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音丨借调
借调的释义是隶属关系不变，将一个单位人员暂时借调到另一个单位工作。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在乔官公社教研组，刚办完全公社秋假教师培训班，便接到教育局打来的电话，要我明天上午到县教育局去一趟。第二天我按时赶到教育局，接待我的是局办公室主任也是分管人事的刘友清秘书，刘秘书个子不高，身体微胖。他叫我单独去了一间办公室，落座后他说：“于老师，最近局里事情比较多，人手少，经研究决定借调你到局里帮助工作，我已和你们公社的文教助理老张说好了，你先回去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后天来局里上班，来后具体干什么工作，我再和你详说，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刘秘书的态度热情，语气谦和，说话又简洁扼要。使我感受到他有着很强的亲和力，我随即表示没意见，服从局领导安排，并说了在借调工作中请刘秘书多多指教之类的话。
当时教育局除下设办公室外，还有中学教研组，小学教研组，业余教育组，和县教师进修学校一个院内办公。我借调来被安排在业教组，组长是赵培荣老师，并和他住在同一宿舍。当时业教组的工作业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农村依托公社教研组发展农技夜校，二是全国广播电视大学。
这两项业务，农技夜校名存实亡，广播电视大学只有一个二十四人的英语专业单科班，由县经委主办，教育局代管。刘秘书告诉我，你虽然借调在业教组，但主要是跟着局里张局长参加落实五十五号文件，为整风反右时被打成右派的教师落实政策。
张局长叫张子平，是局里分管党务工作的副局长。张局长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对党忠诚，办事坚持原则，工作严肃认真，讲话风趣幽默。虽然身体有病，行走也比较困难，但具有坚强的意志，带病坚持工作。同我一块参入落实政策的，还有从阿陀公社崖头联中借调的朱明臻校长。张局长对我们谈话时说，落实右派政策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政策性强，任务重，时间紧，情况复杂，刻不容缓，在整风反右时教育领域是重灾区，因此更需要我们把握好政策，认真细致的工作，不怕苦累，尽快为他们平反纠正，使政策尽快落到实处。
为使工作有序开展，我们首先学习了五十五号文件和上级落实右派政策的有关材料，基本理解了其精神实质。然后从查找档案入手，对局档案室的文书档案、人事档案从索引开始进行查找，在文书档案中找出了打右派时的一些领导讲话，会议记录，被打右派人员名单等，按照名单和人事档案对号入座。由于年代久远，有的档案残缺不全，个别档案也已遗失，特别是从外地调入被打成右派的教师，他们的档案甚至不知去向。为了不拉漏每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对不明情况的对象，开始了广泛的调查了解。一是按照他们档案上的籍贯去寻找本人，二是上门找教育系统的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座谈回忆其下落情况。
几个月的时间内，我们除在县直单位拜访一些当年参加和了解反右派运动情况的二十多位老干部和老教师座谈外，还跑遍了全县需要落实政策人员的三十多个村。那时交通条件差，只能公共汽车，而且公共汽车只跑到公社驻地。下车后，去公社教研组或某个中学供个自行车再去村里，有时不凑巧时，就步行去村里。我记得有一次去阿陀公社的西太平村和汶河村时，正赶上雪后天晴，借了辆自行车，去西太平村时还好，又去汶河村时，赶上路上化冻，路过魏家官庄村西头时，化了冻的泥特别秥，自行车轱辘全被泥粘滿了，只好扛着自行车走，找到汶河村后已是下午二点多钟了，调查了解完情况后，等到傍晚路上再结冰后，才往回走，赶到公社驻地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一天时间又累又饿。还有一次，为了解安邱县刘家尧公社在我县被打成右派的一名教师情况，早上六点去赶公共汽车，一上午换了四次公共汽车才到了刘家尧公社，又途步十几里地终于找到了这个村，直至了解清楚该教师的全部情况。
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吃透落实右派政策文件精神，认真复议好材料，写好改正报告是关键。为做好这方面工作，我认真细致地翻阅每个被打成右派的档案内容，在整风反右时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所鸣放的言论、形成的文字材料、根据大字报记录下来的内容、一些会议记录以及当时定性右派的结论的文书档案等。然后分别依据上述的内容写出每个人改正的意见，并形成报告材料予以上报。如当时城关完小的一名校长，对县教育局局长提出的基层学校一些工作指标脱离实际，要求过高不满意。在鸣放讨论时说：“某局长坐高楼，站着说话不要疼，不知教师之犹愁”。还有一名教师对他的校长工作作风有看法，在鸣放时发言：“某校长长着一对阴阳眼，见到上级仰着脸，教师的困难看不见”。此上二人都被定为“攻击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写第一个的改正材料结论是：该同志对县教育局个别领导不了解下情，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讲话存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倾向有意见，提意见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合适，不存在攻击党的领导问题，应予以纠正，恢复其政治名誉并恢复党籍。第二个是：该教师对本校校长的群众观念差，工作方法片面有看法，在发言中言词过激，不能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应予以纠正，恢复其政治名誉。五十年代初，国家发展速度很快，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有些人学习不够，认识不足，跟不上形势发展也是难免的。如有一个教师在大字报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旧社会十八岁的大姐九岁的郎，新社会十八岁的大姐五十岁的郎。一树梨花压海棠，红罗帐里对鸳鸯。要说这事你不信，请问咱县的某县长”。写此诗的教师被定性为极右，意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中，规定了废除封建婚姻陋习，明确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童养媳等内容，强调了婚姻自由，禁止干涉婚姻自主权。因该教师不注重学习，对新婚姻法认识不足，抱着旧有观念看当今社会现象，对县里个别领导原是包办婚姻，离婚后又再婚有看法。根据其情况，改正的结论是：该教师由于对党的方针政策及婚姻法学习不够，认识不足，道德观念陈旧，思想比较落后，应进行批评教育，不能定为右派，应予以纠正。最典型的一名是红河完小校长王秀仙，她是一名女校长，是解放前昌乐一中的高才生，家庭地主成分，国民党员，也是原反动派国民党昌乐县县长，后来的昌潍专署专员张天佐的干女儿。工作能力强，教学业务棒，在县里开会鸣放讨论时，说县委派的教育局长不懂教育管教育，这是外行领导内行。在反右派斗争中，因其家庭成分是地主，本身又有历史政治问题，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反对党的领导，被打成极右派。在对她的改正时，局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进行了专题研究，认真复议了她的全部材料，最后诀定认为：该同志过去历史政治问题已有鉴定结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关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是对个别不懂教学业务的领导看法片面，说其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词过重，应予以纠正，恢复其政治名誉。
在张局长的领导下，在七九年底教育系统被打成右派教师近百分七十以上得到平反纠正。在工作中，使我学会了一些如何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知识，干好工作的方式方法，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提高了真假是非的辨别能力，思想政治觉悟也得了升华。
为使各行各业被打成右派的国家工作人员摘帽平反都得到落实，县委成立了领导机构，由县委组织部牵头。一九九七九底，我被借调到县委组织部，同时借调的还有卫生系统的卫生局副局长肖克勤，县社商业系统的县社副主任刘仁谦。我们三人由组织部胡兴义副部长分管，除分别侧重于各系统被打成右派的平反纠正工作外，主要是对全县整风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落实情况排查复核。
在借调组织部的工作中，使我更进一步了解到昌乐县在整风反右运动时的情况，从资料记载中看到，当时全县参入运动的达五千五百多人，有干部、教师、技术人员和工人。在鸣放、讨论中提的意见近二十万条，张贴大字报三万五千多张，打成右派及受到影响的近二百人。在这些人中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打成极右派，他们都被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被开除党籍，剥夺政治权利，被划为敌我矛盾。有的被降职降级处理，有的受到行政处分，有的党员受到留察或警告处分。可见在当时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广泛而深入。
在全面了解了全县整风反右时期的基本情况后，便对各个系统、各个部门查阅原始资料，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复核政策的落实情况。近五个月的时间里，在胡部长的带领下，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深入到十几个县直部门、单位进行了走访调查，对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教育、卫生系统等这些重灾区，召开了三次座谈会。至一九八零五月底，通过综合情况，全县在1957一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166人（包括极右的10人），县级干部3人，区级干部16人，一般干部147人（含中小学教职员68人），都得到了平反纠正。
六月初，胡部长为我们借调的三人开会，总结了落实右派政策工作情况，表扬了我们借调组织部后，在落实右派政策工作中的表现和所做出的成绩。同时告诉我们，落实右派政策已进入尾声，一些善后工作转由县委统战部负责，让肖克勤和刘仁谦同志回到原单位工作，我被继续借调留在组织部工作。
县委组织部一共有十一人，其中包括县委常委兼任组织部长王振禄，常务副部长刘全德，分管组织业务工作的副部长胡兴义并兼任人事局长，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李平之，干事七人分别是王仲民、崔爱祯、席永健、赵守增、滕建成、王春溪、刘命信。我被安排在组织组，和王仲民、赵守增、王春溪、刘命信一个办公室。在此期间，我除学习关于组织工作的一些文件后，就是跟随组织部的一些老同志出发，调查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状况，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的开展和发展党员情况等。这一切工作对我来说耳目一新，也为我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增强党性观念，干好组织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学习锻炼机会。
一九八零年七月，我被正式调入县委组织部工作。
回顾近一年的借调工作过程，使我认识到，不论在哪里工作，不论干什么工作，首先把握工作的核心，抓住时间空间，服从领导，认真学习，虚心请教，扎实工作，勇于吃苦受累，诚实为人，团结同志，就会不断沉淀自己，丰富自己的人生，成长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写于 二〇二六年元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