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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43天前
鄌郚史志总编

李玉成丨我们村的围子墙



  我们村的围子墙
  李玉成
  我们村的围子墙昌乐县红河镇东李家庄旧村图李家庄旧村
  一、四大门:后大门、前大门、西大门、东大门;
  二、六大炮台:北炮台、东北炮台、西北炮台、西炮台、西南炮台、南炮台;
  三、1.仁和堂(李星浦)2.承德堂(李星榆)3.贵和堂(李星汉)4.德和斋(李星枢)5.清和斋(李惟饫),三益斋(李星台)、永和斋(李星官);
  四、祠堂:位于德和斋东南角;
  五、南泉子:位于南大门石桥东侧。
  在我的家乡汶河北岸的李家庄,老村早先有一道环绕村庄的“土围子”。这道被乡亲们称作“围子墙”的建筑,总高约五六米,上窄下宽呈坡形,底部三四米用黄土夯筑,顶端再覆上七八十公分厚的黄土泥墙,部分地段还嵌入了汶河南岸的大安山石材。老辈人给它取这个“围子墙”的名字,希望筑墙为障,护佑子孙后代顺遂。
  追溯起来,围子墙的修筑与特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清政府剿捻时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到清末民初剿匪时期,这种防御工事在乡村普及了约六十余年。那会儿条件稍好的村大多筑墙,配上联庄会、团防等民间武装,成了乱世里稳固地方、护佑安宁的“标配”。就我目前所知,李家庄的围子墙,是老平原乡范围内仅有的村级围子墙
  它更是巧借了先天地势,村子坐落于四面低、中间高的台地,西临龙山(西岭)与北岭冲出的大沟,北接同脉水沟,南依汶河地泉发源的常年小溪,东靠张仙岭下的“马虎沟”。先辈们在原有沟谷基础上深挖成壕,掘出的泥土便筑成了墙,天然形成“沟墙连体”的防御体系,引村前河水成“护村河”,土墙则如河堤般矗立,剖面呈梯形,底宽丈余,顶宽三尺,高逾丈八。
  墙成之后,四门应运而生:南大门、西大门、后大门、东大门,各高四五米、宽三四米,两扇门板昼开夜闭,天黑便上锁插棍,外人需经盘查方可入内。四大门过桥与门侧墙体均以大安山石材砌就,石墙高过三米,宽约五十公分,石头的坚硬给这道土墙添了几分刚毅。更妙的是防御布局,墙顶设女墙、了望口与炮眼,六个方位各置炮台,架着“咸丰十一年”款的老母猪炮与抬杆子大炮。村里的自卫团由青壮年组成,夜夜在墙上站岗,大刀、土炮不离手,更是让这道屏障多了几分底气。
  据《李家庄家谱》记载,同治丁卯年(1867年)南捻侵扰我村,把我村的青年才俊李斗掳去,后不知下落。又把村里德高望重,家境殷实的廪贡生李建德杀害,并洗劫一空。为了保障我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村人李华经带领乡村人筑堡御寇,在村四周筑了围墙。此后,四邻八村的人,遇过长毛军或闹匪患,即到此躲避,乡邻赖此得安。
  如图所示,1867年东捻军(家谱中的南捻)同清军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主要作战地点。
  这墙,确曾是乱世中的“平安符”。听奶奶说,后来一群失魂落魄的“长毛”队伍曾达村旁走过,村内民众迅速组织起来,土枪在手,大炮上膛,那支队伍面对坚厚的围子墙,终是无心恋战,渡过汶河,向南而去。后来听说,他们到达“涝子”一带被当地武装歼灭,带队的骑马大官,马鞍子里装满了钱财。
  民国五年(1916年)土匪蜂起,又逢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太学生、候补县丞李星浦,字湘楼,即方圆几十里大名鼎鼎的“大安山山长”、平原社社长,施行“散粟筑堡”之策,让四方乡邻得以安宁。
  李湘楼是安丘县少有的大财主,家有良田千亩,在平原、包庄、河(汶河)南都有庄子地,他有财又有势力,而且为人慷慨大方,连土匪都敬他三分。他常年设“义粥”接济饥民,却不愿纵容懒汉,更不想因白白救济伤了穷人的自尊。
  据曾任包庄中学校长的东水码头人徐佩英回忆,他给穷人送米送面,总在天黑以后悄悄送去,而且从来不声张,既维护了穷人的面子,又做了好事。
  面对大批饥民,李湘楼想出了“散粟筑堡”的两全之法。村人每往围子墙上贡献一袋土,即领一支竹签,可到“仁和堂”粮仓领粮食。
  就这样,围子墙越筑越坚固,粮仓里的米越来越少,饥饿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的凝聚力越来越强,时间过去一百多年了,还有村民津津乐道。 围子墙,它不是冰冷的工事,是无数个家庭免于离散的希望。1933年,山东巨匪刘黑七队伍被韩复榘部队围剿,经过我们村旁面对我村的坚固工事以及天上有飞机的堵截,眼看到嘴的大肥肉楞是没捞着吃,只得灰溜溜逃往南山。
  岁月流转,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辛永功等地方武装横行,土匪依旧猖獗,围子墙仍在默默守护。可建国后,它渐渐淡去了防御的使命,墙体大多消逝,只剩西大门、后大门、前大门的石桥还卧在“护城河”上。墙坡上的棉槐、洋槐、杨树却愈发繁茂,夏天织成绿伞,蝉鸣如潮,仿佛要把这道墙泡在声浪里。
  留着清水的围子沟那是我们半大孩子的乐园。东围子沟不知何年月纳入了冯家庄的村图。在南围子沟摸鱼,掏围子墙石头缝隙里的水鸟;北围子沟有些大湾,是小朋友们夏天游泳的乐园;西围子沟旁的树底下蝔蟟鬼最多,“围子沟”泛着粼粼波光,鲫鱼从水草里倏忽游过,惊起一串蜻蜓。春天,槐花如雪挂满枝头,我们挎着绵槐小筐摘满一筐,回家拌玉米面蒸菜,甜香能飘半个村。 初冬时节,曾经的关帝庙旧址已经盖上了李家庄供销社,土坯墙下总有老人背靠着墙坐成一排,抽旱烟、晒太阳、拉家常,谈论着李家庄和冯家庄争夺风水;讲述八路军攻打潍县,那个在村里待过的可爱的小战士再也没有回来;说着八路军在楼胡同开北海银行,被皮狐子搅局。讲这墙曾防住多少土匪,沟里的水当年能没过肩膀,连野兽都不敢靠近。我们听不懂这些,只顾在大街上追萤火虫,扒着墙头数星星,直到娘扯着嗓子喊回家,才恋恋不舍地从村里某个角落钻出来。
  这道土褐色的围子墙,从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环绕李家庄周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逐渐消失,历经将近百年,它见过刀光剑影,也藏着烟火人间,最终化作几代人的记忆,既是宗族智慧的见证,也是乡愁里最温暖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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