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闯”关东
引子 在我的家乡山东昌乐县，从解放前就有很多闯关东的，就像甘肃内蒙一带的走西口一样，都是为了讨条活路，在家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实在没办法了才选择背井离乡闯关东。解放前的闯关东，基本上是两类人群，一类是贫民，为了能活下去闯关东。另一类就是惹了官司为了躲避官家，避祸闯关东躲进深山老林。
但总起来说，都还是为了活路去闯关东的。关东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撒粒种子就能丰收，至少可以保证全家能吃饱免受挨饿。相对山东来说，人多地少，遇到贱年活不下去了，闯关东是条不错的逃荒路。这算是第一代关东客。
因为祖上就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关东安家落户，开枝散叶，以至于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成分问题被斗草鸡了和支边建设的多重条件下，时间在一九六零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闯关东的高潮，我们这里差不多每个村都有三五人至十几人成为第二代关东客，现在这部分人大都八十岁左右，最小的也应该七十八九了。
第二批关东客当时大部分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为了不被饿死而去闯关东，他们基本上都是奔着第一代关东客去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家里的青壮，在家实在是没得吃，挣扎在饿死的边缘，大都是边要饭或者是偷抢食物，边爬火车，一路艰辛辗转到了东北。这部分人差不多都是高小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二年级，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至少都认识字，正好也迎合了当时的边疆大建设，大部分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代工人。从事煤矿矿工.林场伐木工等居多，后来这帮二代关东客随着工作生活的稳定，收入的提高，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在山东老家说的农村媳妇，家安在了山东，老婆带孩子在家务农，他们只身一人在关东工作，每月有十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的收入寄来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退休。这种家庭在我们农村叫一工一农，就是家里有一个吃供应粮的工人，一个户口在农村的农民，子女也是农村户口，跟随母亲在家务农。
第三代关东客绝大多数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为了生个男娃撇家舍业闯关东。时间段大约在八零年至八五年左右是高潮，几乎每个村都有那么几家，都是奔着二代关东客去的。那个时间段计划生育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一旦超生或者是怀孕了，在家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粮食被抄，甚至房子被扒，还要缴纳巨额罚款，一旦被抓，就要流产结扎。为了生儿子，积了窗户门口，连夜携家带口偷偷跑掉。有些是生了后风头过了陆陆续续回来的，还有些直到现在还定居在关外的。
第四代关东客就像我这样的，九零年前考出去到了东北上学，毕业后安排在关东参加工作。我是一九八六年考到长春矿院，八九毕业后分到102地质勘探队，九三年结婚成家，两地分居五年后才通过老丈人的关系，经过山东省人才交流中心调回原籍，结束了两地生活。算起来独自一人在东北也过了八年牛郎织女的日子。
那时的闯关东，怎么想都有些逼上梁山的感觉，有的被生活逼上梁山闯关东；有的被政治运动逼上梁山闯关东；而俺是被高考的那点可怜的分数逼出了山海关，去闯了八年的关东。
那年我“闯”关东1 在我的家乡，提起闯关东这事来那可是家喻户晓，没人不知道的，因为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那么几户闯关东的。首先俺们这里对于关东的概念就是:以山海关为界，称呼关里关外，对于东北三省我们叫关东。既然用了“闯”字来形容去关东讨生活，可见逃荒去东北是多么不容易了。
我算是最后一批“闯”关东的了，在我以后就没听说我们村有谁再去过了。说起我的闯关东来，严格上不算是闯，应该是去关东。
一九八六年高考结束，虽然大部分考题都自以为是的答对了，但是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自认为是毫无希望，毕业典礼之后就死心塌地的回村，准备扎扎实实的做一辈子农民。这天正在玉米地里汗流浃背的除草，突然俺邻村的一个同学骑了自行车，到地头找到我说是考中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在开玩笑，我就没往心里去，和他打了声招呼继续锄地。这哥们从玉米垄里小跑着奔到我跟前，说是真的，通知书发到学校，他考中了莱阳农学院，去拿通知书的时候老师让他捎信给我，说我们邻村，离得近，让他通知我去拿录取通知书。知道是真事后，我强压住内心的兴奋，假装漫不经心的和他说考中了也没啥吗？我同学兴奋的说:你可不是潮（傻），考出去了就是城市户口，可以吃供应粮，当工人，咱们终于跳出农门了，不再是农民了。他说完这些我再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了，瞬间爆发，我们一块欢呼，我把锄头一下子扔到好远，大喊着:我再也不修理地球了。后来我去学校拿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是被长春矿院录取了。分数下来后是俺那个秃头顶班主任做主给选报的，俺还啥都不知道呢，他说这个学校学费低，毕业后工资高等，反正都是冲着钱去的。
转眼到了开学的日子，首先凭录取通知书到镇上的派出所把户口迁出来，这样等到年底我们家就可以少缴纳一口人的三提五统（村级三项提留和乡镇五项统筹），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一口人要好几百快呢。学费一年二百六拾元，生活费差不多一个月要接近三十块钱，住宿费每学期六十元，路费学生票三十二块钱，杂七杂八加起来需要五百多块钱。俺家卖了三只羊，一窝猪崽子，总算是凑齐了这一笔巨款。俺娘说东北天冷，用五斤棉花给我做了一床很厚的被子，好不容易几个人按着才勉强装进最大号的化肥袋子。用化肥袋子装了棉衣棉裤棉鞋，生怕冻着。网兜装了洗脸盆，毛巾等洗漱用品，活脱脱的就是一个逃荒人的感觉。留出了车票钱和一路的零花钱后，娘把剩余的四百多元巨款给我包好了，用针线缝到了内裤上。走的那天，我穿了一身洗的发白的绿军装，这身衣服平时都是舍不得穿的。一双军用胶鞋，斜背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军用挎包，这个挎包是在学校的一次运动会上得到的奖品，挎包里放了一本汪国真诗集，一本中篇小说《芙蓉镇》和一本《读者》杂志合订本，以备寂寞漫长的旅途打发时间用。俺娘给煮了一把子（十个）鸡蛋，烙了三张油饼，还有两根黄瓜咸菜，整整塞满了一挎包，鼓鼓的勉强能系上盖子上的带。用一条毛巾栓了跟随我三年的搪瓷缸子，系在挎包背带上。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打听了全县都没有找到一个同伴，可怜的我只能只身去哪个遥远的陌生的所谓的大学，我是又兴奋又忐忑，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想想要第一次坐火车，是既新鲜又紧张。第一次走出家门，又害怕又胆怯。俺娘一遍遍的嘱咐，看好钱包，别让人偷了。听说是火车上啥人都有，晚上在车上不要睡觉，把装钱的兜靠着车厢或者是旮旯等等。叨叨了半个晚上。 第二天天刚亮，娘就把我喊起来了，娘起早包了一大盖垫我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说是上车饺子下车面，煮了让我多吃，我吃了满满两大碗。打扮了一番，背好娘提前给准备好的挎包，斜背在肩上，把装铺盖卷的化肥袋子和装棉衣棉裤的化肥袋子用绳子连起来，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拎起网兜，活脱脱一个逃荒的样子。娘送出了大门口就被我劝回去了，我不想看到她不舍的样子，大踏步的我头也没回的走出了村子，向着火车站快步走去，开启了了俺“闯”关东的序幕。
那年我“闯”关东2
临近中午，我到了县城的火车站，站内稀稀拉拉的几个旅客，人并不多，我凭录取通知书买到了被剪掉大半个角的硬座车票，买的是通票，昌乐到长春的，中途需要在通化转车。下午两点的车，在我们这个小站停靠一分钟的青岛到通化的列车，时隔多年我也忘记是什么车次了。候车室里不多的旅客，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坐到木质连椅上看报纸，我找了个靠近检票口的位置傻傻的坐等列车的到来，手捂着装钱的口袋，眼睛盯着墙上的钟，看时间一分一秒的划过。
终于候车室里想起了播音员那特有的声音，我从连椅上蹦起来，扛了行李冲到检票口，生怕耽误了上车，检票员用特制的钳子在硬质车票上剪了个m型切口，跟着引导员上了站台。第一次坐火车，在站台上看啥都新鲜，约摸过了差不多五分钟，终于看到火车冒着烟过来了，我站在月台边伸头看，被列车员用手里的旗子赶到黄线外边了，并一通训斥，顿感觉脸上一阵热乎乎的。列车喘着粗气终于挺稳了，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真的火车，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震撼到了。终于扛着大包小包的上了车，墨绿色的对排座的座椅，铺有地板革的走廊，看啥都新奇。由于是从青岛发车的，也不是春运旺季，旅客不多，空了很多位子，我找到一个面对车头方向，靠窗的位子坐下，把行李放到头顶上的行李架，挎包茶缸子等放到了面前的小桌子上，这才安心的打量起车厢内环境来。那时候车厢里没有空调，热的很，差不多所有的窗户都开着，等列车启动了就凉快了。
我对面坐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一言不发默默的坐着，上身穿了那种蓝杠的海军衫，青蓝色的裤子，一双黑布鞋，竟然还穿了袜子，带了一副像酒瓶子底那么厚的黑框近视镜，靠车窗边上的挂衣钩上挂着一件青蓝色的学生服，上衣兜里还插了一根英雄牌钢笔。我俩就这么干坐着，我望着窗外的风景，电线杆子随着咣里咣荡有节奏的火车轮子与钢轨接头的碰撞声，一根根从窗外向后划过，远处的玉米地一块块向后飘去，反正我看着就是感到新鲜，吹着从窗外刮来的风，很是享受这种旅途的快感，虽然中午没吃饭，但是也不觉得饿。不时有列车员推着那种长长的车子从走廊走过，唱戏似的吆喝着叫卖:啤酒香肠花生米，面包汽水烤鱼片等，看到邻座的买了两瓶啤酒和两根香肠，花了十多块钱，直接震惊到我了，他们真是有钱啊。随着一站站的停靠，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傍晚块到济南了，乘警和列车员开始查票，我对面的眼镜男竟然掏出了和我一样的半价学生票，我震惊之余，也掏出了我的车票，眼镜的眼神也和我一样，瞬间就温柔多了，我身边的一位大婶问我们，你们都是学生，开学要去学校？我轻轻的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人家了，眼镜也是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那大婶又问是哪个学校，我没有回答，眼镜说是长春的学校，我一听就来了兴趣，赶紧随和着说我也是，我是矿院的，眼镜张大了嘴巴，操着一口胶东话说不会这么巧吧，咱俩一个学校的。这就是所说的无巧不成书吧？真是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他给我看了通知书，我也给他看了我的，好巧不巧，都是一个专业的，资源勘查工程。这家伙是胶州的，叫崔谦礼，后来我俩一个宿舍，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同时分到一个小队，成了不折不扣的老乡加老铁，这都是后话。
互相了解后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了，坐火车的兴奋劲过了后，早上在家吃的那两碗水饺也消化殆尽，我拿出了油饼和鸡蛋咸菜，崔同学拿出了从家里带来的鸡蛋炒虾酱，硬面火烧咸鱼虾干等，我俩一个看门一个去打开水，愉快的共进了晚餐。对于中途怎么换车，到了地头怎么找学校等等不久就到来的难题，统统的都抛到九霄云外了，终于在旅途中找到伴了，担心的事情也有人可以商量了。经过互相了解，崔同学是在青岛上的高中，算是大城市的，人家知道的比我可多多了，火车从济南出发了，我发现一个问题，怎么火车倒着开了，崔同学说是换了车头，倒着拉出去往天津方向走了，他还说中途换车不用出站，等半个小时到长春的车就会来，到了长春会有学校的公共汽车来接站，我带的被子基本上用不上，学校会发新的，我们毕业后的分配方向等等，反正是他啥都懂，我所有的担心也烟消云散了。
就这样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同学朋友，谈高中生活，谈家庭背景，谈等着我们的大学是啥样子，谈未来等等，互相照应着行李去水房打开水。过了近三十个小时，终于在晚上掌灯的时候到了通化站，下车站在黄色昏暗灯光的站台，我不仅打了一个寒颤，关外的夜比家乡冷多了。临近晚上九点，通化发长春的列车终于来了，由于是始发站，车上都是空座，我俩找了靠窗的位子面对面坐了，上来一群操着各种口音的外地人。在列车咣里咣当的节奏声中，我俩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到长春了，凌晨出站后就傻眼了，诺大的站前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卖包子的，卖混沌的，蹬三轮的，接站送站的，五花八门干啥的都有。我俩大包小包的一出站，就有一帮人围上来问坐不坐车，要到哪里，还有好几个问住不住旅馆啥的等等，俺俩操着各自的地方土话，也不晓得招揽生意的听不听得懂，挣脱了包围圈跑出来了，找了个公共厕所附近人少的地方，坐等天亮学校来接站。我终于踏上了这块陌生的，几千里外这块家乡人传说中的东北的土地了。正式开启了俺“闯”关东的序幕。
那年我“闯”关东3
长春的晨很冷，虽然是八月末，比起山东老家来可是凉快多了，我俩裹紧了衣服，靠在行李上蜷缩着，哪里也不敢去，生怕走丢了，坐等天亮。好在这个季节天亮的早，我俩都没有表，但是车站广场上有个钟楼，可以看到时间，不到七点太阳就起来了，气温也开始暖和了，广场上各种奇装异服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熙熙攘攘的摩肩接踵，匆匆的人来人往，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好奇的看西洋景。约摸大概不到八点钟，我终于看到来了一群举着牌子的学生，有十几个，是用竹竿绑了纸板，两面糊了粉红色的纸，有财经学院，有医学院，还有建工学院，就是没找到矿院的，失望之心油然而生，就像是被抛弃的孩子，心想不会矿院没有接站的吧。我忍不住上前打听，问一个领队的学长，矿院的在哪里接站？他摇摇头说不大清楚，估计是还没来吧，要是来了也在这个出站口接站。无奈俺又回到厕所附近的老窝继续等，我问崔同学，说不会矿院没安排接站？他也被我问的心里没底了，人家别的学校都来了，唯独不见矿院的，也含糊其辞的不敢确定。我只能自己安慰自己说，再等等吧，估计是还没到。
就在我俩拿出带的干粮，正准备吃点垫吧垫吧的时候，崔同学眼尖，看到远处人群中来了四个人，提溜着牌子，毕竟是远吗，牌子没举起来，在人群的缝隙中，我也看到牌子上赫然写着“某某矿地学院”的字样。我心里的石头瞬间落地了，就像是看到亲人一样。我俩赶紧的收拾了行李，生怕跟丢了，目不转睛的迅速朝目标靠拢。终于接上头了，看清了是矿院接站的学长无疑，崔同学赶紧的跑上前去打招呼，操着一嘴胶东话说:学长好，俺是来报道的新生。四个人听糊涂了，不用说他们，就这一嘴地道的胶东话，我都听不大明白，崔同学连说带比划的重复了好几遍，人家还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我学着广播里的口音，撇腔拉调的说是来学院报道的新生，说实在的，这样讲话我自己都瘆出了一身鸡皮疙瘩，那个别扭劲就别提了，是俺第一次学说普通话，人家才客气的说欢迎新同学。
由于还要接后面的好几趟车，这个学长派了一个同学说先带我们去广场外的停车场，那里有学校接站的车，这个学长要帮我扛行李，我没好意思让人家背我的两个大化肥袋子，给了他我的网兜，领我们出了广场，这个学长问我们是哪里的，一路上我撇着蹩脚的普通话，说是山东的，这位学长对我们很亲切，说他家祖上是五莲县的，爷爷解放前来的东北，我们的距离立马就拉近了。在停车场终于看到矿院接站的大客车，红白相间的车身上，龙飞凤舞的写着长春矿地学院六个红色行草大字。司机师傅正在驾驶座上抽着烟，学长把我们送上了车，说是上午还有四趟车要到，上海来的，成都来的，内蒙来的，还有黑龙江来的，要中午才回去，让我们在车上等着，他就回去了。照列司机师傅也问从哪里来的，几点到的等等，都是我用昌普话和他沟通，崔同学一言不发了。约摸九点来钟，又来了四个同学，经过交流，一位来自盐城的，姓张，是地球物理专业的。一个是苏州的小个子男孩，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带了一副金丝眼镜，是测绘工程的。还有两个是无锡的，忘了是那个专业的了。又过了大概一个钟头，学长又领了三个来，都是四川的，其中有个矮冬瓜和我们一个专业，这个家伙很健谈，一嘴的川普话，说慢了都可以听懂，叫邓国春，说是来自邓小平的故乡，印象最深的是他带了变态大的一塑料袋子油泼辣子。其它两个忘了是哪个专业的了。临近中午，陆陆续续的又来了七八个新生，有一个赤峰的叫高游的是个瘦高个，我们一个专业，后来一个宿舍。还有张家口的两个，绥芬河的几个，唐山的苏明元和我们一个专业，这家伙看起来有三十了，黑的和非洲人差不多，行三，后来我们叫他苏老三，有时背地里也叫他地震漏，据说是当年地震没死漏下的。
大客车缓缓启动，我们都好奇的望着窗外，这么大的省会城市，俺也是第一次进入这么大的城市，比起潍坊可大多了，楼也多，工厂也多，车也多，好多古建筑都是红墙绿琉璃瓦。大街上的人穿的都很时髦，男的很多人都烫了卷发，俺可是开眼了，要是在昌乐，男人烫发不得被人笑话死阿。客车经过长影门口的时候，崔同学一眼看见了，激动的站起来指着窗外大声说:快看快看，长影制片厂，他这是上车后的第一句话，滴里嘟噜带拐弯的胶东腔，而且声音就是吼出来的，吓得司机师傅瞬间收了油门，车子顿了一下，全车的同学也都被他毫无征兆的这一嗓子震惊了，可惜他们都不知道这崔同学说了些啥。司机师傅回头说:让你这一嗓子差点吓掉魂，我还以为出啥事了呢。但见崔同学瞬间无地自容满脸通红，撇着胶东腔直喊对不起对不起。别看他说别的话人家听不懂，但是对不起可是大家都听明白了。客车拐了几个弯，开进了一个大院子，映入眼帘的是一栋七八层楼的巨型建筑，前面六根一搂粗，高大的红漆柱子，红褐色的外墙，绿色的琉璃瓦，飞檐斗拱甚是气派，乍一看就像是大前门烟盒上的前门楼子。正面看一排排平均分配的窗户，就像是田字格练习本上的格子。下车后学长带我们去办入学手续，其中交学费的时候，由于俺的钱是娘给逢在内裤上了，人生最大的尴尬就这样发生了。
那年我“闯”关东4
在校园行政楼前广场下了车，走马观花般的环顾了一下学校的大概环境，除了高大气派的行政楼外，绕院墙一圈的高大的雪松，还有那个只有两个门垛子的大门口，四扇可以折叠的底下带轮子的铁栅栏门，以及环形的人行道绕过正面这座巍峨的古建筑，从两山绕到了后面。
随后学长让我们把行李集中放到大殿的（我们称之谓这座集教学办公一体的古建筑叫做大殿）廊檐下，带我们去办入学手续。在大殿的弹簧门前，左右各一块大展板，上书苍劲有力的几个大字:欢迎新同学；矿院欢迎你。
进得门来，昏暗黝黑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头，一楼走廊两侧全是办公室，学校该有的部门全都有。我们十几个人不自觉的被走廊缕成了一支长长的纵队。啥事都好凑根的我成了这支队伍的排头兵，紧跟在学长后面，在走廊的尽头靠阳面一间办公室开着门，门上红漆写着醒目的计划财务部。进得门来靠窗两张木质写字台，左边写字台放着一个牌子，上书红色收款处的字样，学长说在这里交钱。桌前坐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妇女，顶了一头方便面似的碎卷发，也不知道抹的啥，浓烈的说不上啥味道的味道直抢鼻孔，穿了一件时髦的短袖浅红色香港女明星经常穿的那种蓬蓬袖的上衣。因为我是第一个交款的，她态度和蔼的跟我说:同学，学费220元，住宿费每学年120元，书本讲义费15元，被褥脸盆毛巾25元，总计380元。当时我马上就蒙了，钱还在内裤里呢，总不能当着这么多人脱裤子吧。我排第一位，这尴尬劲让我该怎么弄阿，眼瞅着脑门子就见汗了。这位大姨见我犹豫中，问我怎么了，有啥事吗？我灵机一动说钱在行李里，忘了拿了，便不顾其他人的反应，逃命似的跑开了，飞奔到门口行李卷装模作样的倒腾一番。回来后装模作样的找到了走廊尽头拐弯处的厕所，废了好大劲才从内裤上撕下来俺娘给逢上的钱包，手捏着一叠散发着怪味的大团结和录取通知书，最后排在了队尾。
交完钱开了好几张单据后，领了一张用粉红色纸油印的二指宽三寸长的餐券，算是校方迎接新生免费的欢迎宴会，学长带我们一块到总务处领了被褥脸盆等，引导我们来到大殿后面的学生宿舍。宿舍楼是一栋四层的红砖楼，外墙都是露着红砖的，没有做处理，有角有棱规规整整的豆腐块型的楼型，顺着黑乎乎的水泥楼梯，我们被带到三楼。走廊东头几间房门上贴着用白纸写的资源勘探，由于我们是第一批到校的，宿舍都空着。于是在我的建议下选了最里头向阳的一间。一个宿舍三张木质双层床，住六个人，靠南墙贴两山各放了一张，靠东山贴东北角放了一张，窗下是一张经历沧桑的三抽桌和一个方凳，靠西山贴西北角是个木质储物柜，底层是对排的六个二十多公分高的格子，是放脸盆用的，靠上是对排的六个柜子，锁头没了，被上一届的师兄们带走了，只留下空空的锁鼻。
我和崔同学深知床位的重要性，毕竟伴随好几年的生活，马虎不得，为了抢到好床位，我一进门就把行李卷放到了靠窗东面的下铺上，一屁股做到了靠窗西面的下铺上，也给崔同学占了一个好位置。苏老三占了靠门口的东边的下铺，邓国春是崔同学的上铺，我的上铺是高游，我们五个就这样算是安顿下来了。刚刚确定了床位，行李被褥都堆在床上，差不多块一点了，这时学长从门口冒出头来，说是先带我们去食堂。
出来寝室楼，穿过后面的操场，在西边就是餐厅，大门朝东，算是西屋。两层的建筑，十几间的排面，饭堂是那种长条桌，看来东北不缺木材，八十多公分宽的木板有十来公分厚，七八米长一根，板凳也是这么长的一整根，分对面坐。靠西面是一大溜的打饭打菜的窗口，里面的木质大案子上一大溜的那种大号盛菜的铝盆和盛馒头米饭包子的木质大托盘，食堂的黑板上明码标价写着菜谱和价格，有好多陌生的名字俺也是第一次见，烧茄子，地三鲜，老虎菜，大饼子，粘豆包，冷面等都不晓得是啥样的。由于是开学报道第一天，饭堂人不算多，都是第一批到校的新生和提前来校接新生的志愿者，那时候的学校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新生第一顿是免费的，凭缴费时发的餐票吃饭，志愿者也是免费吃饭的。
这次俺多了一个心眼，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了，先看看他们打的饭菜是啥样的，哪种菜打的最多，俺们第一餐的标准是两个菜，一碗汤，汤叫甩袖汤，就是鸡蛋汤用淀粉勾了芡，里面的鸡蛋像拉丝一样稠稠的，外加一份饭。我要了一个地三鲜和烧茄子，第一次见必须得尝尝。盛米饭是用那种白铁做的口大底小的那种容器，底部中间焊了一个把，大点的是四两，小的是二两，盛饭时先往水里沾沾，用木铲把米饭吧拉到里面抹平，扣出来就是。那时在家难得吃上顿白米饭，于是我要了八两米饭，崔同学也要了和我一样的，吃饭的时候我还埋愿他，你怎么跟我学，要点不一样的咱们叉货着吃。这八两米饭，两勺子菜，外加一碗甩袖汤下肚后我俩感觉还没吃饱，早知道多要点了，反正是免费的，没办法错过了就没机会了。饭后在食堂窗口买了20块钱的饭票，学院的饭票是那种寸把宽，三寸来长的薄的塑料卡片，盖着学校的印章，面额两元，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闯关东的第一餐除了没大吃饱外，但是感觉还是很好，油水很大味道很好。烧茄子就是整条的长茄划开口子过油炸了，用红烧汁又给喂了，咸甜口蒜香味很浓。地三鲜就是土豆，青椒，茄子切块，也是过油炸了再炒的，拌米饭很香。从此便开启了俺“闯”关东的生活。
那年我“闯”关东5
不管怎样，总算是这样安顿下来了，吃完午饭，回到寝室，各自整理着自己的床铺行李，大家互相做着自我介绍，加深了解。交完学费我还剩了不少钱，看招生简章的时候没细看，还以为单学费380元呢，原来是加上住宿费，讲义费铺盖等杂七杂八的一共这些钱，所以我手里剩了些钱，自我感觉就是个富翁，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的支配权，就连走路都感到自信心爆棚，也许应了俺农村的一句话:穷人乍富，腆胸迭肚。收拾完铺盖行李后，我建议大家出去走走，熟悉下校园环境，就这样俺就莫名其妙的被推选为第一任舍长了。以后三年，就再也没机会卸任了，直到大家毕业散伙。
就这样一夜无话，第二天临近中午，我们宿舍又来了一个准南蛮，浙江义乌的瘦小个子，叫钱炳悟。他家那时候就开了个做气体打火机的工厂。家里很有钱，属于资本家一类的上流社会，撇着一嘴广普话，非常有派头。戴着一副能变色的近视镜，在室内镜片是无色的，到了室外阳光下一会就变成深灰色，奇妙无比。手上带了一块黑色的防水电子表，不但有时钟，还有日历，还有星期几，还有秒表功能等，非常高科技。这哥们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看见带了一整盒十个漂亮的叫做狼声的打火机，就是一开上盖，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的那种，非常的酷，还有两条三五牌香烟。我们大家帮他收拾好了床铺，这哥们潇洒的开了一条三五，每人两盒外加一个打火机。边分边说兄弟初来乍到，请多关照，小小礼物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请笑纳之类的话。人家还说你们不抽烟不要紧，香烟打火机是可以处理人际关系用的，哎！为人处世这就是差距阿，不过后来这两盒三五还真给办了些事。
第一堂课印象深刻，满班四十个人三十八个男生，两个女生。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主要是重点想听听两个女生的介绍，其中一个叫王姝雅的是来自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长的不算漂亮，但还说的过去，一般以上吧。另一个叫麦红的，河北张家口人，其长相实在是不敢恭维，在俺们农村来说就是高起地皮，矮起坷垃，罐头瓶子身材，上下一样粗，黑的和地瓜蛋似的。不过班里有这两个葱花，也算是能调剂一下所谓的气氛了。
第一堂课是个叫金莲的教授，鲜族人，目测有五十多岁了，一介绍名字，瞬间让俺想起了西门庆。金教授一开口就说，我叫金莲，首先声明我不姓潘，我是鲜族人，我姓金。金教授头发花白，烫着大波浪卷，带着一副无框眼镜，镜腿上有条细链子绕过脑后。做完自我介绍，让我们打开讲义，她从第一章开始给讲讲义上的题目，关键是她盲讲，手里空空的。后来才知道地质力学这本讲义大部分是她编的。我立马对金教授肃然起敬。后来老太太带我们野外考察，参观长春一号陨石，实验室做实验等，毕业时帮每个同学确定论文方向，直到最后的论文答辩，金老师在我们这一届学生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一头灰白的卷发，胸前垂着的眼镜，以及野外考察时矫健的身影。还有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的教崔谦礼普通话的场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演义下，他们都有了平生以来第一个雅称，我叫赵扒谷，因为在一次宿舍聚餐中，我说起了小时候吃扒谷就有了这个外号了；崔谦礼叫崔虾酱，名字的来源和我一样；高游叫高羊肉，也是与家乡的饮食习惯和名字的绕口起的；邓国春叫小四川，个子矮自然就和小联系上了；苏明远本来叫苏三了，感到性别不对付，后来改成苏老三，背地里我们叫他地震漏；义乌的钱炳悟是最有钱的，叫钱多多；后来我们就直接简称了:扒谷、虾酱、羊肉、川、三、多多这样称呼了。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在这三年的学生生活中，多多给了我们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吃巧克力，第一次喝咖啡，第一条牛仔裤，第一副蛤蟆镜，我们寝室楼的第一台录音机，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等。那时候人家多多就有当老板的潜质。雇着我们在学校给他卖牛仔裤，工钱与效益挂钩，卖五条送我们一条。卖一条送一副蛤蟆镜等。大一下学期，年后开学，多多带来了一块日本三洋单卡录音机，在我们寝室楼立马炸锅了，邓丽君的《北国之春》《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等，还有一些港台明星的歌曲，听起来就像孔子闻韶乐一样，三日不知肉味。每晚来宿舍听歌的人满为患，后来我们寝室就叫“301音乐厅”了。
寒来暑往，转眼到了第三年下学期，要下单位实习了，这时候俺们才知道，其中十八人是委培生，人家早就有工作单位了，有油田的，有矿务局的，都是进机关的干部。还有一部分家里路子广，早就给子女物色好工作了。就我们这十来人是等待分配实习单位的。多多回了华东油田，三回了天津港务局一建，川去了广安市矿务局。我们宿舍就剩我、虾酱、羊肉等待分配实习单位了。那时候分配实习单位就等于是分配工作的前揍，我曾找过领导谈过照顾照顾，尽量的能分回老家，第一次领导答应了，说安心实习，到时候看看。随着离校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第二次到办公室找领导，领导给讲了国家分配政策，一堆宣传文件上的话，并意正严词的说了一大堆道理，俺也是无言以对，但是领导最后也说了一句话，尽最大努力的帮我。我感激不尽的退出了领导办公室。
后来金教授跟我私下的说，去领导家里坐坐吧。我也明白是啥意思，和虾酱商量了一下，决定回家弄点钱走走关系。于是我俩请假回家了。娘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很惊讶，说不放假不过节的怎么回来了，我本来是想说明来意的。可是看到娘的时候我又不忍说出来了，于是搪塞的说要面临分配，征求家里的意见。娘不谐世事的说，家里哪有什么意见，能分配到大城市更好，分不到大城市也是正式工，都一样。在家待了两天，到了和虾酱约好的时间车次，我两手空空的返校了。火车上找到虾酱，虾酱还给我占了个坐，一看虾酱那表情就不用问了，我俩心照不宣的都没说话，一路聊天也都避开这个话题。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回了学校，我俩相视苦笑，听天由命吧。
不出所料的我、虾酱、羊肉我们三个分到了辽源矿务局，东风煤矿实习三个月。第一次下煤井，第一次经受地下爆破，第一次穿工作服戴自救器，戴矿灯，经受地下潮湿霉变的味道和粉尘。真正的感受和体验到了煤矿工人的不易。三个月后拿着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回校了，心思就这样了。直到提档的当天，我们才被通知到能源部102地质勘探队报道，着实高兴了一回，至少不下煤窑了，且专业对口。算是俺正式的“闯”关东开始了。
那年我“闯”关东6
我们带着学校开的信要去报道了，我们三个还有其它班级一块十几个，扛着行李卷，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学校。金教授送我们到了校门口，语重心长的说我们是她最后一届学生了，我们走了她也要退休了，并会记住我们每个人的，说她退了后就回延边老家，我们以后如果有缘的话到了延边就有可能在大街的转角或者是菜市场遇到，嘱咐我们出了校门就进入社会了，就要面临社会这个大学校的测验。并希望我们都能有出息。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说的我鼻子酸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直到学校的大巴车送我们离开我也没敢再看一眼金老师。
十几个人来到车站广场停车场，还是那辆红白相间的大巴，还是车身那红色的长春矿地学院的行书大字，来时候场景和现在一样，仅仅是人走的方向是相反的。
感慨一番后我们一群人还是买了人生中最后一张缺角的车票。登上了开往社会的列车，此刻我再也不是学生了，结束了我十五年的学生生涯，（因为在四年级的时候并校，我们全班统一延迟了升级，上了两个四年级。）在这个并不是很热的初秋，我成为了可以单飞的雏雁。
在下午三点钟我们到了吉林省梅河口市，那时102地质队队部还在梅河口市下属的海龙县，我们要在站前广场坐一个小时的中巴（他们叫小客）才可以到。我们一群人就像是逃荒的一样，下了中巴呼呼啦啦的大包小包的扛着行李卷到了队部，队领导很热情的在行政楼前接待了我们，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个工会干事带我们去人事科办理了入职手续，劳资科建档工资信息，我们是初级工108元，半年后涨到138元，一年后156元等。保卫科给我们落了户口。后勤科的领导给我们安排了宿舍。并通知我们六点下班后在队部食堂安排欢迎晚宴。初入社会，能得到如此款待，反正是感到心里暖暖的。晚宴很丰盛，书记、队长、各科室的科长副科长作陪，并一一介绍认识。第二天接到分配通知，我们十几个都是技术员职称，分到岩芯库做资料录入。铁皮库房里面，一排排的钢管架子，上面的岩芯箱里是他们钻探采回来的岩芯，就是直径八九厘米的岩石柱子，长短不齐的摆在岩芯箱的凹槽里，每个断口都有一张塑料卡片做的岩芯小票，注明了采集时间、深度、地点坐标、岩石品类等。我们分工负责把这些信息核对，每种岩石取样，绘制地层分布图等文案工作。技术科说是等我们做完这是上一年的采集标本后，就会分到下面工区，进入一线工作，到那时工资福利就高了，单野外津贴就一个月150元呢，还有各种劳保用品，说是有:工作服、工作鞋、水壶、毛巾、肥皂、洗衣粉、雨衣、靴子等等。于是我们就抓紧的干活，争取早一点到一线挣大钱。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我到单位不到半个月，我和大崔就遇到了人生的第一场变故，就是这场变故让我俩在单位一战成名，也算是一脚踢开了开挂的人生，打出了闯关东的尊严。
那年我“闯”关东7
变故来的突然，让人始料不及，开启了俺十五岁以来的第一场战争。因为俺从十五岁后就不再打架，第一是十五岁后跟随庙山村的师傅修习了几个寒暑假的三脚猫功夫，师傅再三教导，练功是用于强身健体，不是在人前显摆的，更不能欺凌弱小，只有在受到攻击的时候防身自卫等等。即便是偶尔的有点摩擦，也是仅仅停留在肢体接触层面，并且是点到为止。而这次变故可是实打实的动了刀，并且见了红。
这天中午我和大崔在单位食堂吃饭，刚刚坐下，进来了几个横眉立目的人，一身地痞流氓的痞子像，直接就奔到我俩吃饭的桌子前，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一脸的肥肉，穿了一件白色体恤，胸前是一只老鹰的图案。大崔面前的是一个瘦高个，国字脸，黄皮肤，一脸的大爷样，身后还有几个跟班。我面前的大个子伸手就把我的两个馒头给一巴掌拍到了地下，问你们就是新来的大学生？听说你们山东人很牛阿，而且满嘴的他妈的、老子、草拟吗、马拉个币之类的话。我大声的喝到:你们要干啥？欺负人？大个子从腋下抽出来报纸包了的片刀（有十多公分宽，一尺来长的切片的不锈钢菜刀），用刀面啪啪的拍着我的脸说:小逼崽子，他妈的老子就是欺负你了，你们山东人不是很牛吗？你他妈的知道老子是谁吗？就在这时，大崔身边的哪个瘦高个，一脚把大崔屁股下的三条腿的那种铁腿圆顶凳子踹倒了，大崔乎的站了起来，黄脸堂的瘦高个估计是以为要动手，顺手就给大崔脸上来了一拳，大崔的眼镜破了，左脸上被镜片玻璃扎出了一个三角口子，血就下来了。人的本能是受伤了就用手去摸，结果在脸上一划拉就满脸的血了。我打小就有个毛病，见不得血，一见血就头脑发蒙，不受控制的激动，就在胖子一愣神的时候，我抄起了粥碗就给他扣到脸上了，同时我大喊了一声“打！”胖子摸脸的同时片刀也朝我挥来，毕竟是盲砍，我撤身躲的时候，左胳膊肘被他的刀尖剜了个口子，血顺着小臂就流下来了，看到自己也流血了，我当时就是一心想要弄死他。我回手抄起一把三条腿的凳子，兜头就砸过去了，可巧大个子的头卡在两条腿中间的缝里了，我拿不回板凳，他的头也卡在里面，这时他已经扔了菜刀两手把住凳子腿企图挣脱，我捡起他的片刀，劈头盖脸的就是往他头上一顿招呼，目的就是要砍死他，没有别的想法。说实在的，当时的我是红了眼，见红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一心就是要他的命的。得亏他头上套了个凳子，被我砍得火星四溅，最后那家伙脖子上卡着凳子跑了，我追到食堂门口一想，大崔还在里面呢，于是我反身回来，当时哪个瘦高个正拿着片刀，大崔满脸是血手里抓着凳子腿狂抡，左手还攥着两三根筷子，瘦高个一边挥舞菜刀一边后退，看见我提溜菜刀回来，手里的片刀被我砍得刀刃都是切口，半个身子的白衬衣都是血，据当时他们说，我瞪着眼，嘴里一边狂喊着杀了他，一边啥也不顾的抡着菜刀就往上冲，像个凶神一样，就在这时，我背后被人抱住了，双脚都离地了，但是我还是一边喊杀了他，一边挥舞菜刀，和疯了一样。趁乱之际，瘦高个和他们的跟班也跑干净了，我看见大崔至少是有两根筷子插进了瘦高个的肩头。
战斗算是结束了，抱住我的是我们的保卫科长了史玉柱，后来他说如果不是他控制住我，哪个瘦高个非让我砍死不可，就那刀刀致命的架势，都是奔着杀人去的，这都是后话。我俩去了医务室包扎，崔的脸颊上粘了纱布，我的胳膊肘也缠了纱布，由于伤到了关节部位，用纱布吊了小臂挂脖子上固定。第二天去保卫科处理。
后来才知道，胖子叫孙建波，号称波子，是地质队的一哥，瘦高个叫钟国兴，人称兴哥，身后还有几个小弟。他们都是接班来的，本地人，保卫科对他们说以后少在单位惹麻烦，再有下次送到分局啥的。最可气的是说和他们爸爸都是多年的同事等等。言外之意就是在单位以外可以为所欲为，保卫科管不着。我和大崔也是被训了一顿，埋怨我们打架不要命，不知道轻重等，各打五十大板就这样结束了。我俩都被欺负，都受伤了还被指责，虽然心里憋屈，但是也没办法。事情看似到这里就结束了，实则不然，就在我们从保卫科出来的路上，孙建波的一句话让我和大崔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那年我“闯”关东8
从保卫科出来后，在行政楼前有四五个小痞子，都是孙建波的小弟，看到老大出来了，都卑躬屈膝的又是递烟，又是点火的。孙建波这时在小弟面前，也忘了狼狈逃窜的样子了，对着这帮地痞说:都给我认准了，就是这两个逼崽子，在外面见了给我砍就是，出了事我担着。于是这帮小地痞连骂带绝的对着我们指手画脚，显摆他们的能耐。我和大崔白了他们一眼，我也放狠话的说:不怕死的就来，随便。然后我俩在骂声中头也不回的大步走了。
回到宿舍，我在床上和大崔说:这梁子算是结下了，打算怎么办？大崔说:能咋办？凉拌，俗话说得好，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然后问我:你是真猛阿，当时你是怎么想的？真的要砍死那帮王八蛋吗？我说:我这人怕见血，见了血就控制不了，要不是史科长按住了呀，我真的能把姓钟的砍死。他说你没想到后果吗？我回答没有，那时候不想这么多，只要见了血，我就想要对方的命。然后我看着大崔子的脸说:你这算是破了相了，估计要打光棍了。我这一句话戳到了他的痛点。大崔三个姐姐一个妹妹，独苗一根，这家伙蹭的一下就从床上蹦起来了，恶狠狠的说:此仇不报枉为人，你都不怕死我他娘的害怕啥，跟他们干就是了。
毕竟也在东北待了三年多了，见多了地痞流氓的作为。不大的县城那时候一年有个三五起的凶杀案都是很平常的。在上世纪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的时候，还是靠“真理”说话的年代，武力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一场凶杀案，有个修鞋的小个子瘸子在路边摆摊，来了一群地痞流氓，穿着可以盖过皮鞋的大喇叭裤，其中一个大哥模样的叼着烟，来到摊前让这小瘸子给钉鞋掌，估计是新买的皮鞋。钉完后不但不给钱，还顺手拿起摊子上的一只女式高跟鞋来，用鞋跟敲打着小瘸子的头，一边骂一边敲，过完嘴瘾后扔下鞋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刚走出有个七八米的样子，修鞋的小瘸子拿起他割皮子的小刀，起身一蹦一跳的来到这个人身后，一刀就从肋下给捅进去了，血瞬间就喷出来两三米远，这个家伙一声都没吭出来就一头扑倒在地，腿登了两下就不动了，那一帮小弟愣了有个十几秒，瞬间吓得一哄而散了。
东北人的坏是出了名的。我和大崔子遇上这事，也算是无妄之灾，他们本想在小弟面前欺负欺负新人，扬名立万，可是没想到遇上硬茬子，被我们追着砍，落荒而逃，是要肯定找回面子的。于是我俩为了不吃亏，以防万一，决定主动出击。
傍晚我俩一人拿一根铁管，去了街里的商店，生怕遇到他们没个趁手的家伙。每人花了八块多钱买了两把砍柴刀，刀刃差不多接近四十厘米，刀柄也三十多厘米，刀头带钩，刀背差不多大半公分厚，比起他们那轻飘飘的片刀来那可是压手多了。第二天吃完早饭后，我俩就在队部大门外一人提溜一把柴刀，就等孙建波和钟国兴来上班。有来上班的人看到我俩这样，就问这是怎么了，我们就说是要报仇，必须的砍死他俩，等了一上午他两个也没来，估计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保卫科史科长也来劝我们，我就说我们出来好几千里路工作，无依无靠的，被他们欺负，还要让手下在外面收拾我们，还不如把他俩砍了回山东不干了。那时年轻，血气方刚，也不管啥后果不后果的，一门心思就是要报仇。领导一看事要闹大，于是让工会的石忠义主席，还有付干事等给我俩做思想工作。反正不管他们怎么苦口婆心的说，就是一门心思要报仇。过晌后，我俩拎着柴刀直接去了孙建波他家的楼下开始叫骂，这样一来整个家属院没有不知道的了，就这样第二天又去骂了一上午，最后派出所把我俩弄去了，没收了柴刀，问明情况后给我们训了一顿，让保卫科把我们领回去了。
这回我俩算是一战成名了，在单位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最后在史科长的撮合下，孙建波和钟国兴还有他们手下的四五个小弟，在史科长小舅子的饭店请客赔礼道歉，并陪了俺俩的罚款，每人给买了条五朵金花烟。他手下的小弟也是崔哥赵哥的点头哈腰的叫着。我顺手就把一条烟开了，给那四五个小弟一人一盒，剩下的一整条给了史科长。我说我不抽烟，给史哥添了这么多麻烦，您就收下吧，也算这帮弟兄们一点心意，以后还要仰仗您罩着呢。那时候保卫科就等同于派出所，科长是有枪的，攀上了科长就相当于结交了公安局。波子和兴哥立马竖起大拇指说:赵哥崔哥敞亮，我们服了。史科长大包大揽的说我俩以后就是他兄弟，见了放尊重点，并重点说了那天要不是他抱住了我，现在还会有你们兴哥，看那架势的话就是要砍死他无疑等等，还有波子你就是多亏了脑袋上顶个凳子，你没看看那凳子都被砍成啥样了，要是没凳子你现在还能坐在这里？钟国兴翻开衣领，指着红肿的锁骨上面说，崔哥这是用了多大劲，筷子都插进去了有一寸了。一帮小弟也是跟着奉承，说我俩拼命不含糊，不怕死之类的。反正是被恭维的很舒服。后来单位的传说就演义了，都出来好几个版本了。自从这件事后，那些青工见了都叫赵哥崔哥了。总算是打得一拳开，以绝后患，我俩也落下一个102二虎之名。东北人称呼不要命的人叫虎，比如说这人真虎，别惹他等。直到后来我俩还给人家平过几个事呢，嘿嘿。
那年我“闯”关东9
日子趋于平静，按部就班的朝九晚五过着正常的日子。自打成功的化解了这次人事危机后，我和大崔就再也没有遇到无端滋事找麻烦的了。
在队部录资料算下来整整过了一百天，我们十来个人终于在国庆节前完成了去年一年采集样本的录入。也是俺参加工作一来第一次领到节日福利，两盒月饼，一箱苹果，还有五斤带鱼，这可把我们愁坏了，尤其是带鱼，我们住单身的没法吃阿，于是我提议带鱼就送领导吧，我和大崔给技术科科长送了一份，给史哥了一份，这次举动给以后的工作也带来了不少方便。技术科给放了三天假，并得到了领导的表扬，说我们工作细致认真。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技术员都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走录入程序。我们这些学院派是严格按照课本知识来操作的，不但系统规范，还细致入微，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赞扬。
三天后接到通知，我和大崔，高游，还有一个搞测绘的郭福和，另外一个也是测绘的叫张家和的我们五人到一工区报道。一工区在吉林省浑江市（现在叫白山市）六道江镇的老营火车站西一公里的铁路南边。打听清楚了后我们带着人事科给开的信和工资档案，次日一早坐上了梅河口开往浑江的绿皮火车。
列车晃里晃荡的在下午三点多钟到了老营站，停靠一分钟，下车后我看了一眼只有两间房子的车站，孤零零的矗立在寒风中，一个列车员接车，四下一看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山沟里的一座孤站。也没人看票，这个四开气的所谓的车站就是个站而已，也不用出站，反正下了车四下都可以走。我们一行人沿着铁路南侧尺八宽的路基小道，向西走去。走了约摸十来分钟，远远看到了所谓的一工区。
铁路南侧，一片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约有五六个足球场大的院子，靠铁路一排平房，东头十几间是砖瓦结构的，是队长书记的办公室，财务、总务、工会、等职能部门一样不少的都在这个区域。西头十几间是板房，是维修车间，有几台大型螺纹车床，维修加工钻探设备、钻杆、钻头用的。在板房和砖瓦房中间是个所谓的门口，就是有个五六米宽的口子，靠两边的房头一边埋了一根木桩子，往里歪斜着，估计是年久受到风雨摧残没人管的缘故，上面的布满稀稀拉拉的岁月沧桑的铁丝网向两边延伸，从房后扯向远方，也没有门，就这么敞开着，一条走的白亮的泥土路面向西南方向延伸过去。靠东边一排板房，北头几间是食堂，南头几间是招待所，也算是各小队来工区公干的临时宿舍。靠南边一排板房是仓库加车库，车库大部分都是空的，只有最里面有两台领导的座驾，墨绿色的212吉普和一辆军绿色的解放大头130双排。靠西边一排板房是前面放了摞成山的50钻杆和108的钻挺，有弯的也有直的。里面是调和泥浆用的膨润土和纤维素。从北门进来的路一直斜着从西南方向的口子出去，联通到一条东西走向的沙子路，斜穿整个院子的这条道每天都有赶着马车，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走着的周边的村民通过，俨然是一条马路，四面房子围成了一个有四个足球场大的院子，泥土地面的院子没有硬化，就像个大场院，斜穿的一条土路，把这个本来方形的场院，分隔成一大一小两块直角梯形。工区东边铁丝网外是一片沼泽，我们来的时候是国庆节后，里面的水草都枯黄了，一洼一洼的水都结冰了。
报道后照列领导赏赐了一桌欢迎晚宴。第二天领了新工作服，每人两套，那种蓝灰色的帆布工作服，左侧上衣兜上白漆印着102勘探队一工区的字样。领了一大一小两个铝质饭盒，一个军用墨绿色铝质背水壶，两双劳保鞋，两双高筒雨靴，四块青松牌肥皂和两块白毛巾。说是第四季度的所有劳保。回到招待所换上新工作服，这才感觉自己成了真正的工人了。以至于后来请探亲假回到村里，帮家里下地干活穿了工作服，亮明了俺是工人的身份，就感到高人一等的感觉。随后我和大崔分到了264队，正式开始了俺长达八年的荒野工作和生活。真正的对抗大自然，利用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一些奇闻趣事我会一一的精编奉送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原始森林，无人区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那年我“闯”关东10
在一工区休整了两天，我和大崔又从老营这个五等小站坐上了去264的老绿皮。据工区的老工人说，264在沟里，他们管在野外的小队在山里的叫沟里，在河道的叫江里。当时264在的地方叫三岔子。这个三岔子是个乡镇，两山夹一沟，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街道边上是一条几十米宽的江，枯水期江底鹅卵石裸露，血管似的溪流遍布江底。火车站距离这个镇十几里，我们下车后一人两块钱坐马车到了镇里，午饭每人吃了一碗冷面，下午坐上了那种米轨小火车，票价三块钱的手撕白纸车票，傍晚到达了沟里的红旗林场。
之前拿到的是264的坐标位置，在工区用长波电台联系了具体位置，看了后才知道是属于长白山西北麓，算是在原始森林的边缘。下了小火车不费劲的就找到了接我们的同事，因为都穿了工作服，很好找。沿着林场遗留下来的所谓的路，我俩扛着行李卷步行了接近五公里，翻过一个小山坡才看到264的窝，就安在林场的一个废弃采伐点，L型分布的几间板房坐落在二代林的缝隙里。随时值初秋，但是晚上已经到了冰点。山上五颜六色非常好看，瞬间让我记起了这就是所谓的“层林尽染”。红色的是色木，枫木，黄色的是秋木（可不是我们山东的秋树，是核桃秋），椴木等，树叶子干在树上不落的是柞木，是结橡果的橡子树，在我们老家有这样一句话:橡子树落叶——死柞，就是说橡子树一旦落叶了就死了。墨绿色是松树，东北的松树有好多种，结松塔是红松也叫果松，还有黄花松，落叶松等等。这些树种都是后来老师傅们传授的。
安置好行李，板房扇搭的简易床。由于森林防火的需要，我们的伙房是封闭的板房，烟囱需要装防火罩的，油桶做的炉子，手摇的风机。264的据点是一间伙房，两间相通的板房是宿舍，一间资料室兼绘图室，一间岩石样本室，一间器材室兼油库，还有远处一个简易棚里是发电机。宿舍除了七张所谓的床外，西北角桌子上有台长波台，是我们唯一对外联络的工具。在北墙上挂了支双管猎枪，房间没有凳子，大家都是坐在床沿吃饭。第一餐饭是米饭，炖土豆，炒疙瘩白（扁圆型的大头菜），大饭盒装饭，小饭盒盛菜。晚饭是就着这饭菜喝的洮儿河，我勉强喝了几口，辣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他们卷着旱烟，在宿舍里喷的乌烟瘴气。我和大崔都不会抽烟，酒也是强忍着喝了一点。期间队长给我们介绍了264的全部家人，连我俩在内一共七口人。
队长王希武，黑龙江双鸭山人，四十多岁，瘦高个，大嗓门，外号大喇叭，自己也很承认这个名字；测绘马海，内蒙包头人，三十五六，白白胖胖的有点像弥勒；吕文德，制图兼通讯兼伙夫兼后勤保障，块五十了，再有两年就退休了，山东五莲人，是264岁数最大的，基本上是留守在家；队医连英军兼爆破员，通化人，我们没来之前还是264的骆驼，背电瓶的，二十七八岁，很精神的小伙；物探金永杰，延边人，比我们大两岁，鲜族人；我和大崔也都是物探，这就是264的全部成员。
大伙连吹带侃的不知不觉就到了十点多。这期间我出来撒尿，大山里的夜可以说是漆黑无比，伸手不见五指，远处树木的缝隙间蓝光点点，立马让我想起了坟地里的鬼火，外加时不时的从远处黑压压的灌木从中传来一两声凄厉的鸟叫，我感到我的这泡尿怎么这么多阿，撒尿从来就没这么长时间过，边提着裤子一边跑向宿舍，最后在宿舍门口才扎好腰带。进门后我假装若无其事的回到我的床上，其实老吕头早就看出我吓得脸色发白，问我看到啥了？我说是看到林子里有鬼火，老吕头哈哈大笑，让连英军带我去看看鬼火，我是死活不去。最后老吕头才和我说，那是烂了的朽木发出的磷光，并带我在营地边缘找了根发着绿光的树根，拿到宿舍后关了灯果然发亮。并告诉我“谷苗谷苗哈哈哈哈”叫声的是猫头鹰，啊！啊！啊！啊！叫的乌鸦等等。临近午夜，老吕头熄了发电机，我们彻底的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中。我就这样听着不时发出各种叫声，以及外面时不时扑隆扑隆的打斗声和呜呜的风声开启了野外工作的第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