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老师
浩然是我的老师。
浩然不仅仅是我文学的老师，更是我人格和人生的老师。
说到我与浩然的师生关系，曾经有一段趣话。有一次与浩然老师聚谈，谈及文学，我冒出一句话：梁老师，是您把我引到“邪路”上来了！浩然笑着否认道：我没有教你呀！我不承认你这个学生。在座的几位文友都忍俊不禁。我与浩然老师这段玩笑，虽然各执一词，但都不无道理。浩然确实没有教过我。他没有给我上过文学课，也没有给我批改过稿子，即使相聚畅谈，也很少将文学作为话题深入探究。但是我走上文学这条“邪路”，确是深受浩然的影响，浩然难辞其“咎”。1960年春天，浩然下放到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锻炼。其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8个月之后，浩然结束了下放生活返京，我已升入了初中一年级。就是这短短8个月，使我与浩然结下了不
解之缘。一个13岁的孩子，无论读小学还是初中，都无缘与浩然谋面。但那时我已因为对作文的偏爱开始做起作家梦，所崇拜的偶像，大概除了上帝就是作家了。但是像“上帝”一样，“作家”在我头脑中仅仅是一个概念。浩然的到来，把“作家”这个概念具体化了。同学之间，不断有关于作家浩然在东村大队劳动的消息和故事在传播。语文课上，老师朗读浩然刚刚发表的小说《车轮飞转》、《送菜籽》，不无崇敬和自豪地说，这是青年作家浩然在咱们昌乐写的！后来读报纸，读浩然的小说集，看到正文后面的一行小字，写着“1960年7月23日于昌乐高崖”、“1960年8月14日于昌乐
东水码头”、“1960年10月29日于昌乐东村”等等，更是倍感亲切，并且有几分激动。作家就是浩然，浩然就是作家。这就是那时我和与我一样做着作家梦的伙伴们对“作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凡是能找得到的浩然的作品，不管是小短篇还是大部头，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找来读。一人读过之后，便迅速互相传阅，然后是三人五人随时随地大发议论，各抒己见。这样一来，我就给自己的作家梦找到一条自以为无可争辩的依据：既然浩然能在昌乐把昌乐的人和事写成小说，这就说明昌乐有产生作家的土壤。作为昌乐人，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块土地上成长为作家呢？于是我的作家梦就更加狂热。
1966年，我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1968年，作为回乡知识青年，从青岛回到家乡。
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沮丧。因为我的大学梦虽然已被摧毁，但作家梦还没有破灭。所不同的是，原本我的作家梦是想通过上大学来实现的，现在只有依靠自学来实现了。好在学习文学创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书可以借，一支笔，一瓶墨水和几张纸也还买得起。那时候买一大张纸才花4分钱。况且前辈作家自学成才者大有人在，我所熟
悉的高尔基、浩然都在其列。浩然只读过4年小学，我的学历已远远超过了他。我开始信心十足地实践我的作家梦。不管是田间劳作还是后来做了民办教师，只要一有空闲，我便坐下来读书习作。为了读到更多的书，我常常步行10余里到县城的文化馆去。文化馆内设有一个图书室，拥有几十种报刊和几万册图书，免费供读者借阅。一位图书管理员得知我喜欢写作，便热情地向我推荐好书。他所推荐的书，十之八九是浩然的著作。每推荐一本浩然的书，他都要向我介绍书的大体内容，艺术风格，甚至书中写的是什么人物，主人公什么性格，说着说着，就开始叙述其中的动人情节，精彩细节，击节叹赏，大发感慨，然后就情不自禁地讲起浩然，讲起浩然在东村劳动和写作的故事，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发而不可收。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个浩然的崇拜者。浩然在东村劳动期间，曾经到图书室借过书，两人于是相识。管理员还曾经留浩然吃过一顿饭。他特地到食堂买来馒头和一份熬萝卜，里面还有几片肉。在那个天下饥馑的年代，这已经是相当丰盛甚至可以说是奢侈了。浩然吃过之后，由衷地感叹道：这简直是过年啊！管理员还组织起一个业余创作小组，请浩然来讲课、辅导。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管理员向我推荐浩然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时值文革，大部分文学作品都被当作毒草销毁或封存，不得与读者见面。人们戏称那时中国的文艺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便是浩然。浩然的作品不但未被封存，而且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如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小说集《杨柳风》等。就这样，我得以比较系统地读了浩然的大部分小说作品。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期间我读浩然的书，已不仅仅是好奇和看热闹，而是用心去读，用心去琢磨，试图看出一点门道来。门道终于还是看出一点来，于是就模仿着去写。写来写去，终于变成了铅字。
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浩然老师，是在1983年秋天。那时我已是昌乐县文化馆的干部，分管文艺创作，所以，接待著名作家浩然这份光荣而重要的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肩上。我深感幸运，自豪，又有几分惶恐，只怕做不周到，慢待了浩然老师，也辜负了领导的信任。事实证明我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浩然老师的平易和亲切，随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在一篇短文中曾对我与浩然老师的初识作过如下记述。
晨光熹微中，烟台开往北京的列车缓缓停靠在昌乐站。我盯着站台上骚动的人流，极力在形形色色的旅客中寻找着一个西装革履、气度非凡的身影。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匆匆地张望着，寻觅着，我们的目光竟不期而遇。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我在好几本书上见过这样一幅照片），使我情不自禁地冒昧走上前去：“您是……浩然老
师吧？”
他笑了。
我接过他手中的行李——一只简单的旅行包和一个极轻的包装啤酒的纸箱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浩然吗？剪得极短的平头（仅仅能与光头相别）。半旧的灰色裤子和短袖的白衬衫，布料款式和做工都在中档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脚上的那双黑色塑料凉鞋，竟与我这个40几元月薪，家属在农村的县文化馆干部脚上的一模一样！住进招待所以
后，我跟他说：“梁老师，整个这座楼上，恐怕只有咱们两个穿这70年代的凉鞋喽。”他哈哈一笑：“儿子不屑穿，扔了，我捡来的。”然后认真地说：“别看模样儿一般，可结实呐。”
啊，结实。
草草地吃过早饭，我们便请他休息。51岁的人了，又患了高血压，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够累的。
他执意不肯。“先让我看看，看看昌乐的变化。整整23年了！不让我看，我无论如何休息不好。”他很动情地说：“说实在话，我本来没有打算来昌乐。这次去烟台开会，火车穿过昌乐站，我一看见站牌上‘昌乐’两个字，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去昌乐！一定要去昌乐！会刚开完，会议安排旅游参观，我怎么能有心玩下去呢？我就这么跑回来了……”
一片赤子之心，令我们不好再坚持。叫来一辆北京吉普车，他不肯坐，说骑自行车看得更仔细。我拗他不过，只得借来两辆自行车，陪他慢慢地转。我们看了他借阅过图书，开过业余作者座谈会的文化馆，寻觅他曾经在里面吃过饭的县委大院的那间茅草房，以及草房旁边那棵老槐树和大银杏树。
他一路感叹，变了，变了，昌乐城变这么大了！也不时流露出些许遗憾和惆怅：茅草屋不见了，大银树也不见了。新建的办公大楼虽然气派，却没有茅草屋的亲切。怀旧之心，人皆有之。
重返昌乐的第二天，根据县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安排浩然到全县各公社、厂矿转一转，走马观花，看看昌乐的变化。他欣然同意，但提出一个要求：“我得先到东村报个到，跟乡亲们打个招呼。”
这一“报到”，乱子就惹大了。小车在队部一停，闻讯而来的乡亲一会就挤满了院子。年轻的支书田志文一边喊着“梁叔叔”，一边张罗烧水沏茶。浩然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光屁股娃娃。老队长田敬芳，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搭档，抓着浩然的手，怎么也不肯放松，嘴唇哆嗦着，却不知说些什么，眼泪一个劲地淌。多少眼睛巴望着，多少双手伸过来，浩然走不了啦！最后，陪同的县委副书记亲自出面说话，答应明天一定把浩然送回来，车子才好不容易离开前东村。
参观回来，浩然一头扎进了前东村。县委负责同志一再劝他住在招待所，白天到
村里看看。浩然说：“让乡亲们到招待所来看我，我心里不安。住在村里，离乡亲们更近，跟他们说话也方便。木板床比沙发床硬一些，或许睡得更踏实。”他住进了大队办公室。于是这里骤然热闹起来。老老少少，出出进进，说笑谈天，直至深夜。支部书记田志文只好板起面孔哄赶，总算保证了浩然每天6个小时的睡眠。
白天，他就满村里转，挨门挨户地拜访老房东、老乡亲，在哪家赶上饭碗，就在哪家吃。
在吴国瑞家，主妇田敬兰揭开锅盖，捧出了金黄灿烂香味扑鼻的煮玉米，又张罗着到菜园里摘黄瓜。浩然津津有味地啃着玉米棒，一边打量着那口低矮的草房，关切地问：“还是这一口屋吗？”
“刚刚盖了新的，正拾掇着呢！”田敬兰欣喜地说。“快领我去看看！”浩然竟有些迫不及待啦。“吴国瑞呢？他哪里去了？”
“吴国瑞呢？”进村以来，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过浩然这样急切地询问。吴国瑞也是当年的老队长，浩然的老搭档。前东村大部分姓田。吴国瑞是倒插门女婿，这位外姓人如今不当干部了，还能吃得开吗？浩然总惦记着。
在浩然的催促下，田敬兰领我们来到村前一幢刚刚落成的新房子里，见到了那位黑黑瘦瘦但眼睛分外有神的吴国瑞。老吴正跟他的大儿子粉刷洞房，准备娶媳妇呢。浩然里里外外地看过了新房，拍拍那个即将做新郎的腼腆的小伙子的肩膀，舒心地笑了。
“哎！大嫂子，你还是这么漂亮！”在老队长田敬芳家，浩然一见面就握着大嫂子的手放肆地大笑着说。
“好你个老梁，刚见面就没句正经话啦！”这位依然透着当年的俊俏和风韵的老大嫂，假嗔地埋怨着，一面却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可见他们当年的关系是何等的融洽。浩然告诉我，这是一个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田敬芳在外面主持村里的事，一个家全由她撑着。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吕瑞芳的形象基本是以这位大嫂为模特儿塑造的。
浩然告别昌乐的时候是在深夜。他精心地选择了这趟车次。他怕惊扰老乡们，他怕他们，也怕自己难以承受离情的折磨。他企图悄悄地离开昌乐，然后写一封信，向乡亲们表示不辞而别的歉意。然而，火车到站前一个小时，小小的站前广场就站满了前东村的乡亲：老干部、新干部、老队长的儿子、老房东的孙女……他们带来了大大小小的篮篮、包包，绿豆、小米、花生、鸡蛋……
“我家里有，我吃不了那么多！”浩然一一谢绝。他们不信。
“我是党员，国家干部，这样做是不允许的……”浩然耐心地解释。他们理直气壮：“你是前东村人！”“火车上不许带这么多东西，超重要罚款的……”
最后，浩然只好每一个包包里抓一把绿豆，捧一捧花生，算是收下乡亲们一片滚烫的心。
检票铃声响了，乡亲们簇拥着浩然走向检票口。这时候，一辆小推车匆匆在站前停下，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由他的儿子扶下车子，焦急地呼喊起“老梁！”
浩然挤出检票的队伍，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惊呼道：“嫂子！你怎么来了？”“我怎么能不来呢？”老太太有些动气：“老梁，你走，怎么不吭一声？”
浩然能说什么呢？
老太太不由分说，把一个塑料袋塞给浩然：“拿着，路上吃！”
我看见，那是满满一袋煮熟了的鸡蛋，剥光了皮，似乎还用酱油浸过。“嫂子，我有……”
“俺知道你有。你吃山珍海味，那是你挣的。这是嫂子的一份心意。你救了嫂子的命，难道……”太太用袖口揩起了眼泪。
这是老队长李福德的妻子。关于浩然与李福德一家的故事，后面我还要讲述。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一位著名作家与一群普通庄稼人告别的场面。若非亲眼所见，连我也不肯相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我的这段叙述毫无炒作的成份，不含任何“添加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浩然与东村、与东村的乡亲们的感情，是深厚而真挚的，也绝无水分和杂质。
东村
1960年，浩然以俄文《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从中苏友协机关下放到山东省昌乐县劳动锻炼。出于方便交通和生活安排等方面的考虑，县里将浩然派驻到离县城较近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后分为前东村、后东村）。同时安排到东村的还有著名翻译家、画家高莽（即乌兰汗）等两位男同志、三位女同志。从尚未脱棉衣的早春时节进村，一直到穿上棉衣的时候离开，浩然在东村生活了八个月。
这是极不平常的八个月。
当时东村大队只有两名中共党员，一名尚在接受处分期间，另一位女党员刚生了孩子，不便出来工作。浩然一来，刚好三位党员，可以组建党支部，浩然就成了东村党的历史上第一任支部书记。这个有职有权有责任在身的支部书记的担子相当沉重，对一个年仅28岁、一直做着记者和作家的下放干部来说简直不堪重负。但浩然还是咬咬牙担起来了。
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刻骨铭心：1960，是和饥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1960年是饥饿和灾荒的代名词。他进驻东村，挑起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的时候，又正值初春，真正是青黄不接！全队近400口人一个食堂吃饭，社员每天定量6两粮食，
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每天两顿粥。肉、蛋、菜不必说，有时连腌咸菜也吃不上，筷子蘸酱油佐餐便是常事。许多人开始水肿，头肿得象瓦罐，两眼眯缝着看不清东西，脚像榔头一般穿不进鞋。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更是难以熬过这一关。
浩然心急如焚：人命关天啊！他一面组织队里干部清仓查库，摸清家底，凡是集体库存的能够吃的东西，都一一整理储存，列入400口人吃饭的盘子；一面发动社员采树叶，挖野菜，到河里捞一种当地叫做“苲菜”的水草，聊以充饥。派人到山上刨茅草根，让食堂煮水代药，医治水肿病人。对老弱病残和水肿严重的病人，他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嘘寒问暖，千方百计给些照顾。全村400多口人终于度过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饥荒。
浩然是下放干部组长，他要带领组员们与社员一块儿下地劳动。他又是党支部书记，要同队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队里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等大大小小的事。操劳忙碌加上每天9两地瓜干和筷子蘸酱油的伙食，使这个原本矮墩墩、壮实、眉清目秀的漂亮小伙，很快变成了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儿。随后又由瘦变“胖”——他也理所当然地患上了水肿病。县委书记王永成得知浩然的身体状况，十分焦急：浩然是青年作家，难得的人才，国家的财富，必须保证他在昌乐不出问题。可是，又不能在东村单独照顾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呢？反复考虑和研究的结果是，星期六的下午，通知浩然到县委来开会，会后留他吃饭。他被安排在一间小屋里，没有任何人作陪。一大盘馒头，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饭。比起东村食堂的地瓜面粥和掺着树叶、野菜的地瓜面团子，这简直是过大年，是天堂盛宴！他一气就吃下了11个白面馒头。20多年后浩然对笔者谈及此事，还记忆犹新：“我一连吃了11个馒头，11个呀！我还想再吃，可是不敢了，怕撑出毛病……”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又被召到县委开会，又是一大盘馒头，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饭。他再次饱餐一顿。到了第三个星期六，召浩然去县委开会的通知就不灵了。他已经搞明白了，是县委为了治好他的水肿病，特地从县委食堂挤出粮食，为他开了小灶。他不能再去享用这份特殊待遇。400多口人都在吃糠咽菜，那么多的社员都患了水肿病，作为带头人的支部书记一人去吃白面馒头，他咽不下去。县委书记王永成得知此事，万感交集，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就凭浩然同志这一点，将来他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大作家！”
秋天终于在庄稼人眼巴巴的期盼中姗姗到来。玉米棒子快熟了，地瓜墩也悄悄鼓起来。饿极了的社员开始在秋庄稼上打起主意。有人掰几个玉米棒子，藏在猪草里。女人们则钻进玉米地，在腰间束了一圈玉米棒子，象挂子弹似的。也有人夜间行动，到坡里扒地瓜。这是求生的本能所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在说不上是“偷窃”。但他们毕竟侵占了集体的财产，让那些老实巴交的守法者相对吃了亏，这不公平。队干部们商量，下放干部觉悟高，不会去“偷”；又都是外地人，没有三亲六故，处事公平，是护秋看坡的理想人选。于是，下放干部和队里的干部搭配着编成几个组，轮
流值班，担负起看坡的任务。浩然看坡是最有意思的。一出村子，他就放开喉咙唱歌。歌声在夜幕笼罩下的田野中飘来飘去，打破了夜的寂静。要不就像京剧演员吊嗓子那样嗷嚎嗷嚎地喊一气。社员们都熟悉了浩然的声音，一听到歌声和喊声，就知道浩然来了。同组的一位队干部告诫浩然，看坡是不能弄出声音来的，你这样一唱一喊，不把偷坡的人给吓跑了吗？浩然无奈地一笑，没有说什么。这位耿直敦厚的队干部后来才搞明白浩然的良苦用心：作为支部书记，他对偷坡者不能不管，不管便是失职；作为从饥饿和贫困中挣扎过来的破产农民的后代，他又从心底同情这些饿极了的庄稼人，他不想抓住他们，让他们难堪。他只有用这种“敲山镇虎”的办法，让他们走开。
一位正在读书的孩子，到坡里扒了几块地瓜，被抓住了。孩子非常害怕。按照规定，他要被带到大队办公室审问，还要罚工分。万一让学校老师知道了，那就更糟了。他如实相告，说家里没吃的，娘又病了，他在学校上学饿得发晕……浩然把他放走了。他对同组的护秋干部说，一个孩子，还在读书，风声闹大了，会影响他的前途。从此，这位中学生心里感激浩然，却不好意思再见浩然，总躲着他。当20多年后浩然重返东村，已经当了国家干部的当年的中学生特地去看望浩然。他说，当年你离开东村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加入送行的行列，怕看见你，又想看见你，就趴在我家的墙头上，一直目送你走出村头……说得两个人都眼泪汪汪的。
麦收以后，库容一亿五千万方的高崖水库进入大坝合龙的关键阶段。全县3万民工上阵，队里的主要劳力都上水库工地。浩然也被县里调去写“水库史”。他一边在工地上做调查，一边参加抬土筑坝的劳动，晚上则在灯下写稿子。中秋节到了，县里请他到水库指挥部过节。他去了不久又摸黑冒着雨回到东村民工的住处。他挂念着东村的民工，无心与指挥部的同志们凑热闹，便把县里分给他的一斤白干酒，一斤月饼和两盒香烟带回来，与东村的民工们一块过节。大伙儿用茶缸子端着浩然亲自斟上的白干酒，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着喝。每个人的嘴上，都叼着一支浩然分给他们的香烟。要知道，那时候香烟是计划供应的，有钱都买不到。所以不管会抽不会抽的，都吸上几口过个瘾。他们至今记得，那香烟是“金奖”牌的。全工地3万民工，没有谁能享受到这份待遇！他们自豪极了，高兴极了。浩然与乡亲们共同分享着这份欢乐，过了一个难忘的仲秋节。那一斤月饼，浩然也没舍得吃，他一直留着，打算回东村时送给一家四条光棍汉的房东家的孩子。遗憾的是，当他完成任务，启程返回东村的时候，一直珍藏在床底下的那一斤月饼，已经长了毛。
秋末冬初，下放干部组要撤离，要回北京了。东村的乡亲们，特别是队干部们，心里酸溜溜的。并肩战斗了八个月，大难总算过去了，他们却要走了。大家明明清楚，他们是要回北京享福去了，心里却总是难割难舍。队干部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送他们每人一斤烟叶，两个萝卜。队长田敬芳妻子用玉米面和地瓜面搀和着，给每个人烙了两个饼子，带在路上吃。两口子还觉得不过意，搜肠刮肚地想主意，终于想起家中还
有唯一一样能吃的东西——他们把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上结的石榴全都摘了下来，包了包，塞进下放干部的行李中。
当乡亲们送走了下放干部，还沉浸在依依惜别之情中的时候，浩然和高莽一人提一个包袱，满头大汗跑回来了。浩然对田敬芳说，上边有纪律，不许带这些东西。谢谢乡亲们的心意！原来他们在火车站清理行李时，发现了乡亲们送的礼物，于是两人趁火车不到点，一溜小跑把礼物送了回来。田敬芳的妻子忍不住流下眼泪，“老梁，你们在俺村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大的累，俺想想心里就难受。你们一走，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见上……你就给嫂子一个脸，把面饼子带上，路上吃……”乡亲们一个个含着眼泪，争着往浩然和高莽的衣兜里塞那几个巴掌大的面饼子……
三块五毛钱
李福德是东村大队的一位副队长，浩然的助手和搭档。浩然与李福德之间，也有一串值得一写的故事。
离开东村的时候，浩然到李福德家道别。炕前是四个比炕沿矮的孩子，个个衣衫褴褛。炕上躺着李福德的妻子赵墨兰，面色憔悴，少气无力。刚刚40几岁的女人被胃
口疼的老毛病折腾得像是60多岁了。她噙着眼泪对浩然说，看我这样子，以后怕是再见不到你了。回到北京以后常来信……浩然看看李福德，说得想法子给嫂子治病啊！李福德说，病是得治，一家人吃饭穿衣，全指靠她呢。可……他无奈地深深叹一口气。浩然什么都明白了。眼下这个家，像一辆超载而又推力不足的破车子，正处在崖头上，有人伸手帮着推一把，就上去了；松一口气，就滚落下来。他掏出买了返京的车票后仅余的3块5毛钱，塞给李福德。就是这一臂之力，让李家这辆超载的破车子爬上了崖头。乡亲们说，饥时给一口，胜过饱时给一斗，李福德一家子多亏了浩然拉这一把。病愈后的赵墨兰逢人便讲，老梁好人哪！老梁救了我一命。
浩然离开了东村。乡亲们一直惦记着他，他也一直惦记着乡亲们。1974年2月24日，浩然收到老队长田敬芳的一封信。其时他正借居密云县一间清静的房子，写《金光大道》第四部，连春节都没顾上回家。他看到田敬芳的信，兴奋不已，当即提笔回信：
我刚刚喝醉了酒回到住所，见到从北京转来的你的信，17年前的往事，带着强烈的色彩，展现在我的眼前。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想立刻知道：你家那位贤惠的大嫂，怎么样了？李福德同志怎么样？吴同志（当时的副队长、倒插门的女婿）怎么样了？钢蛋妈妈（笔者注：指浩然的第一家房东）怎么样了？我那个老房东（笔者注：指浩然的第二家房东）可能不在世了。他的光棍儿子已经老了，两个孙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吧？
请代问东村父老兄弟姐妹们好。问候你全家好。村东头有一位身强力壮的赶车人，很有趣，也问他好。
酒后吐真言。这就是浩然对东村的乡亲们一片思念之情的毫无掩饰、不事夸张的流露。
这里，他特别提到了李福德。或许，他还惦记着李福德那被心口疼折磨着的女人和那4个衣衫褴褛的孩子。
1983年初秋，浩然重访东村时，未能见到李福德。因为此时的东村大队已划分为前东村和后东村两个行政村。原东村大队的政治中心以及队干部中的骨干大都住在前东村，所以浩然一来就住进了前东村。而李福德的新居在后东村。派人去找，也没有找到，据说到什么地方打工去了。当李福德的老伴赵墨兰得知浩然来了的消息时，浩然已决定启程回北京了。于是出现了前章所述赵墨兰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匆匆赶往车站送浩然的动人一幕。
浩然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让老伴杨朴桥来昌乐，认一认东村这个“婆家门”。他的这个愿望，在1995年10月至11月间得以实现。他搀扶着拄着拐棍的老伴，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他高兴地告诉笔者，这么多年，老杨的情绪从来没有这么好！可见老伴对东村这个“婆家门”不仅认可，而且相当满意。
他还希望第二代人（儿女们）、第三代人（孙子、外孙们）也来昌乐，认识一下东村，认识一下东村的乡亲们，一方面自己永生不能忘，另外也要告诉儿子、孙子们，让他们记住，一个艺术家的路子该怎么走，人该怎么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应该同农民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跟他们保持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关怀……
1990年9月底，他带来了第二代人的代表，女儿梁春水。他先领着春水，认了每位大娘、大爷、大叔、大婶的门儿，然后让春水自己去做深入的采访。这一次，他见到了李福德。李福德夫妇在一所中学看大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房，既是传达室，也是夫妇俩加一个他们收养的四、五岁的小女孩的住处。一张大床，箱笼炉灶，锅碗瓢盆，把个小屋子挤得满满当当。秋热尚有些余威。水泥板盖顶的平房，无遮无掩，一天的暴晒，加上一家人做饭吃饭，晚饭后屋子里就变得又闷又热。闷热中，混杂了烟火味饭菜味和汗酸味。浩然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种氛围中带了女儿春水走进了这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房。
李福德老两口又惊又喜又慌乱。李福德紧紧握住浩然的手。赵墨兰拉着春水，又是端详又是夸奖又是问候，说不尽的热情话。李福德一边跟浩然说话，一边吩咐老伴泡茶。赵墨兰刚涮好茶杯，发现客人还在站着，又忙着给客人找座位。这小屋容不下两把椅子，她就拿来两个马扎，一边叨念着屋子太小，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一边请客人落座。李福德则发现了客人脸上的汗水，大声问着芭蕉扇放哪儿了？浩然一边说
着别忙别忙，早已脱光了上衣，脱去鞋子，光着膀子上了靠窗的那张木床，将小姑娘揽在怀里爱抚着，说我坐这儿就挺好，又宽敞又凉快，你们还瞎忙乎什么？快坐下咱们拉拉呱儿！看着浩然光着膀子上了床，李福德老两口立刻想到30年前在他家炕头上商量队里事情的下放干部老梁。他们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平静了许多。赵墨兰将身上散发着汗酸气和奶腥味的小姑娘从浩然怀里接过去。浩然就随意倚到堆放在床头的油腻腻黑乎乎的被垛上，与老两口拉开了家常。坐在马扎上的春水，则只有听的份儿。那些忆旧的话题，她大多听不懂，更插不上言。5口人（加上笔者应该是6口）挤在10平方米的小平顶房里，不知不觉拉了3个小时。直到李福德按职业习惯准时去关学校大门，浩然才发觉时间不早了，起身下床，与两位老乡亲惜别。他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赵墨兰。
1993年6月，浩然突患脑血栓住进医院。得到消息，我们立刻动身前去探望。他住在通县一家部队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危险期已经过去，语言功能尚未完全恢复。为了显示治疗的效果，好让我们放心，他坐在病床上，有些吃力地与我们交谈。他一一询问东村的老房东、老搭挡、老乡亲的近况。当问及李福德时，我未加考虑地如实相告，说他的老伴刚刚去世。
“什么？！”浩然震惊，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急切地问：“得的什么病？”“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他眼圈一红，两包热泪夺眶而出，沿着鼻翼，伴着无声的抽泣，滴落到洁白的床单上。我后悔极了。我没想到，对东村的乡亲，他竟怀有如此深情！在他最需要安静和
平静的时候，是不该将这噩耗告诉他，让他伤心悲痛的。一屋子的人都找不出任何安慰他的语言。病房因为他的低泣而显得格外寂静。
《艳阳天》
《艳阳天》是浩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成名作。先后印行6个
版本，发行5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在日本翻译出版时，一版
就印了10万册。作者收到谈《艳阳天》读后感或提到《艳阳天》的读者来信多达万件。
《艳阳天》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和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几乎家喻户晓。一时间好评鹊起，赞者如云，洛阳纸贵。1999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行榜”，《艳阳天》名列第43位。
《艳阳天》的诞生，奠定了浩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以及在世界文坛的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一生的文学道路和人生命运。这样的高回报，是与作者的高付出分不开的。浩然说：“《艳阳天》是我第一部长篇著作，是在我花了七、八年时间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之后，动手写作的。全书稿仅从重写计算，就反复大改六遍。不仅动用了当
时我的全部生活库存，也把我的所有的创作经验，写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都驱使起来。”1992年12月，浩然专程来潍坊主持由他主编的《潍坊泥土文学丛书》首发式。在
其后一次集会上，他说：“离开昌乐整整两年之际，我动笔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小说里的那场麦收情景，都是我在东村亲身经历的，书中有许多给读者留下印象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不要国家救济，偷着吃野菜的饲养员马老四，写的都是东村人，都有东村的原型。”“没有昌乐人用他们的爱心、聪明、正直、勤劳对我的支持帮助和培育，我写不出《艳阳天》。没有《艳阳天》，我还是平庸的我。尽管今天我还是个普通作家，但《艳阳天》毕竟让我辉煌一时。所以我对昌乐感恩，不忘昌乐，把昌乐当成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
他在对笔者谈及《艳阳天》的创作过程时，曾透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似可用来作为他以上表述的诠释。
在他离开昌乐两年之后，也就是1962年，他请了创作假，把自己关在西山，开始了《艳阳天》的创作。写作环境是无可挑剔的，一切都那么幽静，没有任何干扰。但环境越是幽静，他心里却越是躁动不安。稿纸铺在桌子上，整整一个星期，一个字也没有写下。他烦恼透了，沮丧极了，他甚至开始动摇：还能写下去吗？他走出西山，向朋友倾诉苦恼。一位文友给他指点迷津：你先不要考虑如何开头，如何结尾，还有总体布局什么的，先写你感受最深，触动最大的人物或故事……他回到西山，关门面壁，试用朋友给他开的方子。很快，第一个令他感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东村大队的保管员田敬元，即《艳阳天》中马老四的原型。由田敬元想到了东村，想到了东村那场惊心动魄的麦收，虎口夺粮的拼搏……一连串的人物和故事竟相登场亮相，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兴奋了，冲动了，文思泉涌，笔下生花，一部描述6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鸿篇巨制开始分娩了……
田敬元——马老四
饲养员马老四是《艳阳天》中最为典型、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不但读者和评家一致看好，作者对这个形象也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情。他回忆说，“那几年，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包括日本读者的来信，都肯定‘马老四’的形象和‘吃野菜’的章节，都说受到感动。”“我深深地敬爱‘马老四’的原型，所以塑造了这个形象。每逢回忆起老保管田敬元，我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起，写到‘马老四’为了不给集体抹黑而偷偷地吃野菜的情节，我抑制不住热泪流淌，打湿了稿纸。”“以后修改，看校样，每接触到这一章节，我的心就为之一热。”
那么，让浩然如此感动的“马老四”的原型田敬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东村大队的保管员田敬元，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物。他读过几年书，看上去总
有几分读书人的斯文。他还接触过散见于民间的几本卦书。乡邻丢了鸡少了鸭的，都去找他掐算，看什么时辰在什么方位能够找到。他有求必应，至于准确程度，那就很难说了。大伙相信他的卦术，更相信他的人品。他默默地履行着保管员的职责，把队里的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他有一条规矩，任何人都不许进他管的仓库，生怕别人把他放置的农具物资动错了位置。割麦子的时候，大队党支部书记浩然的镰把断了，去找他换一把镰刀，同样被拒之门外。他不许浩然进仓库一步，只说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给你挑选一把。浩然感到丢份儿，有些窝火。他是全大队的一把手哇！一把手也不行。这位看上去挺斯文的保管员，就有这么一股犟劲儿。
秋收时节，浩然和田敬元以及另外两位队干部分在一个看场小组。队里规定，看场的人晚上可享受每人二两地瓜面的待遇，熬一顿粥喝。田敬元负责熬粥。每当熬好粥，他就站起身，拍拍身上的柴草屑说，我家里做了好吃的，或者说我晚饭吃得挺饱，喝不下去，我那份粥你们喝了吧。然后就离开场院回家去。在那种三根肠子挽着两根半的日月里，一碗地瓜面粥就是一份力气，一份精神，与生死存亡紧相关联。人们顾不得许多，欣然领受田敬元的好意，将那份粥分而食之，平添了几分满足。有一天，田敬元熬好粥，照例说他家里有好吃的，拍拍身上的柴草屑回家去，人们也照例欣然分享了他那份馈赠。公社突然送来通知，让队干部进城开会。浩然去通知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他走进那座有着三间老屋的农家小院，见田敬元正捧着饭碗喝什么。近前一看，碗里是清水熬野菜，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感猛烈地撞击着浩然的心，使他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你！你……你怎么能骗大伙儿呢？浩然越说越激动，几乎吼了起来：你为什么要骗大伙儿呢？你让我们心里怎么过得去呢？斯斯文文的保管员捧着野菜汤，极为平静地说：“这有什么？你们除了干活儿，还得操心，用脑筋想事情，应该多吃点儿，不然要损坏身子……城市人念大书的，来到这儿陪俺们受苦，又没个家，怪可怜的……”几句平常话，却让浩然当即流下眼泪。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浩然都会深情地说：“当时一口饭都是与性命攸关的事。多了这几口饭就能活命，少了这几口饭就会没命；当时一家的亲人，为了争一口饭而翻脸分家，视若仇敌；田敬元竟是这般暗暗地将活命的口粮给我们这些跟他无亲无故的人，这是何等的心肠，何等的品德呀！”
就这样，生活中的田敬元，赐给了《艳阳天》一个闪光的形象“马老四”，使《艳阳天》因此而增色添彩。不仅如此，田敬元还教给了浩然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怎样去看待农民。浩然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一个知恩必报的人，他念念不忘田敬元。
1987年初秋，浩然来到昌乐，特意去探望年近八旬的老保管田敬元。身条单薄的老汉，拄起了拐杖。与浩然谈及当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那双依然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浩然说：“那年你走的时候，我送你到村东头的槐树林里。你挥着手说，回去吧，回去吧……你怕送远了，怕我掉泪……真没想到，20多年了，这辈子还能见到你……”
老人哽咽了，流泪了。浩然也流泪了，屋子里所有的人，包括扛着摄像机的电视记者，都忍不住流泪了。临别，田敬元老两口拉住浩然的手，一再叮嘱，“明年一定带你媳妇来咱村看看！”
1990年中秋节前，浩然携女儿春水来到东村。他和女儿代表老伴和子孙们去拜望田敬元，可惜他们来晚了一步，田敬元已在这年春天与世长辞了。但是，浩然与田敬元的情感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他仍惦记着那有着三间老屋的农家小院，那位与田敬元相濡以沫的老太太。凡来昌乐，他必登门探望已是风烛残年的田敬元老伴。隔一、两年不来昌乐，他便牵肠挂肚，给我打电话询问东村乡亲的境况。我时常窘迫。他便说，去替我看看田敬元老伴吧！我拜托你们了。亲情和友情，就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三条光棍”
《艳阳天》的开篇，便将主人公萧长春日子的窘困托给读者：“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他的父亲萧老大逢人便诉苦：“一家人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没个娘门，日子怎么过呀！……”
据作者称，《艳阳天》构思时安排萧长春的家庭成员，以及发明“一家人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这句歇后语，也完全得益于他在东村的生活经验。当年他在东村的第二家房东，家中不是有三条光棍，而是老少三代整整四条。田守业的爹田明金中年丧妻，打了半辈子“二茬子”光棍，好不容易给儿子田守业成家，不幸儿子又遭中年丧妻之祸，膝下两个儿子敬华和敬富，一个十几岁，一个七八岁。一家四口就这样苦熬岁月。这是全村最贫困的一家，也是最老实巴交的一家。
“三秋”临近，“偷坡”之风愈演愈烈。浩然带领干部轮流看坡守场，防不胜防。而他的这一家房东最具备“偷”的有利条件，却最本分守法，集体的粮食一粒也不拿。他家住在村边，离坡近，可以到坡上去“偷”；他家的东屋外边是队里的场院，而且有朝东开着的屋门，更可以到场上去“偷”。看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偷”的队伍，以抵御难耐的饥饿，而田守业一家一直无动于衷，浩然的同情心和心理上的不平衡使他萌发出一个念头：希望田守业和他的老爹去“偷”一点，救救他们自己和孩子。于是，有几个夜晚，他故意支开与自己同住田守业家的下放干部夏均，故意打开通往场院的大门，然后自己也到街里串门子，留给房东一个“下手”的机会。有时候，轮到浩然看场，他故意对房东父子说，我要去开会，你们替我看看场。然而这一切完全是枉费心机，父子俩始终未拿集体一点点庄稼和粮食。追忆这段往事时，浩然说：“就在无数次给方便和暗示都不见他们有所行动的时候，我坐在我住的那间东屋发呆。看看东边场院里成堆的豆子、成堆的棒槌子，再看看西边的北屋浮肿的老人和
干瘦如柴的孩子，真恨不能把他们父子俩叫到跟前，指派他们到坡上去偷，到场院盗！然而我实在没有勇气，不敢那么做。我是党支部书记呀！”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更看到了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干部和青年作家对农民的同情心。
饥饿是无情的，忍耐是有限的，田守业父子终于熬不住了。田明金老汉像是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在浩然面前极难为情地小声问：“老梁，你们下放的干部同志，有买布票的吗？”
浩然不禁一愣。他对这个话题毫无思想准备。老汉更加窘迫，嗫嚅着说：“我有个亲戚，想卖几丈布票，换几个钱急用……”
浩然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他爽快地说：“有人买。多少钱一尺呢？”
老汉如释重负，面带微笑，从破烂夹袄里边的兜儿里掏出一卷崭新的布票，塞给浩然。浩然接过布票，粗略一数，约有3丈多。他转身回到自己住的东屋，找出
仅有的5元钱，加上六、七斤粮票，交给明金老汉。傍晚时分，北屋里就飘出粮食的味道，还传来孩子们比平时底气足了许多的喊叫爷爷的声音。一切都在浩然的意料之中。
23年后的1983年，浩然回到东村，去探望这家曾是四条光棍的房东。情况已经大变。田明金老汉早已去世。两个当年光屁股的孩子田敬华和田敬富，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后代。他们告诉浩然，他们的祖父，直到临死还在叨念“支书老梁是你们的救命恩人。”他们还说，老人逝世后，在彻底清扫他那间老屋的时候，从那个古老的梳头匣子底下，发现了一封早已发黄的信和一卷过期的布票。浩然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和深深的遗憾——当下放干部组告别东村的时候，人们都在依依话别，流泪，照相留念。浩然趁机悄悄溜回空无一人的田守业家，把写好的一封短信和那三丈布票装在信封里，压在自己选定的认为最保险的地方——柜子上的梳头匣子底下。然后匆匆赶回惜别的人群里，随即匆匆离开了东村。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曾附在田守业的耳边说，我放在你爹梳头匣子底下一件东西，等我走了你再拿出来看看。不料想，这位憨直忠厚的房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跟下放干部合影照相中去了，把浩然有点神秘的悄悄话完全抛在脑后，铸成了浩然永远的遗憾。
更令浩然遗憾和揪心的是，田守业的大儿子田敬华，遭了与他父亲同样的厄运：中年丧妻。女人愚蠢地喝下农药死去，又扔下三条光棍——刚刚40多岁的男人和一对未成人的儿女。浩然在老房东家住了一夜，跟敬华和敬富兄弟俩拉了一夜呱儿。临走，敬富去送他。他问敬富：“你哥还能续上媳妇吗？”
敬富轻轻地摇摇头，叹一口气说：“难啊……”
浩然眼里汪着泪水，对当了村党支部委员和保管员的敬富说：“我替你爹和你爷爷求求你，往后你跟你媳妇多多关照你哥和孩子……”
敬富用力地点点头：“叔，你放心。”
他相信敬富象他爹一样的真诚和厚道，但敬华的遭际还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我们去北京，去三河探望他，他每次都要问：“田敬华怎么样？续媳妇了没有？两个孩子还好吧？”
麦场上
田明先的形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水浒传》中打虎英雄武松的胞兄武大。他个子矮，有一双既短又弯的罗圈腿。小头小脸小鼻子小眼，整个看去是没棱没角的一条条。他是下放干部高莽的房东。浩然常去找高莽，田明先就成了他最早认识的东村人之一。但是他少言寡语，见了浩然总是躲躲闪闪，从未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显得既生分，又委琐。浩然对这个解放前遭土匪绑票，闷在柜子里差一点送命，因而造成身体和心理畸形的老汉的独特经历并不了解，只感到这人有些蹊跷，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麦收到了，麦场上堆起一座座麦子山。青黄不接的日月终于就要熬过去，干部和社员脸上有都有了笑容。孰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雨过后，老天爷丢起了脸子，变成了久不开晴的连阴天。村支书浩然带着干部，一个一个地察看麦垛，没有发现坍倒的，也没有漏水的，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趁别人回家睡懒觉的空儿，浩然留在场院屋里，坐着蒲团，以看场人睡觉的床当桌子，起草构思好的小说稿子。这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浩然难得的休息，是作家浩然最大的享受。
不知什么时候，田明先来了。浩然抬头看他一眼，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事，转身离去了。浩然刚刚写了几行字，田明先又来了。浩然再问，他仍然说没有事。浩然就些烦他了。当田明先第三次到来的时候，浩然几乎不屑于理他了。不过这次不是他一个人，还请来了他的堂兄弟，浩然的房东田明金。浩然感到这位古怪的田明先老汉肯定有事要找他了。在浩然的一再鼓励下，田明先终于说明来意：他是来给支书提意见的。他说那麦垛有问题，得仔细检查。他说：“我爷在世那会儿，就漏过垛，毁了一场麦子，可惨了……”
浩然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如今是社会主义！”
不想这位平日里一副委琐模样的老汉竟发了火，瞪起眼睛吼道：“啥主义水火也无情！你支书想带着俺当饿死鬼吗？啊？”
浩然被田明先这意想不到的强硬态度和质问搞得瞠目结舌。田明金老汉就打起了圆场，劝说浩然按明先说的再查一遍。
浩然没好气地按照两位老汉的指点，敷衍地把手伸进麦垛，感觉干燥而正常。顺手抽出一把金黄如初的麦穗，举给两位老汉看，那潜台词是：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
不料明先老汉仍不认输，坚持说：“你没摸摸最里面的麦子漏水没有。漏雨常常漏垛顶。”
浩然赌气地把胳膊往麦垛的深处用力一插，忽然觉得发热，甚至发烫。急速地抽出一把瞧瞧，不仅湿漉漉的，而且变了颜色。
明先老汉惊呼起来：“都快烂了！你还稳稳当当地坐在这里写写写。这都是血汗哪！”
如同一个闷雷，震得浩然脑袋嗡嗡响。再看看手里的麦穗，意识里跳出的第一问题就是：身为党支部书记，如果把麦子烂在场院里，怎么向上级交待？四百口子社员怎么活下去？这不是犯罪吗？
明先老汉又向一时不知所措的党支部书记大吼一声：“快找人拆垛透透风，还愣着干啥？”
浩然拔腿向村子里跑去。一场突击抢晒麦子的战斗随即打响。一向麻木呆滞的明先老汉一声断喝，使十几万斤小麦免于霉烂，国家如数收到公粮，社员分到了渴望已久的救命粮。而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青年作家的浩然，更是受益匪浅。他说自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同时由于心灵受到了冲击与震撼，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的我那位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能结构起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田明先本人没有作为人物原型进入《艳阳天》，但当26年之后，浩然写以农村改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苍生》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联想到了当年的田明先老汉，联想到他那有些传奇色彩的身世，“又借了他一点光，得到他的一些帮助。”也即是说，田明先又闯进了《苍生》的人物画卷。
1994年6月，浩然在给一位昌乐朋友的信中再次谈到由田明先引发的那场抢晒麦子的深刻感受：“三十四前在昌乐城关东村我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麦收‘战斗’。连阴的大雨，社员和干部与阴雨争夺粮食的那场拼搏，锻炼了年轻的我，同时也成全了艺术上不成熟的我。没有那次麦收生活的实践，就没有两年后动笔的《艳阳天》，就没有我艺术生命质的飞跃成长。那次的实践，我之所得不只是一部代表作的诞生，还有比这更重要，使我受用终生的经验，例如生活跟创作的关系，搞创作的人跟生活主人的关系。不仅仅真正明白了道理，而且吃到内心深处，把深入生活、心连群众变为自觉和习惯的行动。”
箫永顺——箫长春
箫永顺不是昌乐人，原本不在本文计划涉及的人物之内。但由于他也是《艳阳天》
中人物的原型，且是浩然的挚友，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浩然，就不能不写一写箫永顺，于是我决定加写这一章。1989年5月，我与昌乐县文化局的两位同志去浩然定居的河北三河市看望浩然。那天下午，浩然带我们去顺义县，说是去参观地道战博物馆，顺便拜访一位老朋友。晚饭是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工厂吃的。主人极热情，也很实在。他们与浩然谈笔风生，毫无拘谨和客套，随便中透出亲热。看得出，他们是浩然的老朋友，也或许是浩然的学生。在整个京郊，甚至京东、冀北一带，浩然的学生太多了，可谓桃李满天下。关于这一点，下文我还要述及。
席间，有一位老汉引起我的注意。他看上去有六十多岁，既不像主人，也不像客人，神情平静悠然，很少说话。人们都叫他老萧。让他吃菜，他就夹菜，让他喝酒，他就端起杯。但他吃得不多，喝得也不多。主人劝急了，他就淡然一笑。几位主人也随着哈哈大笑，那笑声里除了友善，还有许多敬重和爱戴。但敬他香烟，他是不接的。他自己用随身带着的纸片和烟末卷烟。那卷烟动作熟练，很是老到。
晚饭后我们驱车到达焦庄户村。焦庄户地处顺义县最边远的山旮旯里，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威震敌胆，如今那里建起了地道战博物馆。当天晚上，我们被安排在地道战博物馆的客房和单身职工宿舍就寝，浩然则不知去向。第二天早上我们得知，浩然就在那个被称为老萧的朋友家住了一宿，与老萧老两口睡在一盘土炕上，三个人拉呱儿到天亮，几乎一夜未眠。我深为震撼。这是何等亲密无间的关系！就是亲兄弟，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零距离相处？随即，浩然给我们讲起了他与老箫的交情。
老箫名叫箫永顺。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却又有着不凡的经历。旧社会，他讨过饭，当过小工。后来参了军，打过仗，立过功。复员回乡后，先当村长，又当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再后来又成了全国民兵英雄，全国荣军积极分子，还是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大会的代表。浩然与箫永顺的交情，缘于1954年冬季的一次采访。那时浩然是《河
北日报》驻通县地区记者站的记者。浩然在焦庄户住了3天，跟箫永顺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商量土地入股，研究牲口作价，制定和修改各种条例。浩然为他们的农业社取名“东方红”，还亲自执笔草拟了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章。在这个冬季里，浩然往焦户庄跑了3趟，每趟都住在箫永顺家的土炕上。箫永顺夫妻只有两条薄棉被，浩然就与箫顺伙盖一条被，躺下之后再把脱下的衣服都搭在身上。两人在一个被窝里无所不聊，常常聊到鸡叫三遍。就这样，浩然与箫永顺逐渐成为最贴心的好朋友。他们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深厚，经受住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一直保持到箫永顺病逝，跨越两个世纪，长达近50年。
文革后期，浩然受到江青器重。他并没有得意忘形，只是想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老老实实地生活和写作，争取多出一些作品。但是萧永顺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一天夜间，两人躺在箫永顺家的土炕上天南地北聊天。等到炕头上的老婆孩子都睡熟以后，箫永顺从枕头上抬起脑袋，往浩然身边挪挪，小声说：“浩然，
我有几句话，得跟你说说——江青的位子坐不稳，准得垮台……”浩然不禁大吃一惊：“你怎么冒出这么个想法呢？”
箫永顺说：“你是啥人？你在江青身边那么红，谁敢跟你说？不要小命啦？……我劝你写你的小说，上边的事不摸头脑，还是少掺和为好，免得背她的黑锅……”
浩然将信将疑，但心头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箫永顺为他敲起了警钟，使他不由得仔细检点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下，箫永顺敢于跟浩然说这样掏心窝子的话，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足见箫永顺对浩然是何等关切，又何等信任！他们的交情，可以说是刎颈之交了。
一年后，“四人帮”倒台。
两年后，浩然遭株连，被取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受到几十家报刊点名批判。从天上摔到地下，浩然蒙冤受屈，心灰意懒。箫永顺特意从偏远的焦庄户赶到北京城看望浩然。他故意当着一些人的面大义凛然地开导浩然：“没啥了不起，谁不知道你浩然是什么样人？你要有野心想当官，早爬上去了。说你犯了错误，我不敢打保票证明没有。说你反党，那是睁着眼说瞎话，故意整人！别泄气，你是从乡村来的，再回乡村去，从头开步，干出个样子，让党看看谁是真金，谁是粪土！”箫永顺把浩然接到自己家里，拿最好吃的款待他。还把浩然喜欢的焦庄户和周围村子的农民朋友都召集来，一同开怀畅饮。他的老伴动情地对浩然说：“他们要是开除你了，你就到我们家来！如今我家孩子都大了，日子宽绰了，能养活你写书！”
浩然与箫永顺的莫逆之交，还成就了浩然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50年代，浩然与箫永顺对坐炕头上，一边看着箫永顺卷烟抽，一边听他讲述焦庄户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人新事，引发了一篇小说的灵感。这篇题为《喜鹊登枝》的短篇小说，成为浩然文学生涯的“入门之作”。浩然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也是以《喜鹊登枝》命名的。在这本集子里，有不少篇章就是以箫永顺为原型写的。这本小说集得到了老作家叶圣陶、评论家巴人两位老先生的称赞，使浩然从此迈进文学的殿堂。60年代，浩然写《艳阳天》。书中主人公箫长春，就是以箫永顺为模特儿加工概括的。70年代的《一担水》、80年代的《能人楚世杰》和《赵百万的人生片段》等作品，也或多或少有箫永顺的影子。
风风雨雨
我是浩然的崇拜者。我敬佩他的才华，勤奋，更敬佩他的人格。作为作家，浩然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他的人格堪称楷模。
浩然著作等身。上个世纪60年代的《艳阳天》，曾被翻成日文、朝鲜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英文出版；70年代的《金光大道》，名噪一时；80年代的《苍生》，曾获
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这些著作蜚声海内外，使浩然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他被载入全球最具权威的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另外他还出版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及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7部长篇小说。发表《西沙儿女》等12部中篇小说。出版《小河流水》等16部儿
童文学集，《北京街头》等8部散文集，《喜鹊登枝》等11部短篇小说集，及20多部选集、文集。当代中国文坛健在的作家，就发表、出版作品的数量而言，能超过浩然的大概不多。
浩然也是作品引起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特别是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中篇小说《西沙儿女》等，遭受批判的范围之大、影响之广、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其中尤以《金光大道》为甚。他的这些作品被指责为“极左”文学的典型，“概念化”、“歪曲现实”、“图解政策”、“政治的应声虫”、“‘三突出’的代表作”等等，帽子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这些批判和指责，浩然不能不反思，但是也绝不违心地屈从。他在《文艺报》1980年3月15日召开的一次农村题材座谈会上说：“我过去是一直紧跟政策的。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还没有去写那种浮夸的、胡说八道的东西，作品也有点生活气息。虽然我生活在农民中间，由于受着一种思想的束缚，我看见农民的欢乐多了，看他们的痛苦少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生活的，所以我没能像有的同志写出好的作品来。今后怎么办？要重新认识生活，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我是受了内伤的。我再不想去图解任何概念了，我要到生活中去，用我的信仰——只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用我的良心——忠实于养育我的农民，去了解农民，替农民说话。好的，我歌颂；坏的，就揭露。”
著名文学理论家刘锡诚在1999年7月5日为《浩然与昌乐》一书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浩然的这段讲话：“我听了浩然的发言，感到了他心灵深处的激荡，了解了由‘内伤’带来的痛楚。也对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责任感和同情感有认同感。我希望他甩掉包袱，再为农民兄弟写出优秀作品来。80年代，他终于又写出《苍生》，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值得祝贺。”此话十分中肯。
浩然在这个发言中谈及信仰问题，我想顺便说几句。研究和评价浩然的作品，不能忽视信仰这个因素。也就是说，浩然之所以写出《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的作品，与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而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源于他的信仰。对同一个事物，立场和观点不同，便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说一句玩笑话，在我看来，浩然是“铁杆儿的共产党”。他是孤儿，饱受旧社会之苦。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从儿童团长做起，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共产党救了他，使他有了出头之日，并成长为著名作家。他从骨子里感共产党的恩，信仰共产主义，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北京市作家协会
集中部分重点作家在通县学习讨论。恰在此时我们去看望浩然。浩然将我们安排在当时通县档次最高的通州宾馆，以便于他一边参加学习，一边关照我们。一天参加学习回来，他看上去心情沉重，沉思良久，深为感慨地说：“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真地在中国跨台了，我宁肯做它的殉葬品……”这是他与我讲的“私房话”，当是肺腑之言了。1990年10月，浩然造访昌乐，与业余作者座谈。他再一次重复了这句话。他说：“我们北京的作家开会，有的同志在哪儿发言，是检讨还是……我说不出来……给我一个印象，好像共产党得垮，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了。等到我发言了，我说，共产党垮不了，社会主义垮不了！我也不是能掐会算，我也不敢说这话，但是有一句话我敢说，我愿意当垮了的共产党、垮了的社会主义的殉葬品。我别无选择。”此话铭刻在我的心头，至今记忆犹新。我真正认识浩然，理解浩然，理解他的作品，应该说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具体到对他的作品的评价，浩然认为：《西沙儿女》和《金光大道》“那两本书，是在我们这伙吃了苦头、走过来的文化人，想抖落掉极‘左’的裹脚条子，而弯折的脚趾头还没有能伸开的神态下写出的，掺杂着许多极‘左’惯性的东西和自由化的东西”。这是浩然1982年5月22日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信中说的。关于《艳
阳天》，浩然在1984年10月9日致《西北大学学报》张书省的信中说：“他们排除了评价一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必须依据的‘生活’和‘艺术’，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尤其撇开了历史间隔，只是迎合着今天的政治和政策气候来秤约作品。……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美学观评价一部作品；应该明白，《艳阳天》是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于两者的巧妙融合。”
1993年4月21日，浩然在他为的散文集《婚姻小路上的爱情坎坷》写的《后记》中说：“笔墨生涯四十多载，从我手里出来的每篇作品，都力求真实：描绘的客体人物与事件是社会生活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作为主体的作者我本身，对所写内容的认识与理解也是真情实感，即我常说的‘写真情事’、‘说心里话’。然而，由于世事的纷纭，时代的变化，以及我个人的思想局限，回过头去看看，定会有不少认识错了，理解错了，结果也就错了的作品。但它们不是伪作品，不是假作品。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面貌，真实地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两者缺一不可地结合起来而创作出的作品，就具备了我所追求的‘真实’。”
前面谈及的信仰问题，是浩然的世界观，而这段话所表述的，则是浩然的艺术观。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和这样的艺术观的结合，使浩然写出了数千万字的颇具影响的作品。浩然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局限，并在创作实践中摒弃错误的东西，紧跟时代的脚步，探索新的创作思想，开拓新的创作路子，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有识之士的认可和赞赏，这是难能可贵的。这需要勇气、毅力和不屈不挠
的拼搏精神。这不能不令人感动和敬佩。
但是有人对这一切统统视而不见，一天也没有忘记对浩然发难。他们不但将浩然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而且矛头直指浩然，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些人中，有的躲在幕后，利用自己在文坛的影响和掌握的阵地，出谋划策，煽风点火。有的则明火执杖，赤膊上阵。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其中有许多是年轻人，他们不谙世事，不晓得文革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其间政治斗争的纷纭复杂，一听说“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听说浩然曾经是江青的“红人”，便幼稚地认定浩然必定是江青“四人帮”的帮凶和走卒，是不批倒就不足以平民愤的坏蛋。于是他们的幼稚和冲动就被人利用了，成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枪头。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确是事实。浩然受到江青器重也是事实。江青曾经指派浩然和一位诗人代表她去海南岛，给当地驻军送去她的信和学习材料。这一举动，经媒体大事渲染，引起天下人注目，“浩然是江青的心腹”，几乎成为世人的共识。其后浩然又根据在海南岛所得的素材，写成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公开发表，广为传播。这些都构成了浩然追随江青的表像。但事情的真相是多数人无法得知的。浩然曾经告诉我，他作为江青的“使者”去海南岛，接待规格之高是他没有想象到的。一到广州，广东省最高首长便在第一时间接见，并配备粤语翻译。从广州启程到海南，不仅有党政军要员陪同，而且有战斗机护航。到达海南，又配备了海南地方话翻译。浩然每说一句，都要由粤语翻译说给海南地方话翻译，再由海南话翻译说给当地人。这一切，也曾使浩然一度飘飘然。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作家，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是很不正常的。他仿佛打了一个“激灵”，一下子从沉醉中清醒过来，警惕起来。在其后隆重的仪式上，他只是照本宣科地宣读了江青的信，当地领导一再请求他讲话，他婉然谢绝了，一句话都没有讲。在与江青的接触中，浩然始终是清醒的。江青曾不止一次地暗示或直截了当地问浩然有什么要求。浩然回答说，我只想能有时间多写一些东西。浩然没有权力欲，他不想做官，不想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如果浩然当时稍有动摇，一顶不小的官帽立刻就会戴到他的头上。那么在红极一时之后，浩然的政治生命就被断送了，文学生命也被断送了。
浩然经受住了巨大的诱惑，并非偶然。是他对文学的执著，是他的高尚人格，是他的聪慧和敏锐，让他逃过了这一劫。这一段经历，在浩然的一生中是极不平凡的。他几次说过，要把这段历史如实地写出来，出一本书。他说，一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会写，而想写的人又不了解内情；我既能写又了解内情，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但我一直没有见到这本书。是浩然没有写，还是写出之后暂不宜出版？但愿是后者。如果没有写，那不仅是浩然的终生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
更有甚者，有人竟将北京某大作家的自杀，归罪于浩然。他们唯一的理由，是那位作家自杀时，浩然任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因病不上班，文联的事浩然说
了算。这个推理推出的结论，也未免太荒唐了。这种指责一出笼，立即遭到了诸多有良知的作家的驳斥，他们以亲见亲历，澄清事实。更具说服力的是，浩然在认识和检讨了自己应该检讨的错误之后，重新崛起，新作不断问世，并被评为北京市文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当选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这无疑是党组织对浩然的承认，社会对浩然的承认。如果浩然卷入那位作家的命案，党纪国法绝不会容他，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了。
还有一位据说是新闻博士的颇为活跃的青年杂文家也跟着起哄，在一本由一个一贯与浩然过不去的作家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口出狂言：“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的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了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你浩然先生做到没有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以住北京三零一（高干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你代表了农民什么？”
这位青年杂文家对浩然的质问，真是可气又可笑。关于浩然与农民的关系，我在本文前几章述及的几个例子，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无须赘述。至于饿死人和没裤子的论点，更是不攻自破。依这位新闻学博士的意思，似乎只有农民饿死你也饿死农民没裤子你也没裤子，你才算是代表了农民。按照这一逻辑，那么，马克思既然代表全世界无产者，他就不应该在图书馆里读书或写作，而应该在工场里为资本家出苦力。他也不应该死于安乐椅上，而应该死于资本家的皮鞭下。列宁代表了俄国工人阶级，他当然也不应该拥有配给他的专车、司机和卫兵。
这位青年杂文家质问浩然：“你代表了农民什么？”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浩然代表了农民的感情，代表了他们的苦与乐，爱与憎，忧虑和困惑。代表了农民的希望与追求，理想和憧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和呼声。这一切都在浩然用心血和真诚写成的数千万字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写农民，为农民写”是浩然的座右铭，是他奋斗的目标和写作原则。他长期坚持不懈地扎根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关注农民的命运，“写农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浩然语）。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浩然是继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大作家之后，写农村、写农民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像浩然这样关注农民、熟悉农民、呕心沥血地写农民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难道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吗？果真如此，那将是中国文坛的悲哀，也是中国农民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