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在岁月里的经纬线
——记昌乐捻线厂厂长张方田
刘文安撰稿
1949年6月，当新中国的朝阳正驱散齐鲁大地的晨雾时，张方田出生在高崖张家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乡村子弟，从民办教师的三尺讲台，到村支部书记的田间地头，再到捻线厂厂长的车间厂房，用七十余载光阴在昌乐大地上绘制出一条从教育到实业的奋斗轨迹。作为昌乐县政协的常客、潍坊市乡镇企业家理事，他胸前的“潍坊市乡镇企业家”“昌乐县优秀共产党员”等奖章，与捻线厂陈列室里泛黄的生产报表、磨痕累累的纺车模型，共同诉说着一个农民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突破。
粉笔灰里的民生初悟
1968年的高崖张家村小学，土坯墙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张方田站在斑驳的木桌前，用自制的粉笔在黑板上书写着阿拉伯数字。每月18元的补贴要养活五口之家，他常常在课后背着粪筐拾柴火，粉笔灰与泥土在裤腿上结成独特的“勋章”。有次暴雨冲垮教室土墙，他带着学生用草袋垒砌墙体，在漏雨的屋檐下继续讲课——这段边教学边建校的经历，让他深刻理解“穷则思变”的含义，也埋下了改变乡村面貌的种子。
1976年，张方田接任村支部书记时，张家村人均口粮不足200斤。他揣着算盘走遍全村127户，在煤油灯下绘制“土地改良图”，带领村民将300亩涝洼地改造成稳产田。为解决灌溉难题，他带头跳进刺骨的汶河挖渠，用“人墙”挡住河水筑坝。当第一股清水流进麦田时，他冻得发紫的嘴唇咧开笑容：“当干部不就是给群众找活路吗”这段治村经历让他炼就了“看土识墒、听风知雨”的基层工作能力，也培养了统筹全局的领导思维。
从田间到车间的跨界突破
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张方田在公社会议室看到一组数据：昌乐县每年外流棉纱加工费达300万元。这个数字像重锤敲在他心上：“咱有棉花、有劳力，为啥不能自己干”他带着村干部三进潍坊国棉厂“偷师”，在废旧仓库里用放大镜研究棉纱纹理，最终说服乡党委：“给我三年时间，建个咱自己的捻线厂！”
昌乐捻线厂的初创地选在废弃的兽医站，蛛网缠结的屋檐下，张方田带着七名村民用板车拉回三台二手捻线机。没有技术图纸，他就趴在机器底下画零件草图；不懂电路安装，就请县城电工吃窝头当学费。1986年冬夜，当第一缕棉纱从机器中吐出时，他伸手去接却被滚筒烫伤，至今手背上仍留着月牙形疤痕。“这是咱厂的‘birthmark’。”他常指着疤痕对年轻工人说。
传统捻线工艺需经七道工序，张方田发现其中“并纱”环节效率最低。他躲在车间三天三夜，用自行车链条改装传动装置，将两道工序合并为一，效率提升40%。这项“土发明”让捻线厂在1987年的昌乐工业品展会上脱颖而出，青岛一家针织厂当场签订50吨棉纱订单，相当于当时小厂两年的产能。
在计划与市场间的平衡术
1980年代末，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双轨制。张方田带着样品跑遍山东各地供销社，用“以纱换棉”的方式解决原料难题：供销社提供棉花指标，捻线厂返销成品棉纱。有次为等济南纺织站的批文，他在传达室蹲守五天五夜，靠着自带的煎饼和开水充饥。“那时候做生意，靠的就是‘脸皮厚、腿脚勤’。”他常对徒弟们说。
1990年，一批发往烟台的棉纱因捻度不足被退货。张方田二话不说，在车间当众烧毁整批产品，损失相当于全厂三个月利润。他立下“三不”规矩：不使用过期原料、不接收未检半品、不发出瑕疵成品，每包棉纱都随附质检员签名卡。这份“砸锅卖铁保质量”的狠劲，让“昌乐捻线”在胶东纺织圈赢得“铁字号”口碑。
随着工厂规模扩大，张方田开始培训周边村民掌握捻线技术。张家村的李婶原本只会种地，进厂三年后成为挡车能手，年收入从600元增至8000元。到1995年，捻线厂带动包庄乡8个村发展棉花种植与纱线加工，形成“种棉-纺纱-织布”的产业链雏形，当地百姓称他“纺车书记”。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989年，张方田当选潍坊市乡镇企业家理事，次年被选为昌乐县政协委员。他提交的首份提案《关于扶持乡村纺织产业的建议》中，详细列出“原料补贴、技术培训、市场对接”三条建议。在政协讨论农业用电议题时，他拿出捻线厂的电费单据：“咱不能让机器停在田埂上晒太阳。”最终促成县电业局对乡村企业实行电价优惠。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期间，张方田得知灾区急需纺织用品，立即召开全厂大会：“停产七天，先做救灾物资！”他带着工人吃住在车间，用120小时赶制出5000条棉被，亲自押车送往湖北。返程时路过九江，看到战士们睡在潮湿的大堤上，又将随车携带的200条毛毯全部捐出。这份跨越千里的捻线温情，让他荣获“昌乐县抗洪模范”称号。
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转型
2000年初，纺织行业迎来技术革命，张方田做出惊人决策：贷款800万元引进德国全自动捻线机。当轰鸣的洋机器搬进车间时，老工人直摇头：“咱这土把式能玩转洋设备”首批试产的棉纱因参数设置不当全部报废，他带着技术骨干在控制室蹲守半月，将德文说明书翻译成中文手抄本，最终研发出“洋设备+土经验”的调试方案，产能从月产80吨提升至300吨，能耗降低35%。
在多数乡镇企业还停留在“代加工”阶段时，张方田注册“汶河”牌棉纱商标，开发出“抗菌棉纱”“彩色环保纱”等新品类。他带着样品参加广交会，用山东汉子的实诚打动外商：“咱的纱线，就像汶河水一样纯净。”2005年，“汶河”牌棉纱打入欧盟市场，成为昌乐县首个出口的纺织品牌。
车间里的红色堡垒
作为有着45年党龄的老党员，张方田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设立“党员先锋岗”“红旗责任区”。每月主题党日，他都带着党员骨干到困难职工家走访，帮工人解决子女入学、老人就医等难题。有次职工老王的妻子突发重病，他当即从厂里“党员互助金”拿出2万元，又带头捐款5000元，让老王感动得直掉泪。
为让年轻工人理解“艰苦奋斗”的含义，张方田在厂区设立“创业纪念馆”，陈列着初创时的旧纺车、补丁工装和手写账本。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就是听他讲“三根棉纱闯青岛”的故事。“现在日子好了，但老祖宗的‘精耕细作’不能丢。”他常指着展柜里的破算盘说。
从粉笔灰到棉纱线，从村支书到企业家，张方田用半生光阴在时代的织布机上，织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立体画卷。那些堆在仓库角落的废纱头，被他做成了贫困儿童的棉衣；那些淘汰的旧设备，成了纺织博物馆的展品。当人们问起成功的秘诀，他总指着厂区的老槐树说：“树要长得高，根得扎得深；人要走得远，心得贴着地。”这或许就是一个中国农民企业家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在历史的经纬间，捻紧实干的线，织就梦想的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