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福星忆少年
张泗清(美国)
千禧年植树节我满六十九,在传统习俗中,至时可以庆古稀了。蓦然回首,将近七十年的岁月,受到太多人的帮助,碰到很多次的巧遇。乱世人生,可算是“一路福星”了!谨怀感德之心,回忆一些少年往事。
身世童年
1931年春,我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城东15里之圈子庄。祖上历代务农,刻苦耐劳,勤俭持家,至曾祖父“世盛”公已颇为富有。
祖父同胞兄弟五人,以凤阁、麟阁、龙阁、象阁、鸿阁,依次排名,年龄各相差五岁,无任何姐妹。祖父行三,是最宠爱我的人。父讳“希汤”,同祖父兄弟大排行以 “尧、舜、禹、汤、文、武、商、召、望、祖、先、宗、仲、德”按希字辈排名,先父行四,仅有一弟为希召八叔。我出生时为长子长孙,但在五支中总计,二伯家已有两个堂兄,大哥治清长我十岁,二哥海清大我八岁,九个堂姐,长我十二至二岁。就因为我是连续八年中惟一男丁,很得曾祖父母之宠爱。
四岁起进入本村由父亲主持之初级小学,在父亲的严历管教下,“七七”事变那年已读小学三年级。1938年在战乱中过去。我终日游荡,祖父引以为忧,乃于1939年春为我设立私塾。收同宗学生十余人,我与三位较长同学(两位大我五岁一个大我三岁),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读起。另有七八人,由三字经开始。私塾的课程进度每人不同,每日早餐及午饭后到校先背书,一个一个背,一个背完立即教新书一段(只是念一遍),作为下次背诵的功课。一本书顺序背完了再从头读第二遍,每次是读生书时的两倍以上,第三遍背第二遍的二至三倍,第四遍以后则因人而异,我可以背半本,第五遍即从头到底一次背完,完成撇书了。我在两年内撇完了四书:大学、中庸各一次,论语及孟子各四次(各有四本),共撇书十本。最后另读了半本诗经,是同学中进度最快的。在第二年,背孟子之外,另开讲已经撇过之论语。因为第一次背书只记其声,不懂其意,所以开讲,是专对程度较高的学生为之。我国自古如此教法,其好处是趁童年记忆好时多背诵一些经书,长大后豁然贯通了可以作文章,参加考试。资质较差的,读几年私塾认几个字再学学珠算,就可以务农或学商。资质更差的,就只能认识一些单字了。
1941年春,村中恢复了小学叫抗战小学,对敌伪仍以私塾课本敷衍,我插班四年级。同年秋,全县各乡镇成立中心小学,我以第九名考入“昌乐县溎西乡抗战中心小学”五年级。全班四十余人,我年纪最小,有两位已20岁,多位已婚,并有为人父者,可见当年教育之落后。
路北分校
省立昌乐中学马家河子分校,于1943年春正式开课,先设初中及简师各一班。我那年12岁,已读完小学六年级上学期,顶替堂兄张海清去报到。张海清是我二堂兄,他大我8岁,前一年他考取昌中后,去了安徽阜阳当流亡学生,后来进了中央军校。当时本村可以进中五的有4人:张镜清(大10岁)、张海清(大8岁)、张来凤(大5岁)、张来禧(大4岁)。因为那时没有户籍也没有照片,于是我冒名进了中五。
记得赵建修老师是训导主任兼中五国文,我在中五交过一篇作文,文限两百字以上,我交了两百字出头。批发时赵老师亲自一个一个叫上去发回并作评语,记得给我的评语是“刚够二百字,毛笔字也不好,但没有错别字”。
之后没几天,一次饭后正在追逐玩闹,赵老师来了。一把抓住我说:“叫什么名字?”“张海清。”“跟我来!”心想要受处罚了。跟到办公室,把我领到孙文灿老师(教务主任)前说:“就是他”。孙师拿着一封信,问了我几句话,就叫我走了。当时想“没受罚就好”。
过了一星期回家时,父亲告诉我顶名字不行,不过可以先进补习班。原来是九叔(张希望)给孙、赵两师去信说明“冒名入学”的事,回信说“不可以,但是将另成立一班补习班,可以把我编入。”对我来说乐得轻松,并不在意。后来在美国与赵师通信中,赵师提到跟我九叔张希望及十叔张希祖是书院小学的同班同学,才了然当年顶名的一段渊源。
当时分校仅有两栋土屋,南屋东头一间作办公室,其余是中五级教室(刚开学时兼饭厅)。北屋东头一间是庶务室,其他为师二教室。越过庶务室是伙房,用一口烧酒厂的大铁锅煮稀饭。后来在北屋东头延长加盖了两间办公室,又加盖东屋一排作教室。记得盖东屋时第一次见“用木板夹起夯土作墙”的建筑法。还记得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下午,为拆掉村东头的一间小庙,全校同学从学校到小庙之间单线排开,一个传一个将废砖块传到学校,是赵老师监督指挥,很觉新鲜。
马家河子是一小村,估计约百户人家,该村出过三代名医,第一代名医(马湘)有很多医疗故事流传,记得我们读书时,马湘的庙还在,我从门外窥视,内无神像仅供牌位。那时大多数同学是借住民房,没听说过租金。我一直住在沟东,换过一次人家。第一家住了半年,房东家只有一位老头,第二家在同一条巷底,是一对老夫妇和两个儿子,大儿当游击队,小儿读小学。今日想来,那时昌乐民众都为抗战出钱出力,发挥全民抗战精神。
在补习班时代,因为家里管不到,开始迷上了小说。记得傅道欣兄也喜欢看小说,曾借我看过《三门街》、《宏碧缘》等。有一次上音乐课时偷看《聊斋志异》,被赵光瑛师把书抓去,下课时训了一顿还给我。想不到来禧兄回去向先父告了一状,使我挨了一顿好打,是今生最后一次受到父亲的体罚。当然是自己的错,不过武侠看多了,很觉来禧兄不够义气!今日想来,如果他告状早一些,可能我也升进中六了!
在补习班时代,课程既不完整,老师也欠固定,有多位老师来上过课。记得分校主任赵理卿还亲自代过一次国文课,在课堂上他介绍了中国谜语,还记得几个:
一、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是在上,且是在下。(答一字)“一”
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答他当年同班同学名字)“陈文学”
三、两句话,说一年。(答三字经两句)“曰春夏 曰秋冬”
四、左看人三,右看三人,一边是外国码,一边是中国文。(答一字)“及”
那时补习班教室在村西北角一处独立的房子里,只有升旗及课间操到学校。带课间操的教官叫高凤岗,他胞弟高凤山跟我们同学,觉得他有个哥哥是军校毕业,非常钦羡。还记得曾在马家河子西边的于家庄上过课,再后又在学校西南方一间教室上课(那段时间的导师是王鸿亮),次年编入中七后,才迁到学校新建的东屋上课。在于家庄时班上有一位同学叫梁廷琛,会拉一手好胡琴,佩服得不得了,后来他升级去了本校,在台湾曾见过几次。还有一位同学崔冠中,他姐姐崔焕彩在师二级,是惟一穿裙子上学的女生,可见那时学生的土气。
中五级有三位女同学,孙师上课时的点名声音还记得,一开始总是先点名:“赵兰桂、赵世房(实际是芳)……”我跟孙师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一起在澎湖被编兵的补习班同学,尚有傅道欣、赵世贤等。最感念不忘的是傅道欣,在补习班时,他对我照顾很多,他的算术最好,有一天早上考算术之前他偷偷告诉我某题要考,我竟当作耳边风。结果就错那一题,他被选进中六,我又等了半年才进中七。在青岛郭口路时,常跟他一起逛东镇,一起看戏(滕步云的《红娘》、《盘丝洞》),一起喝甜沫,他给我亲切和信任!后来流亡途中,得到他的照顾更多。到澎湖以后,是他给我离开樊笼的机会!回顾一生,在他面前我没说过一句假话!
在马家河子时代,赵老师最严,不愧训导之职。地理和体育一直是他上课,其他如孙文灿、李梓材、宗汝农等老师,极少机会受教,倒是宗老师的夫人陶老师,教过我们中七的数学,后来忽然不见了,大家都神秘兮兮的避谈详情,后来才知道他们全家遇害的一鳞半爪,深感悲愤与不平。记得他家有三个儿子:长子在寿光十五联中,曾在他回家时见过一次。次子宗树藩在中五,三子宗树荃读小学。在那个时代,不知道什么是人权。
建校一周年时(1943年冬),全校师生集合在校园中习唱周年纪念歌。宗老师作词,不知是谁作的曲,由宗老师教唱,何老师弹琴,慷慨激昂,迄今记忆鲜明。曾凭记忆写出了一份词谱,曾寄哈尔滨的郭树文求证,他回信称“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他来说,更值得记忆的事太多了。
我在补习班读到1943年底,四四年初编入中七。英文课是何世全老师,她年纪轻个子小,却教学认真严格,可惜只教了一学期她就离校他去了。记得就在那年底的一个晚上,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很像何老师却黑得多的小姐,说是来找何老师的。同学们争着从门外看,有人说何老师在十五联中。
后来是一位新来的男老师教英文,现在竟想不起他姓什么了。由于他学问不怎么样却爱装腔作势,使我对英文失去了兴趣。至于说他学问不怎么样,是因为他有一次上国文课,讲武松打虎时,竟读了好几个错字,还记得他把“大吼一声”念成大孔一声!另外读错的几个字不记得了。反正从那以后我对他失去了信心,对英文也失去了兴趣。后来他也走了,英文没人上课。迁校五里庄以后的一年半中,英文课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干脆没人教。到毕业为止,三年初中没教完开明英文第一册,夫复何言!
迁校城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迎接胜利的却是共党占领寿光全境,路北分校无法开学。十月初,父亲曾带我用脚踏车载行李,步行一日到三十多公里外之省立昌乐中学校本部申请入学。我第一次见到霍校长,他说:“路北分校将另找地方开学,可以放心等候通知。”回家不久即获知将在城南五里庄开学的消息。校址设在昌乐城南五里庄,我们中七先在三里庄上课,次年春中五级毕业后,我们中七才到五里庄上课。
迁校以后,班上增加了不少寿光同学,男女都有。女同学中有一位冯锦绣,人漂亮,功课也好,绰号“半截牡丹”,是她寿光老同学传来的:“牡丹形容她长得不错,半截是说她有一双解放脚(并看不出来)。”功课好是公认的。她有一位周姓表哥是寿光县议员,体育老师,篮球教练,1947年他表哥曾带球队到吴家池子比赛,高大魁伟,堪称护花金刚。1948年5月,昌潍沦陷后不久,我在村南公路上巧遇她跟一女伴往东走,劫后心情,曾有简单交谈。后来在青岛临中住郭口路时,有一次见她在公用洗脸台上洗米,着艳丽旗袍,应是跟他表哥新婚不久,未曾招呼。1977年我在台北为润泰公司办理股票上市,他与一位年轻同事到公司调查有关公证事项,当时互不相识。后来见她的名片冯金秀,才认出是她。她那时住北投,在台北地方法院公证处任职。提及周先生早已退休,有两个儿子。也许是因为有同事在,似乎不愿多谈,以后也未联络。
同班同学中只有赵令骧同岁,而且生日比我小半月,很自然的较多亲近。出国后很快联络上他,并给予较多支援,另一位李祥瑞,是当年功课最好的,他已自山东工业大学副教授退休。1946年暑假,第八专员公署在潍县城举办“中学暑期军训班”,规定初三以上虚岁18岁以上的男生全部参加。我那年足龄15岁,冒称18岁参加,爱国热忱非今日所能想象。主任张天佐,副主任傅立平,教育长李光村,课程之多,训练之严,胜过台湾大专暑训班。宿舍在潍县火车站北某烟草公司的仓库里。那是我第一次到潍县城,第一次见到电灯,第一次看电影(二次大战纪录片),第一次打靶。一个月后结训回家,祖父早在朱刘店车站等着了。后来才知道,受训期中,他曾步行去军训营房探视,因为只看到一队队晒黑的大孩子,却未见爱孙而泪洒归程!
分校第一届中五、师二毕业典礼时,下午有游艺节目(在院子里),晚上在五里庄大街上扎台演话剧《文凭》,我们班上参加演出的有刘鸿瑞。我参加了中七抗战歌曲合唱,教练是徐启元老师。到美国后经郭树文兄的介绍,曾与徐师多次通信,他一直爱好运动,而今已经不在了。
吴家池子
1946年底初中毕业,次年考取本校高中部。校本部已于半年前迁到县城东南吴家池子。新校舍建在草山(又名东山,海拔150公尺)西麓,是利用天然泉池“吴家池子”作基点,向东将山坡地开辟建筑校舍。全新的一排排砖瓦平房颇为壮观。可惜我那时心浮气躁,辜负了那个优美的读书环境!九五年中秋第二次回乡探亲时曾去参观,除增建一栋四合院式办公室以外,大多是原有房舍,虽然老旧,却依然屹立。现在是“昌乐第一中学”,为山东省“重点中学”之一。
1948年开学不久,4月2日上午9点多,突然全校紧急集合,原来是张天佐(昌潍区专员兼山东省保安第一师师长)亲自来校讲话。大意为“情况紧急,立即回家,何时开学?另候通知!”
越一日,共军即兵临昌潍,4月28潍县城陷落,张天佐自杀殉职,几日之内昌潍地区全部赤化。农历四月十六(国历5月24日)凌晨,我随父亲悄悄离家,祖父前行以策安全,送至朱刘店郊外,祖、父、子三代默默分别,分别时竟无一言一语!
后来在台最先取得霍校长的肄业证明,又蒙昌潍临中刘书芬校长特赐高中毕业临时证书,因为身分证是民国廿三年次,他先给过一张“初中毕业”证书,那时我已有小学教师合格文件,初中学历已经没什么用途。后来想考大学,他又特别补发了一张“高中毕业”临时证书,他谆谆告诫要我遵守两件事:第一、除报考大学外不要作其他用途。第二、不要告诉任何人是补发的,他决定这是最后一张,将把其他空白证书烧毁。我在大二时最后一次去高雄看他,还吃到了刘师母亲手做的小豆腐。刘师母是诸城人,民国四十年代初与日照籍的师父结婚。我大学毕业后去信未见回信,可能那时他已自高雄省中退休,迁延蹉跎之后,竟断了联络,一直愧悔不已!
逃难青岛
随父亲步行至潍城,城内多数房舍被炮弹炸毁,见识了战争的惨烈。三天以后,父亲买到了去青岛的车票,约定送到南泉为止,因为南泉就有去青岛的火车。同行有十二叔希宗,一辆马车卖票二十多人,因为要让老弱妇孺坐车,所以我们三人步行比坐车多。一路平静无事,四天后的早上出发不久,忽见前面拥挤了数百难民,原来是共党设卡检查路条。我们三人总保持在看得到检查站的距离,悄悄地往后面移,因为我们连假路条都没有。过了一个多小时,后面来人更多了,共军才停止检查,并向人群喊话:你们去青岛好了,我们要去青岛跟你们一起过端午节!
农历四月二十四(6月1日)中午到南泉,在市集上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乘火车去青岛,在火车上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又因为那天是阴天,以致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直往东走,这一错觉使我在青岛大调向,东与西、南与北,完全相反。
到青岛几天后就加入了昌潍临时中学,先住在日本大庙,后来改名为青岛第二临中,迁住东镇郭口路的一片仓库中。多数日子的伙食是高梁面窝窝头,同学中便秘的很多。那时学生总代表叫王龙灏,副总代表是一个潍县人,两人合作不够,同学中也闹派系,后来校长也闹双包,学校越来越乱,年底前我就常住益都路74号八叔家中,很少去学校了(八叔是惟一亲叔)。阴历年前学校又迁至登州路海军官校校舍(官校已迁台湾),我仅住过一夜。
到青岛月余,父亲为生活所迫,于7月底参加了国军某部。开始驻防于青岛西北30公里外的南泉,8月中父亲曾回青岛一次,父子相聚仅一小时。于青岛大港火车站前分别时,父子对望不知语从何起,更想不到的是此别竟成永诀!因为该部队不久即空运济南增防,中秋济南沦陷,父亲被迫回家。他在济南期中曾寄给我两封信,而此先人手泽,后来遗失于澎湖。
流亡江南
1949年农历正月初四(原记得2月3日,近查万年历证实为2月1日)晚饭以后,张来凤与李庭光两兄来益都路借住一宿,才知道来禧兄早已随校去了南方。他们参加第二批南迁学生,在码头等船等了一天,临晚宣布改为次日晨上船,他们因为回学校太远,特来借宿一宵。
当晚间谈至深夜12点,八叔说:“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忽然来凤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问八叔,他顿了一下说:“这要你自己决定,如果我说你应该走,将来遇到困难,你会说是八叔让你走的;如果我说你该留,今天青岛的局势如此,将来的结局不可能好,到时你会说是八叔教你留下的,所以必须你自己决定。”他们两位都劝我走,于是我作了影响命运的第一个决定--走!
即时整理行装,深夜两点就寝。次晨是农历正月初五(2月2日),五点半起床,起床后才知道八叔好友之子陈家和(以前没见过)也跟我们走。他比我小半岁,我有照顾他的责任。早饭后我们四人一起,各自背起行李赶赴小港码头。八点登上“北铭”轮,随昌潍临中第二批师生百余人一起南去上海。临走前八叔给了我十块大头,另给陈家和两个,就靠它,我在流亡途中未受一日饥饿,到澎湖时还剩了几个,连行李一起丢在澎湖了。
滞留上海
2月7日中午到上海,下午住进山东会馆,每天吃救济粥两次。每人发一布制符号佩戴,可以免费搭电车,所以除吃粥时间以外,常与同学乘电车闲逛。经常下午4四点吃粥之后,先在教室拼几张课桌,放好被褥以备晚上回来睡觉,否则就得睡地下。某日下午与同学3人(张来凤、刘鸿宾、陈家和)占了一间小教室,排好桌子作睡处之后,一起去大世界看京戏。记得那天戏码是《汾河湾》,女主角叫张美茹。因为看戏之前理了个发,头亮亮的,穿着一件长棉袍,因此,在看戏时被强派了一杯茶(看戏免费茶资要付)。每排座位十几个人,至少派两杯茶,我被强迫付了一杯茶钱,刘金乡学长领头笑我是被抓明头,心情有些窝囊。
回到山东会馆,发现有4个人睡在我们摆好的桌子上,我们的行李被堆放在一旁。是我先进去,一时火冒三丈跟他们吵了起来。结果是对方4人与我一个人混战了一场,记得挨打不觉疼,打人似拼命。最后我抓裂一个大个(潍县人叫刘基)的大衣领子,闯出门外向左一闪,躲进一堆灌木丛里,躲过了4人的搜寻。后来全校师生都起来了我才出来,经老师和领队郑锡魁的排解,结果是他们让出教室归我们睡,我为撕破大衣向刘基道歉。那次经验是当你发怒行动时,会奋不顾身,很可能不知不觉地拼掉性命!到广州后,刘基等4人去了香港,后来听继修兄说,他们在香港警界服务。今日想来,刘基很冤,记忆中他一直没动手,只是他挡在门口,我为脱出包围而抓他的大衣而已。
杭州九日
在上海住了19天,全校乘火车去杭州,深夜开车早上到杭州,见到了堂兄治清,那时他是杭州火车站的电讯人员。他带我们逛了西湖,走过苏堤、白堤,看过花港观鱼、平湖秋月,游了岳庙等。
在杭州住了9天,再乘火车去湖南,也是深夜上的车。那次是先派同学去站外占好两节车厢,进站后由同学把门,外人一个也不准上,是名实相副的两节专车。两夜之后的上午到南昌,下午再开车,又过两夜,凌晨到湖南株州。
暂住岳阳
八叔至交之子陈家和,菏泽县人。因为他不是学生,和任何同学都不认识,我对他有保护责任。他的目的地是去湖南岳阳火车站找他祖父(抗战前是胶济铁路的火车司炉)。本来的计划是先一起到学校,然后再找机会去岳阳。我因为在上海跟同学打了一次架,遂暗下决心到株州后就带他离群去岳阳。学校是从株州南下衡阳,一到株州我就带陈家和去吃早饭,然后找了一个澡塘洗澡,躲到中午才出来,当晚顺利抵达岳阳找到了陈爷爷,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一到岳阳就给杭州治清堂兄去了一封信。当时竟没有想到老师同学们会为我们担心,随着年龄增长,愧悔与不安日增!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4月22共军渡江,4月21日收到治清兄从杭州来信,大意是:“来凤、来禧来信说你半路不见了,学校在衡阳市车江镇刘家祠堂,我已去信叫他们去找你去了,以后千万随着团体走!”如果说有命运之神的话,它对我的照顾太多了!
昌潍临中
4月23日晨,陈爷爷给了我4块大头及100个铜元,送我到南下火车的守车上,特别拜托车长照顾我,让我去衡阳。那时所有南下列车都拥挤不堪,连车顶上都挤满了人,而守车内一共不到10人,都是工作人员。车中很多邮袋,每到一站就收发一次邮袋。中午他们给我一份炒饭,傍晚到衡阳,顺利地找到陈爷爷介绍在衡阳车房当火车司机的赵姓好友。赵爷爷是山东青州籍旗人,他有两位夫人,一个女儿,二夫人带我到处打听去学校的路途。三天以后,让我跟一位去车江镇办事的青年人走,早上出发中午到达,一到镇上就遇见了同学,一起回到了学校。先找到来禧兄,他告诉我:“跟你打架的人已经给我们道过歉了,不要怕他们。”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认识了来禧兄的几个结拜兄弟,有王文章、宋继修、萧世芳等,他们都对我非常热心。到台后更得到宋继修兄的多次帮助,是他带我去找霍校长起了第一张学历证明,他曾到高雄小港看过我。我读完大一,暑假中萧世芳兄结婚,他寄钱给我代他送礼以外,还另给我一份补助学费,那份关爱给了我勇气。遗憾的是我没到他家拜访过,后来在国外知道了他任屏东烟厂厂长,曾寄去一信,但一直未见回音,可能他已经调走了。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在台中农学院读书,迄今将近半世纪,时在念中。近中看到《山东文献》廿四卷第四期,有他一篇《柳暗花明》,才了解他完整的奋斗历程。学校是靠车江镇团管区支援,由该区拨借粮米,我们派人去农家取粮。我去过两次,第一次4人,第二次7人,都是去十几里外,每人扛10公斤糙米回来。湖南农家普遍比山东富足,对我们学生都很富同情心。两次都热心地招待午饭,三四个菜,有鱼有肉,每人1桶米(1市斤)的饭都是一扫而光。因为学校接受团管区供粮,全校同学曾去车江镇冒名接受检阅,除连排长之外全是我们学生换上军服冒充,可见当年吃空额多么严重。后来该团管区计划强行收编我们,因得到赵景山老师的通知,当晚连夜准备,次晨全校步行去衡阳。途中曾遇微雨,步行十多公里才到,一路上行李越挑越重,两肩肿痛了3天。
到衡阳住在衡阳中学,两天后的早晨搭粤汉路火车去广州。行一昼夜,6月1日(端午节)天亮时到达广州。阅报方知青岛已在巷战中,实际是已经弃守了。住车站月台三天后才迁往广州西关三民小学。在广州期间流行羊毛疹,很多同学受到感染。我在两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发病,由赵景龙兄用针挑治而愈。
7月1日坐军用卡车至黄埔码头,在江边露宿三昼夜,7月4日登上中字一一五号登陆艇开往澎湖。计有三个学校的学生挤在甲板上(舱内是战车),三天中风平浪静,7月7日中午抵达马公码头,结束了万里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