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武丁相关问题述略（上）
作者：王宁
[转载]商王武丁相关问题述略（上）武丁，是殷商时期的著名君主，所谓“殷商”是指盘庚把商都迁到北蒙以后的称呼。今本《竹书纪年》说他名“昭”，这个记载在其它古代典籍里未见，根据古书的惯例，他活着的时候应该叫“商王昭”，就像“商王纣”的叫法相同。“武丁”是他死后子孙为追加的庙号，文献记载他又号“高宗”，首见于《书·说命上》：“高宗梦得说”，孔传：“盘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号高宗”。不过《说命》三篇是《古文尚书》里才有的，《孔传》也是后出，都不大可靠，但在《今文尚书》里有《高宗肜日》一篇，说“高宗祭成汤”，“高宗”就是武丁，可见古代传说中武丁的确是号“高宗”，不过在卜辞里没见他有这样的称呼，甚至也没有“高宗”这个词，可能是出自殷人的追尊。
一、即位的时间与在位年数
《史记·殷本纪》说：
“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帝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这段是说盘庚在迁殷之前，大商经过了九世之乱，已经非常衰微了，到了盘庚之时，迁都于殷，振兴了一下，可是时间不长，到了他弟弟小辛的时候又衰落了，前后大概也就二十来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的“复兴”恐怕不是那种大的复兴，但是“复衰”一定是衰的挺厉害，这个时候殷商要想继续下去，就需要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王的治理。商人很幸运，他们这个时候有了商王昭，也就是武丁。
有人认为武丁即位的时间很早，说“武丁即位时的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1］，这个说法很难让人接受，《书·无逸》里记载的周公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说高宗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而《汉书·杜钦传》说：“高宗遭呴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也说武丁是“致百年之寿”，这是今文家说，他们认为高宗武丁享国五十九年，活了一百岁，说明武丁的寿命很长，即使是不到一百岁，大概也得九十岁以上，那么他即位的时候应该是在三十岁以后了，如果他真的活了一百岁，那就应该是四十一岁即位。正因为他即位甚晚，所以周公才说他“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就是说他在外面吃苦受累时间很长，情况和“小人”（平民）一样了，从这一点上来推断，武丁可能本来不是太子，他没有即位的资格，所以才被发往民间去劳作，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回到国都当了商王。侧面的证据就是《尚书·说命上》记载武丁对傅说说的一段话：“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武丁自己说本来跟着甘盘学习，后来“遯”于荒野，《说文》：“遯，逃也”，可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武丁逃至荒野，这段时间很长，所以说他“旧劳于外”。
如果他即位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刚刚成年，怎么能称得上是“旧劳于外”呢？所以我认为今文家们说他活了一百岁还是有历史根据的。
从卜辞的情况来看，目前发现的卜辞以武丁时期的数量最多，说明他的确在位的时间很长，而且从卜辞的记载来看，他的许多妻子（包括他的三位法定配偶妇妌、妇好和妣癸）、子女、大臣，都是死在他在世的时候，这一点可以说明他的寿命也很长。
周公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订他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如果他即位的时候是四十一岁，那么他应该生于公元前1291年，死于公元前1192年。
二、武丁在位时期大商的国家情况
首先得说说大商固有的国家体制，赵诚说：
“先商时期，有着众多的方国（近似于部落或氏族），商方即其中之一。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方国逐步联合（不是简单的联盟），其中较为强大的方国被公认为是联合体中的首领，如商方。其首领方国的领袖既是联合体中的王，如商王。商方以大邑商为中心。由于商方成了首领方国，其领袖成了王，其行动一般都超出了商方的范围。……通过商代这种由方国逐步联合组成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就形成了象周武王建立的集中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虽然也有众多的诸侯国，但那是由周天子分封和认可的，与商代那种在部落或氏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方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从整体上来讲，商王只是方国联合体重的领袖，周王却是能够封建诸侯的天子，在实质上也有区别。”［2］
这种联盟式的国家本来就很难管理，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把这些方国团结起来，这种手段主要是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则要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如果王室衰败，其情况可想而知。夏王桀就是因为召集的“有仍之会”导致了众多的会盟方国背叛，最后被成汤用武力击败，使夏人失去了盟主的地位。可见对这种联合体式的国家来说，会盟方国的背叛是最致命的问题。
武丁在位初期，国家是相当混乱的，主要是内部诸侯叛乱不朝，外部敌国骚扰入侵，大商这个方国部族联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从他早期的卜辞中可以看出来，据王宇信、杨升南对于卜辞的统计，武丁时期共征伐了81个方国或部族，而在早期征伐的就有40多个，占了一半多，到了中、后期就明显减少了，各占二十个左右。但是，这些初期征伐的方国除了狗方算是其中的强大的敌人，其他都是比较小的，而且都是距离大商王畿不远的方国，但是到了中、后期开始征伐土方、狗方、贡方、龙方、人方、周方等较大较远的方国，他的王后妇好还把土方给灭了，并在土方的都城唐邑作了个新大邑，就标志着把土方的地方给占领了。可见武丁初期国家动荡混乱，他开始先征服王畿附近的一些比较小的叛乱不朝的方国，把身边安定下来，并且发展国力，等国力壮大了，才开始大规模地兴兵，做到了“柔远能迩”。
三、卜辞中记载的武丁治国之策
武丁治理国家的手段，从卜辞里能看出来一些，如：
1、充分利用宗教和占卜的力量：大概商代人都是这样的，《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所以武丁不断地祭祀百神和祖先，他的时候祭祀的对象最多最复杂，至少比他后来的商王要复杂、要多，使用的祭品也最多最好，他这样做不仅仅是要祈求祖先和神灵的保佑，而是要利用宗教的力量把国人们团聚在一起，《书·高宗肜日》里的祖己对武丁说“惟天监下民典厥义”，“王思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其实就是说要武丁利用好祭祀来“敬（警）民”，这一点武丁做到了，他的时代留下来得卜辞祭祀占了很大的部分。他运用宗教的手段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宋镇豪说：“武丁之所以能‘复兴殷道’，一改‘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败政局面，实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宏图，其利用宗教‘率民以事神’，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3］
对于占卜，武丁也是相当重视，他几乎无事不卜，虽然看上去是在预测吉凶祸福，但更深一层的是有它的独特作用的，宋镇豪认为“卜人的占断有效的维护着神的旨意和人王尊严之间的统一性，商王在占卜过程中握有决定性的权威。说明这种三卜制是建立在信奉神灵和服从人王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是借宗教崇拜信仰以树立对人王的绝对服从。”［4］武丁就是通过占卜这种手段，把自己的尊严建立起来，增强了对臣属和人民的威慑力和控制力。
2、使用武力，征叛伐敌：到了小辛的时候，殷道复衰，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的时候没见有什么起色，内部是本来的附属方国叛乱不朝，外部是四夷敌国的侵袭骚扰，可谓是内外交困。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商当时没有一支能由王直接领导的军事力量，要征伐敌国或叛乱方国，主要的军事力量还要靠那些附属方国出兵来组建军队，如果这些方国不肯配合，商王也就没有办法。到了武丁的时候，他注意组建由自己统率的军队，他的时代就作了三师，“‘三师’的军队，在武丁时就已有，武丁卜辞有‘中师’之称（《合集》5807），有‘右师’（《合集》1253、5805等多见），宋镇豪认为‘当还有左师’，其说有据。《合集》5506、5512上两片同文，词云：‘乙未卜，宾，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右、中、左’即右师、中师、左师。”［5］殷商时代的“师”人数很多，李学勤、杨升南、肖楠等学者研究认为殷商的每一师大概有一万人左右，三师就是三万人，到了武乙和文丁时期的卜辞中又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卜辞（《合集》33006），学者认为“这应是此时的一次扩军行动，商王国军队从武丁时的三个师扩大到六个师”［6］。他有了三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征伐那些叛国和敌国，而且有了军事威慑力，那些不想听命的方国也不敢造次了。
上面说过，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至少征伐了81个方国，早、中、晚期都在不停地用兵，许多时候都是他亲自随军“御驾亲征”。到了他之后的王，征伐的对象就少多了，祖庚、祖甲的时候只有2个，廪辛、康丁的时候有17个，武乙、文丁时有28个，帝乙、帝辛的时候有8个，都远远不能和武丁的时期相比。可见武丁时期在用武力征服和御敌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基本上把原来散乱的大商众方国又重新聚拢起来了，为大商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基础。
3、重视农业和畜牧业：武丁时期占卜农业的卜辞很多，有占卜“受年”的，有占卜“王叀省田”的，有“王令众人协田”的，有王令大臣省廪的，命令臣子们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他的王后妇妌、妇好以及其他诸妇等也从事农业生产，足见武丁对农业的重视，所以学者们认为“农业是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7］；在畜牧业方面，“畜牧业同农业一样，是商代的重要经济部门。”［8］，郭沫若说：“殷代的畜牧业应该是相当繁盛的。因为祭祀时所用的牲数很多……”［9］，又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10］。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卜辞说：“丁巳卜，争贞：降册千牛？不其降册千牛千人？”（《合集》1027正），争是武丁时期的卜人，“降册”是为了准备一次祭祀登记牺牲数，一次祭祀就要用牛一千头，可见武丁时期的畜牧业之发达。
武丁对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视，使商的国力大大增强，这也是他能不断对外用兵的经济后盾，因为用兵打仗就是一种经济实力的打拼，古今一理。
另外，武丁对手工业和商业也很重视，他让自己的儿子子弓作“司工”，管理着“多工”或“百工”，这些“工”就是手工业者。
在商业方面，武丁重视商品的交易，他甚至派出重臣去进行贸易，比如有条卜辞说“戊寅卜，内，呼雀买”（《合集》10976），内是武丁时的卜人，雀是武丁的重要大臣，“买”就是去交易作买卖，“呼雀买”就是武丁让雀去交易买卖什么东西。手工业和商业也促进了大商经济的发展。
4、使用联姻的方式对附属方国进行控制：联姻的方式就是武丁从附属的各个方国娶妻，形成了他的“多妇”现象，卜辞中所见的武丁的妻子，据胡厚宣统计有67位，宋镇豪统计有121位，王宇信、杨升南统计有95位，她们的妇名结构主要是妇＋名，这个名主要是她所来自的方国名在加上个女旁，比如妇好，是来自子方（妇好卜辞也写作“妇子”）；妇妌（也写作妇井），来自井方等等，学者说“这些女子应来自该国，她们来嫁于商，显然带有政治联姻的性质，《礼记·郊特牲》‘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即此，为的是扩大国家的统治基础。”［11］武丁的这些妻子中，称“后”的就有18位，但有资格进入周祭谱与武丁配享的只有有三位：妣戊妇妌（又称司母戊）、妣辛妇好（又称后辛或后妇好）和妣癸。
至今我们不知道妣癸的妇名是什么，但是在妇好墓中出土了一组铜器，共有26件，上面刻着“司（后）巧母”和“司巧母癸”的铭文，这个“巧”字的写法是“毚”字去掉下面的“兔”加个“丂”，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字从丂声，读如巧，所以这里就用巧字代替。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1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是武丁的配有妣癸的妇名。笔者这里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在两个方尊上明白地写着“司巧母癸”，显然就是她庙号为癸，而妇好的庙号是“辛”，妇好墓里出土的文物上就刻着“司母辛”、“好”和“妇好”，按照大商的惯例，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带天干的庙号，所以那个“司巧母癸”必定是另有其人，她就是武丁的另一个配偶妣癸，“巧母癸”三个字是合书的，如果按照卜辞人名倒合书之例，也可以读作“癸母巧”，和妇妌又称“妣戊妌”的情况相似，妣癸可能本来的妇名就叫“妇巧”，但是卜辞中没有。
自从李学勤先生提出来“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之说后，学界群起而响应，举例子也都是仅举“司巧母”的例子，“司巧母癸”的例子绝口不提，甚是奇怪。在卜辞中只记载和武丁配享的这个配偶是妣癸，但没有说她的妇名是什么，成为一个迷案。那些带“司巧母”的铜器应该是妣癸死后她的子辈为她铸造的祭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埋进了妇好的墓。这也说明妣癸这位武丁的王后是死于妇好之前。
武丁的这些妻子和后来朝代的那些只会生孩子、吃白饭的后妃们不同，她们都在实实在在地为大商效力，“凡是男子能做的事，诸妇皆同样能参加”［13］，她们从事农业生产、领兵打仗、主持祭祀、宴会宾客、担任大臣职务，比如妇妌就伐过龙方，到丘商去种黍，宴请过来宾，所以说“见于卜辞重的诸妇皆是有地位的贵妇，她们是统治阶层中的重要成员”［14］。
她们中最突出的就是庙号为辛的妇好，她在从事农业生产和主持祭祀的同时，主要是领兵打仗，征伐敌国。她参与征伐的方国有土方、下厃、巴方、人方、龙方、狗方等，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大的敌国。《合集》39902卜辞记录“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狗”，是卜辞记载大商出动兵员最多的一次，为了讨伐狗方，也就是后来的犬戎。她征伐巴方的时候武丁亲自出马和她大配合，获得胜利（《合集》6480：“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瞂伐巴方，王自东□伐，戎陷于妇好立（位）”）。
可惜妇好短命死在了武丁之前，武丁的卜辞里说“贞妇好不死？”（《甲》83）、“贞妇好其死？”（《甲》3480）、“贞妇好不死，有子？”（《契》491）、“贞妇好延死？”（《甲》944），由这些卜辞看来，妇好大概是死于难产，说明她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她死后的陪葬品之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工艺之精美，足令人瞠目结舌，可见她当时在武丁心目中的地位。她墓中出土的两面大钺，那不是当作兵器用来厮杀的武器，是象征武力和权威的仪仗用器，相当于后来的“黄斧玄钺”，有了它就有了征伐之权。可以看出来妇好主要是以武功在大商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武丁的多妇，其结果必然是多子女，据胡厚宣先生统计见于卜辞的共有53人，卜辞里通称他们为“多子”或“多子族”［15］。
5、大力实行封建制：胡厚宣先生撰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他对卜辞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认为“殷代自武丁以降，确已有封建之制”［16］，武丁时期分封对象很多，主要有诸妇、诸子、功臣和方国的侯伯田男，这些封建的对象对商王的主要义务就是边防、征伐、进贡、纳税和服役。诸妇之封如妇妌、妇好等。诸子之封如子画，封地在画，在今山东临淄之西北三十里；子宋，封地在宋，就是今天的商丘一带，所以“是宋国之封，决不始于周公之于微子启，自殷武丁时，既已封子宋为宋伯矣。”［17］；还有子奠的封地奠，就是周代的郑的故国等等。功臣之封有瞂（原字从戈不从犮），封在沚；有史雀，封地在雀等。其他分封的方国诸侯称侯、伯、田、男，四者都是爵位名，皆见于卜辞，但胡厚宣指出“故侯伯田男，皆不过为诸侯之异称而已，绝无所谓贵贱等级之分。”［18］不过我在小说里还是把他们分了等级，主要是为了表明里面人物的身份。
武丁通过分封制度，增强了王室对国土的控制力量，同时也由于分封对象对大商尽的义务而使国力大增，走向富强。
四、建立新都邑，开创殷墟时代
武丁时期，似乎有两个国都，一个是大邑商，也叫天邑商，另一个叫做中商，这两个邑不是一个城邑。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还在争论，目前比较恰当的说法是大邑商就是“洹北商城”，在洹水之北，这是盘庚迁殷的“殷”，就是北蒙。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群由25个单体夯土基址组成，其中被考古工作者编为1号的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内中轴线南部偏东，整体结构呈“回”字型，东西长170多米，南北宽9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19］。“四面城墙基址，每面长度都在2000米以上，墙基宽约9米。整个城垣接近方形，与著名的殷墟相隔一条洹河。专家认为，该遗址年代早于殷墟文化、晚于郑州商城，绝对年代约距今3300年以上。”［20］关于洹北商城虽然说法不少，但是岳洪彬、何毓灵二先生通过系统研究后表示“我们赞成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说”［21］
到了武丁时期，他的卜辞里有“贞王乍（作）邑，帝若”这样的卜辞（《铁》220.3），赵诚认为“新建都城叫‘作邑’”［22］，所以武丁时期曾经新建了都邑并且迁都，所建所迁的这个新都邑，学者认为就是现在位于洹南小屯的殷墟，胡进驻先生就说“盘庚自奄迁殷；武丁自殷徙宅小屯，复自小屯迁亳；武乙自亳归小屯；帝乙自小屯迁朝歌。”［23］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殷墟似乎是由武丁首先开始建造的。在卜辞中称这个新都邑为“中商”，或称“兹邑”，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殷墟时代应该是从武丁开始，商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殷墟文明。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道：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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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郭伟《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夏商周年表疏证》
http://zgxqs.org/bbs/dispbbs.asp?boardID=3&ID=3321 ［2］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第136页 中华书局1988年1月
［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 第45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9月
［4］上528页
［5］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 第492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
［6］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 第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7］《甲骨学一百年》第522页
［8］同上 第542页
［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 1982年
［10］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2页 人民出版社 1954年
［11］《甲骨学一百年》449页
［12］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 《文物》1977年第11期
［13］《甲骨学一百年》 第450页
［14］《甲骨学一百年》451页
［15］胡厚宣《殷代婚姻家庭宗法生育制度考》 见《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 第100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年11月
［16］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 见《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 第78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年11月
［17］《殷代封建制度考》 第29页
［18］同上 第80页
［19］李根林《河南洹北商城发现大型宫殿基址群》 《河南日报》2002年6月24日
［20］李菁《哪位商王建造了“洹北商城”》《新民晚报》1999年1月12日
［21］岳洪彬 何毓灵 《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04年会论文
［22］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 第216页
［23］胡进驻《略论商周徙都制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04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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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相关问题述略（下）
关于商王武丁的故事，古书记载相对于其他商王来说是比较多的，由于人们没有象对成汤那样一心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圣哲明王，所以有关他的故事都比较简短而且都有历史根据，不像关于成汤的故事那样有太多的奇幻的色彩，但是关于这些故事的误解也不少。下面就典籍中所见的一些武丁的故事略作考订和解释。
一、幼学于甘盘
《书·说命下》载武丁对傅说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孔传：“学先王之道。甘盘，殷贤臣，有道德者。”这是说武丁年幼的时候师从甘盘学习，甘盘是商代的一个贤臣，《书·君奭》载周公历数殷代贤臣时说：“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可见甘盘的确是武丁时代的一个著名大臣，今本《竹书纪年》载“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
在武丁时期卜辞中常见有人名曰“师般”（甲骨文的“師”不从“币”，只有左边的部分），陈梦家说：“武丁卜辞的师般，乃武丁当时之人，董作宾以为即甘盘，是很可能的。”［1］胡厚宣说：“师盘疑即《书·君奭》‘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之甘盘，旧籍所称为殷代六贤臣之一。《书》伪《说命》‘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汉书·古今人表》甘盘，师古曰：‘武丁师也’。以其为武丁之师，故又称师盘也。”［2］赵诚说：“有人以为卜辞之师般即《尚书》之甘盘，般即盘毫无问题，师何以成了甘，很难解释，只好存以待考。”［3］所以甘盘是确有其人。
“师”在三代时是“三公”（师、保、傅）之一，地位很高，《汉书·贾谊传》载贾谊解释“三公”中的“师”说：“师，道之教训”，所以古有武丁学于甘盘、学先王之道等说法，实际上“师”在三代时是武职，周初文王、武王以吕尚（望）为“师”，吕尚就是一位领兵打仗的军事家。从卜辞来看，殷商时代的官职文武没有严格的界限，所有的官员几乎都可以参与征伐战争，可以说是文武不分，而尤以武为尚。卜辞中有“贞：呼师般伐贡”（《前》6.58.4），还有“贞呼师般祭于夫”（《后上》11.16），可见师般也是祀、戎两项国家大事都参与的，武丁根着他学习的可能也是排兵布阵的军事知识，后来武丁即位后不断对内外用兵并获胜，大概就得益于此。
甘盘死于武丁时期，武丁时期的卜辞里有“贞：今般死”的记载（《佚》525），是占卜甘盘死亡之事也。
二、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
《说命下》：“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孔传：“既学而中废业，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艰苦，故使居民间。”《正义》：“于时盖未为太子，殷道虽质，不可既为太子，更得与民杂居。”
武丁自己说自己过去曾遯于荒野，并且在河居住过，后来又从河到了亳，要知道当时他的父亲商王敛（小乙）还是居住在殷的大邑商，武丁不会无缘无故地逃到荒野，又到了河和亳，肯定是有什么变故。《正义》的推断十分正确，当时他应该已经成年，还不是太子，说明太子另有他人，我们看看卜辞，武丁至少有七个兄弟（兄甲、兄丁、兄戊、兄己、兄庚、兄辛、兄癸，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还有“多兄”、“多介兄”的名称），都是在武丁之前死了，武丁向他们致祭，我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必是为了王位的问题发生了很严重的内乱，所以他才逃走的，期间经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大邑商继承了王位，这里面一定有一段很曲折的经历。
他所宅居的“河”，我认为不是河洲，而应该是一个城邑，就是河邑，卜辞里就有“在云奠河邑”（《金》728）之语便是明证，这个河邑可能就是河伯冯夷的故国的都邑，河是在虞夏时代的一个著名方国。
有学者认为武丁曾经徙都到亳，根据的就是“自河徂亳”这句话，但笔者认为这是武丁在即位之前的事情，并不是他当了商王之后又迁都到亳，“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是说武丁即位前颠沛流离的过程，也就是周公说的“旧劳于外”。
三、亮阴三年不言
《书·无逸》载周公说：“（武丁）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惟其不言，言乃雍。”孔传：“武丁起其即王位，则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肖行者。”谅阴又作“亮阴”或“谅闇”就是说武丁“亮阴，三年不言”是为了给父亲小乙守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郭沫若说：
“健康的人要‘三年不言’，那实在是办不到的事，但在某种病态上是有这个现象的。这种病态，在近代的医学上称之为‘不言症’（Aphasie），为例并不希罕。据我看来，殷高宗实在是害了这种毛病的。所谓‘谅阴’或‘谅闇’大约就是这种病症的古名。阴同闇是假借为瘖，口不能言谓之瘖，闇与瘖同从音声，阴与瘖同在侵部……亮和谅，虽然不好强解，大约也就是明确、真正的意思吧。那是说高宗的哑，并不是假装的。”［4］
他在写完这一段之后又加了个“追记”说：
“殷高宗曾患不言症，不辞中已有直接证明。武丁时卜辞每多‘今夕王言’或‘今夕王乃言’之卜，往时不明其意者，今已涣然冰释。”［5］
卜辞中武丁时的卜辞记武丁曾“疾言”（《前》5203和《录》904），胡厚宣认为“疾言者，发音嘶嗄，咽喉之病也。”［6］郭沫若的解释是相当正确的。
“亮阴”或“谅闇”当读为“罹瘖”，亮、谅与罹是同来母双声、阳歌通转迭韵，实一声之转。《说文》：“瘖，不能言也。”意为罹患了瘖哑之疾，就是卜辞中的“疾言”。所以说武丁是为了他父亲的“三年之丧”，纯粹是后人的误解或讹说。
四、任用傅说
武丁任用傅说的故事许多典籍里都有记载，《尚书·说命上》、《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比较详细，
《墨子·尚贤中》：“昔者傅说居北海，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史记·殷本纪》：“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大概是说武丁做了个梦，梦见了上帝要赐给他一个贤人，武丁就叫人根据梦中所见画了个图形然后满天下去找，最后在傅岩这个地方的一个版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叫说的囚犯，就把他任命为相，结果天下大治，屈原在《离骚》也感叹“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这个故事被古人当作武丁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的典型事例来讲，傅说在古代也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庄子·大宗师》里还说“傅说得之（道），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成了一个得道的高人。
但是就这样一个大名鼎鼎而且地位显赫的人物，在卜辞中竟然没有，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尚书》的《说命》里的“说”就是指傅说，字又作“兑”，甲骨文里有“兑”字，一般用作“锐”，急速的意思，都不是人名，所以卜辞中不见有傅说。
可是关于傅说这颗星的解释实在让人吃惊，《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曰：“傅说，盖女巫也，主王后之内，祭祀以祈子孙，广求胤嗣。”又引《黄帝占》曰：“傅说星，主后宫，祈神明，保子孙，文章祝说以求福庆。”九十六《云气犯列宿占》也说：“赤气入傅说，巫祝之官受戮。”这些天文的说法都是取自人间的历史，他们说傅说是女巫，而且主后宫，主“祭祀以祈子孙，广求胤嗣”，还代表巫祝之官，根据这个说法，很怀疑傅说的“傅”本来应该是“妇”（二字双声音近），即妇说，说他“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恐怕是后人的附会。
妇说应该是武丁的诸妇之一，而且地位很显赫，应该是地位很高的人物，她不仅主于后宫，而且主祭祀——诸妇主祭祀是她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说她是“女巫”也很合乎事实。不过根据学者们的统计，武丁六十四名诸妇中没有叫“妇说”或“妇兑”的，这也很奇怪。和“说”音近的妇名是有，如妇鼠、妇多、妇妥、妇枼等，这里面地位最显赫的是妇鼠，关于她的卜辞比较多，赵诚说：“从卜辞来看，商王和妇鼠的关系相当亲密，使人感到他们好像是亲生姊妹。”［7］但也不能确定傅说就是妇鼠。
应该注意的是武丁任命傅说做“相”，殷商时代的“相”这个官职似乎是叫做“小臣”。小臣这个官名虽然带个“小”，实际上地位很高。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商汤的相伊尹，《墨子·尚贤中》：“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书·汤誓序》也说“伊尹相汤伐桀”，但是《叔夷钟铭》里却说：“隙隙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里面称伊尹为“小臣”，《墨子·尚贤下》说“汤有小臣”，就直接用“小臣”代替伊尹之名了，“小臣”实际上就是伊尹的官职“相”，所以赵诚说：“卜辞无大臣，只有小臣……商代的小臣，有的地位很高，仅次于王，近似于后代之大臣。”［8］而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武丁的诸妇里唯一一个当过“小臣”的就是妇妥（卜辞写作“帚妥”，见《合集》21793），卜辞里称之为“小臣妥”（《粹》1275），同时，“妥”和“说”或“兑”音近（旁纽双声、歌月对转），卜辞里曾占卜“小臣冥（娩）嘉”（《南坊》5.46），因为我们目前知道的武丁时期担任“小臣”一职的女性只有妇妥，所以这个分娩的小臣极有可能就是妇妥。
妇妥为武丁之小臣，就像伊尹为汤之小臣，都是后来所说的“相”，与傅说为武丁之相的说法很吻合。后来的傅岩或傅险，可能是妇妥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平陆的东面。
五、太子孝己
武丁有个太子叫孝己（有的书上做孝巳，误），据说是以孝闻名，《尸子》说：“孝己一夕五起，视衣之厚薄，枕之高卑，爱其亲也。”《帝王世纪》也说“初，高宗有贤子孝巳，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而死，天下哀之。”《书·高宗肜日》里说有祖己，他训于王，祖庚、祖甲时期的卜辞里有“兄己”，陈梦家说“兄己当指武丁子孝己，于廪、康称父己或小王父己，武乙以后称且（祖）己。”［9］由此我们知道孝己、祖己就是武丁之诸子之一，但是没有即位，“己”是他死后后人所追加给他得庙号，并不是他的名字。关于这个问题，王国维曾有一段论述说：
“卜辞又有一条云：‘癸酉卜，行贞：王宾父丁，岁，三牛；及兄己一牛，兄庚一牛，亡尤。’考殷诸帝中，凡丁之子，无名己与庚者，惟武丁之子有孝己，有祖庚，则此辞乃祖甲所卜，父丁谓武丁，兄己、兄庚谓孝己、祖庚也。兄庚后称祖庚，则兄己后亦必称祖己。殷人祀其先祖，无论兄弟嫡庶与已立未立，名礼皆同，是孝己得称祖己无疑。孝己之名，见于《荀子·性恶》、《大略》二篇、《庄子·外物篇》、《战国》秦、燕二策、《汉书·古今人表》，皆无事实，而《人表》列之于祖己之后、祖伊之前，自以为高宗时人，《世说新语·言语篇》陈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注引《帝王世纪》云：‘殷高宗武丁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家语·弟子解》亦云：‘高宗以后妻之言杀孝己’，其言必有所本。又古训杀为放，非必诛死之谓，则经之祖己，自必其人。顾经言祖己训于王，如王为高宗，则以子训父，于辞为不顺；若释为祖己戒祖庚，则如伊尹训大甲，于事无嫌。盖孝己既放，废不得立，祖庚之世，知其无罪而还之。”［10］
199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殷墟范围内的花园庄村东100余米处发现一坑甲骨，编号为91花东H3，这个坑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共计579片，里面有个“子”主持祭祀，如有条卜辞说“甲午岁祖甲豭一，子祝。在剟”。杨升南研究后认为“此‘子’在商王朝中是仅次于时王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进一步论述说：
“在武丁朝中，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仅次于时王武丁地位的有力人物（或集团），只有武丁的储君太子才有可能。卧塌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不是时王武丁的太子，在王都内那能容许如此强大的异己政治势力集团存在？武丁的太子，据古文献记载名为‘孝己’，在第二期甲骨卜辞中称为‘兄己’（《合集》22609、23187等），在第三期卜辞中称为‘父己’（《合集》27003、27013等），在第四期以后的卜辞和‘周祭谱’中称为‘祖己’（《合集》35863、35867、35870等）的。孝己以‘孝’闻名而不为父所爱。《荀子?性恶》：‘天下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名而全于孝之实者何也？以纂于礼义故也。’又《荀子?大略》‘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杨倞注云：‘孝己，殷高宗之太子。’孝己至孝之说，见于先秦典籍的还有《庄子?外物》、《吕氏春秋?必己》、《战国策?秦策》及《燕策》等。这位太子在武丁卜辞中就被称为‘小王’，如卜辞：‘癸未卜…侑小王’（《合集》5029）；‘□□卜凡小王’（《合集》5030），‘侑’、‘凡’皆祭名，是祭祀‘小王’。从其被祭祀知，在武丁时‘小王’已死。知此‘小王’为武丁太子孝己者，是由于在第三期卜辞中有‘小王父己’（《合集》28278）这样的连称。‘小王’这一称呼，当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拥有，所以在他主持的卜辞中作占辞，仿照王卜辞中的‘王占曰’用语而用‘子占曰’，以显示其仅次于时王的政治地位。孝己死于其父武丁之前，未能即位为正式的商王。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孝己死于武丁中期：‘（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武丁在位59年。孝己的早死，后世文献记载说是武丁‘惑后妻之言’被放逐而死。《文选?长笛赋》注引《帝王世纪》（《太平御览》83引同）：‘初，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武丁是否‘惑后妻之言’，将太子孝己放逐而至死，难于究明。但从H3甲骨卜辞中有祭‘母戊’的卜辞看，这位庙号为‘戊’的‘母’，有可能就是孝己的生母。此人当是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的‘妣戊’，也即是商时最大的青铜器、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的受祭者（从用105头牛祭祀妣庚看，此“子”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为其生母铸造特大祭器）。”［11］并认为孝己是在他母亲妇妌（司母戊）死后，由于失宠被“放之而死”。
卜辞记载武丁有一大群儿子，可是孝己到底是诸子中的哪一个？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是卜辞中载武丁有个儿子叫做“子渔”，关于他的卜辞相当多，他几乎参与王室的所有活动：祭祀、征伐、田猎等，甚为活跃，王宇信《试论子渔其人》一文对他的事迹考订甚详，认为“他在武丁时代曾参与政治活动并死于武丁之世”［12］，因此王迎认为：“子渔之名和妇好一起常见于宾组卜辞，显系宫廷重要人物。卜辞记录了子渔参与对直系先王的祭祀，如祖乙，祖丁，和父乙。这三王均为大宗之王，标志着子渔在商王朝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另一组卜辞记载‘子渔登于大示’，大示即大宗，说明子渔出自大宗无疑，他有可能就是武丁太子，周祭中死于登基之前的孝己。”［13］
另一个就是子弓，实际上，根据武丁时期的卜辞里的记载，太子不是子渔，而是子弓，有卜辞说：“贞：御子弓大子，小宰，十月。”（《前》4.16.6）“子弓大子”就是“子弓太子”，胡厚宣先生说：“子弓者，武丁之子，辞言‘子弓大子’，则大子即指子弓，而其义实为太子长子，或即继武丁为王之祖庚。”［14］
笔者比较倾向于子弓的说法，一是卜辞里有明文，二是根据《高宗肜日》，祖己到了祖庚的时代还活着，可是子渔却是死于武丁时代。虽然子渔在卜辞中很活跃，地位也很高，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说他是太子，只是推测。子弓在武丁时期的官职是“司工”，就是后来的司空，卜辞里说“壬辰卜，贞：叀弓令司工”（《合集》5628），“叀弓令司工”就是“令弓司工”的意思，司工在商代是分管手工业的官职，地位应该是很高的。
根据这些学者的论述和研究，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武丁之太子孝己（祖己）就是子弓，是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的司母戊妇妌所生。他因为被放逐而没有即位，但他的地位很高，仅次于商王武丁，所以被尊称为“小王”，并且一直活到了祖庚时代。
六、高宗肜日
《书·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呴雉。”《书序》说：“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呴，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正义》：“高宗祭其太祖成汤于肜祭之日，有飞雉来升祭之鼎耳而呴鸣。其臣祖己以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义训王劝王，改修德政。”
卜辞中“肜日”作“彡日”，周代叫做“绎祭”，王国维专门写过一篇《高宗肜日说》，认为：
“肜日者，祭名，云高宗肜日者，高宗庙之绎祭也。以殷墟卜辞证之，如云‘丙申卜，贞：王宾大丁，肜日，亡尤。’‘甲申卜，贞：王宾大甲，肜日，亡尤。’‘丁未卜，贞：王宾武丁，肜日，亡尤。’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不下百条，辞中某甲、某乙，皆谓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此经言‘高宗肜日’，不得释为高宗祭成汤之确证……则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之庙，而非高宗祭成汤无疑。”［15］
简言之，“高宗肜日”实际上就是卜辞“王宾武丁（高宗）肜日”的简略，是武丁死后他的子孙向他致祭，用的是“肜日”的祭祀方法，王国维认为就是祖庚祭武丁，向祖庚训戒的就是没有即位的太子孝己。
那么，关于这个“呴雉”的故事也不是发生在武丁之时，而是发生在祖庚之时，大概古人认为祭祀的时候出现“呴雉升鼎”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曾经做了一大段分析：“刘向以为雉呴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刘歆以为羽虫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不管刘氏父子分析得有没有道理，殷人的确不把这个当作一件好事，所以祖庚的哥哥祖己才对他做了一番训戒。
七、伐克鬼方
武丁伐鬼方的事情最早见于《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弗用。”《集解》引虞翻曰：“高宗，殷王武丁。”《正义》：“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也。”《通志》卷三上：“鬼方恃固而扰诸夏，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内外无患。”今本《竹书纪年》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师克鬼方。”
顾颉刚说：“到高宗时，伐鬼方至三年之久而后克之，可称是古代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作爻辞的人用为成功的象征。”［16］可是就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武丁事情的卜辞中竟然没有记载。卜辞中有“鬼方”这个方国，但是没有伐鬼方的记录，反而占卜鬼方“受佑”，如“癸亥贞：旬庚午鬼方受佑……”（《乙》403），说明鬼方是大商的友好方国，并不是敌国。很疑心《周易》里说的高宗伐的鬼方应该是贡方，贡方是商代西北最强大的敌人，危害最烈，和大商发生的战争最多，但是古书中却没有记载，鬼方不是大商的敌国却说高宗伐了它三年（“三”应该是很多的意思，不一定就是实实在在的三年），与卜辞不合。
八，奋伐荆楚
《诗·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序》说：“殷武，祀高宗也。”《正义》：“《殷武》诗者，祀高宗之乐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兴殷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后，子孙美之，诗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古学者一般都认为这首诗里的“殷武”就是殷王武丁（高宗），今本《竹书纪年》于武丁三十二年书“伐鬼方，次于荆”，于三十四年书“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顾颉刚说：
“这是它混合了《周易》的‘三年克之’和《商颂·殷武》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的话而杜撰出来的。《商颂》，《三家诗》皆谓正考父作于宋襄公之世。（《史记·宋世家》云：‘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陈乔枞谓此《鲁诗》说，《齐》《韩》二家并同。）魏源《诗古微》说：‘《殷武》，美襄公之父桓公会齐伐楚也。高宗无伐荆楚事；其克鬼方，乃西戎，非南蛮。’此说甚是。”［17］
也就是说，古所谓殷高宗武丁伐荆楚的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殷武》里说的“殷武”是指宋桓公（名禦说）而不是武丁。宋是殷人之后，所以他们自己也一直称“殷”。
还有就是卜辞中有个巴方，武丁曾经亲自和沚瞂去征伐过，也让自己的王后妇好和沚瞂去征伐过，许多人据此认为武丁征伐过西南的巴国。其实卜辞中的那个“巴方”的“巴”应该释为“印”，“印”是“抑”的初文，象人手爪向下按抑之形，所以那个不是巴方。印方在什么地方，待考。郭沫若说：“殷人南方无劲敌，与周人之屡与‘南夷’构兵者适相反。盖世与周为寇雠之‘南夷’，在殷则殷之同盟也。殷亡之后，淮、徐均相继叛乱，即其证。”［18］
九、殷之大仁
《汉书·贾捐之传》载贾捐之说“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这是说武丁是殷之大仁，这个“仁”是什么呢？荀子曾经解释说“仁者爱人”（《荀子·议兵》），《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仁者爱人之名”。实际上整个殷商时期并不“爱人”，而是杀人如麻，特别体现在殉葬和祭祀上。
商代考古发掘关于人殉和人祭的情况是，有确切数目的是3684人，再加上几个复原和不能确定的一些数字，将近四千人；卜辞中记载的殷商时期杀人祭祀所用的人牲至少有14197人。“甲骨文里有关人祭的卜辞，以殷武丁时为最多，计有甲骨六百七十三片，卜辞一千零六条，祭用九千零二十一人，另有五百三十条未记人数。一次用人最多的时五百个奴仆。”［19］——笔者认为这里面的统计有可商之处，比如里面有用“羌”祭祀的，学界普遍认为是用羌人，也是人牲，但笔者认为这个“羌”当从郭沫若之说释为“苟”，即“狗”之初文［20］，用狗作为牺牲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是人牲。卜辞里有“苟×人”的说法，“苟”是用牲之法，郭沫若以为读若“辜”，据《周礼·大宗伯》郑注就是“磔”，即把牺牲割裂剖开来祭祀。
人殉和人牲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俘和奴隶，武丁时期战争特别多，征伐的方国部族仅见于卜辞的就有80多个，实际的数目可能还要多，所以他的俘虏一定也很多，自然人殉和人牲用得也多。殷商时代的贵族对于战俘和奴隶得看法是他们只是和牛羊犬马一样的牲畜，是贵族们的财产之一，并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可以任意的驱使、买卖和屠杀。
但是这不能怪武丁残忍，因为整个殷商时期人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他们用人殉葬和祭祀的原因主要是他们迷信鬼神，认为活人死后，转化为鬼。鬼神世界跟现实世界一样，现世界里活着的奴隶主贵族，死后便成为鬼世界里的奴隶主贵族。在商人眼里，鬼神比活人更有威力。活人解决不了的疑难和祸福，诸如人的生死病疾，天的阴晴冷暖，战争的胜败，田猎的吉凶等等。都要通过占卜请示祖先，祈求祖先给予启示和保佑。所以，商人崇拜祖先，重视祭祀。活着的奴隶主贵族役使着成群的奴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出於孝心，他们也体贴到自己的祖先需要奴隶侍奉，于是屠杀奴隶送往鬼神世界供祖先享用的事便发生了。
另外，商代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因为当时生产力很低下，农业生产受大自然影响很大，所以对于大自然的崇拜是普遍的。山川江河，风雨雷电，日月星辰，都被神化了。祭祀大自然的诸位神灵，商人也时常要屠杀奴隶，祭祀大自然的神灵屠杀奴隶的数量也是很大的。商人迷信鬼神，这是他们大批杀死奴隶用以祭祀的主观原因［21］。
商代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但是胡厚宣先生认为商代并不是奴隶社会，可以参看他的《殷非奴隶社会论》一文［22］。
十、致寿百年
武丁在位近60年，他的寿命必定很长，这个问题在上篇里已经有所论述。《汉书·杜钦传》说：“高宗遭呴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也说武丁是“致百年之寿”，还有更甚的，《论衡·气寿篇》说：“高宗享国百年，周穆王享国百年，并未享国之时，皆出百三十、四十岁矣。”王充认为高宗当了一百年的王，显然不符合事实，他把高宗活了百年误为享国百年了，还是以《汉书》的记载说“享百年之寿”为确当，《帝王世纪》也说武丁“享国五十有九年，年百岁。”可能武丁真的活了100岁，所以他的许多后妃、兄弟、子女、王公大臣都死在他在世的时候。
有人认为武丁活了100岁的说法不可信，但从卜辞来看，他的王后妇妌、妇好、妣癸和重要的妃子妇鼠、他的重要大臣师般、雀、臿等都死于他在世之时，他的儿子也至少有三位先于他而死。武丁时期的卜辞里祭祀了7位兄，说明武丁至少有同父的兄弟八人，有七个已经先他而死。从卜辞的这些迹象来看，武丁的确是活得寿命很长，即使是不到100岁，至少也得90岁以上了。
武丁为什么能活这么长时间？首先这和遗传的因素有关，他的父亲小乙就很长寿，古书上记载盘庚在位28年，小辛在位21年，共计49年，小乙是盘庚和小辛的弟弟，则小乙即位的时候至少得有50岁以上了，他仍然做了20多年商王（今本《竹书纪年》说是10年），可见小乙的寿命很长。
其次是武丁经常亲自料理国政，并参与征伐，领兵打仗，武丁时期的卜辞常见“王伐某方”，就是武丁亲自领兵去征伐方国；或者是“王从某大臣伐某方”，是他跟随臣子出征，他甚至和妇好一起伐巴方（印方）。从卜辞上看，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里，几乎一直在用兵打仗，他可算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马上皇帝”，打仗是很艰苦的事情，也最能锻炼人的意志和体魄。从这两方面来看，武丁活了100岁也应该是可信的。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卜辞里关于田猎的卜辞很多，本来田猎也是娱乐和锻炼身体的好方法，郭沫若也说过“殷王好田猎，屡有连日从事田游之事”［23］，但是武丁时期的卜辞里关于田猎的卜辞相对较少（最多的是帝乙时期的），由此可见他忙于国事，无暇顾及这种开心娱乐的活动。武丁时期关于出游的卜辞不少，那似乎是武丁在“省方”，和为了玩乐的田游不同，周公说他“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书·无逸》），看来是事实。
总之，商王武丁可算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典型人物和代表人物，他英明果敢，武功盖世（这个“武功”是指他动用武力征伐之功），靖绥四方，使濒临崩溃的大商又重新振兴起来，并达到了一个殷商时期的鼎盛阶段，使殷商在他之后又延续了146年。同时他多妻、多子、多寿，这都是被后人推崇备至的“模范皇帝”乾隆无法相比的。今本《竹书纪年》中有一段对武丁进行了评价，说：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礼废而复起，庙号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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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 第366页 中华书局1988年1月
［2］ 胡厚宣《释死》《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上，第513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
［3］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 第40页 中华书局1988年1月
［4］ 郭沫若《驳说儒》 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 第439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
［5］ 同上 第441页
［6］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 载《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 第310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
［7］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 第54页
［8］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第59页
［9］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55页 中华书局1988年1月
［10］王国维《高宗肜日说》 《观堂集林》卷一 第28－30页中华书局1959年6月
［11］（杨升南《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04年会论文
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yshwhxh/119.html），
［12］中国甲骨文献库
http://www.cn-oracle.com/public.php?vol=24&book=070&j=2&pre=1 ［13］［美国］王迎《安阳墓地制度与命妇关系的个例研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04年会论文
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yshwhxh/187.html ［14］胡厚宣《殷代婚姻家庭宗法生育制度考》见《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 第128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年11月
［15］王国维《高宗肜日说》 见《观堂集林》卷一 第28－30页中华书局1959年6月
［16］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第207页见《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
［17］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第208页《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
［18］《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 第454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19］以上参考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 第149－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20］郭沫若在许多地方都论述了那个被学界释为“羌”的字应该是“苟”（原字不从口），即“狗”之初文，见《卜辞通纂》第282－283页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申论苟甲》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 第349－359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金文樷考·汤盘孔鼎之扬搉》 第84页；《金文樷考·驫苟钟铭考释》第353页和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等。
［21］以上参考廰天甴掵《商朝为什么大批杀死奴隶用以祭祀》
http://bbs.xunlun.com/t36038_10.htm ［22］见见《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 第134－152页。
［23］《卜辞通纂》第5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