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渤海走廊”
曹东亚
1941年春，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的昌邑、潍县、寿光三县北部沿海地区（以下简称“三北”)，由我党开辟为抗日根据地。它东起胶莱河，西至寿光县东北部的榆树园子村一带，基本区东西长120多里，南北宽不过10余里，象一条带子，两头分别伸向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一度是胶东通往清河，进而转去鲁中的交通要道。中共山东分局和中共胶东区党委等机关，通过这条通道输送了大量干部、黄金和军用物资。在极为艰苦的岁月里，由于抗日军民的顽强斗争，这条通道从1941年春到1943年8月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山东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被称誉为“渤海走廊”。
“渤海走廊”的形成
“三北”是我党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地区，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37年底和1938年初，我党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八支队。后来，七、八支队虽然调离了“三北”地区，但深入的抗日宣传为这里以后形成“渤海走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4月，我党在胶东领导创建了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此后，胶东党组织及其武装与中共山东省委(后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5月，山东省委派从延安来的王文、高锦纯去胶东工作，8月，持毛泽东亲笔信的尉迟仁经山东省委赴胶东执行任务；1939年11月，山东分局负责人黎玉到胶东视察工作。同时，胶东的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也不断去省委汇报工作。由于当时胶济铁路东段日伪军控制得比较紧，所以，无论是中央、省委的干部去胶东，还是胶东的同志到上级机关，都要途经清河地区和“三北”地区。
1938年5月，山东省委鉴于当时局势，指示胶东特委：要尽快打通胶东与鲁中、胶东与清河的道路，万一在胶东站不住脚时，可以将胶东的武装撤到鲁中地区或清河地区。根据这一指示，胶东特委于8月指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西进，攻占了掖县西部的沙河镇，接着，又组织了东方工作团到“三北”地区活动。12月，胶东区党委成立后即派梁辑卿到昌(邑)潍(县)北部开展工作，并指示他，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抗日武装，确保胶东与山东分局及中央的沿海交通。梁辑卿到昌潍后，组建了中共胶北特委，领导昌邑，潍县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并创建了抗日武装——昌潍独立营。1939年夏，胶东区党委又派徐子安、车学藻等到昌潍担任军事领导工作。这时期，“三北”地区党的工作有较大发展。
1939年7月，胶北特委撤往胶东，并随即撤销，胶东区党委没有及时在“三北”地区建立新的党的领导机构，使这一地区党的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无组织状态。1940年春，昌潍独立营升级为主力部队，调离昌潍。此后，“三北”地区形势又趋紧张。1940年上半年日伪军在“三北”地区到处横行，中共昌潍中心县委书记王炳亮、副书记李毅先后牺牲，我交通线受到威胁。
1940年4月，日军集中力量对我鲁南、胶东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愈益困难。6月，我滨海地区莒日公路以北被日伪顽占领，胶东至山东分局(驻沂蒙山区)的诸莒沂交通线(胶东区党委与鲁东南特委于1939年底共同创建)中断。8月，为了密切山东党组织的上下联系，克服敌人“扫荡”造成的我根据地之间联系的困难，山东分局指示山东各地党组织，“加强对战时交通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随后又指出：“必须将各个根据地作联成一片的发展，才能消除孤立与不巩固现象。”在此情况下，胶东区党委加强了对交通工作的领导：一是健全了交通工作机构，区党委和下属各地委都设立了交通科，并配备、充实了干部；二是组建了交通部队，专门负责执行交通护送任务。与此同时，区党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我党在昌潍地区的力量。9月，区党委帮助昌潍中心县委组建了昌潍游击大队，并为部队配备了干部和武器。10月，区党委派巡视团到昌潍巡视检查工作，随后，调整了昌潍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并派黄海岩、邢明等到昌潍工作。此时，昌潍党的各项工作发展很快。1941年2月，昌邑县政府在瓦城镇正式成立，昌潍北部沿海地区至此巳初步形成抗日根据地。
随着根据地的逐渐形成，我胶东与清河和鲁中之间的交通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和发展，我过路干部和部队可以在根据地落脚休息。因此，山东分局以及胶东、清河两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开始称“三北”地区为“渤海走廊”。
“渤海走廊”横跨3个县，包括40多个村庄，昌潍根据地是它的主体，其重心在昌北。“渤海走廊”的北面是海，南面是日伪顽占领区，西面有日伪军侯镇、羊角沟两大据点以及郑家庄、央子、宅科、李家湾、宋家庄、道口等小据点。上述据点沿寿(光)羊(角沟)公路排列，把“渤海走廊”与清河抗日根据地分开，东面与大泽山抗日根据地之间有日伪军沙河、夏邱堡据点和国民党顽军占领区相隔。
“渤海走廊”形成后，胶东与鲁中和清河的联系更加密切。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干部通过“渤海走廊”来往于胶东和鲁中。这些干部中，有胶东派赴山东分局和中央学习、受训、参加会议或执行其他任务的，有分配或调动工作的，也有机要交通人员，还有到胶东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领导同志。二是胶东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黄金、货币和药品，军火等物资通过“渤海走廊”运往鲁中根据地，山东分局也有文件、印刷品等送往胶东。三是胶东与清河和鲁中之间部队调动，如1941年2月，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赴胶东参加反投降作战，以及同年9月胶东抗大支校校长贾若瑜带山纵五旅青年营去鲁中，都经过“渤海走廊”。
当时，过往“渤海走廊”的干部大都有部队护送，其行动具有一定的规律：西行，一般是先到大泽山根据地，天黑以后出山区，一夜之间行程近百里，从夏邱堡和沙河日伪据点以北，穿过顽军占领区到达昌北。在昌北休息一两天，通常住下营、瓦城，龙池、辛安庄、渔尔堡、赵家、大阎家等村。然后，通过潍北，到达寿光境内的榆树园子村一带。在此稍作休息，天黑以后即从央子，宅科两村附近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清河根据地。东行，天亮前从清河根据地出发，越过封锁线，当天行至昌北，休息一两天后，再趁黑夜插到大泽山。遇到敌人“扫荡”，陆路交通危险时，即走海路，从下营上船，东行一般在掖县黑港口上岸，西行到达垦利。胶东至清河段的交通主要由山纵第五旅交通营负责护送，昌潍地方部队有时也担任护送任务。从清河至鲁中段的交通护送由清河部队负责。
“渤海走廊”的建设和发展
“渤海走廊”形成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巩固“渤海走廊”，我党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成立寿潍二边办事处。1941年2月，清河区清东地委遵照上级指示，在寿光榆树园子村一带成立了寿潍二边办事处。其任务是，以寿光九区北部为基地，负责接送过路的部队和干部，保证他们的安全。清河区党委曾多次指示办事处，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渤海走廊”畅通。
第二，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蚕食”，确保“渤海走廊”的安全，清河区清东地委在“渤海走廊”的西端宝清河根据地东端的地区内，沿交通线在榆树园子、宅科、北河、杨家庄、寇家坞、木桥头、三岔等村设立了若干个地下联络站。联络站的负责人大都由村里的党员干部担任。
第三，加强根据地内的民主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1941年2月，昌潍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昌邑县政府成立后，中共昌邑县委在其辖区内组织实施了一次全民普选，选出了群众信赖的村、乡、区各级行政机构的领导成员，选举产生了乡、区参议会。通过普选，从政治上团结了各阶级、阶层，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昌潍两县党组织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领导所辖的各区、乡、村建立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发展了自卫团组织(以后改为民兵)。1941年春，仅昌邑县基干自卫团员就达5000余人。民主政权建设和群众组织的发展，使根据地得到巩固。
第四，充实昌潍党政军力量。1941年秋，中共山东分局指示胶东区党委派得力于部，加强昌潍根据地，确保“渤海走廊”。同时，山东军政委员会电令山纵五旅，一定要从部队中抽调干部，去加强昌潍地方武装的领导和对敌斗争。根据上级指示，胶东区党委和山纵五旅先后派出刁一民、姜克林、李力超、宫愚公等一批干部到达昌潍，担任了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胶东第三军区还从招远独立营调一个连充实了潍县县大队。
第五，统一“渤海走廊”地区的领导。1942年夏，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渤海走廊”地区部分归胶东区，部分归清河区，隶属关系不统一的情况，采取了新的措施：将潍县、昌邑两县由胶东区划归清河区。12月，清河区党委决定，将寿光的九、十两区与潍县的四、五两区合并，成立寿潍县。这样，整个“渤海走廊”地区由清河区靖东地委和专署统一领导。
以上措施的实施，使“渤海走廊”得到巩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保卫“渤海走廊”的斗争
“三北”地区形成“渤海走廊”期间，日军不惜派重兵，采用“扫荡”、“蚕食”等种种手段，妄图消灭这块抗日根据地，切断我胶东与鲁中和清河之间的交通。当时“三北”及附近地区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十分悬殊。1941年至1942年，“三北”及周围地区直接与我根据地军民对峙的日伪军达2500人以上，其中日军约400人(日伪“扫荡”兵力不计)；直接与我交锋的国民党顽军有5000人左右。而我们只有昌邑独立营和潍县县大队；共400余人，加上区中队，总计650人左右。
为了保卫“渤海走廊”，我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伪顽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反“扫荡”。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对昌潍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1942年达到顶峰。“扫荡”的花样甚多，手段毒辣，有“分进合击”、“反复拉网”、“梳篦清剿”、“铁壁合围”、“长途奔袭”等等。我抗日军民为粉碎敌人的“扫荡”，采取了如下的对策：一是加强情报工作，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在与我根据地接近的所有敌据点和重要的边沿村庄设立了地下情报点，建立起一个传递消息迅速、可靠的情报网。我情报人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有的开酒馆、卖烟茶，有的以劳工身份混到敌据点当伙夫、杂工，还有的通过关系打入伪军的指挥机关，或在伪组织人员中发展关系。为了统一掌握情报，昌邑县委和独立营在根据地内的郭瞳村设大了固定的情报站，规定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报点外，其他各点不管敌情有无变化，每天定时将敌情报送到郭瞳。情报站将情报汇总分析，写出敌情通报，然后派专人送到县、区部队和地方机关。由于比较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情，因此，我部队和地方机关在反“扫荡”斗争中一直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二是独立营穿插敌人侧翼，区中队鱼沉水底。敌人“扫荡”到来时，我独立营(或县大队)的行动要领是，迎着敌人来的方向转移，选择敌人侧翼不可能经过的村庄和地形隐蔽，避开敌人“扫荡”中心，万一暴露时，即打垮侧翼之敌，摆脱敌人。各区中队在敌人出动的前一天夜里，分别向敌人据点周围转移，避开敌人可能经过的村庄，隐蔽到敌占区内一两户群众家中，严密封锁消息，待机而动。这种做法，叫做“鱼沉水底”。
三是发动群众改造地形，改善反“扫荡”的环境。1941年冬，昌潍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学习冀中平原抗战经验，动员广大军民挖抗日沟，改造地形。到1942年春耕前，抗日沟象蜘蛛网一样出现在“三北”平原上，基本做到了村与村相通，县与县相连。所有的抗日沟连翻土深都在两米以上，宽度有的可行马车。沟内每隔百米挖有阶梯和观察、射击的掩体，在通往村内的街口处，筑有相互交错的短墙，短墙上留有射击孔，从村外看不到村里的情况。这些抗日沟挖成后，使敌人行动受到很大限制，而我军民借助它进行转移、作战十分方便。
四是发动民兵广泛开展破袭活动。为了便于反“扫荡”斗争，根据地党组织发动民兵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设施。昌邑县卜庄、龙池等村民兵破袭队，将敌人从昌邑城青乡据点几十里的电话线，常常在一夜之间割去大半。卜庄民兵两个月内在烟潍公路割电话线千余斤，伐线杆30余根。
(二)反“蚕食”。1941年，日军在加紧对昌潍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开始了“蚕食”活动。同年冬，日军决定从青乡据点往北挖一条宽15米、深5米的大壕沟，一直通到海边，然后引潍河水注入沟中，企图以此分割我根据地，切断我交通线。为此，青乡据点的伪军天天强迫周围村庄的群众冒着严寒出工挖沟。为了反击敌人的“蚕食”，昌邑县委和独立营决定，派带短枪的战士化装混入群众之中，在工地上寻机枪杀看押群众的伪军，群众在我地方干部的带领下，枪响后就跑回家去。这样搞了五六次，弄得敌人无法防备，只好放弃了挖沟计划。
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日军先后在我根据地内昌邑县的李家泊和徐家庄安设据点，企图切断我“渤海走廊”的交通。李家泊，徐家庄和青乡3个据点成三角形楔入我根据地之中，使本来面积很小的根据地出现了严重退缩和支离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包围和封锁了敌人据点，将敌人困住，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这一企图。具体做法是：(1)普遍地动员人民群众，搞好坚壁清野和反奸防特工作；(2)在敌人据点及周围村庄建立受我党控制的两面政权；(3)积极发展据点及周围村庄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民兵组织，严厉打击汉奸活动，（4)所有常进据点的人员，都要经我区委审查，要求他们将敌人的动态、企图及时报出，并严守我党我军机密；(5)区中队、县大队(原独立营)严密监视敌情，随时打击据点外出窜扰之敌，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三)反顽。“渤海走廊”的周围，除了日伪军，还有大量国民党土顽部队：王尚志的苏鲁战区游击第四纵队第十支队千余人盘踞在昌邑城东南一带；张景月的山东保安第十五旅第五团2000余人霸占着昌邑城西一带，该旅二十八团2000余人占据潍县西部地区；厉文礼的苏鲁战区游击第二纵队第三支队近两千人控制着潍县东北部地区；寿光北部是十五旅的老巢，驻有数千人马。1941年，我“渤海走廊”形成后，国民党土顽部队根据蒋介石防共限共的方针，积极向北扩张，不断制造磨擦，残害抗日军民，严重危及我交通安全。1942年以后，这些土顽部队加紧与日军勾结，有的公开投降。1943年3月，厉文礼率苏鲁战区游击第二纵队公开投敌，其他土顽部队也与日军妥协，同时变本加厉地进攻我根据地。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我党我军—面公开揭露其投敌反共的罪行，一面从军事上予以坚决反击。自1941年至1943年，我抗日军民击退了顽军四纵队、二纵队、十五旅等数十次进犯。
(四)反经济封锁。1941年以后，日伪顽对我根据地除了进行频繁的“扫荡”、“蚕食”和进犯以外，还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企图从经济上把根据地搞垮，从而达到破坏我“渤海走廊”的目的。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我根据地党和政府领导军民广泛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鼓舞下，各机关、群众团体和部队以极大的热情一边工作、战斗，一边参加生产。1941年，昌邑县大队在马渠村西面的大洼里开荒种小麦1000多亩，一季就收获小麦10万多斤，做到了口粮基本自给。昌潍两县党政干部除了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进行自给性生产，还从事商品生产。1942年，昌邑县政府在辛安庄的办了酿酒厂，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全县田赋的总额。除此之外，政府还发放贷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扶持群众开办小油坊、小机坊等。还帮助靠海的蔡家央子、固堤场、峰台、利渔、炉户、渔尔堡、下营等村群众恢复了渔业和盐业生产。
根据地生产的发展，不仅改善了抗日军民的生活，战胜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而且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使根据地和“渤海走廊”更加巩固。
1943年7月，我滨海、鲁中和胶东部队奉山东军区命令进驻诸(城)日(照)莒(县)一带山区，同时打通了鲁中和滨海、胶东的联系。同年8月，胶东去往山东分局的干部及物资，即改道从高密境内越过胶济铁路，经滨北地区到达分局驻地——莒南县十字路、大店一带。至此，“渤海走廊”由上述通道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