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横行话昌乐
作者 | 赵子贞
自从抗战以来，大家都知道昌乐这个地瘠民贫的县份，对于抗日有相当的贡献。 其地方组织的严密，乡村秩序的安定，以及各级教育的发展，都是远近闻名，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在不远的早期，它还有一段悲惨的血泪痛史，很少为外人所详知了。 我在所写《山河劫》一书的初稿中，曾经提及五三惨案以后，昌乐城被土匪所据，惨遭涂炭一节。 同乡好友张泽恩核正该项稿件至此，蒙其提供了一篇极为详实的珍贵资料。 这不独是昌乐县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话题，也是当时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普遍遭遇。因其情节曲折微细，无法在原着中容纳其全文。 兹就原稿内容，略加补充，专文刊出，以供关心地方演变人士之参考，庶可增强乡土治乱的回忆。
我国在军阀割据时期，你争我夺，扩展地盘，兵连祸结，无一宁日。 老百姓只有缴粮纳税的义务，却一点也享受不到卫护安全的权利，生命财产，朝不保夕，驻军虽多，但不负责地方治安。 散兵游勇，结伙变成土匪，强盗联合，编队可以成军。 民众自卫，也常被其围困，遭受杀害。 溯自民国十二年，日本人从德国人手里夺得的胶济铁路，归还我国之后，所有留在沿线的日本侨民，或在其矿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负有间谍使命，及毒化政策的执行者。 其卖枪弹，窝藏土匪，那更是公开秘密。 隔海的旅顺、大连，则是那些土匪首领的安乐窝。 他们带了大量搜刮来的钱，在那里吃赌嫖喝，挥金如土。 等到青纱帐起，便补充枪弹，潜返内地，联络同伙，重操旧业。 绑架勒索，无畏无惧，因迟缴赎款，竟被撕票，或被折磨而死者，时有所闻。 由于军阀无限制的扩军，常把各县仅有的几百名保安部队，或以命令胁迫，或以官禄利诱，必使编成团营，调离地方。 致使各县的治安力量，既少兵丁，也缺械弹，遂造成土匪猖獗，遍地哀鸿的凄惨局面。他们既无官兵来剿，民众又缺枪械抵抗，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聚越大，久之，就变成了一方的霸王。 地方政府，为了迁就其既成事实，就和这些土匪疏通，劝其弃暗投明，给他一个适当的头衔，予以招抚。 就其人数的多寡，委以保安司令、保安团长、或保安大队长。 经此一变，他们立刻就成了地方上的唯一势力集团。 昨天自己还是一当子架票的土匪，今天一跃而成为抓土匪的治安单位了。
缘于民国十三、四年，昌乐有一位悍匪岳国栋，被政府招安，当了县里的保安大队长，约有兵员两百多人，其重要干部多半都是跟他一起跑腿的同伙。 他们对抓土匪、逮强盗，确是十分内行，活捉的、枪杀的、烧死的，最保守的估计，一年总在百人以上。 但他自己的部下，又会背地里，在外面胡作非为，寻求财路，乡民受其害者不少。岳国栋掌权的那几年，正是我在县立蚕业学校（相当高级小学）读书时期。 学校大门隔着一道城墙，外面有一处叫做“西阁子外”的地方，多年来就是一个枪毙犯人的刑场。 差不多每隔三五天就有几个土匪被拉出去枪毙或砍头，一次处决十名以上的时候，也不在少。 那些被绑赴法场的匪犯，有的还强装出一副英雄好汉的样子来，唱一阵，骂一阵，表示对死并不在乎。跟着看热闹的群众，还为他鼓掌叫好。 很多胆大的同学，也都跑上城头，挤在人群中向下探望。 但等到囚犯跪好，枪口冲准他们的后脑瓜子，马上就要发射的那一刹那，大家却又紧闭双眼，不敢面对现实了。 至于那些在剿匪现场被打死的、烧死的，也都砍下头带回城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血淋淋的怪样子，令人好生害怕。 路人都疾步而过，胆小的更不敢仰视，而大部分人都是远远的躲了过去。 挂在东门上，大家就绕着北门出入，北门上有了人头，则进出东门。 有一次两个门上，同时挂了十一个人头，下面还放了几个粪筐，满盛了许多烧焦了的子弹带，和残缺不全的枪枝零件，使全城居民的心情，为之沮靡不安者久之。 这些丑陋面孔，不堪入目的景象，无一不是岳国栋的杰作。 他们一面驻在城里支薪领饷，一面又偷偷的到乡间去劫夺绑架，到处安放眼线，密布据点，上下联络，里外通气。 所以他们是一面捉拿土匪，一面培养土匪，只有那些不同他们合作的外当子土匪，才是他们认真剿捕的目标。
干土匪的扩充势力，有一套绝招，就是先联络村内的土痞流氓，或游手好闲之徒，投其所好，施以小惠。 最初只是负责通风报信，密寻作案目标，充作扒勾引线，平常不露行色，白天站在街上装好人。等到踏进他们的工作范围以后，便分派其单独行动，出面带头，找到亲戚邻居，或予绑架、或予枪杀，使其名败乡里，无可遁形。 如此，便被迫上了梁山，要回头也永远没有机会了。 这就叫“烧卧铺”，除了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们蛮干到底，还有什么可走之路呢！
民国十五年，军阀张宗昌扩编第十一军，竟以各县的保安团队为笼络的对象。 同时也派了两名军官来到昌乐，游说岳国栋上勾，给他一个团的番号。 那时的县长，都是张宗昌委派的，自然不敢表示意见。 地方人极力反对，深恐县队一旦被带走，治安马上就会发生问题。 士绅多人，力劝岳国栋三思，应以保卫家乡为重。 和岳私人关系较深的亲友，并当面为他分析利害，团长只是一个名分而已，远征前线，未必是福。 不如服务桑梓，有地方父老全力支持，变成一个终生荣耀的不倒翁。 但岳国栋是一个极慕虚荣的人，受不了团长头衔的诱惑，竟尔摒弃众见，把昌乐全部的保安部队带走，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这一下子可把昌乐人急坏了，在极度惊恐之余，集商各区地方领袖，重新成立民团，以填补这一治安上的真空，并在城里三清殿设立民团总部。 不过只凑了一百多人，少枪没弹，勉强维持一个城区的现状而已。大家推选了一位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商会会长张惠卿，担任名义上的团总职务，而实权则由其侄子张乐贤任大队长，全权处理一切。 这时乡村的行政组织，权能脆弱，秩序更是极度紊乱。 那些原属零星帮派小当子土匪，也趁着岳国栋的离去，化暗为明，放胆而为了。 部分强悍村民，不甘任匪宰割，倡导自卫，购买武器，组织团练。 也常遭到不幸，为匪所破，家毁人亡。 也有些富裕之家，为了自保，被迫与匪交往，成为匪盗隐身之所，以求得一个兔儿不吃窝边草的暂时安全，互得其利。 但其财物方面的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自亦不言可知。
民国十六年，革命军渡江北上，北洋军节节败退，岳国栋在安徽受创溃散。 第十一军又给他一个骑兵团的名义，重又回到昌乐来招兵买马。 全部扩军经费，都由自己筹措支应。 不管岳国栋当土匪也好，抓土匪也好，干了大半辈子，搜刮来的积蓄，供个人挥霍，可能不成问题，但要当作扩充一个骑兵团的本钱，那就相差太远了。 千思万想，还是由自己的老行业着手，来得比较应急。于是就想到了潍县城富户田宅，是一桩很值钱的生意。 岳国栋的三姨太太，曾在田家当过婢女，内院通路、巷道出入、以及目标面貌，无不熟知彻晓，由她来扒勾引线，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遂就选了几名高手，青天白日，闯进城去，大大方方的入了深宅大院，认出了田家的独生小少爷，其年龄只不过八九岁而已。 连吓带哄，又从从容容的背出了西门。 门上的两名岗兵，连看都没有敢正看一眼。 及全城里的驻军闻讯，整队出来追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晩，只好让他们扬长而去了。
接着这件轰动邻近各县的绑票案，正在讨价还价、赎金尚未言定的过程中。 有邻县益都十区的民团团总赵昌国，外号叫“使不得”的，接近临朐边界的老鸦窝人。 联合了临朐三区的地方武力，正好围攻龙岗附近匪首解奎元。 龙岗是临朐县东北重镇，和益都十区紧邻，边区遭勒索而受其害者颇多。 赵郑原系熟人，且有远亲关系。 但一正一邪，各执其事。 当赵率队围攻匪穴，并即放火予以歼灭时，郑知众寡悬殊，难以抗拒，事急大呼曰：“使不得表叔，你老人家千万不要放火，这里面有一个很值钱的肉票啊！”但火势已点，也就没有理会这些的必要了。 事后在清理现场时，确实有一个稚龄儿童，活活的被烧死了。当时就有人怀疑，一定是潍县田宅的小少爷。 旋经田家老管家前来辩认，从牙齿上找到了特征，果然不错。 自从这次剿匪事件发生后，因解奎元是岳国栋的骑兵教练，大家自然也就明白这件绑票案子的内幕了。 岳国栋为了此一计划的失败，懊丧异常，便率领残部，匆匆离去。
十七年夏，张宗昌溃败，岳国栋剩了十多名残兵败将，再度逃回昌乐。 但心存疑惧，不敢进城，就驻在城北耿家庄子一带，伺机行动。 这时的县长，已换了卢铁公，江西人，是由临时驻在泰安的省政府所委派的。 到任之后，既无实权，也少财力，任何工作都无法推行。 而当时握有兵权的张惠卿、张乐贤叔侄，在地方上有其历史渊源，派系势力，更是根深蒂固，不无把持专横，目无一切的表现。 遂有人秘密向卢县长建议，联络岳国栋进城，以收牵制运用之效。 岳正走投无路，一拍即合。 岳国栋进城后，表面上对卢十分礼貌，愿供驱策，而不择手段的扩充势力，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他进得城来，第一年工作就是假藉卢县长的名义，为全县治安问题，招集各有关地方首长，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乘机把张惠卿、张乐贤叔侄及传令兵赵小铁，击毙在县政府门前。 地方财政由赵酣吾、赵仲明接管，但库存已空，徒具虚名而已。岳于杀害张氏叔侄后，本想接管保安大队，重掌兵权。 但卢县长看他心狠手辣，没有敢把部队交给他，只准他再扩充一个第二大队。 却把原有部队交由一位放下屠刀的老牌土匪刘明义统领，这也可以说是以毒攻毒的临时办法。 刘是一个外表忠厚，骨子里却相当狠毒的人。 岳国栋为了急于扩军，又把驻在东门里纪学汤的一部分留守人员，以军阀余孽的罪状，予以全部杀害，收缴其枪枝。 纪原是张宗昌的一个旅长，曾在昌乐驻防，这时其本人仍带残部、孤留安丘。 按说岳国栋也是张宗昌的一个团长，和纪都是同系部队，应该彼此有个照顾才对。 何忍为了几枝破枪，竟而惨杀其人！ 值此当口，有一位七区的黑社会人物陈子成，也是昌乐东南乡知名的霸王之一，正在城里活动，也官也私的想在混乱局面中分一杯羹。 不过这次遇到运气不佳，被岳国栋以巴结张惠卿的罪名，把他关进了大牢。 准备压榨出一笔巨款，然后再把他杀掉。 这时东南乡六区马宋一带，有一个匪首王鸿雁，十分猖獗，喽啰也有一百多人。 当地民团既已解体，老百姓又没有抵抗力量，只有任其勒索，听从摆布了。 附近村民为了激发他的天良，少伤害几个人命，且在马宋西门外，给他立了一座保境安民的大石碑。王的势力越来越大，迅速的向北发展，附近的小帮小头目，也都纷纷向他靠拢，到处胡作非为，国法已荡然无存。 距城关不远的四区乔官一带，情况吃紧，日必数惊，眼看就要威胁到城关了。 卢县长只好把刘明义的保安大队，开出城去堵截。 岳国栋则在城外起枪压款，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致城防十分空虚。 时押在大牢里的陈子成，原和七区团总郝子谦是换帖兄弟。 郝也是明的保卫地方，暗则与土匪结合，互作声势。 郝子谦为了营救陈子成，就出了一个炸城劫狱的办法。
十七年农历八月初旬的一天，乘着刘岳都在城外，城防极度空虚之际，率领七区团练，都扮作解差的模样，有被绑装作匪犯的，有提枪防范意外的，骗过门岗，直接闯进了政府大堂。 趁着启开狱门收押犯人的时候，他们一拥而入，从大牢里救出了陈子成。 陈满腹恼愤，拿了一枝匣枪，跑进县府后厅，要把卢县长击毙。 幸亏郝子谦一把搂住县长，急止陈子成的鲁莽无智，并说：“留着县长，用处可多呢！”陈遂默认，总算解脱了这一天大的厄运。 但县长的胞弟卢铁青，在旁护卫，不幸中弹殉职。 卢弟刚从陆军官校四期毕业，青年有为，随兄到差不久，壮志未酬，竟遭毒手。郝子谦原意只是营救陈子成出狱，仍回自己的地方当土皇帝。 却没有想到竟杀了几个公职人员，惹来一身罪过，当然也就无法一走了之了。 此际城里正是兵丁极少，没有任何抵抵力量，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整个县城占领了。 昌乐虽是一个小城，但己带来的几十枝步枪，用来劫狱则可，若是布置一座城防，抵抗外来的攻击，那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所以连夜又把驻在马宋的王鸿雁请来，组织了一个多头的联合指挥中心。 郝子谦则挟持着县长卢铁公，通晓全县，布告安民，更假卢的命令，指示驻在城外的刘明义，把全部武装交了出来，始免一死。 这时纪学汤在安丘境内的高崖白塔一带，听说自己留守在昌乐的人员，全部被岳国栋杀害，张惠卿叔侄又是纪的好友，感到伤痛至极，怒火万丈。 遂挥军北上，誓为死者复仇。 王鸿雁曾跟纪学汤当过传令兵，情谊颇厚。 听说老上司来了，十分高兴，便大开城门，迎纪进城。 郝子谦、陈子成两人，眼看纪军兵多，实力比自己强大，又有王鸿雁助虐，深怕被纪吃掉。 遂率队离城，东窜高密，也用同样的方法，把该城占领，抢劫多日，发了一笔大财。
这时岳国栋在昌乐孤军无援，所有其他部队，都和他结下了深仇大怨。自己只有八十几个人，驻在城南方山东麓的耿安村。 不久纪学汤指挥各部，以报仇雪恨的怒火，来了一个拂晓包剿，血战终日。 岳抵抗不过，率十余人向南突围，且战且走。 被纪军追至鄌郚附近的马驹岭上。 岳应战无力，为纪所擒，随从人等，也全被击毙。 是年冬，在城隍庙前开了一个公审大会，宣布了岳国栋的十大罪状。 这时岳国栋的双腿已被酷刑打断，坐在一只粪筐中，被抬至台前受审。 面貌虽显秽凄，但神情仍极锐铄。 在那种场面森厉、生死刹那的火口，他还有些闲情，向人要了一支香烟含在嘴里。 有人走过去踢了粪筐几下，可能感到有些痛楚，他也态度自然的摇手说：“我反正是一个要死的人，你们就不必再折磨我了！”台前摆了张惠卿叔侄和纪军留守人员的灵位。 罪状宣告完毕，刽子手拖过岳国栋的瘫痪躯体，在大众面前，活活的先扒了心，再砍下头，放在香案上，给那些遇害的冤魂祭灵。 前往看热闹的人，倾城而出，都异口同声的说：“应该有此下场。”这个人鬼不分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十八年夏，日军撤出胶济铁路，省府由泰安迁回济南，行政组织恢复，那些自称司令队长的杀人魔王，死的死，逃的逃，地方秩序始逐渐走上轨道，附近其他各县，也都大致如此。
北伐完成之后，山东局面，大致恢复正常。 那些名噪一时的土匪首领，虽都消声匿迹，但其溃散了的喽啰党羽，一时还不能放下屠刀，安归田里。 以致土匪横行的余波，还拖了一段相当长的尾声。 昌乐南部，地形复杂，虽少高山峻岭，但多深谷巨壑，常为盗匪出没之地。 政局初定，县里的治安力量，仍属有限。 住在偏远乡村的人，依然一夕数惊，生活难得安宁。 大家为了生命财产的安全，有的庄村联防，相互接应，有的成立乡团，主动剿匪。 其中以受匪患最深的第八区，办的最好，力量最大。 邻区有警，也沾其协防之效。
我读小学阶段，有一位国文老师刘伯诺先生。那时学生都住宿舍，他同我们三年都生活在一起，对学生管理极严，爱护备至。 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看到这个土匪横行的悲惨社会，着实难以生活下去。在其伤感之余，于稍早的阶段中，曾到附近的崇山庙里，出家当过道士。 所以“刘老道”这个名字，就成了他终生的绰号。 后来他经过反省悟道，深思熟虑，终于获得了一个真理。 那就是以行动来实现他的理想，安定地方，拯救人民。 他以花甲之年，被地方推选为乡团的首长，亲率青年子弟兵，和那些悍匪强盗，展开了生死搏斗。 那时已是韩复矩主鲁，第三路军的一个旅驻在坊子。 他和旅长运其昌取得联络，成为剿匪作战的有力支持。 他并以明查暗访，寻线追踪的方式，把每一村庄里的不良分子，姓名住址、家庭背景，调查的一清二白，使许多当地歹徒，无法遁形。 那些经常以窝藏土匪为荣的恶豪劣绅，眼看台柱倒了，自己也很难存身，就在半受威胁、半计利害的情况之下，冒名联合向省政府告了一状，指控刘老道私设公堂，滥杀无辜。 韩复矩不加深察，竟下令押解到省，关进大牢。 幸经运旅长出面，以生命担保，证明刘老道是一舍己救民的地方领袖，从未枉杀一人，才获无罪开释。 这也可以证明，土匪在地方上的潜伏势力，是有多么可怕了。
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刘伯诺老师又以古稀之年，率其地方团队，参加了抗战行列，经常驻防八区，阿陀镇是全区的军政指挥中心。二十八年春，我以无业之身，随兴游手至此，顺便探望一下小学的老师。 亲自看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背着一枝短枪，在围墙上巡视防务。 那时的负责队长，各级干部，尽由其晩辈青年充当，而他自己的经验胆识，则无时不在参赞其中。 抗战初期，该镇曾经多次与敌战斗，成果都很辉煌。 伯诺老师老当益壮的伟大精神，普遍受到地方人士的敬佩和爱戴。 当时他队上有一位跛脚的士兵，随身背着两枝匣子枪，岁数已过壮年，面目有些狰狞。 晩上，刘老师让我和他同铺，各向一端，伙盖一被子。 他衣带不解，枪也不挂。 我说：“你怎么搂着枪睡觉，万一走了火，那还了得！”他漫不经心的说：“没有敌人，枪怎么会走火，你放心睡吧！”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翌晨，我偷偷的问刘老师：“那位背着两枝枪同我睡在一起的是什么人？”刘老师笑着说：“你怎么不认得，他就是滕撇子呢！”“滕撇子”可能是因为跛腿而来的绰号，真正名字我没有再问。 但是提起滕撇子来，可就大有名堂了。 他是昌乐资深土匪之一，连安丘、潍县边界，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旳人物。 他曾在附近上皂户村潜藏落脚，经运旅的一团包围搜捕，仍被他兔脱。组军抗战后，刘老师以宽大的气度，仁慈的心怀，召他返里，为地方出力，将功折罪，不究既往，使滕撇子万分感激。 但其生性难改，后来在涉嫌一次勒索事件中，被处决了。 同时，当初被郝子谦假卢县长命令，交出保安大队长职的老牌土匪刘明义，又在抗战初期出长伪三区区长，二十八年春，由张天佐的特务连长赵腾霄，派传令兵常复胜在北岩镇找到他，一枪毙命。 至此，在昌乐境内，曾经叱咤风云的那些悍匪强梁，才算正式的绝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