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故都昌乐
刘文安
夏朝故都昌乐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世袭制王朝，其都城地望的考证始终是考古学界与史学界深耕的核心命题，更是厘清早期王朝疆域格局、还原文明起源脉络的关键抓手。传统认知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因出土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存、成套青铜礼器，被学界普遍认定为夏代中晚期都城斟鄩的核心区域，成为解读夏朝中原文明的重要坐标。然而，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与成果积累，山东昌乐凭借其密集分布的史前文化遗址、等级森严的贵族遗存、精湛的手工业制品及完善的防御体系，逐渐跻身学界研究视野，成为佐证夏朝“东方都城”或斟鄩封地的核心载体，为破解夏朝统治格局、探寻其文明辐射边界提供了全新的东方维度。
斟鄩作为夏朝兼具都城功能与封国属性的战略要地，其地理位置在历代文献中虽存多元指向，但昌乐的地理区位与文化特质，恰好与多部权威古籍的记载形成精准呼应。唐代《括地志》明确载有“斟鄩故城，在青州北海县东南五十里”，清代《潍县志》进一步补证“斟鄩故国，在今潍县东南，与昌乐接界”，明末清初《读史方舆纪要》则更为细致地指出“斟鄩城在潍县东南五十里，夏同姓诸侯斟鄩国于此”。这些跨越千年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彼此补充，共同勾勒出斟鄩封国的大致疆域，与今昌乐区域及周边地带高度吻合，为探寻昌乐与夏朝的深层关联奠定了坚实的文献根基。结合《史记·夏本纪》等史料记载，少康中兴之后，为稳固东方疆域、有效管控夷人部落，特意分封同姓诸侯于斟鄩，构建起完善的东方防御与统治体系，而昌乐所在的潍淄流域，正是当时夏王朝东方势力范围的核心枢纽，战略地位无可替代。
密集且层级清晰的遗址群，是昌乐作为夏朝故都或斟鄩封地的核心考古支撑，亦是其区别于普通史前聚落的鲜明标识。在昌乐北岩镇以西的大丹河上游两岸区域，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性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四十余处串联分布的史前文化遗址，涵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商周文化等多个连续发展的历史时期，形成了脉络清晰、延续性极强的文化发展序列，完整见证了该区域从史前文明萌芽到早期王朝直接统治的历史进程。著名考古学家杜在忠曾针对这一遗址群作出明确评价，认为其分布格局“基本吻合了斟鄩所处地望，是寻找二斟（斟鄩、斟灌）的可靠依据”。这一遗址密集区的核心聚落由袁家庄遗址与邹家庄遗址构成，其中袁家庄遗址现存面积超十万平方米，邹家庄遗址总面积则达21万平方米，两大遗址遥相呼应、互补共生，共同构成了斟鄩封地核心区域的聚落格局。两处遗址内文化堆积均极为深厚，仅邹家庄遗址文化层厚度就达7米，上层为商周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双重文明叠加的遗存特征实属罕见，其年代跨度恰好覆盖夏朝存续的关键时期，为追溯斟鄩国的历史脉络提供了完整的地层依据。
高等级贵族墓葬与象征王权的礼器出土，直接印证了昌乐区域在夏代的权力中心属性，更凸显了其与夏王朝核心统治体系的紧密关联性。袁家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贵族墓地，堪称解码夏代东方权力格局的“活化石”，该墓地选址考究、布局规整，与普通聚落的平民墓地形成鲜明的等级分野，彰显出成熟的社会阶层分化。墓地内分布着近十座大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墓葬还专门设有二层台及殉人、殉牲遗迹，墓坑砌筑规整、规模宏大，出土器物种类丰富、等级颇高，充分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礼制与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与夏王朝核心区域的墓葬规制高度契合。更为关键的是，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象征至高权力的高等级玉器，包括龙纹玉钺、玉璧、玉串饰、玉镢、玉璇玑等，其中那件长约25厘米、宽约10厘米的龙纹玉钺，采用透雕与浮雕相结合的精湛工艺，龙纹造型灵动传神、线条流畅自然，玉质温润通透、打磨细腻精良，尽显王权威仪。因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局限，目前县文管所仅收回玉钺、玉璧、玉串饰等少量文物，其余玉器散落流失。此外，据地方记载与民间传闻，该区域还曾出土过带铭文的类盘状青铜器，可惜因当时文物保护意识薄弱，被文物贩子倒卖后下落不明，成为考古史上的一大遗憾。这些高等级礼器的存在，直接表明墓主人应为该区域的最高统治者，也印证此处不仅是区域性军事与行政中心，更是重要的祭祀中枢，完全契合斟鄩封地作为夏王朝东方统治枢纽的功能定位。
精湛绝伦的制陶工艺与文化遗存的高度契合，进一步构建起昌乐与夏王朝中央文化的紧密纽带，印证了该区域受夏王朝直接管控的历史事实。1983年和198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曾两次对邹家庄遗址进行系统性考古发掘，清理出灰沟、陶器等一批重要文物，其中陶器遗存堪称龙山文化制陶业的巅峰之作。这些陶器以泥质和夹砂黑陶为主，褐陶次之，另有少量硬质白陶，烧制火候极高、质地坚硬致密且不渗水，尽显先民高超的烧造技艺。纹饰以素面为主，辅以凸凹弦纹、篮纹、附加堆纹、镂孔、捺窝、乳钉纹等装饰，线条流畅、布局精巧。制作上均采用快轮加工技术，内壁可见清晰的同心圆痕迹，器形规整匀称、误差极小，部分器物器壁薄如蝉翼，展现出近乎标准化生产的工艺水平，器类涵盖鼎、豆、罐、盆、杯、碗等，形态各异、品类繁盛。经考古研究证实，这种快轮制陶技术需配合精细的原料处理与精准的窑温控制，是当时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直接体现。同时，袁家庄遗址岳石文化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泥质黑陶为主要品类，其造型风格、纹饰特征及制作工艺，均与夏王朝核心区域的二里头文化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质。这种文化上的高度一致性，绝非偶然的文化交流所能形成，而是夏王朝对该区域实施直接管控、推行文化同化的有力证明，足以说明昌乐并非独立的地方势力聚落，而是被完整纳入夏王朝文化体系、受中央直接管辖的封地核心。
防御性设施遗迹的发掘，进一步凸显了昌乐作为夏代东方战略据点的重要价值，也印证了其作为斟鄩封地的核心军事防御功能。邹家庄遗址的人工防护壕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遗址断崖上可清晰观察到灰坑、房基、柱洞、陶窑、陶片等遗迹遗物，而那条南北向的人工灰沟更是防御体系的核心。当地流传着与这条壕沟紧密相关的古老传说，为这座史前遗址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相传夏朝太康失国后，后羿、寒浞相继乱政，夏王相被迫流亡至斟鄩、斟灌一带，邹家庄便是当时斟鄩人抵御寒浞势力的重要堡垒。传说中，这条深壕是斟鄩部族带领民众，耗时数年徒手开挖而成，两侧斜坡上的小平台，便是士兵值守瞭望、射箭御敌的阵地，壕沟与大丹河连通后，既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又能隐藏战船以备不时之需。当地老人还口口相传，每到阴雨连绵的夜晚，曾有人隐约听到壕沟方向传来远古的呐喊声，仿佛是当年先民守城作战的回响，虽为民间臆想，却也寄托了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追忆。
经考古专家认定，这条灰沟断面呈倒梯形，上宽约20米、底宽仅1米、深约7米，两侧斜坡上的高低小平台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修整的防御节点，属于龙山文化中期偏早阶段的人工防护工程。它与围绕遗址西、南、北三面的天然断崖巧妙配合，衔接大丹河自然水系，构成“河壕相依、天险互补”的立体防护屏障，既能有效抵御外敌入侵，又能保障聚落内先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此类防御格局的龙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国内系首次且唯一发现，堪称早期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雏形形态。夏代时期，东方夷人部落数量众多、势力强盛，与夏王朝时常爆发冲突，战乱频发，这样的防御布局既保障了封地核心的安全稳定，又能以此为据点辐射周边、管控东方部落，彰显出清晰的战略规划，与文献记载中斟鄩作为夏王朝东方屏障的功能定位完全契合，也让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有了坚实的考古遗存作为依托。
从文献溯源到考古实证，从权力礼器到手工业巅峰，从防御体系到文化融合，昌乐以其丰富多元、等级鲜明的史前遗存，清晰勾勒出夏朝东方都城或斟鄩封地的历史轮廓。大丹河上游密集的遗址群、袁家庄高等级贵族墓葬与王权礼器、邹家庄精湛陶器与独特防御格局，相互印证、层层递进，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打破了“夏朝都城仅局限于中原地区”的传统认知，更深刻揭示出夏王朝“中原核心、东方拱卫”的二元统治格局，展现了早期王朝疆域拓展与文化融合的壮阔历程。尽管部分文物散落流失，给研究带来一定遗憾，但现存的考古遗存已足够支撑昌乐作为斟鄩国故址的学术推断。昌乐作为夏朝故都的探索与研究，为解读中华早期王朝的疆域拓展、文化融合、权力架构及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让我们对夏朝文明的广度与深度形成了更为全面、立体的认知，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溯源工程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鲜明特质与深厚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