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时弊的民谣
刘福新
不拘一格的顺口溜——民谣，道尽了古今人间事。可谓：一碗水映出整个天，小民谣盛着大社会哩。
据古文献记载，民谣在文字产生前就有了，可见民谣的源远流长。它虽是顺口溜，语句算不上华丽深奥，却是警世之言、醒世之句、惊世之语。古时的《三字经》、《增广贤文》、《庄户杂字》里就有不少反映人生信条和行为标准的具有各时代特征的民谣。古民谣对善恶美丑极为敏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是对善恶的评断。“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更是对封建官吏徇私枉法丑恶现象的指控。
纵观历史，社会经济发生变革的时期，民谣特别多。如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环境相对放松，人们的言辞也相对增加了抒情言志的兴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旧体制的并行，各种体制相互摩擦碰撞，一些浑水摸鱼者趁机钻政治体制的空子，失范行为越来越多，社会丑恶现象屡见不鲜，善良的人们在对改革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夹杂着对种种丑恶现象的愤慨。在这样特定背景下，民谣特别兴盛。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听到或长或短的民谣；无论置身什么场所，总能耳闻不少诙谐的民谣。倘若亲朋相聚、官场应酬、同事闲聊，总能从不经意间迸出几句针砭时弊的民谣来。可以说，民谣无处不在。
如今，文人出书多了，刊物多了，常有民谣点缀其间，成为各种文体的一道不可缺少的佐料。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从山西省一家杂志上读到一则有关腐败的民谣，“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工作基本瞎混”。当时，我还提笔批曰：“将‘瞎混’二字改作‘糊弄’似更顺口”。这则民谣反映了某些“公仆”不为国不为民，只知谋求私利的无耻行为。
20世纪80年代是个转折点，公款吃喝风日盛，以致有了“革命小酒天天醉”的民谣。据有关部门保守统计，仅1988年全国公款吃喝的费用高达250亿多元；进入90年代究竟耗掉多少，恐怕没人算得清。对此，老百姓恨得牙根疼，就编出一首民谣借以发泄自己的愤懑：“有客陪吃，没客自吃；有钱大吃，没钱赊吃”。“天上飞的，飞机不吃；地上跑的，汽车不吃；水里游的，舰船不吃；四只脚的，椅子不吃；长着毛的，八角毛（学名称为刺蛾的幼虫，传说为战国时庞涓的眉毛所变）不吃”。因老百姓憋气，少不了拿这类“公仆”开开荤，“喝的老婆背靠背，喝的老婆跟别人睡”。其实，某些“公仆”根本不怕，有“小蜜”或“二奶”陪，还在乎自己的黄脸婆背靠背吗？
时至今日，“公仆”越吃越讲究，规格不断升级，所谓“全鸡全鸭‘土八路’，全羊全驴不上数，鸡鸭鱼肉赶下台，王八毒竭爬上来。”有的把喝酒视为态度问题，“能喝一斤喝八两，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快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当然，酒席上，“最大的公仆”是有特权的，“端一端，全桌欢；筛一筛，秘书乖；斟一斟，小姐饮。”俨然一副“救世主”气派。细细品味这些民谣，有助于我们了解公款吃喝的严重性，增强政府的制约力度。
公款吃喝只不过小菜一碟，贪污受贿日见猖獗，更为老百姓切齿。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但屡禁不止，“飞蛾扑火”者有增无减。有的“公仆”说什么“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于是便“用我手中的钱，去买党的权，再用党的权，去赚更多的钱”，以致那些跑官要官者，一旦上了任，便拼命“翻本”。人家按正常途径找他办事，总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大搞权钱交易。有的用阿谀奉承的精神贿赂求官，也能奏效。于是乎，官场上就有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如此一来，“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冷落了当牛做马的，整垮了单枪匹马的”。人事上的腐败早已成为焦点。
除了吃喝风、人事腐败风的民谣外，很多民谣还集中反映了执法部门的腐败。比如“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到，案子办得乱了套”。“所长创收有门道，找些‘野鸡’做线报，再找嫖客去罚款，三七分成法儿妙，妓女奖金天下少，财源滚滚所长笑。”这是说的公检法的腐败，虽说不能“一网打了满河的鱼”，但报刊上有关此类的报导却屡见不鲜。“只要戴上大盖帽，满街东西随便要”。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个工商人员，到哪里“买”到哪里，小摊主陪着笑脸，赶紧包上货物往他车上放，他还一脸怒气，大声呵斥人家。民谣曰：“远了骂，近了怕，到了跟前，慌忙递烟说好话。”生动反映了工商个体户对工商管理人员既怕又恨的复杂心态。还有的执法人员光天化日之下索要贿赂，笔者有次走亲戚，就碰到一位镇交管所所长厚颜无耻地向“违章司机”索要钱财的事。索要不成，勃然大怒，“叫你拿200元私了，你不拿，到所里去，叫你拿500元，你也得拿！”真比古代的“劫道”还厉害，令人不寒而栗。
现在动辄就搞什么检查，可这些检查组或者检查团能起到好作用吗？可能会有起好作用的，但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很多检查团根本没起点好作用。几年前就听到有这么一首叫《怎么办？》的民谣：“检查团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管饭。管饭以后怎么办？坐着小车看一看。看完以后怎么办？换个地方再吃饭。吃饭以后怎么办？歌舞厅里转一转。转完以后怎么办？桑拿浴里涮一涮。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按完以后怎么办？麻将桌上搬一搬。搬完以后怎么办？拿着礼品说再见。再见以后怎么办？当地领导算一算。算完以后怎么办？老老实实公款办……”你看，地方官员谁肯掏自己的腰包付款，还不都是民脂民膏！
其实，不管是穷乡僻壤还是城镇市井，民谣都会滋生蔓长，在各行各业皆有反映。比如：反映浮夸风的，“村哄乡，乡哄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与浮夸风狼狈为奸的是干部工作作风，“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拍肩膀好好干”。这样的检查指导能否起好作用，鬼才信呢！反映假货的，“假冒伪劣太猖狂，真货只剩孩她娘”。反映单位正不压邪的，“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哪个单位存在“小山头”，必然存在这种严重问题。对于某些“公仆”，不客气地讲，他一辈子未给人民办一件实事，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几乎等于零，“份内工作不会干，份外工作不想干，沾上他手反添乱，不如叫他靠边站”。这种“四不像”恐怕还不是“极少数”。社会养活了他，可他并未反哺社会。我常想，“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这种鸟怎么总死不净呢？反映世风的，“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认钱不认人”。如果你到农村暗访一下，在“认钱不认人”的风气下，经济条件虽好了，但农村老人未必就比以前活得舒坦。在过分地畸形的主张“男女平等”的今天，很大一部分青年妇女道德沦丧，为闺女时还不怎么显山露水，一旦嫁了人，便立马长齐了毛病，传统的“妇道”不讲倒也罢了，连起码的尊重公婆的面纱也撕个纷碎。公婆有经济收入的被她们视为“掠夺不尽的天然资源”；没有经济收入的（如农村）被她看作“老了不死是累赘”。有的青年媳妇在娘家时，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父母受嫂子或弟媳的气；结了婚，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比赛似的折磨公婆，这可能是某种女人的阴暗心理吧。倘若你到农村转转，你会相信这完全是真的。难怪有人把山东吕剧《小姑贤》里那个恶婆婆的念白：“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婆婆”反了过来，民谣曰：“千年的大河早沉没，如今已经反了个个儿，喘着口气的谁还愿意当婆婆”。笔者有个表弟，还能自挣自吃，却被儿媳动辄吵骂；更令人气愤的是，今年大年初一竟被素质极为低下的恶媳赶出了家门，不得不忍气吞声借住他人房子栖身。村干部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恶媳却无一丝悔改之心。真是到了“以德治国”的时候了！但愿“以德治国”的政策能落到实处，尤其是迅速改变农村老人被儿媳欺凌的处境。可我起迄今对“以德治国”存在着莫名其妙，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铁的法制手腕，这种口号也就只成了口号而已。连“八荣八耻”也没有将“孝道”列入其中，何况它哉！
民谣在当代的兴起和发展，已经不仅仅活跃在文学领域和其它领域，从全面分析，它简直成了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在当前相声、小品和大鼓书等口头文学总体没落的时代，它以其短小精悍、容易记诵、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的讽刺艺术等特点，在老百姓之间不胫而走。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和对权力地诠释中来做进一步分析的话，就不难发现和理解当下民谣广为流传的民间传统以及充满了抵触的社会情绪。而这种情绪恰恰是当政者绝对不可忽视的作用力。谁要是对这种作用力不加重视或者进行武断地清除，那真是在自己的院落里放火，烧毁的恰恰是自己。历史上的教训不在少数。所以“防民甚于防火”的老路走不通。绝对走不通的！
如今农村的民谣太多了，你不论什么时候到了农村，就随时听到老百姓的民谣。譬如讲：“买的都是贵的，卖的都是贱的；要的都是现的，给的却是欠的！”化肥农药都是高价，卖出的土产品都是低价。各地的摊派都要现金，可卖出的土产品却是赊欠的白条子。前些年（90年代到2002年）格外厉害。再譬如讲各级干部的：“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掐烟头；镇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看来，农民对各级的官除了组长外都不满意。还有则民谣说得很具体形象：“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弟兄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现今的农村干部已经无可辩驳地堕落了，我在2003年就曾到一个大山里去搞创作，那么穷的山庄，村干部几乎每日都在一个小饭店吃喝，吃喝的前后，就是打扑克赌博了。他们忙于赌博，输光了的钱，还不是早晚摊到农民的头上，随便找个理由，一罚二扣，还那般凶狡霸气的样子。有些大学生探家，实在看不下年年贫寒的旧摸样，唱出了令人辛酸的悲歌，痛诉了各地当局荒废农业，一窝蜂搞什么开发区，炒地皮，最后落得一座座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的残酷结果。鄙人前些年曾回老家，大片土地都荒芜着，我问为什么大家放着好好的地不种，乡亲们气愤地说：“都叫干部们卖给人家了！可我们还没有地种呢？”去年又回家，见原来的荒地重新利用起来了，我又问：“这不是又种上了吗？”我还以为是收回土地了呢？却得知人家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当回事儿，于是乎，拳头大的是哥哥，轰然抢了，谁抢了谁种，可怜了那些没权的没势的没有儿子的，用庄户人的话来说：“俺没有撑劲的！”昌乐县城北面，在上世纪80年代，就盖了一片楼房，可到了21世纪还没盖起来，成了一所典型的“鸟笼子”，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二十年，总给我一种憋闷的感觉。多年来中央讲“扶贫”，可到了基层却变了样子，“扶贫”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吃贫”。有则民谣说：“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通吃一顶破草帽！”有些打着“扶贫”旗号的工作组，到哪里吃到哪里，还拍着肚子说，“不吃白不吃！”
如今，到了21世纪的第六个年头了，民谣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虽然现在的农民比过去好多了，但真正改变农村的面貌，只凭下几个红头文件是远远达不到的。为什么？很清楚，现在的基层干部吃红了嘴，贪红了手，赌红了眼，玩野了心，早已形成了惯性。还有的复员军人在部队入了党，回到农村后有了政治资本，公然在村里欺压老百姓不说，还利用自己会使用武器的条件，干违法害民的事儿。更有那些胆大包天的，公然组织偷盗集团，结伙打劫。鄙人的邻村以前就曾有过。现在光从电视剧上就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有则这样的民谣：“要想富，请上路，抢劫也有专业户；复员哥哥组队伍，抢了水路抢旱路，一路抢到城里去；刀子底下出金库，司令就在党支部！”你看，又是复员军人又是党支部成员或者就是支部书记本人带头，那有多么可怕！
按说，学校是传播精神文明的摇篮，是一方净土。但如今，学校不再是“清水衙门”了，某报纸有篇文章，题目赫然印着《反腐败应反到校长》。前些年到乡镇给卫星大专学员辅导，有机会看到联中校长的专横，庭院出格，大门口拴着狼狗，未进门就先闻到了一股令人压抑的气息。一位校长因玩扑克稍不如意，对一位陪玩的主任破口大骂，活生生一副“土皇帝”嘴脸。近几年因有事到乡村的联中和小学去，除了一个学校的校长在开会外，大多数的校长在打扑克和打麻将赌博，有那认得我的还显出愧意，那些不认识我的连头都不抬，找他办点事，还一脸不屑的样子。而赌友大体有两类人，一种是上级领导和同乡镇的各部门负责人，也就是有点“纱帽翅”的；第二种是女人。很明显，这两种人都与校长的自身利益挂着钩。至于什么利益，恐怕一想就会明白。让我怒不可遏的是，我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我的一个学生当了一个小小的小学校长竟然“五毒俱全”，十来个教职员工怨声载道。人家普通老师为了教学为了学生的前途忙得要命，累得要死，你们当校长的今天吃喝，明天赌博，后天又玩弄女人，还算得上个教育工作者吗？还配得上园丁的光荣称号吗？还是个人吗？
综上所述，民谣具有民间性、针对性和通俗性的特点，它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在不平则鸣中，虽避免不了过激之辞，但执政者也不必视为“洪水猛兽”。对老百姓反映的社会现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况且，民谣大多数还是“言之有物”、针砭时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