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孙毅民的斗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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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启蒙
父亲的童年是处在风雨如晦、军阀专制的年代。他6岁时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因时局战乱，读了不到1年便辍学回家。他8岁时，我的祖父不幸去世了，我祖母年仅29岁就成了寡妇。寡母弱子，时常受到社会的歧视。
祖母为人善良、憨厚、朴实，常因社会的歧视而泪流满面，期待我父亲长大成人后为她争气。因此，她极力支持儿子读书。
父亲在家时，经常和我家的一位长工孙兴贵在一起干活、聊天。这位长工常给他讲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如，他在东北千金寨下煤井时，亲眼目睹“九·一八”后，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他讲述了千金寨的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因生活无法糊口，而被迫当妓女的遭遇；还给他讲一些劳苦大众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些令人愤慨不已的故事，使父亲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和那个不公的旧社会，从而激发了他读书救国的勇气。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父亲是处在一个已走向破落的封建家庭中，这个家庭由我曾祖父当家。他是个满清末年考秀才未中的老童生，自命为清代的遗老。他思想守旧，对民国的成立，也认为是世风日下。他认为除了孔孟之道，别的都是邪道。因此，父亲外出读书、参加革命活动受到他的极力阻止与反对，有时将他关在家里不准外出。还在经济上控制他，不给他路费和生活费。此时，祖母看到我父亲在经济上受窘，便从多方面为他筹措经费，使父亲得以外出读书。
1932年，父亲考入了临朐师范讲习所。这所学校中有不少思想进步的学生和思想激进的教师。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反对日本的侵略，慨叹中国国际地位低下。
该校有位年轻的张玉琳老师，很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对我父亲特别留意，曾悄悄地提醒他：“苏联小说写得好，但是看苏联小说要注意，被政府发现会有危险的！”可是，父亲并没有惧怕，依然坚持看。这位老师还经常找他谈心，说：东北三省已到了危亡的时刻，希望你们要多关心时局的变化，等等。因此，这位老师受到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同学们的尊敬；而对那些思想守旧的老师和思想反动的同学，父亲他们则进行了坚决抵制。有位土豪劣绅的儿子马某，思想反动，傲慢无理。倚仗其父的权势，经常欺负乡下的学生。一次，他在耍横时，被父亲和高启云狠狠地斥责了一顿，打掉了他蛮横不讲理的嚣张气焰。从此，他再也不敢仗势欺人了。
1933年5月3日，为纪念“五三惨案”，学校请亲眼目睹过“五三惨案”的马香坡老师在本校作报告。当马老师讲到，日军在济南寻衅开枪，众目睽睽之下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几千余人；国民党政府的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寇割去耳朵、鼻子，最后与十几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时，会场里群情激愤。大家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号。报告激起了师生们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无比痛恨和愤慨，父亲也由此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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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路上
上学的路，我走的虽然不长，却遇到不少坎坷。
本村没有小学，我在离我村约两华里路的一所区立小学里读书。读了不到一年，本村族长家请了个私塾先生来教书，族长叫我父亲把我从小学叫回来，在族长办的私塾里读书。在私塾学堂里读了半年，因为管先生吃饭，一天之中吃一次面食、两次细米煎饼，三天一次酒，每天都要一个荤菜，这样的高级待遇，我家招待不起，只好退学。我仍回邻村小学就读。
在小学读到高小时，学校要组织童子军，每人买一套童子军制服，一顶帽子，一根棍子，一条绳子，加起来要七、八块大洋，这么多钱当然交不起，也只有退学。父亲托人去学校校长处说情，等卖了猪再交钱，这样才没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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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闯祸
在读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到处贴满了用红绿纸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一类的标语。校长在纪念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讲打倒列强、爱国救国的大道理。我写了一篇题为《一颗炮弹的自述》的作文，其中描写了炸弹飞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壕里，以自己的粉身碎骨，炸死了很多日本侵略者等语句。语文老师在批改我这篇作文时的批语是：“语句通顺，违禁。”并当面告诉我将这篇作文撕下来烧掉，以后不准再写类似的作文。为了这篇作文，校长把我叫了去，严厉地训斥：你写的作文是违禁的，如果被县督学知道了要开除的，学校还会受牵累的。如果以后再有违禁的言论，学校就开除你。老师、校长的一番指责弄得我糊涂了。语文老师说：“你没看到学校贴的红绿纸标语都撕光了吗？校长在纪念周会上也不讲那些‘打倒列强’的话了吗？你不懂得，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也搞不懂了。”
在这个学校里总算读完了高小。在我们家乡，读到高小毕业已是很不错了，但要强的母亲一定叫我再读初中。因为经济困难，父亲不同意，两个人为了我读书的事发生了争吵。最后还是想办法借到了钱，让我去考初中。本县没有初中，正巧益都中学招生，于是考进初中就读。但一个学期还没读完，母亲就去世了。在家给母亲出殡耽误了上学，学期考试不及格，要留级。没有了母亲的支持，又交不出学费，父亲不再叫我去读书。从此，我失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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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途中
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后，又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在我国华北燃起了战争大火，国民党军队大部溃退，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便进逼到临朐。国民军义勇队队长窦来庚组织军队在县城奋勇抵抗，一度收复临朐城。虽然没能最终守住县城，还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但却激起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我们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想参加抗日游击队为国效力，听说逃往南山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招兵买马，邻居便约我前去参加。正在准备前去投军的时候，听说省政府在沂水县东里店被日本鬼子轰炸得很厉害，官员们都逃散了。这投军的第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停止了，但我想当兵抗日的心却没有死。
听说在城里打鬼子的窦来庚部队撤到南山，在南流集上就有。于是，我决定跟着赶集的人一块到南流集上去看看。到了那里，果然看到一些当兵的。打听了一下，谁也说不清是不是窦来庚的人。我正在东张西望时，看到一个当兵的，手提一只老母鸡，怒气冲冲地一脚将一位老妈妈踢倒在地，一篮子鸡蛋被打碎，老妈妈跪在地上求饶，当兵的提着老母鸡扬长而去。我看到后，觉得这样的兵不能当。我正在呆呆想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乱喊乱叫：“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日本人飞机来了！”顿时，赶集的人一片混乱，乱跑乱叫。地上有跌倒爬不起来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到处散落着买卖的东西。过了一会，没听到飞机叫，也没看到日本鬼子，原来是谣言诈集的一场虚惊。
一天，姨家的表哥到我家。他对我说：“听姨夫说，你很想出去当兵，但现在招兵的很多，真想打鬼子的却不多。有些人想拉队伍自己当官发国难财，这样的队伍可不能去参加。”我也将在南流集上看到的一些情况说给表哥听。他说，现在有些人借抗日的名义，弄几枝枪，拉几个人，就自称什么司令，你千万不要去参加。日本鬼子占了咱临朐城后，三天两头的出城抓人、抢粮，听说抢去的粮送到日本，抓去的人有的到东北下煤井，到黑龙江挖工事，这样子在家也混不下去了……两个人越说越热乎。表哥瞅我父亲走出去的时候，悄悄地对我说：“你若真想当兵，我替你想办法。不知姨夫同意不同意？”两人正讲得起劲时，父亲走了回来。表哥想探探父亲的态度，就说：“听说五井以南住的队伍，刚从外地开过来，是真打鬼子的，待老百姓很好——不知姨夫听说了没有？”父亲认真地说：“我没看见过，但听赶五井集的人回来说起过。那些队伍对人很和气。吃饭的时候看人过来，都叫‘老乡吃饭吧！’看到推车子的人，就帮着拉车子，待人可好了。”表哥也随着讲了一些情况：“听说这支队伍叫八路军，司令姓马——还是你一家子的，在胶东和日本鬼子打了好几仗，还得了好多机关枪。”我越听越高兴，随即问父亲：“当这样的兵好不好？”父亲欲言又止，不置可否。
表哥吃了中午饭就要回去。临走时对我说：“有空到我家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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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革命队伍
1939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天气还有点热。我跟父亲说：“我到二姨家去一趟。”父亲说了声：“吃了午饭早回来。”
表哥看到我来，很高兴地问我：“是姨夫同意你来的吗？”我随即应道：“那当然啦。”“那就好，在这里住一宿，明天我带你去。”我们很快吃了早饭，表哥拉着我的手，两人亲热地边说边走，朝着南山的方向走去。走进了一个叫豹伏岭的山村，看到了几个当兵的，有的穿军衣，有的穿便衣，有的背着步枪，有的只背两个手榴弹，还有背着大刀片的。表哥领我走进一个院子，到了屋内，看到里边坐着几个人，好像在商谈什么。一个满腮长满胡子的人看到表哥，连忙站起来打招呼。这人看起来挺吓人的，但说起话来却很和气。
表哥拉着我的手，向满腮胡子的人说：“这是我姨家的表弟，他一心想当兵，我想还是来你这里好，便把他领来了。”表哥又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范队长，你就在他这里好吗？”我怯生生地点了点头。范队长笑嘻嘻地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你今年几岁了？”我随即应道：“17了。”“在我这里比你大的、比你小的都有，可热闹了，保你不想家！想家也不要紧，可以回去看看。”又问我读了几年书，我随口答道“高小毕业。”范队长高兴地说：“我这里就是缺少象你这样有文化的人！”表哥朝我笑了笑说：“好不好？”我使劲点了点头。这是我走进革命队伍的第一天，心里挺高兴的。
表哥临走时嘱咐我：“你要想家不要自己回去，你们村离敌人据点比较近，不安全。要回去就先到我家，过几天我会来看你的。”我点点头。范队长拉着我的手到村边送走了表哥。从这一天起，我就正式成了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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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中成长
范队长住在东屋，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志住在一间小南屋里。过了几天，发给我一枝和我差不多高的马步枪。小刘比我大两岁，他是队部的通信员，懂的东西比我多得多。他教给我用煤油擦试枪上的铁锈，以及怎么拉枪栓、上子弹、瞄准等等。他用起枪来的一套动作很熟练，对我的生活也很关心，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他还对我讲，范队长两只手都会打枪，而且打得很准；还会耍大刀片，抡起大刀来“呼呼”地响，几个人都近不了身……他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听得入了神。我问，范队长在哪里学的这些本事？小刘说不知道，听别人讲，他很小就在外面当兵，在马占山的队伍里……
过了几天，队里发给我一身粗布的黄色军衣。小刘帮我穿上，拉拉前面，扯扯后面，说：“衣服大了点。”他帮我卷起袖子，瞧了瞧说：“还可以，很像个兵的样子。”我自己也觉得很神气。正在左看右看的时候，没注意范队长站在了我的身边，笑嘻嘻地看着我的面孔说：“行，很好，挺精神。”他拉拉我的衣服领子说：“穿上军衣，要讲究军容风纪。”他又帮我扣好风纪扣，并说：“以后还要学着打裹腿——小刘会教你的；戴上军帽要行军礼。”他亲自做示范，忽然喊了一声：“小刘，听口令！”小刘应声：“是！”范队长喊道：“立正！向右转，向左转。稍息，立正。解散！”小刘做完这一系列的动作后，笑了笑，朝我走来。范队长很严肃地叫了声：“小刘！”小刘立即应道：“有！”范队长问：“就这样解散吗？”小刘红着脸说：“报告队长，我错了。”范队长大声说道：“重做！”小刘便将刚才的动作重做了一遍。范队长喊“解散”时，小刘马上行了个军礼。范队长笑了笑说：“这就对了。”又对我说：“以后戴上军帽就行军礼，不要点头、鞠躬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小刘走过来对我说：“范队长叫你去一下！”过去后，范队长叫我坐下，并笑呵呵地问我想不想家，我摇了摇头。他说：“以后你的工作就在这里。工作很简单，就是登记枪支号码，多少子弹，填写一本很简单的‘三字花名册’，每天抄写一次口令。还有队部的司务长，过去没上过学，连个煎饼帐也记不下来，你帮他记记帐。”“你的工作就这些，你接受吗？”范队长问，我痛快地点点头。
后来，我听小刘讲，我们这里可能要选拔一批人去升级。我不解地问他什么叫“升级”？他说这是军事秘密，我跟你讲，你可不要犯“自由主义”再跟别人讲。我们的队伍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分。驻五井一带的一支队就是主力，他们在外地打了很多胜仗，缴获了很多好武器。许多人都换上了日本大盖子枪，拉到哪里都能打仗，还都能打胜仗。有一次，我跟范队长去看他们练兵。他们枪上都有雪亮的刺刀，练起刺杀来，光听风“呼呼”地响，最后一声“杀！”真是惊天动地，吓我一跳——在那里当兵才真过瘾呢！
一天，范队长集合队伍讲话：“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要调我队一部分人员去升级。被选拔到的当然光荣，选拔不到的也不要闹情绪，留下来安心练兵，以后升级的机会多得很……”。
过了几天，队里来了几个穿着整齐军装的人，其中还有一个背着匣子枪的，像个当官的。
范队长把选拔到的30个人集合在一起，宣布说：“今天，营部派人来接你们去升级。下午开个欢送会，晚上聚聚餐，明天就出发！”我是30个人中的一个，当然高兴！可小刘一脸不高兴，跟范队长闹情绪，吵着也要去。范队长没有同意。他便大着胆子去找那个背匣子枪的人，要求一起去。后来，范队长只好同意他去，他高兴了。我能和他一块去自然也特别高兴。
到了独立营，我被分配到二中队，仍然留在队部工作。我所做的工作和在范队长那里时一样，就是多了一块长方形的木戳子。我仔细地看了看，上面刻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独立营第二中队”。指导员特地嘱咐我：“这块木头可不简单啊！有了它，可以到营部领东西。千万不能丢了！有人来叫你用这木头盖个印，千万别乱盖。要有高队长和我签的名字才可以盖。”高队长也是一个腮上长满胡子的人，长的样子也让人害怕。高队长看着指导员跟我谈话，也凑过来说：“这块木块块可不能丢了，即使丢脑袋也不能丢了它！可以放在火炉里当柴禾烧，就是不能丢了，或被人偷去。”指导员发给我一个黄色帆布挎包，把连队的“三字花名册”和司务长的伙食帐包在一起。另外，还用一块干净的布将这块宝贝木头和一盒红色印泥包在一起，塞在了我一天到晚背着的帆布包里。从此，每到晚上休息前，我总是先把这小包拿出来摸一摸，放在枕头底下，然后才放心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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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井战斗发“号外”
五井战斗是一次影响很大的战斗，打得十分漂亮。在我山纵一支队副司令员钱钧的率领下，将前来偷袭的日寇和伪军120多名全部歼灭，给骄横的日军当头一重棒。
五井，是临朐县的一个重镇，我八路军山纵一支队就驻扎在这里。1939年10月25日，一个深秋的拂晓，驻益都、临朐城的日寇和伪军突然向我一支队发起了进攻。
由于我军的奋勇抵抗，从拂晓到中午，敌人进行数次冲击，未能进五井一步，城里增援的敌人也被打退。到了下午，我军发起反击，部分伪军溃逃，被消灭。全部日军被我军压缩到莲花山东北山脚下的一块墓地里，敌人借坟墓当掩体继续顽抗。黄昏时，我军发起总攻击。响彻云霄的冲锋号声，配合着手榴弹的激烈爆炸声，将顽抗的鬼子兵全部消灭在墓地里！
高队长叫我到营部去领“号外”。我问：“什么叫‘号外’？”高队长和我开玩笑说：“‘号外’就是‘吹号’以外的。”我又问他五井战斗得了多少枪，他说你去问问“号外”就知道了。他咧开长满胡子的大嘴，哈哈笑了一阵。我从此再也不怕他了，有时还和他开玩笑呢！指导员很关心地对我说：“快去快回来，当心别把小挎包弄丢了。”“放心吧，指导员，丢了脑袋也丢不了它！”我说。
到了营部，看到彭会计抱出已分配好的一叠油印小报，报头上印有鲜红的两个大字——“号外”，我才知道它就叫“号外”。我想从中抽出一张看看，被彭会计要了回去，“你回去再好好看吧。”彭会计将“号外”一包包捆扎好，分给我一包说：“赶快拿回去交给指导员，尽快发给各班各排。再拿出一部分贴在街两边的墙上。”
我把“号外”送到驻地，孙指导员看了看“号外”说：“发到各班，大部分人都看不下去（不识字），还是集中起来一块念好。”高队长马上叫司号员吹响集合号，队伍很快集合在一块空地里。指导员拿起一张“号外”还没开读，杜排长连忙问什么叫“号外”。指导员笑了笑说：“‘号外’就是捷报。”杜排长接着问什么叫“捷报”，指导员还没回答，就听高队长大声说：“好罗嗦，听指导员讲，好好听就知道了。听了还要分班讨论。”
孙指导员拿着“号外”高声地说：“我现在先把‘号外’朗读一遍。”当他朗读完后，又向大家解释“号外”的内容。他说：“自从日本鬼子侵占我们临朐城后，到处杀人、放火、抢东西。这次出动，碰上了我们的主力——一支队老大哥，没有轻饶它。打了一整天，将鬼子和汉奸赵玉增的部分伪军全部歼灭了，还活捉了一个叫商田的鬼子兵。被打死的日本鬼子中有队长1名，伍长3名——一共有50多个鬼子。缴获了轻机枪3挺，重机枪1挺，还有30多支大盖子枪和子弹等……”
在茹家庄的一个晒谷场上，召开了“庆祝五井歼灭战”大会。在大会上，我们见到了马（马保三）司令员、钱（钱钧）副司令员等首长。听孙指导员说，钱副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当过骑兵团团长。一支队的首长讲完话后，演出队演了很多好看的节目。我们高队长戴着墨色眼镜演唱了《京韵大鼓》。靠近主席台前面，摆着擦得雪亮的缴获来的机关枪、步枪、刺刀，还有一大堆钢盔等战利品。
祝捷大会后，很多村的老百姓抬着猪、牵着羊来慰劳自己的队伍。一批又一批青壮年农民，到队伍来要求当兵。我们独立营也增加了不少新兵。我的“三字花名册”上增加了20多名新兵。新来的人向我问这问那的，我感觉一下子成了老兵，背着个帆布袋，走进走出的很威风。
部队打了胜仗，情绪很高。开展了冬季大练兵，提高作战本领，到处都能听到“一二三四”的步伐口令声和高亢的歌声。我除了认真做好队部的工作外，也积极参加了练兵运动。练兵的主要内容是整队形、练步伐、步枪瞄准、扔手榴弹等。练了一段时间后，每人发了3颗子弹，进行实弹射击。我射完3发子弹后，高队长站在我的背后开玩笑地说：“小马打得还不错，3枪都打在靶子上，就是没打到圈圈内。”我顿时感到脸上热了一阵，随后为自己辩解道：“靶没打好，可我手榴弹扔得很远。”高队长瞪大眼睛说：“还扔得很远？没砸着脚面子？”他顺手拣起一个手榴弹：“咱俩比比看。”他轻轻地转动了一下胳膊，丢出去的手榴弹在天空划了个弧线落在地上——比我扔的远了1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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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党组织
一场大雪后的一天，孙指导员拉着我的手，找了个避风向阳的地方，两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谈心。他问我这次打仗怕不怕，今年几岁了，家里都有哪些人，在家做什么，等等。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当指导员问到咱八路军为什么打仗勇敢？为什么对老百姓好？这些提问时，我却卡了壳，一句也答不出来。指导员又问我听说有个共产党吗？我摇了摇头，更是答不上。指导员笑了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咱部队里就有共产党。咱八路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打鬼子才坚决，作战才勇敢，才对老百姓好。
一天，指导员拿着一张自制的表格，对我说：“我们中队的几个领导，都说你表现很好，工作很负责任，练兵也很积极，和同志们团结。以前我对你说咱们部队里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你愿意参加共产党的组织吗？”我感觉到脸上一阵发热，一时间不知怎么说好。我低下头，慢慢地、轻轻地说了声：“我够格吗？”指导员亲切地笑了笑说：“我看够格。不过，参加党的组织要自愿，还得有介绍人。你如果愿意参加，把这张‘入党志愿书’填好。”说着，他顺手把“志愿书”交给了我。
我填好“志愿书”后，交给指导员。他仔细地看了看说：“在家用的名字要换一个。因为你家离敌占区较近，如果暴露了秘密，家里人要受连累的。”他想了想说：“就改成‘马守青’好吗？”我点了点头说：“好（这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指导员笑呵呵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马’有青草吃就不挨饿——你说这个名字好不好？”我高兴地笑着说：“当然好！这个名字保险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连我爹也不知道。”他又指着表格上的“介绍人”一栏说：“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好吗？你若同意就填上我的名字，我叫孙洪焰。”说着，他将名字写在手心里让我照着写。我郑重地将他的名字填在了“介绍人”一栏中。
1939年12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在指导员住的屋子里参加了入党仪式。指导员把自己用红纸剪好的党旗贴在墙上，然后向我们3个人介绍党旗上镰刀、锤子的意义，又把誓词向我们讲了一遍，然后领着我们3人宣誓。指导员最后说：“你们3个人，从今天起就是党组织的人。要象誓词中说的‘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现在，党组织还没公开，不对外的就不能对别人讲，暴露了秘密要受处分的，这是党的纪律。详细情况，以后在上党课时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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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升级
由于“五井战斗”胜利的影响，参加我军的青壮年越来越多。除了一部分补充到主力一、二团外，还组建了三团。这个团是以我们独立营和直辖大队为基础成立的。
三团组建后，政治处要成立宣传队，到各营连选调比较年轻又有文化的同志参加。我被选中了，调到团宣传队工作。调上来的大多数是些半大孩子，我过了年已是18岁的人，比起他们来算是比较大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老大哥了。宣传队编了两个分队，年龄稍大的编成一分队，有七八个人，年龄稍小一点编为二分队，也有七八个人。领导叫我担任二分队队长。第一次做领导，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只听领导讲，做领导要起领头作用，要起模范作用。
过了几天，由支队司令部派来了队长。他常讲起他在一团参加五井战斗的经过，我们都喜欢听，因为他是主力部队，是老大哥部队的，大家都很尊敬他。有一次，队长讲宣传队的任务，要宣传队经常到各连队去教歌，到农村去讲抗战的道理，拿些麻捆刷子写标语……到老百姓家中讨些石灰、锅底灰当墨水，要写得好看，学会写美术字。到连队去教的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等；到农村里教的第一只歌是《叫老乡》……在连队教歌最热闹，能看到练兵的拼刺刀、投弹、打靶等，所以大家都争着到连队去。
部队里的大练兵，练得热火朝天。农村里拥军、参军的情绪非常高涨。一阵阵嘹亮的歌声，大练兵的刺杀声、口号声响彻大地。农村里组织了工、农、青、妇、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儿童团童声童气的歌声此起彼伏，经常拉宣传队的同志去教唱歌。
这里是一片宁静的、快乐的土地，只听到歌声、笑声……好象没有战争的气息。
“五井战斗”后，我军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打死的日本兵用白布包好，等待他们前来收尸。日本鬼子来收尸时，我们没有和他们交火，他们把尸体抬上一辆车，朝西山打了几炮就回了临朐城。据说，鬼子从青州、潍县集中了不少兵力，很可能要向我们进攻，对我军进行报复。
国民党省政府沈鸿烈的部队、吴化文的新四师，不仅不抗日，还不断地对我军进行挑畔。我二中队驻在沂水县的交通联络点——埠村，被他们包围，不能工作，被迫撤出。国民党部队对我防区得寸进尺，又袭击我驻在璞丘的驻军。国民党王尚志的部队从东面袭击我驻在鲍庄的驻军，北面临朐城的鬼子又不断向我军进攻。本来就不大的这块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三面受到军事威胁。太平欢乐的局面，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为了避免大的损失，于1940年5月，被迫放弃了这块抗日前沿的根据地。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向莱芜进发。自此，我们三团就在新泰、蒙阴一带开展抗战救国活动，经常处于紧张的战斗中。
国民党军队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溃逃的溃逃，投敌的投敌。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组织敌后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力量不断壮大。日本军队对国民党停止进攻，由迫降改为诱降的政策，调集大批兵力专门对付在它后防发展壮大起来的我军。日军对我们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军事进攻，采用“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铁壁合围”、“铁脚合击”、“拉网”、“梳篾”、“地毯式的清剿”等等毒辣、残酷的战术。在公路的两侧修建两米多高的墙，叫“防共墙”；在另一侧挖两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叫“反共沟”。公路上留有通道，通道口三里一碉堡，由伪军把守；五里一据点，由鬼子兵把守。把一块根据地横三竖四的分割包围。国民党的军队还时不时地对我军和地方政府进行袭击。
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军，虽然处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但还是经常寻机主动打击敌人，拔除敌人的据点、摧毁敌人的碉堡。
一次，在攻克敌人的据点时，我跟在一个排长后面，跳进敌据点外面的壕沟，爬上梯子跳进据点。我们宣传队年龄大一点的遇到战斗时，都是到连队参加战斗，而且强调团政下到连队的同志在战斗中要起领导、模范作用，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我军除了对付日本鬼子外，还要根据上级指示，对国民党反动顽固的军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那时，由于根据地受到封锁包围，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没有医院，没有医药救治，只能安排到敌占区的群众当中去，在群众的掩护下，用土方土药治疗。没有粮食，饿着肚子打仗是常有的事；天很冷了还穿不上棉衣……战斗消耗的弹药也无法补充。我军虽然有简易兵工厂，但只能造手榴弹，步枪、子弹还不会造。坚持在敌后的军民处于非常艰难的困境中。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也日益加剧，我军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带领100多人，事先和国民党秦启荣部队联系好，经过他们同意，路过他们防区时，却遭到国民党部队的突然袭击，政治部主任和100多名同志全部牺牲，酿成极其惨烈的“太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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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进我进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不能被敌人困死，不能被困难吓倒，不能动摇抗战胜利的信心。开始时，敌人挖的壕沟，我们组织群众在夜里把它填平，把修筑的墙推倒。敌人又逼迫老百姓来挖、来筑，我们再把它填平、推倒。这样反反复复，吃苦头的是老百姓。于是，我们改变了斗争的策略。
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坚定抗战的信念，越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爱护老百姓，遵守群众纪律。这是部队首长经常对我们讲的，也是部队教育的主要内容。部队有时会突然远距离的深入敌区，拔除一两个敌人据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的抗战信心。对国民党的部队，对友军坚持团结抗战，对敌军坚决反击，对顽固的分化孤立。根据上级指示，由于根据地日渐缩小，形势日益恶化，部队不宜过分集中，于是，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政策。组织精干的小股武装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这个武装就叫“武工队”，它的任务是“收复失地”、“恢复民心”。
山东纵队第四旅组建的武工队刚刚成立，我就被调到那儿工作。当时，武工队有20多人，每人两套衣服：一套是军衣，一套是便衣。每人配备短枪1支，手榴弹4个。我们经常在敌占区活动。武工队的常规任务是：教育伪组织的工作人员，争取他们不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坏事，帮助我军做些有利于抗战救国的事情。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叛徒则坚决打击。对公路路口守碉堡的伪军，以争取为主，只要他们不破坏抗战，在夜里不阻止我军地方工作人员过往公路，就允许它存在，如教育几次不听，我们就配合部队将它炸掉。大多数碉堡里的伪军都被我们争取了过来，对武工队的教育言听计从。
有一次，我们检查他们的真实态度，假装成一小队日军，由敌工股长带领，经过一碉堡。敌工股长会说日本话，“叽里咕噜”的说了几句，意思是有没有八路经过这里。伪军班长吓得90度鞠躬，头都不敢抬，连声说：“没有，没有，请太君放心。”我们教育伪军：都是中国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地方工作人员经过时，你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麻脸的伪军班长说：“你叫我一眼睁着，一眼合着，我叫弟兄们两眼都合着，装聋作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敌人建在公路两侧的沟墙已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也不用再叫老百姓去平沟推墙了。
武工队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助地方党组织处决叛徒。有个区的组织委员叛变投敌，他掌握着大量的党组织情况和情报关系，他的叛变，会使这一带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政治部通知我们武工队，配合当地公安局，尽快将这个叛徒除掉。
公安局派了两个同志作“眼线”，由我队的两个同志执行，另外的作掩护。已近深秋，每人披上一件破棉衣，背着一只钱袋子，和赶集的老百姓一块，到了有伪军据守的一个集镇上。根据地方党委的意见，3天内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能活捉回来更好，捉不着活的就地处决。
我们看到一个身穿长衫的人，经过小贩商摊时，小贩们见到他都很有礼貌的站起来，称呼他“宋先生”。公安局的同志向我们执行任务的刘同志递了个眼色，示意这个人就是叛徒。刘同志和公安局的同志马上跟过去。看看我们掩护的同志都跟上来了，公安局的同志走到叛徒面前说：“宋先生，我们有点事想请你帮忙，是不是肯去？”叛徒做贼心虚，慌张地说：“今天没空，哪里也不去。”一边说一边加快步伐想溜。我们的人跟他来到人少的粮食市场，刘同志赶上一步，用木壳枪顶住他身上说：“不去也得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颗子弹穿过叛徒的脑袋，应声倒地。赶集的人听到枪响，纷纷逃离集市，据点的敌人也朝外打了几枪。我们混在赶集的人流中走出市场，顺利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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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重的损失
向老百姓宣传国内外形势，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教育伪军、伪组织人员，是武工队的经常任务。敌占区的群众开始见了我们还躲躲闪闪的，不久就亲热起来了，常在一起啦家常。伪组织的人员对我们也不再惧怕、敬而远之了，他们帮助我们买药、安排掩护伤病员等，甚至有时还通过伪军的关系购买子弹、送出情报。有的同志说这叫“收复失地”，变敌占区为根据地。有的伤病员说，在根据地养伤，三天两头有日本鬼子来“扫荡”；在这里不用担心“扫荡”，也不用怕连累老百姓。
对于那些不接受教育的、不接受我们条件的、死心塌地铁了心的汉奸，我们对他们是“先礼后兵”，如果是死不悔改就坚决除掉他。
北连胶济铁路，南通莱芜、蒙阴的胶蒙公路，是敌人集中调动兵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道。这条公路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集镇，是个比较富裕的地方，设有日本兵据守的据点，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我们曾派人和用写信等方式要求这个镇的伪镇长协助我们做些抗日救国的工作，但他依仗敌人势力强大，从未答应过我们提出的条件，还配合驻守的日本鬼子，每逢集日，和翻译官一起出来宣传日本的“皇道乐土”、“东亚共荣”等伪化教育，污蔑我党我军。伪镇长还借机敲诈百姓、随便抓人杀人。翻译官跟着日本鬼子，牵着一条狼狗随便咬人。老百姓对这两个铁杆子汉奸恨得咬牙切齿，但无法对付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据点里的这两个坏蛋，都是上了我们武工队“生死簿”的，属于黑名单上的铁杆汉奸。专署公安处要求我们除掉这两个坏分子，将这里的抗日工作开展起来。为执行这次任务，武工队派出一个班，公安处也派出四五人，部队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这个镇的西山准备接应。
根据以往的情况，每逢三、六、九是这个镇的集市日。我们执行任务的同志都化好妆，跟赶集的老百姓一样，走进了集市。我们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一个敌人，两个铁杆汉奸一个也没出来。今天赶集的人非常多，很热闹，一片太平景象。我们正在东张西望看着纷纷攘攘的人们交易买卖的时候，突然，公路上一片冲天的黄土，一阵汽车的轰鸣，很快出现了十几辆汽车，车上站满了日本鬼子。这些日本兵跳下汽车，迅速将集市包围起来。情况骤变，十分紧张。据点里驻守的日本鬼子、伪镇长、翻译官都出来了。两个鬼子兵和两个汉奸兵，牵着一条伸着血红舌头的狼狗，拉着一个五花大绑、被打得血头血脸的壮年男子。日本鬼子将这个被捆绑的男子拉上一块较高的土堆，翻译官神气活现的喊破嗓子高声叫嚷：“老乡们都听着，这个人是八路的密探！他供出今天集市上有八路，现在被皇军包围了！大家都蹲在地上不要动，谁乱动就被皇军打死，被狼狗咬死！现在就由被抓住的密探来认哪个是八路。”接着，那个壮年男子被鬼子押着，走进蹲在地上的人群中，随口指认这个是八路，那个是八路。被指的人立即被端着上了刺刀的日本鬼子指着胸膛，浑身搜查后被看押在一边。当被胡乱的指点了几个后，再往里走就要来到我们姓卞的同志面前了。卞同志后来回想说：“我是想靠近些，看清这是个什么人。但看他脸上血糊糊的，脸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看不清楚。很快就到了我跟前，如果叫鬼子用刺刀逼住，那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我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掏出枪先把两个鬼子撩倒，两个汉奸兵吓得趴在地上……”其他同志听到枪响，也立刻掏出木壳枪打了起来。赶集的老百姓“哄”地一阵乱跑，忽然被日本鬼子的乱枪打倒了几个，同志们大声喊叫“老百姓赶快趴下！不要跑！”枪声越来越紧，老百姓一会爬起来乱跑，一会趴在地上不动。我们武工队的同志边射击边向预定的方向突围，把敌人的火力引向我们突围的方向。在快要冲出包围圈时，我们队的秦同志被敌人射中，突然倒地。大批的敌人追赶我们。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刻，接应我们的部队和敌人交上了火。我们武工队除秦同志牺牲外，其余全部突围。
这次任务没执行好，还受到了惨重损失，赶集的群众被敌人打死七、八十人之多。那个被捆绑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以后通过地方才了解到真实情况。这个人是附近村的一个农民，他来赶集，在买东西时，掏出一个用来夹钞票的硬壳笔记本。一个伪军想去夺他钞票时，发现本子里写有几连、几排、几班的部队名称，被伪军一把抓住，就说他是八路。其实，这个人根本不识字，什么营呀连呀的更是不懂。不容他分辩就被带进据点，经过多次拷问，他还是摸不着头脑。汉奸队将他交给了日本鬼子，被打得死去活来。以后他便胡乱的说自己是八路，今天来赶集的还有好多。日本鬼子信以为真，立即报告了住在胶济铁路上的日本军队，才出现了这惨重的局面。
事后，泰山专员公署和我们四旅敌工科联合写信给这个镇的伪镇长和鬼子的翻译官，信的大意是：这次公安局和武工队是为你们去的，你俩恶贯满盈，我们这次就是要处决你俩。没想到走漏消息，没打死你俩，却造成老百姓大批死伤。你俩又造成一桩血案，这笔血债必须由你俩偿还，“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
这次任务虽然没执行好，又受到惨重损失，但却起到了震慑作用。伪镇长接到了我们专署与敌工科的警告信，也知道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说到是要做到的，他派人来要求立功赎罪。我们提出要他为这次被打死打伤的老百姓赔偿损失，付出抚养费、医疗费，以及帮助抗日工作……。以后听说那个很坏的翻译官被日本鬼子调走了。自此，这个镇的局面起了很大的变化，能及时送出敌人活动的情报，帮助我们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掩护地方工作人员工作，安排我军伤病员，并帮助做一些抗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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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包围
我们武工队的工作一般是在晚上进行。在敌区活动一段时间后，武工队准备回旅部汇报工作。半夜后在离根据地不远的一个村庄住下，派了一个岗，大家都睡觉了。我下了岗后还没睡着，就听到换岗的同志回来叫醒队长说，好象听到外边有什么情况，天不亮什么也看不见。队长立即起来，跟着哨兵去看情况。很快，他回来叫醒大家说：“赶快起来，外边有情况！好象有人在走动。根据原来的3人小组，大家准备战斗！”当时，情况不明，不好乱动。等到黎明的时候，虽然还是看不清，但看到人群的影子晃来晃去，还听到几声马叫。队长分析说：“我们可能被敌人包围了。在还没掌握情况时，敌人也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我们都是短枪，不宜野外战斗。待敌人向我发起进攻时，还没到我们的射击范围内，大家要不动声色。等在村落院内打起来时，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敌人要是冲进来，先给他一阵手榴弹，趁敌人混乱，硝烟还没散尽时，根据3人小组，坚决冲出去！冲出村后，顺着一条水沟向东跑，翻过山梁就靠近根据地。上了山，我们就不怕了！”队长做了一系列的战斗部署后，大家静悄悄地准备战斗。在这个紧张的气氛中，喜欢说笑话的老宋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这可能就叫抗战到底了！”说得大家都笑了，绷得很紧的脸一下松弛了很多。
正在紧张中，从门缝里看到伪保长从胡同里向我们院子走来，一边向后看，一边敲门。队长叫他进来，问他什么情况。伪保长干笑了一下说：“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们不出去，我看没关系。”队长着急地要了解情况，问他说：“你说了那么多‘没关系’，到底是什么情况？”伪保长又干笑了一声说：“我从口镇据点里来的那个‘黄皮’（伪军）队长了解到，这是口镇住的鬼子搞演习，是什么‘拂晓包围’，不是冲着你们来的，你们住进来根本没有人知道。只要你们不出去，我看没关系。”伪保长又很认真地对队长说：“你们千万别出去。”队长有点生气地说：“别说这么多的‘没关系’，为什么不早来报告？”伪保长赶紧解释说：“我忙着应酬那些进村的‘黄皮’（伪军）、青皮（伪警察）。”罗队长用缓和的口气说：“难为你了，你快去应酬吧！别忘了也给我们准备点吃的。”伪保长又干笑了一下说，“不会饿着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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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纪律
我们武工队在敌占区活动了一个晚上，天亮前住进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里。吃过早饭后，村公所派人送来了两条香烟，队长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说，这是保长叫我送来给弟兄们吃的。队长很生气地说：“我们这些弟兄不会吃烟，拿回去，赶快拿回去！”过了不大一会，伪保长亲自带了3条香烟，牌子比前两条还好些。副队长看见后说：“刚才送来的已叫人拿回去了，怎么搞的，又送来了。”伪保长习惯性的嘻皮笑脸地解释说：“那个听差的不会办事，先前拿来的是拿错了。这两条比较好些。”队长是个急性子的人，听了伪保长的话，马上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是我们嫌那两条香烟不好，才叫他拿回去的吗？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把我们当汉奸看不成？不行！赶快拿回去，真是乱弹琴！”伪保长看着队长严肃的面孔，显出为难的样子，他把招待伪军的一套本领拿出来，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地，并哭笑着说：“队长说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会把自己弟兄当汉奸对待呢。这不过是点小意思，弟兄们很辛苦，两条烟当作一点慰劳品。这是给据点送的，我特意留下几条给自己弟兄们用。”副队长知道队长的脾气，火气会越来越大，伪保长更下不了台，忙走过来打圆场说：“以后不准一口一个弟兄，我们听不惯，我们是叫同志。刚才保长说是慰劳品，我们这次就当慰劳品收下，以后不准这样做。”伪保长向队长难看的脸上瞅了一眼说：“我还要回去给兄弟们准备午饭去。”副队长故意提高嗓门说：“怎么搞的，刚说又忘了，我们是叫‘同志’不是‘兄弟’。”伪保长赶忙改口说：“是‘同志’，我回去给同志们准备饭去。”
在敌区活动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回到旅部汇报工作。吃饭的时候碰到了老熟人、组织部的通信员小耿。他见面后仍是开玩笑，并嘻皮笑脸地凑到我跟前悄悄地说：“你们武工队要挨批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伸了伸舌头说：“对不起，暂时保密。”说完就要走。我故意激他说：“你在制造谣言。”他回过头来说：“以后你会知道的。我不敢做‘小广播’，犯‘自由主义’。”他装了个鬼脸就跑掉了。
在一次旅部政治部各直属单位的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做“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讲到形势时，他说，以后形势还会更加严峻，带来的困难还会更多更大。说到“敌进我进”的政策时，肯定了武工队形式是好的，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将这个工作推广。接着，他又批评说，有的武工队在工作时违反群众纪律，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们旅政武工队做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多次违反群众纪律，当地党委反映到我这里，说群众反映有伪保长把武工队当汉奸一样的招待。说句不好听的，甚至比汉奸队还厉害。据说伪保长送来的香烟嫌不好，还嫌少，叫他拿回去。以后又送回来的多了一条，换成牌子好的才收下。你们知道不？一条好香烟里面有多少群众的血汗啊！在敌占区过春节时，伪保长用韭黄包饺子给你们吃。老百姓现在饭也吃不上，你们吃得这样高贵，像话吗？住在老百姓家里，叫老乡让出床铺给你们住，你们躺在人家床铺上睡得着吗？……李主任讲到这些事例后，很气愤地说：“这叫‘收复民心’吗？这叫‘丧失民心’！凡是违犯纪律的事，必须一件件、一桩桩的向群众道歉！今后谁都不允许接受伪职人员送的东西。”李主任最后指出，不管形势多么严峻，困难有多大，只要有上级的正确领导，有群众的拥护，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什么敌人也能被我们战胜！越困难的时候越要遵守纪律、执行政策，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就是对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对伪军也要遵守政策，能争取的都要争取，都是中国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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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水情
为了减小目标，减少给伪组织带来麻烦，我们多数在晚上活动，比较紧张。“敌进我进”这个政策还真灵，敌人在公路上的封锁线已不起作用，不但晚上畅行无阻，地方工作人员在白天也可通行。大部分伪乡、村政权都是“两面政权”，公开的应付敌人，秘密的协助抗日工作。我们一些伤病员就安插在敌人据点里或分散在群众家里治病养伤。
时值深秋，我偶染疟疾，热度很高，不想吃饭，又没药可用，病越来越重。我暂时不能随队工作，通过关系被安插在离敌人据点3里多路的一个村庄里，住在一户姓吕的伪保长家里养病。这个家庭中有一个弯腰驼背、满头银发的老妈妈；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一天到晚地里来地里去的庄稼汉，媳妇是个哑巴，一天到晚跟着丈夫到地里干活；二儿子是伪保长，还没成家，经常到敌人据点里听差，送米送柴，应付来村的敌人。听说老妈妈还有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了。
我被安排在他家的靠路边的一间西屋里，里面堆满了一些农具、柴草一类的东西。在柴草堆里，给我安排了一张破床，铺了厚厚的一层柴草，躺下去挺舒服，很暖和的。我就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地躺在这个柴草堆里。吕妈妈每天给我送饭送水，有时送来的面条里还打上一个鸡蛋。我因为热度不退，什么也不想吃，老妈妈总是坐在一边，孩子长孩子短地劝导我：趁热快吃，吃上饭病就好得快。挂面是你吕大哥从据点里买来的，鸡蛋是自己的鸡下的，听话快吃下去……有一天，大概是热度太高，我昏迷了过去。当我醒来时，看到老妈妈坐在一边用袖子擦眼泪，伪保长和村里的小学老师也站在一边。老妈妈埋怨似地说：“你们总得想个法子给这个孩子治好病，他什么也不能吃，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伪保长安慰我说，我已经托人到城里买药去了，过几天就会买来的。吕大娘也向人家讨来一些土方给我治病。其中有一个药方，是用醋煮两个红皮鸡蛋，一只手拿一个，地上划上两个“十”字，一只脚踏一个“十”字，到中午时面朝正南将两个鸡蛋吃下，将煮鸡蛋的醋喝下去。为了治病，我勉强喝下去，但很快又全部吐出来，连吃了3次，也没见效，急得老妈妈直流眼泪。
过了几天，那位小学老师来看我，高兴地说：“我托人到城里买到了好药，叫奎宁，是日本货，据说很灵很有效。”他倒好水，叫我把药丸吃下去。他连续来了3天，都是看着我把药吃下去。这药还真灵，吃了3天就不发冷了；热也退了，还想吃东西。老妈妈天天来问我想吃什么。嘴里没味道想吃酸的，老妈妈便将煮好的挂面里倒上点酸醋，我几口就把一碗挂面吃了下去。老妈妈看着我能吃东西了，高兴地说：“吃下东西身子骨就很快壮实起来了！”老妈妈看我渐渐好起来，常坐在一边和我拉家常，问我今年几岁了，家里都有什么人，娘多大年纪……
在吕大娘家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身体慢慢地恢复了。地方工作人员来看过一次，他说和武工队还没联系上，只要联系上他们就会来看你，会接你归队。
吕大娘看我身体好起来，一天，高兴地和我说：“我看你身子骨也壮实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光躺在这草窝里也不行啊，还是出去走走，活动活动，壮实得更快些。”我说：“我想归队。”吕大娘严肃地说：“这样的身体怎么好归队！区上的人不是说了，你们队伍还没联系上，等身体完全好再走，大娘不留你。”小学老师也说出去走走好。我说：“出去活动怕暴露，叫敌人发现会连累村子。”老师说：“我们村子没有坏人，敌人碰见你也不认识你。没关系，你放心好了！”
一天，吕大娘陪着我到晒场去活动，晒场里摊着好多还没晒干的花生。吕大娘指着花生说：“你们家乡有没有种花生的？”我说有，但种得少。她问我喜欢吃不？我病后很馋，很想吃，但还是摇摇头说：“不想吃。”吕大娘知道病后的人是馋的，就亲切地嘱咐我说：“这生东西可不好吃。我不是心疼你吃，吃生东西要犯病的。”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吕大娘不声不响地走开了。过了不大一会，从家里面拿来木柴、铁锅，找来了两块砖头，支起了火炉，盛上了半锅花生，对我说：“孩子，我知道病好了想吃东西，想吃什么就对你大娘说，待会花生煮熟了，你就吃煮熟的东西。多吃点不要紧，我还要回家烧饭呢！”吕大娘离开晒场没有多远，又急乎乎地转回来，有点紧张的样子，对我说：“孩子，快到场园屋里躺下！”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按照吕大娘的吩咐，走进一个小草棚子，躺在一张破草席上。吕大娘顺手拉过一条破棉被，给我盖在身上，拍了拍我说：“孩子别害怕，我看到两个‘青皮’（伪警察）朝晒场这边来了。这些‘青皮’过来时，他问你，你什么话也不要说，装做听不到……”不大一会，果然走过来了两个伪警察，还特地走到草棚子跟前朝里张望。吕大娘沉着主动地向伪警察说：“你看俺这孩子病得这样，瘦得光剩下一把骨头。”吕大娘一边说一边掀起破被子给他们看，“听说这种病传染很厉害，你们能不能做点好事，给俺孩子弄点好药治治病……”伪警察看到我那副样子，扭头便走开了。走到晒场边，每人拿出一条小口袋，装了一袋子花生就走了。吕大娘给我盖好被子，拍了拍，安慰我说：“没事吧！这些死东西，三天两头到村里来要这要那，拿晚了、伺候不好还打人呢！你吕大哥的腰就是被他们用枪托子捣的，到现在还疼呢！”
我住在吕大娘家里，转眼已到了深秋。天气越来越凉，吕大娘给我拿来一副棉裤和一件破棉袍叫我穿，让我到村子外面走走。吕大娘还是不放心地嘱咐我：“我们村里没有坏人，你要是碰到外边有人问起你来，就说住在姥姥家来躲‘皮寒’（疟疾）的。家是河西丰丘的，你爹姓高……人家说你口音不像本地人时，你就说小时候爹领你下关东，口音变了……”
我在吕大娘的精心照料下，身体壮实多了，很想归队。小学老师看我时说，已经和武工队联系上了，可能近几天就来领你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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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回老家
1943年春天，旅政召开“对敌斗争”会议，我们武工队也参加。我们正朝开会的地方走去，一只大手忽然从后面搭在我肩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老营长高奋。他的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说：“没打听到你，今天碰到了。”两人说着话很快到了开会的地方。李主任照例做了形势报告后，敌工科长专门说了对敌斗争的工作，肯定了武工队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要求各地都要适应当前形势，创造条件，组织武工队开展敌占区对敌斗争工作，吸取泰山武工队的工作经验和违犯群众纪律的教训。
会议期间，我才知道高奋已离开三团政治处（那时他任团政治处主任），调往淄河区工作。那里是益都、临朐、淄川、博山4个县的边界，我党在那里组建了益、临、淄、博特别工作委员会，高奋任敌工部长。那里的环境十分恶劣，敌人的据点非常多。据高奋说，他曾经带领少数同志回到临朐，和敌人发生遭遇后，他受了伤……临朐出了叛徒，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临朐住不下，只得撤回淄河区。国民党吴化文的新四师又投降了日本鬼子，驻扎在临朐南部……临朐是个完全敌占区，老百姓已经被摧残得活不下去，死的死，逃的逃，成了“无人区”，很盼望我们的部队打回去。
高奋询问了我们武工队活动的一些情况，问我愿不愿意到淄河区帮助组织武工队？我说愿意是愿意，不知领导什么态度。高奋去找敌工科长和政治部主任，要求调我到淄河区工作，领导很快同意了。
我和高奋通过了敌人的几处封锁线，一夜急行，顺利到达了淄河区工委的驻地。工委和益都县政府住在一起，地方武装只有几十个人的益都县大队。淄河以西是煤矿区，有敌人重兵保护。沿淄河有一条公路，北通胶济铁路上的青州。沿途据点很多，工委的根据地在淄河以东、益都县的深山里。
高奋回到淄河区后，立即着手组建武工队。选择了临朐籍的4人、益都籍的2人、淄博籍的2人。上级还派来了一个区一级的干部，担任新组建的武工队长。他是益都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武工队配合益都县大队，活动范围主要是敌人的煤矿区和沿公路的敌伪据点。工作了一段时间，比较顺利，像朱崖这样比较大的敌伪据点，也可以进去开展工作了。
听说钱司令带部队到了淄河去，可能要有大的行动。钱司令在这一带名声很大，威信很高，“五井战斗”就是他亲自指挥的。大家听说要打大仗，都非常高兴。有一天，我问队长是否有这个事，队长说可能是事实，但还要保密，不准“小广播”。
一天，天气比较热，高奋召集武工队的同志在一棵大树底下开会。他说，钱司令带的部队来淄河区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回临朐去，恢复临朐这块抗日前沿的根据地，拯救临朐处于水深火热的老百姓。我们再不打回去，那里的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了。我们武工队配合主力部队，现在就跟大家一起研究。不过，现在要严格保守军事秘密。
钱司令的部队连续攻克了鹿角山、高崮寨、马鞍山等几处敌伪据点。马鞍山的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据点太河、博泉等对我军威胁很大。部队一鼓作气，又攻克了靠近临朐边界的一个据点，拔除了通往临朐的一颗“钉子”。
高奋布置武工队的任务：“我们先插到临朐去，找到还在那里坚持工作的地下党组织，摸清敌、伪、顽的力量分布情况……主力部队由作战参谋马参谋带一个武装班配合我们。大家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只要到供给处领几个榨过油的花生饼，缝缝鞋子、紧紧鞋码子就行了。”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了临朐县内地。天亮了，已不能再走，找了个村庄住下。封锁消息，派了两个隐蔽的岗哨，用老乡的锅烧了点开水，啃了点花生饼，就地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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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敌情
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站岗的同志回来向队长报告：发现敌情！高奋顾不得伤腿的疼痛，连忙起来询问情况，哨兵说：“山上草很多、很高，看不清有多少人。”高奋说：“先不要叫醒大家，太累了！”顺手将躺在他身边的我拍了一下说：“你起来，去看清情况——高启元眼睛不大好。看清了赶快回来报告！”高启元在岗位上指给我看，山上是有人在走动，有的已到山脚……我俩正在了望的时候，山上的敌人朝我们打开了枪。我喊高启元赶快回去报告，我继续监视敌人。过了一会，高启元领着队长来叫我赶快回去。
马子英参谋带的武装班和武工队的全体同志已经集合在村头。马参谋正在布置战斗：“……我带的长枪班掩护武工队的同志们冲出村子后，借青纱帐的掩护向西南方向的山冲去……”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我们武工队冲出村后，跳进村南面一条不深的沟，和敌人碰了个正面。高奋和我走在前面，立刻向敌人射击。吴队长也带人冲过来，敌人连枪也没敢还，顺着沟逃跑。我们也没去追赶，爬上水沟钻进了高粱地，朝山上奔去。随后，听到马参谋的长枪班对敌人射击。到了山脚下，没发现敌人，我们就顺利地上了山。
根据马参谋的布置，大家都在山上隐蔽好。他故意叫穿军装的两个同志在山上走动了几次，以显示很多部队，迷惑敌人。看样子，敌人还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不敢靠近山脚。高奋派武工队的两个同志下山了解情况。据老乡说，是谭马庄据点出来的什么“清乡大队”的人，已经回去了。我们在山上拔了些野葱、野蒜，啃着花生饼，吃起了野餐。快到黄昏时候，高奋和马子英商量说：“我们已经暴露目标。长枪队的同志身穿军服，用的都是长枪，不容易隐蔽，活动也不方便，先回淄河区。武工队的同志继续深入内地去执行任务。”
在夜幕的掩护下，高奋带领淄河武工队，像利剑一样插入临朐腹地。第一站，我们就住在高奋同志的村子——赵家楼。高奋没有回家，住在本村大地主吴宝璜的家中。住下后，高奋先找到吴宝璜说：“二叔，不认识我吗？”吴宝璜借着灯光，定了定神说：“你是不是启节（高奋在家的名字）啊？还有点认识。”高奋说：“认识就好。我们队伍又回来了，大部队都住在西山一带，我先带几个人回来看看。住在你家，你会不会生气啊？”吴宝璜连声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看你说到哪儿去了！”站在一边的武工队员王维之，个子高大，面孔黝黑，说起话来嗓门又高，插话说：“你会生气也罢，不会生气也罢，反正我们是已经住进来了。你生气的话就到据点里去报告好了。”吴宝璜听王维之粗声粗气的抢白，吓得哆哆嗦嗦的，赶忙对高奋说：“二侄子，你是知道我的为人，你看这个兄弟说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呢！”高奋笑了笑说：“我们老王是个直肠子人，想到哪就说到哪。我知道你的为人，才住到你家。”吴宝璜悄声地问：“你进来时，有没有人看到？”“没有，没有一个人看到，我连家都没进去。住进你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是你家的人知道。”吴宝璜连忙说：“这就好，这就好，走漏了消息可不得了。”王维之接上说：“出了问题就是你家人去报告的。不过，出了问题我们也不怕！我们当兵的不怕打仗，几天不打仗，手还发痒呢！”吴宝璜又急又怕：“我敢向天发誓……”高奋看吴宝璜急得那个样子，赶忙解释说：“你也不用发誓。如果走漏了风声，据点里还说你勾结八路军呢！”高奋跟吴队长说：“你找个人出去买些东西吃。”吴宝璜听说要派人出去买东西，连忙阻止说：“千万不能出去！要吃饭好说，有我吴宝璜吃的，就叫弟兄们饿不着！没有好的招待你，煎饼、豆腐现成的。”“那就麻烦你了。”高奋看吴宝璜走后说：“我料他也不敢去报告。大家吃了饭，好好地睡上一觉，好去执行任务。”
在临朐活动了几天，高奋找到了几个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对临朐的一些情况大体上基本掌握了。冶源、平安峪、五井等地都是日本鬼子、伪军的据点。这些据点以南都是投降了日本人的国民党部队新四师的地盘。地下党组织在弥东、弥西两个支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员被敌人抓去杀了不少，没杀的都关在青州监狱，也有的找不到部队，流亡在外……两个大叛徒冯少伯、郭奎三躲在青州，在日本鬼子的庇护下开了个卷烟厂，轻易不回临朐……暂且叫他们多活几天，这笔帐非讨还不可！还有几个伪乡保长，表现很坏，杀害了好几个军属，还敲诈勒索……我们决定临走前干掉几个，教训教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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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宴去
据情报说，有一个伪乡长要过生日，全乡都给他祝寿，城里的“维持会”也可能派人来。高奋和队长商量说：“我们要回去，不怕暴露身份。我们也去给这个伪乡长‘祝寿’，借此机会教训教训他。你看怎样？”吴队长说：“这个乡不知离敌人据点有多远？”高奋说：“这里我熟悉。最近的据点是谭马庄，也有十几里。我们下午去，被据点知道了，也不敢出来。又有满地的庄稼，他到哪里找去？”吴队长同意后，就此布置了一下：我们冒充敌人的人走进去。进去后，我向他们训话。大家在院子内警戒，不准叫人走出院子。
第二天中午饭后，前去了解情况的同志回来说：“城里‘维持会’的人吃过中午饭后，就回城了。城里没别人来，大都是全乡的伪保长，可能还有其他乡的乡长。没看到有带枪的。”高奋说：“根据昨晚安排的做就好。现在出发！”
这里前几年都是歉年，今年的庄稼长得不错。高粱、谷子就要吐穗了，一阵风吹来，都摇摆着，好像在欢迎我们。我们穿插在田间小道上，很快到了伪乡长祝寿的地方。我们走进大院，满院子的人都“嘻嘻哈哈”地喝茶水、吃西瓜，看我们这些带枪的人走进来，都赶快站起来让坐。我问他们：“你们乡长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北屋里。我和刘同志跟随高奋直奔北屋。进到屋内，满屋子的酒气味还没散尽。屋子里的人看到突然闯进这么多带枪的人，惊慌地起来点头哈腰，递水、递烟……高奋向屋内扫了一眼，大手一扬说：“各位请坐，请问哪位是乡长？”一个长着山羊胡子、50来岁的干巴老头，满脸堆笑说：“敝人就是。”这个山羊胡子乡长边说边向高奋递香烟、倒茶水。“不知弟兄们是哪一部分？从哪里来？”高奋冷笑了一声回答说：“怎么？还要盘问不成？等一下告诉你。”伪乡长赶紧赔不是说：“岂敢岂敢！弟兄们吃过饭没？”高奋把手一扬说：“不麻烦你们。我们是从这里路过。”伪乡长吩咐给大家倒水、切西瓜吃。高奋向全屋的人扫了一眼，说：“刚才乡长问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就告诉大家：我们是从西山来的，是八路军的先头部队。”伪乡长听了很紧张，又有些怀疑地说：“不可能吧？你是说笑话。听说八路军都被消灭光了。”我大喊一声：“住嘴！”高奋接着说：“不相信吗？”一边说一边将墨色的眼镜摘下，“大家还认识我不？”有的人偷偷地翻着眼皮看，没有一个敢说一句话，满屋子静得连喘气声都能听到。高奋接着说：“我是赵家楼的高奋。你们不是说，以前在临朐五井作战的八路军都被鬼子消灭了吗？部队撤出临朐后，在莱芜、蒙阴等地是和鬼子打了不少仗，可是我们没被消灭，比以前更强大了！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打回临朐！先派我们来给你们送个信！听说有些人替日本鬼子办事很卖力，对待自己的同胞却摧残得很厉害，特别是对八路军的家属，穷凶极恶地摧残，这样做要当心自己的脑袋！咱们都是中国人嘛，都是乡里乡亲的。咱中国有句古话：‘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鬼子管辖下，已经干了坏事的，可以立功赎罪。只要今后不再为非作歹，悬崖勒马就行了！”高奋又讲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当时，满屋子的人都胆颤心惊地连连称是……
离开后，我们在庄稼地里的小道上，转了几圈。天黑了，又到了一个村，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高奋。我们简单地吃了点东西。那几个不认识的人向高奋谈了些情况后，提出要求说：“纸坊区的伪区长很坏，能把他收拾掉就好了！这个家伙干的坏事太多了，做贼心虚，每到傍晚，有两个护兵保护着到城里去住，找到他可不容易。”高奋想了想说：“我们研究研究看。”
高奋和大家说了这个情况后，我们决定晚上到纸坊区去看看。
捣了伪区公所的老窝
那晚，有一个领路的人带着我们，很快便到了伪区公所驻地——纸坊。我们悄悄地接近了伪区公所的大院。大院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吴队长踏着老王的肩膀，一纵身就爬上了墙头。他一不小心踢下了一块瓦片，门楼上站岗的喊了一声“干啥的？”又听到院子内有人哼喝说：“你他妈的胡咋呼啥啊！”站岗的自言自语地说：“可能是猫啊？”吴队长轻手轻脚地来到站岗的背后，用枪逼着他说：“不许说话，快去把大门打开！”站岗的伪军吓得不敢动，顺从地把大门打开。进去后，伪军们正散乱地躺在树下睡大觉。我们将他们的几枝枪都收缴后，将睡觉的伪军叫醒，赶到一个墙角看管起来。我们几个人迅速地走进北屋，把一个睡在帐子里的人拖出来，问区长在哪里。他还迷迷糊糊地弄不清是什么事，开口说了声：“找区长，到城里去找。”叫他点起灯，他一看全是带枪的陌生人，才如梦初醒，哆嗦着说：“区长早走了！”我们知道区长抓不成了，只得将所有的（10多个）伪军都集合在一起，向他们训了话，说明我们的身份和这次来的目的——是找区长算账的。听说他给日本鬼子办事很卖力，对老百姓干了很多坏事，他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我们还会找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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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遭突然袭击
我们将纸坊区的伪军教育后，就地释放了。把几枝步枪捆在一起，叫一个伪军挑着，送了一程后，也将他放走了。
正当我们在月亮照得很亮的田间小道上行走时，突然发现一个人肩扛一根胳膊粗的大棍朝我们走来。我们迅速躲在一边。等他走近时，老高一把将那人抓住，问干什么的？那人吓了一跳，急忙回答说：“看庄稼的。”正在盘问他时，又看到他后面跟来一个人。老高眼疾手快，看到那人肩上扛着一挺机枪，便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一把将他扛的机枪夺了过来，将扛机枪和扛木棍的人看起来。老高在部队用过机枪，他立刻将机枪架在路边，卧倒，做好战斗准备。我们以为后边还有更多的人，过了一会，不见一个人过来。于是，我们将这两个人带到村边的一个破庙里问明了情况。原来，扛机枪的是伪军吴化文部队的一个逃兵，是带挺机枪去投“清乡大队”的；扛木棍的是给他领路的。我们将伪军教育后释放了。不费一枪一弹，缴获了一挺机枪，大家都很兴奋，也忘记了打瞌睡。
大家高高兴兴地向着淄河区方向前进。高奋向大家说笑：“这次虽然是辛苦、危险了点，但任务完成得很好！走在路上还捡了挺机枪，运气不错！”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翻过西山时，天已经亮了，大家都感到又饿又累。山脚下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高奋拖着一条带伤的腿，很疲劳的样子，对吴队长说：“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吧！”吴队长派出一个了望哨，大家就地躺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时，太阳已经很高了。负责伙食的赵洪问我会不会爬树，我说会。他说这几天光啃花生饼，大家嘴上都起火疱了。你帮我去搞点嫩的榆树叶，掺上花生饼，吃起来可口些。我刚爬到一棵大榆树上，就听到站岗的大声吆喝着：“干什么的？走过来，不要跑……”我在树上看到那个人听到哨兵喊他，扭头就朝山上跑去。哨兵还没弄清情况时，山顶上已有人朝着这个小村庄打枪。
高奋说：“可能被敌人发现。”他指挥大家分散隐蔽，向西面山上冲去。翻过西面那个山就是益都县了，益都县大队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我们到了山顶后，已看清敌人将这个小山村包围了，一部分敌人追赶我们。高奋吩咐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在这里阻击敌人，他顺着这个山梁朝西北方向走去。
由于我们用的都是短枪，射击范围很小，只有等到敌人在射程之内才开枪。我俩躲在杂草树丛中，敌人靠近我们，没有发现。正在东张西望时，我俩丢出两颗手榴弹，打了几枪，迅速撤出战斗，顺着山梁在树丛中转来转去。一眨眼的功夫，不见了我的那位同伴。我喊了两声，没听到回音，只听到敌人乱枪的子弹的呼啸声。
我顺着一个山坡的碎石滑下去。到了山脚，一间破屋中住有一位老大娘。我问她看到有人来过没？她顺着山沟用手指划了一下。我顺着她指的方向走去，在过一条断流的小河时，还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有积水。又饥又渴的我趴在地上，狠狠地喝了两口水，顿感舒服极了。过了小河，向另一个山头爬去。当我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肚子突然一阵阵疼起来。咬着牙走了几步，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实在走不动了，看到右边有一个小山洞，便钻了进去。
当我朝山下望去时，只见几个伪军在山沟里威胁老大娘，还把老大娘家的水缸给砸了，又朝我隐蔽的方向走来。我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准备好，重新检查了一下枪里的子弹。看到几个伪军探头探脑地走来，一个伪军张望了一下后，叫道：“没有人，有人也早跑远了！”另一个伪军就叫着回去。过午以后，伪军都走了。我解了一次大便，肚子也不疼了。定了定神，辨别了一下方向，顺着爬山的小道爬上了山头，朝着高奋说的方向走去。走了一段，看到对面来了一人。我看他是个空手走路的人，就大胆向他靠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急忙回答是当地老百姓。我看他的穿着不像老百姓，正要盘问时，他问我是不是淄河武工队的？我说：“是。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益都县仰天区的，高部长叫我来找你的。听高部长说，你是刚从泰山地区调来的。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怕你天黑找不回来，所以派我来找你。”我听后很激动，心中充满着喜悦，跟着他回到驻地。那时，已是太阳快落山了。
同志们一看到我回来了，一齐拥上来，抱的抱，拉的拉，好像久别重逢似的。老王走过来捅了我一拳，激动地说：“我以为你‘光荣’了。”高奋一把拉过去说：“没‘光荣’就好，赶快吃点东西再说。”首长的关心，战友们的挂念，使我倍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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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接受新任务
一天，高奋高兴地对大家说，新的任务来了！钱司令的部队准备进军临朐。钱司令带的部队先拔除了益、临边境上的一个伪军据点，打开了通往临朐的大门，拔掉了前进道路上的一颗钉子。我们武工队配合司令部的侦察班，作为先头部队，越过五井、茹家庄、平安峪等敌人的据点，开始了第二次进军临朐。
经过天井、湾头河，我们先在二郎庙一带住下，立即封锁了消息。侦察班长李志经的家就是二郎庙。他回家看了一下，家中一个人也没有。据他说，村子里也没有几个人了。我们住的地方都是少窗无门的空房子，街路上、院子内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大都是黄蒿）。有的房子内有死的人也无人掩埋，被野兽啃得乱七八糟；有几个活着的人，由于吃野菜野草，浑身浮肿，身上流着既不是血又不是脓的水，脸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没浮肿的也瘦得一张黑皮包着一副骨头架子，挺着个满腹青草树叶的大肚子，瞪着两只可怕的大眼睛……真是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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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敌袭击
据侦察，寺头镇驻有吴化文的兵，大约有一个连的样子，一部分驻镇内，一部分驻北山。因为是在日本鬼子的统治区，山上山下都设防不严，防卫工事简单。趁敌人不了解情况时，我军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一举拔除了这个据点，将他们全部消灭。
打了胜仗后，我们准备休息两天再向南进发。一天中午时分，哨兵突然发现敌人，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一场激烈的突然袭击爆发了。由于我们刚到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情报关系，离冶源、平安峪据点又不很远，没有群众基础，不可久战，只有突围向南进发。经过一场激烈的短兵相接，作战参谋马子英光荣牺牲；电台台长为了保护电台也牺牲了，电台全部砸毁……由于敌人来得突然，我们受到了损失。
部队突围后，向南进发。高奋布置武工队：暂时不要和部队在一起。到冶源周围和通往临朐城的公路上活动，袭扰敌人，侦察敌人动态，起到牵制敌人、迷惑敌人的作用，过两天后上九山一带找部队。
根据高奋的布置，我们武工队在冶源敌人据点周围和公路两侧活动了几天，故意暴露几次后，向南追赶部队。
在家时常听人说：“冶源到九山，弥河过九遍”。我们顺着弯弯曲曲的弥河一路向南走去。走过一个较大的村庄，一打听，这个村叫“鹿皋”，今天还逢集日。虽然是集日，但赶集买卖的人并不多。有的人看到我们几个背枪的，就惊慌地走开了。我们买了几碗杂面正在吃着，突然发现有两个人试探性地接近我们。我提着枪迎上去，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好像有准备似地立即回答说：“不要误会。你们是不是淄河武工队？”我回答：“是。”他们说：“我们是司令部的侦察班，是你们的高部长叫我们来联络你们的。”差一点发生误会！因为这一带是九支队刘同敬（刘是国民党秦启荣的人，名为抗日，实为土匪）的人经常出没的地方，所以我们格外警惕。
大家听说是司令部的人，都高兴地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虽然只是相隔了几天，但却好像多年未见面一样。侦察员领着我们，也不知翻过了几座山，趟过了几次河，终于来到了司令部所驻的村——响水崖。高奋把我们安排好，对大家说：“钱司令和沂水来的叶团长已经接上了头。我们和沂北老根据地要联成一片了！你们这几天够累的，住下后，好好休息两天。”小孟调皮地说：“这次高部长没讲‘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只是叫我们好好休息两天——那就睡上两天两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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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新任务
我们真正休息了几天后，高奋召集武工队开会。他说：“根据沂山地委指示，要尽快组建临朐县委、县政府，恢复临朐县的建制。我们要尽快开展工作，武工队已经胜利地完成进军临朐的任务。益都、淄博籍的同志由吴均同志带领，仍回淄河地区开展工作。临朐籍的同志留下，参加临朐县的组建工作。”
1943年秋末，根据沂山地委指示，成立了临朐县工委（原临朐县委的改称）、临朐县人民政府，高奋任书记兼县长。全县暂时组建了4个区：九山区、龙山区、米山区、峰山区。我和刘正民被安排到米山区工作。
米山区地处北部，包括冶源、平安峪等。当时，西部有伪军吴化文的据点；东部有国民党秦启荣的七、八、九支队——这些所谓的“游击队”，根本不敢和日本鬼子接触，却到处敲诈勒索，派捐派税……这个区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是敌人制造的“无人区”中心。土地大部荒芜，村内街道、院落都长满了比房子还高的野草，野兽到处跑，却很少见到几个人。有的村子已是十室九空，村内能吃的树皮都被剥吃，能吃的树叶都被采尽……一片凄惨可怕的景象。根据这个区的情况，县委提出，要以“对敌斗争，开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对敌斗争，主要是靠区里的武装力量，防止敌人的扰乱。开展生产，则非常困难：群众既无口粮、种子，也无农具，就是在村子里活着的人，都是骨瘦如柴，浮肿得很厉害，根本无力耕种。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开展了发动群众的工作。逃荒在外的群众，听到自己的家乡解放了，还建立了政府，陆陆续续地回家，顺便带点口粮、种子等。这样相互传送口信，回家来的人就逐渐多起来，在荒芜的土地上劳动生产的人也多了起来。地委从沂水老根据地调运救济粮扶助农民开展生产。区里干部吃的口粮也靠地委调运点，购买到什么吃什么，有时就断粮。一天，我的老校长（北朱小学）崔端甫忽然找到我，讲他3个儿子被敌人杀了两个，家里实在没法活下去了。问我看到大儿子筱銮（崔金坡，字筱銮，参加革命后化名于超）没有？说到这里，泣不成声。我只好安慰他说：“筱銮在莱芜县委工作，我们住在莱芜时见过他。他说这次部队打回临朐，地方干部也会很快回去的。他叫我有空去看您老人家……”老校长住了两天后，忽然向我讲要回去，我说：“你家离敌人据点很近，不好回去。”老校长话未出口，就泪流满面地说：“我在这里连累你啊！你们生活都很困难，每顿饭只有半碗黄豆，叫我怎能咽下去啊！”我急忙向他解释当时的情况，说：“你放心，有我吃的，就一口也少不了你的。我正在同县里联系，把你送到县里去。可能在县里会等到筱銮回来的，在这里也不安全。”过了两天，县里派人来把老校长接去。自己的校长，又是一个烈士军属，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我实在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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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接受新任务
不久，地委由老根据地抽调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调派到米山区来，区里的干部逐渐多起来了。
高奋来米山区了解情况时说：“主力部队就要组织第三次‘讨吴战役’了。县委决定调我回主力部队参加这次战役。”我问他什么时候走？还回来不？他说今天就走，部队已开始行动，去晚了找不到部队；回来不回来看形势发展再说。他一边说一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给钱司令、叶团长的介绍信，交给了我。他知道我由于长期吃不上油，患了夜盲症。便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钱，对我说，“夜盲症好治，看到有猪肝或者狗肝的买点吃，就会好的。”
我找到部队，参加了司令部的工作队。第三次“讨吴战役”很快打响，听领导同志讲，这次讨吴战役规模大、范围广，只要日本鬼子不来大批增援，我们就彻底解决吴化文的部队，替临朐、沂北、博山这一带群众解解恨、出口气。
这次战役，大约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将盘踞在临朐县境内冶源、五井以南的地区和沂水、蒙阴县一部分地区的吴化文部队消灭了，其残部向泰安、济南方向逃窜。
临朐新解放的地区成立了两个区：嵩山以西北至五井南接沂水成立嵩右区；嵩山以东，北到阳城、南接沂水、东接米山的地区成立嵩山区。临朐县委把我从部队调回，组建嵩山区委、区政府。县委调派了一批干部，又由当地群众中涌现出的一批积极分子充实到区政府，很快也成立了几十个人的区中队，经常到边沿地区开展对敌斗争。
这时，区的主要任务是：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开展生产运动，组织民兵参加对敌斗争。长期遭受敌人摧残压榨的广大群众得到了解放，生产热情很高，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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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瘟疫
正当开展春耕生产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大范围的瘟疫。由于敌人长期的盘踞摧残，群众生活极度困难，身体十分虚弱，抵抗力很差。有些村民一发病就发烧，热度很高，什么都吃不下，喝点开水都吐出来。这种病传染性极强，整个区很快都被传染，连区里的干部也被传染。群众很恐慌，到处求神拜佛。春耕生产完全停顿，区里的工作也陷于停顿，很多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面对这场突然袭来的灾难，我们既无医又无药，真是束手无策。
正当十分危急的时候，由鲁中行署派出的医疗工作队，在高奋同志的亲自带领下，赶赴我们灾区。经医生诊断，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恶性疟疾。过去，国民党的部队在这里驻防时曾发生过，很可能是他们遗留下的“病源菌”。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能治好的。但群众认为这么重的病，靠一点“白面面”就能治好，不相信。甚至听信谣言，把发下去的药偷偷地丢掉，情愿到高山顶上去取“神水”。于是，医疗队先把区干部、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病治好，再由治好病的人亲自送药到村、到户、甚至到人。由于治疗积极、方法好，得到了群众的信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县里又发来了一批救济粮，群众的身体逐渐好转，生产也恢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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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投降
一天，利用集市，我正在召集部分村干部了解群众生产情况时，忽听到赶集的群众狂奔乱叫，也听不清叫嚷的什么。本村小学的老师跑来，高兴地跟我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当时的通讯情况很差，消息不灵通，传说不一。第二天，县里派专人送来了石印的大张套红“号外”，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临朐城的鬼子兵已撤到青州去了，我军收复了临朐城。”
县委决定将收复的大片国土，迅速组建几个新区。由于情况突然，新区缺乏干部，决定将嵩、米二区合并，改称米山区，原来米山区的干部大部调往新区。合并的米山区范围很大，是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由于有胜利消息的鼓舞和沂水老根据地的支援（送来了生产用的农具、种子、牛羊等），群众的情绪非常高涨，生产迅速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