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四部曲“衣、食、住、行”（之四）
郭麟书（青州）
我出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 ，现已逾古稀。回忆生活中的“行”，经历了四个阶段：徒步、自行车、摩托车、汽车。
步行
孩提时代，记忆中的父辈全是靠步行出门，我辈依然。小学六年在本村就读，来去学校自然未觉步行之累。初中三年去郑母村北距家八里之遥的益都三中也没觉得很累，和两、三个同学，一路说说笑笑，个把小时就到学校。但读高中就不行了！“文革”前，益都县唯有一中设有高中部，其他十一处中学都是初中。当时的一中是解放前省立中学改建而成，是潍坊地区乃至山东省的重点中学，离我故乡仙庄村四十里路，步行需要四、五个小时。我那时年仅十四、五岁，周日的午饭后，即约好临近的几个同学，背着一周的食品（煎饼和地瓜干），步行赴校。弥河以东的路是土路，过弥河向西至县城是沙子铺的公路，河西岸路旁有一间养路工房，养路工每天上班将汽车轮胎碾压至路边的沙子用专用工具“推耙”推至公路中央。沙子路格外容易磨损鞋底。那可是母亲用麻线一针针纳成的啊！磨损后的鞋底到修鞋铺要花8角钱，请鞋匠钉上废旧自行车外胎做的鞋掌，方可再穿。唯恐沙子路面磨损鞋底，只要天气不是很冷，一律提着鞋子走完沙子路，进城后再把鞋子穿上。入城东门至学校是石板路，路面因日久年深表面已磨光滑，对鞋底的磨损力度差多了。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夏日星期天的午后，我们一行四个学友，刚过弥河，就见乌云骤然布满了天空，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看来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漫野之中，形如落汤之鸡的厄运，已在所难免！天无绝人之路，恰逢一辆刚刚在弥河滩装满沙子的汽车要返城，好心的司机师傅在我们的央求之下，让我们坐在车后斗的沙子上，飞驰入城。尽管身后电闪雷鸣，我们却很快就到了学校，而且最重要的是背的煎饼没淋湿，保住了一周的生活。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汽车，印象极其深刻！虽经半个多世纪生活洪流的冲刷，脑海中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感谢好心的司机师傅！当然，在交通工具极其方便的今天，安全起见，已决不允许汽车货斗承载人员！公路上也早不见汽车拖挂的踪影了。
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因“文革”动乱，无缘高考，后称“老三届”）。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应征入伍到黄海前哨的青岛警备区，成为一名边防战士。那时部队基层基本没有啥交通工具，连部有一辆自行车是通讯员专用，成天骑着它去营部拿“口令”。营部通讯班有一辆自行车，两匹供营长和教导员行军用的军马，由马车班饲养管理，平时拉着马车给各连队送军需给养，从来没见首长骑过，仅有此编制而已。只有到了团部机关，才有团长政委的吉普车和后勤处的几辆解放牌运输车。基层官兵战训，野营拉练，都是靠两条腿完成。有一次，我连接到命令，五个小时赶赴八十里外的团部集结。我们立即全副武装：每个战士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四十发子弹，四颗木柄手榴弹，一个挎包，一个军用水壶，一个背包。半夜零时出发，急行军五个小时，拂晓时到达目的地。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湿透军装，很多战士脚底都磨起了燎泡。但没有一个掉队的，也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有的战士还幽默地说：“我们本来是步兵，这次拉练成炮（泡）兵了。”
骑自行车
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乡，在公社当一名临时工性质的驻片包队小干部。身份性质美其名曰“亦工亦农”。公社的正式干部都已有自行车。自行车由供销社专营，但没有权力分配指标，必须有公社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入村包队，我依然靠大步丈量。两年后，可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包队小有业绩，任命我当工作片片长。虽然官不大，但全公社不是正式干部的片长只有我自己。年底办公室给我一张公社党委书记签字的自行车购买凭条，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即将成为现实，我欢喜若狂，恨不得当天把这一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共同分享我莫大的喜悦。然而，我当时的工资每个月30元人民币，交生产队18元买一个劳力的工分，自己留12元。自行车的价格是152元，资金困难！但不管困难多大，也要买啊！经过求亲告友，多方筹措，总算凑够了152元，后经两年多的省吃俭用，才将此债务还清。自行车骑回家，甭提多高兴了！老婆孩子们更是喜得合不拢嘴。老婆连夜用碎花布赶制了一个车兜，拴在自行车横梁之下。第二天，孩子们从在学校扔的垃圾堆里拣回一些废旧牛皮纸，缠在自行车的油漆部件上，以防磨损油漆。全家视若珍宝！
不管在家干了多么累的农活，只要一骑上自行车，就觉得浑身轻松，心情舒畅。骑着它，我和领导及同事们到各大队检查生产 、统计农情；骑着它，帮乡里乡亲娶过新媳妇；骑着它，到九十里外的潍坊大集卖过香椿芽；骑着它，到七十里外的王坟集卖过生产队里分的大葱；骑着它，办过很多没有自行车办不到的事情……。自1975至1986年，自行车是我形影不离的代步工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骑摩托车
1984年，受公社委托组建食品厂，我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食品厂主要生产各种水果罐头、肉食罐头和山楂饼。厂里只有一辆解放牌十吨卡车，一拖一挂，别无任何机动车辆。供销科的业务员外出联系业务，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坐公交车，很不方便。我和几个厂级干部几经研究，主要是为了联系业务特别是到各地果园联系苹果、桃、杏、梨、山楂等，有辆摩托车就方便多了！大家咬咬牙，达成共识，花3000元购进一辆“70”型摩托车，它最大的优点是耗油量低。那时乡下没有加油站，加油必须去县城，还不收现金，只能兑换成油票方可。我们用厂里的汽车拉上油桶，找人买上油票，一次拉上几桶慢慢用（汽车跑长途，都在外地加油）。供销科如虎添翼，几个年轻业务员因为骑上摩托车而提高了工作积极性，起早贪黑，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我作为食品厂“一把手”，当然骑摩托车的几率更高一些，去县里开会，和兄弟单位联系批量大的业务，都是骑摩托车亲自出马。
有一次供销科业务员从潍坊果品公司打回电话说，该公司进了一批黄岩蜜橘，有30多吨，由于销路不畅，时间一长，有烂掉的可能。问我们能否加工成罐头。我放下电话，就和几个副厂长通了气，于翌日凌晨用摩托车载着质检员，飞奔100多里，上班前赶到果品公司，与公司经理商谈后以成本价成交，而且供货方负责当天送货上门。此举既解决了果品公司的燃眉之急，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批廉价货源，可谓双赢。
骑着这辆摩托车，我曾经去济南推销过银瓜罐头，也曾经去青岛海洋渔业公司水产品加工厂谈成联盟业务，周围县、市、区联系水果货源更不在话下。1991年我因担任赵坡乡计生站长，公款配骑过幸福“D250”摩托车。1993年我担任杨家庄镇农机站长，配骑过“东方250”摩托车。1996年机关干部工资套改后，我的月工资近千元，自己又买了一辆嘉陵“80”型摩托车，一直骑到退休后的2005年。二十多年以摩托车代步，在同龄人中，我驾龄算长的了。
驾驶汽车
2002年，乡镇机构改革，我提前内退。但总觉尚存余热，于是先后在几家私营企业应聘打工。任过副厂长、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期间，各企业老板都有自己的小汽车，本人尽管是打工，可也是“白领”啊！再骑摩托车就不方便了。风吹雨淋不说，很多应酬活动，都是老板开车接送，深感不妥。在老板们的带动下，在同事们的怂恿下，在子女们的鼓励和支持下，2005年，我尽管已年近花甲，仍然到济南驾校学习驾驶技术，顺利考取了C1驾照，同时购买了廉价轿车“威志V2”一辆。
2012年，我辞去所有企业的职务，参加了民间文学组织弥水文化学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2022年参加巨洋文化学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巨洋水》杂志副主编。有了自己的汽车，不再受制于天气，学会组织的各种采风活动、学术交流会、研讨会、读书会，都是自己开车，按时参加，风雨无阻。这在以前，可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注：此文在潍坊市委宣传部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入编青州市政协主编的《青州改革开放印记》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