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从事货币流通的行业，城市潍坊一带有记载的鼻祖要属典当业。典当业的载体就是俗话所说的当铺。当铺具有这样的作用：遇到各类特殊情况、急需用钱但借贷无门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相关物品送到当铺，得到认可，双方协商一致后，物品放进当铺保存，即成为当品，物主就成为当户，得到当铺提供的一笔资金用于应急。
　　物主经济情况好转后，可以根据约定的期限将这笔资金归还给当铺，并取回当品，时称回当。当然，物主还要另付利息，而且这类利息还不低，民国时期整整高出一般贷款（时称放款）利息的一倍到一倍半。物主也可以到期只付清约定的利息，将当品留在当铺，继续使用这笔资金，时称翻当。可见，典当业的行业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主要针对个人的实物抵押应急贷款行为。
　　潍县典当业最早见诸记载于清代中叶
　　典当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传统行业。潍县典当业的起源年代未见记载。根据相关资料介绍，潍县市面上的当铺原来都是官办实体，当铺主管时称朝奉，可以身穿官服,与地方官吏同起同坐。以后，当铺逐渐过渡为私人经营，但必须通过地方官府认证并持有朝奉凭证才能开设当铺。朝奉的本义指相关官员奉召上朝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具体官职。宋代有了朝奉郎、朝奉大夫等专职奉召上朝议事的官员。到了明、清时期，朝奉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各地盐店、当铺等官办实体或地方官府特许经营的实体，有的地方称其主管为朝奉，有的地方则对其主管和店员统称朝奉。
　　潍县有记载的最早的私营当铺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传说当时潍县城内一名以收售废旧物品为生、名叫田烳的人，出乎意料地用四千两白银盘下了潍县南门大街上的一家规模不小的当铺。而这家当铺的起源年代及经营业户情况都未见记载。这家当铺便在这支田氏家族手中存续了数百年。
　　后来这家当铺转让给潍县望族丁三宅家，丁三宅家再转让给丁六宅家，名称为元隆当铺。潍县士绅丁叔言于1922年投资一万元扩大经营,并将元隆当铺改名为义丰当店，仍在原址沿用传统方法继续经营。
　　由此可见，义丰当店的历史渊源十分深厚。透过民国生活见证者对义丰当店的记载，可以系统了解传统当铺的建筑布局结构。按照记载，从义丰当店高台阶的大门，经过守门人值班室，就来到北院。北院是营业部分，包括北大厅的收当处和东屋的赎当处。从北院东边的一处重门可以进入内院。内院有会计室、经理室等办事场所。再向北有东屋、西屋和北屋三座是库房，每座约十三间,高达十几米。周围院墙都很高，为的是便于防盗护院。
　　当铺生意只有赚钱没有赔本
　　自古以来，当铺打出的旗号就是裕国利民。可以作为当品的物品有很多，贵重的如各类首饰、古玩、字画，其它如各类服装、被褥、金属器皿，甚至锄头、渔网、锡汤婆等也在当品的行列，前提是要得到当铺认可。
　　按照常理，当户与当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借贷关系。但穷苦潦倒、精神颓废、万般无奈、求告无门的人往往是当户的主体。这类人属于在社会上受到鄙视的人群。他们来到当铺，心情自然好不到那里去。而当铺的心态往往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抓住这些人走投无路的窘境大做文章。当铺的收件口都设置得很高，一般个头的人要举起手才能将物件递给当铺的业务员（民国时称案头）。这样，当铺无形中就对主顾形成一种威压感觉，为的是便于实现当铺获利的最大化。一般商铺奉行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对顾客往往笑脸迎送。但这类情景在当铺里是看不到的。
　　案头对应收范围的当品都有较高的识别能力。他们接受当品后检验成色，核定价钱，办理收当手续。他们能够根据当铺内部执行的标准，当机立断地打价收件，给出的当价（即当铺按照单品的抵押价值交付给当户的资金）往往仅为当品实际价值的20％到50％左右。这样，即使当户到期无力还款，当品成为死当，当铺依然可以通过拍卖这些死当，赚取丰厚的利润，并无赔本之忧。
　　当铺收取当品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主顾先将当品交给案头伙计察看。当价多少，可自己要价或由案头打价，双方磋商妥当，即由案头唱呼当品名称、件数、感色、当价、当户姓名，向账桌方面报告。随之由专职人员写好当品收据（时称当票）及点出应付当价，由案头交付当户。一次收当流程就算走完了。
　　当票是用类似毛头纸一样的软韧土纸，用木版自印而成，并按惯例只印一半。这样的当票色暗柔韧，宜于保存。为避免回当时因为当品品相之类的问题双方发生纠纷，当铺方面在当票上往往附加文字对当品品相加以说明。这类说明就很有意思了。当品即使是一件崭新的皮袄，也要注明虫咬鼠伤、光板无毛；金属器皿则要注上“扁毁”字样等等，以此类推。回当时，对当品本身就不会发生争执了。这是当铺推卸责任的霸王式做法。与当下一些金融机构利益和方便留给自己、负担和风险转嫁给客户的霸王式条款规定是一种思维模式。按照行业惯例，当票附注文字书写潦草，自成一体，使局外人无法辨认模仿，也杜绝了假当票的出现。
　　传统当铺在颓势中消亡
　　作为古老、传统的货币流通行业实体，到了民国早期，潍县市面上仍然有四家当铺按照传统方法继续运营着。它们分别是位于东关大街路北的谦益当铺、东关大街路南的裕丰当铺、城内西门大街上的丰亨当铺、城内田宅街上的元隆当铺。
　　当时，现代货币流通行业银钱业在潍县城市经济转轨变型中日益发展壮大，并与经济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而当铺这个在漫长的传统经济生活中一直显得富得流油的传统行业，则呈现出难以遏制的颓势。
　　1916年，中华革命军攻破东关后，与北洋军守军在东关大街发生激战。谦益当铺被炮火击中，起火被焚，因而歇业。对面的裕丰当铺，自感前途难料，也就势停业。1917年，城里西门大街上的丰亨当铺因为兄弟分家而关门停业，几位兄弟分割了当铺的资产。这样，偌大的潍县就只剩下了元隆当铺一家还在开门营业。而当时，东关一带已经发展为银钱业的活动中心地带，开钱庄的、跑洋数的、买卖银子的，都经营得红红火火。
　　元隆当铺改名为义丰当店后，又断断续续的经营了二十多年。1944年2月，义丰当店不慎失火。有一种说法是义丰当店经理人李奇烈，因为私自卖出库存的大量布匹（当品），企图等到布匹大幅跌价后再买进而盈利。因为沦陷区物价飞涨，布价只涨不跌而产生巨额亏空。他无法面对当户而纵火。此后，义丰当店停业，当铺这一传统的货币流通行业实体在潍县彻底绝迹。

　　
　　在货币史上，我国古代和近代的货币制度，曾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长期实行银本位制。所谓银本位制就是白银充当本位货币。民国以前，我国的银本位制是银两本位制。就是以我国传统的重量计量单位两（我国贵重金属的传统计量标准是一斤约合今595克等于十六两）为标准，铸造重量不等的银块（史称银锭、银两，俗称银元宝、银元锞）参与货币流通。
　　在漫长的岁月里，因为白银系贵重金属，故银锭为大单位货币，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见到和使用。民众日常使用的是中间有方孔、可用细绳拴串的铜币。这类方孔铜币俗称制钱，民众戏称其为“孔方兄”。
　　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白银采铸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白银价值不断降低，金银之间的比价大幅度波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除了我国，各国先后都放弃了银本位制。白银在我国国内各地的货币流通中就较为常见了。也就是在那时，城市潍坊一带出现了有记载的银锭铸造、鉴定一条街。这条街的名称就叫炉坊街，位于当时的潍县火车站（今胶济铁路潍坊站）以北不远处。
　　专门从事银锭铸造、鉴定的货币流通实体时称炉房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城市潍坊一带流通的货币中，硬通货币有以“两”为计量单位的银锭，俗称元宝、元锞，分量从3两至50两不等，通称为银两，为大单位货币。当时，市面上已经出现具有一定重量但形状与银锭有所区别的银币。这类银币，外形上已经与后来的银元非常相似，但仍然以“两”为计量单位。硬通货币中俗称制钱的方孔铜币仍正常流通，而且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硬通货币，为小单位货币。市面上也出现中间无方孔、外形与后来的铜元相似的铜币。这类铜币上往往印有“当制钱若干文”字样。
　　潍县市面上当时还出现了出现纸币，先后有票面印有“清咸丰五年(1855年)大清宝钞”字样的钞票、也有光绪年间济南“通济官钱”发行的钞票、还发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山东省银号”字样的多种银票。但这些纸币与现在流通的的纸币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它们最后都要兑换成银两和铜币等硬通货币才能够最后完成货币流通程序。
　　因为当时银两在潍县货币流通中已经较为常见。有记载的银锭铸造和鉴定实体便出现了。这类实体时称炉房，是内有作坊、外有柜房的店铺。其主要业务就是帮助顾客鉴定各种银锭的成色。这是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各种现银的真假和纯度用肉眼难以辨别。例如，有人在铸造银锭时，在其中心部位加上锡、铅等比重差不多的金属，外表裹以纯白银，俗称“吊蛋子”、“挖窳(yu)子”，以达到以假乱真、获取不当利益的无良目的。这样，完成交易付款时收银方如果对支付方的银锭纯度有怀疑，双方即可来到这类炉房内，当场熔化这些银锭，其真假和成色就能够得到有说服力的验证。炉房还可以通过熔化和重新铸造等工艺为顾客提供集零为整或化整为零服务，以满足不同需求和方便银两使用。炉房的另外一项职能是提供银两和铜币的相互兑换服务。
　　炉房作为货币流通实体的时间不长
　　这类炉房最初什么时候在城市潍坊一带出现未见记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记载的多家炉房集中出现在了一条街上，这条街道因此而得名为炉坊街，位于潍县南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光绪三十一年末（1906年初）潍县开埠后，随着经济活动的逐渐频繁，炉房业的生意也显得热闹起来。炉坊街便成为潍县银子市的组成部分。
　　但这种兴旺景象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1914年，民国政府颁行《国币条例》，以按照标准铸造的银币（时称银元）为主要硬通货币。银元成为国币。虽然没有废除传统的银两，但因为出门带盘缠，银元显然更为方便，其在货币流通中就更受欢迎。银两的主体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潍县炉房业生意便越来越大不如前，有的停业，有的改营它业。炉坊街上的银子市在经历了短暂的热闹与喧嚣后，逐渐风光不再。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传统的银两完全退出货币流通。潍县的炉房便完全不再具有货币流通实体的地位了。一些炉房改称银楼，以熔化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金银首饰为业。
　　炉坊街原址仅剩一小段，今为无名通道
　　作为位于潍县南关的一条古旧街道，炉坊街最早见诸记载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印行的、作为普及读本的潍县地方志书中。城市潍坊历史上第一幅标注街道名称的写实城市地图在这部志书中出现。炉坊街在这幅地图上位于南关西南端，长度最多在一百米左右，距离潍县火车站很远，而潍县火车站当时还没有出现在这幅地图上。
　　此后，炉房业兴隆起来。后来，潍县最早的民族染料化工企业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落户炉坊街，并于1923年开业投产。鼎盛时期，裕鲁的生产规模达到年产化工颜料硫化青膏1200吨，产品除了满足当地，还销往国内济南、烟台、济宁、兖州、徐州、商丘、洛阳、宝鸡、成都等几十个城市，盈利10万元，资产总值约56万元，成为当地的颜料化工大企业。因为裕鲁公司位于炉坊街潍县火车站以北不远处地势相对低洼的路段，本地俗称该段炉坊街为裕鲁沟。
　　随着工商业实体的陆续落户，炉坊街也逐渐向南延长。1941年印行的潍县地方志书中出现的、城市潍坊历史上第一幅精准的写实城市地图《潍县城坞图》上，炉坊街已经是一条长约0. 5千米、南接大马路（今潍坊市潍城区和平路的火车站至胜利西街段）、南端距潍县火车站不足百米的街道了。
　　解放后，炉坊街的健康路（今潍城区健康西街）以北段与南关西股道并称双合西街。原来的裕鲁公司生产场所于1964年由这里迁往潍坊市东郊，并更名为潍坊化工厂，是今潍坊亚星集团的前身。原炉坊街的裕鲁沟段经过多次建设、改造，原址早已无从寻找；双合西街1967年并入人民路（今潍城区人民街），1981年复称双合西街。1988年、1992年，双合西街一带先后经历两次旧城改造，最后全部拆除。改造完成后这一带成为潍城区双合小区的组成部分。目前双合小区内有一条不足百米的无名通道，系炉坊街原址的一部分。
　　有坊间传说，潍城区南关街道双合西街一带在旧城改造拆迁一处院落时，曾发现多枚银元宝。这似乎佐证着当年潍县的不少炉房就曾坐落在这一带。
　　附注：根据潍县传统货币流通实体炉房前店后坊的结构特点，炉房似也可称为炉坊。潍县南关炉坊街因此而得名似顺理成章。但相关文史资料中多采用炉房、炉房街的名称。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941年两幅城市地图上的标注都是炉坊街。地图标注的街道名称似更具权威性。故笔者尊重相关资料中的说法，在拙文中分别以“炉房”和“炉坊街”展示相关信息。

　　
　　潍县开埠、城市经济体系迅速转变为外向型商埠经济后，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要求快捷、便利的货币流通体系与之相适应。但无论是清末以银两和制钱还是民国早期以银两、银元和铜元为基本构成的硬通货币体系，因为货币存量短缺的局限，特别是因为币制复杂、不统一造成支付手续繁琐。这些都成了货币流通的瓶颈，影响了资金流动的速度、效率和市场活力的进一步迸发。
　　因地制宜突破瓶颈，潍县银钱业独创了一种信用度很高的转账货币——拨账洋，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鼎盛时期，潍县一半以上的商业交易使用这种自创的拨账洋。
　　卖方收款费时费力高度紧张
　　清末和民国早期，硬通货币的固有弊端特别是币制复杂给潍县造成的货币流通瓶颈显而易见。
　　当时，潍县商家之间、本地与外地客商之间的交易，付款时除使用硬通货币银两、银元，还可以使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时称中交票）。银两成色、质量的鉴定要在专门的炉房内进行，这里不复赘述。而后来银元逐渐取代银两后，其成色、质量鉴定反而变得更复杂了。
　　潍县市面上正常流通使用的银元，时称现大洋，面值为“壹圆”（即今1元）。品种上有以下几种：铸有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英国铸造的进口银元，铸有站立的人像，俗称站人的；墨西哥铸造的进口银元，铸有老鹰图像，俗称鹰洋；还有清代光绪年间铸造的银币，俗称北洋的。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银元中，铸有“民国三年”、“民国九年”“民国十年”字样的袁大头，成色质量最好，每枚重七钱二分（约26.5克），是标准的“壹圆”银元。英国站人的也拥有同样的地位。其它种类的银元，因为成色质量和实际重量参差不齐，或被拒收，或按照不同标准多付现款（时称贴数）对方才能接受。如铸有“民国八年”字样的袁大头，据说质量不佳一般会被拒收。有的银元因白银纯度差，敲击时声音闷涩，俗称哑板，也会被拒收。而中交票则以印有“山东”字样的为标准。印有“上海”、“天津”字样的中交票可能被拒收，或贴数使用。
　　因为这些复杂的情况，卖方收受现款就成了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了。收款时除点清数目外，每块银元必须仔细验看和敲击，以辨明类别是否合乎标准、听清是否哑板。钞票也须一张张辩认，以确定是否印有“山东”字样。收款者必须精神集中才能避免出错，不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是不能胜任的。
　　拨账洋以“鞋叶跟”为载体
　　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这样的事情影响到了做生意赚钱，首先考虑解决对策的是当地的钱庄。
　　民国早期的潍县织布业，周围农村—家一户式生产业态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后来“十万织布机”生产规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城市潍坊一带的许多相关商家与这些农村业户都有放纱收布合作关系。即商家去城市周边各集市向业户赊销棉纱、收购业户生产的布匹。因为当时城外的乡野间常有劫道土匪出没，为了确保安全，他们放纱和收布都不带现款。集市上专门有人记录双方交易的资金往来情况，时称写山账或写外行。相关各方按照约定日期进城通过当地钱庄结算收支，互找长短。
　　业务往来密切的几家钱庄从写山账中受到启发，想出了以相互转账（时称拨账）简化结算手续、减少现款结算次数的方法。于是，他们率先建立起拨账关系，以互相支援。他们首先约定把拨账发生的款额划为独立的拨账款，专账专户记载，与现款来往分开，形成一种独立的金融流转体系。在办理拨账手续时签发一张拨账单。拨账单长约12厘米，宽约8厘米，用土制旧账纸裁制而成。因为它的形状和大小与小脚女人的鞋跟相似，便被戏称为“鞋叶跟”，是一种不能提取现款的票据。票面上写明应该拨付的金额和日期，由买方盖章生效，卖方持有。
　　在确立拨账关系的钱庄中，平时的支付行为可以在各自设立的专门账户中以拨账单抵顶现款。在当时现金短缺、币制复杂的情况下，往往出现甲拨给乙，乙拨给丙，丙又拨给丁，丁又拨给甲的推磨现象，都不照付现款。业内便又规定拨账账目每月月底凭各方持有的拨账单结算一次，实收实欠部分用现款付清，如果不能付清，也可转入下个月，拨账单持有方可得到—个月的利息。因此，最初的拨账单实际作用与现在的转账支票类似，是以商号信用为基础的相互转账凭证。拨账单上写明的金额时称拨账洋，又称通用洋。
　　拨账范围扩大到各行各业外来客户
　　最初确立拨账关系、使用拨账单、让拨账洋得到实际流通的几家钱庄名称已无从考证。他们在本行业试行了一个阶段之后，效果很好，货币短缺、支付手续复杂的问题都有所缓解。他们又把拨账范围扩大到了洋钱业。于升盈、张铭山、陈宗岳、陈洪升等四个较大的汇票经纪人都参与了拨账。这样，拨账范围扩大到了本地各行各业和外来客商。
　　汇票经纪人的参与让拨账洋既以当地钱庄信用为基础，又以流入境内的各级银行汇票资金为货币保障，可谓左右逢源。因为手续简便，省却了现款结算的繁琐复杂，本地商家和外地客商都愿意持有拨账单，用拨账洋结算大宗生意。拨账洋在潍县工商界逐渐成为具有“地方钞票”作用的大宗买卖流通货币了。
　　每月月底结算拨账账目时，债务方因款额大、不能交现款的，可以通过加数转为下月结算。加数即一个月的利息，利率一般在1.5℅到2℅之间。结算前持有拨账单的债权方，如果需用现款，可找经纪人用加数的办法换成现金。存有闲散货币的商号，也可以找经纪人换成拨账单得到加数的实惠。因为加数是以实际兑换时间离拨账结算到期天数的利息为基础，再根据现款的供求关系而随时变化。兑换时间不同，加数的多少也不同。因此，现款与拨账单互换，一出一入所得加数和所付加数就有了差额，就是持有拨账单获得的利息。这样就吸引了本地商家的闲散货币投放到市场。原先，持有各级银行汇票的外地客商来潍交易必须经过汇票经纪人才能将汇票变卖成现款。为图交易方便，他们也通过经纪人将汇票兑换成拨账单，不用或少用现款结算，也获得省时省力的便利。
　　鼎盛时期，拨账单在潍县市面上演变成一种既可以转账支付又可以随时兑换现款的金融凭证，具有了现在的转账支票、现金支票和活期存单的一些类似功能。因为拨账洋得到高度认可，市面上甚至出现大宗商品拨账价格与硬通货币价格并行、拨账价格略高于硬通货币价格的局面。
　　拨账洋流通据说系潍县独有的金融现象。拨账洋在当地流通使用十多年，没有发现产生信用纠纷的记载。在硬通货币短缺、币制复杂的情况下，拨账洋的流通方便了商品交易，便利了外地客商来潍兴业发财，吸引了本地闲散货币投放市场，对潍县经济繁荣的推进作用显而易见。也有一种说法，拨账洋流通是钱庄联手控制金融经济的一种手段。
　　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禁止硬通货币和其它可兑换钞票在市面上流通。经过改革，法币成为唯—的流通纸质货币。币制统一后，潍县的拨账单、拨账洋便遭到淘汰了。

　　
　　在一个开放的货币流通环境中，投资赚钱总是与承担风险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这能够引导和诱使着芸芸众生通过各种理性、非理性，诚实守信、尔虞我诈的多种充满矛盾的方法，企图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可能出现的风险转嫁出去。
　　与潍县开埠后开放、外向、带有商埠性质的城市经济相适应，潍县货币流通体系的运作，也毫不例外地体现着这个特色。其中，参与广泛、影响最大的当属金融期货交易活动。期货交易的载体，有硬通货币、纸质货币、实物货币、贵重金属等，运作方式基本是买空卖空，形同赌博。
　　本地钱庄、银号、经纪人是当然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各行各业的经营实体、绅商民众中，不乏怀揣大发横财梦想的投资者。而通过相关记载则发现，为此而赔本亏钱、甚至破产潦倒者不乏实例，但“一天暴富”后守成有道的成功者却未见记载。
　　潍县金融期货交易存续时间大致在四十年上下。期货交易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它能够折射出在这期间潍县不同时期的经济大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兴衰变化。
　　创两交是最早的期货交易
　　现银和铜币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两种硬通货币。但在法定纸币完全取代硬通货币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银、铜这两种硬通货币之间都没有固定的兑换比值，这个比值是随行就市的。
　　清末潍县开埠后，潍县市面上的商号批发大宗货物，只收现银。而商贩用现银购进的货物，在销售时属于小买卖，只能收进铜币。他们必须用铜币买成现银，才能向大商号批购货物。据记载，潍县的银子市，就是为适应这种情况而产生的，但当时是现银与铜币的实物交易。
　　当时的铜元业实体以烟台、掖县（今莱州）沙河镇商人来潍开设的汇兑庄为代表。他们调到大量活动资金，财势雄厚，基本操控了银价的涨落，时称银钱鬼子。有的商号，为了扩大销售，进行赊销，其还款期限为半月期和一月期。但必须用现银付款。如果银价上涨，则影响商贩的利润。现银和铜币比价的期货交易，时称创两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这样，商贩在赊进商品的同时，也能够买下还款期限对应日期的银子，对银价的涨落风险，就没有顾虑了。
　　创两交是城市潍坊一带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期货交易活动。创两交最初是到期时，现银与铜币据实交割。被投机商人操纵后，创两交由到期据实交割，变为到期交割只结清盈亏数字互找长短，就演变为买空卖空、具有赌博色彩的活动了。此后，潍县市面上所有业态的期货交易中，买空卖空成为不变的惯例。
　　创俄帖期货参与者损失惨重
　　民国早期，俄罗斯沙皇政权发行的纸币(俗称俄帖)大量流入潍县。银钱业投机商人就以俄帖一千元为单位进行期货交易，时称创俄帖。
　　当时俄罗斯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史称俄国革命。交战双方互有胜负，俄帖价值随之有所涨落。沙皇方面占优势，俄帖就涨价，否则就跌值。起初，创俄帖用现钞交易，但搞这项投机活动的人多了，原有俄帖存量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有些钱庄就以自己的资本实力和信用为担保，出具书有“收存俄洋一千元”字样的收据，在期货交易中代替俄帖使用。创俄帖买空卖空的特征就又出现了。
　　在碰侥幸、试图赚大钱的投机心理笼罩下，潍县参与创俄帖交易的各行业商户及个人越来越多。最后俄国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沙皇政权。俄帖也就分文不值了，创俄帖参与者损失惨重，有的血本无归。
　　创俄帖的存续时间很短。创两交则是在1930年，潍县商会议定将银、铜比价固定为一块银元兑换7600文铜元后，自然终止的。
　　棉纱期货交易中出现代理店
　　此后不久，在潍县需求量很大、属于织布业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在城市经济中实际具有实物货币地位的棉纱就又变成一些钱庄和投机商人的赚钱工具，因为棉纱的价格也是随市场供需变化而波动的。棉纱的期货交易以青岛交易所发布的开盘价为参照，以5件棉纱为单位，交易规则与创两交、创俄帖大同小异，仍带有买空卖空的赌博色彩。
　　1938年1月，日寇侵占潍县，银钱业的取、放款业务停止，钱庄改营棉纱，钱、线两业合并为纱布业，原青岛交易所由日本接管，改称取引所，仍然进行棉纱等期货交易。潍县也于1939年恢复了棉纱期货交易，地址设在东关北下河街。
　　日伪时期，市面萧条，商业不振，潍县的商号，有的歇业，有的减员，故失业人员增多。自恢复棉纱期货交易，很多失业者当了棉纱经纪，借以糊口。因经纪人增多，交易亦相应扩大，除纱布业商号参与期货交易，还先后设立了十多家代理店，专门代个人进行买空卖空的棉纱期货交易，从中赚取手续费。
　　因为潍县棉纱的期货交易，每天均以青岛开盘价为依据。潍县有实力的经营者，多派有专人在青岛观察取引所行情，开盘后即用长途电话迅速向潍县报告，如中间有较大起伏，也随时打电话或发电报，直到收盘为止。棉纱经纪人除在市场上活动，还不断向关系户传送信息，接受买卖双方的的委托。在价格稳定时，棉纱市场就平静。遇涨落较大，则人群拥挤，嚷声沸腾。除经纪外，买卖双方也多亲临现场，观察情况。还有看潮头、凑热闹的人，也跃跃欲试地寻机参与活动。
　　1942年后，因战争延续不断，物资更加缺乏，沦陷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局面日益严重。穷途末路的日寇在潍县实行了物资配给制度。为控制棉纱、棉布，在潍县设立纤维组合，棉纱成为统制商品，不准私自买卖。棉纱期货也不得不停止交易。
　　期货交易最后的疯狂：黄金棉纱一起炒
　　1946年在东关大街开张的潍县交易市场，是新中国成立前城市潍坊一带历史上出现的最后的期货交易市场，特点是黄金与棉纱两只期货一起炒作，以黄金为主。尽管交易方法与以前略有不同，实质还是买空卖空。
　　黄金系贵重金属，但由于存量太少、价值太高，在我国一直极少作为硬通货币参与流通。七七事变前，黄金在潍县仅作为首饰材料，使用极少。日伪统治期间，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有实力的商家便效法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以积攒和贮存黄金作为规避经济风险的保值载体。当时，黄金在上海有金条(每条重10两)、青岛有小宝(重1两的元宝)在市面上买卖，成交价格随行就市。小宝的制作，始于青岛震华、天宝等金店，后来逐渐流转到潍县，因需求量不断增加，本县的恒利银楼、正阳银楼、益群恒、利盛银楼、秘宝楼等也开始铸造小宝。各家所铸小宝都铸有银楼简称和足赤字样。1945年春，天津黄金价格波动很大，在大涨大落的过程中，赔钱者有之，赚钱的也大有人在。此风对潍县的金价影响很大，并促使黄金交易日渐活跃起来。
　　抗战胜利后，因法定纸币（法币）不断贬值，为减少无谓的损失，潍县在商业往来、房产交易以及借贷款项等方面，都以黄金作为标准。当时黄金交易无固定地址，大都在东关北下河街一带。介绍买卖的经纪人，起早即到街旁聚集，三五成群，洽谈业务。成交后即各奔买卖双方。完成交货付款事宜。因限于钱货两交，故无期货。
　　山东第八区保安司令部总指挥袁所先瞅准潍县黄金交易越来越活跃，且潍县一直有期货交易的传统，就设想创办一处固定营业场所，仿照战前青岛交易所的经营方式，以黄金期货为主，兼营棉纱期货。这与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天佐想方设法发财的念头一拍即合。官方背景如此强势，进展便异常顺利。1946年4月，潍县交易市场正式开业，袁所先的兄弟袁以先任经理。
　　潍县交易市场共下设20家代理店。每家代理店出交易员1人，参加交易活动。每个代理店交押金100万元，退户时发还。黄金成交以1两为单位，棉纱以5捆为单位，佣金（时称手续费、交易费)3元，买卖双方都要交纳。黄金和棉纱如涨落幅度超过或低于开盘价3万元时，主持人就立即拍板暂停交易。待买方或卖方续交押金3万元后，再进行交易。如继续涨落，就以此类推。这是交易市场为维护自身信誉和对买卖双方巨额盈亏的保证措施。与以往一样，交易仍为每半月交割一次，到期只结算盈亏额，即买卖双方互找长短。因形同赌博，不需要固定资金，只准备好大涨大落时的押金，便可坐享其成，但是买卖两方必有一方是输家。
　　那时，青岛尚无固定的黄金交易场所。该市一些专营黄金交易的商人，也纷纷来潍活动，从而增加了黄金交易额。最多时，每天成交黄金近2000两．平日也能达到五六百两，每逢行情大涨大落时．交易员穿梭往来，频繁联系，场内叫嚷之声沸沸扬扬。买卖各方环立场边，脸上表情有喜有忧，随行情的变化而神态各异。当时，黄金价格虽时有涨落，但总的趋势是盘旋上升，故买方赚钱的多。但在不断涨落的迂回过程中，善于掌握市场规律的人随时都有赚钱的机会。
　　潍县交易市场开业后，所收交易费虽然不少，但开支很大，特别是应酬费的支出太多。据袁以先自己说：收入确实不少，但开支浩繁。除对专署官员们的应酬，办公人员的高薪、警卫、买枪支以及房租、电灯、电话等各项开销外，如有盈余，还要向专署科长级人员每人报效1份。故交易市场所剩则寥寥无几。
　　1946年底，每两黄金价格已涨至40万元左右。至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被俘的消息传到潍县，每两黄金陡然涨到100万元左右。继而张灵甫在孟良崮全军被歼，每两黄金竟突破300万元大关。黄金价格扶摇直上，交易市场上却只有买主，没有卖主，仅有少量的棉纱交易活动。市场方面所收交易费已不够开销。潍县交易市场无法运转，于1947年底停止营业。存续数十年的期货交易活动在潍县划上了句号。
　　资料记载期货买卖双方只见输家没见赢家
　　以买空卖空为基本特征的潍县期货交易，被投机商人视为无本买卖，大发横财的手段，其性质同于赌博，但输赢的波动是无限的。它的危害很大，尤其是棉纱期货交易，为害更甚，轻则赔本，重则负债破产。但商人多存侥幸发财的欲望，笃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梦想一举得利，成为巨富。但见诸记载的几个实例，结果都大同小异，只见输家没见赢家。可见，买空卖空式期货交易的风险非人力可控。
　　1934年，东关商人李作圣先在潍县搞少量的棉纱期货交易．赖以支持生活。以后去青岛，参与当地交易所的棉纱投机活动。刚开始，就赚钱1万多元。大家都觉得他对棉纱期货买卖有方。经人介绍，他结识潍县城富户张某。在自有盈余的基础上，张大户积极支持，他毅然放量投入棉纱的期货交易。时间不长，几期盈利就累计近10万元。他大兴土木，将住宅改建为楼房，并出资百余件棉纱，委托自己的兄长开设线庄。不料在继续买空卖空活动中，一期的差价，就将所赚的钱财全部赔光，线庄的棉纱也卖完还债而停业。暴富时间不长，好梦变成失望而告终。
　　潍县同盛永钱庄经理魏立堂未经股东同意，就擅自去青岛租下房子，拟开设协隆代理店。尚未开张，就在其他代理店名下买进不少棉纱期货。不料行情大落，不到一个月，赔款12．8万元。按当时物价，相当于棉纱100多件。他的代理店还未开成，同盛永钱庄的全部资金就让他打了水漂。潍县商人秦圣甫，因经营猪鬃盈利数万元，曾在城内北门大街购有住宅一处，共24间。他也因为全力投入期货买空卖空，除存款赔尽，连住宅也卖出抵债。以后生活无着，自杀身亡。
　　1940年，商人刘纶章以棉纱期货交易致富。此人早在泰昶线庄学生意(学徒)，期满成为大伙计。他后来去青岛，在取引所做棉纱期货交易。因其经营棉纱积有经验，故介入该项交易后，竟然期期盈利，累计所得近20万元，即在潍县东关下河街开设了德诚线庄，还在城里松园子街购得住宅一处，有厅房台屋等数十间，成为名噪一时的暴富者。但买空卖空的期货市场上没有“常胜将军”，仅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将将全部财产赔累殆尽而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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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币的兴衰
　　法币是民国时期发行的纸质货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唯一法定纸币，时称法币，并禁止白银等硬通货币流通。法币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统一使用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纸质货币。
　　按照政治经济学常识理论的解释，银质、铜质硬通货币本身的价值与它们在市场流通中具有的交换价值（即它们的标定面值，但称重货币也可无标定面值）是等值的。而以信用为担保的纸质货币只是一种货币符号，在市场流通中也具有交换价值，即标定面值。但纸币的成本价值与它们的标定面值则完全不是一回事。
　　发行初期，法币与英镑挂钩，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制兑换。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和美元挂钩。这时，法币属于黄金汇兑本位制货币，币值是稳定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统制政策，法币成为纸币本位制货币。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将市面银元收归国有，以一元法币换一元银元。抗战时期开支巨大。日伪势力无孔不入破坏金融，例如在沦陷区“空手套白狼”发行“联银券”等大量伪币，并将套现的大量法币投运到国统区等等。国民政府针锋相对，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不断扩大法币发行总量，法币便不断贬值。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史称第三次国内战争，即现在常说的解放战争）。为支撑日益巨大的内战开支，国民政府不惜饮鸩止渴，无限透支国家信用，滥发法币，造成经济混乱、法币难以想象地不断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法币标定面值越来越大，购买力却越来越小，最后形同废纸。
　　据记载，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寇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物价指数上涨3492万倍，法币体系彻底崩溃。潍县金融期货交易的业态变化，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的业态变化，更为直观地折射出了国内经济情况和法币的兴衰变化。

　　
　　潍县钱、线两业能够互通有其独特的原因。历史上潍县有记载的银钱业和线业，都是与潍县城市经济转轨变型中形成的唯一主导性支柱产业织布业相伴相生的。因为棉纱作为织布业无可取代生产资料的地位，它在潍县货币流通活动中，自然实际上起到了实物货币的作用。银钱业和营销棉纱的线业实现互通、两业甚至一度合并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兑换庄、钱庄并存到铜元业消失
　　民国初年，随着织布业的逐渐兴盛，潍县东关大街和下河街一带开设兑换庄，设桌办理银元和铜元的兑换。这是银钱业中有记载的铜元业的肇始。城内和乡村的财主们先后在东关开设钱庄，办理存款、贷款（时称放款）和汇兑等业务。城市潍坊一带周边的农村集市上出现专门为城内商家和农村个体私营织布业户记录双方交易资金往来（时称写山账或写外行）的人员。这些人俗称东乡帮，后来也开起了钱庄。这是潍县银钱业主要实体——钱庄的最早记载。那时，兑换庄与钱庄是并存的关系。
　　当时，商品流通中的大额交易用银元结算，而小额交易以铜元为主。铜元有大、小之分，大铜元二十五枚为一吊，小铜元五十枚为一吊。平常携带多用粗线织成的钱搭子。钱搭子系长方形，中间有半尺多的缝隙，可将铜元均匀的放入两端，背在肩上。但放的铜元多了，就有重量太大的不便之处。
　　为此，各钱庄都曾以各自的名义和信用发行过铜元纸币。这类纸币因形状系长方形，时称长贴，面值为一至十吊，但没有面值九吊的长贴。发行长贴的优势，曾经操纵在东乡帮手中，如瑞丰祥、德聚泰等发行的长贴，可以直接换算成银元，用于大宗交易付款。但县城财主们开设的钱庄，如义昌德、义德泰、颐寿昌等发行的长贴却起不到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东乡帮结成团体，在硬通货币流通中互相支援、互相周转，时称推磨，具有较大的资本实力。而县城财主们的钱庄则各自经营，势单力孤，信用不大。
　　随着国民政府完成币制改革，硬通货币银元和铜元退出流通，铜元业实体便不复存在，钱庄就成为银钱业唯一的实体业态。根据相关记载，1934年，潍县钱庄共有49家，大部分分布在东关大街及其附近，共拥有资本58．6万元，存、放款总额分别是257万元和291．7万元，汇兑额143．5万元。其中协聚泰钱庄存款额20万元，放款额25万元，名列第—；德盛昶、隆祥号汇兑额都是15万元，并列第一。
　　从棉纱流通程序看线庄的作用
　　潍县开埠之初，棉纱和进口布匹（俗称洋布）是两大主要舶来品。随着潍县织布业的崛起，洋布在当地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棉纱便成为最重要的舶来品。当时，潍县线业棉纱营销的流通程序是：各线庄由青岛成批购进，再整件出售。鼎盛时潍县市面上棉纱日销量最高可达300件。
　　随着织布业的逐渐崛起，潍县一带的棉纱需求量非常大，从事棉纱经销活动的线庄逐渐增多，线业的营运规模便越来越大。作为潍县棉纱的来源地，青岛先后创办的四家货栈代理了潍县几乎所有线庄的购纱业务。这4家货栈主要由潍县相关行业的商人出资经营，时称潍县帮货栈，资本总额为26万元。它们分别是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义德栈、1921年的德增福、1926年的源兴恒和1936年的恒盛德。其中义德栈代理经销的比例占潍县棉纱购入总量60％到70％左右。当时，青岛的潍县帮货栈、潍县的几十家线庄可以基本控制潍县的棉纱购销市场。
　　青岛潍县帮货栈和潍县线庄最初经营的棉纱全部都是进口品，俗称洋纱。青岛潍县帮货栈经营棉纱业务并不需要买办进行中介，而是直接与各国洋行进行交易，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随着青岛中资、日资机器纱厂及潍县织布业的兴起，青岛潍县帮货栈和潍县线庄逐渐转向经销青岛各中外纱厂出产的棉纱。基本流程是：青岛潍县帮货栈大批购进棉纱后批发到潍县各线庄，线庄或直接放纱收布，或再转售于潍县当地的布庄、线贩、织布工厂、染织工厂。布庄除了零售棉纱，还以放纱收布的形式将棉纱供应给城乡的织布作坊和个体织户。线贩则以棉纱零售为主。这样便形成一个以青岛潍县帮货栈和潍县线庄为批发转运枢纽的棉纱购销产业链。
　　从钱线互通到纱布业式微
　　有一种记载说，潍县织布业鼎盛时期，银钱业和线业是潍县城市经济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两大商业行业。两大行业开设的的商号，在名称上有25家钱庄和24家线庄，但实际上多数线庄和钱庄都是线、钱两业兼营的商号。另据记载，1920年前后，日本商家曾一度垄断潍县棉纱市场。部分线庄一时抵制不住这样的冲击，转行为钱庄。部分钱庄也在城市潍坊一带周边的集市上做起了放纱收布的生意。银钱业与线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通局面可见于一斑。潍坊市潍城区出版的地方志书上记载的1934年潍县拥有的49家钱庄，从数量上看，应该是把当时的钱庄和线庄都统计为钱庄了。
　　到了日伪统治时期（1938至1945年），潍县私营银钱业的货币流通活动遭到当局禁止。原来的钱庄改为纱布庄或转其它行业，纷纷囤积实物，如棉纱、棉布、颜料等，也暗中继续从事存、放款业务，以维持生存。钱、线两业合并为纱布业。后来，随着日寇在侵略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中国沦陷区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境地。1942年，日寇在潍县实行物资配给制度，借以苟延残喘。棉纱等主要生产资料都被日寇列为统制商品，禁止私自买卖。这样，潍县曾经的商业两强——银钱业和线业，在延续几十年后，归于沉寂。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潍县战前的瑞承祥、东和福等14家钱庄恢复营业，并都改称银号。但当时因为连年战乱，潍县曾经的支柱产业织布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当时在潍县驻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约四五万人，每月给养开支数额庞大。相关人员往往将机关、部队的经费化名存入银号，以套取优厚利息中饱私囊，这成为银号存款及资金的主要来源。私营银钱业各银号只能借此以有限的商业性放款、囤积物资，或私设两套账簿做买卖黄金投机生意等方法维持运转，无法恢复抗战前的地位和状态。
　　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改设潍坊特别市。不久，隆祥、东和福、聚源号三家银号响应号召恢复营业并又改称钱庄，按照规定的利率开展存放款业务。在后来的潍坊市“三反”、“五反”运动中，东和福、聚源号因囤积居奇、买卖黄金等不法行为被揭发后停业。1952年隆祥钱庄经人民银行和市工商局批准停业。私营银钱业此后完全成为历史名词。
　　相关链接：解放前国内各级银行在潍活动简况
　　中国银行潍县办事处1914年设立,1916年撤销，1930年第二次设立， 1942年并入青岛大阜银行。战前，交通银行、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先后来潍设立办事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部撤走。1934年山东省平市官钱局在潍县设立了分局，潍县沦陷后被日伪接收；日伪时期，青岛大阜银行、济南鲁兴银行等在潍设立办事机构，抗战胜利后被接收；1946年，山东、中国、交通、农民等银行来潍开业或复业，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由北海银行（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接收。

　　潍县货币流通大观之一：当铺炉房与银钱业此消彼长
　　货币流通指货币作为收入凭据和支付手段，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连续不断的收支流转。在日常生活中，劳作赚钱和花钱购物不可避免，因而人人都是货币流通的主体；但作为专业术语，货币流通更主要的是一种金融活动，一般都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实现。
　　潍坊作为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已有数百年的时间。在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传统经济时期，以及在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不发达的民国时期，潍县（今潍坊）的货币流通，主要依靠当地私营金融实体来实现。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批准开放潍县为商埠后，潍县城市经济由传统经济迅速向以商埠经济为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与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相适应，潍县在继承和创新中融合了传统和现代元素，形成了地域特色浓郁的货币流通行业体系。支撑这类行业体系的相关金融活动以民间私营从业者为主。他们既摸索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有成效的运作方式，又参与了各类充满尔虞我诈的金融投机活动。而在客观上，货币流通行业体系的运作，尽可能地把死钱变成了活钱，进而促进了潍县地域性的货币流通，为潍县城市经济的转轨变型和发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清末到民国时期，潍县货币流通行业大致可以划分为传统行业和现代行业两大类。传统行业以当铺和炉房为代表，前者以实物抵押借贷为主要特征，后者是鉴定硬通货币银两成色和加工硬通货币银锭的专门实体；现代行业以民国早期潍县形成专门的银钱业为主要标志。
　　民国初年，国家强力推广使用硬通货币银元，银两逐渐式微，炉房业务日益萎缩，或停业，或改营它业。到1933年国家完全废两改元，炉房就完全失去货币流通实体地位。民国时期，与银钱业的兴旺景象不同，当铺经营活动日益萎缩，并于抗战胜利前完全消失。银钱业实体则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业态，并一直持续至1952年，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当铺和炉房等传统货币流通实体的职能和业态都很单纯，分别直接叙述即可。银钱业却要先梳理一下概貌，再分头详解。
　　银钱业细分为钱庄、洋钱、铜元三类业态
　　大致在民国早期，随着潍县城市经济的转轨变型和民间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潍县银钱业行业体系的基本构架得以初步确立。当时，潍县半官方性质的工商业自治组织——潍县商会，按照从业者的不同分工和不同作用，将银钱业又细分为三类经营业态。
　　一类是以自有资本为基础、办理存贷款和汇兑等业务的私营金融实体，这是潍县银钱业的主体。这类实体大多分布在潍县东关大街（今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的潍州路至亚星桥段)玉皇阁以东，在名称上一般称为钱庄、银号。
　　另一类当时称为洋钱业，基本作用是通过在中间说合，让一笔笔汇票买卖业务得以成交，而汇票的最小金额单位是银元，银元当时俗称现大洋、洋钱，洋钱业因此而得名。有人也根据洋钱业发挥的实际作用称之为居间业。因为那时，官方批准设立的国家和地方各级银行在潍县的办事机构时立时撤，各地客商来潍办货带来能够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提款的汇票，而当地商号到这些大地方进货也需要持有这种汇票以方便付款结算。于是潍县市面上每天有外地客商出卖这类汇票，也有当地商号买入这类汇票。买卖双方需要第三方从中牵线搭桥，才能成交。这类人就是洋钱业的从业人员。他们要穿梭于本地商号和外地客商之间，随时掌握供求信息才能提高成交数量，这类人当时称为经纪，俗称跑街的、跑银数的。同时，经纪们也与本地的钱庄、银号很熟悉，可以为客户兼办汇兑业务。他们多在玉皇阁和下河街（今潍坊市奎文区北下河街）一带活动。
　　再一类称为铜元业，主要业务是根据不同需求为客商兑换银元和铜元的金融实体，从业实体是兑换庄，俗称出桌的。这一类实体随着1935年国民政府完成币制改革、法币成为国内唯一法定流通纸币、银元和铜元停止流通而不复存在。
　　钱线互通和拨账洋带有潍县原创色彩
　　潍县开埠后逐步转轨变型的城市经济接受青岛的辐射，外向型商埠经济成为其基本特征。与之相适应的货币流通活动便不能继续沿用以往的传统做法。潍县工商业从业者在学习借鉴以青岛为代表的外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摸索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有成效的、地域特色明显的货币流通运作方式。
　　国民政府完成币制改革以前，潍县与国内各地一样，使用的货币是不统一的硬通货币，银元和铜元是两种基本的货币形态，但币制并不统一且十分复杂。随着潍县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自民国早期起，城市潍坊一带不断开张新的工商业实体，市场交易活动也越来越多。由硬通货币短缺和复杂的币制带来的不便造成货币流通不畅，对经济环境的不良影响越来越突出。让这样的事情影响做生意赚钱，商界特别是银钱业界当然不干。解决的方法还真让他们琢磨出来了——在潍县货币流通过程中很快便出现一种信用度很高的金融票据，名为拨账单或拨账条，其票面金额称为拨账洋或通用洋。据说是潍县独创并独有。拨账洋在1935年法币成为国内唯一法定流通纸币后自行消失。
　　潍县城市经济转轨变型后形成的唯一的主导性支柱产业就是织布业。其它支柱性或非支柱性产业都由织布业衍生或影响而存在和发展。而棉纱则是织布业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于是，棉纱除了直接应用于织布业生产活动，在潍县货币流通活动中也实际上起到了实物货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形势恶化的战乱时期，棉纱更是成为商家存储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载体。因为这样可以规避纸币贬值带来的风险。棉纱营销业时称线业，营销实体时称线庄。因而潍县织布业鼎盛时期，银钱业和线业一直是两个最大的商业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关连也最密切。两大行业开设的商号，在数量和名称上有25家钱庄和24家线庄，但实际上多数钱庄和线庄都是钱、线两业兼营并根据需要在两业间随时转换主业。当然，钱、线两业也各自拥有主业相对稳定的钱庄和线庄。银钱业操控着市场上的资金流向，线业操控着棉纱的市场供需，钱、线两业便在实际上掌握着潍县城市经济的命脉。这个局面曾持续多年。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同一家实体，有时候叫钱庄，眨眼间就改称线庄，不久后可能又换成了钱庄的招牌。据说这个现象是潍县独有的。
　　经纪“跑”出活力助推金融投机
　　银钱业中的洋钱业又称为居间业。洋钱业从业者称经纪，俗称跑钱数的、跑街的。但居间业和经纪却不仅限于从事洋钱业和跑钱数。当时，经纪又可细分为三类。
　　一类是汇票经纪，就是俗称的跑钱数的。买卖双方成交后，跑钱数的负责交割汇票和票款，并按成交汇票的金额，向买卖双方收取千分之一的佣金。从业人员不下一百余人，其中于升盈、张铭山、陈宗曰、陈洪升等人业务最忙。他们都设有办事处，并配有部分办事人员。办事处俨然钱庄、银号。
　　另一类是棉纱经纪。他们是整件棉纱买卖的说合者。据记载，他们每成交一件棉纱（一件棉纱为40捆，重约160千克，货值250元左右），都要向买卖双方各收取一元佣金，标准不算低。由于织布业的迅速发展，棉纱的买卖交易也日益增多，因而鼎盛时期棉纱经纪人数也有一百多人。
　　第三类是布经纪，说合成交织布业终端产品布匹。他们每天了解客人想买什么货，同时也跑布庄、布行，经过他们把货样送给客人验看中意，讲妥价钱而成交。当时，四十码（一码约为0.9144米）布为一大匹，每匹佣金一角；二十码布为一小匹，每匹佣金五分。佣金由货主负担，标准虽不高，但每成交一笔买卖动辄几十匹，多的也有几百匹的，所以他们也有不低的收入。
　　这三类经纪，成了当时潍县不少破产、失业商人最可靠的谋生职业。其特点是不需要资金和技术，只要能跑会说，熟悉市场情况就能干。由于收益优厚，鼎盛时期不少店铺职员也辞职转行做经纪。经纪们畅通了供需信息，搞活了市场。另外，自清末民初到潍县解放前夕，货币流通领域先后出现的银元铜元比价、国币俄帖比价、现金汇票比价、棉纱、黄金等载体不同的金融期货交易活动中，都活跃着经纪们的身影。而这些活动都带有浓重的赌博和投机色彩。而经纪们也是这类金融投机活动的参与者和积极助推者。
　　潍县货币流通大观之二：典当系最早的实物抵押借贷行为
　　专门从事货币流通的行业，城市潍坊一带有记载的鼻祖要属典当业。典当业的载体就是俗话所说的当铺。当铺具有这样的作用：遇到各类特殊情况、急需用钱但借贷无门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相关物品送到当铺，得到认可，双方协商一致后，物品放进当铺保存，即成为当品，物主就成为当户，得到当铺提供的一笔资金用于应急。
　　物主经济情况好转后，可以根据约定的期限将这笔资金归还给当铺，并取回当品，时称回当。当然，物主还要另付利息，而且这类利息还不低，民国时期整整高出一般贷款（时称放款）利息的一倍到一倍半。物主也可以到期只付清约定的利息，将当品留在当铺，继续使用这笔资金，时称翻当。可见，典当业的行业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主要针对个人的实物抵押应急贷款行为。
　　潍县典当业最早见诸记载于清代中叶
　　典当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传统行业。潍县典当业的起源年代未见记载。根据相关资料介绍，潍县市面上的当铺原来都是官办实体，当铺主管时称朝奉，可以身穿官服,与地方官吏同起同坐。以后，当铺逐渐过渡为私人经营，但必须通过地方官府认证并持有朝奉凭证才能开设当铺。朝奉的本义指相关官员奉召上朝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具体官职。宋代有了朝奉郎、朝奉大夫等专职奉召上朝议事的官员。到了明、清时期，朝奉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各地盐店、当铺等官办实体或地方官府特许经营的实体，有的地方称其主管为朝奉，有的地方则对其主管和店员统称朝奉。
　　潍县有记载的最早的私营当铺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传说当时潍县城内一名以收售废旧物品为生、名叫田烳的人，出乎意料地用四千两白银盘下了潍县南门大街上的一家规模不小的当铺。而这家当铺的起源年代及经营业户情况都未见记载。这家当铺便在这支田氏家族手中存续了数百年。
　　后来这家当铺转让给潍县望族丁三宅家，丁三宅家再转让给丁六宅家，名称为元隆当铺。潍县士绅丁叔言于1922年投资一万元扩大经营,并将元隆当铺改名为义丰当店，仍在原址沿用传统方法继续经营。
　　由此可见，义丰当店的历史渊源十分深厚。透过民国生活见证者对义丰当店的记载，可以系统了解传统当铺的建筑布局结构。按照记载，从义丰当店高台阶的大门，经过守门人值班室，就来到北院。北院是营业部分，包括北大厅的收当处和东屋的赎当处。从北院东边的一处重门可以进入内院。内院有会计室、经理室等办事场所。再向北有东屋、西屋和北屋三座是库房，每座约十三间,高达十几米。周围院墙都很高，为的是便于防盗护院。
　　当铺生意只有赚钱没有赔本
　　自古以来，当铺打出的旗号就是裕国利民。可以作为当品的物品有很多，贵重的如各类首饰、古玩、字画，其它如各类服装、被褥、金属器皿，甚至锄头、渔网、锡汤婆等也在当品的行列，前提是要得到当铺认可。
　　按照常理，当户与当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借贷关系。但穷苦潦倒、精神颓废、万般无奈、求告无门的人往往是当户的主体。这类人属于在社会上受到鄙视的人群。他们来到当铺，心情自然好不到那里去。而当铺的心态往往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抓住这些人走投无路的窘境大做文章。当铺的收件口都设置得很高，一般个头的人要举起手才能将物件递给当铺的业务员（民国时称案头）。这样，当铺无形中就对主顾形成一种威压感觉，为的是便于实现当铺获利的最大化。一般商铺奉行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对顾客往往笑脸迎送。但这类情景在当铺里是看不到的。
　　案头对应收范围的当品都有较高的识别能力。他们接受当品后检验成色，核定价钱，办理收当手续。他们能够根据当铺内部执行的标准，当机立断地打价收件，给出的当价（即当铺按照单品的抵押价值交付给当户的资金）往往仅为当品实际价值的20％到50％左右。这样，即使当户到期无力还款，当品成为死当，当铺依然可以通过拍卖这些死当，赚取丰厚的利润，并无赔本之忧。
　　当铺收取当品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主顾先将当品交给案头伙计察看。当价多少，可自己要价或由案头打价，双方磋商妥当，即由案头唱呼当品名称、件数、感色、当价、当户姓名，向账桌方面报告。随之由专职人员写好当品收据（时称当票）及点出应付当价，由案头交付当户。一次收当流程就算走完了。
　　当票是用类似毛头纸一样的软韧土纸，用木版自印而成，并按惯例只印一半。这样的当票色暗柔韧，宜于保存。为避免回当时因为当品品相之类的问题双方发生纠纷，当铺方面在当票上往往附加文字对当品品相加以说明。这类说明就很有意思了。当品即使是一件崭新的皮袄，也要注明虫咬鼠伤、光板无毛；金属器皿则要注上“扁毁”字样等等，以此类推。回当时，对当品本身就不会发生争执了。这是当铺推卸责任的霸王式做法。与当下一些金融机构利益和方便留给自己、负担和风险转嫁给客户的霸王式条款规定是一种思维模式。按照行业惯例，当票附注文字书写潦草，自成一体，使局外人无法辨认模仿，也杜绝了假当票的出现。
　　传统当铺在颓势中消亡
　　作为古老、传统的货币流通行业实体，到了民国早期，潍县市面上仍然有四家当铺按照传统方法继续运营着。它们分别是位于东关大街路北的谦益当铺、东关大街路南的裕丰当铺、城内西门大街上的丰亨当铺、城内田宅街上的元隆当铺。
　　当时，现代货币流通行业银钱业在潍县城市经济转轨变型中日益发展壮大，并与经济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而当铺这个在漫长的传统经济生活中一直显得富得流油的传统行业，则呈现出难以遏制的颓势。
　　1916年，中华革命军攻破东关后，与北洋军守军在东关大街发生激战。谦益当铺被炮火击中，起火被焚，因而歇业。对面的裕丰当铺，自感前途难料，也就势停业。1917年，城里西门大街上的丰亨当铺因为兄弟分家而关门停业，几位兄弟分割了当铺的资产。这样，偌大的潍县就只剩下了元隆当铺一家还在开门营业。而当时，东关一带已经发展为银钱业的活动中心地带，开钱庄的、跑洋数的、买卖银子的，都经营得红红火火。
　　元隆当铺改名为义丰当店后，又断断续续的经营了二十多年。1944年2月，义丰当店不慎失火。有一种说法是义丰当店经理人李奇烈，因为私自卖出库存的大量布匹（当品），企图等到布匹大幅跌价后再买进而盈利。因为沦陷区物价飞涨，布价只涨不跌而产生巨额亏空。他无法面对当户而纵火。此后，义丰当店停业，当铺这一传统的货币流通行业实体在潍县彻底绝迹。
　　]潍县货币流通大观之三：南关炉坊街是银子市组成部分
　　在货币史上，我国古代和近代的货币制度，曾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长期实行银本位制。所谓银本位制就是白银充当本位货币。民国以前，我国的银本位制是银两本位制。就是以我国传统的重量计量单位两（我国贵重金属的传统计量标准是一斤约合今595克等于十六两）为标准，铸造重量不等的银块（史称银锭、银两，俗称银元宝、银元锞）参与货币流通。
　　在漫长的岁月里，因为白银系贵重金属，故银锭为大单位货币，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见到和使用。民众日常使用的是中间有方孔、可用细绳拴串的铜币。这类方孔铜币俗称制钱，民众戏称其为“孔方兄”。
　　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白银采铸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白银价值不断降低，金银之间的比价大幅度波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除了我国，各国先后都放弃了银本位制。白银在我国国内各地的货币流通中就较为常见了。也就是在那时，城市潍坊一带出现了有记载的银锭铸造、鉴定一条街。这条街的名称就叫炉坊街，位于当时的潍县火车站（今胶济铁路潍坊站）以北不远处。
　　专门从事银锭铸造、鉴定的货币流通实体时称炉房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城市潍坊一带流通的货币中，硬通货币有以“两”为计量单位的银锭，俗称元宝、元锞，分量从3两至50两不等，通称为银两，为大单位货币。当时，市面上已经出现具有一定重量但形状与银锭有所区别的银币。这类银币，外形上已经与后来的银元非常相似，但仍然以“两”为计量单位。硬通货币中俗称制钱的方孔铜币仍正常流通，而且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硬通货币，为小单位货币。市面上也出现中间无方孔、外形与后来的铜元相似的铜币。这类铜币上往往印有“当制钱若干文”字样。
　　潍县市面上当时还出现了出现纸币，先后有票面印有“清咸丰五年(1855年)大清宝钞”字样的钞票、也有光绪年间济南“通济官钱”发行的钞票、还发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山东省银号”字样的多种银票。但这些纸币与现在流通的的纸币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它们最后都要兑换成银两和铜币等硬通货币才能够最后完成货币流通程序。
　　因为当时银两在潍县货币流通中已经较为常见。有记载的银锭铸造和鉴定实体便出现了。这类实体时称炉房，是内有作坊、外有柜房的店铺。其主要业务就是帮助顾客鉴定各种银锭的成色。这是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各种现银的真假和纯度用肉眼难以辨别。例如，有人在铸造银锭时，在其中心部位加上锡、铅等比重差不多的金属，外表裹以纯白银，俗称“吊蛋子”、“挖窳(yu)子”，以达到以假乱真、获取不当利益的无良目的。这样，完成交易付款时收银方如果对支付方的银锭纯度有怀疑，双方即可来到这类炉房内，当场熔化这些银锭，其真假和成色就能够得到有说服力的验证。炉房还可以通过熔化和重新铸造等工艺为顾客提供集零为整或化整为零服务，以满足不同需求和方便银两使用。炉房的另外一项职能是提供银两和铜币的相互兑换服务。
　　炉房作为货币流通实体的时间不长
　　这类炉房最初什么时候在城市潍坊一带出现未见记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记载的多家炉房集中出现在了一条街上，这条街道因此而得名为炉坊街，位于潍县南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光绪三十一年末（1906年初）潍县开埠后，随着经济活动的逐渐频繁，炉房业的生意也显得热闹起来。炉坊街便成为潍县银子市的组成部分。
　　但这种兴旺景象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1914年，民国政府颁行《国币条例》，以按照标准铸造的银币（时称银元）为主要硬通货币。银元成为国币。虽然没有废除传统的银两，但因为出门带盘缠，银元显然更为方便，其在货币流通中就更受欢迎。银两的主体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潍县炉房业生意便越来越大不如前，有的停业，有的改营它业。炉坊街上的银子市在经历了短暂的热闹与喧嚣后，逐渐风光不再。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传统的银两完全退出货币流通。潍县的炉房便完全不再具有货币流通实体的地位了。一些炉房改称银楼，以熔化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金银首饰为业。
　　炉坊街原址仅剩一小段，今为无名通道
　　作为位于潍县南关的一条古旧街道，炉坊街最早见诸记载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印行的、作为普及读本的潍县地方志书中。城市潍坊历史上第一幅标注街道名称的写实城市地图在这部志书中出现。炉坊街在这幅地图上位于南关西南端，长度最多在一百米左右，距离潍县火车站很远，而潍县火车站当时还没有出现在这幅地图上。
　　此后，炉房业兴隆起来。后来，潍县最早的民族染料化工企业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落户炉坊街，并于1923年开业投产。鼎盛时期，裕鲁的生产规模达到年产化工颜料硫化青膏1200吨，产品除了满足当地，还销往国内济南、烟台、济宁、兖州、徐州、商丘、洛阳、宝鸡、成都等几十个城市，盈利10万元，资产总值约56万元，成为当地的颜料化工大企业。因为裕鲁公司位于炉坊街潍县火车站以北不远处地势相对低洼的路段，本地俗称该段炉坊街为裕鲁沟。
　　随着工商业实体的陆续落户，炉坊街也逐渐向南延长。1941年印行的潍县地方志书中出现的、城市潍坊历史上第一幅精准的写实城市地图《潍县城坞图》上，炉坊街已经是一条长约0. 5千米、南接大马路（今潍坊市潍城区和平路的火车站至胜利西街段）、南端距潍县火车站不足百米的街道了。
　　解放后，炉坊街的健康路（今潍城区健康西街）以北段与南关西股道并称双合西街。原来的裕鲁公司生产场所于1964年由这里迁往潍坊市东郊，并更名为潍坊化工厂，是今潍坊亚星集团的前身。原炉坊街的裕鲁沟段经过多次建设、改造，原址早已无从寻找；双合西街1967年并入人民路（今潍城区人民街），1981年复称双合西街。1988年、1992年，双合西街一带先后经历两次旧城改造，最后全部拆除。改造完成后这一带成为潍城区双合小区的组成部分。目前双合小区内有一条不足百米的无名通道，系炉坊街原址的一部分。
　　有坊间传说，潍城区南关街道双合西街一带在旧城改造拆迁一处院落时，曾发现多枚银元宝。这似乎佐证着当年潍县的不少炉房就曾坐落在这一带。
　　附注：根据潍县传统货币流通实体炉房前店后坊的结构特点，炉房似也可称为炉坊。潍县南关炉坊街因此而得名似顺理成章。但相关文史资料中多采用炉房、炉房街的名称。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941年两幅城市地图上的标注都是炉坊街。地图标注的街道名称似更具权威性。故笔者尊重相关资料中的说法，在拙文中分别以“炉房”和“炉坊街”展示相关信息。
　　潍县货币流通大观之四：拨账洋突破货币流通瓶颈
　　潍县开埠、城市经济体系迅速转变为外向型商埠经济后，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要求快捷、便利的货币流通体系与之相适应。但无论是清末以银两和制钱还是民国早期以银两、银元和铜元为基本构成的硬通货币体系，因为货币存量短缺的局限，特别是因为币制复杂、不统一造成支付手续繁琐。这些都成了货币流通的瓶颈，影响了资金流动的速度、效率和市场活力的进一步迸发。
　　因地制宜突破瓶颈，潍县银钱业独创了一种信用度很高的转账货币——拨账洋，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鼎盛时期，潍县一半以上的商业交易使用这种自创的拨账洋。
　　卖方收款费时费力高度紧张
　　清末和民国早期，硬通货币的固有弊端特别是币制复杂给潍县造成的货币流通瓶颈显而易见。
　　当时，潍县商家之间、本地与外地客商之间的交易，付款时除使用硬通货币银两、银元，还可以使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时称中交票）。银两成色、质量的鉴定要在专门的炉房内进行，这里不复赘述。而后来银元逐渐取代银两后，其成色、质量鉴定反而变得更复杂了。
　　潍县市面上正常流通使用的银元，时称现大洋，面值为“壹圆”（即今1元）。品种上有以下几种：铸有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英国铸造的进口银元，铸有站立的人像，俗称站人的；墨西哥铸造的进口银元，铸有老鹰图像，俗称鹰洋；还有清代光绪年间铸造的银币，俗称北洋的。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银元中，铸有“民国三年”、“民国九年”“民国十年”字样的袁大头，成色质量最好，每枚重七钱二分（约26.5克），是标准的“壹圆”银元。英国站人的也拥有同样的地位。其它种类的银元，因为成色质量和实际重量参差不齐，或被拒收，或按照不同标准多付现款（时称贴数）对方才能接受。如铸有“民国八年”字样的袁大头，据说质量不佳一般会被拒收。有的银元因白银纯度差，敲击时声音闷涩，俗称哑板，也会被拒收。而中交票则以印有“山东”字样的为标准。印有“上海”、“天津”字样的中交票可能被拒收，或贴数使用。
　　因为这些复杂的情况，卖方收受现款就成了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了。收款时除点清数目外，每块银元必须仔细验看和敲击，以辨明类别是否合乎标准、听清是否哑板。钞票也须一张张辩认，以确定是否印有“山东”字样。收款者必须精神集中才能避免出错，不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是不能胜任的。
　　拨账洋以“鞋叶跟”为载体
　　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这样的事情影响到了做生意赚钱，首先考虑解决对策的是当地的钱庄。
　　民国早期的潍县织布业，周围农村—家一户式生产业态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后来“十万织布机”生产规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城市潍坊一带的许多相关商家与这些农村业户都有放纱收布合作关系。即商家去城市周边各集市向业户赊销棉纱、收购业户生产的布匹。因为当时城外的乡野间常有劫道土匪出没，为了确保安全，他们放纱和收布都不带现款。集市上专门有人记录双方交易的资金往来情况，时称写山账或写外行。相关各方按照约定日期进城通过当地钱庄结算收支，互找长短。
　　业务往来密切的几家钱庄从写山账中受到启发，想出了以相互转账（时称拨账）简化结算手续、减少现款结算次数的方法。于是，他们率先建立起拨账关系，以互相支援。他们首先约定把拨账发生的款额划为独立的拨账款，专账专户记载，与现款来往分开，形成一种独立的金融流转体系。在办理拨账手续时签发一张拨账单。拨账单长约12厘米，宽约8厘米，用土制旧账纸裁制而成。因为它的形状和大小与小脚女人的鞋跟相似，便被戏称为“鞋叶跟”，是一种不能提取现款的票据。票面上写明应该拨付的金额和日期，由买方盖章生效，卖方持有。
　　在确立拨账关系的钱庄中，平时的支付行为可以在各自设立的专门账户中以拨账单抵顶现款。在当时现金短缺、币制复杂的情况下，往往出现甲拨给乙，乙拨给丙，丙又拨给丁，丁又拨给甲的推磨现象，都不照付现款。业内便又规定拨账账目每月月底凭各方持有的拨账单结算一次，实收实欠部分用现款付清，如果不能付清，也可转入下个月，拨账单持有方可得到—个月的利息。因此，最初的拨账单实际作用与现在的转账支票类似，是以商号信用为基础的相互转账凭证。拨账单上写明的金额时称拨账洋，又称通用洋。
　　拨账范围扩大到各行各业外来客户
　　最初确立拨账关系、使用拨账单、让拨账洋得到实际流通的几家钱庄名称已无从考证。他们在本行业试行了一个阶段之后，效果很好，货币短缺、支付手续复杂的问题都有所缓解。他们又把拨账范围扩大到了洋钱业。于升盈、张铭山、陈宗岳、陈洪升等四个较大的汇票经纪人都参与了拨账。这样，拨账范围扩大到了本地各行各业和外来客商。
　　汇票经纪人的参与让拨账洋既以当地钱庄信用为基础，又以流入境内的各级银行汇票资金为货币保障，可谓左右逢源。因为手续简便，省却了现款结算的繁琐复杂，本地商家和外地客商都愿意持有拨账单，用拨账洋结算大宗生意。拨账洋在潍县工商界逐渐成为具有“地方钞票”作用的大宗买卖流通货币了。
　　每月月底结算拨账账目时，债务方因款额大、不能交现款的，可以通过加数转为下月结算。加数即一个月的利息，利率一般在1.5℅到2℅之间。结算前持有拨账单的债权方，如果需用现款，可找经纪人用加数的办法换成现金。存有闲散货币的商号，也可以找经纪人换成拨账单得到加数的实惠。因为加数是以实际兑换时间离拨账结算到期天数的利息为基础，再根据现款的供求关系而随时变化。兑换时间不同，加数的多少也不同。因此，现款与拨账单互换，一出一入所得加数和所付加数就有了差额，就是持有拨账单获得的利息。这样就吸引了本地商家的闲散货币投放到市场。原先，持有各级银行汇票的外地客商来潍交易必须经过汇票经纪人才能将汇票变卖成现款。为图交易方便，他们也通过经纪人将汇票兑换成拨账单，不用或少用现款结算，也获得省时省力的便利。
　　鼎盛时期，拨账单在潍县市面上演变成一种既可以转账支付又可以随时兑换现款的金融凭证，具有了现在的转账支票、现金支票和活期存单的一些类似功能。因为拨账洋得到高度认可，市面上甚至出现大宗商品拨账价格与硬通货币价格并行、拨账价格略高于硬通货币价格的局面。
　　拨账洋流通据说系潍县独有的金融现象。拨账洋在当地流通使用十多年，没有发现产生信用纠纷的记载。在硬通货币短缺、币制复杂的情况下，拨账洋的流通方便了商品交易，便利了外地客商来潍兴业发财，吸引了本地闲散货币投放市场，对潍县经济繁荣的推进作用显而易见。也有一种说法，拨账洋流通是钱庄联手控制金融经济的一种手段。
　　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禁止硬通货币和其它可兑换钞票在市面上流通。经过改革，法币成为唯—的流通纸质货币。币制统一后，潍县的拨账单、拨账洋便遭到淘汰了。
　　潍县货币流通大观之五：
　　潍县货币流通大观之六：从钱线互通看业态演变作者：王瑞甫WRF
　　潍县钱、线两业能够互通有其独特的原因。历史上潍县有记载的银钱业和线业，都是与潍县城市经济转轨变型中形成的唯一主导性支柱产业织布业相伴相生的。因为棉纱作为织布业无可取代生产资料的地位，它在潍县货币流通活动中，自然实际上起到了实物货币的作用。银钱业和营销棉纱的线业实现互通、两业甚至一度合并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兑换庄、钱庄并存到铜元业消失
　　民国初年，随着织布业的逐渐兴盛，潍县东关大街和下河街一带开设兑换庄，设桌办理银元和铜元的兑换。这是银钱业中有记载的铜元业的肇始。城内和乡村的财主们先后在东关开设钱庄，办理存款、贷款（时称放款）和汇兑等业务。城市潍坊一带周边的农村集市上出现专门为城内商家和农村个体私营织布业户记录双方交易资金往来（时称写山账或写外行）的人员。这些人俗称东乡帮，后来也开起了钱庄。这是潍县银钱业主要实体——钱庄的最早记载。那时，兑换庄与钱庄是并存的关系。
　　当时，商品流通中的大额交易用银元结算，而小额交易以铜元为主。铜元有大、小之分，大铜元二十五枚为一吊，小铜元五十枚为一吊。平常携带多用粗线织成的钱搭子。钱搭子系长方形，中间有半尺多的缝隙，可将铜元均匀的放入两端，背在肩上。但放的铜元多了，就有重量太大的不便之处。
　　为此，各钱庄都曾以各自的名义和信用发行过铜元纸币。这类纸币因形状系长方形，时称长贴，面值为一至十吊，但没有面值九吊的长贴。发行长贴的优势，曾经操纵在东乡帮手中，如瑞丰祥、德聚泰等发行的长贴，可以直接换算成银元，用于大宗交易付款。但县城财主们开设的钱庄，如义昌德、义德泰、颐寿昌等发行的长贴却起不到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东乡帮结成团体，在硬通货币流通中互相支援、互相周转，时称推磨，具有较大的资本实力。而县城财主们的钱庄则各自经营，势单力孤，信用不大。
　　随着国民政府完成币制改革，硬通货币银元和铜元退出流通，铜元业实体便不复存在，钱庄就成为银钱业唯一的实体业态。根据相关记载，1934年，潍县钱庄共有49家，大部分分布在东关大街及其附近，共拥有资本58．6万元，存、放款总额分别是257万元和291．7万元，汇兑额143．5万元。其中协聚泰钱庄存款额20万元，放款额25万元，名列第—；德盛昶、隆祥号汇兑额都是15万元，并列第一。
　　从棉纱流通程序看线庄的作用
　　潍县开埠之初，棉纱和进口布匹（俗称洋布）是两大主要舶来品。随着潍县织布业的崛起，洋布在当地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棉纱便成为最重要的舶来品。当时，潍县线业棉纱营销的流通程序是：各线庄由青岛成批购进，再整件出售。鼎盛时潍县市面上棉纱日销量最高可达300件。
　　随着织布业的逐渐崛起，潍县一带的棉纱需求量非常大，从事棉纱经销活动的线庄逐渐增多，线业的营运规模便越来越大。作为潍县棉纱的来源地，青岛先后创办的四家货栈代理了潍县几乎所有线庄的购纱业务。这4家货栈主要由潍县相关行业的商人出资经营，时称潍县帮货栈，资本总额为26万元。它们分别是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义德栈、1921年的德增福、1926年的源兴恒和1936年的恒盛德。其中义德栈代理经销的比例占潍县棉纱购入总量60％到70％左右。当时，青岛的潍县帮货栈、潍县的几十家线庄可以基本控制潍县的棉纱购销市场。
　　青岛潍县帮货栈和潍县线庄最初经营的棉纱全部都是进口品，俗称洋纱。青岛潍县帮货栈经营棉纱业务并不需要买办进行中介，而是直接与各国洋行进行交易，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随着青岛中资、日资机器纱厂及潍县织布业的兴起，青岛潍县帮货栈和潍县线庄逐渐转向经销青岛各中外纱厂出产的棉纱。基本流程是：青岛潍县帮货栈大批购进棉纱后批发到潍县各线庄，线庄或直接放纱收布，或再转售于潍县当地的布庄、线贩、织布工厂、染织工厂。布庄除了零售棉纱，还以放纱收布的形式将棉纱供应给城乡的织布作坊和个体织户。线贩则以棉纱零售为主。这样便形成一个以青岛潍县帮货栈和潍县线庄为批发转运枢纽的棉纱购销产业链。
　　从钱线互通到纱布业式微
　　有一种记载说，潍县织布业鼎盛时期，银钱业和线业是潍县城市经济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两大商业行业。两大行业开设的的商号，在名称上有25家钱庄和24家线庄，但实际上多数线庄和钱庄都是线、钱两业兼营的商号。另据记载，1920年前后，日本商家曾一度垄断潍县棉纱市场。部分线庄一时抵制不住这样的冲击，转行为钱庄。部分钱庄也在城市潍坊一带周边的集市上做起了放纱收布的生意。银钱业与线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通局面可见于一斑。潍坊市潍城区出版的地方志书上记载的1934年潍县拥有的49家钱庄，从数量上看，应该是把当时的钱庄和线庄都统计为钱庄了。
　　到了日伪统治时期（1938至1945年），潍县私营银钱业的货币流通活动遭到当局禁止。原来的钱庄改为纱布庄或转其它行业，纷纷囤积实物，如棉纱、棉布、颜料等，也暗中继续从事存、放款业务，以维持生存。钱、线两业合并为纱布业。后来，随着日寇在侵略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中国沦陷区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境地。1942年，日寇在潍县实行物资配给制度，借以苟延残喘。棉纱等主要生产资料都被日寇列为统制商品，禁止私自买卖。这样，潍县曾经的商业两强——银钱业和线业，在延续几十年后，归于沉寂。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潍县战前的瑞承祥、东和福等14家钱庄恢复营业，并都改称银号。但当时因为连年战乱，潍县曾经的支柱产业织布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当时在潍县驻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约四五万人，每月给养开支数额庞大。相关人员往往将机关、部队的经费化名存入银号，以套取优厚利息中饱私囊，这成为银号存款及资金的主要来源。私营银钱业各银号只能借此以有限的商业性放款、囤积物资，或私设两套账簿做买卖黄金投机生意等方法维持运转，无法恢复抗战前的地位和状态。
　　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改设潍坊特别市。不久，隆祥、东和福、聚源号三家银号响应号召恢复营业并又改称钱庄，按照规定的利率开展存放款业务。在后来的潍坊市“三反”、“五反”运动中，东和福、聚源号因囤积居奇、买卖黄金等不法行为被揭发后停业。1952年隆祥钱庄经人民银行和市工商局批准停业。私营银钱业此后完全成为历史名词。
　　相关链接：解放前国内各级银行在潍活动简况
　　中国银行潍县办事处1914年设立,1916年撤销，1930年第二次设立， 1942年并入青岛大阜银行。战前，交通银行、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先后来潍设立办事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部撤走。1934年山东省平市官钱局在潍县设立了分局，潍县沦陷后被日伪接收；日伪时期，青岛大阜银行、济南鲁兴银行等在潍设立办事机构，抗战胜利后被接收；1946年，山东、中国、交通、农民等银行来潍开业或复业，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由北海银行（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