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 华 杂 忆
第一次去北京，是在 1966 年 8 月。当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
前往串联取经，并有幸于8 月31 日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此段经历，已在小文《见到了毛主席》中述及。以后数次去北京，大都是因公差。出差做了些什么，只留下一片模糊的印象，倒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反而记忆犹新。
一
1988 年 9 月，我与马进、韩恩荣前往北京看望浩然老师。马进时任县政府研究室主任，我和韩恩荣都是县文化局副局长。我们是代表文化局去的，也算是因公出差。
行前，我先与浩然联系。当时电话尚未普及，浩然家中也还未安电话，只好写信。浩然于 8 月 30 日给我回信。信中说：“八月初我害红眼病，反复多次，至今未好利落。压了一大堆事情，二十八日只好赶回北京处理。今日去昌平县，明日去顺义县，二日返回北京。国庆前除未知数，还有两件事得做：一是到山西榆次为我所在的镇办的纺织厂‘跑’细纱机；一是跟三河县县委书记到辽宁锦西联系液化气事。前者停滞日期会较长，你们如上旬来京，我可推迟动身；后者两三天的时间，你们来了不会久等。只是你们专程为看我而来，有点精神压力。无官无职，文联连个招待所也没有，我更没有活动能力，杂事又多，因此，招待肯定不周，让你们大失所望，可怎么办？如果来京公干，顺便来看看我，那就轻松多了。可是我对你们几位又很怀念，见见面，聊聊心里话，倒也是难得的机会。实在矛盾！
想来想去，不错过这个在北京会（面）的机会为好。可否这么办：……为了都方便， 我们就以通县为联络站。来时，往北京通县二中梁春水处和北京月坛各发一电报，只写“X X 日到通郭”这（几）个字即可。”
信后，还附了一幅自绘的自天津至通县的路线图，并详注去梁春水（浩然女儿） 家和梁春水任教的通县二中的方向和途中的标志性建筑物。
浩然携老伴杨朴桥于 1986 年 11 月到河北省三河县定居，并挂职三河县政协名誉主席和段甲岭镇名誉镇长。后来浩然曾私下对我们讲，虽然是挂职，但并不仅仅是挂虚名，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做一些自己不想做、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县里和镇上往往拿他当“点心包儿”。许多人读过《艳阳天》，崇拜大作家浩然，浩然一出面，事
情就好办得多。信中谈及的去山西榆次和辽宁锦西事，大概就属于当“点心包”了。我们一行 4 人（包括司机赵显东）先赶到通县，按照浩然绘制的路线图，找到梁
春水家，见到了久别的浩然老师。晚饭后，浩然告诉我们，明天安排了一个去延庆的活动，不如我们今晚赶到北京住一宿，明天一起去延庆，你们顺便去看看长城。
浩然当时住在北京月坛北街，从通县至北京建国门，车程 70 华里，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赶到浩然家。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浩然原打算安排我们在他家附近一家小旅馆住宿，匆匆赶去，方知正搞内部装修，关门谢客。浩然又带我们去了一家什么公司的招待所，接待人员冷冷地说没房间了，毫无商量的余地。又接连找了两家旅馆，都吃了闭门羹。我当时就纳闷：浩然这样著名的作家，在北京竟然敲不开一家旅馆的门， 真是咄咄怪事。浩然显得很无奈，感叹道：出了北京城，到处是我浩然的天下！
当晚我们就住在浩然家。杨朴桥住在三河，马进便跟浩然睡一张床，枕着杨朴桥的枕头。两人拉了大半夜的呱儿。韩恩荣与赵显东睡在浩然的小儿子秋川的房间里。秋川刚结婚不久，小两口大概出游去了。早上起来，浩然亲自动手，将韩恩荣他们睡过的铺盖抚平，尽量恢复原来的样子，他诡秘地笑笑说：“别让他们看出来……”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浩然的大儿子红野是民族饭店的电工班长，我借他的光，在民族饭店电工班的值班室睡了一夜。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驱车去延庆。到县城后，先去了县文化馆。延庆县文化局、文化馆的几位领导和文友早已在那里等候。见了浩然，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气氛热烈而融洽。谈笑间，浩然半开玩笑地对一位领导同志说：“X X 的职称问题你得关照啊！ X X 是老作者了，写了不少好东西，别让老实人吃亏呀！”那位领导同志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有你浩然说话，我们敢不照办吗？”大家笑起来。那位被浩然点名关照的老作者只是跟着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看上去人的确老实。
中午，我们返回八达岭。八达岭是延庆县的辖地，这里寸土寸金，是延庆县财政收入的一根顶梁柱。我们冒着霏霏细雨，饶有兴致地游览了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中午，在游览区内一家宾馆就餐，酒菜极丰盛。席间，延庆县的县委书记和其他领导， 以及这家宾馆的经理轮番向浩然敬酒，浩然便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主人。浩然悄悄地笑着对我们说：“知道吗？我们今天享受的是‘国宴’！”原来这是八达岭最高档的宾馆，许多外国政要甚至国家元首来八达岭参观，就在这里就餐，饭菜也是这样的规格。我们之所以享受到这等“国宴”待遇，原因是延庆县的县委书记是浩然的学生。“出了北京城，就是我浩然的天下！”浩然的这句话得到了验证。
1988 年 9 月 27 日，浩然给我写信：“我们如期赶回北京，不料你们已经离去。没能很好地招待你们，我是极为内疚的。
又到山西‘跑机器’去了8 天，前日回家，明日再去我们分手的八达岭。因为有事要办， 国庆节得赶回三河过。
……
见到马进、韩恩荣同志代我道歉。”
二
1989 年 5 月，与马进、韩恩荣等赴京，任务是去文化部“跑”钱。
县里打算在县文化馆原址建文化中心大楼，已经从省文化厅争取到 10 万元资金， 显然远远不够。“井里无水四处淘”，于是，“淘”到了浩然。浩然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相熟，我们便请他牵线搭桥。1988 年 9 月去北京探望浩然时，我们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浩然答应试试看。其后，他又请天津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给副部长捎话。这位编辑与浩然是朋友，与副部长也是朋友，这样一来，这个“桥”就搭得更牢靠些了。
1989 年 4 月 21 日，浩然给我写信说：“昌乐县文化局申请拨款的事，我通过 X X X 同志（即前文所说的编辑）找了 X X X 部长，为此前几日又与 X（即编辑）通一次电话。X（即副部长）回答：让昌乐写一申请报告，我来批示。我看这样做顺理成章。”
于是我们 5 月便成行了。先去天津拜访了编辑，请他给副部长写了一封短信，算是我们的“路条”。后去三河，看望了浩然老师，又从三河奔北京，去文化部。
文化部的大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气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牌子还是让我们几个乡巴佬犯怵。门口外的警卫室样子也平平，工作人员却极威严，板着面孔，一一查看了我们的证件和介绍信，又审贼似地盘查一番，才放我们进门。
我们硬着头皮走进文化部大院。大院静悄悄，四周瞅瞅，料定最高的大楼是办公楼，就闯了进去。敲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我问女干部：“请问，X 部长在哪里办公？” 她似乎没有听懂，反问：“找谁？”我重复一遍：“找X 部长。”她也打量着我们说： “找 X X ？在后面，部长院儿。”
这位女干部没有称“部长”，而是直呼我们要找的副部长的大名（省去了姓）， 让我们很是吃惊：下级对上级，而且是副部级的上级，怎么可以直呼其名呢？
转来转去，终于在办公室后面找到一个院落。询问一位刚刚从院门口出来的人， 证明这确是“部长院儿”，我们便忐忑地迈进门口。院子不大，房子是古建筑，园中长满荒草，有几棵高矮不等的树，不怎么茂盛，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废弃的园子。满院子不见人影儿，更不用说盘查，与大门口的森严简直天壤之别。这又让我们吃惊不小， 且有些纳闷：部长院怎么会“荒无人烟”呢？
东边是一条长廊。我们沿长廊往里走，走着走着，见旁边有一个门口，门上贴一张巴掌大的纸条，上写：“X X X 秘书 X X”前面三字正是我们要找的副部长的名字。于是敲门，许久，没有开门。我们继续沿长廊走，转到主房的背面，豁然出现一排房门—— 原来这主房的门是朝北开的。显然，这就是部长们的办公室了。冒昧地敲开其中一间
的门，开门的恰是我们要找的副部长的秘书。副部长的办公室有几分简陋：一张办公桌， 一张极普通的板床，还有几张沙发几把椅子。因为是古建筑，顶特别高，显得有些空空荡荡。长条办公桌也是古式的，又大又笨重，桌上有几部电话。
说明来意后，秘书告诉我们，副部长身体不适，住在医院里，明天正要去探视， 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医院。谈及副部长时，秘书也是直呼其名，且省了姓。呼其名而不称职务，或许是这座大院里的一种习俗了。
第二天，我们跟随秘书去医院见副部长。病房是一个单间，有冰箱、彩电、写字台、沙发，自然还有病床。这样的环境，既可治病休养，也可工作、生活，住它几年又何妨？我突然想到，在某些文章里，写到某高层领导闹情绪，就称病住医院，我很困惑： 哪里不能去，为何偏偏到医院里去受罪？这次我明白了，原来人家住的是这样的病房。
副部长很亲切地让我们坐下。看过天津编辑写过的信之后，副部长亲切地说，你们是浩然同志第二故乡来的客人，非常欢迎。见过浩然同志了吗？我们回答说见过了。然后他说，部里的资金也紧张。往下面拨款，主要对象是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受灾地区， 他们急需资金搞文化设施重建。这些都已经列入全年计划。你们是浩然同志介绍来的， 我们尽量关照。但必须等到年底，我们将经费情况进行综合平衡，再作出决定。最后， 他在我们写的申请拨款的报告后面写了几行字，让我们去交给计财局某局长（或处长？ 记不清了）。
20 年过去了，不知道今天的文化部会是什么样子？
三
1989 年 12 月，与韩恩荣等再度赴京，任务仍然是“跑”钱 。到年底了，该去文
化部看看 5 月份呈送的申请拨款报告的审批结果了。
这次我们住在山东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那座大楼里，一共有七、八个省的驻京办事处，不知是合建的还是合租的。办事处住宿、吃饭都很方便，且比较便宜。
“跑”钱之余，我们拜访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唐彦林、赵玉嵘二位导演。二位曾来昌乐执导由我的小说改编的的电视剧《姜守本当家》，与我和韩恩荣都结下了深厚友谊。二位导演极为热情，带我们参观了北影厂，看了电影《红楼梦》的外景地，厂区内为拍摄某部电影搭建的一条仿古街，目睹了一位当红导演正在剪辑一部刚拍完的电影。最有意思的是“效果”制作部门，走路的声音、流水的声音、武打中兵器碰撞的声音是如何让模仿出来的，原是很神秘的事情，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效果师们的“造假”手段真令人叹服。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刚刚建成开放不久的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赵导演认识一位图书馆保卫处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得以走马观花地看遍了这座全国顶
尖级的图书馆的每一个部门。参观中，有两点最让我震撼：一是藏书之多。身临其境， 我油然想起“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佳句，体味到什么叫“书山”， 什么叫“学海”。二是建筑之大气。我站在走廊一端，凝神看那一排大落地窗。每一方窗口都垂着巨幅白窗帘，每幅窗帘都挽起一个大大的结。我想，这窗帘大概并非出于实用，而是出于审美需求。大幅窗帘这么一挽一垂，整个走廊的大气就出来了，整座建筑的大气就出来了。我感叹设计师的大手笔。
图书馆离赵导演家很近。赵导演住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因为她的先生张义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研究员，作家。张是南方人，且耳朵有些背。有时候给赵导演打电话， 他接起，我说找赵导演，他听不懂，只有称赵玉嵘，他才明白。唐导演说，我家房子太窄， 咱们还是在赵导演家吃饭吧。东道主夫妇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客厅里始终洋溢着热情、友谊和温馨。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涮羊肉。羊肉片不似我们在昌乐吃到的刨出来的冻片那样薄如纸张，厚厚的，却极嫩，味道极鲜。
离京的前一天下午，发现我们的驻京证已经到期，驻京办事处的人说可以为我们办理续期。司机赵显东说，我们明天一早出发，到警察上班的时候就出京了，不会有问题。第二天，我们早早起床，匆匆上路，没想到警察起得比我们还早，像是专门等着我们，走出不远就被查住了。滞留期仅仅超过6 小时，就罚款100 元，毫无商量的余地。我们后悔莫及。其实，每次进京，都要留下几个“买路钱”。不是超速，就是闯入单行线，司机稍不留神，就被罚款。首都的警察特别勤快，特别敬业。“在家千日好， 出门事事难”，我们算是体味透了。
四
1999 年 7 月，与县委统战部部长秦晓鸣、县政协秘书长朱彬占及马进、刘天鹏等同志经河北三河去北京。
当时我们正编写《浩然与昌乐》一书，故先去三河看望浩然老师，请他核实有关资料， 对书稿给以指导，然后转赴北京，请刘锡诚老师为该书作序。刘锡诚是著名文学理论家， 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他是昌乐老乡，又熟悉浩然，我们提出作序的请求，他欣然接受。
告别刘锡诚老师，我们驱车去全国政协。朱彬占有公事要办。我们趁机参观了全国政协办公楼、政协礼堂。院中有一棵大楸树，很引人注目。看上去，此树至少有几百年树龄。为保护这棵古树，原本应建作一体的楼房改变了格局，为古树留出一片空间， 两楼之间搭建了玻璃顶蓬。
政协礼堂看上去不像电视画面表现的那样宏大，但庄严、壮观。几位身着黑色工作服的女孩子在做清洁工作。据说，不管有没有会议，礼堂及相连的会议室每天必清
扫擦拭一遍。这份清洁工作很让人羡慕，既不脏也不累，还享受着空调。
朱彬占办完公事，便请政协工作人员预订了房间，以备晚上回来住宿。然后我们去人民政协报社，与一位记者晤面。
北京的 7 月，已相当炎热。加之交通拥堵，车子走走停停，饱受颠簸闷热之苦。办完一应事宜，回到全国政协，已是万家灯火。政协机关招待所令我们耳目一新：大房间，4 张床，床上是黄军被、黄军毯、白床单，每人一个黄脸盆。卫生间是公用的， 洗澡冲凉须排队。房间里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没有服务员送开水。整个楼层似乎只有一位中年女服务员（或许是管理员），坐在楼梯口的小服务台里面。我们原打算第二天早起上路，担心早上服务员不上班，便在睡觉前去柜台前结账。不料服务员早已下班，整个楼层就放心地交给旅客了。我们不由得联想起久违了的公社驻地独家经营的供销社旅馆。早上起来，柜台上仍不见人影。一打听，方知服务员 8 点
才上班。我们不得不等 8 点后结账出发。好在楼下食堂供应早餐。早餐花样繁多，馒头、包子、米饭、稀饭应有尽有，还有各种小菜和炒菜，口味极好，任意选用，且是免费的。我们再一次感到耳目一新。
五
2008 年 7 月，与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刘兴国赴京。此行的目的是拜访刘锡诚老师， 并通过他邀请部分齐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来昌乐参加齐文化国际研讨会。
准备行李时，我特地带了一双鞋。有一年夏天，出差到烟台。夜间乘火车，脱下脚上的凉鞋，迷迷糊糊睡着了。天亮下火车，穿鞋时发现一只鞋带断了，甚为惊奇， 再仔细看，鞋的颜色和款式与自己的鞋大不一样，这才恍然大悟：鞋被人换走了，留下了一双断了带的破鞋。我只好勉强趿拉着一只破鞋，好歹走出站口，去寻找鞋店。每逢出差，我就记起这一教训。另外，除了冬天，我一年三季都喜欢穿牛皮底的老北京布鞋。这种鞋轻便透气，不捂脚，缺点是怕雨。夏天雨水多，万一遇上雨天，穿这双布鞋就出不了门，于是我特地带了一双皮凉鞋。这双凉鞋已买了多年，因为夏天我一直穿老北京布鞋，所以没怎么穿。
这次去北京，我们乘坐的是动车组。这几年赴京的经验告诉我们，北京城建发展太快，进了北京城，司机往往不认路，有时得搭一辆出租车前面带路，倒不如坐火车， 下车后打出租车更为便捷。
我第一次体验了动车组的平稳、舒适和快捷。从潍坊到北京，中途只在天津停车一分钟，4 小时多一点便可到达。
刘锡诚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刘老师是我的文学恩师，在我蹒跚学步的文学道路上，给过我许多指导和鼓励。而且他的姥娘家与我们家是邻居，更增加了许多
亲近。1998 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还特地写信向我表示祝贺。
我们说明来意，刘老师显得有几分为难。他说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想为家乡的事情出点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还是翻看电话簿，一一给他的北京老同学和学术界的朋友打电话，请同学转告同学，朋友转告朋友。他不无遗憾地说，现在人们热衷于研究孔子，那是鲁文化，研究齐文化的人太少了。终于联系到几位，有的年事已高， 健康欠佳，不愿出门，有的在国外讲学，或手头正有课题研究，只好表示了歉意。刘老师说，你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无论如何要请到几位重量级的学者。这几天我再继续抓紧联系，你们在宾馆等等，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们。
兴国说，我快有 20 年没到过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去看看吧。出门的时候，天已经阴了。打出租车至天安门广场，东南方向正有黑压压的云团漫上来。分别以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家博物馆为背景拍了几幅纪念照，便有雨点开始滴落。摄影师给我们一张小票，说凭这张票据到广场东边的冲印处，立等可取，每幅 10 元。他又进一步解释，冲印处设在广场东边博物馆南面的卫生间里。天要下雨了，你们顺便在那里避避雨。
我们终于找到卫生间的时候，雨已经下大了。卫生间有两大部分。外间设有广场摄影冲印处，还有一家小卖部，出售矿泉水、小食品和旅游纪念品。里间分别是男、女卫生间，均随便出入、使用，不收费。此时外间已站了许多避雨者，且有急剧增加之势。但并不显得拥挤，卫生间毕竟太大了。这是我见到的最大的卫生间。也只有这最大的卫生间，才能与外面最大的广场相匹配。
约 40 钟后，雨势渐小，人们纷纷离去。我们冒着细雨，拦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赶回宾馆。我脚上的老北京布鞋已经湿透，连袜子也湿了。
午后，雨过天晴，我们去天坛。我虽然数次赴京，却从未到过天坛。兴国也没有去过。我们原打算看过天安门广场顺便去看天坛的，一场雨，打乱了我们的计划。老北京布鞋依然湿着，只好换上凉鞋。我庆幸带上这双凉鞋，不然又要趿拉着湿布鞋寻找鞋店。
天坛公园十分优雅，路旁是大片的树林，隐藏于林间的音响放送着舒缓的轻音乐。行走间，我突然感觉到一脚高一脚低，大为诧异：得了什么怪病？看看脚下，是我那凉鞋出了毛病。原来那厚厚的鞋底，是由两层人造革夹了一层塑料泡沫做成的，塑料泡沫和底层已不知去向，只剩了薄薄的上层。所幸鞋带还粘在薄层上，故而还能挂在我的脚上。两只鞋底厚薄相差两厘米之多，岂不一脚高一脚低？陡然间成了瘸子，很别扭。别扭也得走下去，天坛公园内并无鞋店。走着走着，脚下又有了异样的感觉。低头看看，那只未损的凉鞋底部也裂开了口子，开始掉塑料泡沫。我突发灵感，寻到一只垃圾桶，干脆将那开裂的鞋底和泡沫撕下来，扔进桶里。两只鞋底一般厚了，我不再是瘸子。然而不再是瘸子的感觉也不怎么好。脚下突然矮了两厘米，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大有头重脚轻之感。那两片维系着鞋带的底子又极薄，偶遇小小的沙粒，脚
掌便硌得生疼。更要命的是，每一步都须十分小心，生怕鞋底破裂或鞋带脱落，大庭广众之下出洋相，简直如覆薄冰。神圣的天坛无心细看，花 10 块钱留一个影，便打道回府，也算是“到此一游”。
回到宾馆，老北京布鞋仍是湿的。我便穿了这超薄的凉鞋沿大街逛游，希望碰上一家鞋店，花三、五块买一双塑料凉鞋凑付一番。沿街的门店不少，鞋店也碰上几家， 但一问价钱，都超出我的预期几倍、几十倍，令人望而却步。
晚饭后，兴国约我去逛宾馆附近的什刹海。什刹海也叫后海，夜市人气极旺。我担心脚上的鞋子。兴国说，说不定能碰上卖鞋的，顺便买一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才促使我下了决心。沿海边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我无心去看海中的灯光桨影， 也无心光顾形形色色的小吃店、古玩店，只往“鞋”字上使劲。突然，兴国说，你看， 这不是有家老北京布鞋店吗？我大喜过望，上前询问。这是一个极小的门面，一位老妇人守着一溜黑帮白底布鞋。我问，有 42 的吗？回答说有，随手递过一双。穿到脚上
试试，合适，便问：多少钱？回答说 30 块。讨价还价，终以 20 元买下，当即穿起。鞋的质量可想而知，鞋底软塌塌的，针脚有麦粒长，是用缝纫机扎出来的。这些都顾不上了，最要紧的是解决燃眉之急。再说，以北京的消费水平，花 20 块钱买到又称心又结实的正宗老北京布鞋，那才是怪事呢。
2009 年 9 月
（原载《咸菜瓮》，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