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浩然治印
田世昌
我喜欢篆刻，曾在浩然主编的《苍生文学》季刊上，发表过以浩然作品名字为内容的一组篆刻。
1992 年深秋时节，浩然又一次来到昌乐。一天，负责接待浩然的文化局郭建华副局长对我说，不少人请浩然题词，他没有带印章，你给他刻个吧。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其实我搞篆刻的时间并不长，对于篆刻的真谛，并不了然。之所以敢于并乐于为浩然治印，有一种感情在。浩然和我们姓田的有缘。不然怎么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住在前东村姓田的家里呢？
浩然说，昌乐是他的第二故乡，没有前东村那段经历，就没有《艳阳天》的面世。问及前东村的人，都会说，老梁啊，大好人。人家是北京来的文化人，和咱一起看坡， 一起打场，一起挨饿，一点也不生分。他回北京后，时刻想着昌乐，想着前东村，想着前东村那些姓田的乡亲们。他对田姓有一种特殊的亲情。他到了前东村，就来了灵感， 就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来了没几天，一篇《东村的乡亲们》就写出来了。
尽管浩然在文革中及文革后，有过大起大落。但是，我坚信浩然绝对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好党员；是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与呼的好作家；是农村农民不折不扣的忠实代言人。在那个疯狂的岁月里，浩然始终保持着一副清醒的头脑和一颗善良的心。这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即使跌倒了，也能够很快地站起来。虽然有些人对浩然不理解， 甚至误解，丝毫无损于他的光明磊落、坦荡做人的一贯情怀。他曾奉“旗手”之命赴西沙采访创作，但是在《西沙儿女》里，只是阐明了西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主题，充分体现了他的大智慧。
我见到浩然时，只觉得他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非常亲切，对我们这些无名小辈， 丝毫没有那种大家名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浩然对我们昌乐的文学爱好者，多有奖掖和提携。不少成功的以及正在走向成功的业余作者，或多或少地从浩然那里得到过帮助。浩然留给我们昌乐文化事业宝贵的财富。
我有幸为浩然治印，当时刻了一朱一白两方“浩然”印。过了几天，又应浩然的
要求刻了两方“梁”字的单字印，也是一朱一白。还刻了一方朱文印“泥土巢”。这是我头一次为名家大家刻章，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自然很不成熟。浩然并没有嫌其稚嫩、单薄、纤弱，竟在不少题词上用了，这除了让我有几分欣喜之外，还有那么一丁点得意。
2013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