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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5-07-09 16:27
鄌郚史志总编

光影中的潍坊印记(上)

  光影中的潍坊印记(上)
  
  潍坊,不仅以风筝闻名于世,电影文化的发展同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社会变迁。从无声胶片到数字银幕,从黑白影像到数字院线,从本土纪录片到红色革命题材的银幕佳作,潍坊的电影史既是一部技术革新的记录册,也是一曲文化传承的赞歌。今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潍坊晚报·人文潍坊》今起推出特别策划“光影中的潍坊印记”,从影史、影片中寻找潍坊在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印记。
  本期撰稿:齐英华 肖子涵
  主 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 辑:台 可 美 编:许茗蕾
  校 对:王明才(09、16)刘 辉(1011)
  曾 艳(1213)刘小宁(1415)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新闻线索并提出宝贵意见,本周刊邮箱为56352618@qq.com
  
  回顾潍坊电影史话 难忘光影记忆与文化图谱
  (20250704) 稿件来源:潍坊晚报
  在中国电影的宏大叙事中,潍坊并未占据中心舞台。这座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城市,既非早期电影传入的沿海口岸,也不是新中国电影工业布局的重点区域。然而,当我们拨开电影史的光晕,将目光投向潍坊这块银幕,会发现这里同样上演着丰富而独特的影像故事。潍坊的电影记忆,恰如那些被岁月染黄的老胶片,虽不耀眼夺目,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记录着一座城市的精神脉动与文化变迁。
  首映黑白无声电影
  潍坊开启影像时代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火车进站》带来的震撼十年后,也就是1905年,是公认的中国电影诞生年。
  这年秋天,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丰泰照相馆,京剧老生谭鑫培在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幕布前耍了一段京剧《定军山》中的大刀花,此刻,“老黄忠”面对的不是戏迷票友而是摄影机,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诞生。12月28日,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把这部片子拿到北京前门大观楼放映,接连几天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从此,银幕上有了中国人的影像,谭鑫培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演员。
  电影初入中国时,被称作“西洋影戏”,其传播速度并不快,从京沪等大城市传入潍坊是在上世纪初。
  梳理潍坊各地志书中的记载,潍坊地区电影放映始于1914年,此时距离潍县开埠、胶济铁路通车已过去了10年,潍县的工商经济进一步繁荣。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发展,白浪河沙滩上有说书的、唱戏的、拉洋片的,还有放“土电影”的。所谓“土电影”是相对“西洋影戏”而言,放映者手摇机器,边摇边叫喊着招揽顾客;机器利用阳光的反射,映出一种简单的动画片,内容只几种杂技魔术,每次三四分钟,最长的10余分钟,相对于到戏院看戏,“土电影”价格低还新鲜,所以观众很多。
  1914年,潍县城(今潍城区)首次放映黑白无声电影,潍坊开启影像时代。此后放映电影的就多了起来。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十五团三营在城隍庙戏楼放映反映欧洲大战的黑白无声电影;同年,昌乐城里三清殿门口,宗教人士放映了几次以风光、滑稽片为主的无声电影。1919年,外地马戏团在昌邑东隅蓝家胡同一小店内放映过滑稽无声电影,每场观众二三十人;同年,军阀某部还在昌邑城隍庙戏楼放映了一场反映欧洲大战情况的无声电影。《欧洲大战》当时流行甚广,安丘于1921年在县城硝市街放映,同期放映的还有《俄国革命》等。高密县于1925年首次在西关放映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无声影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城、寿光等地也都放过电影,放映设备、影片内容大致相同,尽管当时的潍坊人看到的都是默片,也没有什么艺术特色、故事情节,但人们还是通过电影,从银幕上见到了一些生动逼真的人物、景物,感到新鲜,所以看电影的人较多。
  电影传入潍坊的20年间,也是潍县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观影场所不断增加,开始有了专业的影院,有了自己的片子——1935年拍摄的纪录片《潍县大观》,真实地纪录了当时潍县的旧城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习俗。
  20世纪70年代末起,潍坊的影视文学起步,本土创作电影崭露头角。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潍坊的作家将视角伸向广阔的农村,电影文学剧本《喜盈门》(1981)、《瓜熟蒂落》(1983)被搬上银幕,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图景;抗战题材的《神凤威龙》(1988)是一部潍坊非遗传承人的抗争史,同时展现了潍坊城市景象。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拍成《红高粱》(1988),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掀开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新篇章。牟家明的茂腔改编的电影《女人也是人》(1992)、《莫忘那段情》(1994)也都留下了时代的回响。
  拍摄《南征北战》 潍坊作为取景地
  回顾百余年的电影历史,潍坊作为取景地,被记录进诸多影片中。
  《南征北战》(1952)是新中国第一部战争巨制,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成荫和上影导演汤晓丹联合执导,其恢弘的战争场面与真实的历史背景震撼了无数观众。这部影片曾到益都县(今青州市)、临朐县拍摄部分镜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潍坊作为取景地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1952年春夏之交,电影《南征北战》摄制组在青州火车站附近拍摄外景后,进驻临朐县西井村(今属嵩山生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要取景地在西井村北至龙门河大桥西一带,“摩天岭阻击战”“大沙河伏击”等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群众演员来自暖水河、瑞头、西井等周边村庄,主要扮演逃难的群众,或担架员、农民、小商贩等角色。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黎明的河边》(1958),由“昌邑荣誉市民”峻青编剧,陈戈执导,故事发生地在昌邑,拍摄地也在昌邑潍河边。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李俊担任总导演的电影《大决战2:淮海战役》(1991),多数战争场景是在潍坊潍北滩涂上拍摄完成的,还曾在昌邑姜泊村取景,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拍摄的照片。
  截至目前,到底有多少部电影在潍坊拍摄或取景并没有具体数字,但“齐鲁嗨拍”数据显示,潍坊以31处取景地在山东省位居第三,潍坊有得天独厚的外景地,就像一处“天然摄影棚”,吸引诸多影视剧组来潍拍摄。《西游记》《奋斗》《水浒传》《大掌门》《南来北往》《国色芳华》等剧都在潍坊取景,青州井塘古村、临朐黑松林景区,城区的十笏园、风筝广场等频频入镜,而坊茨小镇近几年更是吸引30余部影视剧来此取景。
  讲潍坊故事 电影产业市场迸发新活力
  进入新世纪,潍坊出品的电影内容更加丰富。
  《王伯祥》(2015)以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为原型,生动再现了他“百姓为天、人民至上、务实苦干、鞠躬尽瘁”的精神,真实塑造了一个“活着的焦裕禄”。《终极胜利》(2016)讲述了奥运冠军李爱锐(英文名埃里克·利迪尔)在潍县集中营的生活。
  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公司制作的“乡村振兴三部曲”在临朐、寒亭实景拍摄,潍坊籍演员沙学周、冷冬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幸福俏冤家》(2019)是由潍坊本土影视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院线电影,被列入2017年山东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项目库重点项目,获山东省影视精品专项资金支持;《徐大胆回乡记》(2021)聚焦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讲述了扶贫干部扎根农村一线,招商引资建果品加工厂,发展电商,发动大学生回村创业等,带领老百姓致富的故事,被列入2018年山东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项目库重点项目;中国首部讲述海水稻故事的影片《海生稻香》(2022),讲了第一书记鲁小米为完成男友赵海生的梦想,成功将海水稻引进禹王村,在几百年的盐碱地里种出“金疙瘩”的故事,入围澳门国际电影节。
  年代儿童电影《小棉鞋》(2024),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某公社驻地为背景,以儿童的视角、以小见大的创意、三双小棉鞋为主线,串联集体记忆,向观众呈现出50多年前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建设新中国的时代画面,引发共鸣。影片在坊子、诸城取景拍摄,编剧是潍坊剧作家王炜及其子赵景璐。
  潍坊影视行业迎来迅猛发展阶段,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剧、微电影、微短剧、动画电影、短视频等拍摄从业者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1月,潍坊拥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的影视传媒公司有118家,涌现出一大批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影视剧摄影师、影视剧灯光师、影视剧美术师、影视剧服装化妆师、影视道具师、剧务(场务)人员。
  为进一步加强潍坊市影视从业者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促进各级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及其他省市影协的密切联系,整合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资源,引进影视文化名人与会员互动,吸引外地剧组到潍坊取景拍摄,带动潍坊的影视制作水平,提高潍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潍坊市电影家协会将在2025年7月成立。
  潍坊电影市场在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中迸发新活力,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年春节档(8天),潍坊票房5778.42万元;2025年春节档,潍坊市总票房达6256.95万元,为近五年来票房最高,《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等影片的热映推动影院周边餐饮、购物消费激增,形成“观影经济”生态。
  潍坊电影人留经典之作
  编剧导演制片各有风采
  《桥》(1949)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工厂的工人们克服困难,按期完成制造桥梁的任务,使得大桥顺利通车。这部横空出世的作品,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而《桥》的编剧于敏、导演王滨都是从潍坊走出去的电影人。
  王滨(1912—1960),出生于昌邑,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他执导的《桥》开创了新中国故事片摄制的篇章,且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崇高形象;导演了第一部歌颂海军的影片《怒海轻骑》,第一部彩色神话影片《画中人》,执导的电影《白毛女》在1955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及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于敏(1914—2014),出生于潍县,1947年从影,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从事剧本创作,1948年创作电影剧本《桥》,1949年完成《赵一曼》。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与其他电影界领导一起创立中国电影金鸡奖,并作为评选核心人物连续参加了13届的评选。
  崔嵬(1912—1979),原名崔景文,出生于诸城,10岁时跟随家人到青岛,主演的《老兵新传》《红旗谱》是其电影艺术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代表作;从演员转型导演,执导了《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等影片。同为诸城人的王愿坚(1929—1991),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他与陆柱国执笔改编的《闪闪的红星》(1974)是一部红色经典,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艰苦环境中,少年潘冬子在党和前辈的教育、帮助下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王愿坚的小说《党费》被改编成电影《党的女儿》,主人公田玉梅从最初寻找党组织,到后来根据党的原则独立解决问题,完成了心灵蜕变。
  新生代的演员沙学周,是2016年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最佳动作片《太极先锋》的主演、导演、制片人;因参演《老男孩》出道的于欣禾等都有不凡的表现。作为世界风筝都,潍坊风筝艺人第一次走上银幕是在1984年,第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后,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邀请潍坊市风筝协会主席邹立桂和老艺人孙永春携风筝参加美国汤普森电影公司科教片《翼的探索》的拍摄。当年9月,中国风筝这场戏在广西桂林拍摄,“龙头蜈蚣”“苍鹰”“蝴蝶”等20余件风筝在空中构成一幅“百鸟朝凤图”。
  每一座城市的银幕都有其独特的放映轨迹,每一次地方性的光影呈现都是对主流电影史的必要补充。从《潍县大观》的纪实镜头到《小棉鞋》的集体记忆,从露天放映到数字院线,潍坊的光影史不事张扬却自有深度,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独特的飞行轨迹,记录了技术的飞跃与产业的革新,更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与精神追求。
  
  回顾潍坊电影史话 难忘光影记忆与文化图谱
  (20250704) 稿件来源:潍坊晚报
  在中国电影的宏大叙事中,潍坊并未占据中心舞台。这座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城市,既非早期电影传入的沿海口岸,也不是新中国电影工业布局的重点区域。然而,当我们拨开电影史的光晕,将目光投向潍坊这块银幕,会发现这里同样上演着丰富而独特的影像故事。潍坊的电影记忆,恰如那些被岁月染黄的老胶片,虽不耀眼夺目,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记录着一座城市的精神脉动与文化变迁。
  首映黑白无声电影
  潍坊开启影像时代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火车进站》带来的震撼十年后,也就是1905年,是公认的中国电影诞生年。
  这年秋天,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丰泰照相馆,京剧老生谭鑫培在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幕布前耍了一段京剧《定军山》中的大刀花,此刻,“老黄忠”面对的不是戏迷票友而是摄影机,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诞生。12月28日,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把这部片子拿到北京前门大观楼放映,接连几天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从此,银幕上有了中国人的影像,谭鑫培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演员。
  电影初入中国时,被称作“西洋影戏”,其传播速度并不快,从京沪等大城市传入潍坊是在上世纪初。
  梳理潍坊各地志书中的记载,潍坊地区电影放映始于1914年,此时距离潍县开埠、胶济铁路通车已过去了10年,潍县的工商经济进一步繁荣。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发展,白浪河沙滩上有说书的、唱戏的、拉洋片的,还有放“土电影”的。所谓“土电影”是相对“西洋影戏”而言,放映者手摇机器,边摇边叫喊着招揽顾客;机器利用阳光的反射,映出一种简单的动画片,内容只几种杂技魔术,每次三四分钟,最长的10余分钟,相对于到戏院看戏,“土电影”价格低还新鲜,所以观众很多。
  1914年,潍县城(今潍城区)首次放映黑白无声电影,潍坊开启影像时代。此后放映电影的就多了起来。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十五团三营在城隍庙戏楼放映反映欧洲大战的黑白无声电影;同年,昌乐城里三清殿门口,宗教人士放映了几次以风光、滑稽片为主的无声电影。1919年,外地马戏团在昌邑东隅蓝家胡同一小店内放映过滑稽无声电影,每场观众二三十人;同年,军阀某部还在昌邑城隍庙戏楼放映了一场反映欧洲大战情况的无声电影。《欧洲大战》当时流行甚广,安丘于1921年在县城硝市街放映,同期放映的还有《俄国革命》等。高密县于1925年首次在西关放映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无声影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城、寿光等地也都放过电影,放映设备、影片内容大致相同,尽管当时的潍坊人看到的都是默片,也没有什么艺术特色、故事情节,但人们还是通过电影,从银幕上见到了一些生动逼真的人物、景物,感到新鲜,所以看电影的人较多。
  电影传入潍坊的20年间,也是潍县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观影场所不断增加,开始有了专业的影院,有了自己的片子——1935年拍摄的纪录片《潍县大观》,真实地纪录了当时潍县的旧城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习俗。
  20世纪70年代末起,潍坊的影视文学起步,本土创作电影崭露头角。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潍坊的作家将视角伸向广阔的农村,电影文学剧本《喜盈门》(1981)、《瓜熟蒂落》(1983)被搬上银幕,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图景;抗战题材的《神凤威龙》(1988)是一部潍坊非遗传承人的抗争史,同时展现了潍坊城市景象。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拍成《红高粱》(1988),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掀开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新篇章。牟家明的茂腔改编的电影《女人也是人》(1992)、《莫忘那段情》(1994)也都留下了时代的回响。
  拍摄《南征北战》 潍坊作为取景地
  回顾百余年的电影历史,潍坊作为取景地,被记录进诸多影片中。
  《南征北战》(1952)是新中国第一部战争巨制,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成荫和上影导演汤晓丹联合执导,其恢弘的战争场面与真实的历史背景震撼了无数观众。这部影片曾到益都县(今青州市)、临朐县拍摄部分镜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潍坊作为取景地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1952年春夏之交,电影《南征北战》摄制组在青州火车站附近拍摄外景后,进驻临朐县西井村(今属嵩山生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要取景地在西井村北至龙门河大桥西一带,“摩天岭阻击战”“大沙河伏击”等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群众演员来自暖水河、瑞头、西井等周边村庄,主要扮演逃难的群众,或担架员、农民、小商贩等角色。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黎明的河边》(1958),由“昌邑荣誉市民”峻青编剧,陈戈执导,故事发生地在昌邑,拍摄地也在昌邑潍河边。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李俊担任总导演的电影《大决战2:淮海战役》(1991),多数战争场景是在潍坊潍北滩涂上拍摄完成的,还曾在昌邑姜泊村取景,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拍摄的照片。
  截至目前,到底有多少部电影在潍坊拍摄或取景并没有具体数字,但“齐鲁嗨拍”数据显示,潍坊以31处取景地在山东省位居第三,潍坊有得天独厚的外景地,就像一处“天然摄影棚”,吸引诸多影视剧组来潍拍摄。《西游记》《奋斗》《水浒传》《大掌门》《南来北往》《国色芳华》等剧都在潍坊取景,青州井塘古村、临朐黑松林景区,城区的十笏园、风筝广场等频频入镜,而坊茨小镇近几年更是吸引30余部影视剧来此取景。
  讲潍坊故事 电影产业市场迸发新活力
  进入新世纪,潍坊出品的电影内容更加丰富。
  《王伯祥》(2015)以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为原型,生动再现了他“百姓为天、人民至上、务实苦干、鞠躬尽瘁”的精神,真实塑造了一个“活着的焦裕禄”。《终极胜利》(2016)讲述了奥运冠军李爱锐(英文名埃里克·利迪尔)在潍县集中营的生活。
  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公司制作的“乡村振兴三部曲”在临朐、寒亭实景拍摄,潍坊籍演员沙学周、冷冬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幸福俏冤家》(2019)是由潍坊本土影视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院线电影,被列入2017年山东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项目库重点项目,获山东省影视精品专项资金支持;《徐大胆回乡记》(2021)聚焦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讲述了扶贫干部扎根农村一线,招商引资建果品加工厂,发展电商,发动大学生回村创业等,带领老百姓致富的故事,被列入2018年山东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项目库重点项目;中国首部讲述海水稻故事的影片《海生稻香》(2022),讲了第一书记鲁小米为完成男友赵海生的梦想,成功将海水稻引进禹王村,在几百年的盐碱地里种出“金疙瘩”的故事,入围澳门国际电影节。
  年代儿童电影《小棉鞋》(2024),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某公社驻地为背景,以儿童的视角、以小见大的创意、三双小棉鞋为主线,串联集体记忆,向观众呈现出50多年前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建设新中国的时代画面,引发共鸣。影片在坊子、诸城取景拍摄,编剧是潍坊剧作家王炜及其子赵景璐。
  潍坊影视行业迎来迅猛发展阶段,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剧、微电影、微短剧、动画电影、短视频等拍摄从业者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1月,潍坊拥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的影视传媒公司有118家,涌现出一大批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影视剧摄影师、影视剧灯光师、影视剧美术师、影视剧服装化妆师、影视道具师、剧务(场务)人员。
  为进一步加强潍坊市影视从业者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促进各级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及其他省市影协的密切联系,整合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资源,引进影视文化名人与会员互动,吸引外地剧组到潍坊取景拍摄,带动潍坊的影视制作水平,提高潍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潍坊市电影家协会将在2025年7月成立。
  潍坊电影市场在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中迸发新活力,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年春节档(8天),潍坊票房5778.42万元;2025年春节档,潍坊市总票房达6256.95万元,为近五年来票房最高,《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等影片的热映推动影院周边餐饮、购物消费激增,形成“观影经济”生态。
  潍坊电影人留经典之作
  编剧导演制片各有风采
  《桥》(1949)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工厂的工人们克服困难,按期完成制造桥梁的任务,使得大桥顺利通车。这部横空出世的作品,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而《桥》的编剧于敏、导演王滨都是从潍坊走出去的电影人。
  王滨(1912—1960),出生于昌邑,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他执导的《桥》开创了新中国故事片摄制的篇章,且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崇高形象;导演了第一部歌颂海军的影片《怒海轻骑》,第一部彩色神话影片《画中人》,执导的电影《白毛女》在1955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及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于敏(1914—2014),出生于潍县,1947年从影,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从事剧本创作,1948年创作电影剧本《桥》,1949年完成《赵一曼》。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与其他电影界领导一起创立中国电影金鸡奖,并作为评选核心人物连续参加了13届的评选。
  崔嵬(1912—1979),原名崔景文,出生于诸城,10岁时跟随家人到青岛,主演的《老兵新传》《红旗谱》是其电影艺术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代表作;从演员转型导演,执导了《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等影片。同为诸城人的王愿坚(1929—1991),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他与陆柱国执笔改编的《闪闪的红星》(1974)是一部红色经典,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艰苦环境中,少年潘冬子在党和前辈的教育、帮助下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王愿坚的小说《党费》被改编成电影《党的女儿》,主人公田玉梅从最初寻找党组织,到后来根据党的原则独立解决问题,完成了心灵蜕变。
  新生代的演员沙学周,是2016年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最佳动作片《太极先锋》的主演、导演、制片人;因参演《老男孩》出道的于欣禾等都有不凡的表现。作为世界风筝都,潍坊风筝艺人第一次走上银幕是在1984年,第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后,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邀请潍坊市风筝协会主席邹立桂和老艺人孙永春携风筝参加美国汤普森电影公司科教片《翼的探索》的拍摄。当年9月,中国风筝这场戏在广西桂林拍摄,“龙头蜈蚣”“苍鹰”“蝴蝶”等20余件风筝在空中构成一幅“百鸟朝凤图”。
  每一座城市的银幕都有其独特的放映轨迹,每一次地方性的光影呈现都是对主流电影史的必要补充。从《潍县大观》的纪实镜头到《小棉鞋》的集体记忆,从露天放映到数字院线,潍坊的光影史不事张扬却自有深度,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独特的飞行轨迹,记录了技术的飞跃与产业的革新,更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与精神追求。
  
  各县有了放映队潍坊放映经验全国推广
  
  韩冷寒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用的手动倒片机。袁增海 供图
  20世纪90年代电影院用的座机。袁增海 供图
  《电影歌曲》封面
  幻灯片
  20世纪90年代流动放映的35毫米宽银幕提包机。袁增海 供图
  20世纪80年代流动露天放映用的16毫米放映机。袁增海 供图
  电影承载着社会教育的功能,这一功能自电影在中国诞生起就得到了较高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属,潍坊组建电影放映队伍,把电影送到乡村,实现“村村挂银幕、户户看电影”。
  副县长极力挽留放映人
  首个放映队在青州成立
  1950年,潍坊市第一个电影放映单位益都电影队建立,益都县(今青州市)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杨敬之担任队长,韩冷寒担任副队长。
  这支放映队的前身是韩冷寒负责的益都县新益电影队。韩冷寒是青岛人,1948年带着自己的一套日产罗拉35毫米提包机,跟随益都东关人钟少卿到了益都,在基督教堂放电影,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只能放映《千里送京娘》《松花江上》约10部片子,到年底就不想再放映了,萌生去意。
  1949年春,在益都县副县长李魁德的极力挽留下,韩冷寒和团队留下来,又招了三名放映员,六人组成新益电影队。直到1950年春,可以放映的片子多起来,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上映,韩冷寒又借来《百万雄师过大江》,点燃电影放映之火,也彻底让他留在益都,成立益都电影队,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又购进一台苏联产天机放映机。
  这是潍坊电影放映最初的星火,潍坊电影放映的大幕徐徐拉开。
  放映员走乡串村放电影
  各队伍年收入六七千元
  1950年7月,潍坊市中苏友好协会电影队成立,从上海购买了一台美国产16毫米二手放映机,美国产PE—75型、输出功率1500W的发动电机台,还购买了美国产小型卡车作为运输工具。电影队设在中苏友协院内,6间平房,居住、工作二合一,条件极为简陋。
  放映员开始了走乡串村的放映生活,影片主要有《中华儿女》《白毛女》《大地重光》《小二黑结婚》及苏联影片《攻克柏林》《勇敢的人》《保卫察里津》等。
  1953年3月,昌潍专区派8名放映员参加省里的训练班,8月份结业时成立山东省电影教育工作队昌潍专区中队,中苏友好协会电影队并入昌潍专区中队,昌潍专区中队下设5个队,在全区各地巡回放映,影片由省供给。那时用的设备都是进口的,两个队使用苏联进口设备,两个队用捷克进口设备,另有一队使用美国进口设备。5个放映队,只有一队有辆丰田汽车运输,其他各队都是马车运输,各队配备了一辆自行车。
  每个放映队一年工作250天左右,放映260到280场次,收入六七千元。放映的影片有《白毛女》《钢铁战士》《胜利重逢》以及苏联电影《青年近卫军》《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至1955年,昌潍专区中队发展到8个放映队,根据上级指示下放到各县,由此各县都有了电影放映队。
  村村挂银幕户户看电影 潍坊创新放映模式
  1959年,昌潍专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全区放映单位发展到60个,年发行48个节目、120个拷贝。20世纪60年代,潍坊成为全国农村电影普及的标杆。1962年,平度县试点“村村挂银幕、户户看电影”的规划放映模式,1964年经验推广至全国。1964年底,《槐树庄》《夺印》《李双双》《白毛女》等7部影片放映8000余场,观影约1000万人次,占农村放映总场次的90%。1976年10月,一度停映的影片陆续恢复发行,至1977年底昌潍地区共放映20.33万多场。
  电影放映室的光从未熄灭,只是换了种语言诉说永恒。当时光在胶片上凝固,杜比数字音轨彻底取代光学声迹,百年胶片完成谢幕礼,潍坊电影放映正以数字化的方式获得新生。
  如今,潍坊市大力推进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350余支农村电影放映队长年活跃在田间地头,年放映70000余场,覆盖全市6000多个行政村。潍坊市还实施公益电影“六进”工程,通过进农村、社区、校园、企业、机关、军营,进一步扩大电影的覆盖面。
  幻灯节目内容丰富 提前热场配合宣传
  电影宣传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幻灯、宣传画、刊物等各种形式,帮助、引导观众看好、看懂电影,正确理解电影内容,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放映前通常加映幻灯节目,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宣传,因此,幻灯机成了每个放映队必备设备。最初的幻灯节目比较简单,为单线平图,以文字为主,解说词也很简短,对观众的吸引力有限,每逢幻灯片行将结束时,总会有观众相互提醒不要再讲话了,“电影要开始了”,于是观众立马收声,静等影片开场。
  随着创作人员的努力,幻灯画面逐步出现彩绘、年画、国画、木刻、素描等形式,美工人员还会根据节目的要求绘制远景、近景、特写镜头,各种画面特技也被运用到放映中。1960年,诸城县电影队与广饶、掖县(今莱州)、肥城等县电影队在北京电影技术革新展览会上作了双镜头、三镜头幻灯表演,引起不小的轰动,他们还制作了玉米常见病虫害防治的幻灯节目,为农民打开科技之窗。
  在幻灯画面日益丰富、生动的同时,幻灯音响也在发生变化。1959年,诸城县电影队用录音机给解说伴以同步音乐,增加了放映效果。后来,对口词、数来宝、山东快书、京剧、吕剧、茂腔等文艺形式被运用到解说中。1982年,益都县电影公司李红霞在秦皇岛“三北”鲁豫计划生育题材幻灯汇映会上,一人分饰多角,用京剧唱腔演唱了幻灯节目《人民的心声》,获最佳节目奖。潍县1978年绘制的幻灯《潍县木版年画获新生》由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成电影,《贴年画》被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成纪录片《放映之前》。
  为了提高幻灯质量,各级电影队(公司)开始从社会上招收有绘画、说唱才艺的人。从1960年至1993年,全市共创作200多个幻灯节目,其中57个节目获省级以上创作奖和优秀节目奖。
  《电影介绍》刊出190期 最高印数达1.6万余份
  电影杂志的出现是电影史、电影传播史上的大事。潍坊虽然没有创办过电影杂志,但在信息传递不是很方便的年代,潍坊的电影公司已经考虑到如何方便人们获取电影信息的问题。
  1977年10月,昌潍地区电影公司创办的内部刊物《电影介绍》出刊,向观众推荐和介绍电影新片,刊登影评文章和国内外电影信息,创刊号8开4版,发行1000多份。
  当时,省电影公司每月16日至18日定好各市排映表,《电影介绍》编辑们选稿、画版,交付印刷厂,每月24日各县电影公司到地区开会,会准时收到新一期的《电影介绍》。刊物刊发影片介绍、主创信息、排映表等,还有“观众反映”等栏目,随着稿件增多,还有了固定的撰稿人。
  1984年至1985年,《电影介绍》更名为《十笏影苑》。该刊物于1993年12月停刊,共出版190期,最高印数达到1.6万余份。
  电影评论是对电影进行宣传推广的方式之一。1989年6月,潍坊市影评学会成立,撰稿人可以凭证免费观影,撰写影评。学会征集影评4600余篇,其中120余篇在山东省“银光奖”评选中获奖,《电影〈开国大典〉中细节的得失》《吐纳英华 莫非性情——从电影〈焦裕禄〉的成功看艺术家创作之路》等还获过全国奖。
  宣传画是电影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春节期间,潍坊市(县级)文化局与昌潍专区电影公司联合举办了电影宣传画展览,展出优秀电影宣传画207幅,观展1.4万余人次。
  电影音乐历久弥新 经典老歌传唱至今
  岁月如歌,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的某些情节或许会被人淡忘,但有些旋律总是历久弥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观众能够了解到中国早期电影史,更多的是电影歌曲的历史,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1956)的插曲,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1955)的主题曲,儿童歌曲《小燕子》是故事影片《护士日记》(1957)的插曲,《北风吹》《敖包相会》《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都是电影中的插曲,或许很多人并不能讲出这些老电影的情节,但这些经典老歌一直被传唱。
  关于电影歌曲,着名音乐大师杜那耶夫曾经说过:“电影这一伟大和大众化的艺术,它不仅和歌曲并肩前进,还产生了歌曲,传播了歌曲。”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既是电影的任务,也是它的功能。因此,电影歌曲成了电影大众化的最好工具,反过来又因为电影而得到流传。
  20世纪70年代,电影歌曲很流行,潍坊的书店却没有专门的电影歌曲集出售,为了更好地宣传电影,昌潍地区电影公司编印了一本《电影歌曲》,收录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冰山上的雪莲》等13首电影插曲,薄薄的小册子印了数千册,很受群众喜爱,销售一空。
  ◎相关链接
  潍坊电影大事记(19782020)
  1978年5月起,潍坊的电影院全部实行敞门入场办法。
  1980年春节,潍坊柴油机厂俱乐部、昌潍军分区礼堂和拖拉机配件厂礼堂三个俱乐部首次在地区驻地实行两条线排片。
  1981年,东风影院建成。
  1982年,坊子在六马路原露天影院旧址建简易影院。
  1982年5月,各县电影管理站改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地区电影公司起草《农村电影管理站管理暂行办法》。
  1983年4月,成立潍坊地区科学电影协会。
  1984年,中国电影公司根据电影经营衰退的状况,在城市发行《白发魔女传》等香港影片,并采取浮动票价措施,经济收入得到好转。
  1986年底,农村看电影难的问题基本得到缓解。
  1988年,重点发行获国际大奖的影片《红高粱》,并首次实行单片超收有奖办法。
  1991年,全市《焦裕禄》《开天辟地》《大决战之辽沈战役》(上、下集)、《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上、下集)、《周恩来》等8部重点献礼影片实现放映收入190余万元,发行收入近100万元。
  1993年,全市农村再搞电影预收费,农村16毫米电影放映基本停映。
  1997年3月,各县市区电影公司办理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和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1998年初,潍坊影院重新开业。
  1998年9月,文华影剧院正式开业。
  1999年3月,《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电影之子”栏目刊发照片和文字,介绍青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吕序夫的事迹。
  2001年底,全市电影市场转换工作基本完成。
  2002年,国内电影发行放映院线制正式施行。
  2002年7月,中天电影城加入山东奥卡新世纪电影院线,成为全市首家加入院线的多厅影院。
  2007年12月,潍坊市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同时全面启动。
  2009年3月,全市电影行政管理职能由市、县(市、区)文化部门调整划归各级广电部门,所属电影企业一并划转,电影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
  2010年1月,潍坊中影国际影城正式开业。
  2010年,开展电影放映进社区活动。
  2011年12月,潍坊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举行成立揭牌仪式。
  2019年3月,潍坊市首部由本土影视公司全额投资、独立完成的院线电影《幸福俏冤家》在全国院线上映,并获2019年度山东省影视精品专项资金60万元。
  2020年,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公司拍摄的《疯狂的足球》、山东笃乐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拍摄的《柳毅传奇》,获评2020年度山东省影视精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2020年8月,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会同山东省共同开展的“决胜小康·奋斗有我”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启动仪式在潍坊安丘市举办,按下农村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的“快进键”。
  
  首家专业影院厂房改建
  
  潍坊影院外景
  电影初传入潍坊时,片源、场次都十分有限,而且多是外地专业人士来放映,所以人们观影大都是露天。随着电影这一时尚之物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了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电影之后,潍坊的专业影院应运而生。
  面粉厂停业改成电影院 首家专业影院门票1角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最早看电影大概是在1896年8月,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茶楼里。放电影不是专场,一般穿插在唱戏、杂耍等节目之间,说到底是“配菜”。在茶楼里看戏,看杂耍还行,嗑着瓜子,喝个大碗茶,顺带聊个天,但看电影不行,必须置身于黑暗之中才行。显然,茶楼、戏园已无法满足人们的观影需求,观影场所开始脱离出来。
  露天放映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新奇体验,但随着放映内容的增多,人们不再满足于露天观影,而企业也开始从电影中寻新商机、新机遇。
  1927年,潍县东关石家巷子的华东面粉厂,因经营萧条被迫停业,他们瞅准电影生财的门道,从青岛聘来放映师,租赁机器、影片,利用厂内发电设备和厂房来放电影,并改名为真光电影院,这标志着潍坊首家专业影院的诞生,彼时主要放映《孤儿救母》《无底洞》等无声影片,门票1角。
  1930年,潍县东关北巷子后苇湾南崖建席顶木板结构影剧院,由席棚子改成木板房,非常简陋,内设条凳,能容纳六七百人,因苇湾里芦苇丛生,夏天常是蛙声一片,故名天蟾舞台。其实,天蟾舞台也是以唱京剧为主,从青岛招来影商,放映《火烧红莲寺》《火烧百花台》《空谷兰》等中外无声影片。每至傍晚,发电机轰隆隆响,观众蜂拥而至,1932年6月,大雨灌满了后苇湾,天蟾舞台因此倒闭,一些流动的放映场应运而生,如潍县城里曹家巷的郭家马号、胡家牌坊街的武衙门,都放映过无声电影。
  1930年,苇湾西北角有铁匠王五搭起的长乐戏院也放映电影,可容400余人。这些影剧院相继建成,放映设备从手摇放映机逐步升级至35毫米放映机。1939年,潍县廿里堡英美烟公司职员李宗起,租用永乐戏院放映电影,改名皇宫电影院。
  兴亚剧场始播有声电影 后更名光华电影院
  技术进步,推动着电影的发展。1929年美国有声片输入到中国,1931年3月,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公映。《歌女红牡丹》采用蜡盘发音的方法,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胡蝶主演,明星公司拍摄。
  1938年,日军侵占潍县,日本人高逢和朝鲜人金村、丹三投资购买放映设备,于1939年将位于潍县南坝崖的中华戏院改为兴亚剧场,建筑为砖石结构,观众厅装有消音板,设连椅,可容观众千人,是当时一般县城中第一流的影剧院。在日本人监管下,金村具体经营,于1940年底开始,用35毫米放映机放有声电影《千里送京娘》《灵与肉》《十三妹》《秋海棠》《木兰从军》等有声电影。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地方政府接管兴亚剧场,更名光华电影院,先后放映过《秋海棠》《球王战史》《侦探之花》等,票价法币200元。潍县解放前夕,光华电影院被国民党军队拆除。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潍县的电影院外,1948年8月,益都县东关人钟少卿、青岛人韩冷寒从青岛携带日本产罗拉35毫米提包机回到益都,在耶稣教堂放映,内有靠背连椅,可容纳300余人。
  新华影剧院能容五百人 曾是全市第一大建筑
  1948年12月,潍坊特别市在城里胡家牌坊街原民众教育馆旧址,办起了能容500人的新华电影院,1949年1月开业,首映苏联故事片《冰上大战》,相继放映《赵一曼》《中华儿女》等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同年,迁至文庙旧址席棚内放映。
  新中国成立后,潍坊电影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1950年,昌潍专署投资20亿元(拨100万公斤杂粮折款),在文庙旧址建成新华影剧院,设1380个座席,于1951年1月1日开业,首映国产故事片《我这一辈子》。新华影剧院的建筑规模,放映设置均超过光华电影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第一大建筑。由田华主演的《白毛女》在潍坊上映时,影院门口已停止售票,观众不得不搬到中苏友协的大院内买票,排起的长队有数处拐弯,许多单位还派出代表团购,8分到1毛5分钱的影票使得老百姓都有机会坐到影院享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益都、昌邑、临朐都建起了电影院。
  1977年,位于潍坊市城区和平路中段(今百货大楼对面的和平广场处)的潍坊影院建成,放映厅呈封闭式,可容观众1400人,并有休息室、会客厅和水暖、通风设备,装有国产东风牌35毫米座机,上座率居全省同类型影院之首。
  1979年7月,潍坊华丰机器厂礼堂、潍坊军分区礼堂、潍坊市府礼堂(原潍坊地区行署礼堂)对外开放。潍坊华丰机器厂礼堂造型美观,设备优良,呈剧院形式,设座席1400个,长年放映电影。潍坊军分区礼堂设座席1400个,以放电影为主。造型壮观,气势雄伟,装有松花江牌5501型35厘米放映机,设座席1430个。
  至20世纪70年代末,潍坊各县市区都有了自己的影院,诸城、高密还不止一处。
  市场化转型浪潮来临 电影院呈多元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潍坊电影市场迎来市场化浪潮。
  1981年,电影《喜盈门》开始发行,成为现象级影片。1988年,获国际大奖的影片《红高粱》的发行首次实行“单片超收有奖”的办法,调动各影院的积极性,22家城市影院超额完成预定指标,首轮放映收入37万元。
  影院建设亦呈现多元化。文化礼堂装有松花江牌5501放映机,除偶尔用于会议外,基本对外放映。和平剧场最初以演戏为主,1983年起对外放映电影。工人剧院,原址位于今潍城区青年路与民生街交叉口东南角,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1980人。剧院设计新颖、规模宏大、设备齐全、装潢考究,配有天津产东风牌座机,1980年2月1日对外开放,首映电影《红牡丹》。
  东风东街四平路与潍州路段路北的人民剧院1955年对外开放,一直以艺术剧团演出为主,1980年增添电影放映机房,开始放电影。1981年在城区胜利支路建简易式东风影院,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外观端庄朴素,放映厅单层,观众厅宽敞舒适,内无楼座,设座席1430个,装有天津产东风牌35厘米固定式座机,可放映立体电影,1982年元旦开业。潍坊市(县级)电影公司于1980年在坊子六马路东段建成露天影院,1982年在原址建成坊子影院,同年12月27日开业。该院设备简易,观众厅设座席1200个,装用旧松花江牌放映机。1984年1月,该影院属坊子区。
  引进杜比环绕声 全市影厅440余个
  1998年,文华影剧院开业,引入杜比环绕6声道数码立体声系统(简称杜比环绕声),标志着潍坊影院迈入现代化阶段。
  20多年前,中天电影城是城区电影市场的领头羊,它是潍坊市电影放映公司投资140万元对办公楼进行改造后打造的,2001年4月15日开业,是山东首家电影超市,2002年院线制改革后加入山东奥卡新世纪院线,成为潍坊首家加入院线的多厅影院。
  潍坊的电影产业在技术革新与文化传承中寻找平衡,截至目前,全市影院数量突破70家,影厅达到440余个,激光放映3D、4D乃至沉浸式影厅遍地开花,为市民打造了家门口的视听盛宴。
  
  《潍县大观》记录小城镜像
  
  《潍县大观》中的标准钟,建于朝阳门城楼上,1935年初落成。
  《潍县大观》中潍县最早的自来水设备。
  1935年,由潍县县长厉文礼主导拍摄的黑白无声纪录影片《潍县大观》问世,成为潍坊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这部影片以近乎全景式的视角,将20世纪初潍县的城市风貌、市井烟火凝固于胶片之中,是一幅记录20世纪初小城现代性转型的珍贵画卷。
  城建之变:从木桥到钟楼的现代符号
  1934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彰显“治鲁功绩”,筹划拍摄《山东大观》系列影片,并授意几大市县拍摄地方大观。潍县有“东莱首邑”的历史地位,经济繁荣,因此被纳入全省计划之中。潍县县长厉文礼对此事尤为重视,专门斥资从上海聘请专业摄影师,耗时数月完成拍摄。电影胶片全长1650米,可放映55分钟。
  当时的放映机每秒15个画格间歇运动,放在当下每秒24个画格间歇运动的放映机上,人物动作像在“蹦蹦”。
  《潍县大观》开篇镜头对准了潍县标志性建筑“东莱首邑”石坊与县政府门庭,庄重的匾额与森严的县大堂彰显着权力威仪。然而,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朝阳桥的落成盛景。这座横跨白浪河的大桥,原为木质结构,屡遭水患损毁。1934年,厉文礼力主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由德国建筑商设计、本地包工局施工,耗资进口欧洲建材,1935年8月竣工。桥长102米、宽6.6米、高12米,桥面可通行车辆与行人,其规模在当时北方县城中堪称罕见。影片中,厉文礼率众视察新桥,警察自行车队整齐驶过的镜头,将这座“现代之桥”的象征意义推向高潮。影片中出现的另一座桥是通济桥,原本的小石桥在1933年被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桥梁,“双桥飞架”成为厉文礼最大的“政绩”。
  更耐人寻味的是桥西头潍县城墙上矗立的哥特式钟楼。朝阳桥建成后,潍县城东门瓮城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这座欧式钟楼,底座保留古城墙的拱形门洞,顶部高悬“标准计时鸣钟,声达数里,民众称便”。这种“土洋结合”的建筑奇观,恰是当时地方精英对“现代性”的直观想象——既渴望以西洋技术彰显进步,又难舍传统权力美学的表达。
  玉清宫、文昌阁、十笏园等传统标志性建筑在影片中亦可看见,但这些对于当政者而言,并不符合城市建设所需,故而时长有限。
  市井图景:商业脉动与市集烟火
  “若论五都兼百货,自然潍县甲青齐”,20世纪30年代潍县商贸经济快速发展,影片以大量篇幅记录这一蓬勃气象。从街景展示可见,各大主路上商铺林立,人流如织,既显示了商业盛况,又颇有地域风情。
  南坝崖街,这条曾经人迹罕至的三合土坝,经拓宽铺石、招商建铺,一跃成为商铺近300家、戏院影院云集的“潍县南京路”。镜头中,青石路面平整宽阔,布幌招展如林,人流摩肩接踵,推车挑担者与骑自行车者穿行其间,商铺山墙上的大幅广告画更透露出摩登气息。尤其是南头大街门上跨街的欧式拱门,上面镌刻的“表海雄风”四字是厉文礼亲自题署,既暗合“东莱表海”的古意,又昭示着主政者打造商业地标的雄心。
  中山路也是一路繁华,药铺、商店、书店、戏装绣品、古玩字画等店铺鳞次栉比,民众教育馆设有阅览室、还办理图书借阅事务。
  现代商业与市井生活,在影片中完美衔接。白浪河畔,新修建的自来水蓄水池边,身着棉衣的潍县居民接水挑水,谈笑风声。汽车站内,乘客有序排队上下车。而潍县沙滩大集更是有着“买潍县、卖潍县”的名头,每逢农历二、七日,白浪河畔便汇聚起“百货云集,商民辐辏”的盛景。影片以四组镜头多角度捕捉集市百态:布匹丝绸买卖兴隆,铁器农具叮当作响,马车满载货物,小吃摊贩吆喝不断,甚至可见算命先生摇铃招客。这种延续数百年的市集形态,与南坝崖街的现代商业街形成微妙对照,展现出潍县经济生态中传统与现代的并行不悖。
  工业萌芽:从红炉作坊到“机制工厂”
  “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张布机”——勾勒出潍县手工业的繁盛图景。而《潍县大观》讲述的年代正是潍县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影片的镜头则更多聚焦于现代工业的崛起:华丰机器厂机床轰鸣、信丰染印公司布匹出库、惠丰火柴厂女工操作熟练……记录了10多家重点企业的生产情况、厂房、厂名等,甚至以字幕标注工厂经理姓名、产品种类与生产流程。出现在影片中的这些企业,基本涵盖了潍县当时主要的工业企业,宛如一部动态的“实业名录”,不仅记录了民族资本在地方经济中的活跃,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毛细血管如何在小城蔓延。
  影片并未回避社会矛盾的隐性存在。一组地主收租、农民交粮的镜头被悄然插入,佃户们肩挑手推、面色凝重,对农村生活的这一侧面反映与商业街的繁华景象形成刺眼反差。“无意间的真实”,恰是纪录片作为历史证据的独特价值——它既服务于主政者的宣传叙事,又因摄影机的客观性保留了时代的褶皱与裂痕。
  文教剪影:新旧交织的文明图鉴
  作为一部全景式纪录片,《潍县大观》还摄录了系列镜头,比如,对文教领域进行了细腻呈现。十笏园的假山亭台间,政商名流漫步谈笑;玉清宫的香火缭绕中,善男信女虔诚跪拜。更具现代性意味的则是教育场景:县立中学的篮球场上,学生跃起投篮;文庙小学的课堂内,稚童摇头诵读;私立继志小学的滑梯旁,幼童嬉戏欢闹。这些画面构成一幅新旧文化共生的图景——儒学殿堂与西式学堂并立,传统雅集与体育竞技共存。
  影片结尾处,驻军操练的镜头与市井生活交替闪现,暗示着繁荣表象下的动荡伏笔。1935年的潍县尚沉浸于“黄金时代”的余晖中,无人预见三年后日军铁蹄踏进潍县城,更不知这座古城将在战火中经历怎样的沧桑巨变。
  胶片余韵:历史档案的当代回响
  《潍县大观》虽为政治宣传、粉饰时局而生,却无意间成为后世研究20世纪初潍县社会生态的“动态县志”。
  作为中国早期城市纪录片的重要标本,《潍县大观》是山东现存最早的城镇纪录片,与《北平大观》《青岛大观》共同构成观察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窗口,遗憾的是《北平大观》《青岛大观》拷贝散佚,唯有《潍县大观》的拷贝在1948年潍县解放之时被发现,1982年底交由潍坊市档案馆悉心保存,成为全国罕见的珍贵影像档案。
  《潍县大观》的价值远不止于20世纪初地方影像的孤本存世,它是研究20世纪初城市发展与社会风貌的“活化石”,更在2011年“记忆潍坊”展览中重见天日,它让一座城市的记忆在光影的跳跃中获得永恒的生命。
  
  纪录片:
  城市乡愁影像志
  
  纪录电影《风筝·风筝》海报
  潍坊文化元素风筝曾进入纪录电影《风筝·风筝》,且该片曾到风筝发源地潍坊实地拍摄,后在潍坊举行首映式。纪录片的镜头曾对准安丘的京剧团、村庄新貌,该片以最平实的镜头语言,表达着乡愁难解这一永恒主题。
  潍坊电影纪录片始自1935年的黑白无声《潍县大观》,梳理资料过程中发现,风筝不仅仅是潍坊人作品中的意象,也常是电影中的“主角”,正可谓“我们从来不是用镜头在拍电影,而是用扎风筝的竹篾在丈量天地的尺度”。
  1961年,山东电影制片厂在潍坊市体育场拍摄了黑白科教片《潍坊风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纪录片《风筝之乡》(1984)记录了潍坊的国际风筝会,引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风筝爱好者,这项活动使世界了解了中国,让中国走向了世界。山东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纪录片《潍坊国际风筝会》(1984),让我们从影像中看到了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的盛况,看到了杨同科、孙永春等风筝艺人的技艺展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纪录片《中国风筝》。
  而更有一只潍坊风筝,跨越1.1万公里,揭开一段尘封60年的回忆。《风筝》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郎斯艺术制片公司合拍的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儿童故事片,也是第一部中外合拍片。影片的主题是寻找友谊,探求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于1959年在中国上映。不过,这部电影跟潍坊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一根风筝线串起了时间,连接着友谊。2019年,纪录电影《风筝·风筝》以电影《风筝》为线索,通过影片中三位小演员60年后的重逢,以及新时代与风筝有关的中法人物故事,回望当年中法两国人民通过电影梦结下的友谊,展示中法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感人故事。纪录片来到风筝发源地潍坊实地拍摄,2021年4月16日在潍坊举行了首映式。
  其他纪录片如:1975年,山东电视台拍摄了安丘县京剧团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的纪录片《咱们的庄户剧团》。1983年,山东电视台拍摄的旅游片《到我们村庄来》,介绍了安丘县石家庄(今安丘市凌河街道石家庄村)今昔,突出反映石家庄人的幸福生活和开展民俗旅游的情况,胶片长280米。山东电视台摄制的彩色旅游片《青州风光》等。
  有两部电影纪录片,题材虽与潍坊无关,却是潍坊木土企业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公司出品,还得过大奖。《贡秋卓玛》(2016)在四川取景拍摄,讲述藏族姑娘贡秋卓玛北京寻梦的故事,影片入围第69届戛纳电影节展映,获2016年美国焦点电影奖青铜奖、希腊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耶拉派特拉奖观众奖等六项国际大奖和2016年第四届镇江西津渡国际纪录片盛典等国内多项大奖。《羊儿满山坡》(2016)在宁夏拍摄,主要讲诉了一个刚正不阿的村支书为乡亲们追要扶贫款的故事,获2017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世界电影短片奖最佳短片奖、最佳国际制片人奖和最佳女主角奖,2017年印度加尔各答国际短片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入围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展映。
  
  微电影:
  方寸之间见山河
  
  微电影《沂山谣》海报
  在短视频席卷全球的当下,微电影——介于碎片化短视频与传统电影之间的艺术形式,在传播塑造文化、弘扬时代精神、引导舆论等方面具有强大功效,潍坊本土影视专业公司拍摄出品的微电影,给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微电影的时长为8—15分钟,起源可以追溯至2000年的“新媒体电影”“微视频”等。目前各大电影节仍有微电影单元,因为投资小、成本低、拍摄制作门槛低,为业余爱好者、影视新人、大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形式,这些人也是当下微电影的主力创作群体。
  十余年间,潍坊也拍摄了诸多题材的微电影,总体数量尚不得而知,仅山东泰岳兄弟影视公司就创造了10年34部微电影的业绩,而诸城市臧克家故居讲解员王少红编剧的微电影《温暖》获第八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太平洋电影节优秀作品奖、第三届美丽乡村国际影像节金稻奖,微电影《妈妈回家》获得山东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奖……
  2016年上映的全国首部版权题材微电影《风筝谣》,由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摄制,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公司投资出品。“小小风筝飘啊飘,带着哨儿上九霄,风儿越吹你越唱,线儿越放你越高……”一首民谣唱出潍坊的风筝情,一个故事道出民众的百态事。影片时长13分钟,拍摄历时一个多月,主要取景都在潍坊。主要讲述了风筝艺人孙文彬(苏凯饰)沿袭并发扬传统文化技艺,创新设计出萝卜娃等一系列风筝产品,但苦于没有市场,经营惨淡。而风筝文化产品电商经营者李萌萌(黄雯雯饰)设计的萝卜娃风筝,打算进行版权登记,发现与孙文彬的极度相似。经过版权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政策讲解及热情周到的服务,孙文彬与李萌萌达成战略合作,萝卜娃风筝扶摇直上,传统文化技艺得到更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2018年3月28日,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盛典上,由临朐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沂山谣》,从7300部中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作品奖,该奖项是本届国际微电影展映评比唯一奖,也是最高荣誉。《沂山谣》以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临朐县公安局寺头派出所教导员沈开未为原型创作,同样以他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微电影《我有一个好爸爸》,获得山东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筑中国梦”主题原创网络视听节目优秀微电影奖。
  “中国好人”是潍坊微电影的一个主要题材。比如,以临朐县教师张兴芬为原型拍摄的微电影《妈妈姐》,讲述了一名普通党员教师在最美好的年华与一个残疾孤儿相遇,不顾家人反对、市井流言,最终将孩子抚养长大、培养成才的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中国好人”之歌。该片获2019第四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最佳故事片奖。潍坊市文明办策划并联合摄制,山东泰岳兄弟影视有限公司出品的《好人徐林收》,以高密市阚家镇松兴屯村党支部书记徐林收为原型,根据其事迹改编而成。
  本期图片由齐英华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潍县大观》原始影像资料、潍坊市档案馆相关文献、《潍坊文化志》等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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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1楼] 发表于:18天前
鄌郚史志总编
  光影中的潍坊印记
  
  潍坊作为中国电影史上地域文化表达的独特样本,其影像书写呈现出“双轨并行”的创作特征:一方面以潍坊作家剧本为灵魂,如《神凤威龙》由韩钟亮编剧,《红高粱》改编自莫言文学原着,通过大电影制片厂实现艺术转化,将潍坊文化基因注入更广阔的叙事语境;另一方面以潍坊真实人物或事件为原型,如《王伯祥》《终极胜利》等,结合在地取景的纪实美学,构建起兼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影像档案,折射出地方文化资源在电影工业体系中的多维转化——从文本原创到实景再现,潍坊元素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本期撰稿:齐英华 肖子涵
  主 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 辑:台 可 美 编:王 蓓
  校 对:曾 艳(09-10)刘小宁(11-12)
  王明才(13-14)刘 辉(15-16)
    《黎明的河边》:
  潍水烽火书写英雄赞歌
  
  1953年,“昌邑荣誉市民”、作家峻青以昌潍平原的烽火岁月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黎明的河边》。这部作品后被改编为电影,以悲壮的叙事和浓厚的地方色彩,成为革命战争题材的经典之作。作为潍坊大地孕育的文艺瑰宝,《黎明的河边》不仅镌刻着潍坊的山水人文,更以炽热的革命情怀跨越时空,为当代人提供了精神的灯塔。
  潍水河畔:文学与地理的双重烙印
  “潍河,可爱的潍河,这是我的故乡,是我永生都不能忘记的地方。在战斗的年代里,我和潍河两岸的人民一起同敌人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多少壮烈的事迹深深刻在我的心里。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国民党匪军侵陷了我们辽阔的昌潍平原,那个时候的潍河正是浊流滚滚,波浪滔天……”
  一段旁白中,潍河的画卷缓缓展开,岸上杏花盛开,宽阔的水面上泛着小舟,渔民撒网,一幅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可随着镜头给到滔天的波浪,紧接着就是激烈的战斗场面。
  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占昌潍平原。由于叛徒告密,武工队遭到敌人的围攻,马队长牺牲。通讯员小陈回河西司令部送信,司令部当即派姚队长和杨副队长连夜赶到河东,去领导武工队。暗夜中,为护送两位队长过河,小陈的父亲两次跳入河中,带着两位队长渡河,小陈在河边阻击敌人,目睹母亲、弟弟被敌人杀害。不久,我军大部队展开反攻,小陈父子投入新的战斗。
  “黎明的河边”这一核心之河,正是潍河。
  《黎明的河边》是峻青在亲身经历基础上创作的。1946年至1948年,峻青曾在昌邑战斗和生活过,昌邑人民多次救过他的命,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一直把昌邑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953年,峻青回到昌邑进行采访和创作,在卜庄镇广刘村居住期间,常与村民散步于潍河河堤,眺望对岸郁郁葱葱的蔺家庄(“陈家庄”的原型)。“小陈”的原型是当年掩护峻青和其他同志通过敌战区时牺牲的一名通讯员,峻青这次重访潍河两岸,终于找到埋葬那名通讯员的无名烈士墓。当夜,峻青在广刘村果园的一间屋里,含泪写下《黎明的河边》这一优秀短篇小说。
  电影《黎明的河边》由峻青编剧,陈戈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年拍摄、上映。潍河的波涛声、两岸的密林与果园,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真实的自然背景,更成为革命者与敌人周旋的天然屏障。小陈父子护送姚队长和杨副队长渡河的惊险情节,正是峻青对潍河地理特征的巧妙运用——河流的湍急与暗夜的危险交织,凸显了革命者的果敢与牺牲精神。
  烽火岁月:潍坊元素的时代投射
  影片《黎明的河边》以1947年国民党军侵占昌潍平原为背景,再现了胶东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峻青亲历过这段历史,他在潍河东岸遭遇敌军包围的经历,被艺术化地融入小陈一家的命运。电影中,小陈掩护队长渡河的“沙丘之战”,目睹亲人被害仍坚持完成任务的情节,悲壮惨烈。这是对历史事件的还原,呼应了真实事件中通讯员以一当百的牺牲精神,更揭示了潍坊人民在极端环境下舍小家保大家的集体性格。
  峻青是“昌邑荣誉市民”,他的创作始终扎根潍坊。其早期作品《马石山上》描写八路军战士为掩护群众突围全员牺牲,而《黎明的河边》则聚焦普通通讯员家庭的奉献。两者共同构建了“英雄群像”与“个体觉醒”的双重叙事,凸显潍坊作为革命老区的精神厚度。这种叙事逻辑,既源于峻青对“故乡”昌邑的深情,也折射出潍坊在胶东战场中的战略地位。
  尽管电影未直接使用方言拍摄,但“一个锅里摸勺子”“浮水”等表述,有着浓郁的潍坊农村生活气息。真实的地方叙事,让作品超越了虚构的框架,成为潍坊人民抗争史的缩影,是地方文化的隐性书写。
  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潍河、果园与麦田,不仅是地理符号,更被赋予象征意义。战火中的潍河“漂流着被害者的尸体”,而解放后的河岸“麦苗如毯、果林蓊郁”,这种对比暗合潍坊从苦难到新生的历史轨迹,也隐喻革命精神如种子般在土地上生生不息。
  峻青在创作《黎明的河边》同期,还创作了小说《变天》,后改编为电影《民兵的儿子》,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编导黄粲。影片讲述的是1947年,山东某根据地民兵队长的儿子机智勇敢、不屈不挠与还乡团斗争的故事。
  薪火相传:红色基因的当代价值
  广刘村村民张德平、张德利,说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村里看露天电影《黎明的河边》,“自豪、满足”是不断重复的词语,小说是峻青在广刘村里写的,拍摄是在距离广刘村不远的潍河边,杏花盛开的季节里,“我们看到电影中的场景都十分亲切、真实”。
  在和平年代,《黎明的河边》《民兵的儿子》等影片中的革命精神依然具有教育意义。小陈坚韧不屈的形象,为当代青年树立了价值标杆。这种精神在潍坊的传承可见一斑——昌邑市通过潍河生态廊道建设,将红色记忆融入城市景观,在潍水风情湿地公园打造峻青园,塑峻青像。这种精神的延续,让《黎明的河边》超越战争题材的局限,成为激励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图腾。
  从潍河岸边的煤油灯下到银幕前的泪光闪烁,《黎明的河边》用潍坊的山河与血肉,书写了一曲永不褪色的英雄赞歌。它不仅是地方文化自信的载体,更在时代更迭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潍河绿道漫步,眺望曾被鲜血浸染的土地上崛起的现代化新城,或许更能读懂:所谓“黎明”,既是黑暗后的破晓,亦是对光明永不停歇的追求。
    《喜盈门》:
  农村题材电影巅峰之作
  
  电影《喜盈门》剧照:仁武和水莲结婚了。
  电影《喜盈门》剧照:仁芳拿着布料来请大嫂帮她做裤子,强英误认为这是丈夫买给自己的布料。
  电影《喜盈门》剧照:爷爷把强英叫出来,让她不要管仁芳的亲事。
  电影《喜盈门》剧照:强英关起门,背着爷爷又包饺子又吃桃酥。
  1981年6月上映的《喜盈门》,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这部与潍坊文化血脉紧密相连的轻喜剧电影,创下了票房神话。编剧辛显令是平度人,利用潍坊地区文化局创立的“创作假”完成了这一作品。该片曾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荣誉奖、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
  辛显令利用创作假
  首次写故事片剧本
  电影《喜盈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赵焕章执导,王书勤、温玉娟、王玉梅、于绍康、张亮、洪学敏、毛永明等主演。影片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中国北方农民家庭中,大儿媳计较小家庭的得失,百般算计,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改正错误,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人物语言、鲜活的乡土气息、幽默的叙事风格、深刻的道德寓言以及多种艺术手段的巧妙运用,构成了一种清新的中国年画风格,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巅峰之作。
  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赵焕章(山东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执导的第三部影片,也是编剧辛显令(1943—2010)第一次写故事片剧本。
  今青岛平度市,1984年之前隶属昌潍(潍坊)地区,辛显令出生于平度古岘镇,青年时期务农、任教、担任会计的经历,让他对农村生活的肌理与矛盾有着近乎本能的洞察力。他的创作始终扎根乡土,笔下既有胶东平原的麦浪与炊烟,也有农民家庭中琐碎却尖锐的伦理冲突。
  20世纪70年代末,潍坊地区文化局为扶持作者,专门设立“创作假”,创造一切条件让创作者深入体验生活。1978年10月,潍坊地区文化局组织平度县文化馆副馆长辛显令在内的部分业余作者到农村深入生活。辛显令听说了很多不赡养老人、不孝敬公婆,甚至家庭不和、虐待老人的事情,便有了创作念头,想以农村青年如何处理家庭关系、赡养老人为题材写电影文学剧本。这一题材的选择,既源于他对潍坊地区农村家庭纠纷的观察,也呼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传统伦理的震荡。
  编剧导演合作
  成就时代经典
  此前,编剧辛显令没有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经验,给好友赵焕章写信,说了自己的想法。赵焕章立即回信,“这可是个牵动千家万户的题材”,鼓励他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深度挖掘。
  第二年,赵焕章收到初稿后直奔平度县,就剧本情节、结构,与辛显令谈了七天七夜,据说两人天天熬夜、抽烟,舌头都是黑的。其中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情节都是赵焕章建议的,比如强英喂猪时指桑骂槐、瞒着爷爷吃饺子的剧情,初稿写得有生活气息但铺垫不足;买裤料的情节、强英娘家的戏等都是后加进去的。赵焕章坚持不署名编剧,将荣誉留给业余作者辛显令。
  1979年秋末冬初,辛显令完成比较成熟的四稿,赵焕章却告诉他“你再作细改,我等待时机”。等待的日子里,辛显令把剧本投向几个电影制片厂,都石沉大海,在上影厂的审查也一直没有通过。
  柳暗花明的1980年,一则广播消息传来,山东泰安有一对老人,因四个亲生子女不肯赡养而双双自尽,上影厂领导再讨论《喜盈门》剧本时,觉得这部电影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很快决定开拍。
  这次合作将农村题材从“政策图解”提升为“艺术真实”,成就了一部兼具娱乐性与思想性的经典。
  人物事件均有原型
  敢于触及普遍矛盾
  其实,辛显令的剧本创作深谙意识形态编码的艺术。水莲这一角色被精心塑造成“社会主义新媳妇”的典型,是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人物形象:她既保有传统妇女的贤淑,又具备新女性的独立意识。在棉田喷洒农药的场景中,水莲操作现代化农具的娴熟姿态,暗示着农村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角色转变。这种形象与当时《中国妇女》杂志倡导的“四自”精神形成互文,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格化符号。
  1981年6月,《喜盈门》上映,这部与潍坊文化血脉紧密相连的轻喜剧电影,创下了票房神话。其制作成本仅36万元,从上映至年底各类拷贝达到32个,共映出4495场,观影人数达到4690万人次,在随后的三年里更是创造惊人的观影纪录——5.7亿人次。该片曾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荣誉奖、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
  辛显令1981年在一篇写《喜盈门》创作感受的文章中提到,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只是进行了概括、集中、提炼和加工”。其子辛虎在2024年央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节目中提到,薛水莲的原型是其母亲王培珍。电影中的大嫂强英与婆婆、小姑子等家庭成员的冲突设计极具戏剧张力,比如从“涤纶绸裤”的嫉妒,到分家时的算计,再到虐待老人的恶行,强英的形象既是反面典型,也是传统宗法制度崩解下人性异化的写照。据称,仁文和强英的原型也是来自辛显令家族。
  辛显令的创作风格,被评价为“细节真实,敢于触及普遍矛盾”,所以这一轻喜剧风格暗含着意识形态的柔软表达。强英偷吃饺子被发现的滑稽场面,既满足了观众的道德审判快感,又避免了说教式的生硬,这种寓教于乐的策略成功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隐形传播,更是通过方言俚语的自然呈现,让观众在笑声中体味深意,如“猪鼻子插大葱——装象”,生活细节中的藏饺子、争大衣柜,民俗场景中的婚闹、做缝纫活等。
  农村题材代表作品
  意义远超地域范畴
  为了还原真实的农村场景,剧组在烟台栖霞市桃村镇国路夼村搭建陈家大院,与当地农民共同种菜、养猪,请村民参与守夜喂鸡。
  《喜盈门》的成功不仅是商业的,更是文化的。在潍坊乃至全国农村,许多儿媳因“水莲”形象反思自身,甚至出现给女儿取名“水莲”的风潮。影片通过家庭伦理的戏剧化呈现,完成了对传统美德的现代性转化,成为新农村文化建构的重要参照。
  作为农村题材电影的代表作,《喜盈门》的意义远超地域范畴。它证明了“乡土题材”可以兼具艺术性与大众性,也为后续农村电影提供了叙事范式。辛显令的创作生涯,更是潍坊文化从地方性经验走向全国性表达的缩影。
    《神凤威龙》:
  非遗与抗日叙事相交融
  
  电影《神凤威龙》视频截图
  《神凤威龙》摄制组部分成员合影(右二为高宝宝,右三为孙松,右四为韩钟亮)。
  1988年,农历龙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子恩,用胶片镌刻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潍坊往事。电影《神凤威龙》由潍坊人韩钟亮编剧,以抗战为背景,聚焦潍坊民间手工艺人与侵略者的抗争,通过民俗手艺展现中华民族气节,用光影记录下一段热血往事。
  龙年春节拍潍坊故事
  再现手工艺人抗争往事
  《神凤威龙》影片开场,1940年,农历龙年,日本佐佐木少佐的军靴踏碎了潍县青石板路的宁静。他接到特殊任务,要在暗中挑选最优秀的中国民间手艺人送往日本,为天皇祝寿,名单上赫然列着“风筝王”杜溪春、“嵌银王”明德馨、“刺绣王”明月等人的名字。佐佐木与汉奸洪奇才谋划此事,用各种手段欺骗艺人们。杜溪春有所察觉,明德馨受骗不察,明月因反抗被击伤。杜溪春的二爷绑架洪奇才的女儿素琴,杜溪春却把素琴放了。杜溪春在游击队的帮助下,“二月二”那天里应外合,智胜顽敌。
  张子恩自1984年执导影片,此前曾拍摄过《默默的小河》《神鞭》《黄河大侠》,1988年农历龙年春节前来到潍坊拍摄《神凤威龙》,选景前,张子恩先到市档案馆,看了几遍《潍县大观》。后来他提到:“影片中我拍了很多民俗场面,人群、色彩的流动,都无非企图从中国古老的文化结构、艺术传统中寻找新时期电影形态的元素。”
  出生于1963年的孙松在影片中饰演“风筝王”杜溪春,当时,他和高宝宝(饰洪素琴)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孙松是最早报到的演员,到潍坊后,委托给编剧韩钟亮一件事——找扎风筝的地方,他要体验生活。他每天挤公交或步行到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找“风筝王”人物原型之一的孙永春讨教,几天后就做出了一个风筝框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一些风筝画片和明信片,贴在房间里揣摩。孙松塑造的杜溪春善良、机敏,敢于担当,这部影片为他在争取《渴望》中王沪生一角奠定了基础。
  抗日叙事嵌入地方文化肌理
  风筝争艳隐喻潍坊抗战精神
  《神凤威龙》主要在潍坊拍摄,剧组在虞河边一部队驻地搭建临时摄影棚,外景在通济门、小石桥、白浪河、十笏园、北下河、杨家埠等处拍摄。影片中的通济门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是因为其上的门楼是剧组搭的景;洪奇才家在十笏园取景,而大门口则是今杨家埠民俗艺术大观园内杨家埠年画旧作坊的大门,春节耍龙灯及“二月二”龙抬头之夜借耍龙灯救人的戏码就是在此处大门前拍摄的;开场及部分街巷戏是在北下河拍摄的,北下河没有了,好在有影片,留存了绿瓦阁、鱼店街等影像。
  该电影有着鲜明的潍坊符号。“风筝王”“嵌银王”“刺绣王”“龙灯王”“核雕王”等民间艺人的绝活、民俗场面及朝天锅、年画等,正是潍坊非遗图谱上的真实注脚。张子恩在访谈中坦言,影片旨在通过娱乐形式弘扬民族精神,并借鉴鲁迅“地方性即世界性”的观点,将潍坊非遗元素融入类型化叙事。风筝大会上,龙头蜈蚣、百鸟朝凤等各种潍坊风筝争奇斗艳,隐喻了潍坊人骨子里的抗争精神。
  《神凤威龙》以潍坊非遗为暗线,将抗日叙事嵌入地方文化肌理,揭示“技艺即脊梁”的民族精神。在当代语境下,影片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为非遗保护提供了“以艺抗敌、以文载道”的启示。
  潍坊编剧回忆拍摄花絮
  演员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神凤威龙》电影剧本主笔是韩钟亮,剧组进驻潍坊后,他也“触电”,经常参与剧组工作,帮助解决一些道具、场地、群演等方面的问题,从他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当时一些拍摄情况。
  拍摄所需物料一次拉不来,有几个战斗镜头,运来枪弹、火药等,这些可全是真枪,不能放在剧组,拍摄之后会全部收起来,统一拉到潍坊市公安局一仓库保管,不能出一点点差错。而黄呢料军大衣的待遇就“逊色”了点,演员、剧务们每天穿着它,跑外景、干杂活,韩钟亮看着挺心疼,对导演说:“你不怕把新大衣弄脏弄破了吗?”导演笑笑说:“就是要叫它们脏点、破点,这叫‘做旧’。”
  道具需要“做旧”,还得“造假”。比如洪府门前那对石狮子,就是美工师用压缩塑料制作的,一碰是要绝对露馅的。韩钟亮到西影跟导演、剪辑一起看“毛片”时,看到有个保安团丁不慎蹭了它一下,石狮子晃动起来,这样的镜头自然是被剪掉的。
  拍摄期间,演员们的敬业精神让韩钟亮十分钦佩,也感觉到了他们的不容易。影片开场镜头,扮演道士“北海夜叉”的是68岁的演员陈新——文艺界的“老延安”。因为正值冬天,寒风凛冽,陈新迎风而立,双手擎宝剑,脑袋得使劲压低,因为他脖子上还有一个逼真的“模型头”,是准备被“砍掉”的。就这样一个姿势站着,还要在刀过“头”落时,直挺挺地倒下去,躺在冰冷的地上一动不动,韩钟亮想那滋味一定很不舒服。
  有一个场景是洪素琴被土匪“紫面太岁”,也就是杜溪春的二爷绑到庆春风筝铺后,杜溪春因放走她而和二爷起了争执。这是一场激烈的情绪戏,演员孙松必须边嘶喊边流泪,不巧的是,开拍前他感冒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但时间不等人,只能坚持上阵。因为这段台词较长,导演想让画面丰富,需要在三个机位拍摄。换机位,对摄影师来说不难,可对演员而言有点“残酷”,因为每换一次,演员的表演就要被打断一次,重新酝酿情感,重新“组织”眼泪,当被“折腾”到第四次时,孙松已经流不出眼泪了。这场戏的另一个镜头是在除夕夜拍摄的,扮演洪素琴的高宝宝被装在破麻袋里,被二爷扛在肩上,再重重地摔在地上,等打开麻袋时,如花似月的娇小姐已然蓬头垢面,嘴里塞着脏布。更为“残酷”的是,这场戏拍了几次,高宝宝硬是被“摔”了几次。
    《红高粱》:
  亚洲电影首次捧“金熊”
  
  电影《红高粱》拍摄花絮照,从左到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剧照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电影再次掀起小说改编的热潮,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改编成电影《红高粱》,首次执导电影的张艺谋执意要在高密拍摄。高密没有高粱地,为此,乡镇领导现场指挥,农民现种了高粱。开拍后,引来村民围观,能参演电影的村民格外令人羡慕。《红高粱》在1988年2月23日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张艺谋首次执导电影 坚持来高密拍《红高粱》
  高密市夏庄镇孙家口村,青纱桥横跨胶莱河,1938年发生过孙家口伏击战,石墩上至今留有弹痕,这一抗日游击队伏击日军的壮举被莫言写入小说,被张艺谋用影像凝固成银幕经典,孙家口伏击战从此名扬四海。
  1986年3月,莫言的《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引起轰动,也吸引了张艺谋。此时,电影《老井》正在拍摄中,主演张艺谋从山西赶到北京,与莫言协商小说《红高粱》的改编权问题,掏了800元的电影改编费,并商定由陈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
  张艺谋要当导演了。高粱是贯穿全片的主要场景,为了寻找理想的拍摄地,他跑了很多地方,莫言也曾建议他到东北拍摄,但张艺谋坚持在潍坊高密拍,而且得有大片的高粱地。可在当时,高粱不值钱,高密已很少有种植高粱的,更不用说成片的了。怎么办?张艺谋决定现种。
  1987年春天,高密县文化局来了五个人,其中剃着小平头的是37岁的张艺谋,他们来联系种植高粱的事。高密县文化局立刻向县委宣传部说明情况,副部长尚希魁负责接待工作。尚希魁告诉剧组,农村现在已经大包干了,要想成片种植高粱,必须跟老百姓协商好,确保老百姓利益不受损失。最终双方以每亩地补偿300元的价格达成一致,60亩地当年春天种植高粱。种子、肥料由县里统一供应,乡镇领导坐阵指挥,老百姓知道种高粱是为了拍电影,干得格外来劲儿。
  4月至7月,张艺谋数次往返山东,全是为了种地的事。7月下旬,张艺谋带着剧组进驻高密,住在县招待所。张艺谋来到高粱地看到,因为连日干旱,高粱发育不良长得不够高,他向县里提出要求,县里把肥料发到农民手中,紧急追肥。张艺谋心里着急啊,高粱长不好,一旦错过季节,这电影就“黄了”。他急得在高粱地里乱转,好在高粱喜水,一场雨下透了,一节一节往上蹿,张艺谋看到了满世界的“绿”。
  村民围观电影拍摄 在峡山水库等地取景
  孙家口村及附近村民听说要开始拍电影了,都很好奇,纷纷来看电影是怎么拍摄出来的,每到拍摄时,河边的高坡上总是站满村民。时值酷暑天,演员们还要穿厚棉袄,所以拍摄集中在上午。每天上午,一辆大解放车载着剧组人员到达孙家口村,车上还载着一台特大号的“吹风机”,“刮”得高粱时起时伏,发出哗啦哗啦声。
  村民周会红的4分土豆地紧挨着高粱地,九儿骑着毛驴穿过高粱地时,就从他的地里过,他看着自家地被拍进电影很开心;拍摄接近尾声时,有一位老人被张艺谋请到桥边,牵着牛在桥上来回走,惹来乡亲的羡慕。尚希魁给剧组找了5名群众演员,而影片中“剥人皮”围观的群演是张艺谋自己从另一乡镇找来的,每名群演的劳务费5分钱。
  电影《红高粱》在潍坊的外景地之一是青纱桥,拍摄了“抢我奶奶”“野合”“伏击战”等众多经典戏份;在高密泊子村种了50多亩高粱,拍了一场日本鬼子强迫村民“踩高粱”的戏份;在峡山水库,拍摄了“炸军车”“我奶奶死”等镜头。
  张艺谋开始第五代导演生涯
  《红高粱》拿下国内外大奖
  《红高粱》是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至于这次当导演,我是头一回,心里的滋味跟头一回找对象差不多,但我有信心把这部片子拍好,拍得自由舒展,绚丽壮观,抓住观众。因莫言的原着小说已声名远扬,又有姜文、巩俐等的密切合作,一部片子的好坏,一半在于选演员,我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演员从素质到功力都不错,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优秀的摄影师顾长卫,至于我……”张艺谋谦虚而低调,他正式开始了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生涯。
  张艺谋第一次做导演,姜文崭露头角,巩俐还是中戏表演系二年级学生,莫言距离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有20多年。一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电影《红高粱》在1988年2月23日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影史上第一次获得四大电影节奖项的撼世之作,更是首部获得此奖项的亚洲电影。随之而来拿下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录音奖,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十余个奖项。上映时更是观众如潮,当年,潍坊首次实行单片超收有奖办法,调动各影院的积极性,22家城市影院超额完成预定指标,首轮放映收入37万元。
  潍坊民俗元素现独特魅力
  《红高粱》搬上多剧种舞台
  潍坊的民俗元素在影片中化作隐喻符号,张艺谋曾坦言:“没有潍坊这些活着的非遗,《红高粱》就只是一部彩色电影。”这种对地域文化的精准捕捉,让影片斩获金熊奖时,评委会主席古利尔莫·比拉基盛赞其为“土地长出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的成功,催生了文学作品的创造性转化——2014年电视剧版《红高粱》开播;同年,由莫言编剧、周波导演的茂腔舞台剧《红高粱》在高密首演,在潍坊大剧院连演30场,场场爆满;2017年被拍成茂腔电影。舞剧、评剧《红高粱》舞台剧在不同地域演出。宁夏京剧团改编的现代京剧《红高粱》在2025年开始全国巡演,主演刘京凭借该剧荣获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201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对《红高粱》的电影胶片及未公映素材进行逐帧修复并重新剪辑,将电影画面质量提高到2K高清,杜比全影声制作,利用先进影视修复技术帮助这部经典电影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从巩俐的粗瓷碗到刘京的水袖,从张艺谋的取景框到莫言的钢笔尖,潍坊的文化基因在高粱酒的醇香中代代相传。那些银幕上跃动的红色,早已不是简单的色彩,而是一个民族关于自由、尊严与抗争的永恒隐喻。
    戏曲电影:
  视听技术赋能传统唱腔
  
  吕剧电影《管得好》视频截图
  吕剧电影《半边天》视频截图
  戏曲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电影类型,既是传统戏曲的影像化延伸,也是地方文化走向全国的桥梁,潍坊的戏曲传统亦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养分,吕剧、茂腔等地方戏质朴的唱腔与伦理叙事,与戏曲电影“寓教于乐”的宗旨不谋而合,潍坊成为戏曲和电影文化交融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潍坊吕剧 特殊年代两度搬上银幕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中国戏曲电影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后期,山东有三个地方戏曲到北京调演获得好评,其中两部来自昌潍地区,且都是吕剧,即《半边天》《管得好》。长春电影制片厂选中《半边天》,上海电影制片厂赵焕章导演了《管得好》。
  1972年,郝湘榛根据临朐县李家庄团支部的真实事迹,创作快板剧《半边天》,剧中妇女队长常金凤组织妇女插秧,与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生产队长展开博弈,最终以劳动实效证明妇女能力。参加省会演时被省吕剧团看中,改编成吕剧,并在1975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剧本作为单行本发行,印数3.5万册。片头出现的署名中“根据临朐县业余创作组同名快板剧 山东省吕剧团改编”字样,并不见郝湘榛的名字,直到1979年平反,他的名字才逐渐浮出水面。
  吕剧电影《管得好》,编剧是平度县业余创作组,由辛显令执笔,赵焕章导演,197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影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中,联中老师李成文把自己的孩子锁在家里读死书,参加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组长张奶奶,坚持开门,鼓励孩子砸锁,参加社会活动,并帮助李成文纠正“智育第一”的认识偏差。影片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刚上映不久,又因“文化大革命”结束而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其吕剧艺术值得珍惜。同时,辛显令、赵焕章正是因为此次合作,才有了后来《喜盈门》的合作。
  潍坊元素 为两部影片提供艺术滋养
  吕剧在潍坊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潍坊为《半边天》《管得好》的诞生提供了深厚的艺术滋养。
  《半边天》主演杨瑞卿(饰生产队长刘建德)是从潍坊走出去的吕剧名家。他1949年加入潍坊特别市文工团,后成为山东省吕剧院元老,其浑厚的唱腔与质朴的表演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生命力。创作过程亦浸润着潍坊地域特色,郝湘榛在临朐县文化馆的茅棚中完成剧本初稿,采风素材多来自潍坊农村的田间地头。电影上映后风靡全国,和几部电影样板戏“等量齐观”,“半边天”一词因该剧风靡全国,最终被收入《现代汉语大辞典》,成为妇女地位的代名词——这一语言符号的诞生,正是潍坊乡土文艺对中华文化的独特贡献。
  《管得好》影片中并未标注“昌潍”字样,但唱词中的“胶莱河”又明确交待了故事发生地。再细究其文化肌理,也能发现与潍坊千丝万缕的关联。在演员构成上,剧组特邀昌潍地区吕剧团演员参与配唱,其特有的“潍县腔”为唱腔注入别样韵味,“你怎么不动弹”“正在为发言稿作憋子呢”“仰起脖子横起腿”“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等台词,恰是潍坊地区方言俗语的直接移植。
  茂腔电影 红高粱彰显高密地域文化
  茂腔电影《红高粱》是中国首部以潍坊地方戏茂腔作为载体的戏曲电影,有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歌颂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勇于战胜一切侵略者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高密人勇敢、淳朴、善良的传统美德。影片将莫言的经典小说《红高粱》与高密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既是一次艺术创新,也是对地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
  《红高粱》的故事根植于高密东北乡,莫言的原着小说以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抗战叙事闻名。2014年,潍坊市率先将这一题材搬上茂腔舞台,由莫言担任编剧,创作了八场现代茂腔戏《红高粱》,在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节首演并广受好评。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高密艺术剧院与央视合作拍摄戏曲电影版,于2017年10月在高密红高粱影视城开机,2018年5月19日在央视戏曲频道《九州大戏台》成功首播。影片由国内着名戏曲导演许玉琢担任导演,高密市艺术剧院茂腔少年班毕业的青年演员担任主演,别淑君饰演九儿,陈福涛、孙亚东分饰余占鳌、刘罗汉。
  影片在内容上尊重原着,以茂腔唱腔为核心,既保持高密茂腔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幽怨、通俗易懂等特点,又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尝试,突破创新,强化戏曲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例如,高粱地野合一场戏中,九儿的唱段既保留了茂腔的悲怆婉转,又通过蒙太奇手法强化情感张力,传统戏曲与影像语言由此创新结合。
  拍摄地选在高密东北乡的单家大院及红高粱地,真实还原了原着中的场景。剧组还邀请当地农民参与拍摄,如颠轿、酿酒等民俗场景,通过镜头语言展现高密的风土人情。此外,影片对“十八里红”酒的酿造过程、婚丧嫁娶的仪式细节等,均以写实手法呈现,强化了文化真实性。
  “复仇烈火”一场中,九儿牺牲前,高粱地边上号召乡亲抗日的场景,独白以茂腔唱词“是中国人的端起碗,喝了这碗高粱酒,哪怕他天塌地又陷”呼应原着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将个人悲剧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集体呐喊。
  戏曲传承 视听技术赋予唱腔新的生命力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腔长期面临观众流失的困境。茂腔电影《红高粱》以高密的土地为纸、茂腔的音符为墨,通过实景拍摄、电影剪辑等现代视听表达,为传统戏曲在当代的突围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影片在央视播出后,高密的红高粱、单家大院、茂腔艺术等文化符号通过银幕走向全国。别淑君、陈福涛等年轻演员因演技精湛成为茂腔新生代代表人物,推动了剧种的传承。
  正如莫言所言:“红高粱是土地的象征,茂腔是土地的声音,两者的结合让文化有了根。”这部戏曲电影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场文化实验,证明了地方文化唯有扎根乡土、拥抱创新,方能生生不息。
  2025年4月,“京剧电影工程”展映发布会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已连续十年举办“京剧电影工程”展映活动。两个甲子的岁月轮回,戏曲电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写了新的时代注脚。
    牟家明电影:
  舞台到银幕的乡土叙事
  
  《女人也是人》电影海报
  《莫忘那段情》电影剧照
  在潍坊创作者编剧的电影中,农村题材电影占了较大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女人也是人》《莫忘那段情》双获山东电影节一等奖,被评为全国农村题材优秀影片。这两部电影有诸多共同元素,都由茂腔舞台剧改编而来,编剧之一是潍坊文艺创作室的领军人物牟家明。
  《女人也是人》 唤起农村妇女的集体觉醒
  1990年,潍坊茂腔《盼儿记》晋京演出一炮打响,获文化部嘉奖。多家电影制片厂打电话联系牟家明,请他改成电影剧本,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陆建华和于中效夫妇甚至追到潍坊,要拍这部电影,由牟家明和高年士共同将茂腔剧本改成电影剧本《女人也是人》。
  在这部反映农村计划生育问题的轻喜剧影片中,农民张大犟已有三个女儿,又逼迫妻子素云怀了第四胎,他一心想要儿子以传宗接代。村长张山根因不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上级严厉的批评,没料到群众推荐他的妻子高金凤担任新计生委主任。山根是吃张大犟母亲张奶奶的奶长大的,张奶奶想说情,但金凤坚持原则,不讲情面,说服素云去做流产。张奶奶死活要素云去外地生产,结果导致素云心脏病发死亡。素云的死,意外唤起广大农村妇女的集体觉醒,她们都登上去做结扎手术的汽车。
  《女人也是人》于1991年在潍坊开拍,外景地选在临朐县今城关街道西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幕张大犟被妇女们抬起扔到河里的戏,是在临朐老龙湾拍摄的,演员陈德裕被扔到水里几次,时值深秋,他冻得直打哆嗦。改造梯田的劳动场景在临朐县冶源镇西井头村东山坡拍摄,摄制组调来大型升降机,冶源镇党委调集了200辆车,组织了千余名农民配合拍片。
  1992年,《女人也是人》上映后反响热烈,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轰动,当年8月20日,国家计生委还专门召开会议,表彰这部影片。牟家明将潍坊方言、民俗与伦理困境编织进叙事经纬,让这部电影超越了政策宣传片的表层意义。
  《莫忘那段情》 涉及反腐倡廉话题
  20世纪90年代,高密茂腔剧团创排的《根的呼唤》在高密首演,陆建华和于中效闻讯后,赶到潍坊,并宣布要将其拍成电影。《根的呼唤》获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并荣获1994年度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
  由牟家明和肖尹宪根据茂腔《根的呼唤》编剧的电影《莫忘那段情》于1994年上映,当年还获评“全国农村题材优秀影片”。
  影片讲述的是战争年代,赵老汉用亲生儿子玉柱的性命救下革命战士冯怀恩。后来,冯怀恩成为地区领导干部,原配夫人、赵老汉的女儿玉娟已故去,所生一女爱娟和姥爷生活在农村。冯怀恩的再婚妻子林美华是地区银行的处长,儿子爱建搞了个期货交易的公司。
  冯怀恩一直保留着赵老汉和玉娟当年救他时用的那个药罐,视为传家宝。赵老汉次子玉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却招来妻子大凤和三弟玉福的不满。冯怀恩支持扩建的大王农药厂,产品没有获得生产许可证就投放市场试销。厂长李国才给冯家送来5万元集资债券和一盒金首饰,林美华如数收下。
  地区棉田发生大面积虫灾,农民群情激昂找供销社算账,面对亲人和乡亲们,爱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诚实,揭露了父亲受贿为假农药开绿灯的事实。赵老汉听罢,怒骂冯怀恩忘本变质,把那个传家宝药罐摔得粉碎。影片只在潍坊城区上映过。
    《王伯祥》:
  真实质朴的主旋律电影
  
  《王伯祥》电影海报
  以“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为原型创作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2015年上映的电影《王伯祥》更是刷新了人们对主旋律影片的认知,以其真实质朴的力量打动无数观众。
  王伯祥是山东省推出的全国重大典型,拍摄电影的构想源自于要用文艺的形式加强对王伯祥同志先进事迹宣传。电影《王伯祥》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中心、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山东电影制片厂、寿光广播影视集团联合拍摄,2014年9月18日正式开拍,2015年7月22日在济南举行首映式,国内着名演员马跃担任主演。
  影片以王伯祥同志担任寿光县委书记期间富民强县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将王伯祥创建蔬菜王国和寿北开发的事迹,进行提炼、浓缩、还原当年的历史画卷,再现王伯祥“百姓为天、人民至上、务实苦干、鞠躬尽瘁”的精神。影片被国家广电总局列入2014年度全国17部重点影片之一,荣获第九届泰山文艺奖、山东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奖,两次登陆央视电影频道。
  王伯祥标志性的中山装、老式自行车,这些视觉符号的反复出现,构建起人物的身份标识,价值观的现代表达。影片没有回避改革开放初期的矛盾与困惑,而是通过王伯祥“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自然带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这种不回避困难、不夸大成绩的叙事方式,赢得各年龄段观众的认同。
  当银幕上的王伯祥推着自行车行走在乡间小路,身后是无边无际的蔬菜大棚,这个意象已然超越了个体记忆,升华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深情礼赞。电影《王伯祥》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位优秀党员干部的足迹,更在于它用电影语言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绩,什么是人民群众永远铭记的丰碑。
    《终极胜利》:
  创伤记忆转为和平之光
  
  电影《终极胜利》视频截图
  以潍县集中营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少,在电影方面,英国1981年公映的故事片《烈火战车》曾获第5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主人公原型是李爱锐;潍坊市与香港领创意动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终极胜利》于2016年7月1日在全国公映,男主角亦是李爱锐。
  耗费八年筹备拍摄
  潍坊是取景地之一
  1943年的潍县,胶济铁路的汽笛声刺破晨雾,却未能驱散笼罩这座城市的阴云。这座古城有一处美国长老会创办的乐道院,建筑群融合了中西风格,曾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与宗教交流中心,但在彼时,已成为日军在华北最大的外侨集中营所在地,关押着来自30余个国家的2000余名战俘和平民,其中包括奥运冠军李爱锐(Eric Liddell埃里克·利迪尔)。
  以潍县集中营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少,小说《乐道院集中营》(马道远)、《乐道院》(衣向东、王威),纪录片《潍县集中营》。在电影方面,英国1981年公映的故事片《烈火战车》曾获第5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主人公原型是李爱锐;潍坊市与香港领创意动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终极胜利》于2016年7月1日在全国公映,男主角亦是李爱锐。
  《终极胜利》以潍县集中营的历史为背景,将镜头对准这座被铁丝网割裂的城市,以及在其中挣扎求生的灵魂。在剧情上,主要讲述了李爱锐(约瑟夫·费因斯饰)与好友徐牛(窦骁饰)肝胆相照,相互扶持,共同救护集中营内各国难友的故事。
  出品方早在2007年为北京奥运会拍献礼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时,就了解到很多关于李爱锐的事迹,对李爱锐的壮举和成就以及其对中国的贡献而感动。中国香港导演冼杞然为了把这一题材搬上银幕,用了差不多八年。为了创作剧本,他四处考察,到过潍坊五六次,还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收集资料,抱着遵循还原真实的态度,希望通过电影让观众知道中国人民在苦难中与外侨的友谊,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大爱。剧组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进行筹备,走访天津、潍坊等地,收集到大量书籍、照片、视频等资料,甚至寻访到李爱锐女儿珍藏的日记本。影片拍摄历时半年,曾在美国、加拿大,北京、天津以及故事发生地潍坊拍摄取景。
  2015年8月16日至19日,潍坊举办纪念潍县集中营解放70周年的“潍县集中营难友潍坊行”活动,冼杞然和英国演员约瑟夫·费因斯现身活动现场。8月17日,电影《终极胜利》和纪录片《被遗忘的潍县集中营》的杀青仪式在潍坊东方大酒店举行。
  2016年5月,《终极胜利》在法国戛纳召开国际新闻发布会,导演冼杞然携主创窦骁、约瑟夫·费因斯等人亮相,能够惊艳戛纳,冼杞然认为其原因是超越国界的人性光辉和“以爱制暴”的战争关怀让世界感动。
  风筝为重要符号 隐喻对自由的渴望
  约瑟夫·费因斯为了更好地扮演李爱锐这一角色,跟许多潍县集中营难友有过交流,了解他们当时在集中营的情况,感受他们当初遭遇的痛苦,了解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李爱锐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奔跑是他人生的姿态,所以影片开场他在奔跑,在集中营内带着孩子们跑步锻炼身体,赤脚与日本军官在集中营内赛跑的场景,既是对奥运精神的致敬,亦是对自由的隐喻,导演通过这一意象,将体育竞技的“赛道”延伸为人类文明的救赎之路。
  影片中的另一符号与隐喻是风筝,贯穿始终,反复出现,起到重要作用。影片开场,一只鹰风筝飞到李爱锐雕像揭幕现场;徐牛到达潍县时,街头的风筝销售;李爱锐与徐牛秘密传递药品时,天空飘过的沙燕风筝为行动打掩护;徐牛营救米大卫时,用漫天飞舞的风筝触碰铁丝网引发火灾,引开日军;集中营外孩子们奔跑着放风筝,与营内孩子互动。
  这一潍坊非遗符号,既是对地域文化的致敬,更隐喻被禁锢者对自由的渴望,象征着每人都有争取自由的权利,“一只飞翔在集中营上空的风筝,让身在集中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飞越这困顿的笼牢——正如影评所言:“风筝的线握在日军手中,但风的方向属于天空。”
  导演用考究的细节构建起时代的讯息。车夫徐牛能讲陕西方言,也能熟练使用英语与李爱锐交流。这一设定源于历史真实:集中营看守多为日本“中国通”,而难友不乏精通多国语言的知识分子。导演刻意保留语言混杂的状态,还原了那个特殊时空的文化碰撞。此外,集中营内井盖上的藤蔓纹样、天津租界建筑的砖石纹理,均依据老照片复刻,让观众得以触摸历史的质感。
  不同于传统抗战片的宏大叙事,《终极胜利》将镜头下沉至个体的精神世界,在极端环境中探照人性的微光。
  李爱锐将丘吉尔特批的撤离名额让给孕妇,徐牛冒死为战俘运送物资,这些选择并非英雄主义的热血冲动,而是基于对人性的朴素信仰。正如集中营幸存者回忆录所述:“当我们分享最后一块面包时,国籍与信仰的界限消失了。”影片通过去标签化的叙事,揭示了战争中最珍贵的抵抗——对文明底线的坚守。
  日军军官提出与李爱锐赛跑,以胜负决定药品配额。这场看似荒诞的较量,实则是弱者对强权的解构:当暴力机器试图用规则彰显权威时,李爱锐用遵守规则的方式赢得尊严。
  集中营旧址打造为博物馆 从银幕到现实的文化记忆重构
  《终极胜利》让潍县集中营从历史教科书走入更多人的视野,如今,乐道院·潍县集中营旧址已成为和平教育的活化石。
  潍坊将乐道院·潍县集中营旧址进行修缮保护,将其打造成博物馆——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
  小广场上,李爱锐奔跑的雕像,让参观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奥运冠军的影像,更是一座城市对文明价值的永恒追索——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人性的光辉终将刺破黑暗,如风筝般翱翔于历史的苍穹;感受到的,是李爱锐从“囚徒”到“跑者”的身份转换。2025年4月,“李爱锐与潍坊”的专题展览在广场上举行,展览内容回顾了李爱锐的一生。这些空间叙事,恰如电影中奔跑意象的延续。
  如今,这里是潍坊一处重要国际和平宣传阵地,为传播国际和平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物质载体,2021年2月潍坊成功申创“国际和平城市”,国际和平理念深入人心。第4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暨2025潍坊风筝嘉年华,围绕“国际和平城市”组织各国风筝运动员走进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举办“放飞和平”国际风筝放飞活动、“和平之声”风筝音乐会等,让城市记忆从悲情叙事升华为希望象征。
  本期图片由齐英华提供(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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