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生活普遍提高了，要说吃一碗面条那是最普通也是最平常的事。然而，一九七六年正月十六，我吃得那一碗豆角面条，却总是让我回味无穷，让我难以释怀，更让我难以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
我的家乡就在风景秀丽的临朐县石门坊山脚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片少而贫瘠的土地加上落后的生产力，致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在为生存而奔波。尤其是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大集体年代，像我们这个缺少劳动力又遇不幸的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一九七五年，对我们家来说是极为不平常的一年。我们姊妹六人，大姐已结婚，到上半年家里还有五个上学的。母亲曾含着泪说“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我是一九七三年恢复考试制度初中考进了高中；二姐上学晚，可她聪明好学，每上一年或两年就跳一级，连跳三级还是班里的优秀生；三个弟弟两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家里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二人。我们姊妹五人一年分的粮食只能是基本口粮，平均每人小麦七十余斤，玉米百余斤，因而一年的口粮缺口在一半以上。为了保证过年吃上一顿饺子，分了小麦，母亲便用袋子单独留下几十斤放在缸里，直到快过小年时再去磨成面粉准备过年。时间一晃到了这年的夏天，二姐也准备考高中了，可这年初中考高中改成了群众推荐，无论初中的校长还是高中的校长怎样做工作，村里就是不答应二姐上高中，理由是家里上学的太多。夏天我高中毕业，而那年村里却推荐了一名老党员的孩子，满怀的大学梦也破灭了。
一九七五年，又是家庭最为不幸的一年。就在我和二姐挣工分家庭负担减轻，生活有所好转的时候，母亲积劳成疾去世了，父亲也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家庭生活就如屋漏偏遭连阴雨，更加举步维艰。没进腊月，家里早就开始一日三粥的生活。春节这天，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饺子后，姊妹几个谁都不愿多说一句话，也不愿意出去拜年，只是闷闷地听着村里接二连三的鞭炮声响成一片，这响声似乎在撞击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感觉是那样的嘈杂、凌乱和厌烦。
时间很快到了一九七六年的正月十五。晚上，村里的人家大都在闹元宵，烟花夹杂着鞭炮不时划过上空，闪电般的烟花反复地照耀着我家那静寂的院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家六口人正商量着如何度过下一步的饥荒问题。因为一日三粥也要断顿了。在我的请求下，父亲拿出仅有的十三元八角钱交给了我，这是三个月来靠卖鸡蛋和养兔子积攒的钱，我决定拿着这些钱到广饶县去买胡萝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晚上十点多，拿上早打好的行李，推上小轮车趁着夜色独自向广饶县进发。天阴得通黑，只能见到路边的积雪在黑暗中泛着一片白光，呼啸的北风刺得全身由疼逐渐变为麻木。好歹走得是大公路，顺着向北的方向一股脑地赶路。
正月十六上午的九点多，走了九十余华里，来到了益都县高柳公社公路一旁的高柳饭店。我停下车提着包袱走进饭店问服务员要点水喝，顺便吃点饭歇歇脚。服务员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上下反复打量了片刻后才说：“开水现在没有，要吃饭只有面条。”我也觉着奇怪，不自觉地对着饭店大门上的玻璃一照，自己也笑了。只见两道眉毛就像横上了两根白蜡，眼睫毛也是白的，一条薄单裤下裸露出的脚踝冻得发红发紫。我却顾不了这些，直觉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是先解决吃饭问题。拿出包袱里的地瓜面窝窝头就吃。经过一夜零下十多度的冷冻，窝窝头变得比石头还硬，根本啃不动。没办法我又走到台前问服务员有没有开水，回答的结果还是没有。无奈的我硬着头皮问服务员一碗面条多少钱？服务员回答：“二两粮票两角钱。”我不舍得花两角钱转身要走，但麻木的两腿却不听使唤，刚迈出大门就跌了一跤，刺骨的寒风一吹，全身就像掉进了冰窖似的冷。我挣扎着站起来，心里有点慌头也有些晕，自己心想这是饿的，到目的地还有三十多华里，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买碗面条吃吧。
当我坐在饭店里等面条时，被一股香喷喷的味道所吸引，是那样得诱人。面条端来后，我上前对着碗深深地吸了一口后，接着偿了一口豆角。豆角虽是夏秋晒干的储藏品，但经饭店的锅炒，清爽至极，浓香四溢。再挑起一筷子热腾腾的面条一口吞下，那香气和热气直冲五脏六腑，像一股暖流瞬间流遍了全身。一碗面条吃下后总觉着不过瘾，只好问服务员要了一碗面条汤来弥补遗憾，随后拿上行李恋恋不舍地赶往广饶县的旅途中。
当天买上四百八十斤胡萝卜往回赶。记得很清楚，晚上是住在益都县最北部一个村的牛棚边，饲养员很热情帮我用玉米秸铺好床，睡了半夜就起来赶路，恰巧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又赶到了高柳饭店。此时是多么想再吃上一碗清香的面条，可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只好再去问服务员要了碗面条汤，泡上窝窝头吃了一顿饱饭。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到正月十六，早上都坚持做面条吃，虽然每次总觉着都不如那一碗豆角面条香，但它却总会把我带回深深地回忆中，它让我懂得不忘过去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从而也在心灵深处真正理解习主席提倡节约每一粒粮食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