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逗着孩子玩
赵军
在童年的记忆中，乡下农村的大人们拿孩子开玩笑，逗孩子玩，是司空见惯的。由于童心单纯，难免会产生一些故事，许多的留在了记忆中。童年的记忆最深刻的问题之一，莫过于我怎么来的。大致有如下几个“答案”：东沟里捡的，哑巴沟拾来的，用窝头跟要饭的换来的，让狗叼来的，还有粪坑里捞的，等等。总之，都是命大，被现在的父母发善心才得以苟活，就是没有一个是亲生的。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七八岁的年纪，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大队场院里疯玩，偶尔也躲到大队办公室的窗户底下偷听大人拉呱。那时候，好多大队干部在工作之余，就拿俺们这些“熊”孩子寻开心。我们一帮野小子也是淘的厉害，因为那个年代的娃都是“散养”的，靠自我看管，家里仅仅能吃上口粗粮咸菜，衣服往往还会捡哥姐的，也不分男女，不分花色，一双鞋子也是前漏生姜、后漏鸭蛋……
我们伙伴中有个叫铁蛋的，比我年长一岁，因为他说他爸爸有匣子枪，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司令了。他的父亲是外来的干部，在我们村落户。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在大队办公室外面的窗户下玩，屋里的大人们看见了，就假装不知道外面有人。我们听到窗户里面有个人说：
“你们知道吗，那个叫铁蛋的孩子应该有八九岁了吧？日子过得真快，当年那个广饶来要饭的上他家要饭，他娘用半瓢烂地瓜干换下了，那时候他也就是一两岁的样子。”
接着，另一个人接过话：“小声点，刚才我看到他和好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了，别让他听见。”前面那个声音压低了说：“就是。当时我看见了，她亲娘细高个，长得很白净，穿着个蓝布褂子都是补丁，裤腿好像是找狗撕的，一条一条的，穿着一双破鞋差不多光剩个鞋底了，挎着个柳条筐子，来俺家要饭，说是用小孩换，俺家没换，就从俺家去了铁蛋他家，我在后面跟着，亲眼看见铁蛋他娘用半瓢烂瓜干换的。”屋里的人越说声音越小，我们在窗下听得大气都不敢出，铁蛋更是越听越吃惊，都有点把持不住开始浑身哆嗦了。这时屋里的人又说话了：“我前天中午好像看见铁蛋他亲娘来找了，骑着个崭新的小轮车子，铮明瓦亮的，车把上挂着两个大皮包，还穿着皮鞋。”“是啊。”另一个人赶紧附和着，“我也看见了，还戴着手表呢，穿得明晃晃的，一看就是吃公家粮的。”“你们说话小点声，别让铁蛋听到了。”先前那人故作神秘，“我看见铁蛋现在的娘拿着火棒把人家赶走了，那个人带来的一提包大白馍馍和罐头滚了一地，都让铁蛋现在的娘藏起来了。”“我也看见了，还有不少苹果，通红通红的有碗口大。”“别说了，我好像听到外面有动静，可别让铁蛋知道哈，他要是知道了再去找他亲娘就坏了，都不要往外传，我待会出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听。”听到这里，我们在外面立即从窗根下猫腰溜走了。我们一伙小伙伴齐聚铁蛋家门口，让他回家拿他亲娘带来的大白馍馍和苹果，罐头就别想了，因为太高级了。铁蛋回家问他娘是怎么回事，要他亲娘带来的好吃的，剩下的后事就可想而知了，毕竟是子虚乌有的事，被他娘臭骂了一顿。这家伙低头耷拉角的出来了，俺们一群小孩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烂地瓜干子”。铁蛋呢，整个一下午陷入了沉思，也不疯玩了，精神头也蔫了，像个霜打的茄子，也不说话了，老实了很多。哪料，晚饭后就听到铁蛋他娘满大街找孩子，扯着个破锣嗓子大声喊着铁蛋的名字，挨家问有没有看见他家铁蛋，说他家蛋蛋不知咋了，晚饭也不吃了，闷头也不说话，晚饭后就不见了，还以为去小伙伴家串门去了，这左等右等也没回来，找遍庄也没见人。俺们一般大的都被赶出来一块帮忙找铁蛋，包括村里的大人，有的到河边找，有的到井边找，折腾了大半夜。最后，从我们村西往西北去的大路上，被大队里的几个编故事的干部用自行车给逮回来了，说铁蛋要去广饶找他亲娘去。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实心眼，说啥都信。嘿嘿！
乡土叙事中的童心叩问与时代侧写
——《大人逗着孩子玩》赏析
文本以第一人称视角切入，构建起20世纪70年代乡村童年的微观图景。作者赵军以“东沟里捡的”“窝头换来的”等荒诞回答开篇，迅速切入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逗孩子”文化现象——这种以“身世质疑”为核心的玩笑，本质上是成人世界对儿童认知的戏谑性操控。当铁蛋被卷入“烂地瓜干换孩子”的谣言时，叙事形成双重张力：一方面，铁蛋“浑身哆嗦”“蔫了一下午”的反应，暴露出童心对“血缘认同”的本能焦虑；另一方面，大人“故作神秘”“猫腰溜走”的细节，揭示出这场“玩笑”实为权力不对等的语言游戏。
文中“前漏生姜、后漏鸭蛋”的鞋子描写，与“半瓢烂地瓜干”的交易细节相呼应，用物质匮乏的时代印记强化故事的真实感。而“崭新小轮车”“大白馍馍”等意象，既构成对铁蛋认知的冲击，也暗含对城乡差异的隐喻——当“吃公家粮”的“亲娘”形象与“要饭者”记忆重叠，荒诞叙事中悄然渗透着时代转型期的价值错位。
群体无意识下的权力博弈
作为核心人物，铁蛋的“司令”身份与其后的崩溃形成强烈反差。他因“爸爸有匣子枪”成为孩子王，象征着乡村儿童对权威符号的朴素崇拜；而当“外来干部之子”的身份被“要饭换子”的谣言解构，其“浑身哆嗦”“找亲娘”的行为，暴露出身份认同的脆弱性。这种脆弱并非个体特质，而是整个乡土社会“散养”儿童共同的精神困境——在物质与情感双重匮乏的环境中，血缘归属成为安全感的唯一锚点。
玩笑背后的集体心理
大队干部们的“逗弄”行为具有多重解读空间：他们既是贫瘠生活中寻求消遣的普通人，也是乡土伦理秩序的维护者——通过虚构“换子”故事，以恐吓式教育强化孩子对“养育之恩”的敬畏。但文中“火棒赶走亲娘”“藏起罐头”的细节，又隐约透露出成人世界的虚伪性：当玩笑升级为对孩子情感的霸凌，“逗乐”便异化为权力的炫耀。这种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农耕文明中“驯化式育儿”的缩影。
物质匮乏中的精神褶皱
文本的深层价值在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侧写。70年代乡村的“散养”模式、“粗粮咸菜”的饮食状况、“捡哥姐衣服”的生存常态，通过“场院疯玩”“偷听大人拉呱”等场景自然流露，构成故事的现实基座。而“编故事干部”用自行车找回铁蛋的情节，既呼应了乡村“熟人社会”的治理逻辑，也暗含对集体主义时代行政力量渗透日常生活的隐喻。
尤为精妙的是“谣言传播链”的设计：从办公室内的“小声议论”到孩子们的“起哄索要”，再到全村“半夜寻子”的闹剧，一个虚构的玩笑最终引发群体行动，暴露出信息闭塞环境下谣言的破坏力，也折射出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微妙——人们在贫困中相互取暖，却又以彼此为消遣对象，形成荒诞的生存悖论。
方言质感与白描张力
作者以口语化叙事还原乡土语境，“熊孩子”“烂地瓜干子”“破锣嗓子”等方言词汇，赋予文本鲜活的地域色彩。白描手法的运用尤为突出：“猫腰溜走”的孩童姿态、“霜打的茄子”的精神萎靡、“通红通红有碗口大”的苹果描写，均以极简笔触勾勒出画面感。而“命大”“苟活”等成人化表述与儿童视角的错位，更在不经意间强化了故事的荒诞感——当孩子用成人的语言质疑身世，文化传承中的残酷性便显露无遗。
玩笑背后的童年伦理
文本的终极意义在于对“逗孩子”现象的文化叩问。在传统乡土社会，成人以“身世玩笑”作为儿童社会化的启蒙方式，试图通过制造焦虑来巩固亲子关系，但这种方式本质上是对儿童心理的粗暴干预。铁蛋“找亲娘”的行为，不仅是对谣言的信以为真，更是对“养育之恩”与“血缘之亲”的本能追问——当成人世界用谎言构建伦理秩序，童年的纯真便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
故事结尾的“嘿嘿！”二字，既是作者对往事的释然，也暗含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态度：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乡土社会的生存智慧与文化陋习相互缠绕，而那些被“逗弄”的童年，终究成为一代人记忆中既温暖又酸涩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