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仁讲述父亲孙毅民的斗争岁月：抗日救亡
1934年秋，父亲考入了济南乡师，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外出读书、寻求真理、抗日救国的理想。在这里，他找到了革命生涯的起步点和一生的前进方向，写下了他终生难忘的一章。在时过五十多个春秋后，他对座落在济南北园白鹤庄的母校乡师，依然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垂柳掩映下的校舍四周，是荷花稻田和菜圃茅屋，清澈的小溪在门前潺潺流过……对那些思想进步，同情抗日，在课堂上纵论时事，声泪俱下地讲述革命烈士事迹的老师依旧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当时的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乡师还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校园里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共同进步的精神蔚然成风。父亲入校不久就与赵建民、白学光、陈锡德等成为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把父亲当小弟弟对待，从生活上、政治上关心他、爱护他，嘘寒问暖。还时常相邀到校外散步，交谈时事形势、社会问题、群众疾苦和读书心得等。他们还介绍我父亲参加了“读书会”，并向他推荐了《八月的乡村》、《子夜》、《大众生活》、《苏共党史》等多种进步书刊。父亲读过这些书刊后，又想读马列主义的原著。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原著是根本见不到的。因此，只得读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何干之的《中国何处去》等书。这些书对他的启发很大，使他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他立志改造社会的觉悟。
1935年下半年，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校外散步时，赵建民、白学光、陈锡德他们3人，向我父亲诉说了1931年4月5日和8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屠杀我党邓恩铭、刘谦初、吴芳生等43名革命干部时的惨不忍睹的悲壮场面。邓恩铭就义前，在赴刑场的沿途与同志们一齐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反动军阀！”等革命口号，并与就义的同志高唱《国际歌》。其中有位山东省委的女干部郭隆真，一出监狱门，就不停地高呼革命口号，直至刑场就义。先烈们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大无畏精神，震撼了济南大地……父亲聆听了这些动人心魄的诉说后，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对英烈们的敬慕之心油然而生；对敌人的歹毒残忍义愤填膺。这一切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
此后，父亲要求入党的心情更为急切。于是就向赵建民、白学光、陈锡德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他们说：“在前段时期，山东省委、济南市委党组织，连续几次遭到敌人的破坏，至今学校党支部还未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现正在积极联系中。只要接上关系，那就好办了。希望你再等待一个时期。”父亲只得再耐心等待。
是年底，日寇开始增兵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由北平学生发起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华北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并迅速蔓延到全国。乡师的学生积极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首先进行了罢课，并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父亲被选为所在班（六级二班）的班代表，参与抗日救亡的领导工作。他们组织了歌咏队，大唱《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还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此时，父亲终日为宣传抗日救亡而四处奔走，除在本校活动外，还要到济南市的其他学校进行串联，准备发动全市学生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与请愿。就在即将准备好时，被当局发觉，派出军队包围了乡师，不准学生出入校门。这时，父亲与“抗日救亡联合会”的其他代表们，向包围学校的军队，散发抗日救亡的传单，大唱抗日歌曲；还向他们喊话：“抗日救亡无罪！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还跟他们开展谈心活动等。通过多方面做工作，这些军队没有进入学校，几天后就自动撤退了。
随后，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又抛出新花招，勒令乡师学生提前放寒假，要学生们立即返回原籍，否则就要武装押送回乡。韩复榘以为这样做就可将乡师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压制下去。然而，恰恰相反，返乡的学生又将抗日救亡的宣传带到了各地。父亲回到家乡后，在本村和邻村散发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亡的传单，还成立了“青年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孙清兰、孙池兰、孙海兰、孙安昌、沈金萍等几十名男女青年参加了学习。他们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踊跃地加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父亲与同学高启云相邀，去五井区天井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由该村小学教师孙传伦负责召集人员，父亲和高启云作宣传讲话。因在讲话中涉及到韩复榘对抗日救亡学生进行镇压等内容，这个消息随即传到了国民党五井区政府。他们立刻派人去了天井村，向他二人提出了警告，要他俩立即离开天井村。但父亲与高启云毫不畏惧，依然坚持将宣传内容讲完。区政府人员无奈，只得悄然离去。
在这个寒假中，父亲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上。寒假后回到乡师不久，韩复榘派人去乡师逮捕了3名学生，均是“抗日救亡联合会”的成员。学校党组织分析，逮捕学生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搜集乡师在抗日救亡活动中骨干学生的情况，要对他们进行打击。于是，通知父亲和高启云，暂时离校躲避。他们二人立即离开学校，向青州西南山的胡家庄小学奔去。那里有他们的同学陈福太（临朐大辛庄人）在此当教师。他们到青州站下火车后，天色已黑，徒步到西南山附近时已是深夜。天气又冷又黑，又找不到路，只得摸索着走。突然，他们发现脚下有驴粪。根据驴粪踪迹，找到了一条崎岖的小路。直到下半夜，才摸到了胡家庄小学，找到了他们的知已同学陈福太。陈福太对老同学的到来，喜出望外，欣然接待。他俩在这里由陈福太给安排着食宿，做着掩护，安然地住了二十多天。估计已无危险了，才回到乡师，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父亲由青州回到乡师，已是1936年的3月份。他期盼已久、望眼欲穿的时刻终于到了。他的同学赵建民、白学光、陈锡德找他谈话：“你在乡师一年多的时间里，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抗日救亡工作表现突出，学校党组织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向他交代了入党后如何遵守党章、党纲、严守党的机密、遵守党的纪律等事项。父亲怀着无限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履行了入党手续。在一个天色阴霾的深夜，两位入党介绍人带他去了洛口大桥。面对波涛汹涌的黄河，举行了庄严地入党宣誓。从此，他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并随时准备接受党组织的工作任务。
时隔不久，父亲遵照党的指示，到农村发展党的组织。这年7月份，他在家乡介绍了孙清兰、孙池兰、孙海兰、孙吉兰、孙安昌和高奋（赵家楼村人）等6名青年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临朐县孙家小崔村党支部，由孙清兰任支部书记，孙海兰任组织委员，孙池兰任宣传委员。该支部的建立，在临朐县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中，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
这个地下秘密党支部建立后，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孙家小崔村成为临朐县开展抗日活动的中心。黑洼村的于杰（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家营村的李逸民（曾任临朐县委书记）、崔家河村的于超（国家民委党组成员）、赵家楼村的郭宝珍等革命先驱经常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1937年6月，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景晓村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到该支部检查工作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孙家小崔是个“小延安”。
1936年的9月18日之前，乡师“抗日救亡联合会”决定组织纪念“九·一八”的集会活动。父亲为筹备这个纪念大会夜以继日地忙碌了十几天。就在纪念日即将到来之时，韩复榘下达了严禁组织纪念“九·一八”的禁令。但乡师“抗日救亡联合会”的成员们没有被这个禁令吓倒，决心克服困难，开好这次纪念大会。
9月18日这天上午，学校当局为执行省府的禁令，阻止学生集会，将礼堂大门贴了封条上了锁。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他们在乡师的8个班中进行了秘密串联，规定以学校打钟上课为集合信号。下午，在听到信号后，7个班的学生立刻从各班教室跑步拥向礼堂门前。只有刚入校的1个班，因公民课教师的阻止到的稍迟了一点。这时，父亲带领十几位同学将礼堂大门撞开，大家一拥而入。紧接着，校长钱振东带领着几位教师，怒容满面地也跟着进来了。他指责学生说：“你们这是越轨行为！……”“联合会”的代表们当场质问他们，直问得他们无言对答，惘然退场。纪念大会如期顺利召开，令学校当局目瞪口呆。
面对韩复榘对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一再镇压，山东省委决定：以乡师学生的名义，上书韩复榘，敦促他抗日救国，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省委与乡师党支部研究决定，这封信由我父亲执笔写。在交代任务时，他们对我父亲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表扬。又说，因他的理论水平高，文章写得好，所以决定由他执笔写这封信。父亲对这项任务当即表示欣然接受。同时，他深感此信的重要性——既要唤起韩复榘抗日救国的良知，又不能触怒他，给乡师惹下大祸。因此，在撰写时，十分慎重，字斟句酌，认真推敲，甚至还说了些违心的话。
这封上书信的大体内容：一是说服韩复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日本田中首相上书天皇的侵华步骤是：欲征服东亚，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满蒙，已实现了侵略全中国的第一步。“九·一八”后的几个月内，东北全境沦陷。目前迹象，又在着手部署侵占华北及全中国。第二层意思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如果我们甘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做亡国奴，那将是中国人的千秋大辱、永载史册的千古罪人。为此，需要政府当局力挽狂澜，组织民众奔赴抗日疆场，把欺凌中华民族的大敌——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这封上书信写好后，经省委领导审阅，认为写得不错，有说服力。于是，经邮局将此信发给了韩复榘。
韩复榘阅了乡师致他的上书信后，未曾出现反感。正巧又遇上“双十二事变”，从此，他的矛头转向了华北的日寇。镇压抗日救亡学生的行动大有缓解。
上书信刚刚发走，父亲又接到省委任务，要他去做地下交通联络员（特务工作），与我党打入国民党省政府的高级情报队（特务组织）的党员武卜伍联系。主要任务是通过武卜伍，了解国民党镇压抗日与反共的情况，得到情报后再向省委汇报。此后，父亲在济南市及省内各地连续奔波了几个月。期间，他曾回过临朐，与大辛庄的陈福太进行联系。了解到该村有个叫王延升的，在村里建立了佛教会。此教会发源于天津，它的论调是，在日寇的支持下宣传“东亚共荣”。父亲将此事向省委及武卜伍进行了汇报，决定取缔它。后因形势紧张，没再回临朐，此事也就搁下了。
1937年春，抗日救亡的形势日趋紧张。山东省委决定，要加强抗日救亡工作的宣传力度。将父亲的地下交通联络员工作，改做地下秘密印刷工作。他接受任务后，略做了些准备，便去了历城县石珩村，以当小学教师为掩护，办起了地下秘密印刷所，主要任务是印刷抗日救亡的宣传材料。他独自一人，白天教书上课，夜间既撰写宣传稿，又要刻版印刷。通宵达旦地干了几个月后，省委又通知他去北平参加北方局举办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经验交流学习班”。他和同学李均乘车到达北平后，与北平大学的一位党员学生取得了联系，去薄一波处报了到。随后，被安排在东四一家旅馆里住宿。当天夜里，听到附近响起震耳欲聋的炮声。天亮后，他俩来到大街上，看到市民们有些惊慌。大家纷纷议论说，昨夜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了战斗。他俩还看到马路上有几辆载满北平学生的汽车，正在散发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卢沟桥激战的传单……他俩回到旅馆后，焦急地等待消息。直到下午，联络员急匆匆地去旅馆通知他俩说：“昨夜日寇全面侵华的战争，在卢沟桥开始了！因形势的变化，学习班不办了。你们俩赶快回单位吧！”于是，他俩急匆匆地又赶回了济南乡师。此时的济南，形势也日趋紧张。大家都在议论说，济南也快失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