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 中学时代
作者：秦学宽
1951夏天，作为恢复夏季招生的首届学生，我考入了昌乐一中，成为初七级三班的一名学生。登记表上清楚地写着：12周岁，身高1.36米，体重36公斤。我是从昌乐城里书院小学毕业的，在这里学了不少本事。别看“小不点”，能量可不小，每周一下午开校会，在台上打拍子指挥唱歌的就是我！
我学习较为轻松，爱好文体活动，同学们都愿意握我“红活而圆实”的小手。课间，大个子同学喜欢把我举起来，当做他们锻炼身体的“体育用品”。大家相处，纯真、友好。我是少先队的小头目，佩戴过“二根杠”“三根杠”的臂章。我是学校腰鼓队第二期成员，第一期是初五级的同学，队长是赵秀亭（昌乐一中高一级毕业，考入山东工学院，毕业留校，成为德高望重的教授）和史艳茹（女，高一级毕业，考入上海纺织学院），他们的技艺是“前卫文工团”传授的。昌乐一中腰鼓队显赫一时，经常出现在火车站、体育场和城里的大街小巷，堪称昌乐县唯一的一支“红色宣传队”。
我家在城南三里庄，北距城三里，东距学校五里。土改后，父亲被评上丹河乡劳动模范，是农会的成员；大哥是解放后书院小学第一任校长；二哥1948年参军，是空军某部气象站的观测员，还立了三等功；姐姐1950年在昌乐一中参加军干校（是学校第一个参军的女同学）。我家门口挂着两块“军属光荣”的牌匾。我享受着“春天的快乐”！
初三上学期，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学校团总支书记吕从祥。
1954年夏天初中毕业，正巧海军来校招兵，我们踊跃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我班李梅春、宋允志、孟兆岭、李效孟光荣入伍。我身体不合格，未被批准！迅即，参加升高中考试被录取。这时候的我，已是1.6米以上的个儿，初中三年长了近30厘米。
利用初中升高中的暑假，母亲带我到南京看望姐姐，恰巧二哥也在“北极阁”实习。在南京游览了“名胜”，还接触到了许多“新事物”，最感兴趣的是“矿石收音机”，简单、不用电就能听到“广播”。哥哥给买了耳机、矿石、漆包线之类，我“如获至宝”带回了家。这个假期除了干农活就是鼓捣收音机，画线路图、缠线圈、架天线、调矿石灵敏点……一天，在耳机里的“沙沙——吱啦——”声中蹦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我喜出望外，失声喊叫：“听见了，听见了！”旁边的父亲毫不介意，还嫌我不睡觉，耽误明天上坡干活。
开学了，我铆足了劲儿，又一次迈进昌乐一中大门，读高中来啦！同学们来自淄博、益都、临朐、寿光、昌邑、安丘、潍坊等地，淄博、昌邑、潍坊可乘火车，其余统统用“11号”步行到学校。大家穿的衣服都是亲人手工缝制的，临朐同学穿的“山岗子鞋”特别“亮眼”。我等编在高三级甲班，班主任是林昌甫老师，给我们高三级上政治课；另外的同学编在乙班，班主任是汪永海老师，给我们俩班上语文课。校长孙日新、教导主任朱庆芳，肖传光老师（任代数）、王寿眉老师（任三角、几何）、王士林老师（任物理）、张思堂老师（任化学），这是昌潍地区最高水平的领导和老师！
三年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愉快，一帆风顺、圆满结束。我们78名毕业生信心百倍参加1957年夏季高考，以80%的升学率（列昌潍地区第一名）为昌乐一中夺得了“山东省重点中学”的荣誉（1958年冠名）。
还没有迈出学校大门，一件“极小概率的灾难性事件”砸在我的头上，传达室（兼收发室）压了“上海交通大学”给我的“征求志愿”的信，致我与“知名大学”无缘。我接受不了这一现实，极度痛苦、万般无奈。“一个小小收发员的低级错误，无情地改变了一个有志青年的命运”。我身心俱焚、难以自持。领导和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劳动，终于使我摆脱阴霾。然后，振作精神，坚定方向，信心百倍地踏向山东师范学院的大门。
“刻骨铭心”的遭遇，没有改变我对学校的热爱。相反，“多难兴邦”，我感悟到了高层级的“大爱无疆”。
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中学时代是美好的！
很愿意唱一下电影《少林寺》的《牧羊曲》，借以舒展对母校的思念！“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儿满山飘——”，把歌词中“嵩山”改成“东山”，那不就是上世纪50年代昌乐一中生态的写照吗。
“晨钟”响了……惊飞的莘莘学子，飞向了蓝天、海洋，飞向了广袤的宇宙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