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的惆怅
2002 年 3 月 25 日，是著名作家浩然 70 华诞。3 月 24 日，我随同有关领导同志和几位文友赴河北省三河市，为浩然老师祝寿。这是我们筹划已久，也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事情。驱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窗外春色正浓。我们的心情也像窗外的景色一样蓬勃奔放春意盎然。
从三河返回昌乐之后，我很想像以往拜访过浩然之后一样，写几行文字，投寄报刊， 向关注浩然老师的读者朋友报告浩然的近况。但是，我一铺开稿纸，拿起笔，莫名的苦涩和惆怅即刻袭来，挥之不去，以至于几番握起，又几番放下，始终未能写下一个字。
转眼 4 个月过去了，与浩然老师珍贵的会见却还历历在目。
3 月 24 日下午，我们到达浩然定居的位于泃河畔的三河开发区浩然寓所。这是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看上去略显陈旧。浩然的亲属和三河市文联的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却不见浩然老师。我隐隐感到有些许异常。以往的拜访，只要我们的车子一到，浩然必定走出寓所，兴致勃勃地与我们热情握手，问长问短。这一次，他没有下楼， 而是在二楼的客厅迎候。我们走进客厅，浩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很准确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握手，一如既往的笑容可掬，亲切，平易，这让我感到欣慰。看上去， 浩然有些发胖，行动迟缓，因而显得老态龙钟。最明显的是语言的障碍和记忆力的衰退。在谈及他的一个孙子的时候，他竟记不起爱孙的名字。但是有两句话我听得很清楚，印象极深刻。一句是，他既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昨晚一夜没睡好。” 这几乎是我每次去拜望他都会听到的一句话。这是他的肺腹之言。每当得到昌乐乡亲第二天要去拜访的消息，他都会彻夜难眠。我们不难想像到，这一天，会有多少兴奋、激动、回忆、思念和牵挂伴随着他。另一句话是，在同我握手之际，他突然问道：“张劲松呢？”据我所知，浩然与张劲松见面不多，更谈不上什么交往，他却单单在这时候想到了张劲松。这其实不难理解。他知道张劲松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一棵茁壮成长的好苗子，因而在他的记忆力大量丧失的情况下，仍清晰地记住张劲松这个名字，并且一见到我们就关切地询问。足见张劲松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由此我们又不难想到，浩然对文学青年，对昌乐的文学事业，是一直寄予厚望，时时给以关注的。这种厚望和关注，甚至已刻进他的潜意识。
当晚，祝寿仪式在三河市一家宾馆举行。三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有关领导和三河市文联的部分工作人员出席。寿晏两桌，分别安排在两个大单间里，
两间当中有一拱门相通。我们带队的领导同志由三河市有关领导陪同，浩然当然也在这一桌。我和几位文友则由三河文联的一位秘书陪同，坐另一桌。这种格局令我当即感到心寒。失望的情绪一直缭绕在我心头，难以排遣。我多次前去拜访浩然老师，从来都与他同坐一席，大家无拘无束，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气氛热烈而融洽。而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意。酒过数巡之后，浩然老师到我们桌上来敬酒。他手中的高脚杯里盛的是红葡萄酒。他一一与我们碰杯，然后象征性地喝一口。我将与浩然老师碰过的杯中酒一饮而尽，望着被人拥扶着走向主席桌的浩然老师的背影， 一种从未有过的惆怅、苦涩甚至悲哀立刻牢牢地攫住了我。我最近一次拜望浩然老师， 是在 1999 年的盛夏。那时候，他已经患脑血栓 6 年，缓解后反复过几次，其中一次因为用药有误，被医院判了“病危”。其时，他的语言障碍已很明显，但精神极好。他亲自抱了几瓶“五粮液”，陪我们到宾馆吃饭。他不顾大家的劝阻，竟能喝下一大杯子（不是高脚杯，而是喝水用的桶状玻璃杯）“五粮液”，依然谈笑自如。仅仅过去 3 年，他竟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难以接受这个现实。随着生活水准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过七十古来稀”早已成为过去，80 岁，甚至 90 岁高龄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者大有人在。而刚过古稀之年的浩然老师，身体和精神状况为何如此急剧衰退呢？作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我想他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不会有什么问题。唯一的解释是积劳成疾，他的体力和精力透支太多了！几千万字的作品，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写过的稿纸摞起来，有一米多高，真正的著作等身啊！即使在患脑血栓之后，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继续写他的自传体小说，继续为众多文学青年点评作品，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就事业而言，他名播海内外。就家庭生活而言，他儿孙满堂。但是，他活得并不轻松。他的思索，他的忧患，他的烦恼，他的痛苦，他心灵的疲惫，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 任何药物都难以奏效的。也许，作为一个不甘平庸的作家，他注定要走到这一步？我斟满一杯白酒，端了酒杯，穿过拱门，走向主桌，径直走到浩然身边，看也没看其他客人一眼，举杯对浩然说：“梁老师，我敬您一杯酒吧，祝您健康长寿！”众目睽睽之下，我大声强调：“梁老师，我只敬您一个人，我……”我哽咽了。我与浩然碰了杯， 一口气喝下那杯苦涩的酒。我的眼泪不可遏止地流出来了。我还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来，胸腔像被巨大的异物堵塞，闷得难受。此时我唯一的念头，是大哭一场！ 这时候，满桌子的人都在叫着：“好！好！”“祝浩然老师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他们是在为我的行动叫好吗？他们是在与我共同举杯祝福浩然老师吗？也许是吧。但我当时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人们发出的“逐客令”，人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人哭哭啼啼， 破坏寿晏的喜庆气氛，影响浩然的情绪。于是我握了握浩然的手，怅然而去。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我仍难以左右自己的情绪。我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激动，以至于失控，失态， 失礼……
离开宾馆，离开三河，我一直在想，这会不会是我与浩然老师最后一次碰杯呢？ 我第一次见到浩然，是 1983 年 9 月。那时候他 51 岁，我 36 岁，转眼之间，我已经 55 岁，
比他那时候还大 4 岁。岁月，实在是太无情了。从 83 年至今的近 20 年间，粗略算一下，
我前往河北拜望浩然老师有 14 次，浩然来昌乐探亲访友有 5 次。我们平均每年有一次相聚的机会。每一次相聚，都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如今，这些故事都已变做弥足珍贵的回忆。我们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吗？每念及此事，我都不禁怅然若失。直觉告诉我，前景是暗淡的。我不能不为浩然老师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担忧。我也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惆怅。我渐渐明白过来，我为什么要在为浩然老师敬酒的时候，忍不住哭一场。那情绪其实是很复杂的：为浩然老师，为我自己，为我和浩然 20 年的忘年之交，甚至为我追求终生的文学……
浩然老师：我还能站在你的面前，为你敬上一杯祝福的酒吗？
（原载《宝石城文艺》2002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