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办报第一人----张雪岩
张雪岩，原名张松峰，1901年出生在原潍县大常疃村。他从小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最底层——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而且他家门寒微，一贫如洗，5岁丧母，饱尝了人间的疾苦。小时候，他靠人帮助在潍县教会办的乐道院（后改为文华中学）读书。尽管他聪明刻苦，成绩优良，但由于家境过于贫寒，未毕业他就不得不辍学了。15岁那年，他到惠东大药房当小伙计，自己养活自己。他很想再去读书，可家里实在供不起，使得他心情异常苦闷。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因战争造成国内劳力缺乏而来华招募华工。张雪岩听说后，觉得这也许是一条出路吧，便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决然远渡重洋去了欧洲战场。来到欧洲，张雪岩与同来的华工们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搬运工，装卸战争物资。刚到的时候，由于外国工头不懂中国话，华工们又不懂外文，双方无法用语言沟通，发生劳资纠纷时双方自顾自的瞎吵吵，任何问题解决不了。张雪岩在教会学校读书时学过英语，虽不精通，但遇到这种情况他便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翻译责任。遇上了几回这种情况后，外国老板让张雪岩当了专职翻译，还特意让他到学校进修了一段时间的英语。
大战结束后，中国这个“战胜国”所得到的却是更大的不公和屈辱。1919年他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冲击着他那颗年轻的心，“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这副他自书的对联，表达了他盼望着祖国强盛的心愿。然而回国后，他体会到的仍是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这对张雪岩的刺激太大了。迫于生活，他来到广文中学任英语教师。在此期间，他与文华中学校长、美国传教士维里华森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从维里华森那里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
平静的教书生活没有持续多少时日，他又变得不安分起来。他曾试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放弃了教师的工作来到正记轮船公司，但是，外国商人们的蛮横，中国老板的洋奴嘴脸，使他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他也曾做过投军报国的尝试，可是，旧军阀军队的腐败黑暗，使他又不得不在极端的痛苦郁闷之中，借口治病愤然离去。离开军队后，张雪岩像逃难似的来到上海，先到广学会谋了个编辑的差事，因为他没有学历文凭，常遭人歧视和受到不公正待遇。有一天，他在街上偶然遇到了维里华森，维里华森已不在文华中学当校长了，当时他担任着美国长老会驻华总干事。张雪岩向这位老朋友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在维里华森的帮助下，1930年他进入南京金陵神学院，靠着每日教授两节英文课的薪水，半工半读学完了大学课程。
1933年，张雪岩从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又来到上海，在中华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工作。此间，他常作为中华基督教的代表出席教会召开的一些国际性会议，走访了很多的国家。通过在国外的考察，他感到科技文化教育是使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他在《给母校庆寿》一文中曾写到：“她（指母校——现在潍坊二中）对社会国家和人群都负有无限责任。她明日的子孙，是造福地方的中坚，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先锋……愿她将来的生存是中华民族筑立在山东半岛的向将沉的黑暗神州放射光明的探照灯。黑暗变作白日，中华魂得以起死回生。”
他反复考虑，自度不宜做基督教牧师，于是，辞去青年会的工作。1934年8月，他与孙恩三一起回到济南创办了旨在普及科学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田家》半月报。张雪岩是我国现代最早面向农民办报的知识分子，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田家》的编辑出版工作。
《田家》半月报开办的最初两年间，张雪岩越来越感到自己学识上的欠缺，于是，在1937年8月，他暂时离开了《田家》，出国深造。他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后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学，获得康奈尔大学社会博士学位。1940年9月，张雪岩学成回国。此时正值抗战期间，他来到大后方成都，一面继续编辑《田家》半月报，一面出任齐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
《田家》半月报名为报纸，实为16开本二十多页的综合性杂志，它隶属于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社址设在齐鲁大学院内，名曰：“田家村。”《田家》以农民为办报对象，“田家”意为：“农村的耕田”、“农民的家园”。这份报纸虽由教会资助，但宗教气味并不浓。它用通俗的文字和语言教导农民如何生活、怎样认识人生、怎样发展农业生产，甚至教人如何待人接物、指导人如何讲究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也在其中。《田家》半月报在当时的齐鲁乃至华北地区广大的农村深受农民的喜爱，据曾任教于齐鲁大学的田仲济先生回忆，在30年代上海颇为热闹的新文学和旧文学的讨论中，曾有文章专门讨论了“田家”现象，深深惊叹它的发行面如此之广，发行量如此之大，有十几万份之多。试想在30年代的中国农村，封闭落后、交通不便，如此发行量大大超过许多大城市有名的书刊，这说明《田家》半月报有着广泛和不可忽视的影响。
张雪岩先生作为学贯中西的教育家，为什么要给农民办报、而且一直办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呢？正如其办报宗旨中所写的：“农民是人类最大的恩人，因为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都靠农民的生产创造。就是最现代化最科学的机械工业，也是依赖农民生产挖掘出来的原料。所以说农民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文化发展的源泉，一点也不夸张，丝毫不算过火。今天能有办法的人都集中到大都市凑热闹，文化教育及一切经济福利的计划与设施，多半都为大城市里的这些有办法的人想。至于自古到今创造人类生活需要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功德齐天的农民，倒被人们遗忘漠视甚至歧视卑视，这是多少不应该的事。”
他通过在国外考察到的情况和中国的现状对比，意识到：中国以农民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国家经济大部分仍旧建立在农业基础上。“农民对国家的负担这样重……对自身享有的教育、卫生、增加生产以及各种福利，更应有建议权。”“以一般人民教育文化水准的高低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是非常准确的尺度。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教育程度太低，文盲太多。为在科学生产上赶上美英苏等强国，应把教育文化预算大大提高，积极扫盲，普及教育，这样农业工业化才有希望。因为把现代化生产机械交给不识字的农民运用，是决不可想象的事，假如强行这样做，那就未免是自开玩笑了……”
他把科学教育救国同农民问题联系了起来。“由八年抗战的痛苦经验中我们了解了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是一个农村大众文化水准提高的问题，新中国的国力潜在于这三万万多人口中，倘若能将他们的认识水准普遍提高，能分辨善恶，了解是非，并能提高科学生产技能，提高生活水准，过合理的科学生活，农业工业化的口号自然可以逐步实现，把中国变成真正现代化科学的强国。”也正是基于此，他大倡文化教育下乡，“下乡吧，教员和学生，医生和护士，牧师和传道人，艺术家，音乐家，电影家，分给农民科学文化知识，改善他们的生产技能，提高其生活水准，促进其健康的发展。”他的这些主张虽然是半个多世纪前提的，然而，至今仍不失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张雪岩先生通过对美国教育体制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他在《田家》第八卷第十九期写的《美国见闻——教育》一文中说：“注重职业。近来美国的小学和中等教育的第二个新趋势，就是为避免以往爬梯子式的升学制度，致把农村青年大部分拖走，因而闹出田园荒芜的恐慌现象，特在职业（特别是工、农及其他实业）方面加以注意。办法是除普通中小学应设科目外，亦就当地需要情形设职业科目，如系农区，当然注重农业科目，工业亦然。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使智力财力都能升学的学生还可照旧，其余不能升学的可以以自己特有兴趣专习某业，以便由中学毕业后，可以参加专门职业，使人人得尽其所长，参加建设事业。”
张雪岩全身心地为《田家》编写筹划、奔走宣传、操劳忙碌着，即使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也一边学习，一边募捐、写作，以此维系自己的生活和支持《田家》的出版。回国后，他一边为刊物操劳，一边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所得收入也大部分用在了办报上。
在抗战的八年期间，《田家》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文章，张雪岩先生本人就撰写了《我们要永远纪念双十》、《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正义之声》、《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文章，告诉农民和广大受众，只有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最后才能获得光荣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他又撰写了《庆新年哀国是》、《求上帝保佑青年学生》、《哭国运招国魂》、《为什么要打仗》、《反对内战》等很多文章，告诫国民党当局应该停止内战，“和平第一、建国第一、民主第一、自由第一。”
1940年张雪岩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除继续办好《田家》外，又以更多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人民权利保障的工作，同许德珩先生等一起发起创建了九三学社。他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痛恨黑暗的封建社会，向一切旧的恶势力、恶权威斗争；他一直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及世界和平努力着。1946年5月《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他时，他发表谈话：坚决反对“警员制”，反对运粮出川，反对学生军训，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1948年他在《田家》上发表社论，“人类要相谅相爱，才能和平相处。达到此目的，非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实现真正意义的人民民主政治不可。”他与进步人士办过联合三日刊，激烈地反对国民党独裁，因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田家》半月报的读者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张雪岩自己出身贫寒，深知农民的疾苦，因此他还撰写《农民要说话》、《论功行赏农民第一》、《从天津冻死人论到农民的冻馁》、《农民与国家预算》、《由儿童节想到农村儿童》等反映农民现实生活的文章，发表在《田家》半月报上，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农民压迫剥削，反映了农民饱受人间痛苦的惨状，呼吁社会发扬“爱人如己”之心，帮助灾难深重的农民。
在抗日战争处于艰苦卓绝的时期，他就《田家》上针对英美等国的政策发表了很多文章，以中国国民的立场呼吁英美等国“永做良友，共患难，制强暴，以互助互爱的精神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针对美国企图与日本谋求妥协的做法，他在《为日美谈话正告美国当局》一文中，代表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战意志，正告美国当局：“中国五年来已经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自信长城，并保障了太平洋各国四年多的安全。这种伟大的自信，和对人类安全空前的功绩，是不容许任何人漠视或抹杀，更不许任何人出卖中国的毫发。”他再次郑重地强调：“凡关远东问题的谈判，必须征求和尊重中国的意见。”
抗战胜利后，张雪岩针对国内和国际形势写了《基督胜利了没有！》一文，指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两千年前耶稣揭橥的人类互爱的和平教旨。所以举世信徒，自古到今都一致将‘和平’的王冠加在他的头上。但回顾历史，旷观今世，究竟谁在统治着世界，不是基督教拥戴信奉的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乃是毁灭人类的‘战争恶魔’。”他“特把耶稣请来向全世界信徒发问：你们真信我吗？”
1946年12月24日晚8时，就在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欢迎“仁爱的和平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在北平东单操场上发生了两名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19岁女学生沈崇的暴行。事件发生后，张雪岩在《田家》上发表了题为《由美兵暴行说到宗教信仰》的文章，指出教会、神父、牧师“为什么对这种污辱基督欺压善良的罪恶充耳不闻，一语不发呢！”“教会的用处在哪里”，“传道人所传的是什么道理！”“宗教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他告诫美国在华教会的领袖们，“切莫令这两个美国兵把基督在中国的北平重钉在十字架上！”
在《基督教对白皮书为什么不讲话》一文中，张雪岩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一向是以基督教国家标榜的，但其政府近来的好些言行，是与和平爱人的教旨相违背的。”
他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横贯北美大陆的旅行讲演活动。此时，国内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美国教会的“要人”表示，“《田家》应随国民党南迁。”张雪岩当即驳回，使得教会对他很不满意。
1949年夏张雪岩归来，他立刻筹划《田家》的独立。他当选为新政协的基督教代表后，经常受到攻击，因为他非但不歌颂美国，反而批评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帝国主义分子乘隙向在纽约的教会控告他，教会方面要他悔改，“不谈政治”，每期刊物要寄一份给纽约方面检查，否则，停止刊物的经费。这样的奇耻大辱，张雪岩怎能忍受！他绝不向帝国主义妥协，而是紧急谋求自力更生的办法，保持《田家》的独立自主的立场。他筹划创办工艺社，以副业生产来补助办刊经费。
对于教会革新运动，张雪岩不遗余力。1948年他写了《教会应当革命了》的文章，呼吁基督教徒为真理正义奋斗，宣传科学民主的宗教方针，建立公平理想的社会，创造牺牲无我的教会。
九十年代初，张雪岩的子女们为了搜集父亲的资料，拜访过父亲生前的老朋友，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的袁翰青先生。袁先生谈起张雪岩感慨万分，一再说：“雪岩去世得太早了”。
张雪岩虽是社会学博士、知名人士，但他在几十年的生涯中，过的都是清苦的日子，加上童年痛苦的生活，使他懂得了旧社会农民生活的艰辛，坚定了他献身农村，一心要改变农村面貌的信念。他为《田家》操劳十六年，正是这种信念的体现。他认为，工农大众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觉醒，民众要觉醒必须给他们文化知识。外国人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是文化侵略，而中国人应该履行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为达此目的，他不懈地努力着。
他的女儿在回忆中记述了当年她与父亲相处的往事：“他几乎没有一天不为《田家》操劳。在济南时，一般每顿饭母亲都要喊他三四遍，他每次都是和蔼地对我们说：‘我手头还有一点没写好，写完我马上就来，你们先吃吧！’母亲看饭菜凉了，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父亲写完了。但是，只要吃完饭，一撂下饭碗他就又开始工作，这已是他的老习惯了。”
张雪岩生活俭朴，一家人靠他的工资生活。他的夫人总想积蓄一点钱买几亩地以备将来养老用。他则常常劝她说：“一是我没有多余的钱可积攒，而即使有点儿余钱首先应当接济想读书而有困难的贫苦学生。国家有了人才才能强大。国家富强了，人民就自然富有了，还怕生活不好吗？”
正是因为他对青年学生的支持帮助，他的家成了青年聚集的场所，他结交了很多青年朋友。他的女儿回忆当年的情景：“在北平被解放军围住即将解放的前夕，有几位和父亲常来往的学生到我家对父亲讲，他们要出远门了，意思是说，他们今后一段时间不能再到家里来了。可是，就在北平解放几天后，这些大学生就出现在我们的家里。我当时感到很奇怪，不是说出远门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些大学生笑着说，其实就在城外，去参加北平解放的工作去了。我父亲曾利用他的工作之便掩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共产党传递过文件。我还记得，当年九三学社的领导在我家里开会，父亲让我在门口放哨。”
张雪岩是位基督教信徒，但他与共产党合作，积极支持革命和进步事业。他在美国讲学期间，闻听祖国即将解放的消息后，谢绝了朋友的挽留，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并以新政协正式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新中国大政方针的制定，为建立新中国努力地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
10月1日，他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之后，在《田家》上发表两篇热情盛赞新政协和新中国成立的文章。他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是真正民主精神的结晶，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创造”，政协会议的召开“是一个轰动历史的大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张雪岩为宣传国家政策，更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忙开了。他奔走各地，在教会中宣传“共同纲领”的精神，帮助教会开展工作，解决困难。他面对不同的对象，常常上午用中文讲演，下午用英文再讲一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国家发行公债，他就把动员大家购买公债的事全揽了下来……由于责任繁重、操劳过度，1950年1月28日，他突发脑溢血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田家》损失一位领导者，新中国刚刚建立了四个月，便损失了一位忠贞勤劳的服务员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张雪岩献身于为农民办报事业，十六年如一日地为《田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个科技文化救国论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秉承基督徒甘心吃苦、情愿牺牲的博爱精神，以骆驼自比，“默载甚重、任重道远”，坚忍不拔地承担着为“三万万多教育科学落后的农村人民知识提高科学前进”的重担。
1950年1月28日，张雪岩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49岁。1月30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公告，2月2日在北京寓所进行了公祭，遗体葬北京万安公墓。(张中华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