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事
薄剑锋
我出生于1957年的晚秋，出生后不到三岁，就遇到了国难性的三年自然灾害，百姓缺衣少食，大部分人靠扒树皮、撸树叶、挖野菜、刨草根充饥。当时，凡能饱腹的食物，比任何东西都值钱，一只地老鼠能卖一元钱，两粪篓胡萝卜能换五间大北屋，大人们饿得面黄肌瘦、两腿浮肿、少气无力，为节省食物和气力，天天躺在土炕上熬日头，小孩们则皮包骨头，个个挺着个隔着肚皮能看清肠子的大肚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活像电视上播放的非洲难民儿童，村村寨寨男女老少被饿死的事儿时常发生。
当年，我家人口不多，除去三个早已出嫁的姑姑，只有爷爷、奶奶、小姑、爸妈和我。论经济条件，我家由于过去家底厚实，又因父亲当教师，每月都有工资收入，在村中，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但在那个每人每天四两粮食又没有副食蔬菜补济的父子不相顾的岁月里，尽管全家仅有六口人，为了生活也各立了锅灶。当时是爷爷、奶奶、小姑、爸爸一起过活，母亲带着我艰难度日。多亏母亲当年年轻身强，她把每天她那份口粮大部分留给我吃，自己只好吃谷糠、野菜、榆树皮和节节草充饥（就节节草来说，当时有力气的能挖出口感较好且营养较高的草根，没力气的只好採集草杆，磨成粉当粮吃。母亲力小，挖不出草根，只能採到草杆）。尽管这样，我还是饿得前心贴后心，天天抓着母亲衣角要饭吃。母亲性子急，又加上日子过得艰辛，生活不如意，心情不好时经常冲着我发脾气。她那时认为是为我而活的，所以，我没少挨她的打。
当年我家是有院落的，北屋四间，爷爷奶奶和小姑住着，东屋三间，母亲和我住，西屋两间，是为磨房，南面是围墙，大门楼先东后南，围墙南面是一空地。记得那还是村里吃集体食堂时期，想不起是上午还是下午了，小姑从食堂里领回了一兜熟地瓜（后来据母亲说是四斤），她一进大门楼就被我盯上了，我腆着个大肚子，像小鸭子一样跟在她后面，接二连三地叫小姑，从大门洞顺着东屋墙根一直叫到她进了北屋，她不仅没应一声，连头都没敢回一下，母亲目睹了这一情景，尽管没有打我，却把我拖进屋内一顿好训。
为了照顾爷爷奶奶，父亲从利津县一中，调到了距家四里路的十六户完小。他每逢周末回家，有时遇到学校食堂包水饺或蒸包子，自已舍不得吃，就于课外时间用搪瓷碗带回来给奶奶吃。记得初秋季节一个周日的早晨，父亲在家和爷爷奶奶坐在东屋墙根阴凉处的小板凳上围着矮桌吃早饭。他们喝的是南瓜汤，母亲蒸的是糠窝窝，锅底是馏锅水，我和母亲在屋内吃糠窝窝。小孩吃饭一般是不老实的，我摇摆着走出门外，看到了父亲饭桌上的南瓜汤，回到屋里就缠着母亲要喝南瓜汤，母亲没有南瓜做汤，我就胡乱哭闹。这时的奶奶听到我哭闹，就对我父亲说：“给他盛一点喝吧。”父亲说：“咱还不够喝，哪有给他喝的？”我在屋里听到父亲这样说，就哭闹的更厉害了。父亲听我一个劲地哭闹，影响了他的食欲，就有些火了。他走到屋里拽起我就拖到了大门外，且把大门关上了。我在门外边哭边骂，父亲听我哭骂不止，跑到门外对我一顿胖揍。母亲不动声色地坐在屋内依然吃她的糠窝窝。我被揍得不敢哭闹了，后来，怎么回到的屋内就不记得了，只记得母亲抹着眼泪，一边大声数落我，一边又把我打了一顿。
为了糊口，母亲每天都颠着小脚到生产队里干活，每逢到离家较远的黄河岸边干活，中午是不回家的，她有时把我放到西邻我一叔伯老奶奶那里，大多数是把我放到大门洞子里。我吃、喝、拉、撒、睡，一整天都在那里，母亲随便往那里放点可吃的食物，我吃与不吃她也没法管，晚上收工时，她还要拾点做饭的柴火，所以回家总是比别人晚，有时天黑了，我睡在大门洞子内，她看不见，时常把我踩醒。
记得有一天，母亲又到黄河岸边干活去了，照旧把我放到了大门洞子里。这天，二姑带着表姐和比我小半岁的表弟来了。二姑自年轻守寡，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故爷爷奶奶格外疼她。她们娘仨来时，经过大门洞子，看到我睬都没睬。午饭时，我脱肛了，自己怎么都整不进去，急得蹲坐在靠近大门洞院里的地上哭。爷爷听到了，他正在和二姑一家人吃午饭，没过来帮我，站在北屋门口里面，手里握着一卷面饼，一边大口咀嚼，一边对我说：“自己在地上使劲蹲蹲，就上去了！”他那样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至于那脱出的肛是怎么上去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母亲晚上回家后，我把一天的见闻告诉了她，这次她没有打我，只见她眼睛里浸满了泪花。
童年唯一快乐的事，就是跟着母亲走外公家，尽管外公家里没有外婆（外婆在我未出生前就自尽过世了），却有喜欢我的大表姐和陪我玩的大表哥。大表姐见我去了，每到坡里干活傍晚回家时，总是捉几只蚂蚱回来，放火上烤熟给我吃，故我小时候对大表姐和大表哥格外亲。有一次，母亲领着我又来到外公家，那年，她手指上长了一个疔疮，大舅母看到后，告诉母亲说，南淤村有个老中医治疗疔疮很管用。于是，母亲和我在外公家仅住了一天，第二天上午，就领着我到南淤村去找那位老中医。那老中医看了母亲的患指，用医刀挖出腐肉，敷上药粉，包扎好后，已是午饭时候了。因老中医家和大舅母有点沾亲带故，一家人待母亲很热情，诚意要我娘俩在他家吃午饭，母亲坚决不肯。我们走时，那家人给了我一块刚出锅的白玉米饼子，我捧在手上，跟随母亲往家走，边走边吃，不时地让母亲也咬一口。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有生吃的最香的一块玉米饼子，那饼子的香味，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母亲带着我本来就过得比较艰难，可屋漏偏逢连雨天，就在母亲与我到外公家去的一个夜里家中被盗了。炕上的铺盖都被盗走了，仅留了两个枕头，草囤里仅有的一点口粮也被偷走了，只剩了二斤地瓜干。那时的母亲与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贫如洗的滋味，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母亲总幻想着能找回被盗走的物品，尽管已进入寒冬，她把我寄放到外公家里，不顾严寒，颤着小脚，一天步行九十多里路，到黄河入海口处的护林和有林赶集，总希望在集市上能发现自己家的被盗物品。一个多月的时间，方圆百里的集市她都赶遍了，脚底磨起了血泡，脸上冻出了冻疮，却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母亲彻底绝望了。然而，日子总得要过的，这事被公社里知道了，给了二十元救济款。父亲所在的学校知道后，也给了父亲几十元救济款，但父亲一分钱都没给母亲。母亲性子很刚，她怕娘家人笑话她穷，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外公家都不去了。为了活下去，每逢盐窝大集，她就东借西凑点米面，粘合上一些节节草粉，做成小面饼，领着我到集市上叫卖，每个能卖五角钱。有一次，她用一个破了的面饼给我换了一支小货郎鼓，把我喜欢得不得了，因为那是我小时候母亲为我买的唯一玩具，一直伴我走过了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