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抗美援朝中的”烈士”
王振球口述 刘继孔整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牺牲了18、3万人。这些烈士中，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我也曾列入了烈士名单。
我于1929年生于河北省滦南县，家里很穷。父亲是共产党员，我受父亲熏陶，16岁入党，17岁入伍，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多次立功，从战士升为排长。1950年，进入石家庄华北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校长孙毅亲自上课。1952年春，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对峙防御阶段。志愿军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到我所在的步兵学校招收学员，23岁的我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后，我被分派到67军201师601团5连任指导员。我们连的任务是坚守金城东线的101阵地，不让美军北侵一步。101阵地在金城附近的丘陵中，是一片平而矮的山丘。地形对我军十分不利，敌军在我阵地的东、南、西三面呈半包围状态。地势高且南缓北陡，敌坦克能轻而易举地从南坡开到高地顶端，居高临下不间断地炮袭我阵地。敌机低空侦察指挥炮击，同时投弹狂轰滥炸。我阵地野战工事破坏严重，战士们白天不敢行动，只在拂晓前趁炮声稀疏、空炸较少时，抓紧抢修坑外工事。
邱少云是15军的，他在中中线，我们在中东线。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邱少云”。战士们昼夜潜伏在潮湿的坑道里，被弹片打得头破血流，都一声不吭；手脚被炮火烧焦，也一动不动。电影《打击侵略者》就是根据67军的事迹改编的，我看了觉得远不如现实真切。
那些去“大休息”的战友朝鲜战场非常艰苦，生活是以“能活着”为标准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我最怕听到看到的是战友牺牲的消息。连、排之间没有通讯工具，军事情报只能徒步传递。我连4个排，分守4块阵地。我从连部到各排视察，带着一个通讯兵要在坑道里爬一天。到师部开会，白天不敢走，只能夜间赶路。虽然只有30里，得提前八、九个小时出发。
一天夜里，我和通讯兵小李零点启程。天降大雪，山路无影无踪，根本没法行走，只有把握着方向，顺着山坡向下滑行。滑着滑着，“嘭”的一声，撞到树桩上，碰得浑身生疼。我俩便趁机休息一下，接着再滑。快到山底时，眼前又出现了一截“树桩”。我想借它再休息片刻，一摸，是一条冻得梆梆硬的血肉模糊的人腿。拔出来看时，脚上穿着志愿军鞋，没有发现战友的尸体，更不知道是啥时候被敌机炸死的。
上午8点，我们赶到师部。师部设在防空洞里，人不全，师长在焦急地等待。10点许，参谋长进来与师长和政委耳语了几句。师长说：“不等了，我们开会吧。走西线的建德臣营长和三个连长大休息了……”同志们一阵惊愕。政委有意缓和紧张的气氛：“这个老建，真滑头！美国鬼子没打完，家里还有母亲婆娘和四个孩子等着哩，就贪吃鬼子的炮弹，大休息去了。”话虽然略带幽默，却没人露出一丝笑容，听到的只有啜泣声。我含着泪抬头看时，师长和政委也在掉眼泪。
阵地上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主要吃压缩饼干。饼干梆梆硬，咬不动，得用火烤或用开水泡。白天不能生火烧水，就用雨水泡或用雪团捂。夏天气温很高，战士们趴在坑道里，像在蒸笼里蒸。冬天零下38度，手脚冻得像锯割，这些苦，战士们都能忍受，最难熬的是口渴。旱季无雨，吃水是头等大事。一里之外的山下有条小溪，白天敌机轰炸不敢取水，只能夜里派几个人去背水。一人背两桶，官兵平等，人人都得去。
这天，轮到我和通讯兵小李背水。我俩摸到溪边，一瓢一瓢地舀，刚灌满两桶，突然空中投下几枚炸弹。弹片横飞，我受了伤。耀眼的火光中，我清楚地看到，水面上漂着舀水的瓢和小李的头发，他的尸体却不见了。敌机继续轰炸，我不顾一切地背起水桶赶回阵地。同志们又是一天没喝水了，视水如命，贪婪地喝着。连长薛尚德看见我蹲在一旁默然流泪，忽地悟到了什么似的：“指导员，小李呢？”我的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喘不上气来，好一阵子才哽咽着说：“他……他大休息了。”薛尚德借着烛光，望着杯子里缕缕的血丝，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同志们，我们喝的不是水，是小李的血啊！”复仇的烈火激怒了战士们：“连长，指导员，你们向上级反映反映，让我们‘打攻坚’吧，非把美国鬼子揍成肉泥不可！”
攻打159高地
美军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出尔反尔，一味地向北侵袭。自我入朝以后，敌军向我方发动了十几次进攻，每次激烈的战斗我们都以防御为主，伤亡惨重，实在是太憋气了。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1953年6月，我军决定在金城一线发动夏季全面反击战，狠狠煞煞美、李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
我连的任务是攻占敌人的159阵地。战斗是我组织的，全连107人，分成7个战斗班，1个抢救班。连长薛尚德带领三个班正面突击，副连长贾有石带领两个班从右面迂回攻打主峰，我带两个班直扑敌人前沿阵地，拿下前沿阵地后再攻打主峰。
因前段部队伤亡惨重，连里多半是刚入伍的新兵，在老兵的帮助下仅会射击投弹，从未参加过战斗。但是战士们斗志很高，人人都写了血书表决心。文化教员刘义不是党员，递交血书时，将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交了党费，准备死后要组织追认他为共产党员。那场面，想起来就催人泪下，可当时没有一个掉眼泪的。
6月12日傍晚，我们全连顺利地进入了前沿阵地。这里离敌军很近，能听到对方的咳嗽声。一个敌军的哨兵因违犯军规在岗位上大便，而被活活打死的惨叫声听得十分清楚。夜幕降临后，我们向敌人靠近。为避开敌人的探照灯，我命令战士们拉大距离，悄没声地匍匐前进。晚8点，我军八二迫击炮向敌阵地猛烈轰击，4分钟后，炮火向纵深延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步兵趁机发起了冲锋。
“冲！”我高声喊着，第一个跳出战壕带头冲锋。弹片、火星暴雨闪电般地擦身而过，战士们毫不畏惧。突然，“轰”的一声，我像被人砸里了一砖，头顿时麻木了。伸手摸时，满脸是血，弹片从右腮上部穿进了嘴里。当我再次喊冲杀时，嘴里像灌满了咸咸的漱口水，满是腥味地向外淌。卫生员急忙跑过来为我包扎，我把他拨到一边，抡起手枪向前冲去。战士们在我的带领下，很快就占领了敌人前沿的第一道堑壕，接着向敌阵地第二道堑壕发起进攻。
敌人前沿阵地和主阵地之间有道很深的交通沟，沟崖上是铁丝网。我带领战士们顺沟前进了约200米，正准备穿越铁丝网，敌人发现了我们。炮火、枪弹交织在一起，猛烈而且密集，勇敢而又顽强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往前冲。有些战士冲过去了，不少战士倒在了血泊里。我在穿越铁丝网时，右腹又中了一弹。我咬着牙，一手摁着伤口，一手持枪前进。突然，身边的四班长倒下了，我回头喊他时，我的屁股和右脚又接连中了两弹。顿时，我像捅破了的血布袋，血从头上、肚子上、腿上四五个口子向外冒，我两腿一软倒在了血泊里。不过，心里还有些明白，能感觉到卫生员在为我脱鞋，还听到长筒靴子里往外倒血的“哗啦”声。我用力睁开眼睛，身边就剩下卫生员一人。我想说不要管我时，嘴却张不开，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不能“大休息”
第二天拂晓，我在绑扎所里醒了过来。担架队的朝鲜老乡对我说，是他们救了我。他们说，我身上压着一个死去的战士，手里拿着绷带。我的心一阵哆嗦：是卫生员为了掩护我而牺牲了。我被担架抬走，连队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战场上的尸体横七竖八、残缺不全，分不清谁与谁，同志们都认为我死了。自此，我与连队失去了联系。
因为伤势重，绑扎所无能为力。当天由朝鲜老乡抬我去了金鹤洞师部医院。伤员很多，排队等了半天，才轮到给我动手术。医生把我几处伤口的烂肉剪掉，挖出了几块炮弹皮和碎骨头端给我看。手术后躺在地铺上，一连几天不能吃，不能动，大小便不通，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生说我要“坏”，决定送我去兴高山后方医院。
路途遥远，必须用卡车护送。白天怕敌机轰炸，晚上看不清山路，只能借着阴雨天出发。时近中午，天突然晴了，可恶的敌机接着就来轰炸，轻伤员和司机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卡车。炸弹一次次落下，车头被炸得稀巴烂。我仰望着群鸦似的敌机，心里反倒坦然了：死就死吧，难得这么多的敌机为我送终。我闭上眼听天由命了，谁知敌机竟然飞走了。傍晚，一辆朝鲜卡车把我送到了兴高山医院，这里医疗条件也很差，不能做剖腹手术。于是，又将我转送杨德医院。
仍旧是借着阴雨天出发，我躺在车厢里，雨水浸泡着伤口，钻心地疼，肚子越胀越大，像气球，一戳就破似的。卡车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谁知颠来颠去，有了大便感，我用力撕下了身上唯一的带血迹的裤头，擦去臭水儿，扔到车外。此时，我是真正的“无产者”了。我坐着焖罐火车转到丹东市五龙碑医院，护士为我剃光了头，为我做了第二次手术。伤势好转后，又送我到吉林省敦化市铁路医院疗养。
1953年7月，我返回了朝鲜战场。到团部报道时，团长向禹惊诧无比：“小王，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们都给你上报烈士了。”他紧紧抱住我，亲了又亲，高兴地告诉我，说我们连用107人的代价歼敌160余人，顺利地攻占了敌阵地，这在攻坚战斗中是罕见的，上级为我们连记了集体一等功，也为我记了一等功。团政委张继华握着我的手，热情又激动地说：“振球同志，你死而复生，不愧是活着的烈士啊！”
注：王振球同志由朝鲜回国，到南京军事学院防化系深造，授上尉衔，后任济南军区某团副政委。1979年转业到益都县（青州市），任县文委副主任兼教育局局长。1989年离休，2011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