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与“中文小说一百强”
一九九九年六月中旬，香港《亚洲周刊》评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榜上有名，列第四十三位。我是从《参考消息》上读到这篇文稿的。当时的报道特别指出，在这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二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的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
我记得当时我读到这条消息之后，给浩然打电话，把《参考消息》上的这则消息告诉了他，他说三河那边有人刚跟他说过，但他还没有见到报纸，他说他让三河那边的一位同志给他找报纸去了。尽管我不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的人，但我听得出电话那边的他还是很高兴的。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电话中，我从浩然那里知道了北美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嘉陵与叶嘉莹女士是同一个人。话题还是由《艳阳天》引起的，他的原话是：“你如果研究《艳阳天》，该读一下叶嘉莹的评论，我给你寄过的。叶嘉莹就是嘉陵。”
在前几年他给我寄的报刊剪报中，有一份是嘉陵评论《艳阳天》的。
嘉陵在北美洲的一所大学任教时，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曾多次在大洋彼岸撰文评论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她是一位从台湾到北美地区的学者，本来是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的，她自称“一向对含有政治目的文学作品抱有成见，更怕看到满纸‘革命’‘斗争’的字眼”，但对《艳阳天》，却一再地去读，并进行研究，得出了“认为这是一本具有世界水准的佳作”的结论。她说过，“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
忘记是谁告诉我的，似乎就是这位嘉陵，这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不断来中国大陆各大学讲学的华人女学者，她与浩然第一次见面时，要浩然写几个字给她看看。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一度研究过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女学者，曾被告知“浩然他根本不识字，更不会写字”，说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是别人代笔完成的等等。她甚至看到过北美的一家报纸上刊登文章说，中国大陆作家浩然的作品没有一个字是他自己写的。浩然听她这么说之后，心里疙疙瘩瘩的，但他还是笑一笑，接过叶教授的笔和本子，给她写了一首诗。浩然在一九八三年那一次来昌乐时，在一次文学辅导班上，他还背诵过他写的这首七言绝句。可惜那一次我没
有听他授课，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起过这事。
关于“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后来我知道它是这么评选的：先是由
《亚洲周刊》编辑部列出了五百多本备选书的参考名单，然后邀请世界各地的华人专家、学者，根据参考名单投票选出一百强。这十四位评选委员来自两岸三地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北美，代表不同华人地区文学界，年龄也从不惑之年到年近古稀。他们是：中国大陆的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余秋雨，小说家、中国文化部前部长王蒙，文学评论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文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台湾的文化及时事评论家王杏庆（又名南方朔），文学评论家、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施淑青；北美地区的文学评论家、美国圣地牙哥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郑树森，文学评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教授王德威；香港的小说家、《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刘以鬯，文学评论家、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继持，文学评论家、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子平；马来西亚的小说家潘雨桐；新加坡的小说家黄孟文。
说到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在世界华文小说中的地位，不能不提及台湾学者、著名作家马森先生对它的评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马森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中提到浩然时，指出：“……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北美学者嘉陵先生认为，马森先生所言，“绝非溢美之辞”。
后来，我与这位台湾学者马森先生取得联系，曾致信于他，就浩然的《艳阳天》与他讨论，他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浩然是很有才华的人，才能写出《艳阳天》那么好看的小说……”但同时他又写道：“可惜他生不逢时……”指出了浩然的时代局限性。
在马森先生给我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以《艳阳天》而论，他对农村的认识，对农民语言的熟悉，不在赵树理之下，比起写乡村的城市作家，更不能同日而语。我虽然不爱看革命八股，也受不了小说中的说教，还是被他的描写所吸引。写农村，他的确是高手。……”
对于长篇小说《艳阳天》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浩然高兴归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和感到得意。他说这个“一百强排行榜”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全面反映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的全部成绩。并且，直到这时候，也即一九九九年的六月中下旬，他还希望身体健康起来，写一部超过《艳阳天》的作品。
但是，他的主观愿望是这样，客观条件——主要是身体的衰老和病痛——却不允许他再继续写下去了。
他坚持一天不漏地写了四十多年的日记，已经停断两年了……
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的《“文革”回忆录》断断续续，写写停停，难以写下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上旬，我由县委办公室调到县文化局任副局长。因为心情不好，组织上跟我谈了话之后，我在家歇了十天才上班。
直到十一月中旬，我才打电话告诉浩然，说我已调到文化局，我在电话中谈了我的不如意，他却说，你写东西啊！以前你写东西是人家的，现在你写啊！再往后你写了就是你自己的了，你该写一下属于自己的东西了！好好思考一下，总结一下，趁着年轻，别再那么荒废了……
那一次在电话中他跟我谈了很多很多，主要是文学创作上的和文化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谈到文学创作时，其中有一句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他说：“你尽管写你的，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别人的指点不可不听，但也不可全听，有些人的经验可能适合你去试一试，但有些人的经验可能只适合他自己，对其他人不见得就能借鉴……”他一再地嘱我，趁着年轻，多写些东西，他说他现在因为衰老和疾病，力不从心，
有许多东西想写都不能写了。
我问他，《“文革”回忆录》怎么样了？
他回答说，前一阶段因为打了几天吊瓶，他的《“文革”回忆录》就停了下来，已经有一、两个月没写了。
我看得出，他的《“文革”回忆录》写得很不顺手。
这次电话之后，我有半年多时间没有再跟他联系，直到第二年秋天，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我给他寄书之前给他去过电话。
他在收到我寄给他的小说集之后不几天，从三河给我电话，说我的小说集他已收到，他读了几篇小说，感觉不错，他还说就沿着这个路子往前走。他特别提到文学评论家谭好哲教授为我的这个集子写的序。或许是因为谭好哲教授在这篇序文中谈到过浩然和张炜两位名家对我小说创作的影响的话，引起了浩然的关注，他说他把谭好哲写的序仔细读了一遍，认为谭好哲教授写得很中恳、也很客观。
我看他这个时候心情很好，他说他身体也还好，就是记忆力大不如从前。我问他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他说还不行。他在五、六月份筹备和召开三河市文联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时，忙碌了一阵子，已有两、三个月没写了。但他又说，六月底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还问过他的稿子的情况。他说他会抓紧写下去的。
2008年夏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