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昌乐小小说群像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昌乐文学作为一方县域力量能够在全省文学格局中受到关注，主要得益于小说创作。这一方面是小说这种体裁影响力和关注度相对高一些，另一方面是昌乐有一支硬核的作者队伍。以郭建华为代表，萧云龙、王庆荣、吴汉斌、朱彬占、田怀昌等人都在不同时期发表过亮眼的小说，产生过超越市界省界的影响，这里面还包括偶露峥嵘的任瑞城、刘增山、张有世等。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以短篇小说为主，或各自为战，或抱团取暖，形成了一个松散型的昌乐小说群。那一段时间，《山东文学》的笔会多次在昌乐举行，甚至年度的文学颁奖大会也放在昌乐举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昌乐的文学地位。
大概从1995年郭建华发表姜守本续篇《桥》以后，昌乐小说似乎进入一个瓶颈期，创作由此式微，诸神退位，青黄不接，星光暗淡，或渐渐远离文学现场，或一直坚持却难以突破。此后二十年，再没有闪亮的小说走进我的视线，昌乐小说强县的形象也逐渐泯然众人矣。直到新时代开启后的近十几年，如同“忽如一夜春风来”，昌乐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小小说作者，如张洪贵、郄杰堂、秦省利、丁九振、李会启，如已故的白金科，又如鹿萍、臧协爱、张素兰、刘明、肖刚、郝际文等等，肯定还有很多我关注不到的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小小说为初登文坛的突破口，避重就轻，迂回突围，在基层作者登堂入室困难重重的大环境中，如草根萌芽，势不可挡，顶翻一块石头，也要亮出自己的一抹绿色。近些年，他们创作发表了大量优质的小说，被选刊转载，省内外获奖，被翻译成外文出版，被编入中学试题，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国家和省级作协，成为昌乐文学耀眼夺目的新力量。
张洪贵：人性微光的护卫者
据说，张洪贵当年并不太成功的处女作，是一部长篇的武侠小说，而事隔多年以后能让他在文坛立足的却是一篇篇如青砖碎石般累积起来的小小说。这说明无论是游走武侠江湖还是闯荡文坛，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武器。
在我看来，小小说是一种游离于常规小说之外的小说。它有自己独立的作者群，有单独的一套培训系统、发表刊物、转载渠道，甚至有自己独立的评奖体制，大多数领域里与其它小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通常小说的起源来自于勾栏瓦舍的话本，小小说却更接近于古代的神话志怪小说和笔记体小说，进入白话文时代又融合了西方的“微小说”“闪小说”的创作理念，自成一体。和任何艺术形式一样，小小说也是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昌乐有个地名叫“三瞪眼”，形容山路险要。我觉得好的小小说要像三瞪眼上赶大车一样，挥舞鞭子号令牲口，上崖头下陡坡，干脆利索，闪转腾挪，来不得半点拖泥带水。判断一个驾驭者合格与否，要么是车坠陡崖，人仰马翻；要么是谈笑自如，轻舟已过万重山。结尾处还要甩一记响亮的鞭花，声振云霄，余音袅袅。
张洪贵属于是驾驭自如的赶车人。翻看他成功的作品，诸如《一只金耳环》《风清月正高》《茉莉美人》等等，就会发现，无论他设计怎样一个故事的外壳，无论他怎样王顾左右而言他，最终我们总会触到一个坚硬的核。这个精致的核雕一样的物件里，有微弱的烛光，这是能够照亮黑暗的人性之光，散发着悲悯仁爱、诚信善良的光芒。他不轻易拿出来示人，用语言用故事把这光隐藏得很深，甚至用小说里的动物比如流浪狗、耗子、獾来隐喻暗示，来对比人世间的冷暖。他是怕这光随时被风刮灭，这周围有利欲熏心之风，有自相残害之风，有尔虞我诈之风，任何一阵风吹草动都足以摧毁微弱的人性之光。一个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用一己之力，哪怕在现实中做不到，也要在作品里守护住这一丝温暖的光。他的小小说，就是这样一砖一瓦垒成一个玩具一样大小的城堡，只为安放守护来自大山深处的淳朴本性，和来自心灵深处精神原乡的人性微光。
郄杰堂：民俗野史的传承人
十年前，读郄杰堂的作品集《新聊斋故事》，感觉他是一个记录故事，讲述故事的有心人；十年后再读他的作品，感觉他是一个创作故事，升华故事的传承人。由故事而人物，由人物而哲理，由哲理而韵味，看得出他一路走来，在不断追求小说的更高层次和境界。
小小说由于受篇幅所限，难以展开更多的铺垫和渲染，故事的转折起承就更为重要，要在有限空间内体现智慧的一闪念，要在要紧处抖出响亮的“包袱”，很考验人讲故事的能力。郄杰堂是讲故事的高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他说过“父亲记性好，那些故事在他心里扎了根，说了一辈子”，可见讲故事的功底是家传的，基因非常强大。他曾参加国家级项目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他利用业余时间走遍了当地山山水水，寻古迹访老人，他埋首于古籍史志中刨根溯源，追寻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庞大的故事内存。随着文学修养的不断提高，他不满足于简单的记录和复述故事，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念要表达出来，于是小小说这一与故事更为接近的艺术形式就成了他对故事加工、创造、提炼、升华的最好载体。目前，他最成功的作品当属前不久登上《小说选刊》的《活月图》，拿它对比早期的新聊斋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一是故事内核由单一的惩恶扬善向朦胧多元的审美指向转变，一轮纸上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神秘又耐人寻味，这就是故事的延伸和加工。有人说，故事的结束才是小说的开始，在他的作品中隐约看到了这种态势。二是事有蹊跷，来源却真实可信。由于作者较强的“控场”和“叙事”能力，在不经意间亮出“底牌”，结局出人意料却合情合理，丝丝入扣，奇峰迭起却不显突兀，前后浑然一体。三是叙事语言由故事的朴实直白转为小说的精准淡定，在《活月图》中尤为突出，看似淡雅优美语境中的闲庭信步，不动声色，实则紧锣密鼓，步步紧逼，在那个藏着大秘密的密室，轻描淡写中完成了故事到小说的蜕变。
秦省利：方言俚语的记录人
和秦省利接触，并不觉得他是话多的人，但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却是妙语连珠，插科打诨，旁逸斜出，应接不暇。他小说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对方言土语掌控自如，收放在握的能力，这些鲜活生动的语言，给看似普通的故事蒙上了一层保鲜膜，过许久再看，依旧鲜活如初，这就是语言的功力。
我曾经给昌乐老作家朱彬占的小说写过一篇评论，叫《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个题目如果用在秦省利身上，也会合适。他熟悉农村生活，熟悉机关单位的生活，熟悉人情世故，家长里短，这些琐碎生活的积累，成了他肚子里的百宝箱。民间曲艺，方言掌故，乡俗俚曲，传说故事，都能张口就来，他本身就是编快板、顺口溜、说谚语民谣的高手，这些技巧嫁接到小说当中，就像高明的厨师恰到好处地添加了各种调料。
《起条子》讲的是农村男女生存的故事，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小说。我之所以不说“爱情”，是因为促使男女渴望结合的动力是生存的压力，是一个人过不下去的苦，一个人扛不动的沉，还有原始欲望的支配，促使他们找一个“伴”。在小说中我们随处可以遇到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却不觉得“隔断”，不觉得会有阅读障碍，是因为这些土语与语境相得益彰，搭配合理，有时我们会像碰到熟人一样会心一笑，增强了阅读的舒适度。发表在《青岛文学》上的《那个夜晚》，写的是一对城里男女的故事，相互间的猜疑、背叛和试探，在灯红酒绿中交错而过。秦省利小说进了城，还时不时地露出方言的尾巴，不过使用的含蓄而节制，如“屋帽子”“猫尿臊”“小棉袄”等比较通俗大众的方言，运用起来还是比较生动活泼，比较恰当地表达了本意。
丁九振：乡土温情的抚慰者
初识丁九振，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透出一种健康的红，他的话题里也常常夹带着“土地”情愫。因此，在打开他的小说之前，我脑子里已经有了这个小题目。我知道他热爱文学，我还知道他更热爱土地，喜欢耕种。于是我断定，这是一个离不开土地的人，他的文字和故事一定是在田野里被太阳晒过的，黑红透亮。
丁九振的小小说是可以当作纪实散文来读的，生动、真实、细节可信，无论他的人物和故事怎么变幻，都始终被一种浓浓的乡土温情包裹着。他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抚慰这些已经被时光淹没的乡土故事，其实就是像冬天里伸手烤火一样，去感知故土的温度，只有这种温度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带来力量和信心，使他坚定前行。这故土既是他地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人活着不易，有时就需要一块带有温度的土地坐一坐，需要一棵树去靠一靠，他的小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座位和依靠。
丁九振在小说中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乡村回望者的形象。无论是童年青年中年，上学还是工作，他的每一次书写，都仿佛是刚刚出村口，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张望。他回望乡村的角度是“平视”而不是站在山顶的“俯瞰”，因为这村子的老少爷们就是他的血缘至亲，村里的猪狗鸡鸭，就是他亲手喂大的，他就是这个村落的一部分。鸽子奶奶就住在半山坡上，王婆李婶就是他家长里短的邻居，走着走着转过屋角，就能看到为借钱而撒谎的爹，蹲在地上，“脸红得像个蚂蚱”。这些故事不用编造，不用虚构，就在山村里年复一年地发生且轮回着。他用心记录下来，就成了纯天然无公害的小说。
以上四位，年龄最小的也五十开外了，他们都是生活的“过来人”，风雨彩虹经历过，酸甜苦辣也品尝过。在知天命之年依然坚守在写作一线，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看破功名利?后的淡然，所以他们的脚步就走得稳妥扎实，他们的作品里都有一种风轻云淡不急不躁的气息，这更接近于文学本身。这种心态，往往能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性地写出好的作品。当然，他们也仅仅是昌乐小说作者的代表，他们背后还有许多有待于读者认识的新人。盼望着新人老人一起努力，带动起昌乐乃至更广地域的文学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