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识浩然
王庆荣
在昌乐文化圈子里，与浩然过从甚密的文友非止一人，当然不包括我。我跟浩然老师之间，只不过是一位著名作家和一个业余作者彼此相识而已。但就知道浩然这个名字的早晚而言，我还不在晚数。
1960年秋天，也就是浩然住进城关公社东村大队的几个月后，听别人说，田志荣同学家里来了一位作家，名字叫浩然。那时候，东村和东山王村只有一路之隔，东村的孩子都在东山王小学上学。田志荣家里住进了作家，开始我们都不信；及至信了，我们又都羡慕得不行。有位同学甚至傻乎乎地对她说：“田志荣，领着俺到你家看看去吧！”当然，这个愿望仅只是一个愿望。那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掐指算来已经有半个世纪还多。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浩然”两个字怎么写。
此后我到城里小学读完小，老师告诉我们，在昌乐住过的浩然写了一本书叫《小河流水》，书里的田荣荣就是田志荣。老师拿着那本跟小学课本差不多厚的新书在我们面前讲解捭阖，又把我馋得够呛。当然，仅是限于羡慕那位同学被作家写进了书里，压根就不敢想象自己能跟浩然有什么来往。能写书的人，在我心里都是神仙，凡人能见一面，那是天大的造化。
也是因为那份近乎暗恋似的情愫，1966年3月《艳阳天》第二卷首次出版印刷，我在六月份就到新华书店买了最早的版本，而第一卷却只买到了农村版。同时还购买了纸张粗糙黝黑、书脊有些破损的柳青著1960年版《创业史》。那时我在昌乐一中读初中，一次买书花掉四元多钱，确系一种壮举。那是一个吃公家粮的人一月的口粮钱。一个吃农业粮的农村孩子能一次买四块钱的书，真有点儿了不起。父亲看了我买的书，很认真地翻了几下，笑吟吟地说：“浩然写的，不错不错。”母亲斜了一眼，不作声。过了一会才说，“浩然？是在东村住过的那个人吧？”我一连说了几个“是”。
今天，这本原版《艳阳天》用一张1967年3月3日《大众日报》表裹，保存完好，
品相优异，只是在扉页上增添了浩然老师于1992年12月29日留下的亲笔题词：“不论以何种成见与偏见看艳阳天，它都是中国农村一段历史和作者灵魂的反映，是一个文学现象，恐怕靠权势难以把它抹掉。”较之我书架上的新版书籍，它显得弥足珍贵。
翻翻别的书，获取的是一些鳞鳞爪爪的知识；翻开这本书，读到的是一种深沉的表述、教诲和悠远实在的友谊。
我的家还算一个书香门第。尽管先祖那些岁贡、秀才什么的优越基因传到我这儿已经消失殆尽，但受祖辈父辈影响，我从小就偏爱文学。爱归爱，可拿起笔来亲自试一试，又是另一回事。穷本溯源，我胆敢问津写作，最初的冲动就源于降凡来到我们身边的浩然和那一批浩然带出来的昌乐本土老作者。及至有了直接与浩然老师接触的机会，我才感受到站在云彩影儿里的作家，原来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1987年，浩然老师赠我墨宝，题词为“成功的秘诀就是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我激情满怀地写下了一首二十年后才面世的旧体诗：
恋栈昌乐耳能详，老师仍着中山装。金光大道开锦绣，小河流水照艳阳。大树根深荫小草，东山地僻留遗香。不吝大雅励我志，莫收神笔挫江郎。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浩然多次来到昌乐，每次来差不多我都能以业余作者的身份见到他。听他讲座，跟他交谈，向他请教，跟他一起吃饭。他也曾经偕同他的夫人一起到我所在的东山王小学做客，座谈。今天看着他留给我的墨宝，看着他在书籍上的题签，看着我们的合影，心中就有说不出的忧伤和凄凉。所幸浩然老师留在昌乐的痕迹较多，这些难以磨灭的痕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昌乐的历史文化之中，给故人以抚慰，给今人以诱导，给后人以启迪。
前些日子我读了跟浩然一起在东村住过村的大学者、画家、翻译家高莽的《久违了莫斯科》，不禁感慨万端。东村的村民还记得高莽几分钟就能用一块泥巴捏成毛主席像，可他的翅膀划过昌乐的天空飘然远去，高莽与昌乐有机无缘。浩然老师的作品融入了昌乐的山水和民众。他把昌乐称为第二故乡，他成了昌乐人民心中的朋友。浩然老师跟昌乐，既有机，又有缘。
201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