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朝都城在昌乐
刘文安
前言：多年来，笔者参与齐蜀主持的编辑工作，闲谈昌乐历史时，其对袁家庄遗址、邹家庄遗址的重视令我深受启发。齐蜀指出，此类龙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国内系首次且唯一发现，当属城市发展进程的早期形态。这一判断促使我深入考证，先提出夏朝都城在昌乐的观点，李玉成老师据此解读昌乐为夏代东方之都。近期整理丹河访古时，我进一步产生虞朝都城与昌乐丹河流域相关联的猜想，结合文献记载、考古实证与文化比对，大胆提出核心论断：虞朝都城应位于今山东昌乐丹河流域。
虞朝作为夏商周之前衔接上古部落联盟与早期王朝的关键形态，其存在性虽因传世文献稀缺仍存学术争议，但《韩非子·显学》“虞、夏二千余岁”及《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虞、夏、商、周皆有之”等先秦典籍的明确记载，印证了其并非部落联盟的临时形态，而是具备完整统治体系的独立王朝。结合海岱地区东夷文化的核心遗存特征、昌乐丹河流域密集的史前遗址群考古发现，以及古史地理中虞朝与东夷的脉络关联，本文通过“文献溯源+考古实证+文化比对”的三重论证体系，提出核心观点：虞朝都城应位于今山东昌乐境内。丹河流域密布的大汶口至商周文化遗址群、高等级玉器礼制遗存、与虞朝时代高度吻合的龙山文化层，以及完备的城防与手工业体系，共同构成了虞朝都城的核心佐证，为破解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的上古环节，提供了关键的实物与文献双重线索。
出土文物明确表明，五六千年以前，先民已在昌乐丹河流域繁衍生息，此处先后为少昊时期爽鸠氏、虞夏季、商逢公伯陵的辖区，形成了延续性极强的上古文化脉络。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领袖尧的儿子朱封地便在丹水流域，故被后世称为丹朱，其死后葬于丹河西岸，现存丹朱冢呈覆斗状，墓基为规整的方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封土高30米，夯土层次清晰，虽历经数千年侵蚀，仍能看出原始墓葬的恢宏规制，成为这一古史记载的重要实物印记。长期以来，学界主流叙事多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华文明早期王朝序列，对虞朝的认知常陷入“部落联盟”与“正式王朝”的二元争议，部分学者甚至因《史记》未为虞朝单独立传，将其归入舜帝部落的范畴。然而，先秦文献中“虞、夏、商、周”并列表述的频次极高，绝非偶然提及：《墨子·非命下》明确将“商、周、虞、夏之记”并列作为典籍依据，《礼记·明堂位》更细致记载“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清晰指向虞朝已建立规范的职官体系，具备王朝的核心治理要素。王树民先生在《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虞朝》中进一步考证，有虞氏世系可明确考定自幕至胡公满十五世，且每世皆有明确传承脉络，完全具备王朝存续的世系、职官与统治范围三大核心要素。确认虞朝都城地望，不仅能补全上古王朝序列的关键缺环，更能破解东夷文化与中原文明交融的核心密码，打破“中原中心论”对上古史研究的固有局限，重构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脉络。
虞朝都城的探寻工作长期受制于两大核心困境：其一，文献记载碎片化且指向模糊，《史记·五帝本纪》等传世典籍多聚焦舜帝禅让、治水等事迹，对虞朝都城的具体方位无明确记载，仅能从“舜居东夷”等间接表述中寻找线索；其二，考古学文化与王朝的对应关系难以锚定，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文明虽因礼制发达、城址完备，被部分学者与虞朝关联，但缺乏文献与实物的直接佐证，难以形成闭环论证。基于此，本文以“东夷为虞朝核心活动区”为核心前提——孟子《离娄下》明确提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结合昌乐丹河流域既有的四十余处史前遗址群资料，构建“文献溯源定范围、考古实证找核心、文化比对验属性”的三重论证体系，精准定位虞朝都城的地理坐标。小李庄遗址作为昌乐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聚落遗址，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论证的基础：该遗址坐落于大丹河东岸高台地，地势高出周边冲积平原约2米，西、南、北三面与平原相连，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度不均，介于1.5至2.7米之间，自上而下可分为三层，表层为近现代耕土层，中层为商周文化层，下层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遗址西侧断崖处暴露大量遗迹遗物，灰坑形状多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0.8至2.5米不等，坑内填充红烧土、草木灰及兽骨碎片，兽骨以猪、狗等家畜为主，偶见鹿、野兔等野生动物骨骼，反映了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采集的陶片标本中，夹砂红皮灰陶占比超七成，夹砂褐陶不足一成，泥质陶烧制火候可达850℃以上，质地坚硬致密，表面多施红色或白色陶衣并经精细磨光，部分陶片边缘可见手指按压痕迹；夹砂陶则因掺砂比例不均，表面粗糙且易渗水，制作以手工捏制、泥条盘筑为主，仅少量陶片口沿残留慢轮修整的螺旋纹痕迹，印证轮制技术已开始萌芽；纹饰以素面为主，仅在鼎口沿、壶颈等部位见少许麻点纹、泥条堆纹和圆形窝纹，可辨识器形除圆锥形、椭圆锥形鼎足外，还有折沿鼎口沿、鼓腹壶口等，其中鼎足实心、根部粗钝，与兖州王因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同类器形完全一致，精准锁定其文化年代，为丹河流域上古文明的延续性提供了最早的考古支撑。
虞朝与东夷的文化渊源并非孤证，而是贯穿先秦文献与考古遗存的清晰脉络。除孟子“舜为东夷之人”的论断外，《帝王世纪》进一步载“帝舜，即有虞氏，其先出自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而颛顼部落的分支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广泛活动于海岱地区，其文化遗存与东夷文化高度交融。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上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舜帝禅让禹的传说，本质上是东夷部落联盟核心势力与中原部落集团的权力交接，这一过程既印证了虞朝核心区域在东夷腹地的合理性，也说明其已具备跨区域统治的影响力。昌乐地处海岱东夷文化圈的核心枢纽，西接中原文化圈边缘，东连胶东半岛东夷部落，北临渤海、南靠沂沭河流域，既是上古时期的交通要冲，也是资源富集之地，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使其完全具备成为虞朝都城的基础条件。《竹书纪年》载“唐尧五十八年（公元前2294年），尧使后稷放丹朱于丹水”，而昌乐境内的大丹河、小丹河流域，恰是这一古史记载的核心地理落点，丹朱被封于此并非单纯流放，而是尧帝联结东夷部落、巩固跨区域统治的战略布局，承担着沟通中原与东夷的枢纽功能。史载表明，丹朱居丹河一带后，主要承担治水与农事两大任务，治水方面因随父尧帝多年而颇有方略，农事方面则以周祖后稷为师，《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种，稼穑焉，民皆法之”，这种治水护农的传统，恰与虞朝以农事、治水立国的方略一脉相承，进一步佐证丹河流域与虞朝核心统治的紧密关联。
虞朝的时间跨度学界虽无统一定论，但综合先秦文献推算与考古文化分期，普遍认为其存续于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70年，与龙山文化中期至晚期（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的时间范围基本重合，形成了明确的时代对应关系。昌乐邹家庄遗址作为这一时期的核心遗存，经碳十四测年，核心遗存年代精准涵盖龙山文化中期偏早阶段（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2200年），恰处于虞朝统治的核心时期。该遗址位于大丹河北岸台地，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20米，总面积达21万平方米，远超同期普通聚落（通常不足5万平方米），遗址边缘因长期流水侵蚀形成高2至3米的断崖，从断崖剖面可清晰辨识灰坑、房基、柱洞、陶窑等遗迹：房基多为方形地面式建筑，边长3至5米，地面经夯实处理，残留少量红烧土面，柱洞围绕房基边缘分布，直径15至25厘米，洞内填充碎陶片与夯土，部分柱洞底部垫有石块加固；陶窑为竖穴式，由火膛、窑箅、窑室三部分组成，火膛深约1.2米，窑箅上分布圆形火孔，窑室壁经高温烧结呈青灰色，残留大量黑陶片。1983年和198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两次发掘，共清理灰沟2条、灰坑37个、房基8座、陶窑2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文物近200件，彰显了其都城级聚落的规模体量。尤为关键的是遗址内的南北向人工防护壕，全长约400米，断面为规整的倒梯形，上宽约20米、底宽1米、深约7米，两边斜坡坡度约30度，坡上每隔3至5米便有一处高低不等的小平台，推测为守卫瞭望之所，壕底发现少量夹砂黑陶片与石镞，经专家认定为龙山文化中期偏早阶段遗存。这条防护壕与西、南、北三面的天然断崖及大丹河水形成闭环防御体系，壕沟、断崖、河流层层阻隔，构成聚落的坚固屏障，此类将人工防御工程与自然地理优势深度结合的龙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国内系首次且唯一发现，被视作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早期形态，完全符合虞朝都城的防御规制要求。
两次发掘获得的陶器，进一步印证了邹家庄遗址的都城级手工业水平：以泥质黑陶和夹砂黑陶为主，二者合计占比超八成，褐陶次之，占比约一成五，另有少量硬质白陶，白陶质地细腻，原料为当地罕见的高岭土，推测需从外地转运。陶器烧制火候普遍达1000℃以上，质地坚硬致密，叩击声清脆，不渗水，纹饰以素面为主，占比超七成，其余为凸凹弦纹、篮纹、附加堆纹、镂孔、捺窝、乳钉纹等，其中镂孔多装饰于豆柄、杯足，纹样精美繁复，捺窝纹则集中于鼎腹、罐肩，布局规整。所有陶器均采用快轮加工技术，轮制痕迹清晰，器形规整对称，误差不超过1厘米，器类繁多，涵盖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四大类，仅鼎就有深腹鼎、浅腹鼎、扁足鼎等多种形制，豆、罐、盆、杯、碗等主要器类形态各异，部分黑陶杯壁厚仅0.5厘米，器表磨光如镜，堪称龙山文化制陶业的巅峰之作，体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也印证了虞朝作为早期王朝对高端手工业的垄断能力。在邹家庄遗址所在区域，大丹河上游北岩镇以西的遗址密集区，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密布着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等文化遗址四十多处，形成了以核心聚落为中心、周边中小型遗址为支撑的层级格局，袁家庄遗址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该遗址位于大丹河南岸二级台地，现存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1至2米，流域内散布龙山、岳石、商周等文化遗存，20世纪90年代曾在遗址中部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墓地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已探明大型墓葬近十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长4至6米、宽3至4米、深2至3米，部分墓葬有二层台与殉人殉狗坑。其中一座墓葬出土大量玉器，包括玉钺1件、玉璧2件、玉串饰1组、玉镢1件、玉璇玑1件，玉钺长25厘米、宽12厘米，刃部锋利，无使用痕迹，应为象征王权的礼器；玉璧直径15至18厘米，边缘规整，表面磨光，孔径与外径比例符合东夷礼制规范；玉串饰由20余颗玉珠组成，玉珠大小均匀，质地温润（县文管所仅收回玉钺、玉璧、玉串饰等少量文物，其余玉器流失）。另有当地村民传言，曾在墓地周边出土过一件带铭文的类盘状青铜器，器形直径约30厘米，表面铸有模糊纹饰与铭文，可惜被文物贩子低价收购，至今下落不明。结合这些遗存及文献记载，有学者断定袁家庄遗址很可能是斟鄩国故址，即文献所载的斟鄩城，而斟鄩国作为夏代重要方国，其文化脉络与虞朝文明的传承关系，进一步佐证了昌乐丹河流域作为上古政治中心的延续性，也为虞朝都城在此的论断提供了间接支撑。
昌乐“剧县”故址位于宝都街道戴家庄村西，与邹家庄遗址直线距离约8公里，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文化堆积，进一步强化了丹河流域作为上古政治中心的历史延续性。该遗址西、南、北三面被大丹河、小丹河环绕，形成天然护城河，南面为开阔平原，地势高亢，海拔较周边高出5米以上，最高的西北角俗称“城顶子”，是遗址的核心区域。“城顶子”西面和北面为高约8米的断崖，断崖剖面文化堆积层次清晰，自上而下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近现代耕土层，厚0.3至0.5米；第二层为秦汉文化层，厚0.5至0.8米，包含筒瓦、板瓦及陶盆残片；第三层为西周文化层，厚0.4至0.6米，出土夹砂灰陶鬲、泥质灰陶豆等遗物；第四层为龙山文化层，厚0.6至0.8米，包含大量夹砂黑陶片、泥质黑陶片及石铲、石刀等生产工具，陶片形制与邹家庄、袁家庄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其与虞朝时期的核心聚落同属一个文化体系。从历史传承来看，该遗址的“高台筑城、依水而居”特征，与上古都城“择高而居、避水防洪”的传统一脉相承，且其地理区位从龙山文化至秦汉时期始终是区域政治中心，这种延续性的源头，正是虞朝都城在此奠定的文化与地理基础。
虞朝作为东夷部落建立的王朝，其文化内核必然深植东夷文化基因，这一点在昌乐遗址群的文化遗存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从小李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红皮灰陶、慢轮技术，到邹家庄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巅峰、快轮工艺，再到袁家庄遗址的高等级玉礼器，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东夷文化脉络：陶器以素面为主、器形规整，玉礼器中玉璇玑、玉镢等为东夷文化特有，不见于中原同期遗址，彰显了文化独特性。同时，遗址群又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邹家庄陶器纹饰中融入少量中原龙山文化元素，玉礼器工艺承接良渚文化精髓，恰符合虞朝作为“东夷文明核心”与“南北文化枢纽”的历史定位，印证了上古时期东夷与中原、南方文化的交融互鉴。而虞朝以农事与治水为立国之本的方略，也与昌乐丹河流域的文化传统高度契合，丹河流域平坦肥沃的冲积平原、充足的灌溉水源，为上古农耕提供了优越条件，从丹朱时期后稷传授农事，到虞朝延续治水护农模式，再到遗址中大量农具与储物器具的出土，形成了完整的实物与文献印证链。
针对虞朝都城的主流学术争议，结合昌乐遗址群的实证资料，本文作出如下针对性回应：其一，关于“良渚文化为虞朝说”，良渚文化虽具备发达的玉礼器体系与城址规模，符合虞朝礼制特征，但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在长江下游，与“舜居东夷”的文献记载无直接关联，且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走向衰落，与虞朝晚期至夏朝早期的时间线衔接断裂，难以形成完整传承链；而昌乐遗址群从大汶口早期到龙山时期形成完整文化序列，既承接东夷文化传统，又与夏代斟鄩、斟灌国地望形成地域延续，文化脉络清晰，更符合王朝传承逻辑。其二，关于“中原虞都说”，中原地区迄今未发现与虞朝年代、礼制等级匹配的高等级遗址——河南濮阳高城遗址、洛阳二里头遗址早期文化层，虽被部分学者关联虞朝，但遗存规模小、礼制器物匮乏，且与“舜居东夷”的文献记载相悖，缺乏核心佐证，难以成立。
综合文献溯源、考古实证与文化比对三重证据，可明确确认虞朝都城位于今山东昌乐丹河流域，形成闭环论证：从文献层面看，昌乐地处东夷腹地，丹水流域与虞朝治水、农事传统及舜帝部落活动范围高度契合，丹朱封于此地、后稷传授农事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了地域关联；从考古层面看，小李庄遗址奠定早期文化根基，邹家庄遗址的规模、防御体系与手工业水平符合都城标准，袁家庄遗址的高等级礼制遗存印证阶级分化，四十余处遗址构成的层级格局，形成了完整的考古证据链；从文化层面看，遗址群的东夷文化基因、兼容并蓄的特征、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与虞朝文明特征完全匹配，彰显了都城的文化核心地位。
昌乐作为虞朝都城，不仅补全了上古王朝都城的地理坐标，更重构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脉络——东夷虞朝文明与中原夏文明的交融传承，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固有认知，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的上古佐证。未来需进一步聚焦丹河流域遗址群的系统性发掘，重点寻找宫殿区、祭祀坑、王室墓葬等核心遗存，结合碳十四测年、锶同位素分析等科技考古手段，细化遗址分期断代与族群构成研究，同时梳理丹朱冢、斟鄩故城与虞朝都城的传承关系，为虞朝都城的定位提供更直接、更坚实的实证支撑。
参考资料
1.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王树民.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虞朝[J].河北学刊,2002(1).
3.山东省政协文史馆.东夷文化与上古帝王踪迹[EB/OL].2022-07-01.
4.里木.良渚古城五千年历史实锤，中国第一个朝代可能要换座了[J].收藏拍卖,2019(7).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J].考古学报,1988(2).
6.张学海.东夷古国史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7.潍坊市博物馆.潍坊出土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8.王恩田.山东龙山文化城址与古国[J].考古,19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