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县令建昌乐营陵书院
营陵书院在80年代的司法局、检察院的位置
清朝嘉庆年间以前，昌乐当地没有官方建制、定名的书院，官方办的学堂早就荒废了，家境贫寒的孩子想读书都没地方去，久而久之，地方上的读书风气越来越淡，乡里人也少了些崇文尚礼的氛围。直到嘉庆元年，魏礼焯来昌乐当县令，才改变了这一切。这位新县令打心底里想办好教育，让昌乐的学风重新好起来，给当地想读书的孩子找个正经的求学地方。
魏礼焯是河北丰润人，出身书香世家，还是科举出身的举人，之前在山东好几个县当过县令，做官办学都有一套。刚到昌乐，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明伦堂挑选可塑之才，把那些爱学习、有天分的孩子挑出来，又请了当地掌管教育的教官定期来上课。为了鼓励孩子们读书，他每月都组织月考，初一十五还搞闭卷测试，全程亲自盯着，不光管孩子们的纸笔，连吃饭都包了，还定了奖惩规矩，慢慢的，昌乐想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来读书的大多是寒门子弟，家里条件不好，来回跑着上课实在费劲，而且大家连个固定的读书地方都没有；更让魏礼焯着急的是，乡下孩子没人好好教，学的知识又杂又偏，再加上昌乐好些年没修县志了，本地的历史故事、贤德之人的事迹没人整理，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都快断了。
为了先解燃眉之急，魏礼焯先盖了几间草屋，让孩子们有个读书、歇脚的地方，又请了本地有名的学者刘汝滋先生来讲课，安排学生赵质山专门搜集本地的史料故事。别看草屋简陋，却成了昌乐学子的希望，四面八方的孩子都赶来求学，而搜集史料的事，也为后来修昌乐县志打下了基础。但草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巧的是，草屋所在的地方原本就是官方学堂的旧址，魏礼焯正琢磨着改建，学生陈汝庚就先站出来提议建一座正规书院，赵临庚又联合几十名同学一起响应，大伙一拍即合，兴修书院的事就定了下来。
众人把书院选在县衙西边（就是现在昌乐故城路与利民街交叉口东北角的泉印名门小区），说干就干，没多久就开工了。几个月的功夫，一座像模像样的书院就建好了：正中间是五间讲堂，东西两边各有十间宿舍，厨房、储物间样样齐全，四周还砌了院墙，整整齐齐，这就是昌乐第一座书院 —— 营陵书院。
可惜，书院刚建好，主讲的刘汝滋先生就不幸去世了，魏礼焯也被调去外地做官，书院的教学一下子停了下来。但魏礼焯人走了，心还在昌乐的孩子身上，第二年春天，他在外地还特意托人，请来本地的举人高镛先生主持书院教学。高镛先生学识高、人品好，接手后把书院办得有声有色：他不光教孩子们读书识字，还教大家做人的道理，改掉之前粗野的陋习；还带着学生们整理本地百余年的风俗、贤人事迹，接着修县志；更重要的是，他教的不是死读书，而是让孩子们学真本事，能把知识用到实处。
魏礼焯还特意把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贴在书院墙上，告诉孩子们：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要守本心、有志向，既要钻研学问，也要学习本地乡贤的本事和品行，多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民情，做个有德有才的人。这学规也成了营陵书院一直以来的办学规矩。
除了建书院，魏礼焯在昌乐做官的几年里，还亲自主持修了嘉庆版《昌乐县志》，让昌乐的历史有了正式记载；他还扩建学堂、修缮庙宇祠堂，方方面面都想着提振地方文化。
而营陵书院，也在历任县令的打理下越办越好：道光年间，县令玉简又重修扩建了书院，招生也更规范了，不管是考过功名的生员，还是没考中的童生，只要爱学习、有水平，都能来读书；当时书院还负责县里的考试，每年都能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文、武人才，让很多寒门子弟靠读书改变了命运。
时代在变，营陵书院也跟着变，但育人的初心从没变。清朝末年，书院改成了高等小学堂，不再只教四书五经，还添了国文、算术、英语这些新科目；到了民国，校名改了好几次，从高等小学校到第一小学，再到营陵书院小学，可书院旧址上的琅琅书声从没断过。抗战前，这里的学校还特别注重爱国教育，语文课、历史课上，老师都会给孩子们讲爱国故事，培养大家的家国情怀。1945年抗战胜利后，书院又改成了昌乐县城关镇中心完全小学，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培育着昌乐的孩子。
从嘉庆年间的一间草屋，到一座正规书院，再到后来的新式小学，营陵书院在昌乐存在了两百多年，被称作昌乐的“文化摇篮”。这两百多年里，无数昌乐孩子从这里走出，有的扎根家乡建设，有的奔赴四方报国，个个都是有德有才的人。
如今，营陵书院的老建筑虽然不在了，但它所承载的崇文尚学、育德育人的精神，早已融进了昌乐的水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