昙石山文化中特有的形制。没有发现有段石锛，只有个别的有脊石锛。过去认为有段石锛是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值得商榷。骨器主要有镞、凿、锥等。所谓贝制器，主要是牡蛎壳磨制而成，有的有两个穿孔，似可作铲用。陶质工具有纺轮、网坠和圆陶片等。
　　从昙石山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经鉴定有印度象、叶猴、棕熊、虎、狗、猪、牛、梅花鹿、水鹿等，水生动物有鱼、蚬、魁蛤、牡蛎、小耳螺等，爬行动物有鳖。但因未分层次，不知是否都属于昙石山文化。溪头下文化层出土的动物遗骸有象、水鹿、家狗、家猪、鳖、蚬、魁蛤、牡蛎、小耳螺等。有些偶蹄类动物头后骨骼有烧烤痕迹。结合生产工具来看，当时应有一定的农业，饲养猪、狗等家畜，同时进行狩猎和捕捞大量水生动物。
　　陶器的制造在昙石山曾发现了一个烧制陶器的窑场，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便发现七座陶窑，均依缓坡而建，窑门朝东或东偏南，大多保存较好。均为无窑箅的横穴窑，窑室直径0．7—0．8米，深0．5—0．6米，上口略收呈袋形。窑内壁已烧成青绿色，至为坚硬，窑底有2—3厘米厚的灰烬夹木炭块，火口旁则堆着3—8厘米厚的灰烬。火膛在窑室前方，平底拱顶，斜坡通向窑室。有的窑火膛与窑室之间用大石封口。为解决没有窑箅的困难，每个窑的窑室内均放置若干截尖锥状体的陶器作为支垫。像这种无窑算的陶窑，在我国史前文化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
　　昙石山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约占80％，其中又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颜色多灰色，其次是红色或红褐色，并有少量黄陶和黑陶。一般用泥条盘筑，口沿轮修，晚期有用快轮拉坯者。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刻划纹、戳印纹和镂孔等多种，也有少量彩陶。有的是红陶绘深红彩，有的灰陶带把壶于细绳纹上也画麻点状红彩。
　　陶器造型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有个别三足器（鼎），未见平底器。一般无咀无流无鼻无耳，仅有个别的角状把手。器形主要有釜、豆、圈足盘、壶、杯等，也有少数鼎、簋、罐和器盖。圜底扁腹釜、圈足豆盘和圈足壶，是这个文化中数量最多并最富特征的器物。这里的炊器主要是釜，也有少数鼎，没有甑、甗一类器物，说明谷物类粮食有限，一般不会蒸食干饭（图4—41、42）。
　　图4—42昙石山文化晚期的陶器1—4.杯；5.16.17．簋；6—8.豆；9.10.15．壶；11.鼎；12.13.釜；14.罐；18.勺；19.碗。
　　埋葬习俗昙石山第六、七次发掘共发现墓葬三十五座，溪头第二次发掘发现墓葬四十二座。两地墓葬的分布都比较密集，并有不少叠压打破关系。两处墓地都各分为两片，片与片之间相距6—15米不等，说明当时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假定每片墓是某个氏族在一定时期的死者，则整个墓地至少是属于胞族的。假如一片墓只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的死者，则整个墓地可能属于某个氏族。
　　墓葬的排列不甚整齐，方向确有一定。溪头较早的墓头朝东南，较晚的则头朝西北，正好相反。昙石山多数头朝西南，少数头朝东北，另有几座头朝西北或东南的。无论成年人或小孩的墓塘都是长方形竖穴，边缘不甚整齐，个别的有二层台，没有发现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也有个别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侧身直肢的（图4—43）。
　　图4-43 昙石山墓24平面图较早的墓大约只有半数有随葬品，较晚的墓绝大多数有随葬品，每墓随葬品的数量也有增长。随葬器物以陶器为多，釜、豆（簋）、壶为最常见，少数墓随葬石锛、石镞、陶纺轮等。M18是溪头出土器物较多的墓，墓塘长2．4、宽 1.35米。死者为一42岁左右的男子，头朝西北，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均放置在死者左侧，排成一排，计有陶釜九件，壶四件、豆、碗、杯各二件，簋、尊各一件，共计二十一件陶器，另在脚头随葬石铸一件。大多数墓随葬器物仅一、二件或三、四件，看来社会内部已发生财富的差别，只是这种差别还刚刚露头，也很有限。
　　昙石山文化的居民根据对昙石山部分人骨的研究，比较接近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并具有一部分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特征①。男性平均脑量1521毫升，女性1485.6毫升。男性身高仅163．5厘米，远低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身高，而与河宕西樵山文化居民的身高比较接近。
　　昙石山M13中一位50岁左右的男人拔除了上颌两个侧门齿，由此可知闽越的先人也有拔牙的风俗。古文献中虽没有闽越拔牙的记载，但有与闽越关系极为密切的台湾先民拔牙风俗的记载。例如《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三国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就说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夷州就是台湾。清《台海使槎录》载：“哆啰社成婚，男女俱去上齿各二，彼此谨藏，以矢终身不易”。过去在台湾南部恒春垦丁寮和鹅銮鼻石棺墓中均发现过拔牙的人骨，证明历史记载不虚。而台湾土着居民多为越人后裔，放福建史前居民有拔牙习俗也是情理中事。
　　芝山岩、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
　　芝山岩遗址与芝山岩文化芝山岩遗址位于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一带，附近有双溪与石角溪流过，遗址即在两溪交会的地方。芝山岩海拔仅40米，顶上和坡下均是遗址分布的地方①。1979年和1981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曾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 圆山文化层之下，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层，因此命名为芝山岩文化。
　　芝山岩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但磨制不精，同时还有部分打制石器。种类有砍砸器、斧、锛、凿、刀、杵、锤、磨石、镞和网坠等。骨角牙贝器也比较发达，其中骨器有锥、鱼叉、镞和两头尖的骨针。后者可能是钓针，也可能是网针，总之跟渔业有关。角器系用鹿角制成，有角锥和角钩两种，后者也许是角锄。
　　由于遗址所在地下水位较高，不少有机质材料得以保存下来，包括木器、编织物和稻谷遗存。木器大多残断，其中有掘土棒、残木柄、残木片和残尖头器。残木片可能是桨，残尖头器经火烧后再磨尖，或可作枪头用。
　　编织物包括草编、藤编和麻绳等。草编系人字纹织法制成的草席。藤编发现时缠在一角锥柄部穿孔处。绳子发现两段，均用两股搓成，质地可能是麻。
　　在芝山岩文化层的底部曾发现两块保留穗形的炭化稻谷，在A区1号探沟的贝壳堆积层中也筛出许多炭化稻米。米粒较小，形状粗短，长约4.2 、宽约2.5毫米，长宽比约为1．7∶1，应属圆粒形粳稻。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以鹿类为最多，包括骨、角和牙齿等，分属梅花鹿和水鹿两个品种。其次是猪，包括头骨、颌骨和牙齿等；再次是狗。猪、狗可能是家畜。其它还有鱼、鳖、龟和大量贝类遗骸。
　　根据生产工具和大量动植物遗存来看，当时已有稻作农业和家育伺养，同时还有渔猎和捕捞业。特别是稻谷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台湾农业史的一段空白。
　　芝山岩文化有一套浊具特色的陶器。在1万多片陶片中，90％以上为不含砂或含砂量少的泥质陶，这与壳坵头和昙石山文化正好相反。颜色不纯，有灰黑、红、褐、橙等色。均为手制，口部慢轮修整。绝大多数陶器素面无纹，有纹饰的陶片不足4％，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和刻划纹等。彩陶约占4％强，以黑彩为主，少数为橙红彩。一般饰于陶罐和陶钵上，陶罐彩纹从口到底被于全身，陶钵有的是外彩，有的饰内彩，有的内外兼施彩纹。彩纹母题主要是平行线纹、平行条纹、网格纹、圆点纹、叶状纹和三角纹等。
　　陶器造型比较简单，有平底、圆底和圈足器三类，一般无咀无流无鼻无把，仅少量双耳和捉手。陶器种类以罐为最多，约占全部陶片的70％。有圜底、平底和圈足之分，其中圜底罐可能是釜。其次是钵，有平底和圜底两种。其它器物还有碗、盘、豆和器盖等。从这些陶器来看，与它以前的大坌坑文化相比有极大的区别，但其中一部分绳纹陶和刻划纹陶也许是继承大坌坑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与福建昙石山文化相比，只有豆和个别圈足罐相近，二者的关系至少是不密切的。
　　芝山岩文化的年代可由两方面来推定，一是地层关系，芝山岩遗址上叠压着圆山文化的地层，表明芝山岩文化比圆山文化早。二是碳14测量，共得三个数据。用蚬壳测的（标本号KSU-423）为公元前2145±6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1625±105年和公元前1535±125年。比起圆山文化的年代，显得偏晚。
　　圆山文化圆山文化因台北圆山贝丘遗址而得名，该遗址1953年至1954年进行发掘，以后发掘的同类遗址还有台北大安察土地公山、淡水河口大坌坑遗址上层以及芝山岩上层等处，现知圆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台湾北部。
　　圆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有斧、锛、凿、铲、镞等，有比较多的有段石锛，同时也有少数有肩石斧。同出的骨器有矛、镞、锥、针等。
　　圆山文化的陶器多夹细砂，棕灰色，常饰锥刺纹、戳印纹等，也有彩陶，以红色平行条纹为主，当与昙石山文化彩陶的影响有关。
　　圆山贝丘曾分上中下三层采集贝壳测碳14年代，其中下层为公元前1910±80年，中层为公元前1590±80年。上层更晚，当已进入青铜时代。
　　凤鼻头文化大约与圆山文化同时，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的中南部和澎湖列岛的是凤鼻头文化。它是以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贝丘遗址而得名的，该遗址下层为大坌坑文化，中上层即凤鼻头文化，相对年代与圆山文化处于同等位置。
　　凤鼻头文化可分两期，早期主要遗址除凤鼻头外，还有台中县清水镇牛笃头遗址下层、南投县草屯镇草鞋墩遗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和鹅銮鼻遗址等处。其特征是以红陶为主，饰绳纹、席纹、刻划坟和附加堆纹，器形中出现鼎、豆，还有盆、碗、壶、罐等。晚期主要遗址有台中县大肚乡营埔遗址、南投县埔里镇大马璘遗址、台南市永宁乡牛稠子遗址和高雄县湖内乡大湖贝丘遗址等处。其特征是灰陶和黑陶常见，常饰刻划纹、绳纹、条纹，有许多刻画符号。黑陶多磨光，胎壁较薄。彩陶以深红色彩纹为主，也有用黑彩的，大多为错向平行线纹、网格纹和连点纹等，与昙石山文化彩陶有相近之处。
　　凤鼻头文化的石器中多斧、锄、镰等，营浦和垦丁等地都发现有稻谷遗存，表明当时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而许多贝丘遗址本身就说明捞取水生软体动物也是重要的谋生手段。
　　关于凤鼻头文化的年代，据草鞋墩遗址木炭的碳14测定，为公元前2170±205年和公元前2050±200年，同芝山岩文化和圆山文化接近。
　　凤鼻头文化中的细绳纹陶可能是由大坌坑文化发展而来的，但陶器中的鼎、豆、彩陶纹饰乃至稻作农业等，则应是在福建昙石山文化等的影响下产生的。
　　江西的樊城堆文化
　　发现与分布樊城堆文化过去称筑卫城下层文化，并被并入山背文化中。因樊城堆遗址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特征清楚，不宜归入山背一类文化遗存之中，故近来江西考古工作者提出樊城堆文化一名①。
　　樊城堆遗址位于江西清江县樟树镇三桥乡庙下村旁，地当赣水支流肖江上源河谷地带，为一高出周围地面1—3米的土堆。1977、1978和1980年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②。同类遗址有清江筑卫城、永丰尹家坪、靖安郑家坳等处，它们都是樊城堆文化的典型遗址。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樊城堆文化主要分布于赣江流域。其影响所及，则东达福建武夷山区，南抵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
　　生产工具和武器主要是石器，还有部分陶质器具（图 4—44）。石器几乎全部是磨制的，不少器物通体磨光。某种类有斧、锛、凿、铲、刀、钻、钺、镞和砺石等。斧多扁薄，有的为穿孔扁斧，缺乏厚重的石斧。锛有普通型锛、有脊锛和育段锛三种，制作均较精致。这里石刀多上宽下窄呈倒梯形，穿孔，也有两侧带缺口的刀。钺多作扁薄梯形，有的有两肩，穿孔，形制与石峡文化所出相似。石镞出土甚多，绝大部分横剖面呈菱形，有的铤身不分，多数铤身分明，有的似有双翼，很象是商周时期青铜镞的祖型。此外还有少数铤身分明的三棱形镞。
　　陶质工具只有纺轮一种，剖面多作梯形，也有鼓形和半月形的。有些纺轮上有戳印或刻划的螺旋纹、叶形纹、弧形纹和八角星纹等。
　　从出土工具的种类以及从樊城堆、尹家坪等处出上稻谷遗存的情况来看，樊城堆文化应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
　　日用陶器 樊城堆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和灰陶为主，也有少量黑陶或黑皮陶，甚至还有白陶（图4—45）。大多素面无纹，少数有绳纹、篮纹、戳印纹、刻划纹、弦纹和镂孔等。还有少量彩陶，系泥质黄陶上画红彩，彩纹有平行条纹，斜线纹和网格纹等，其作风与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
　　陶器中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大宗，其次为圜底或圜凹底器，平底器极少。其中炊器以鼎为主，并有少量鬶。鼎有罐形、釜形、壶形和盘形之分而以盘形鼎占大多数。一般是直壁、平底或微圜底，有子口。足部变化多端，总体是外撇成弓形，具体式样有瓦形、剖面T字形、侧扁、卷边、鸭咀形、扁管形、角形等。这种器物与广东石峡文化所出几乎完全相同，证明二者曾发生密切
　　图4—45清江樊城堆的陶器1—3．盘形鼎；4．壶形鼎；5.罐形鼎；6．鬶；7—10．豆；11．罐；12．盆。
　　关系。至于靖安郑家坳所出鱼鳍形鼎足，当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
　　饮食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豆，且形制非常复杂。其中豆盘有浅盆形、浅钵形、碗形等，有的直壁，有的弧壁、斜壁或折壁；豆圈足有高有短，有喇叭形或呈有台阶的塔座形，素面或镂孔。其它饮食器则有碗、钵、盂、杯等。
　　盛储器育罐、壶、盆缸等，数量均很少。器盖特别发达，捉手多呈倒圈足形，也有冠形或瓶形者，多是用于鼎的盖子。
　　埋葬习俗樊城堆文化的墓葬至今发现甚少，仅在靖安郑家坳发现十座土坑墓，樊城堆发现三座瓮棺葬。上坑墓均南北方向，一般长2米，宽0.5—0．8米，深0．2—0．5米。未见葬具，人骨也全部腐朽无存。随葬品大多放在两头，其中有石锛、石钺及各类陶品，包括鼎、豆、壶、罐、盆、尊、杯、钵等，火候甚低，触之即碎。此外还有一些小件玉器。
　　樊城堆文化的年代樊城堆文化既同石峡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又同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年代当与这些文化大体同时。在清江筑卫城下层所采木炭经过碳14方法测定并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215±175年，也许稍稍偏早。
　　②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①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①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①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第144页，三联书店。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2—53页。
　　①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①黄慰文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考古》1979年第4期；曾琪：《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①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②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②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咀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①黎兴国等：《柳州大龙潭贝丘遗址年代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对比》，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4集，地质出版社，1987年。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 古》1975年第5期，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①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
　　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
　　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②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 均载《文物》1978年第7期。
　　①以上年代均据达曼表进行树轮校正。
　　①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
　　①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①韩康信、潘其凤：《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第1卷第1期。
　　①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发掘新收获》，《考古》198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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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西南地区
　　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地理环境云南在我国西南边疆，地理条件十分复杂。西部为横断山脉，众多高山和江河相间排列。山地海拔一般为4000米左右，河谷强烈下切，高差可达3000米以上。元江以东是云贵高原的主体，有脉络不明显的山地分布。高原东部则广泛分布着岩溶地貌，整个云南的山地与高原约占93％以上，仅6％为山间小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就中以滇池和洱海周围的盆地最大。
　　云南纬度甚低，北回归线从省境南部穿过，但因地势较高，年平均温度并不很高。由于地形复杂，对气候也有强烈的影响。例如东川市的新村、汤丹、落雪三个地方水平距离不过30公里，因相对高差各约1000米，使得年平均温度相差极大，分别为摄氏20°、13°和7°，无霜期则分别为316天、260天和173天。这是极端的例子，但可说明云南气候的一般情况。降水量一般比较丰富，但差别也很大，金沙江上游河谷年降水量仅终500毫米，西盟瓦族自治县一带可达2500毫米。
　　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带来的两个直接后果，第一是生态环境复杂，资源丰富，这大概是云南很早就育人类居住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是交通阻隔，妨碍了文化交流，也妨碍了人们之间的联合。所以云南的史前文化极为复杂，云南的民族成份也极为复杂。只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区，才逐渐联合为较大的国家，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分布早在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云南就出现了元谋人，创造了元谋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此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也都发现过人类化石和遗物。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遍及全省。
　　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1938—1940年原中央博物院吴金鼎、曾昭燏等曾在点苍山下、洱海之滨调查、发掘了马龙等一批遗址，解放后主要由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在此基础上，李昆声等提出将云南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八个地方类型，并探讨了它同华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③。这个划分充分反映了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和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但因发掘遗址较少，迄今还无法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有些现时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也可能晚到青铜时代，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去解决。
　　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昆明附近的滇池、抚仙湖和星云湖，都是断层陷落形成的内陆湖泊，周围有比较宽广的平坝，分布着相当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官渡、石寨山、河泊所等二十多处。这些遗址有的在平地，有的在几米至几十米的小岗子上，而者都有大量的螺壳堆积，一般厚4—5米，最厚的可达9米。螺壳尾部都有一个被敲穿的小孔，是取食后的废壳堆积。
　　出土石器以磨制为主，种类有斧、锛、铲、刀、锤、砺石和敲砸器等。斧、锛类器物除普通型以外，还有双肩的、有段的以及有肩有段的各种类型，明显地是受到了华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
　　陶器中以红陶为多，次为灰陶。手制，火候甚低。器形以大量泥质红陶的凸底浅盘为显着特征，不知何用。其它器物有碗、钵、盆、罐等，有些罐带流，还有个别圈足器。陶器上的纹饰主要有各种刻划纹，也有少量几何形印纹。泥质红陶凸底饯盘的外表常有稻壳印痕，可知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居民已知种稻。
　　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洱海也是因断层陷落形成的内陆湖，面积仅次于滇池，为云南第二大湖，周围有比较宽阔的平坝，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除吴金鼎等人在30年代末发现的十多处外，解放以后又发现二十多处，其中宾川白羊村、祥云清华洞和大理鹿鹅山等处均经过发掘和详细调查。
　　白羊村遗址位于洱海以东的宾川县治东北约3公里，西临宾居河，高出河面约6米。由于河水长年冲刷，遗址遭到严重破坏，现存面积仅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4．35米。1973—1974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十一座、火塘十四个、窖穴四十八个和墓葬三十四座①。
　　房屋多呈长方形，较早的挖槽立柱，柱间编缀荆条，然后在两边抹草筋泥；较晚的不挖槽，同样栽柱、编荆条和抹草筋泥，有
　　图4—46宾川白羊村无头葬左，3号墓；右，5号墓。的有柱础。
　　在三十四座墓葬中有土坑墓二十四座，瓮棺葬十座。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均无葬具，也没有随葬品。葬式十分复杂，最突出的是无头葬，其次是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也有个别的仰身屈肢葬。无头葬共有十座墓，其中成年单人葬五座，小孩单人葬一座，成年二人合葬一座，成年三人合葬一座，成年与小孩各一人合葬一座，成年十人以上合葬一座（图4—46）。死者一般为仰身直肢，合葬墓中的死者有的同一方向，有的相互倒置。除全部无头外，还有缺股骨或其它骨骼的，又都是一次葬，显然是非正常死亡者。云南有的民族曾有过猎头风俗，这些无头葬也许是猎头风俗的牺牲者。
　　瓮棺葬中有幼儿葬九座，成人葬一座，后者骨骼不全，仅有股骨、胫骨与少许脊椎骨，也是一座无头葬。幼儿据牙齿和头骨判断多不满周岁，有的还是初生不久的婴儿。
　　白羊村遗址出上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只有个别是琢磨兼施或打制的。种类有斧、锛、凿、刀、镞、网坠、纺轮、砺石、印模、杵、刮削器、敲砸器和石球等（图4—47）。其中石刀颇有特色，多半月形，上背较直或稍凹，刃部呈圆弧状，近背部有二穿孔，有的刃部刻成锯齿状，可作锯用。印模系砺石改制而成，在一头刻成米字格纹，与某些陶器上的印纹是一致的。
　　骨器不多，主要有镞、凿、锥、针等，还有一种扁薄骨器，可能是抹泥的抿子。
　　陶器几乎都是夹砂的，以褐陶为最多，其次是灰陶，红陶甚少。均为手制，个别有慢轮修整痕迹。纹饰十分复杂，有划纹、绳纹、篦纹、剔刺纹、乳丁纹、印纹、附加堆纹等，以划纹、绳纹和
　　图4—47宾川白羊村的生产工具1.石凿；2.3.石斧；4.石锛；5.10.石刀；6.骨锥；7.8.石镞；9.牙饰；11.石印模；12．骨抿子。
　　篦纹为主。划纹中有细线纹、弦纹、菱形纹、三角纹、网格纹、曲折纹、斜平行线纹等。绳纹较早的纵横交叉，疏密不等，较晚的细而整齐。篦纹早期较多，有曲折纹、之字纹等。划纹和印纹中也有之字纹，它同中原磁山文化的之字纹以及内蒙东南与辽宁等地的之字纹似不属一个系统。
　　陶器造型比较简单，主要是圜底器和平底器，无盖无把，仅少数有耳。器形主要有釜、罐、匜、钵、缸等。釜均为圜底大口，有的口外有鋬手。罐有圜底和平底两种，常有复杂的纹饰。匜全为圜底宽流。此外还有陶支脚等（图4—48）。
　　图4—48宾川白羊村的陶器1．5．釜；2．缸；3．4．罐；0．钵；7．带咀锅；8．匜。
　　在白洋材遗址的2号窖穴中曾出上灰白色的粮食粉末与稻壳、稻秆痕迹，1号窖穴中也有灰白色粮食粉末，可知当时已种植水稻。
　　关于白羊村遗址的年代，曾分别对两个炭化木柱进行测试，其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后分别为公元前2165±105年和公元前2050±105年，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
　　滇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滇东北主要指昭通地区，西与大小凉山相邻，境内多山，有五莲峰等，横江由南向北汇入长江。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昭通闸心场、小过山洞、鲁甸马厂以及较南的宣威尖角洞等处。陶器多单耳平底罐、细颈小平底瓶和碗等，多泥质或夹细砂灰陶，也有打磨光亮的黑陶。纹饰有划纹、点纹和弦纹等。石器一般磨制较精，主要是斧、锛。除普通石锛外，还有有段石锛。宣威尖角洞的石锛绝大部分为双肩有段式，当与两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一定联系。
　　金沙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金沙江中游主要指楚雄地区，北与凉山彝族自治州接界，境内多高山峡谷。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元谋大墩子、龙街、张二村、马大海、下棋柳、大那乌、新发村、禄丰十八犁田、火车站等处。其中大墩子曾进行发掘。
　　大墩子位于元谋县治东约4．5公里，南距元谋人出土地点上那蚌约4公里。遗址地处张二村河上游两条季节性河沟之间，高出河床约14米，南岸被河水冲刷破坏，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1972年至1973年曾进行三次发掘，揭露面积496平方米。发现房基十五座、火塘七个、窖穴四个和墓葬三十七座，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大批遗物。②房屋均为地面起建，长方形，单间或双间，长5—8米，宽3—4米不等（图4—49）。一般在四周挖基槽栽柱，柱间编荆条，再在西面抹草筋泥。房顶推测是稍倾斜的平顶，也是在椽上编荆条再抹草筋泥，室内地面稍加修整，垫黄土或抹草泥，有的铺一层碎石，上垫黄土。室内有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火塘，大致与
　　图4—49元谋大墩子13号房屋左，房基平面图；右，复原示意图。
　　居住面平或稍稍下凹，周围有泥埂。整体形状和建筑技术与宾川白羊村遗址的房基基本相同。
　　大墩子墓葬也同白羊村一样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土坑墓十九座，多长方形竖穴，仅部分坑壁较整齐。未发现葬具。头向颇不一致，以东南向为主，也有东北向或西南向者。一般为单人葬，仅有一座为一30岁左右女性与一6—8岁的幼童合葬。葬式比较复杂，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者。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少人骨是生前断肢的，如M3为一男性青年，缺左上肢；M5为一男性中年人，大腿折断，置于胸腹部位；M7为一男性中年人，缺右下肢；M9为一中年女性与幼童合葬，女人的右手右腿均被砍断；M11死者年龄性别不明，胫骨折断并置于盆骨两侧：M13死者年龄性别不明，右股骨折断并置于腹部：M14系一男性青年，右股骨腔骨及左股骨均被砍断，缺左胫骨，左右肱骨也被砍断并置于胸部两侧：M15为一女性青年，双腿折断置于胸腹部位：M19为一青年，性别不明，缺上肢与右下肢，左腿折断。以上断肢缺肢者占全部成年死者的55％以上，且均系中青年，又以男性为多，推测是战场上被敌方残酷杀死的。
　　绝大部分墓没有随葬品，仅四座有骨镯、骨珠、牙饰、角凿或石锛，大致都是随身携带的装饰品和个别工具，看不出有专为埋葬而准备的随葬品。许多墓人体部位发现石镞，例如M3死者右颧骨和尾椎骨处备射入石镞一枚：M4人体胸腹部位有石镞十余枚；M7、M8、M10、M11的胸腹部位均有石镞十余枚；M9女人臀部有石镞一枚；M17人体脊椎骨旁有石镞四枚。这些石镞所在的部位大多是容易致命的胸腹部，当是射入体内无法拔除，尸体腐烂才掉出来的。结合前面所述断肢缺肢的情况，更证明这墓地的死者均非正常死亡，而是被敌方在战场上杀死的（如不是在战场上，用不着弓箭）。这种情况在我国史前文化的墓地中是仅见的，应当是原始社会发展到晚期掠夺性战争出现的一种反映。
　　大墩子有瓮棺葬十七座，主要埋在房屋附近。先挖浅坑置瓮，上盖陶罐、陶瓮或石板。人骨大多朽坏，初步判断大多是不足周岁的婴儿。有七座瓮棺有随葬品，包括小陶罐、陶壶、鸡形壶和穿孔骨珠等。有随葬品的瓮棺比例之高，是我国史前文化各墓地中所仅见的。
　　大墩子出土的石器绝大部分是磨制的，有的通体磨光，有的残留打坯时留下的石片疤，打制石器为数甚少。种类有斧、锛、凿、刀、镞、纺轮、砺石、印模、杵、刮削器和石球等，总体特征同白羊村遗址比较接近。这里石刀也有圆角长方形和半月形而种，唯后者较少，直背弧刃，多穿双孔，未见刃部刻锯齿者。镞多扁薄无铤，平底或凹底，与白羊村者颇不相同。
　　骨器有锥、凿、抿子、针、镞及管、珠等装饰品。鹿角制品有锥、凿、抿子等，还有少数牙器、蚌刀、蚌饰和海贝等。
　　陶器多夹砂者，以灰褐陶为主，次为橙黄陶和红陶。泥条盘筑，用陶拍整形，骨抿打磨光平。纹饰有绳纹、划纹、篦纹、剔刺纹、印纹、乳丁纹和附加堆纹等，以绳纹、划纹和篦纹为主。绳纹有粗细两种，较早的多交叉绳纹，较晚的则比较规整。划纹有弦纹、菱形纹、三角纹、网格纹、曲折纹和平行斜线等。篦纹有的疏朗、有的繁缛，构成比较复杂的图案。大墩子同白羊村一样也有之字纹，但主要是压印和刻划而成，未见之字形篦纹。
　　器物造型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平底器，仅见个别的圜底器和圈足器。主要器物有罐、壶、瓮和深腹钵等分别用作炊器、水器、存储器和食器，不少瓮用作婴儿葬具。
　　大墩子1号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色粮食粉末、谷壳和禾草类叶子，7号火塘的三个陶罐内发现大量炭化谷物，经鉴定属于粳稻。结合工具中有石刀和蚌刀等农具，说明大墩子史前居民的经济主要是稻作农业，并且畜养猪、狗等家畜。也可能驯养牛、羊、鸡等。遗址中除发现这些动物的骨骼外，还有更多的野生动物骨骼，包括水鹿、赤鹿、麝鹿、野兔、豪猪、松鼠、竹鼠、黑熊、猕猴等许多种，水生动物则有厚壳蚌、田螺和鱼骨等，说明狩猎、捕鱼和捞取软体动物仍然是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大墩子遗址的年代，曾采集5号房基的12号柱洞内的木炭进行测定，其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470±155年，可能偏晚。因为曾出大量铜器的剑川海门口木桩的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336±155年，与大墩子年代十分接近而文化面貌相差甚远。相反文化面貌与大墩子比较接近的宾川
　　图4-50元谋大墩子的陶器1．2．罐；3．壶；4—6．8．瓮；7．杯；9．鸡形壶。
　　白羊村年代则比大墩子早许多。如果以后能多测几个数据，也许能够提早一些。
　　滇西北的新石器文化滇西北主要指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考古工作比较薄弱。主要遗址仅维西县戈登村西约1公里腊普河东岸的一处洞穴遗址。出上磨制石斧、石刀、石镞、石锥等。石刀有长方形和半月形两种，均为单孔。陶器多夹砂者，灰褐色，器形仅见单把罐和侈口罐，均为平底，底部印有树叶纹或麻织物纹。
　　滇东南的新石器文化滇东南主要指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一带，目前考古工作也较薄弱。已发现的遗址主要有麻栗坡县治附近的畴阳河西岸的小河洞。该处为一洞穴遗址，洞内有溪水流出，文化堆积大部已被冲毁。出土石器多磨制，有斧、锛、刀和印模等，锛多为双肩者，也有靴形者，当与华南新石器文化有一定联系。陶器多夹砂者，以灰褐陶为主，红陶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划纹和附加堆纹。出土动物遗骸较多，其中有鹿、熊、野猪和大量螺蛳，说明渔猎经济还占有重要的位置。
　　澜沧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 在澜沧江中游两岸，特别是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地区，曾发现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忙怀、曼志、忙亚、忙卡、大水坪、安定、丫口、大芒介、小芒介、下景张、新寨、小田、老赵田、拉叭寨、大协厂等遗址，分别属于云县、景东和澜沧拉桔族自治县等，云县忙怀是其代表。这些遗址大多用砾石打制石器，种类有双肩斧、靴形器、钺形器、网坠等，未见磨制石器。另有刻槽的印模，可在陶器上印出方格纹等。陶片极少，均夹砂，有绳纹等纹饰，唯因陶片太碎，器形不辨。
　　西双版纳地区的新石器遗址西双版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地势较低，已属热带地区，自然条件与其它地区有较大不同。这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景洪的曼蚌囡、曼运、曼迈、曼景兰、曼厅，勐腊的大树脚、卡比寒，孟连的老鹰山等多处。这些遗址的石器均以砾石为原料，以打制为主，也有少量局部磨制或通体磨制的。种类有斧、锛、尖状器、盘状器、敲砸器、研磨器和网坠等，还有一些打剩下来的石核与石片。石斧中除普通型外，还有双肩石斧。
　　老鹰山是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器有磨制石斧和大量打制的网坠。陶器多夹砂者，饰绳纹、划纹、剔刺纹和波浪纹，器形有罐、钵、碗、盘等，此外还有陶纺轮。
　　西藏高原的旧石器与细石器遗存 地理环境 西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全境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西藏地形可分为三大区：一是藏北高原，面积约占全区的三分之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高原丘陵与湖边盆地相间，高差不过300—500米。这个地区气温甚低，全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即使在夏季的8月，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10℃左右。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年雨量仅200—300毫米。冬季漫长且有强大的西风，土壤瘠薄，几乎不长树木，草亦矮小，为干寒的高山草地或寒漠。加上空气稀薄，故人烟稀少，北部很大一片为无人区。二是藏南各地与高山地带，包括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及二者之间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山脉，终年积雪：藏南谷地气候较好，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和人口集中地带。三是藏东高山峡谷区，是着名的横断山脉的北段，在不同的高度具有不同气候和生态环境。
　　西藏高原主要是新构造运动时期逐渐隆起的，据研究，最近10多万年便上升了1500—2000米，最近1万多年内也上升了200—300米。因此，西藏史前时期的自然地理条件比现在要好得多。大约在中晚更新世，藏北高原曾有很大的淡水湖。如色林错当时可能是一个东西200多公里，南北40一60公里的浩瀚大湖，并可能通过一些宽浅的谷地与恰规错、吴如错、孜桂错、格仁错等连在一起。到全新世早期及气候最适宜期（大西洋期），当地气候也比现在温暖得多。如藏南聂拉木细石器地层的古植物学研究，证明当时气温比现在要高3°—5℃。现在的干寒气候主要是在新冰期到来以后（距今约3000年）才逐渐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少人或无人区能够发现一系列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地点的缘故。
　　发现与分布 1956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浦在黑河镇（那曲）发现一件长1.5厘米的柱状石核①，它是在西藏高原发现的第一件细石器制品，从而第一次证实西藏有史前人类的活动。1966年，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考察队在聂拉木县的亚里村和羊圈两个地点采集到三十件细石器标本②。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的申扎、双湖一带发现了一批细石器地点，连同当地群众采集的细石器标本等，一共涉及十八个地点①。与此同时，在阿里地区也发现三个细石器地点①。此后通过零星调查和1986—1987年的文物普查，又陆续发现二十二处细石器地点，其中包括青海境内与西藏接壤地区的四个地点。
　　总计各次调查的结果，发现旧石器三个地点，均分布在藏北高原，最商海拔4830米：细石器四十六个地点，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也育藏南和藏东的，最高海拔达6200米。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目前在西藏已发现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三个地点，即那曲地区申扎县雄梅区奇林乡珠洛勒、申扎县多格则乡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布乡，①三处均在藏北高原，海拔分别为4800、4830和4400米。前者位于错鄂湖盆东南近珠洛河口的河谷边山麓洪积扇的前沿，第二处位于多热藏布河左岸二级阶地上，后者在古班公湖边，高出湖相沉积面3—5米。在史前时期，这些地点都应是水草比较丰富的处所，至少可供人们短时期的停留。
　　从上述地点采集的石器主要属石片石器，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都很少。加工方法主要是锤击法，个别用碰砧法，并以单面反向进行修理。器形不太复杂，以刮削器为主，雕刻器、尖状器、砍砸器均比较少。刮削器种类繁多，可大分为长刮器与短刮器两类。长刮器中有直刃长刮器、凹刃长刮器、凸刃长刮器、双边刮削器、多边刮削器等：短刮器中有平端刮削器、圆端刮削器、两端刮削器等。这些工具主要是处理兽肉兽皮用的，反映当时的经济应以狩猎为主（图4—51）。
　　关于这些石器的年代，因为缺乏原生地层和共生动物化石，无法确切地断定。只能根据石器制作技术和类型大体同富林文化和安阳小南海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接近，故推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图4-51西藏申扎珠洛勒的石片石器1—4．7．圆头刮器；5．6．尖状器；8.双边刮器。
　　聂拉木的细石器遗存聂拉木县位于珠穆朗玛峰西侧，珠峰综合考察队在对珠峰周围进行考察时，于聂拉本县的亚里村和羊圈附近采集到一批细石器。
　　亚里村石器地点在村南约1．5公里的波曲河东岸阶地上，海拔4300米。阶地上覆盖有石灰华板，在石灰华顶层中发现一件石器和许多植物化石，在地表面采集二十六件石器及石制品，其中包括石核六件，小石叶十二件，石片八件，圆头刮削器一件。地层中采集的为半锥形石核，左侧有修理痕迹，可称之为石核刮器。
　　羊圈石器地点在朗弄曲河左侧阶地上，海拔约4900米，采集石制品三件：石核、石片和石片刮器各一件。
　　亚里村石器绝大部分属细石器系统，并且是比较成熟的细石器，同时有一些较大的打制石片石器，同陕西沙苑石器比较相近，推测属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藏北细石器遗存目前藏北已发现三十六处细石器地点，分布于要多县、班戈县、申扎县、双湖办事处、文布办事处、日土县、普兰县、扎达县等地。加上青海的可可西里、沱沱河沿和各拉丹东等四处，共计四十个地点，分布范围将近6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点海拔一般在4500至5200米之间，以海拔4800至5000米者为最多。青海各拉丹东海拔6200米，是全世界石器地点中海拔最高的一处，如今只有夏季极短的日子才可能适于人类生活。
　　这些细石器分布地点主要有三种情况，即湖滨平原、河流阶地和山麓洪积扇，只有个别地点位于盆地边缘的干沟崖上。所有石器均为地面采集，没有发现原生的文化层。
　　各地点采集的细石器有相当大的统一性。原料主要是火石、燧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类型以石核为主，有圆体石核（锥形、柱形、半圆锥形、半圆柱形等）和扁体石核（楔形、船底形等）两大类，台面多稍凹或是坡状，有的有进一步加工痕迹，用作石核刮削器。石叶较少，可能与采集时的选择有关。还有一些石
　　图4-52藏北高原的细石器1.3.4.10.11.楔形石核；2.5-9.12-14.锥形石核；15-17.柱形石核。
　　片，一般短而宽，片身较厚，形状不甚规则，有的有使用痕迹。精细加工的细石器也比较少，主要是刮削器，包括长刮器、短刮器（直刃、凸刃等）、圆刮器（厚脊的、扁平的）、双边刮器和复刃刮器等（图4-52）。
　　西藏细石器的广泛存在并且大多处在海拔甚高的藏北高原，证明史前时期的气候条件比现在好，水草比较丰富，才会有许多人在这一带生活，留下了他们的遗物。这里的细石器同我国北方的细石器有不少共同点，如楔形石核、圆锥形石核和圆柱形石核等，在北方地区也都育广泛的分布。至于这里所出带侧翼的圆锥形或柱形石核、半圆锥形和半圆柱形石核，以及台面呈坡形的石核等，为它处所少见，当是本地区细石器的特点。在印度次大陆，广泛分布着以梯形、三角形石刃为特征的几何形细石器，缺少典型的细石核，与我国细石器显然不属于一个系统。但在靠近西藏的印度东北部则出锥形和柱形石核，还有石叶和半月形石刃等，同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细石器不同，相反与西藏细石器比较接近，显然是受到西藏细石器的影响。
　　西藏的新石器晚期遗存
　　林芝和拉萨的新石器晚期遗存1974至1975年，王恒杰等在林芝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和拉萨市郊的纳金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①。
　　云星遗址在尼洋河东岸坡地上，有清楚的文化层，堆积有灰土和红烧土，其中出土大量石器和陶片，以及经火烧过的动物骨骼和炭屑等。同样的遗物在其南部的红光以及红光以南、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处都育广泛的散布。
　　居木遗址在尼洋河西岸，那里有一条无名小溪流入尼洋河，小溪而边的漫山坡上、梯田里、水沟和防牛沟的断崖上，都散布着石器和陶片等文化遗物。小溪南边的断崖上还发现了清晰的文化层，层中包含有石器和陶片。
　　加拉马遗址在尼洋河东岸，与居木遗址隔河相望。在山坡上、麦地里和水沟边到处都散布着夹砂褐陶片，并采集到一件细石器石叶。
　　上述遗址的遗物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系统。其中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主要是盘状器和敲砸器，还有网坠。另有一件细石器的石叶，刃部有使用痕迹。磨制石器有斧、凿、刀等。斧较厚重，器身琢制，仅刃部磨光。刀为长方形，穿一孔或二孔，有的通体磨制，有的仅磨刃部，器身琢平。
　　陶片以夹砂者为多，泥质较少，褐色为多，红色较少，还有少量黑色者。全部都系手制，大部分为素面，有些泥质陶表面经过打磨。纹饰主要有绳纹、划纹和附加堆纹。器形因陶片较碎，不易准确辨认，大致有罐（瓮）、碗（钵）和器盖（盘）几种，有桥形耳和鋬，个别有流，大抵都是平底。
　　在拉萨市东北纳金乡北侧山坡上采集到少量夹砂褐陶和红陶片，从陶质陶色上看可能与林芝诸遗址比较接近。
　　墨脱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墨脱县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与林芝相邻，但比林芝海拔更低，河谷地带仅海拔500—600米，属业热带气候，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雅鲁藏布江在这里出现一个大拐弯，先是从林芝往东及东北流，然后折转向南，通过墨脱转向西南。两岸山高谷深，河谷地带是重要的农业区，现为门巴族和珞巴族居住。
　　1973年，在墨脱马尼翁发现了磨制精致的石斧，1976年，又从门巴和珞巴群众那里收集到一批石器和少数陶片。出土石器的地点主要有墨脱乡墨脱村、达木乡卡布村、背崩乡背崩村和格林村、地东乡地东村和西让村等处，在墨脱村还采集到一些陶片。
　　各地点采集的石器有斧、锛、凿和纺轮等，一般通体磨光，棱角分明，仅少数有打坯时留下的石片疤。陶片均很破碎，为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饰绳纹和划纹，器形有小口罐等。从石器制作远较林芝所出为精来看，这批石器遗存的年代当较林芝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存为晚。
　　卡若文化
　　卡若遗址与卡若文化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县加卡区卡若村，北距昌都县治约12公里。遗址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北依子隆拉山，正好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形台地上，面积约10000平方米，海拔高度为3100米。
　　遗址是1977年昌都水泥厂施工时发现的，1978和197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房基二十八座、石墙三段、石圆台两座、石围圈三座，道路两条，同时出土了大批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②。
　　卡若遗址大量采用石料建房、砌圈、修路，半地穴草泥墙则采用“井杆式”木绪构：在生产工具中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并具有许多特殊的类型：陶器全部系手制夹砂陶，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且均为平底，以刻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基本纹饰。这几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不同于任何别的考古学文化，因而被命名为卡若文化。
　　房屋建筑卡若房屋若从剖面看育半地穴式的、圜底的和平地起建的三类，若从平面看有圆形（包括椭圆形）和方形（包括长方形）两类，若从建筑材料看有木骨泥墙和石砌墙两类。绝大多数房子是单间的，也有个别双间的大型房屋。
　　圜底房屋是早期的建筑形式，共十座，其中圆形四座，方形三座，形状不明者三座。这种房屋地页下凹呈圜底状，周围与地面相平而没有穴壁。凹陷的程度颇不一致，最浅的仅12厘米，最深的达54厘米。这是卡若所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图4－53）。
　　圜底式房屋的面积不大，一般在10—16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有25平方米。居住面的做法有三种：（1）挖成浅凹坑后稍加平整，（2）坑底铺一层约10厘米厚的黑灰土并踩踏平实，（3）中部铺一排直径5—10厘米的圆木，上面抹5—10厘米厚的草泥，一直抹至房屋周围并稍加烘烤。多数房屋以中间凹陷最低处为火塘，形成灰烬堆，有的在灰堆旁放儿块石头，用以支架炊具或支垫木柴。这类房屋周围用扁平砾石作明础，砾石面随地面向内倾斜，有的柱子接近石础的地方包一泥圈。房屋外围的柱洞也向内倾斜，中间往往有一较大的柱洞。根据这些迹象复原起来很象一个圆锥形窝棚。
　　半地穴式房屋共有十二座，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其中木骨泥墙的九座，年代较早：砾石砌墙的三座，均属晚期。
　　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房屋面积多在11—16平方米之间，最大的有24．5平方米。房基穴深0．3至0．64米不等，穴壁直立或略向外敞。居住面的作法有三种：（1）挖穴后稍加平整；（2）地面铺厚约10厘米的黄土或红烧土，有的掺细砂或碎石子，个别居住面铺垫两层，先铺细砂，再垫黄土；（3）地面抹一层厚5—10厘米的草拌泥，然后烧烤结实，或先铺细砂石子再抹草拌泥。火塘多设在中央，有的挖一深坑，周围嵌放一圈石块；有的不挖坑，只围一圈石块：有的连石块也没有，直接在地面烧，形成一个灰堆，地面也被烧硬。这类房子的四壁有时立密集的小往，有时嵌木板或横圆木，有时在一面砌石块，再用草拌泥填缝或抹平。穴壁四周一般有柱洞或柱础，较小的房屋室内无柱，较大的房屋室内有许多排列不规则的柱洞，推测四周还有较矮的木骨泥墙，而房顶应为稍微倾斜的平顶。
　　这类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房屋的结构及功能可以8号房基为例来加以说明。这房平面略呈正方形，门向东北，南北长5．1米，东西宽4．8米，面积24．5平方米，是这类房屋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地穴深0．64米，周壁基本垂直而略向外敞。壁面有一层木板，如北壁上下横置两块木板，均嵌入穴壁内；西壁横置两根圆木，两端各有两块炭化木板，一竖一斜。房角在木板上又抹草泥土，穴壁与地面的转角也抹草泥土，显得十分光滑。地面先铺一层掺小石子的细砂，上面再抹一层草泥土。火塘位于中央，用七块砾石嵌在居住面上，形成直径约45厘米的圆圈，内有少量灰烬。室内有十二个柱洞，另有一个辅柱柱洞，洞径19—28厘米，分布很不规则，推测房顶是稍稍倾斜的平顶，室年柱子是主要的承重结构。地穴四周也有二十三个柱洞，直径12—14厘米，推测是筑矮墙的木骨，由于柱子细，主要起围护结构的作用。房门在北墙中部，宽0．6米，有三级台阶。
　　这房子显然是被火烧毁的，其中堆积着大量红烧土块，上面有清晰的木板、圆木、树枝、草筋和绳索等痕迹，还有熏黑烧裂的石板，这些应是木骨泥墙、檩条、椽子和草泥顶倒塌下来的遗迹。由于房子被火烧毁而倒塌，室内的许多器物都来不及搬走而遗留下来，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总数达一百五十件之多。这些器物往往成堆出土，如西南角便集中放置工具三十五件，包括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骨器等。东南角有大量粟类谷物，有的已炭化成黑色颗粒；东壁附近的粟灰呈白灰色，零散分布范围长达4米，宽15—25厘米。从有灶及存放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粮食来看，这房子显然是住人的。但如果从它与其它房屋的关系来看，还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前面已经说到，8号房是一座面积达24．5平方米的较大的半地穴式房子，做工也比较讲究。以它为中心，四周还有几座其它类型的房子；西部仅0．75米之隔便是6号房子，19平方米，是地面建筑：问北1．25米处为3号房，25平方米，是凹底的窝棚：向南2．8米处为15号房，27平方米，也是地面建筑：向东3．5米处为9号房子，半地穴式，仅5平方米。这几座房子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属于一个家族所有，不同的结构可能有不同的用途或功能。其中8号房可能是中心建筑，9号房则可能是一座仓库。
　　9号房的结构是很特殊的，它的平面略呈方形，长2．3、宽2．2米，地穴深0．93米。四壁嵌木板，四角立木柱，四壁木板在四角交错呈“井栏式”，地面抹草泥。这房子也是被火烧毁的，室内堆积大量房顶及墙壁塌下的红烧土，并出大量陶器和石器。没有灶，也没有出入的台阶，面积狭小，防潮设施较好，不宜住人，可能是储物的仓库。
　　石砌墙壁的半地穴式房屋均属晚期，平面呈正方形或略作长方形，面积25．5—32平方米，穴深1米左右。四周依穴壁砌石墙，残墙略高出穴口，从旁边倒塌的石块来看，原墙还要高出许多。石墙厚约0．25—0．35米。三座石砌房紧靠在一起，呈曲尺形，应属一组建筑。各房内柱洞分布无规则，当为平顶：石墙外均有柱洞，当有擎檐柱。根据室内堆积的情况判断，其中两座可能有楼，另一座为平房（图4-54）。
　　地面起建的房屋共六座，均属早期，平面方形或长方形。这类房面积较大，一般为20—3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双窒房近70平方米。地面较考究，一般先铺圆木、小石子或红烧土等，上面再抹草泥土。火塘为浅坑，周围用草泥筑埂并嵌砌石块，有
　　图4-54卡若晚期石基房屋复原示意图上．外貌；下．剖视。
　　的直接在地面嵌砌石块。房屋四周及中间均有许多柱洞，推测是木骨泥墙平顶房。
　　22、29号房是卡若发现的唯一双室房，南北通长11．6米，东西宽6米面积69．6平方米。这座房子也是被火烧毁的，房内堆满大量红烧土，红烧土块背面有圆木、木板、树枝、草筋及绳索捆扎痕迹，表面有平坦、凹弧、凸起、折角等多种形状，显然是屋顶和墙壁各个部位的残迹。堆积底部有四根炭化木柱，较长的两根分别长2米和2．04米，大致就是墙壁的高度。地面先垫圆木、树枝或砾石，上面铺土抹光。南部用石头嵌成四个圆圈，当是火塘所在。柱洞共六十四个，除周围分布外，中间并列两行，把全房一分为二。房内发现有大量石器、骨器、陶器、海贝、项链和成片的炭化粟壳。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居室。
　　石路、石墙、石圆台和石围圈卡若晚期地层发现砾石铺筑的道路两条，残长分别为4米和5．4米，路宽分别为2米和0．6米。铺路砾石的直径一般为6—13厘米。路基厚7—20厘米，石缝中用土填充。
　　卡若发现石墙三段，均为平地起墙，砾石筑砌，属晚期遗迹。其中一段长8．6米，底宽2米，上部略窄，残高0．7—0．8米。用大块砾石砌在两边，中间填较小的砾石和碎石块。另两条相互平行，距离4米，残长各约15米，宽1—2米，大部倒塌，残高仅0．25米左右，不知何用。
　　石圆台有二处，属晚期。用大块砾石围圈，中间填小砾石及碎石块。其一高0．23米，直径2米；另一个高0．25米，直径1．5米。
　　石围圈有三座，亦属晚期。均为半地穴，平面呈圆形或方形，面积不超过6平方米，周围用砾石砌墙。由于面积小，又无柱洞、火塘和门道，地面也无任何加工，不象是房屋遗迹，用途不详。
　　生产工具卡着出土生产工具八三四六件，其中石器占95．6％，其余为骨角器和陶质器具。石器中又分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大类，以打制石器为多，占全部石器的85．6％，而且从早到晚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打制石器的原料基本是细砂岩、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的砾石。一般不修理台面，直接在较平的砾石面用锤击法单向打出石片，再将石片加工成各种器物。打制石器的种类大致有砍砸器、敲砸器、切割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锄状器、铲状器、斧、矛、镞、钻、砧等，前五种占绝大部份。
　　图4-55卡若的细石器1．2．锥形石核；3．柱形石核；4．5．尖伏器，6．—13．细石叶：14．—16．石镞。
　　细石器约占全部石器的8％，同样是从早到晚逐渐增加（图4-55）。细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玛■、硅质岩、石英和燧石等，加工工艺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相近但稍有进步。卡若石核远不如藏北石核比例高，而种类复杂得多，有船底形、楔形、锥状、柱状、龟背状和板块状等六神。细石叶较发达，长2—3．8厘米，一般长宽之比为6：1左右，两侧往往有使用痕迹。细石器种类主要有镞、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多种，多经第二步加工，还有未经第二步加工而仅有使用痕迹的石片刮器。在数量上以刮削器、石片刮器和尖状器占绝对优势。石镞颇象尖状器，缺乏我国北方细石器中那种典型的凹底三角形镞。
　　磨制石器的数量是最少的，仅占全部石器的6．4％，而且从早到晚越来越少（图4－56）。所用石料主要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流纹岩、大理岩和板岩。一般通体磨光，仅少数有局部磨制的。不少磨制石器是用切割法取材的，切割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两面对割，另一种是单向切割，前者采用较多。穿孔器主要有石刀和重石两种，石刀的穿孔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刻槽穿孔，一种是锥形钻穿孔，后者较多。重石则全部用锥形钻穿孔，遗址中发现有相应的钻具。石刀钻孔有的是对穿，有的是单向钻穿，重石则全部是对钻穿孔的。
　　磨制石器的种类有斧、锛、凿、刀、重石、研磨器、镞、矛和切割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只有锛、凿、刀、重石和研磨器五种。斧有梯形和长条形两种，斜弧刃，横剖面近长方形，通体磨制，有的有切割痕迹。锛体较薄，亦有梯形和长条形之分，刃部平直，少数锛两端开刃。凿多长条形，横剖面有方形、长方形、梯形和五边形等。刀有七十三件，约占全部磨制石器的七分之一。以圆角长方形者为多，次为直背弧刃的半月形和凹背弧刃的新月形，也有个别凸背直刃的半月形刀。约85％穿单孔，少数有双孔或无孔，当为收割的主要器具。研磨器八十一件，包括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及研磨其它东西的磨盘与磨石等。重石达二五二件，几占磨制石器的一半，实际上包括三种器物，一是有孔重石，大约是套在掘土棒上使用的；二是石球，应是狩猎用流星索的加重部分：三是菱形石，一面或两面有浅窝，当是钻具的轴碗。
　　骨角器有三六六件，占工具总数的4．4％。多用兽肢骨及鹿角为原料，经过劈裂、裁断、修理、粗磨、精磨和穿孔几道工序制作页成。种类有骨角锥、骨针、骨刀梗、骨抿子、骨印模、骨卡子和带齿骨片等（图4-57）。其中骨刀梗一边育凹槽，是镶嵌细石片用的。骨抿子可能是制陶工具，用来抿泥和打磨陶器表面。骨印模系用兽肢骨的一端刻成八个乳丁，用以压印陶器花纹。刻齿骨片往往在骨片的一边或两边刻成等距离的锯齿，有的骨锥的一边也有刻齿，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压印陶器纹饰（蓖纹）的，大部分不知何用。骨卡子是两头尖的小骨器，或称钓针，是一种鱼具。
　　陶质工具仅有纺轮一种，仅见六件，且均用陶片改制而成，没有发现专制的陶纺轮或石纺轮，可见卡若文化的纺织业并不发达。
　　经济生活卡若所在的昌都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坡和横断山脉的北部，属于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地带。根据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推测当时的山坡地带有茂密的森林，阴坡发育有松林，阳坡发育着栎林，林下生长有各种蕨类和草本植物；沟谷地带生长耐旱的蒿、黎、麻黄等。蕨类植物中凤尾蕨、里白，桫椤植
　　图4-57卡若的骨角器1.5.7.骨锥；2.骨刀梗；3.骨印模；4.角锥；6.10.骨抿子；8.9.刻齿骨片；11.骨斧；12.带齿骨器；13—15.骨针。
　　物的存在，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日温暖湿润得多，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前面已经谈到在8号房和22．29那座唯一的双室房都发现了大量粮食朽壳和炭化谷粒，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亮鉴定为粟（Setaria italica（L）Beaur）。结合生产工具中有大量铲形器、锄形器、石刀和磨谷器等农具和粮食加工器具，可知当时的粟作农业经济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遗骸，经鉴定有猪、狐、獐、马鹿、麅、藏原羊、青羊、鬣羚、牛、猕猴、兔、鼠兔、家鼠和喜马拉雅旱獭等，其中猪骨个体比野猪小，多属幼年或老年，牙齿构造也比野猪简单一些，应为家畜。其余各种绝大部分应是狩猎的对象。可知家畜饲养和狩猎也都是经济的重要部门。
　　此外还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的制造，以及纺织与皮毛加工等，则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卡若不但纺轮少，制作不精，织物也很粗糙。在一件陶器T62（3）：117底内留有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范围内经纬线各仅八根，比仰韶文化的稀多了。
　　日用陶器卡若陶器数量不少，但类型简单，差不多只有罐、壶、盆、碗四种，且全部是平底器。除个别罐、壶有耳或流外，一般无咀无流、无耳无把、无足无盖，造型极为简单。
　　陶器的质地差不多都是夹砂的，只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器表的颜色有黄、灰、红、黑四种，以黄色和灰色为最多，红色和黑色均甚少。由于烧制技术不高，火候不匀，颜色也很不纯。所有陶器均为手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小型器物则用手捏。一般先做平底，再在上面盘筑器壁。大型的器物为分段制作，然后再拼合在一起，为了使拼合处牢固，往往在外面加一道附加堆纹。
　　陶器的纹饰比较丰富，按其制作方法可分为刻划纹、绳纹、抹刷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压印纹、篦纹、篮纹和彩绘九种。刻划纹约占全部纹饰的22．1％，多饰于盆和罐的上腹，其图案有平行线坟、平行带纹、网格纹、菱形纹、三角形纹、连弧纹、叶纹和贝纹等。剔刺纹多饰于器口、颈部或上腹部，有麦粒形、圆形、方形、三角形和指甲形纹等多种。压印纹多饰于附加堆纹上，有的饰于器物口部或近底部，纹样有圆圈纹、布纹、菱形纹等。彩绘陶极少，约占陶片总数的0．1％。为黑色折三角纹和菱形纹，有的先绘彩地，再饰刻划纹。下面对几种器物稍加说明：罐的种类比较复杂，但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夹粗砂的罐，一般器体较瘦高，口部较大，纹饰简单，且带有烟薰痕迹，个别的口部有一流，当为炊器。另一类是夹细砂的罐，器体矮胖，口部甚小，表面经打磨，饰美丽的刻划纹，个别有黑色彩绘，整体大小相差悬殊，小的高仅11.4厘米，大的高42．4厘米，应是主要的存储器。
　　壶同小口罐十分相近，也是夹细砂，表面经打磨并饰刻划纹，只是小口长颈，器身相对较高，有的颈部有把，当是水器（图4-58）。
　　盆多敞口，斜腹或折腹，口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最大的达48．2厘米，应是主要的盛器。个别的有烟薰痕，似亦可作为炊器（图4-59）。
　　碗形略似盆，只是较小，当是饮食器。
　　装饰品 卡若未发现墓葬，故装饰品发现不多，仅五十件，种类却很复杂，计有笄、璜、环、珠、镯、项饰、贝饰、牌饰和坠饰等，所用质料有石、玉、骨、贝等（图4-60）。大部分磨制精细，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牌饰、项饰和贝饰。
　　牌饰系用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骨片制成，上面或有穿孔，或刻横槽，或刻花纹。如标本Tl02（3）：10，为一梯形骨片，上端有穿孔，表面有圈点纹若干组成十字形，两侧刻成锯齿状，当为佩饰或服装上的缀饰。
　　项饰共有两串，由长方形珠和管状珠若干串缀而成，反映当时人的一种审美观念（图4－61）。
　　图4－61卡若的两串项饰贝饰十枚，系宝贝穿孔而成，也是坠饰。宝贝（Cowrie shell）产于南海，既出于卡若遗址，是当时存在远地交换关系（多半是间接关系）的证明。
　　卡若文化的年代在卡若遗址各层和备房基址中采集的木炭标本，曾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14实验室测定，共获得四十一个碳14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后最早为公元前3955±310年，最晚为公元前2005±120年；绝大多数落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这大概就是卡若文化的真实年代。换句话说，卡若文化大约持续了1200年左右。
　　卡若文化同其它原始文化的关系卡若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地方性文化，但它毕竟不是孤立发展的，其中的一部分因素表明它同相邻原始文化有过多方面的联系。
　　卡若细石器中的锥状石核和柱状石核，以及从这种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细长石叶，在藏北高原有较多的发现，也同样见于甘肃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中颇有特色的长条形石斧和石铸也见于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陶器均为平底，基本器形只有壶、罐、盆、碗；马家窑文化的陶器除极少数圈足器外、也基本是平底器，器形也以壶、罐、盆、碗为主。卡若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纹饰，如波折纹、菱形纹、贝形纹、平行线纹、正倒三角纹和网格纹等，同样也是半山——马厂期彩陶的常见纹饰，只是装饰的手段不同罢了。卡若遗址多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马家窑——齐家文化也多见这种房屋。特别是卡若遗址发现了许多粟的朽灰和炭化物等，而粟作农业历来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农业，南方历来种稻而很少种粟，卡若的粟作农业很可能是受马家窑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卡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年代相若，相隔也不算太远，相互间发生某些关系是可能的。从总体来看，似乎马家窑文化对卡若文化具有更多的影响。
　　卡若文化对四川和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影响，如四川岷江上游汶川、理县等地的条形石斧和石锛，西昌礼州遗址的半月形石刀，陶器全部夹砂并用平行刺点纹组成三角纹和菱形纹的作风，以及罐、壶、钵等器形，都是卡若文化中常见的。云南滨川白羊村的平背弧刃半月形石刀、条形石斧和石锛、宽叶形石镞，陶器多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的作风，以及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等，都与卡若文化中同类因素相似。云南元谋大墩子的凹背弧刃或直背弧刃石刀，两端开刃的石凿，柳叶形和三角形石镞，梯形石斧和石锛，骨抿子，陶器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篦纹、附加堆纹等，还有某些小口罐、盆、钵等器形，也都与卡若文化的同类因素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的新石器文化均晚于卡若文化，显然是卡若文化通过澜沧江和金沙江河谷等南下影响云南的新石器文化而不是相反。
　　《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按照这种说法，西藏居民当是北方迁去的。卡若文化以及西藏其它新石器文化乃至旧石器文化的发现，说明西藏居民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的发展谱系，并不是从外地迁来的。但如果说在发展中曾受过北方民族的影响，甚至有部份羌人或氏人南下西藏，从而造成文化乃至种族的某种融合，那倒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③福建省博物馆：《闽候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①韩康信等：《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人骨》，《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②游学华：《介绍台湾新发现的芝山岩文化》，《文物》1986年第2期。
　　①李家和等：《樊城堆文化初论》，《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②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樊城堆遗址发掘简报》，同上。
　　①李昆声等：《试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集刊》。
　　①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①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①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卷第2、3期。
　　②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考古》197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