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农民情结
吴汉宾
浩然走了。
噩耗从北京传来，我不愿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一种欲哭的情绪涌动在胸间，我不禁潸然泪下。挂断浩然女儿春水的电话后，我闭上眼睛，眼前晃动的全是他的影子。他的音容笑貌，他一次次与我交心长谈的情景，犹在昨天。从 1987 年我与他第一次见面（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发表过几篇小说的文学青年），到如今他离开我们， 我与他有过多少次会面交谈，有过多少次通信和电话联系？我虽然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我却敢肯定地说，无论是在昌乐，还是在北京、在三河，也无论是在通信中还是在电话中，我与他的交谈，除了文学，每次都少不了的话题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写农民，给农民写，这不仅仅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信仰和他对自己的要求，而且我还可以这样说，在他的一生中，农民问题一直是他最大的牵挂。
记得 1994 年 6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他从三河家中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下旬要带中国作家代表团到美国出访，他问我昌乐这边麦收顺利否，麦收期间遇到阴雨没有。就是在这次出国前，他还挂念着昌乐这边的麦收，挂念着昌乐这边的乡亲们。他要打电话问一问才放心。
似乎光打电话还不行，几天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三十四年前在昌乐城关前东村我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麦收‘战斗’。连
阴的大雨，社员和干部与阴雨争夺粮食的那场拼搏，锻炼了年轻的我，同时也成全了艺术上不成熟的我。没有那次麦收生活的实践，就没有两年后动笔的《艳阳天》，就没有我艺术生命质的飞跃成长。那次的实践，我之所得不只是一部代表作的诞生，还有比这更重要、使我受用终生的经验，例如生活跟创作的关系，搞创作的人跟生活主人的关系。不仅仅真正明白了道理，而且吃到内心深处，把深入生活、心连群众变为自觉和习惯的行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麦子有了发黄的颜色，我就想到昌乐，就担心没容小麦打轧入仓便阴雨连绵，直到得知准确的收获完毕的消息之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昌乐是个农业县， 昌乐的乡亲都是热爱土地的好庄稼人。千万不可受当前社会不正之风的诱惑和影响，
长出轻视粮食生产的毛病……”
浩然把昌乐当作他的第二故乡，用他自己的说法，不仅是艺术上的第二故乡，更是生命里的第二故乡。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每次来到昌乐，我都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他情系昌乐、情系农民，但在他的口语里却很少说“农民”二字。我每每见他，或在电话里，他说出的都是“乡亲们”、“老乡”等字眼，足见他对农民、对故土的深情厚意。他就是这样带着对农民的深情，带着对土地的眷恋，写出一部部厚重的贴近农村生活、贴近农民情感的优秀作品的。他身上的这种农民情结和乡土情结， 厚重深远，直到生命的最后……
浩然走了。作为他第二故乡的一位文化工作者，作为他的学生，我真希望他没有走。我真希望告诉他这几年昌乐的飞速发展，告诉他这几年昌乐的崭新变化，更希望他能重返故乡，看一看昌乐的城市建设，看一看昌乐的新农村建设，看一看昌乐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我要让他知道，他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昌乐的这几年里，昌乐有多么大的变化啊！
但是，他却走了。他真的走了，尽管我们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他走了，我却又似乎觉得他没有走。他给我们留下的三千万字的“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文学作品，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一个个闪闪发光、铮铮有声的汉字， 早已化作了一粒粒种子，在昌乐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土地上，深深扎根下去，发芽、开花、结果，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原载《宝石城文艺》2008 年第一期、《苍生文学》2009 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