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吴人骥《寿光县志序》
寿光令刘君撰《寿光志》成，属予弁言其首，予受而卒读。分门别类，援引详博，皆有条理，以备稽览。惟是寿光肇名汉志，即夏后时斟灌故国也。然予综考《通志》，上溯《史记》以及《纪年》诸书，不能无疑。时东郡山长毕恬溪征君过予。恬溪考古最精，随时随义为予晰言之。因纪其略曰：
古斟灌、斟鄩氏故国，皆在汉北海郡境。或言斟鄩在河南、斟灌在畔观者皆非也。《山东通志》引《汉书薛注》云：“阳夏今太康县。”太康所都，考《汉志》，淮阳国有阳夏县无太康县，薛瓒不应知太康县名。《通志》引书谬矣。又引《括地志》云：“斟鄩在洛州巩县。”按《括地志》，但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不云斟鄩也。《左传》：“昭二十三年，二师围郊。癸卯，郊、鄩溃。”杜预《释地》云“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此即《括地志》所云鄩城也。京相璠云：“今巩洛渡北有鄩谷水，东入洛。”《史记音义》云：“巩县有鄩谷水。”《水经注》云：“洛水东北历鄩中，又有鄩城，盖周大夫鄩肹之旧邑。又有罗水，亦曰罗中，盖肹子鄩罗之宿居，故以得其名尔。”若然，则鄩中城乃周大夫鄩肹之邑，罗中乃肹子鄩罗之居。其不涉斟鄩，可知《通志》引书又谬矣。
《通志》又引《汉书》薛注云：“斟观即东郡观扈。”按：东郡有畔观县，无观扈县。《国语》云“启有五观，谓之奸子”，是其地也。即《左传》言：“虞有三苗，夏有观、扈。”特以诸侯不用命者言之，非谓观、扈为一。考扈则有扈氏，《尚书》所谓“有扈氏不服，大战于甘”，地在扶风鄠县。观则五观，是不容强合为一。且即以畔观言，书传亦只云五观，不云斟灌也。《通志》引书又谬矣。
应劭注《汉书》云：“古斟灌，禹后，今寿光灌亭是；古斟鄩，禹后，今平寿斟城是。”京相璠《土地名》云：“故斟寻国，禹后，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杜预《春秋释例》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又平寿县东有寒亭城，东莱掖县北有过乡亭。”《郡国志》云：“平寿有斟城、有寒亭。”《水经注》云：“溉水北迳斟亭西，又北迳寒亭西。尧水东北迳东、西寿光二城间。”张敖《地理记》云：“平寿县其地，即古斟寻国。”《括地志》云：“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斟鄩故城，今青州北海县是也。”历考书传，皆言斟灌在寿光，斟鄩在平寿，无异说也。
《水经注》又云：“淳于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括地志》因之，此说与他书传颇不合。然淳于、寿光境土相接，虽云传疑，犹在北海郡境也。又按《汉·地理志》：“北海有斟县。”班固自注云：“故国，禹后。”则班固固言在北海郡境矣，复何疑乎其以斟灌、斟鄩不在此者？特因“后相居帝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鄩”一言，遂以致误耳。相既居帝丘，去北海且千里，何可云依？故薛瓒为《汉书注》亦疑之。然考《左氏传》，襄四年，魏绛言浇灭灌斟及斟鄩氏，靡收二国之烬以灭浞，立少康。哀元年，伍员言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皆未言相依诸侯灌斟、斟鄩氏。其言依灌斟、斟鄩者，出于《竹书纪年》。
考《纪年》一书，晋太康间出汲冢，原非伪书，然本魏一国之史，犹鲁之《春秋》、晋《乘》、楚《梼杌》，不容兼载前代王者事迹。其兼载夏、商、周者，晋人之伪作；兼载黄帝、颛顼以及尧、舜者，又宋人伪作也。知者按文王伐黎事。《毛诗正义》引《殷传》云：“西北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又《大传》：“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大传》又言：“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皆以为文王时事。《纪年》于帝辛四十一年云，西北昌薨。于四十四年云，西伯发伐黎。是直以为周武王事，与诸书违异。又黎或作＜上“黎”头下“邑”＞，又作耆。《史记》又作阢，皆同《纪年》，不知黎即耆。因《大传》有文王伐耆之文，故云“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因《尚书》有《西北戡黎》之文，在《微子》前，故于后复出云西伯发伐黎，是其作伪之端，已可考见。
又《纪年》云：“成王元年秋，周文公出居于东。”按周公居东者，周公东征之事也。《书·金縢》云：“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辟，治。言我若不治其事，则无以告我先王。许氏《说文》引作“我之弗＜上辟下并＞”。＜上辟下并＞、辟同皆治也。下云“周公居东二年”，则东征之事；“罪人斯得”，则诛禄父及管叔也。自后来注者不达辟字之义，谓是辟而去之，则居东谓是辟居于东。考《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是其间并不容有“辟居二年”之事也。《百篇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下云“唐叔得禾，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则“周公黜殷”在东之之事。“周公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亦在东之事。其间亦不容有“辟居二年”之说也。
今《纪年》云：“成王元年秋，周公出居于东。”使是书果为周人之作，何与《逸周书》、《尚书序》皆不同，而独袭汉后儒者之误义，因而附会今《纪年》云：“成王元年秋，周公出居于东。”使是书果为周人之作，何与《逸周书》、《尚书序》皆不同，而独袭汉后儒者之误义，因而附会之，其伪可知。又云：“成王二年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是又不知《尚书》“秋大熟”以下乃《亳姑》篇之错简，因而同之也。说详《百篇序》、《太史公书》及近所作《亳姑》、《逸文考》。且《尚书》之错简，自汉代出壁中时颠乱致误，何由周人之书已先知其错简，因而同之耶？其作伪之端，不能自掩矣。又《归禾》在《大诰》后，封唐叔前，是周公在东之事也。《纪年》于三年克殷之后，于十一年云“周文公出居于丰，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按《百篇序》，明言“归周公于东”，《纪年》竟忘之耶？《序》又云“周公既殁，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乃《纪年》于十一年《归禾》之后。云“王命周平公治东都”，至二十一年始云“周文公薨于丰”，其舛误抑何已甚耶！又黜殷，周公之事践奄，则复辟之后成王自行，故书序于《召诰》、《洛诰》，后始书践奄事，而篇名则曰《成王政》，以别于前此周公东征也。
今《纪年》云：“三年，王师灭殷，遂伐奄。”下又云：“王在奄，竟以为伐殷，成王自行。”按经文伐殷在复子明辟之前。又《百篇序》言：“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明成王未亲行，明矣。又经文云：“维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今《纪年》云：“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岂非显悖经文乎？《百篇序》言：“高宗祭成汤，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乃《纪年》于武丁二十九年，云“肜祭太庙”。至祖庚时，始言作《高宗之训》，又非矣。《百篇序》及《史记》皆言：夏后仲康时，羲和湎淫，胤往征之。郑君云，胤，臣名是也。今《纪年》作胤侯往征之，误矣。
《左传》言：“寒浞杀羿，因羿之室生浇及殪。”《楚辞》王逸注言：“浞取羿妻而生浇。”今《纪年》云：“帝相九年，寒浞杀羿，使其子浇居过。”徒欲袭《左传》灭浇于过之文，而忘杀羿之时尚未有浇。其疏舛之失，作伪者不能自掩矣。又后相居商丘，即帝丘，所谓颛顼之虚，卫成公自楚丘徙此也，非宋之商丘。按：宋之商丘于天星，属火。《左传》云 “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此商丘于天星，属水，帝颛顼居之，故云颛顼之虚。后相又居之，故《左传》言卫事云“相夺予享”。伯昆吾又居之，故《左传》又言“卫侯辄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是也。今《纪年》云“相居商丘。九年，相居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迁于商丘。”此又不明两商丘之为二，作伪时误合为一也。《束皙传》引《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益。”《纪年》又云：“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按《百篇序》及《太史公书》皆言“沃丁时，葬伊尹于亳”。太甲时，伊尹固未殁也。《纪年》好为不经之言以惑世，谬矣。至云：“天大雾三日，乃命其子伊陟、伊奋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则又猥琐鄙劣，决非周人之笔矣。如此之类，遽数之不能终。《纪年》之不可恃如此，而犹据之以证斟灌、斟鄩之迹，不亦惑乎？至兼载唐虞以前，又出于宋时之伪。晋、唐诸人皆未之见，故《束皙传》、杜预《春秋后序》皆言：《纪年》纪夏以来亦称魏国之史。《经籍志》言《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至《太平御览》引《纪年》语，止有夏以后事，无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其时尚无此伪作也。且既云《纪年》黄帝后不载，少昊有此史例乎？其意徒以《大戴礼·五帝德》篇，不载少昊。司马迁因之，故遂缺少昊，而竟忘其本书之为《纪年》也。
毕君言斟灌之迹，其误始于《纪年》，略如此。余复为绎之。《纪年》于夏后时，一言居斟鄩，再言居斟灌，似斟灌即畔观也。然《纪年》于后又云：“梁惠成王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观降。”此即畔观之观也，而胡不名斟灌？前后之文分别观之，真伪固较然矣。又诸儒所以疑斟灌、斟鄩之迹者，徒以《纪年》“依同姓诸侯”一语也。《纪年》已自云：“浇伐斟鄩，大战于潍。”则亦以为在北海境。夫北海之地，去帝丘千余里，何可云依？岂非沿袭之时，忘其不合，遂致自为矛盾乎？然则毕君之论《纪年》，其言审已。
考《隋志》于《纪年》云：“《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然则当时传本故不同，以故《水经注》引《纪年》多殇叔以后事。至所载《通志》言，如云：“今惟寿光之灌城、潍州之寒亭在焉，余皆废。”盖古人图志详明，故国废则立亭以为表识。后世荡析不存，可惜也。惟立亭以为表识之言颇不达。古人城聚，或言乡，乡所也；或言屯，屯聚也；或言亭，亭亦聚也。故汉代十亭一乡。封建有乡侯，有亭侯。亭侯者，城聚之名。今云立亭以为表识，竟谓是亭台之亭，抑谬矣。外此，如纪者，春秋纪国，汉曰“剧县”。然鲁连子曰：“朐剧之人，辩者也。”剧之名不始于汉。
大抵考古之事不厌详核，故必博以征其信审，以求其是，会通以得其意。予既见刘君之好古勤求，爰记所疑，并述毕君言，又申其义，以复刘君，且以俟后世好学深思其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