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始都营丘在昌乐的多角度思考
李学训刘西强
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成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大封宗亲勋戚，以藩屏周室。“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子于营丘曰齐”(《史记·周本纪》)。从此，姜太公封齐都营丘之事，便屡屡见于典籍。如《礼记·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太公望东封于齐，……至于营丘”；《吕氏春秋·卷二十》：“昔太公望封于营丘”；《毛诗笺》：“封太公吕望于齐，是谓齐太公，地方百里，都营丘” ；《史记·齐太公世家》：“封尚父于齐营丘”，“莱人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以及《盐铁论·轻重篇》：“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等等。
可以看出，在西汉及之前文献中，只是讲营丘位于齐地，营丘边莱，至于具体方位，一直未有提及者。直到东汉班固等人撰写《汉书》时，才在其《地理志》中指明“临淄名营丘”，“师尚父所封”。此后东汉献帝时期，曾作过营陵令的着名历史民俗博物学家应劭在《汉书·地理志》营陵条下注曰：“营陵或曰营丘”“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 。此是营丘地望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之始。稍后西晋学者薛瓒在《汉书·地理志》注中说：“临淄即营丘也，……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东晋学者郭璞也同意薛瓒观点，他在释《尔雅》的书中进一步说：“今齐之营丘，与《尔雅·释丘》的解释是相合的。”到了北魏，郦道元更是进一步阐发，他在《水经注·淄水》条下说：“《尔雅》曰，‘水出其前左为营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余按营陵城南无水，唯城北有一水，世谓之白浪水，西出丹山，俗谓凡山也。东北流，由《尔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为营丘矣。……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郦道元以《尔雅·释丘》为据，详论临淄与营陵的水流之别，得出营陵不得以为营丘的结论，看似合乎情理，实际上营丘是一座城池，他把临淄城中的土台作为营丘是不对的。同时他也忽视了齐国两迁三都的事实，既然临淄即营丘，史家为什么不说由营丘迁薄姑又迁营丘呢？所以到了唐代，颜师古在为《汉书》 作注时， 并未采用郦道元观点，而是有所偏向。他在《汉书·地理志》营陵条下只是保留前贤观点“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臣瓒曰：“营丘即临淄也”；在同书临淄条下也是如此”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徒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
同时他在同书齐郡条下则说：“武王封太公于齐，初未得爽鸠氏之地，成王以益之也”。
在颜师古看来，齐都临淄地区即传说中的爽鸠氏之地，齐国初封时未得到，成王时，三监叛乱，周公东征，薄姑等国被伐灭，成王将薄姑等国的土地赏赐给姜太公。成王将其加封于太公后，才真正属于齐国国土。可见颜师古并不认为临淄是太公始封之地，当然也就表示，他不赞同临淄即营丘；相反他对营陵营丘说，只是保留前人的不同观点，并未提出否定意见。自颜师古之后，两种观点不时见于相关典籍。主张临淄即营丘的有《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史记·正义》《齐乘》《诗地理考》《通鉴地理考》等；主张营陵即营丘的有《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赵一清《水经注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嘉靖青州府志》等。乾隆年间进士，曾“卜居营陵古城东”的阎愉，撰《营丘辩》(《昌乐县志·艺文志》)，对郦道元临淄营丘说进行了有力辩驳。文章说：“营丘者，水出其前之左而营其丘也，……盖《尔雅》
释文如此。今营丘故城旧垣尚在，蜿蜒数十里，外城环抱南面，类今燕都制度，偏东则迤逦而高若陵阜焉，谓之石埠。南瞰白浪河自西而绕城东流，折而潍邑界，……与前左之文正相符矣，乃郦道元独以临淄古城为营丘，反谓此与《尔雅》不合，不易信度而不信是也。”毋庸置疑，以《尔雅·释丘》“水出其前左营丘”为立论根据，营陵即营丘似乎更有说服力。但历史问题的探讨，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故现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编写中国历史时，还是各执一词。郭沫若说“姜尚被封做齐侯，都营丘”，并在括号内注曰“今山东临淄县”
(《中国史稿》第一册)；范文澜说：“成王又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同时在括号内注为“今山东昌乐县”(《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不难看出，两位沿用的仍是最传统的两说。
姜太公封齐都营丘，是齐国建国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周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初都所在都不能搞清楚，将是极大缺憾。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山东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对古国研究气氛的空前高涨，人们对营丘地望问题的研究也给予了很高的热情。
这个期间， 又出现了有关营丘地望的多种说法。 主要有临淄韩信岭营丘说 (王恩田《关于齐国建国史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1981.4) ，青州臧台营丘说 (夏名采《营丘初探》，《东岳论丛》1986.2) ，张店昌城营丘说(于嘉芳《昌国即营丘考》，《管子学刊》1993.4)，寿光呙宋台营丘说(《张学海考古论文集》，1999.12，黄川、田修、蓝秋霞、 许宏《齐国始封地考--山东苏埠屯遗址的性质》， (《文物春秋》
2005.4)，“济阳至平阴之间沿古济水一带”营丘说(赵蕴《姜齐封立新考--论齐为周初三公政治矛盾与平衡的产物》) ，(《管子学刊》2003.3)等。这些关于营丘地望的立论，有的以台 (丘) 、出前左之水(《尔雅·释丘》说“水出其前左营丘”)和并非直接证明营丘的文化遗存为前提，证据并不充分，有的则是以周公东征灭薄姑等叛周之国并在其废墟上始封齐国为前提，这样就与《史记·周本记》“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史记·齐太公世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等真正的史实相抵牾。试想，依周朝东征军队灭商奄、薄姑、逢、熊、盈等反叛诸侯，其锋芒直达东海的情势，如果是在薄姑旧地封建齐国，莱侯躲避恐怕不及，怎敢与姜太公争夺营丘？况且据古文字学家孙敬明先生考证，在周公讨伐薄姑等国叛乱的战争中，莱国的一个名为“旅”的人还带兵协助周朝军队平叛并且因战功而得到了周朝的赏赐 (孙敬明《莱国彝铭试释及论有关问题》，《东岳论丛》1984.1) 。这体现的是齐与莱的同盟关系，既然是同盟，莱侯又怎么会去与齐争夺营丘呢？这就证明，齐的始封并非在周公东征之后，始封的地盘亦非薄姑氏的土地。
营丘到底在什么地方？按常理应到最早着录为营丘的地域去追寻。我们知道，最早着录为营丘的地方是临淄和昌乐。临淄名营丘由班固写入汉书，但临淄地区不但民间传承中找不到与营丘有关的地名传承和传说，也基本不见西周早期文化遗存，对照齐人由营丘迁薄姑又迁临淄的二迁三都事件，说临淄即营丘或改临淄为营丘也经不起推敲，临淄营丘是很难站住脚的。营丘既然不在临淄，那么班固的“临淄名营丘”说是从何来呢？从《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二迁三都的记载看，这不只是一次齐国的迁都，也是一次营丘人的大迁移。协助齐献公夺取政权的营丘人，随齐献公到达临淄后，肯定会聚族而居，居地虽不一定名之为营丘，但故乡营丘却自然是铭于心而言于口的，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更有可能称他们为营丘人。长此以往，临淄城中便有了一个名为营丘的地名。这如同后世之城市中多见的“某姓胡同”“某县路”的得名原理是相同的。而在班固写《汉书》时，在临淄或有关临淄的典籍中，还很可能存在关于营丘或营丘人的传说或称谓，故误将一斑作为全豹，把临淄和营丘混为一谈。这应是“临淄名营丘”的真正来历。在我们否定临淄等其它地区并非营丘的情况下，昌乐营丘说就成为唯一的可能。我们还可以举出多条理由来证明这一观点。
首先，从地名延续的角度考察，都虽迁移，人虽别居，但其名称和影响却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的沃土，特别象营丘这样曾经辉煌过的地名更是如此。所以，当齐桓公迁杞时，沿袭营丘古意将其称为缘陵。当汉高祖刘邦因战功而奖封从兄刘泽时，又袭其古意将其称为营陵侯。东汉时期，在当地民众中还称营陵为营丘，所以曾为营陵令(见《昌乐县志·宦迹传》)的着名历史风俗博物学家应劭才说，“营陵或曰营丘”，“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汉书·地理志》)。当然，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直接改营陵为营丘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如果假设临淄名营丘是胡公之同母少弟姜山所率营丘人袭杀胡公后迁都临淄、地名随人迁移而至的话，昌乐营丘之名的来源，则只有一种解释，即本源就在昌乐。再联系昌乐境内的一些商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典型西周早期文物，便可推定，太公封齐的最初都城营丘就在昌乐，应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其次，从早期文献记载的角度考察，典籍中记录营丘的地方相当多，但均未指实其地。研究者多套用《尔雅·释丘》观点，去考证营丘的地望所在，然而典籍中有一条最早的大体指出营丘方位的着录，却未引起学者注意，这便是《列子·汤问》。在这篇文章中成汤与一个叫夏革的人有一段对话，涉及到了营丘的地理位置。“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汤曰：女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为营也。”从这段对话可知：一是营应是齐州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见到了营也就知道了齐州。二是成汤知道齐州和营，但却不知营之东为何，故有“问营之东”之句。从“复为营也”之答看，营的位置就在齐之东部区域。据传夏革曾是商汤之师，其称谓也见于《庄子》一书，可见其人之说有一定的可信度。另据明嘉靖《青州府志·沿革表》：今昌乐地区，在夏代即称营丘，为季氏居地的记载分析，最晚在夏代，今昌乐便有营丘之名，这与前面的分析结论应该说十分相合。
再联系昌乐历史上大量存在的与营相关的古地名，便可进一步得出营丘就在昌乐的结论。早期齐地的中心区域，当在今淄博向东到潍坊市的中西部一带，在远古时期营丘可能或曾经是齐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影响深远，所以《尔雅·释地》才有“齐曰营州”之说。这种影响直到西周初或西汉初年还非常明显，周初的太公望都营丘，春秋时期杞国的迁都缘陵，汉初北海郡治所驻营陵县，都使营丘成为这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这种历史上的辉煌，其本源当来自营丘。
第三，从武王克商后地理政治的角度考察。武王克商，建立西周，得到天下大多数诸侯拥戴。《史记·周本记》记载周武王盟津观兵一事时就说：“不期而至者八百诸侯。”位于东夷腹地的潍淄流域的薄姑等国，因距周较远或许跟殷商有一定同盟关系，而不在此八百之列。但到真正剪商，迫于大势，薄姑、纪、斟灌、斟鄩等便不得不归附西周，并接受封赏。其中，薄姑、逄(伯陵)国在周成王时因反叛而被伐灭，纪国延续至春秋时代为齐所灭，斟灌、斟鄩去向不明。关于二斟国的事迹仅见夏初的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前后，他们在潍坊地区立国的时间，当在少康中兴之际，其主要目的是监视曾经颠覆过夏王室的后羿和寒浞族众，以藩屏夏室。臣瓒说“斟在河南，后迁北海”(《史记·夏本记·正义》)，说的也是这个时期的事情。二斟国在今潍坊地区立国后，经过商代，直到西周武王之际尚还存在并且归附西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出土于青州市的大量带所谓“亚丑” 铭文的青铜器，其中的“亚丑” 二字，据已故杜在忠先生依其形意考证应为“灌”字，当是斟灌国文化遗存 (杜在忠《关于夏代早期活动的初步探析》，《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7) 。苏埠屯墓葬出土的铜器最晚可至商末周初，故推其斟灌存在年代也不会晚于这个时间。另外，1978年至1981年在临朐县泉头村曾两次出土过两周之际的带铭青铜器，据孙敬明先生考证，其中被称为仲盘的“”应是斟鄩 (孙敬明《山乐临朐新出青铜器铭文考释》, 《文物》
1983.12)。依上述两先生考证，可证起码在西周初年的武王时期，二斟氏国尚还存世，并成为西周的附庸之国。如分析不误，周初的武王统治时期，在潍淄流域一带政治地理形势的大致情况即是：在淄河以西地区有薄姑、逄(伯陵)等国，在弥河两岸至白浪河之间即大至在今昌乐中西部向东到潍坊市区的一带，在北部有纪国、斟灌国，西部偏南是斟鄩国(《读史方舆纪要》潍县平寿条下载)，向南是纪国的邑，在东南安丘东北的黄旗埠则有淳于国(武王时封)。只要我们细审这些侯国的位置，就会发现在今昌乐向东至潍坊市城区一带，没有任何封国。这是不合常理的，这样一片扼东西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冲之地，周王室是不会忽视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封国的空白呢？从《史记》“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等记载分析，这一带应是莱国的土地，莱国因其地处东隅，势力较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未归附周室，敢与齐人争营丘。
据《尚书·大传·大战篇》所载，西周王室对臣服之国的政策是“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所以不管怎么讲都只能在未降之国的土地上封建齐国，如此，今昌乐一带便是封齐的最好选择。周王室把这一片属于莱国的土地指封于齐，其职责与封于殷地的“三监”一样，一是监视威慑降服之国，二是教训莱人，藩屏周室。对此，莱国当然不服，所以才有“太公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的事件发生和“营丘边莱”之说。由此推论可知，姜太公封齐都营丘在昌乐之说于情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第四，从姜太公之齐国第二次受封的角度考察。《孟子·告子》说“太公始封地也，亦为方百里也”。今昌乐中西部向东至潍坊城区一带，方圆确是不超过百里，与孟子之说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反对昌乐营丘为齐始都者，多以昌乐属内陆无渔盐之利来进行否定。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姜太公的第二次受封。史载，武王灭商不久即已病逝。武王的病逝引发了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暴发了三监之乱和东夷诸国的叛乱。在这次平叛战争中，周王室赐太公吕望“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女实征之”的征伐大权。姜太公协助周王室平定叛乱后，周王即将被灭亡的斟鄩、斟灌 (在前面推测斟灌、斟鄩国存续的时间，当在西周初的武王时期，并成为西周附庸国。而其在周代至以后典籍中却不见半点事迹故推其为叛周而为周公所灭)、薄姑等国的土地和人民一同赏赐给了齐国，“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史记·齐太公世家》) ，国土面积“更方五百里”(《毛诗笺》) 。齐国第二次受封后，基本拥有了今淄博、潍坊及东营市的部分区域和大片沿海地区，一跃而成为拥有渔盐之利的地区大国。这就是为什么到第五世胡公、六世献公时迁薄姑又迁临淄却未见有任何受阻拦等记载的主要原因 (烹哀公后，周王室统治力量还相当强大，如果胡公、献公侵占别人的土地作为都城，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由此分析，说营丘在昌乐亦在情理之中。
第五，从文物考古的角度考察。我们说姜齐始都营丘就在昌乐，并非仅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作为事实依据。文物普查发现，在今白浪河中上游流域及众多小河流域内，在历史上曾多次形成规模较大的聚落群。第一次是龙山文化时期，它可以对应前面所说的营或营丘的得名时期；第二次为商末周初，它可以对应太公封齐都营丘；第三次为西汉时期，它可以对应北海郡及营陵县的设置。这些历史文化的传承事实，可进一步说明太公封齐所都之营丘在昌乐的合理性。试想，如果没有原先就有的营丘之名，周王能随便编撰出一个营丘？当地会有如此多的与营丘有关的传说吗？这只能解释为此地原本就是营丘的源起之地。只是因营和缘意通，丘和陵意同而导致一名多称罢了。文物普查证明，在今白浪河中上游传说为营丘故城遗址的附近存在有丰富的商末周初文化遗存。并且发现大量由鬲、豆、簋、罐为组合的陶器，这些陶器，不论是陶质陶色、造型还是组合特点，都与周人老家陕西沣西一带的同类器形一致。这种陶器，在西周初期，当地人是不能生产的，应是典型周人文化遗存，是姜太公封齐都营丘就在昌乐的直接物证。
综合以上分析，姜齐始都之营丘，就在今昌乐。这一地区，北邻纪国、斟灌国，西南邻斟鄩国，南邻纪国邑，东南邻淳于国，东邻莱国，与“营丘边莱”的记载相吻合，由于第二次受封后，疆域扩大，拥有大片的沿海地区，也与《史记·货殖列传》，“齐国地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的记载相合，因为是在征夺尚未臣服的莱国西部的营丘地区建国，所以与《管子·轻重戍》“齐，夷莱之国”的说法亦相吻合。
(作者单位：昌乐县史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