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住院治疗
二○○二年三月下旬，我们昌乐这边的朋友们去三河为浩然祝寿，往回走的路上，不知怎么的，我心里老是沉甸甸的，高兴不起来。仅仅六年多的时间不见，他一下子变老了，老得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记得在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刚到他的家里，在他的书房兼客厅里，放学回家的他的内姪孙孙乐土与我们见面后有些腼腆地走了出去。稍后浩然要招呼乐土到客厅，却怎么也想不起乐土的名字来，急得他直挠头，连说了三、四个人名才说对。这情形在以前是我从没有见过的。
六年多的时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这是我不愿意看到，但却又不能不承认的现实……
五月二十二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浩然评传》的写作的，有几个问题向他问一下；一是关于浩然与昌乐文学，主要是他在昌乐及昌乐周边县市的“文艺绿化工程”的。
当天晚上，我即打电话告诉他，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刚刚寄出，过几天就能收到，他说他收到后会给我回信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等来他的回信。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后来我从他的女儿梁春水那里得知，六月初他又一次发病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六月下旬出院，在三河家中疗养。十一月十一日再度脑昏迷，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这一次住院，直到他去世，没再回三河。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给他在三河的家中打电话时，他已经病了。当时是朴桥大姨接的电话，她说浩然病重，在北京住院。
挂断与朴桥大姨的电话后，我又给浩然的长子梁红野打电话，梁红野告诉我，已发病十天了，这次确实病得不轻，不省人事。当我表示与昌乐这边的朋友们去看望他时，红野说医生不让探望。
几天之后，我把这消息告诉马进、郭建华两位之后，他们都说过一个阶段等浩然恢复过来，我们再去看望他。
后来，我又给三河他的家中打过两次电话，都是朴桥大姨接的，她说浩然一直在北京住院治疗。
再后来，就听说他一直住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到二○○四年六月转至东方医院，就是说，自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浩然因大面积脑梗引发脑昏迷，一直住在医院里。
后来，我们的昌乐老乡、著名文学评论家刘锡诚曾撰文说：“……我最后一次见到浩然，是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冯骥才为募集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基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个人画展和义卖会上……在电梯里，我和久未露面的浩然不期而遇。他是在家人的扶持下，拖着病体来到现代文学馆，为冯骥才的募集活动助威、打气的。我对浩然抱病来为大冯的公义活动呐喊助威既惊愕、又感动，一时不知所措。我问他的身体恢复得怎样，他很乐观地告诉我，恢复得还不错，说话还有些迟钝，这不是能出来参加活动了？看得出来，他的行动多少有些艰难，说起话来也比常人慢。电梯的门开了，熙熙攘攘的人流把我们的谈话中断了。我为他的身体状况的复原高兴和祝福……”
在我读到刘锡诚的这段文字的前后，我曾与刘锡诚老师打过几次电话，但都是为其他事情，所以没有问浩然在二○○四年十一月参加冯骥才的义卖画展是否确有其事。但我一直想问一下刘锡诚的，特别是我在有了动笔编写《浩然年谱》的念头之后，我越是想弄明白这件事的准确性。
我没有就这事专门打电话问刘锡诚，至少，现在我是没有问的。
但我却就这事问过浩然的女儿梁春水，她说，她的父亲在二○○二年第一次住院是六月份，刘锡诚的文章所写的她的父亲参加冯骥才的画展义卖募捐活动，要么是在时间上弄错了，要么是把人弄错了，二○○四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二○○二年六月中旬以后浩然没有出去参加这类活动的。
这件事只好暂时存疑。倘若刘锡诚说的是真的，那么，这恐怕是浩然参加的最后一次文艺界的活动了。
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昌乐这边，酝酿了好长时间的昌乐县浩然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昌乐县宾馆召开。
浩然研究会自一九九五年成立以来，会长都是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任。先是孙君清部长、后由刘保泽部长兼任。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也即换届选举会议，根据县委领导的意见，研究会领导成员不再由县级领导兼任，而是由文化局的领导兼任。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的会议由我主持，议题很简单，就是举手表决的办法通过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人选。县文化局局长王成名为会长，我（时任县文化局副局长）为副会长，原副局长郭建华为秘书长，文化局办公室秘书张树宝为副秘书长。理事会由马进、王庆荣、王成名、王星莹、王树文、仇爱萍、田怀昌、田恒林、刘兴国、刘庆富、刘培文、朱彬占、萧云龙、吴汉宾、张树宝、赵丰平、赵守诚、郭建华、郄杰堂、秦志功、秦汶民、秦晓鸣、唐增志、阎光耀等二十四名人员组成。
第二阶段的会议规格较高，县委书记花兆贤，副书记张润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保泽及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我们新当选的理事会全体组成人员外，还有县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各镇党委书记。会议由刘保泽部长主持，新任会长王成名、县委副书记张润国先后讲话。他们在讲话中，总结和肯定了浩然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的十一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并对下步浩然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
回顾十多年浩然研究会的工作，值得肯定的主要是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和培养了许多文学人才。十几年来，研究会的理事、会员们在各级报刊发表评论浩然作品的文章和研究浩然创作及其他活动的文章一百多篇，其中有许多优秀文章在《农民日报》、《文艺报》等国家级报刊发表和《山东文学》、《大众日报》等省内报刊发表。同时，研究会还以《宝石城文艺》为阵地，培养了大量的青年文艺人才，这些年轻的作者从在《宝石城文艺》上发表作品开始，逐渐在地、市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文章，有的还在国家级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文学作品，浩然在昌乐及其周边县市的“文艺绿化工程”初见成果。
二○○七年的四月，我们新一届浩然研究会的领导成员商量去北京看望住院治疗的浩然，同时根据县委领导的意见，参观考察三河市的浩然文学馆建设，准备在昌乐建设浩然文学馆，同时结合城市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实施《艳阳天》原型及场景再现工程。
我在给朴桥大姨打电话时，意想不到的是，接电话的是她的侄女小杨，从小杨口中得知朴桥大姨已在去年初去世了。
我感到非常悲痛。当我把这消息告诉马进，告诉郭建华时，他们在悲痛之余，说的同样的一句话是，没有想到她比浩然走的早。
其实，尽管我们没有想到，浩然的老伴儿杨朴桥会走得比浩然还早，但是，按照浩然自己的想法，还是希望走在老伴儿杨朴桥的后边的。这是后来他的女儿春水告诉我的。
春水在对我讲这些时，还引用了浩然给他的好朋友、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胡世宗的信。浩然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八日给胡世宗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已是棵枯枝老树，不能开花结果，疾病丛生，越想未来越发愁。只希望死在你大嫂后边，有点想法就是得把‘文革’间的回忆录写出来。哪怕潦草些，总是对爱我和我爱的人做了交代。……”
事实却是，他真的走在了他的老伴儿杨朴桥的后边，但是，他却不能实现他的“想法”，即把“文革”那段的回忆录写出来。这，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这时候，浩然已在北京同仁医院和东方医院住院四年了。这期间，有亲友看望他时，他能认出是谁，甚至能听懂亲友们对他说的话，他说不出话来，但却常常是直流眼泪，
有时还泣哭出来。可是，没有人告诉他，与他相伴半个多世纪的杨朴桥已经去世，怕的是他受刺激，影响他的治疗。
四月二十日，我与时任三河市文联主席的刘树滋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昌乐这边宣传部、文化局及浩然研究会的领导要去北京看望浩然，同时去参观考察三河市的浩然文学馆建设。
四月二十一日，由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登友带领，我们一行八人，从早上出发，于下午三点到达三河，与三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几位领导见面后，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浩然文学馆。
三河市的浩然文学馆建在市图书馆内，据三河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领导介绍，浩然文学馆下步将从三河市图书馆独立出去，在开发区这一带建设新的文学馆。
四月二十二日，早饭之后，我们在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滋的陪同下，从三河的燕郊宾馆出发，向北京奔去。因为我与梁春水早通过电话，我们到达东方医院时，她已在医院门口等候我们了。
我们在春水的带领下，来到十二层浩然的病房。尽管浩然还在病重中，但是高登友、王成名、马进、郭建华、于洪波和我，还是一一上前去抓住他的手握着。护工对我们说，浩然正睡着，要稍等一会儿才能醒来的。于是我们商量，高部长和王局长他们先走，到齐鲁饭店住下。我和马进、郭建华等待浩然醒过来。
高登友、王成名等几位走后，梁春水对浩然喊着：“醒一醒，马进、郭建华、吴汉宾来看您来了！”我和马进、郭建华、阎纪明也向他喊着：“梁老师——，梁老师——”
浩然果然睁开眼睛，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盯一阵子，然后嘴里要喊什么，却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喊不出什么来，只听“啊”“啊”几声，然后就是眼里流泪水。
我看出，他能够认出我们，但却无法表达他的意思。马进、郭建华也说浩然老师认出了我们，因为他醒来之后，眼睛盯着我们每个人的脸，转来转去的，然后就在嘴里喊着什么，眼里流着泪水。
听春水介绍，浩然在我们那次去三河为他七十周岁生日祝寿之后的六月份发过一次病，那时候他只觉得身上难受，去医院时还是他自己上的车。在医院半个月后又回三河家中疗养。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浩然的病情突然恶化，晚八点五分，急救车拉着他到同仁医院，经检查，是大面积的脑梗塞。经抢救，病情得到控制。后来，也就是二○○四年六月，浩然由同仁医院转入东方医院，在中药的调理下，一度体重增加，脸色红润，病情平稳。她说：“有时候他想说话。有一次他嘴里的假牙把口腔咯出了血，且流血不止，衣服上都沾满了血……”我听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象得出他那时候的痛苦，特别是他有苦说不出来的痛苦。
我握他的手，抚他的肩，发现他的手臂因为长期的住院卧床而肌肉萎缩。
就在春水向我们说着浩然的得病和治疗情况的时候，浩然睡着了。护工说，他每次醒的时间都不很长，最多半个小时，然后再睡一、两个小时。
看着浩然安详地睡着了，我们在心里为他祈祷着，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出院，回到他爱的和爱他的读者中间。我们悄悄地退出病房，眼睛却望着他睡熟的脸，算是与他道别。
这是他生前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2008年夏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