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里的大枣树
打我记事起,俺家天井里就有一棵大枣树,它站在猪圈后面离东墙不远的旮旯里,全神贯注地看护着这个小小的庭院。要说这棵枣树呢,那可是再普通不过了。黑黝黝的皮,恰似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弯弯的树干向东探着,就像奶奶那负担过重的腰;树比水桶还粗,有三个杈,远望犹如一朵飘逸的云,近看就似一把遮雨的伞。夏天,奶奶及邻家的婶子大娘在树下边干着营生边乘着凉,晌午俺一家就在树荫下吃饭,树上经常落着鸟儿在尽情地歌唱。
每年五月,枣花盛开的时候,院里院外喷香喷香的,无数的蜜蜂飞来飞去忙如穿梭。有一年,不知怎么还把一只老蜂王也给吸引来了,枣树上方有一个簸箕大的蜂堆,嗡嗡嗡的,老远都能听到。这一回儿可了不得了,俺家的天井里、胡同里及周围几家,都成了蜜蜂的王国,大人束手无策,小孩嗷嗷直叫,轰动了半个村。后来,在一个懂得蜜蜂的老人建议下,父亲戴上一个苇笠,用毛巾捂着脸,把一个笊篱绑在一根杆子上,一边蒙上一个大红包袱,几个人好歹把蜂王“请”到笊篱上,漫着墙头递出来,举护着到村头的一棵大树上,这才解了围。
“磨镰割谷,枣就红肚”。一点不假。收获的季节到了,可能是看见谷子、高梁陆续登场吧,树上的枣儿也就跟着红了脸。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一有空儿,便偷偷爬到树上摘那开始发红的大枣,放在衣兜里或是书包里,一边走一边吃,又脆又甜,好吃极了。馋得同行的同学直歪着头巴结我说话,这时我便拿出几个给他们尝尝鲜。
枣子大都熟透了,奶奶就早早用笤帚把天井里打扫的干干净净,有时还在树下铺上几领席,中午放学后,我便爬到树上,先用力晃几晃,枣便哗啦哗啦的落到了地下,红彤彤的一片。有些还得用杆子打几个,它们才肯离开枝头。有时候,我还多个心眼,特意留下几小枝枣,以备解馋多吃几天鲜枣。
收了枣子后,俺奶奶便挑那好的用瓢盛着,让我端着左邻右舍的分头送,婶子、大娘直夸我懂事什么的。后来,我大了,这才体会到,别小看一瓢红枣,它也是沟通邻里关系的一根“红线”,不自觉地融洽了各家的关系,俺家有时吃到那新鲜的桃李、石榴什么的,也是人家给送来的。
打枣的下午,俺奶奶就把那些青点的挑出来,晚上用锅煮煮,一家人围着吃上一顿,有时就送一碗跟俺邻墙住的大奶奶,她年龄大牙口不好,吃生的咬不动。红枣呢,第二天便打上一个架子,铺上箔席进行凉晒,一年若是苍蝇多,就要有人不断用东西驱赶着。
就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这棵枣树还给我俺家帮了不少忙。我记得是1962年秋,这年收枣,俺家攒下了二三十斤干枣,除了留下一点过年用,其余的俺父亲背着赶腊月集卖了,添置了一些年货,我还炫耀了一大霎子。
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奶奶便拉了一领席铺在天井里,我们躺在上面乘凉,屋门口还点上了“火绳”(即用艾蒿编成的辫子),以防蚊虫。她一边用蒲扇给我们驱赶着蚊子,一边指划着
这棵枣树,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是1936年夏天,连续大雨,一天深夜我爷爷借着闪电看见天井里净是水了,便吆喝一家人急忙穿上衣服,好歹拥着敞开屋门,水便“哗”的一
下子涌进屋里,立即漫过炕,我爷爷搬了一个梯子把我老奶奶和奶奶托到了这棵枣树的树杈上,他自己手扒着树杆,站在梯子上,看护着母亲和妻子。我父亲当时十二三岁,便凫着水爬到邻居家一棵碗口粗的枣树上,渡过了人生难忘的几个小时。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俺家的三间北屋便倒了一间,东西院墙也全倒了,周围十多家冲成了一个大院。天亮了,水退了,一家人又动手重建家园。事后知道,这场水灾全村三分之二的户倒了房屋。不几天,俺老奶奶和奶奶对着枣树烧了一些纸香,磕了不少头,感谢枣树救了一家人的性命。打那,我们对这棵枣树更加崇敬了,真当作一棵神树来看待。
谁知事与愿违,1964年,饱经了百余年风雨的大枣树,有两根枝“疯”了,弯弯曲曲的黄叶子总不见长,连花都不开了,更谈不上结枣子啦。“老了,老了。”奶奶不知是叹树还是说人。第二年开春,父亲计划盖两间南屋,就商量奶奶,咱这棵枣树反正是疯了,把它杀了,当架梁吧。奶奶沉思了一阵子,自言自语地说:是啊,老了,当架梁吧……
一天,木匠来了,先上树锯了几根枝,又拴上了一根大绳牵着,免得树倒时砸坏了屋或墙。几个人“嗤嗤”地轮留拉着锯,由于年岁多,木质硬,又加上地场窄巴,好几个人拨弄了大半天,这才放倒了这棵枣树。树倒了,墩头上还冒出了一些红殷殷的水。奶奶捧了捧干土洒上,跪下磕了几个头,一边嘟囔着:走吧,走吧……在场的人都屏住一口气,默默地站在那里不作声。直看到奶奶抹着眼泪到大门外去了,木匠们这才七手八脚下了手,有的卸“肩股”,有的打墨线定尺寸,锛刨锯拉,不长时间一架油光发亮的枣木梁呈现在众人面前,美中不足的中间弯道太大了,但有个木匠风趣地说,梁弓着腰更有劲!
两间小南屋盖好了,里间盘上了炕,这成了我的安乐窝,有时一人静坐着看书,有时约上几个人拉呱闲聊。后来,我在里面娶妻生子,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1979年,俺家又盖了一处新房,我才搬到北屋住,小南屋成了小仓库。再后来,我搬进了城里,北屋拆掉,南屋给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居住着。最近,我回家时,还特意去看了看那位老人和那间南屋,不自觉地抬头凝望了一会儿那架弓着腰的枣木梁。
（原载《山东文学》2003年第2期）
消逝的窑湾
不知道是何年代起的名,俺庄西有一个大湾叫窑湾,北岸是黑乎乎的粘土,南坡是黄壤壤的沙土,是不是烧窑挖土而形成的,也无人去考证。
我家就住在村西头,站在家里就能看到湾边的树,走出门口就能瞧见湾里的水。
窑湾,圆圆的,好大好大。水深深的,中间能没了人,一年四季不竭,有人说它像个“勺瓢子”,有人说它像只“大蝌蚪”。它顺着“圩子沟”流淌到包庄前的“东町子”,后转转悠悠到九曲河。夏秋季西北角上那几个泉眼“咕嘟嘟”冒出的水冰凉冰凉的。
湾周围有好多好多的树,不是柳树就是杨树。湾北面排立着十多棵大柳树,大的有两搂抱,小的一个人也搂不过来。春天,那“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景色,把成群成群的燕子都早早吸引了过来,过往的行人都注目观望。盛夏,这里自然成了人们歇晌乘凉的好去处。尤其是晌午下坡,大男小女把工具一扔,先在湾边撩起凉吱吱的水,轻轻地洗去脸上胳膊上的汗水和尘土,然后一腚蹲在柳荫下拉呱,有的直接躺在那光滑滑的斜坡上,迎着那微微的南风,望着水里那划着水纹的鱼儿,听着那柳枝上争鸣的蝉声,都流连往返,甚至连饭都不想回家吃了。未等人们散净,那些早吃了午饭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吆三喝四的来到这里洗澡乘凉,有些顽皮的小家伙还折来些柳枝,挽弄个“帽子”戴在头上,边游泳边嬉着水。
大柳树下的知了龟真多啊,每年拾掇完了麦场,这儿便成了孩子们的聚集处。有一个傍黑天,我在湾边抠知了龟上了迷,不知是抠的人少还是要变天的缘故,不大霎儿便抠了半口袋,足有二十来只,若不是看见远处闪电雷鸣,头顶上开始落雨,我肯定还要继续抠下去。等我跑回家,简直成了个“落汤鸡”,一进门便挨了爷爷一顿大骂。原来是白天晒干了几筐土,爷爷等我回家和他抬回去垫栏,可哪里也找不到我了,只好堆起来,眼巴巴的看着雨把干土淋成了泥。我低着头不敢回答说干啥去了,默默的吃了饭,悄悄的把那些知了龟放到了一个白碗里,舀上了些水,抓上了些盐淹着。第二天一看,褂子口袋被知了龟水染脏了,后来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了。
顺窑湾北面是一条路,是俺村通往李家庄的“大道”。东头是第二生产队的一片场园,往西一马平川,都是些粮田。原来两年种三茬,后来一年两季,秋天种小麦,麦后点玉米,产量那是全公社拔尖的,就是在全县也是名列前茅,凡提到汶河岸边“丰产方”,人们自然想王家庄。一开春,我们便搿伙着在麦地里剜荠菜,拔萋萋菜,还捎带着拿“瞎闯子”。夏天的傍晚,我们便顺着玉米棵摸“炉坠”,用瓶子装着,第二天好喂鸡。奶奶说,吃了“炉坠”和“瞎闯子”的鸡下蛋大,双黄的多,就是淹出的蛋来还直冒黄油呢。
湾西岸净是些杨树,中间那棵高的,常年有个喜鹊窝,一对花喜鹊大概在这里住了五、六年,有时也有小喜鹊跟着飞。岸上面那块“三角子地”,因为是沙壤土,不是种芋头就是栽地瓜。靠湾边有一些芦苇,一些水鸟在里面“喳喳”的叫个不停,煞是好听。不幸的是,有些人为了“端午节”包粽子,把本来不多的苇叶不管不顾的乱劈一气,结果芦苇一直长不起来。
窑湾东南角是一个“量坑子”,北面还有好几棵柳树,人们从这里往上弄水浇菜园,俺家有块菜地离这里不远。我那时候十三、四岁,有时候人手不够,俺爷爷便叫我给他“打下”缒“量斗子”,两只手缒着一根绳子,可别扭死了。爷爷则每手缒一根绳,一上一下,有条不紊,“吧哒、吧哒”的往上泼着水。约摸水能浇一沟菜了,爷爷去改着龙口,我好呆才歇一会儿。后来熟练了,我竟能倒替着用一只手缒绳子了,过往的人看见了,直夸我“别看这孩子小,还挺能干活的”。我还看到,前街一个姓秦的,因为没人与他缒“量斗子”,就把一根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自己缒着两根绳子操作,尽管“量斗子”的水不满,但能浇了菜。后来,他干脆把一只比较硬的“水瓢”绑在一根棍子上,一个人一瓢一瓢的往上泼。
在“湾把子”上拿鱼,这是孩子们最爱干的。一到星期天,我们附近的几个男孩子,定准早早搿伙好,有的拿盆子,有的拿瓢,有的拿笊篱,不约而同的聚到这里,先把上游截起来,再把下面堵上一道堰,然后倒替着往外水,那个卖力劲是不用发动的。看见水不多了,大伙儿便抓紧用手呼啦着搅浑水,最后是用手抓、用笊篱捞鱼。有一次,由于漷水的人少,上游的泥堰被水冲开,结果,一根鱼刺也没见着,每人只落个一身泥算了。
1959年,大队安排人在“湾把子”上修上了一座小桥,有一个铁丝织成的网挡在放水洞前。不几天,大家知道了原因,原来是大队计划在窑湾里养鱼,当时这也算是一件稀罕事,放鱼苗这天,湾边聚了好多人围着观看。大队养鱼是件好事,可也给我们这些小学生带来了营生,那就是隔个三两天,老师便带着我们到坡里去拔青草,抱回业扔进湾里喂鱼。过了一段时间,大人们说,湾里的鱼长得不慢,我们只是走到这里便往湾里张望一会儿。一遇阴雨天,有些鱼“吧哒吧哒”的吸着水,有些鱼则跃出水面,招惹的过路行人指手划脚大声嚷,真是馋煞人啊。看到这个情景时想,如果鱼蹦到湾边上,被我一下子摁住那该多好哇。有一年,不知来了个什么大人物要吃鱼,一个大队干部领着七、八个壮劳力用一张“大抬网”,从南向北,从北向南的来回“抬”鱼。过去只听说“鲤鱼跳龙门”,咱没有见过,可这一回儿大开了眼界,有些十多斤的大花鲢漫着人和网“嗖”的一下子跃到那一边去,真是好看极了。打那后,外村有些人知道俺庄窑湾里有大鱼,有的半夜三更偷着来网,有的一早一晚甩杆子来钓,对此,大队干部就派人看管,还砍了些树枝放在湾里面。我还见一个人经常响午头骑着辆自行车,背着一支“七九”步枪来打鱼,有一次打住了一条七、八斤沉的鱼,捞上来马上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便奔西去了。过了几年,鱼便不知不觉的都没有了。大队又在里面养了些“水葫芦”,供大队养猪场喂猪,不少孩子捞出来捏着“葫芦”“啪啪”地玩耍,有些社员则偷着捞来喂自己的猪。
1961年,上级号召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这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姓赵的社员在“湾把子”北坡开出了一小块地,准备自己种上点粮食。我一听这是个好谱,就急忙回家找了一张镢来,离着他不远的地方开出了一块“小平原”为了防备坍塌,我还用锨挖出一些湾泥糊在下面。打头,恐怕大队干部不让,天天去那个地方瞅瞅,过了几天没什么动静,我就大着胆种上了三、四十棵“大马牙”玉米,也学着生产队里那样,进行间苗、松土、拿钻心虫、追肥等。入伏后好多天没下雨,中午叶子都蔫蔫了,我便找了个小桶,用绳子拴着从湾里拔水浇。真见效啊,头一晚上浇上了水,第二天叶子都舒展开了,玉米秸是眼看着长玉米吐穗后,我几乎每天傍晚都守在那里,既怕牲畜乱啃乱咬,又怕让人家掰了棒子去。一天,我看见玉米裤开始发白了,就连棵带棒刨了出来,一连往家拖了好几趟。俺奶奶把棒子掰下来后,煮了满满一大锅,一家人吃了个肚儿圆,还给邻居家送了好几个。当奶奶叫着我的小名夸我是个好孩子时,我听了心里比啃那嫩玉米还恣。
前些年雨雪大,天气冷,窑湾封冻后,这儿成了半大孩子游戏的主要场所之一,最讨人喜欢的当属滑冰。人少了,大家便顺着一个滑道一个一个的轮着溜,人多了就分成两拨,在两个滑道上进行比赛,先助跑,后滑冰,“嗤溜溜”的真好玩。再冷的天,大家脸上也冒汗,有的干脆把棉帽子摘掉,顶着一头热气滑。有时候,大家正滑得高兴,忽然听到湾那边传来“嘎吱吱”的冰裂声,吓得赶快向湾边跑,有的孩子滑倒了,“嗤溜溜”摔出老远,大家都捧着肚子笑。
打干柴,这也是我们经常在窑湾边干的事。每年冬天,柳树上方总有一些干枯的枝子,细点的被风刮下来,粗点的仍然挑在枝上。对此,有人就用“把棍子”往下打,既有趣又实惠。有一年,我自己借了一把锯,找了根短碾棍,担在一个杌子上,“嗤勾嗤勾”的一拉两半截,拤起来就向窑湾奔去,站在西北方的“顶风”处,使劲向树梢的“干柴”打去。当时,由于自己人小力簿,不是打不准,就是够不着,经常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只拣几根被风刮下的细小干柴罢了。有一次,我还把一根“把棍子”扔到一个树杈上了,打了好几次也没打下来,只好捂着耳朵在树下歇歇憋劲儿,等看到来了一阵大风,乘机把“把棍子”扔上去,结果正好打着。这一天,“干柴”没打着一根,只悻悻的背了一脊梁汗回家。
沧海桑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连年干旱,又加上汶河里超量采沙,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各家各户的压水井掏了又掏,挖了再挖,坡里的机井都报废了不少。窑湾里的水呢,也由多到少,由少到没,最后成了个死湾,下场大雨还存点水,三天五日的又干了。一年秋后,结合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队组织劳力从北岭上往下搬土,填平了这个数百年不竭的窑湾。有次探家我站在路上往西张望昔日的窑湾时,正巧碰上支书老秦,他向我介绍了填平窑湾的前前后后,我只连连的点着头说,是啊,是啊,只能这样啊。
原来的窑湾,现在变成了一块平地,与周围的地连成了方,划成了片,一点旧痕也没有了。我看到有的种瓜,有的种菜,有的间种粮食,还有不少塑料大棚呢。可是,一闭上眼睛,看到的仍然是原来那清澈见底的湾水,轻飘逸人的柳丝和那活蹦乱跳的鱼.
街旁有棵榆树
一天我回老家,当走到大街上,看到一棵碗口粗的榆树正含着微笑,伸出双臂要抱苍穹,我问一位含着烟袋的大爷,这是谁家的榆树,怎么长得这样出挑。他笑着说,彬占啊,你还认得吗,原来大食堂门口那棵榆树就是在这个埝。
是啊,是啊。我边回忆着边不住地点着头。
久违了,榆树,你是吃食堂见证者的第几代孙?村人们对你好吗?我默默地问道。
那是1958年秋,俺村响应上级号召,办起了大食堂,全村的男女老少,大约不下800人吧,全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吃饭,也就是俺胡同头路南里,那一溜七、八间由民房改建的食堂售饭处,从三、四个窗口打出饭菜(实际上大都是窝窝头、咸菜等)后,便三人一堆,四人一攒,围在一个咸菜碗周围吃起来。吃完饭,离家近的就把碗筷送回家,离家远的未到家门口便响起了上工号,那时讲究的是“行动军事化”,宁愿在食堂边的一个地方把碗筷一放,也不能耽误了时间,而挨到批评,甚至会被拔“白旗”。
我记得,食堂旁有一棵三四拃粗的大榆树,有人把一块破犁头用铁条穿起来,拴在一个树杈上,一天三次“铛、铛、铛”地敲起来,那就是开饭的时间到了,当时,我爱听的就是这种响声,比那上课铃声好听得多了。
后来,大食堂解散了,各家各户的粮食也不多了,绝大部分的户全靠野菜、树叶当家,那些年老多病的人经不住“考验”,没办法只好到另一个地方去“享福”。
就是街上的这棵大榆树,成了俺们队干活出工的集合点,只不过用磨面机倒下来的旧磨头换下了那块破犁头罢了。同时,这棵树确实为俺家(肯定也有其他户)帮了不少忙,是我心目中的“救命恩人”。1960年前后,榆钱儿刚刚冒出来,我便像猴子们似的爬上权杈,用一根带杈的木棍,把榆枝儿勾过来,先撸一把填在嘴里,边嚼着边一把把地装进口袋里。有道是上树不愁,下树拉牛。我是深有体会的。有时下树时,尤其是看见干部来了,唯恐他们不让,便恨不得一下子出溜到地上,所以经常拉得肚子上冒血渍。榆叶儿长出不几天,我又继续表演着自己的“绝技”,甚至若没有大人看见,便将小枝子也一块折下来,麻利地下树后,兔子似地抱回家,尽管有时挨老的几句笑骂,但心里感到这是“英雄”行动。就这样,帮着家里解决了部分“嘴”的问题,曾多次得到婶子大娘的卖弄。
到了1963年秋,社员的生活有了一定好转,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一天三顿饭,基本上是早上煮地瓜干,中午地瓜面窝窝头就咸菜,晚上还是煮地瓜干。就是这样,还有很多户咸菜也不能即着吃。若是半月二十日吃上一顿地瓜干煎饼,就比现在过个年还好。为啥?不仅是费事,就是有粮食也没有柴火摊。
一天晚上,我去学校参加社员会,听一个婶子说地瓜干面掺上点榆皮面,擀的那面条可到好吃。听了这话,我的口水接着就淌出来了。心里想,到那一天咱也能吃上这种面条?机会来了。有一天放学后,我看见生产队长领着几个人正在杀街旁的那棵大榆树,后来听说是打马车杆用。跑回家,饭也顾不上吃,拿上一把斧子,在墙角上猫着,一看见树倒下了,便飞快的跑过去,三五下子就连砍带拽,弄下了一大块树皮,拖拉着回了家。过了几天,看看树皮干了,俺娘叫我和她去村西头那盘碾去压,尽管不多,可那个难压劲,比啃那不熟的骨头都急躁得多,压一圈压一圈不见碎,罗一遍罗一遍不见面。我估计,那几块榆树皮压了一个多钟头。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早知道这么难压,宁愿不吃面条,也不费这个劲。在俺娘的不断劝说下,好呆压完了。第二天中午当吃着那滑溜溜、香喷喷的地瓜干面条时,那个舒服劲真是没法提了。上学的路上,对着同学我又眩耀了一大阵子。这顿饭,尽管过去40年了,可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香甜。
当我往回走时,看到俺村西头的路两旁,全栽上了些绷直
光滑的小榆树,下部齐刷刷的还涂了白,煞是好看。
街头那棵椿树
在俺老家的胡同头上，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树，名字却不好听，叫臭椿，但俺那里一直把它叫椿树。这棵与我相伴了一二十年的树，我是既讨厌它又喜欢它。
这棵椿树，不知是何人于何年所栽，到1969年时，已有一搂抱多粗了。那时侯，街上的树木很少，而这棵树无疑给俺老朱家那几户带来了勃勃生机。春夏季节，这棵枝繁叶茂的椿树，远处看就像一把绿伞，笔直地立在街头遮风挡雨，呵护着大人小孩。秋冬时分，那双双小鸟站在枝头上，有时候跳跃嬉闹，有时候比赛歌喉，有时候则目不转晴地凝视着远方。
这棵孤傲的椿树下，是我们小时侯游戏玩耍的主要地方。我们时常比赛爬树，看谁爬得高，爬得快，有时候为了显能下得快，还拢抱着树干任其下滑，把个小肚皮划得一道道的白“柳唇”，甚至都露血渍。我们经常围着这棵树追逐撵辔，蒙着眼睛先转上几圈再摸树，有时还瞄准树干扔坷垃练准量。
据说，椿树叶能喂养“椿蚕”，椿蚕丝比桑蚕丝略黑点，但粗壮有力，是织带子、纺纳鞋底线的主要原料，可我没有亲眼见过，只秋后看到枝头上挂着那自然生长的椿蚕，两头尖中间粗，像个织布的梭子。椿树叶有一种臭哄哄的异味，其它虫子不招，但招那种身上净刺的“刷马架子”（有的地方叫八角毛），真瘆人，尤其是那毛刺飘飞到身上去，既刺挠又痒痒，怪讨厌人的。为了消灭这些可恶的家伙，当它们从树上滚掉下来，准备找地方藏起来做茧越冬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脚踩死它们，就是用小棍把它们赶到一个地方，堆上些柴火演绎火烧藤甲兵，当看到它们被烧得一蜷蚰一蜷蚰、打滚竖直立的样子，大家都拍着光哈哈大笑。
椿树干上的伤疤，不知是何原因造成，很像一只只眼睛，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给我们站岗放哨，瞭望远方。可能是看到了什么伤心事，竟也会哭，会流眼泪，而这些“眼泪”则成了些“粘粘胶”。这些“粘粘胶”，拿到现在是没什么用的，可在1960年前后，那可是一宝啊。有什么作用？那就是搽口子。在那“瓜菜代”的年代，由于整天价吃蒸菜，喝熬菜，那就得先择菜，再用热水炸菜，然后进行淘菜。那时侯，不仅粮食缺，而且柴火也缺，因而淘菜只得用凉水，结果被风一吹，手上净是些“蚂蚱口子”，隔个三两天，口子都能搁上个铜板子。当时，俺家里七八口人，这些繁重的家务活，全落到俺娘身上，她那两只手的口子简单像个小蛤蟆，整天咧着个大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第二天继续做饭，她叫我一有空儿就去这棵椿树上剐些“粘粘胶”来，晚上她好对着油灯，把那“粘粘胶”烤一烤，往口子上浇，有时都听到烙烫皮肉那“刺刺”地响声。但为了第二天全家人的生活需求，她都强忍着疼痛，接受这一既痛苦又欣慰的疗治。
胡同头上的这棵臭椿，也是农时季节的反映，尤其是它开花及孕育的时候，确实能反映时令变化。它的籽，俺那里叫“薄薄翅”。像“薄薄翅，红一遍，吃凉面”，就证明已到了伏天；“薄薄翅，红两遍，吃晌饭”，就是进入秋天；“薄薄翅，红三遍，吃干饭”，那就是到了秋收的季节，春谷子、春高粱已经开始收割。同时，还是俺中街的一个座标，如果外地人来问路，都是以这棵树为方向，或向东第几条胡同，或是向西第几户，或是胡同里第几家，简直成了一个“方向盘”。
有一年我回老家，这棵十分显眼的椿树突然不见了，只有一个错齿的墩头蹲在那里，不知是受了委屈，还是很不情愿，只看到墩头中间还挑着几滴泪珠。对此，我站在那里，观望了一阵儿，也非常理解和十分叹息。
这棵既平凡又高尚的椿树啊，我是永远怀念你的。不管在何地何时，当看到你的同类时，我都是驻足端详一番。
2007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