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浩然后想到的
赵金九
2008年2月28日上午，从八宝山送别浩然回来，我心里很久很久不得平静。我既为失去了一位相交多年的朋友感到悲恸，又为那么多人远远近近地赶来为他送行而深受感动。这里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的忠实读者和文学的执著追求者，也有曾经得益过他的帮助而已经颇有成就的作家。这无疑在向人们展示着浩然的影响和声望。
浩然是农民的儿子，或者干脆说他就是农民。他本身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只有三年小学，半年私塾。但是，他却如迷如痴地抱着文学梦死死不放，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和拼博，在历尽失败和挫折之后，他竟然圆了他的文学梦，成了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学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有多少这样的先例？这算不算一个奇迹？
由于浩然的农民出身和他的奋斗经历，铸就和突显了他身上的某些特异品性。比如他跟业余作者，尤其是农村的业余作者（或者叫文学青年）之间的关系，就非同一般。所谓非同一般，是说他们之间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而且，这血脉里还有着共同的基因。所以，他对农村的业余作者，就有一种特别的亲情，特别的亲和力，总是满腔热情地去帮助他们。
这种印象，我最早是从北京郊区业余作者们那里感受到的。1972年我到《北京新文艺》（即现在《北京文学》的前身）当文学编辑的时候，经常到郊区县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班活动，有机会接触并结交了不少文学朋友，其中有些是有相当文学成就的业余作者。他们在讲到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时，都常常会提到浩然与他们的关系和对他们的帮助，言词间充满了感情和敬意。于是，我对浩然就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好感，这时候我和浩然还并不相识，虽然他有时也到编辑部去，但一般都是去找领导和他的熟人。他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尽管我们也有碰面的时候，尽管碰了面他也会对我微笑、点头，却从来没有交谈过。
直到1974年，他的长篇巨著《金光大道》第二部脱稿，编辑部领导决定要选载其中的部分章节，周雁如大姐让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去找他要稿子时，我才有机会跟浩然真正说上话。说话间他听出了我的河南口音，问我老家是什么地方，我说河南南阳，他问是城市里还是乡下，我说是偏远、落后的乡下，浩然似乎有些惊奇，说，你也是农村出来的？不容易。就这么一句话，骤然间拉近了我和浩然情感上的距离。我们聊起来说到他的《艳阳天》时，我脱口说出了书中人物冯少怀挑逗他胖女人的一句话：“我就爱你这一身肉。”浩然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就记住了这一句话？我说是你写得好。我们谈了个把小时。大概是浩然觉得我们谈得还比较投机吧，告诉了我他家的住址。这之后，我曾经多次去他家里看他，聊天。我们成了朋友。
1986年初，郊区一位文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到浩然那里去了，说到我，浩然说我已经很久不去看他了。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他正在修改他的长篇小说《苍生》。得到这个信息后，我估计他的修改工作已经完成，否则他不会这样说。
我去看他的时候，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摞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给他的稿子。他正在为给一位业余作者写回信犯难。他说，这篇稿子他已经认认真真地看过了，根本不入门。可是，作者在给他的信里却表现了极高的热情，立志非当作家不可。浩然说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了。说重了怕伤害他的积极性和自尊心，说轻了又怕盲目自信，误导了他的前程。我说其实像这些来稿完全可以转到编辑部去，让编辑替你处理。浩然说，我担心这些稿子到编辑手里，他们连看完的耐心都没有，就填一张打印好的退稿信给退了：××同志，你的来稿我们研究过了，本刊不宜采用，现将原稿退还给你。谢谢你对本刊的支持。此致，敬礼。浩然说他当年到处投稿、到处退稿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看到这样的退稿信。所以，他收到退稿信时，总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打开信封。他说他深知业余作者的心理，不忍心这样做。所以，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都要自己看、自己回信。
就是我这次去看他的时候，浩然对我说他想把他的关系转到乡下去，长期到农村深入生活。我问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河北，三河，段甲岭镇。我说这涉及到跨省市的问题，得让市委宣传部和河北省委沟通一下。浩然说不用，他已经和三河县的领导说好啦，他们很欢迎他去。因为三河县的不少领导都是他解放初期一块儿工作过的朋友。
过了些时候，大约是这年的春夏之际，浩然告诉我他明天就要去段甲岭，让我送他去，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有没有时间我都得去。第二天，我们先到廊坊市找了有关领导，在他们的陪同下，又找了三河县的领导，然后，又一同到段甲岭。果然，从廊坊市到三河县到段甲岭的各级领导，都非常看重浩然的到来，好像已经早有准备和安排，段甲岭的领导当即在招待所里给浩然安排了住处。根据浩然的要求，还给他挂了个段甲岭镇名誉镇长的头衔。私下里我给浩然开玩笑，说你真没当过官，一个名誉镇长就满足啦？怎么也得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浩然笑了，说，我下来后肯定会有业余作者来找我，人家来了，我总得管顿便饭吧，我这里又没有家，有这个名誉方便些。
浩然在段甲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三河县领导在县委招待所的院里给他盖了几间房，浩然才把家安在那里。在三河县，浩然为了更广泛地发现、扶持、培养和团结农村文学青年，给他们创造一个发表作品、展示才华的机会，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在三河县领导的全力支持下，成立了三河县文联，办起了刊物，几年间把三河县的文艺事业搞得红红火火，轰轰烈烈。
1989年，浩然当了《北京文学》主编。在一次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浩然在讲刊物的办刊方针时，还提出《北京文学》以后要多发表些郊区业余作者们的作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浩然是他那个时代培育起来的作家，浩然也用他的作品成就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浩然走后，留给我们的，除了他那些广受读者喜欢的作品，还有他对业余作者那颗真诚无私的心和满腔热情的爱。没有人知道他这一生中究竟发现、扶持、帮助和培养过多少业余作者，也没有人知道曾经得益于他的发现、扶持、帮助和培养过的业余作者当中，有多少人最终走上了文坛。我们不知道，浩然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没有统计过，也根本无法统计，更何况浩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想过要留个数字给后人。这难道不是浩然对我们文学的重要贡献吗？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史在提到作家的成就和贡献时，除了他们的作品，这些都是可以略而不计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怀念死去的作家时，却不能忘掉这些。
从浩然病重住进医院，到他辞世，已经好多年了。这期间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不省人事，可以说他早已离开了文坛。可是他走了以后，竟然会有这么多人早早起来，等候在那里为他送行，这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地方吗？
（作者为原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文学》顾问）
原载于2008年《北京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