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实业家张克亮
他是20世纪初的“商界传奇”，也是济南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开创了多个“第一”：创办济南第一家机器榨油厂、第一家机器磨面厂，试造济南第一辆汽车。他所创立的“兴顺福”酱园，更是济南家喻户晓的老字号。他同时也是一位慈善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董事，行善济困，口碑遍传齐鲁。他就是张克亮。张克亮（1868—1934），字采丞，又作采臣，今寿光市侯镇东柴庄村人。至今，他的商业传奇与慈善义举仍在寿光、济南两地广为流传。
本期撰稿：张书功
石碑记载张克亮履历
记载张克亮事迹的碑文
2014年，寿光侯镇东柴庄村在施工时挖出民族实业家张克亮懿行碑，碑文既讲述了他叱咤商海、实业兴邦的创业历程，也记载了他乐善好施、投身慈善的慷慨义举。碑阴镌刻的一众社会名流姓名，更是默默彰显着他当年的崇高威望与深远影响。
东柴庄村施工 挖出张克亮懿行碑
2014年10月的一天，寿光市侯镇东柴庄村西侧的施工工地上挖出一块石碑。这一消息迅速在村内传开，张新坤闻讯后立刻赶往现场，他对东柴庄张氏一族的老物件始终怀有特殊的敬畏之心。
抵达工地后，张新坤在施工人员的配合下，小心翼翼地用工具铲除石碑表面的泥土。随着浮土层层脱落，“张君采丞”四个字逐渐显露，让他不由得心头一震——这名字再熟悉不过了。张采丞，原名张克亮，东柴庄张氏十七世祖，20世纪初着名民族实业家，东柴庄村和寿光人的骄傲。
细观石碑，除碑额右上角残缺，其余碑文清晰可辨。据村中老者回忆，这块碑原本矗立在张克亮的墓园之中，后来墓园遭到破坏，园内石碑或被砸毁、或被深埋地下，这块碑便是当时被村民悄悄埋入村西地块，才得以侥幸留存。
张新坤既激动又感慨：“老祖宗的功德碑能失而复得，是家族的幸事，更是村里的文化财富！”为了妥善保护这块承载着家族记忆与历史价值的石碑，张新坤对石碑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与修复，并用水泥浇筑了稳固的碑座，定制了契合形制的碑帽、碑框，将石碑重新竖立在村西头路口处，且面向张克亮原先墓园的方向。这样既避免其再遭风雨侵蚀，也方便众人瞻仰。
如今，这块石碑静静矗立在东柴庄村西，不仅是张氏族人缅怀先祖、传承家风的精神寄托，更成为村里一处见证历史、彰显先辈功德的文化标识，时刻提醒着后辈铭记先辈的开拓精神与优良德行。
碑文载其事迹 经商为国慈善为民
此碑题名为“清奉政大夫张君采丞懿行碑”，立于1934年。碑文由山东咨议局议员、寿光人崔亦文撰文，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实业厅厅长、霸县人王芳亭书丹，山东省政府参议、赈务会委员、章丘人辛葆鼎篆额。碑为青石材质，高187厘米、宽85厘米。碑额篆“清奉政大夫张君采丞懿行碑”，字径11厘米。正文楷书，字径3.5厘米。该碑记载了张克亮的生平事迹，高度赞扬了他经商为国和慈善为民的传奇一生。碑阴为参与捐资立碑之人姓名。
碑文撰写者崔亦文，字翰卿，今寿光稻田镇崔岭东村人，光绪十九年（1893）副贡，22岁始任塾师，辛亥革命后又执教学堂50余年，在十几处学校任职，授弟子2000余人，是当时教育界的名人。1906年任寿光县劝学公所学务总董，1909年被选为山东省咨议局议员。
碑文书写人王芳亭（1881—？），河北任丘人。1930年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1931年改兼实业厅厅长。碑额书写人辛葆鼎，字铸九，山东章丘人，清末着名士绅，曾任益都（今青州市）师范校长、山东省议员、峄县县知事、济南商会会长、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等职，经商、从政、搞教育、办慈善皆有建树，且精通文物鉴赏，书法造诣深厚。
据碑文记载：张克亮，字采丞，世为寿光巨族。他小时候聪慧过人，酷爱读书，父亲十分疼爱他，为他捐粟入太学读书。后因家中经济匮乏，他才前往羊角沟经商。每次获利，必定买上好吃的带回家，孝顺父母。
后来，因羊角沟地方狭小，经商受到局限，恰逢济南开埠，于是便举家迁往济南。他仿造西方机械设备，经营面粉、榨油等各类实业，希望以此挽回国家利权，即便经营亏损也毫不后悔。最终他通过精心钻研，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几乎比肩欧美产品。再加上他诚信经营，革除了市场上以次充好的陋习，因此声名远扬，一时间，北京、天津、烟台以及青岛的商人，都纷纷前来与他贸易，而他的商务也日益发达，最终成为济南商埠中的行业巨头。
更令人称道的是其善行。张克亮天性仁慈善良，为人慷慨，乐于捐助。他曾捐资在故乡创办义学，用以培育贫寒的有才之士；修缮祠堂，用以妥帖安置祖先的灵位；重修族谱，以维系宗族文脉。至于救济苦难之人、接济贫穷之家，更是数不胜数。他还因捐献赈灾款项，被授予“候选同知”头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代候选同知为正五品，表明他通过捐纳获“同知”资格，但无实职。在清代，正五品文官按例也会被授予“奉政大夫”（荣誉性官阶），这就是碑额称张克亮为“奉政大夫”的原因。
此外，张克亮喜欢交友，家中常常宾客满座。凡是文人雅士到访，他无不设宴款待，坦诚相待，对有志青年更是倾力提携资助。他自身却生活俭朴，不慕奢华。张克亮以极高声誉，被推选为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董事。当时的豪门乡绅、达官显贵也都闻风仰慕，与他以平等之礼相待，各类奖励匾额和褒扬之词更是接连不断。
1934年，张克亮病逝，享年66岁。
名流联名立碑 碑阴镌刻人名约二百
碑阴则全是参与立碑人的姓名，200人左右，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都是当时山东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大人物，如前河南督军寇英杰、前山东督军田中玉、前交通部次长劳之常、前山东财政厅厅长周嘉琛、前山东交涉署署长施履本、前济南商埠市政厅厅长唐仰杜、前山东盐运司司长卢耀前、前江西上高县知县高徽嵋等。
笔者在整理寿光历代碑刻的过程中发现，整个清代乃至20世纪初，能够将当时社会名流汇集于一碑的人物，实在少之又少。即便是在当时的山东境内，这样的人物恐怕也极为罕见。这些人与张克亮交情深厚，不少人还是他企业的股东。如1918年至1921年张克亮募集资金筹办华庆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时，时任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1919年至1923年任山东督军兼省长）、财政厅厅长周嘉琛（1921年至1923年任山东财政厅厅长）、实业厅厅长田步蟾（1918年至1923年任山东实业厅厅长）等纷纷参与投资，据说当时参与投资的社会各界名流达190人之多。
众人联名立碑，既是对他实业救国成就的推崇，更是对他乐善好施德行的敬仰，彰显了张克亮在当时山东社会的崇高威望与深远影响。
辍学在羊角沟开粮栈
1906年的羊角沟，可以看到岸上堆积着木材。
张克亮出身寿光张氏大族，自幼好学，家人原希望他走科举之路。后因经济拮据，他无奈放弃学业，到羊角沟经商。此时正值小清河改由羊角沟入海、商埠南迁，当地商业迅速兴起。张克亮抓住机遇，凭着吃苦耐劳和精心经营，逐步积累起第一桶金。
携妻子典当嫁妆之资 赴羊角沟商埠经商
据《泊头子张氏家谱》考：张巨川原籍江南凤阳府人，明永乐中奉旨迁至直隶河间府宁津县，由宁津县又迁山左武定府海丰县，居牛岚庄，相继四世，一世巨川公、二世示举公、三世彬公、四世克明公、克让公、克善公，克让公自海丰迁寿光泊头子村，改名彦礼。
自一世张彦礼迁居寿光后，泊头子张氏人丁繁衍，科第连绵。东柴庄张氏即由泊头子村迁出，张克亮为泊头子张氏第十七世。张克亮自幼聪慧，性格淳厚，孝敬父母，为人友善，深得其父亲丹溪公喜爱。丹溪公虽为市井人家，却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家教颇严；他的母亲王氏操持家务、纺织劳作之余，也殷切督促儿子读书。张克亮记忆力出众，父亲曾出资送他入国子监读书，希望他能出身科第，为家族增光。
清光绪十二年（1886），张克亮迎娶宋氏，与长兄分家。他辍学经商。彼时家境不宽裕，妻子宋氏典当了嫁妆，仅得八两白银。张克亮拿着这些钱前往羊角沟开店。据说，当时他的父亲在羊角沟老码头开设了一家名叫“兴顺盛”的粮栈，张克亮先跟随父亲学习，后继承父业并将粮栈改名为“兴顺福”。
此时的羊角沟，设关收税、正式开埠不过一年，但当地自发形成市场已有一二十年了。
羊角沟位于烟台、天津之间，是天然良港。1935年《续修广饶县志》卷二《舆地志·河海》在谈及位于广饶的入海口淄河口和位于寿光县的入海口羊角沟时说：淄河口“小口沙浅，可泊三十船，难避飓风”，羊角沟“口门略畅，小轮随潮上下，帆船亦往来无阻”。
小清河改由羊角沟入海 极大促进商业繁荣
清同治三年（1864），已有过往商船停泊于羊角沟，前往寿光县北单家、七里庄等村收购粮食，进行贩运。附近村民于是聚集于羊角沟，建茅屋，做些小买卖，这是羊角沟开埠的发端。
光绪十三年（1887），海关委员、江苏人何恩锡来羊角沟设分关收税，标志着羊角沟正式开埠。何恩锡到任后进行了实地调查，认为此地发展商业，未来不可限量。但老码头位于“老河”北岸，地势狭隘，而且南有“母猪沟”拦阻，一遇风潮，出入不便，不是久居之地；而南岸地势宽敞，四通八达，是建设商埠的好地方。因此，想要发展商务，就必须将商埠南迁，而要南迁，就必须疏通小清河改由羊角沟入海。此计划得到了何恩锡上司盛宣怀的支持。
小清河改由羊角沟入海，并非偶然，而是对地理、水利、农业、商业与航运等因素综合考量后的选择。
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盛宣怀从烟台乘船北上，再由小清河入海口溯流而上，一边查看沿河百姓受灾情形，一边勘察河道，寻找水灾频发原因。他认为，水灾频仍，赈灾只能“补救一时”，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浚小清河。不久之后，他向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提出了治理小清河的方案：“劝捐筹款，以工代赈”。所谓“劝捐筹款”，就是由盛宣怀在江南发动募捐，筹集治河经费；所谓“以工代赈”，就是让灾民参加治河工程，给予工钱，既救济灾民又兴修水利，一举两得。
从光绪十七年（1891）春到光绪十九年（1893）夏（分为下游和上游两期工程，下游先完成），这次治理，历时三年，耗银70余万两，使长期淤废的小清河摇身一变成为黄金水道，不仅消除了水患，使两岸农田受益，而且借水行舟，航运发展起来了，促进沿河城乡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原由广饶淄河口入海为从寿光县羊角沟入海，奠定了今日小清河之格局，也极大促进了羊角沟商业的繁荣。
羊角沟商埠南迁
张克亮于此发家
小清河修浚的同时，南迁工作也在进行。光绪十七年，何恩锡下令商埠南迁，在南岸划街布市、修筑围墙、建造房舍。
羊角沟商埠南迁后，张克亮于太平街路南移土奠基，兴建房屋，继续开设“兴顺福”货栈，另外还开了一家名叫“源顺福”的酱园（此称号据《羊口镇志》）。鼎盛时期，流动资金有5万元(银元)，雇佣店员30余人，属于资本大户。兴顺福货栈主要向旅顺和大连贩运小麦、苇席等，再运回高粱、木材等；源顺福酱园则制作酱油、醋、甜酱，并腌制各种咸菜。
羊角沟地理位置重要，内达省会，外接海洋。从这里往北可以到达天津、辽宁各海口，向南可以通烟台、龙口；陆上有通潍县(今潍坊)的大道，可以走大车。羊角沟成为入海口和商埠南迁以后，商业日益兴盛，从这里转运的杂货、木料“堆积如山”。停靠码头的商船“长约三里，宽约半里”。岸上，酒店、茶室“座客常满”。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山东最大的盐场——沾化县永阜盐场被黄河水淹没。清政府令永阜盐场滩主到羊角沟晒盐，滩池一时骤增至1000多副(1副是7—10个盐池，年产盐75吨—100吨)，盐产量大大增加。据20世纪初《寿光县志·实业志》记载：20世纪初，运盐船“舳舻相接”，“引商（取得地区专卖权的盐商）运销四十六县”，盐业繁盛可见一斑。
商业繁荣又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一时间，海关、商会、滩业公会、运盐公会、渔业公会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公安局、税务局、邮电局、水文站、货场等官方及公共服务机构也纷纷组建；剧院、戏园子、饭店、酒楼等服务、娱乐场所随之兴起。到20世纪初，羊角沟码头街市“东西长二里余，南北广一里余，长久住户三百余，居民三千余”。太平时期，秋收以后，为商业旺季，外来旅客增多，人口增至万余人。直到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以后，水路运输量减少，羊角沟的商贸发展才减缓下来。
张克亮正是在这一波开埠与商埠南迁的浪潮中，以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逐步积累起第一桶金，为日后赴济南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转战济南打造产业链
1924年店铺林立的济南商埠街道
位于济南张克亮故居的汽车模型。
胶济铁路建成后，济南迎来了铁路交通与开埠通商的叠加机遇，张克亮果断将商业重心转至济南，创办木材厂、榨油厂、机器铁工厂。他创办的兴顺福榨油厂是济南第一个用机器取代传统榨油工艺的企业，试造的小汽车，是济南本土制造的第一辆小汽车。
胶济铁路通车 济南开埠迎来商业格局变革
在羊角沟经商期间，张克亮的家庭接连遭受变故，清光绪十六年（1890），他的母亲去世，光绪三十二年（1906），父亲去世，光绪三十三年（1907），妻子宋氏去世，宣统元年（1909），继母程氏去世。宣统二年（1910），张克亮续娶刘氏为妻。
家庭遭遇变故的同时，羊角沟的商业也逐步走向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胶济铁路开通后，原在羊口的大商人转移至胶济铁路沿线；海匪、军阀时常侵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但哪怕没有战乱纷扰，回归太平之年，羊角沟商业也难以重现往日盛景，因为铁路运输的时代已然全面来临。
与羊角沟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济南自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迎来了商业格局变革的关键契机。这条由德国修建、连接青岛与济南的铁路，以现代化交通网络打破了传统漕运与陆路运输的局限，使济南迅速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棉花、粮食等大宗商品经铁路高效流通，催生了货栈、转运公司等新型商业组织，沿线商埠雏形初现。
同年，清政府批准济南自开商埠，以胶济铁路为依托划定商埠区，明确“华洋公共通商之区”的定位。开埠后，商埠区内外资银行（如德华银行）、洋行（如礼和洋行）与民族商号并行发展，纬二路、经二路一带渐成商业中心，新式商场、邮政局、电报局等近代设施相继落地，更打破了传统商业的地域局限，为张克亮转战济南、兴办实业埋下了伏笔。
重心转至济南 发展迅速涉猎多个行业
早在1900年春，张克亮就产生了“到济南府创大业”的想法，他把粮栈和酱菜园委托给亲戚打理，怀揣3000银元来到济南。当时济南府是个消费型城市，而泺口镇是全省最大的水陆码头，是粮食、食盐、棉花、煤炭的交易重地。1900年5月，张克亮在泺口街上开设兴顺福粮栈分号，1904年济南开辟商埠，同年胶济铁路开通，张克亮敏锐捕捉到铁路交通与开埠通商的叠加机遇，果断将商业重心转至济南。1906年张克亮在经二纬三路率先租地15亩，建筑楼房，仍以“兴顺福”为号，创办了“济南兴顺福粮栈”，开始布局自己的商业版图。
当时商埠内大兴土木，张克亮看准时机，又在经三路纬三路创办了“兴顺福木材厂”，从东北采购木材，先由海路运至羊角沟，再沿小清河运至济南，既做批发也做零售，生意格外兴隆。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粮油的需用量日渐增多。1909年，他在经二纬三路的粮栈内开设了兴顺福机器油坊，后来又升级为兴顺福机器榨油厂，榨制豆油、花生油和棉籽油，最多时可日榨大豆15吨，生意非常兴盛。这家榨油厂是济南第一家用机器取代传统榨油工艺的企业，从此济南人吃上了本地产的机榨食用油。
除此之外，张克亮还办过砖瓦石灰窑场，成功打造出一条“兴顺福”产业链。这些工厂都是开辟商埠大兴土木所必需的行业，故而买卖兴隆，盈利积累逐年增多。
20世纪初，济南兴顺福的发展，远远大于在羊角沟的老店，张克亮就把济南兴顺福改为总号，羊角沟兴顺福成为分号，济南总号由他亲自管理。
办铁工厂自制各种机器
痴迷机械试造轮船汽车
1913年，张克亮在经二路纬三路的粮栈南大房创办了“兴顺福铁工厂”，开始生产铁工机器。
当时民族工业尚不发达，技术力量极为薄弱，厂里只有一名叫白少夫的德国人担任绘图员，连专业的技术员和工程师都没有，全靠几位能工巧匠按照白少夫的图纸，制造锅炉、引擎和煤矿上使用的卷扬机。榨油厂、面粉厂里用的各种机器，都由铁工厂负责制造和更新。后来开办华庆面粉公司时使用的锅炉、引擎等也由这家铁工厂制造。
铁工厂除了做自家的活计，还承接外面的订单。如周村源丰丝厂的50台缫丝机、1台锅炉，就是济南兴顺福铁工厂仿照日本产品制造的。
铁工厂开办不久，用自制机件和管材，打了一口机井，将自来水通到兴顺福院子里。要知道，当时大部分商号还得雇人到江家池拉水吃。铁工厂最兴旺的时候，职工有150余人，可惜到了1925年，因受外货排挤，铁工厂停办了。
张克亮对机械制造一度达到了痴迷程度。据记载，他不光制造机器，还曾研究试制小型轮船，在小清河试航；又试着仿制汽车，在济南通行；还制造过蒸汽引擎等。
在如今的济南张克亮故居里，陈列着一辆老爷车（模型）。车身上的铭牌介绍说：“这是济南第一辆老爷车，富有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张克亮在商埠经营得如鱼得水，后来便重点发展机器制造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克亮接触到了汽车，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没有专业制造工具的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仿造出了济南第一辆汽车，因在回家的路上太过兴奋，转弯时不慎撞到了院子的墙上。”
曾与张克亮共事的崔绍丰回忆说：“1921年以前，张克亮每日要坐黄包车到各号巡察，询问业务情况，做出下一步的安排。1921年买到小清河航运局的一台旧小火轮，用其发动机改装了一辆小汽车，运行正常，就是蓬子高些。拉车工人于得水心灵手巧，很快掌握了开车技术，成了汽车司机。张克亮每日清晨乘汽车到各号巡视一周，回兴顺福老号吃饭。这是济南工商业者的第一辆小轿车。张克亮晚年身患疾病，不坐汽车了，小轿车改装为货车。”
据研究，济南在20世纪初就已有小汽车，《中国城市的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作者（美）鲍德威在该书中说：1914年，汽车基本上是奢侈品，在济南的经济生活中作用不大，只有省里的高官和外国人有几辆汽车。
又据报道：1916年，位于经二纬三路口的“凤记自行车行”，原是修理自行车，后来扩大到自行车和摩托车。1919年，店主陈树轩将“凤记自行车行”改为“凤记汽车行”，并从上海购买了两部小汽车，一部是德国产的，一部是美国产的，用于对外出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汽车都是外国生产的，而张克亮的那辆汽车除发动机外，却是自己制造并组装的。所以他的这辆汽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济南本土制造的第一辆汽车。
华庆面粉厂历经兴衰
济南华庆面粉公司股票，此时的总理为张克亮。
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成丰面粉厂制粉楼
1913年，张克亮创办了“兴顺福西记”投资面粉业。1921年，华庆面粉公司正式成立，很快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抗日战争时期，华庆面粉厂始终未与日军合作，坚守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期间，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昼夜不息为前线加工小米和玉米，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筹办华庆面粉公司 各方势力投资入股
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这时济南已是津浦铁路联贯平沪，胶济铁路通达海港，黄河、小清河帆樯为林，大道纵横全境，汽车路互通各县。便利的水陆交通为面粉行业的原料和产品运输创造了优良条件。繁荣的商业、充足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也给济南面粉行业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加上当时面粉生产免纳税厘，麦贱粉贵，面粉生产利润丰厚，一时间，封建军阀、官僚、买办和民族资本家纷纷筹集资金投资面粉行业。
1913年，张克亮在经二纬三路粮栈内创办了“兴顺福西记”，后改名为“兴顺福机器磨面公司”，资本16万元，机器设备由英国制造，日产面粉600袋，半销本地，半销青岛、天津等处。这便是济南最早的机器面粉厂。
1918年，张克亮开始着手扩大面粉厂规模，1920年于官扎营西头购买地皮，计划兴建新厂。1921年，张克亮联合蓬莱人冷镇邦发起筹办华庆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新厂所在的官扎营西附近地势较低，取水排水便捷；同时，距离市区近且紧靠济南火车站，货物运输便利。
企业确立了以“机器钢磨制造各等面粉，供给本省及外省需用”的宗旨，选定梅花蝙蝠牌作为产品商标，股本初定40万元，每股100元，以通用银元作为计价单位。
筹备初期，张克亮与冷镇邦积极拉拢各方势力投资入股。山东督军田中玉、财政厅长周嘉琛、实业厅长田步蟾、北京交通次长劳之常、济宁玉堂酱园孙笠樵、烟台盐商郑筱舫、祖籍养马岛张家庄的中国“染料大王”张颜山等190人纷纷响应。其中董事长张克亮为第一大股东，兼任公司总理；副董事长冷镇邦为第二大股东，兼任协理。公司下设经理、副经理等职，掌管具体业务。
1921年8月29日，农商部正式颁发执照，华庆面粉公司成立。
所产面粉质量优良 企业内部出现分歧
华庆面粉公司成立后，从上海购得美商鲁宾逊厂制钢磨6台，从兴顺福铁工厂购进锅炉1部、引擎1台，招用工人80人，办事员30人，于1921年8月开机生产，日产面粉1500袋（每袋44斤）。
由于张克亮自制的锅炉与引擎效能欠佳，高煤耗制约生产效率，加重企业运营负担。为改变这一局面，华庆面粉公司随即购置了一台英国马旭尔厂制造的360马力引擎，配备3部英国拔贝葛锅炉。先进设备的引入，显着提升了动力供应的稳定性与高效性。
设备更新后，华庆面粉厂顺势新增了6台磨粉机，日产量跃升至2400袋，市场竞争力大幅增强，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济南本地市场的需求，更远销北京等大城市，市场版图进一步拓展。
为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华庆面粉厂还修建了铁路支线直通厂内。这一举措使得运输更加便捷、高效，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还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和费用，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凭借地理和运输优势，华庆面粉厂很快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其生产的面粉因质量优良，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华庆面粉厂投产运转一段时间后，由于与同期成立的成丰等面粉厂竞争激烈，企业效益未达到预期；加之企业内部派别斗争加剧，协理冷镇邦、董事袁瑞卿联络部分股东，掀起了推翻张克亮领导权的浪潮。
1931年7月6日，华庆面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冷镇邦、袁瑞卿等部分大股东策划，冷镇邦取得众股东支持并当选为临时主席。会议决定增加公司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扩充董事人数，随后选举冷镇邦等11人为新董事，田镜宇等2人为新监察人，张克亮等原董事落选，冷镇邦成为第二届董事长。
冷镇邦上台后，取消了总理、协理制，改为董事会制，他自任董事长。在生产管理方面，强调并实行了成本核算、生产记录、质量检查和职工请假、考勤等制度。经过一番整顿，从1928年到1936年，面粉厂虽历经困难，但仍能维持经营并实现盈余。
拒与日军合作
支援解放战争
1937年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华庆面粉厂董事长冷镇邦前往西安避难，由张克亮之子张韶采代为行使董事长职责。1938年冷镇邦病故，张韶采正式接任董事长。
日军占领济南后，驻扎华庆的日军寻衅滋事，查封账簿、库存产品和原粮，对公司强行军管，经理赵经舆受惊吓突发精神病，离厂回乡。危急时刻，营业主任杨竹庵被迫出面支撑局面。当日军迫令合办时，杨竹庵在面粉业同业会上极力反对，并与董事会成员一致抵制。日军以手枪威胁、关押毒打等手段逼迫杨竹庵签字，均遭拒绝。
后来，张韶采给了日寇10万元，一年后工厂才被允许开工，但生产处处受日军限制与刁难。1943年春，日寇污蔑华庆生产的面粉掺有砂子，将杨竹庵抓进宪兵队严刑拷打，公司送去500袋面粉后才将人赎回。尽管屡遭磨难，华庆面粉厂始终未与日军合作，坚守民族气节，却也因此经营受挫，陷入艰难维持的境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张韶采病故，冷镇邦之孙冷景阳出任华庆面粉厂第三任董事长，厂里大权又回到冷家一派手中。这一时期，华庆面粉厂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敲诈勒索，采取了盈余隐避的办法，立下真假两本账。在经营方法上，表面以工业生产为主，实际上以买卖贩运为主，业务逐渐由工业转向商业。但当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国民党统治地区经济濒临崩溃，面粉行业出现虚盈实亏的情况。
1948年济南解放后，华庆面粉厂得到人民政府的支持，迅速恢复生产。张韶采之弟张宇光出任第四任董事长，杨竹庵被任命为经理。淮海战役期间，华庆面粉厂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用棉被遮盖车间窗户，昼夜不息加工小米和玉米 5000万斤，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华庆面粉厂实现公私合营；1958年日产量曾达到8900袋，创下山东省面粉生产最高记录。1966年，华庆面粉厂与北支线粮库合并，成为北山粮库的一个面粉加工车间，企业法人地位被取消。20世纪80年代，华庆面粉厂恢复独立核算，改为济南北山面粉厂。1998年，成为济南民天面粉公司的分厂。
兴顺福成济南老字号
张克亮
羊口老咸菜腌制场景
1926年，张克亮在粮栈临街处加盖了一座铺面房，主营酱菜，兼营酱油、醋，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兴顺福酱园。也正是这个酱园，使“兴顺福”成为了济南妇孺皆知的老字号。“兴顺福酱园”腌制的酱菜品质上乘，服务细致，济南人对其念念不忘。
改良家乡酱菜技艺
深受济南市民青睐
“兴顺福酱园”位于济南经二纬三路西，前面是卖货的门头，后面为作坊。开业之初，张克亮用重金聘请了两位腌制酱菜的名师。这两位师傅技艺超群，在各种酱菜的腌制过程中严格遵古炮制，一丝不苟，食材必须新鲜上乘，因此很受顾客的欢迎。
“兴顺福酱园”的各种虾油小菜尤其出名，无论是卖相还是口味，均属上乘。用虾油腌出来的小黄瓜，花不落、刺不掉，吃起来清脆鲜嫩。后来张克亮又专门在虾油中加入了姜丝、地蒌、小茄子、杏仁、豇豆角、油椒等，逐渐打响了虾油小菜的牌子，不仅在济南独树一帜，而且享誉省内外。
“兴顺福酱园”的酱菜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采用“虾油”腌制，济南人称之为“海味”咸菜。张克亮的老家东柴庄（今属侯镇）及其周边村庄有种植辣菜（当地称辣疙瘩）的传统，这是寿光侯镇及羊角沟腌制咸菜的主要原料。据20世纪初《寿光县志·实业志》：“辣菜，似萝卜而味恶，惟其根用盐浸透作咸品颇佳。侯镇一带种者，多腌制后运往上海销售，大宗出品也。”
张克亮到羊角沟创办酱园之前，羊角沟还没有专门的酱园。以打鱼为生的羊角沟渔民，因长时间在海上漂泊，蔬菜无法保鲜，便将蔬菜与鱼、虾一起腌制，当做下饭菜，慢慢就演变成了“鱼卤咸菜”。
其实，渔民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羊角沟虽是渔盐富庶之地，但是盐业却被政府严格把控，导致渔民捕获的鱼虾无法长期保存。据1935年编纂的《羊角沟咫见录》记载：“海滨之地不毛，居民以捕鱼为业，关系民生至重矣！但鱼非盐腌不能持久，羊角沟虽系产盐区域，然从未发放鱼盐，故捕鱼船户昔年赴莱州场购买鱼盐，自行腌制。彼时盐禁尚弛，一船所买之盐，可腌数船所捕之鱼，盐既敷用，鱼不朽烂，故渔业因之畅旺。近数年来，盐禁森严，虽渔户仍向莱州场购买鱼盐，然必按船发盐，例如船量能容千斤鱼，则只发可能腌千斤鱼之盐，且相去数百里，时有风浪之险，盐太困难，故鱼多腐烂，甚至有将捕获多数之鱼掷诸海内而不顾者，则渔业之衰落，渔户之苦况可概矣。”
正因为鱼盐不足，所以羊角沟渔民才把从海中捕捞上来的鱼虾放在水中，靠鱼虾本身的盐分来腌蔬菜。后来人们又进行了改良，专门做起了鱼露和虾油，即先将鱼、虾洗净，用盐水调匀，经过常年高温发酵，最后滤制而成。张克亮正是在羊角沟老咸菜腌制技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良，生产出了既合当地人口味，又能让处于内陆城市的济南人也喜爱的口味。
酱园生意红火 市民回忆经营场景
济南市民黄伟民的童年，与“兴顺福酱园”紧紧相连。他儿时住在酱园附近的昇平街，每日都会从店门前路过。那时酱园的生意格外红火，运送货物的车辆往来不绝，院子的大门白天总是敞开着，路人能清晰看见院内员工忙碌的身影，偶尔也能获准进去参观一番，这般景象让黄伟民至今记忆犹新。
2015年他曾撰文《经营独到的“兴顺福酱园”》，文中他说，只要一提起“兴顺福酱园”，脑海里便会立刻浮现出那些腌制咸菜的大瓦缸，足有他当时的个头高。缸盖是用薄薄的竹条编成的，上头尖尖的，犹如一个个大草帽。数十个大缸一排一排地摆在露天院内，一眼望去齐整规范。他还经常看到员工翻缸、倒缸、晒缸，特别是倒缸的时候，腌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气味会混杂在一起飘散开来，那些尚未腌透的咸菜，气味并不算好闻。
据黄伟民回忆，“兴顺福酱园”的门头铺面不大，有十余平方米。整个店铺高出人行道地面大约三四级台阶。前门临街朝东，后门朝西开在作坊院内。铺面被一道全封闭的木质拐角柜台一分为二，前后门之间并不能通行。柜台高高的，儿时的他需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里面的货架。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盛酱菜的陶瓷盆罐。几个用来出售酱油、醋的大缸靠墙一溜排开，“兴顺福酱园”除了腌制酱菜，还兼营酿制酱油和醋，其品质同样上乘，在济南也是小有名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匮乏，供应紧张，一些生活用品凭票证供应。“兴顺福酱园”是政府指定的豆腐供应点。经常是商铺还没有开门，来买豆腐的人就在门前排起了长队。
服务细致入微 洋车夫主动向乘客推销
张克亮做生意细心周到，凡事都为顾客着想。据黄伟民回忆，过去济南市面上卖的酱油和醋都是零卖，顾客得自带瓶子盛装。店家出售时一般也不用秤称，而是用白铁或者竹筒做成的量具。“兴顺福酱园”用的是竹筒量具，圆竹筒上特意留出窄长的提手，人们都管它叫“提溜”。这些提溜按容积分为二两、半斤、一斤三种规格，店员会按照顾客要的斤两，一提溜一提溜地盛装。因为酱园的柜台比较高，店家还在柜台外面摆了一条宽宽的小板凳，专门方便矮小的孩子踩踏。
“兴顺福酱园”离火车站较近，来往的旅客比较多。为了方便外地人购买携带，店铺专门定制了小竹篓盛装。小竹篓分一斤装和二斤装两种，造型近似鱼篓，外面还涂了厚厚的桐油防止渗漏。装好后，店家会用一张印着黑字的大红方纸封口，再用麻绳扎紧，绑出一个提手。这种竹篓做工精细好看，特别受消费者欢迎。
那时候在火车站拉洋车的，没有不知道“兴顺福酱园”的，更没有不认识张克亮的。据老济南最早一批车夫回忆：张克亮老爷子和气得很，常穿一件棉大褂，稳坐在酱园八仙桌旁，看着店员做买卖，谁也甭想怠慢顾客。洋车夫们路过酱园，店里的伙计还主动端茶水给他们喝。“兴顺福酱园”每天都会在店门前摆出一千只竹篓，内套博山瓷罐，装着各式酱咸菜，上面还罩着印有兴顺福字号的红绸布，时髦又亮眼。洋车夫都乐意拉着客人从酱园门前走，把竹篓咸菜介绍给乘客，乘客几乎没有不买的。每天一千篓咸菜售完为止。
张克亮做生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怕繁琐，不拒微利。他在老柜房门口设有油缸，零售花生油，不管买多买少，都热情招待。哪怕是几两油，一个铜板的虾酱，也都让顾客满意而归。要是顾客买10斤以上的花生油，店家还会免费送货上门。
20世纪80年代，“兴顺福酱园”被拆除，原址盖起高楼。高楼底层留了一处铺面，仍旧打着“兴顺福酱园”的旗号经营酱菜，在惨淡经营了几年后，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闭门关张。算下来，“兴顺福酱园”共经营了60多年，成为了济南家喻户晓的老字号。
故居成景点再续风华
张克亮故居
神秘符号
1934年张克亮因病去世，离世前仍教育子孙要敦睦宗族。他去世后，其产业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走向没落。只有济南的故居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浪潮中被妥善保留了下来，经过修缮后重新焕发生机，成了大家怀念他、追忆那段历史之处。
嘱咐儿子敦睦宗族
因病离世产业没落
1933年，张克亮从青岛回到济南后，身体日渐疲惫，经医生诊断为糖尿病，服药后病情有所好转。8月，他右背时觉麻木，居家静养时非常思念他的父亲，想到父亲墓前还缺少墓表，于是立即请名人撰写，并督工制作。10月，他安排儿子葆生将墓表运回老家，竖立在父亲墓前。他对儿子说：“这件事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
当年12月，张克亮的腿和脚开始肿胀，步履维艰，他误以为是茶喝多了导致湿气下坠，并没有在意。1934年2月13日，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张克亮又患上感冒，元气大伤，饮食骤降。他先请中医诊治，吃了几副药也没有效果，又请西医诊疗，依旧没有好转。病床上，他嘱咐儿子：“敦睦宗族是张家根本长远的大计，家祠现在没有专门的修缮资金，以后维护起来会很困难，你们要再捐些钱，以供每年修缮之用。”
1934年2月25日，张克亮与世长辞，享年66岁。随后运回老家安葬。邹允中为其撰写了墓志铭，田步蟾为他题写墓表，他生前的好友和社会名流还共同为他立“懿行碑”，以表彰他的德行。
这两位为张克亮题铭的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邹允中，字心一，湖北武昌人。清末举人，历任牟平、临朐、安丘、诸城、寿光、临淄等县知事（县长），卓有政绩。1935年，他受寿光县县长宋宪章邀请，修纂《寿光县志》，这部志书在1936年铅印出版，体例最为完备、内容最为丰富，成为当时方志编写之楷模。他还工书善画，文采斐然，书法长于隶书，绘画擅长山水，得“四王”遗韵。
田步蟾（1863—1940），江苏淮安人，字桂舫，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清政府农工商部主事，清政府考察各国政治大臣随员。1912年8月起，先后任北京政府农商部垦牧司司长、农务司司长、渔牧司司长。1917年7月起，又任陕西、山东省实业厅厅长，山东省政务厅厅长等职。1927年6月任北洋政府内阁实业部次长。1928年6月去职。抗战期间为北京古学院研究员，参与编辑《古学丛刊》。田步蟾喜欢收藏，同时也擅长山水画和书法。
张克亮去世后，他开创的那些产业也没能抵得住时代的变迁，渐渐走向没落。只有他留在济南的故居，却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浪潮中被妥善保留了下来，经过修缮后重新焕发生机，成了大家怀念他、追忆那段历史的好去处。
百年故居成景点 历史厚重感与浪漫气息并存
张克亮故居位于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333号老商埠一期内，建于1907年，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这座建筑坐东朝西，东西长11.4米，南北宽8.5米。建筑主体两层，顶上带一层阁楼，歇山式屋顶，覆盖着小灰瓦，屋顶东西两个坡面各开有一个老虎窗。
建筑主体为砖石结构，大部分墙体为糙面的料石砌筑，墙面厚实，透着古朴与稳重。在建筑东侧及窗楣等部位则用青砖砌筑。入口位于建筑西立面，门前架有木质的楼梯可达二层，方便人员进出的同时，也为建筑增添了几分层次感。
故居内部布局功能分明。一层后被改造成老商埠规划展厅，摆放着老商埠规划改造的沙盘模型，通过立体的展示，让人直观感受到老商埠区的发展变迁。展厅里还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老照片，泛黄的画面记录着过去的街道、商铺和人们的生活场景，仿佛能将参观者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二层则布置为会客厅，欧式风格的皮沙发、精致的老钟表、复古的桌椅，每一件陈设物品都充满年代感。皮沙发虽然历经岁月，表面却依然泛着温润的光泽，坐上去柔软舒适；老钟表造型典雅，指针虽已不再走动，但表盘上的纹路和装饰依然清晰可见，诉说着曾经的时光流转。这些物品不仅还原了当年张克亮一家在此生活的场景，也让人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富裕家庭的生活品质与审美情趣。
2011年老商埠一期所在片区整体拆迁，张克亮故居曾经的住户全部搬离，与其他老建筑一起整体原址保留，当时的老建筑破败不堪，木制结构损毁严重。2012年11月，张克亮故居开始进行整体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建筑的原有风貌，对于屋面瓦、木屋架、门窗、楼梯、外墙等构件，能保留的尽量保留，破损的部分则采用传统工艺和相近材质进行修复。2015年1月31日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为了让这座百年老宅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故居还进行了创新改造。四面外墙曾装点了3万余朵玫瑰花，远远看去，一大片玫瑰花如瀑布般从二楼倾泻而下，古老的建筑与娇艳的花朵相互映衬，既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又增添了浪漫的现代气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如今，张克亮故居所在的融汇老商埠已成为济南3A级景区，这里不仅是一处历史建筑，更成为人们了解济南商埠文化、感受城市历史脉络的重要窗口。
故居现特殊符号 或为建筑师私下加入
张克亮故居修缮完毕后，有济南市民在故居石楼的西南角，离地面约1米处的墙壁上，发现一块方形青石上雕刻着一个特殊符号。此符号是由分规、曲尺和打开的书本三个部分组成。有网友查阅资料后发现，这个符号竟然和大侦探福尔摩斯小说中频频提到的神秘组织“共济会”的标志一模一样。据资料记载，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行会，后演变为一个具有宗教性的兄弟会组织，会员遍布全球。
张克亮曾外孙李禾专门对这个符号进行了调查，他多次联系澳洲共济会，把所拍符号照片发去。维多利亚共济会执行助理唐纳和另一名负责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都确认这个标识100%是共济会的标识。但对于张克亮是否为共济会成员，澳洲方面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们认为，家里房子上刻有共济会徽标，不一定代表主人就是共济会成员；另外很多共济会的建筑师，会在未经主人许可的情况下，在他们的建筑作品中悄悄加入这个标识。这个神秘的符号给这座百年故居增添了几分扑朔迷离的色彩，也引发了人们对近代济南历史人物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诸多猜想。
除老宅外，济南的宝华街也与张克亮有关。宝华街地处天桥区西南部，东接官扎营街道，南至胶济铁路，西邻槐荫区中大槐树街道，北靠无影山街道和堤口路街道。街名源于1921年在此成立的“华庆面粉厂”和1929年成立的“宝丰面粉厂”，1931年取两厂名字首字，正式命名，曾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保留老济南平房巷弄风貌。
善行义举获多方赞誉
“敦厚仁慈”匾额
“乐善好施”匾额
“乐善不倦”匾额
“急公好义”匾额
张克亮管理企业、治家十分严格，明令禁止不良行为。他注重保障职工生活，福利待遇不错。张克亮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经常捐钱赈灾，被推选为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董事。据说，他还救过共产党员马保三，此人后来领导了牛头镇起义。
明令禁止不良行为 注重保障职工生活
张克亮管理企业有很严格的规定，无论是本号掌柜、普通职工，还是往来的外地客商，明令禁止吸食大烟、狎妓赌博及其他不良行为。
有一回刘滋源、国道之、杨世芳等人，晚上偷着赌博，被张克亮发现了。他责令这几人罚跪，刘滋源、国道之都跪下了，杨世芳就是不跪，说：“我不干了不行吗？”张克亮说：“不干了也得跪下来！”杨世芳负气回到西楼宿舍，卷起行李就回了家。
但张克亮素来不念旧恶，用人之长，不以一错掩大德，待人宽大为怀。风波过后，他不仅继续留用刘滋源、国道之，华庆面粉公司投产后，还亲自写信叫杨世芳回来担任职员。不久，杨世芳之弟杨群芳也被安排到南栈房木厂当了职员。
张克亮对家庭管理要求更严。有一次，儿子违反了家规，被他直接赶出家门，并通知与兴顺福有来往的各商号不许借钱给他。
与此同时，张克亮十分注重职工生活。兴顺福鼎盛时期，职工多达二百四五十人。柜上管吃饭，常年吃白面，每餐有炒菜。十人一桌，四菜一汤。每逢初一、十五，伙食换成包子、面条。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都会安排酒席，放假一天或几天。
职工每年享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往返路费全部由商号承担。职工除了有月薪，还有年终分红。
此外，柜上与“东裕生”中药店订有长期合同，职工看病抓药的费用一概由柜上支付。职工理发也包给一家理发店，按期记账结算。若职工有婚丧嫁娶之事，全柜上下都会集资相助，张克亮先摊份子钱10元，这已形成了惯例。
热心公益赈灾修庙 慈善之举遍及全国
张克亮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经常捐钱赈灾。1914年秋，寿光大雨，弥河寒桥段决堤“百余丈”，又逢大海潮侵袭，羊角沟渔船损坏百余艘。灾情发生后，张克亮捐巨款赈灾。
1923年，捐“巨资”重修并刊印《泊头子张氏族谱》。1927年，寿光弥河通济桥重修，张克亮捐洋40元，羊口兴顺福捐洋10元。1933年，寿光重修孔庙，他捐洋200元，羊口兴顺福捐洋5元。
20世纪初，泊头子张氏在寿光县衙以东创建的家祠因战乱毁坏，张克亮捐资重修。他在本村创办义学，让寒门学子不再承受失学苦楚。20世纪初，在义学基础上改建为新式学校，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每到年终岁末、天寒地冻的时节，他总会捐钱捐粮，接济那些生活难以为继的乡亲，帮他们熬过寒冬。
张克亮的慈善之举，不仅限于家乡，更遍及全国，20世纪初《寿光县志》载：“济津沪及山东有灾，赈皆首捐巨款，为众倡。”他的诸多善行义举赢得多方赞誉，凭借深厚的公信力和感召力，被推选为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董事。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环、副会长何宗莲为张克亮赠“敦厚仁慈”匾额；1921年2月，山东灾赈公会灾赈国际组赠他“乐善好施”匾额；1921年6月，山东督军兼署省长田中玉、会办山东赈粜事宜何宗莲赠他“乐善不倦”匾额；1922年，大总统黎元洪题赠“急公好义”匾额。
或曾捐金营救马保三
在济寿光同乡皆出力
张克亮一生仗义疏财，多有善举，据说他还曾出资保释过共产党员马保三。
马保三（1887—1964），寿光牛头镇村人，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寿光县委宣传委员，分管农运工作。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出走东北，转往朝鲜，在仁川与当地同志组织中华劳动组合会，开展抗日活动。1933年7月，他返回家乡寿光，同年8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国民党寿光县头目辛景张以“顺应潮流，何必冒险”等言词劝其自首，马保三义正词严地拒绝：“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为工农大众解放，我不考虑危险不危险。”敌人见劝降无果，又把他押解至济南关押审讯，期间施以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借机勒索财物，准予保释出狱。
关于营救马保三的经过，至今没有公开资料。2008年10月27日《生活日报》刊载《张克亮创造两个“第一”》的文章，文中张克亮的后人曾说及此事：韩复榘政府曾借口“贩卖私盐”，罚张家出钱重修经一路，全部用青石板铺路替换当时的夯土路面。而这次处罚实则与保释马保三有关。马保三是张克亮的外甥，1933年在寿光被捕后押解济南，张克亮得知后，出钱将其保释出狱。韩复榘对此颇为介意，于是找借口重罚了张家。
笔者在搜集资料时，也听说过这样一件事：马保三被押送到济南审后，济南的寿光老乡开展了营救工作。其中便有山东琅琊道尹公署秘书长崔志坚，张克亮懿行碑的碑阴就有他的名字。此时，崔志坚正闲居济南，住在大儿子、华庆面粉厂总经理崔在镐家。营救马保三的保释书便是由崔志坚起草，东七村人朱项斌书写。
1957年夏天，马保三回寿光时专门探望了崔志坚，很多人目睹了这件事。当时崔志坚家正在泥墙，崔敬珍恰在其家中玩耍，忽见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小轿车停在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五六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儒雅的老者。崔敬珍听到了他们的几句谈话。老者问崔志坚：“老先生，你还认识我吗？”崔志坚瞅了一会，没有认出来。老者说：“我不是保三嘛！”崔志坚连忙说：“少见了，少见了。”当日中午，马保三和崔志坚等人在崔家庄小学里吃了饭。
1937年，牛头镇起义爆发，马保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司令员。1949年青岛解放后，马保三任青岛市长。
崔志坚和张克亮关系密切。由此推断，崔志坚在济南执笔撰写保释书一事，张克亮定然知晓。而保释书只是一个形式，打通各方关节，缴纳大量的保释金才是关键。当时在旅居济南的寿光人中，论财力与能力，无人能出张克亮其右，所以张克亮参与营救马保三一事，是极其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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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资料来源：《寿光县志》《羊口镇志》《张克亮和他经营的兴顺福》《济南华庆面粉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