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 记 忆
李少军
昌乐二中原名昌乐五中，始建于1959年。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光，留下了人生饱满丰富的记忆，那六年是我人生中充满阳光和快乐的六年。
初入五中校门
初中阶段是浪漫的，所谓浪漫更多是烂漫，因为这时离走向社会还是远方。
我升初中那年是1979年，那年我12岁。那个年代正值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在两年前恢复了高考制度，教育改革如沐春风，考大学的梦想不仅在大批青年中漾起波澜，也迅速波及到基础教育，中小学开始抓教学质量，小学升初中也实行开了淘汰制。为了准备升初中的考试，我们在小学五年级阶段就开始秉烛夜读，一遍遍的做习题、背课文、模拟考试，为升学作最后的冲刺。经过一番紧张的苦战、考试，终于过关斩将，顺利考入昌乐五中。
当时的昌乐五中已由以前的社办中学改为县直中学，于1977年开始招收高中班。我们那届为初七九级，共招收了四个班，我分在三班。学校校区分为南院和北院，北院是老院，在今利民街佳乐家超市东侧，因位于人民医院北侧，俗称医院北校区。南院是新校区，即现在的香格里拉花园，是1976年新建的，教室是一色的红砖瓦房，虽略显简陋，但在那个时代也算一流教室了。那年初中新生在新校区，初二级在老校区。
也许长大是从初中开始的，寻其原因，大概是在小学读书阶段，年龄再大，个子再高也离不开个“小”字，何况当时小学都是在本村，老师是本村的民办老师，同学是本村的邻居伙伴，不是“闰土”，就是“迅哥”，彼此熟知。初中则不然，校园大了，同学多了，同学有来自厂矿、机关、驻昌部队的子弟，有来自城区周围农村的，走出小学，再看小学自然就小了。昌乐五中从1978年开始启用，我们是第二批学生。南院大门是一个简易的铁栅栏门，一进大门还有几畦麦田，西面东西横亘着一条自然沟，弯弯曲曲一直通向西面的精神病医院。出了院门东面是东南村的砖窑，南面北面都是农田。每当放学回家，走南面的土路，也就是今天的孤山街，行走在这条简易的生产路上，晴天细细的黄土能漫进鞋口，汽车、拖拉机一过，尘土飞扬。雨天走起来更加吃力，烂泥巴黏住塑料鞋，踩下去拔不出来，走不了几步脚上小腿上就糊成了泥的，为了不耽搁时间，我们干脆脱下鞋子，提在手上，光着脚一步一滑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一路上，几个同学排成一列纵队，远远看去就像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踯躅前行。这个情景，有个形象的比喻是：晴天腾细浪，雨天走泥丸。
初中已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十年制义务教材，以前实行的是山东省统一教材。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毛泽东诗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这是我学的第一首词，虽然以前在大队宣传栏上见过毛泽东批苏联的《念奴娇.鸟儿问答》，里面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词句，比起这首酣畅淋漓的白话诗词，堪称大雅的词作乍学起来还是很难的，什么平仄、押韵，什么词牌、词令，听起来似听天书，远没有小学学的《七律.长征》通俗易懂。
初一开设了英语课，因小学阶段没有英语课，对ENGLISH
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说是熟悉其实是认识汉语拼音，但英语发音却大相径庭，乍学起来大多不得章法，遇到不会读的单词，干脆在后面标上汉语拼音或汉字，尽管考试很简单，但成绩仍然不佳。上课老师提问，还闹出好多笑话，有一次老师提问“bride”单词，一个同学站起来吞吞吐吐答道：“不会啊”。也许是二者发音近似，也许是老师没有听明白，马上纠正说：“你发音不准确，请坐下吧！”。同学们大都受到了启发，以后提问时都大胆朗读，口语能力有了较快进步。
那时候，各科任课老师从其手中的教具上就能区分出来。只要上课铃声一响，拿着三角板的自然是数学老师，拿着地球仪的自然是地理老师，拿着烧杯烧瓶的自然是化学老师无疑了。上课时，讲台上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吱，吱”的摩擦声响，下面同学们目光专注，边看边记。只要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就像一群羊一样，蜂拥冲出，或奔向操场，或拧开教室后面的自来水龙头大口痛饮。
出校园南行五百米就是郭家庄村的菜地，夏天上学路上口渴时，只要给看菜园的社员一角钱就能买上四、五斤西红柿，然后几个同学就围坐在一起大口朵颐，粉红色的西红柿个大皮薄，只要咬开一个小口，用嘴一嘬，里面瓤里的籽汁就一股脑被吸入口中，只留下一个空皮囊，吃得嘴里满口生津，香甜的西红柿统治了我的味蕾。每当回味起来，也打开了我对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
传统与新潮
在中学时代，我们这期刚刚从文革走过来的小学生，知识单一匮乏，对外面的大千世界知之甚少。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见端倪，新事物如雨后春笋，传统文化蓬勃复兴。那时，听收音机成为千家万户的文化大餐，特别是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的评书节目成为黄金时段。当时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说唱的《岳飞传》，使我们这些学生也毫不例外的成为评书迷。刘兰芳绘声绘色的表演常常令人听得如痴如醉，一张口，旌旗猎猎，战鼓齐鸣，千军万马激烈厮杀的场面逼真得如临其境；一会儿，话锋一转，又如银针落地，听者吊到嗓子眼儿的心又静静地落了下来。从第一回《精忠报国》岳飞出世到剧终共117段，听书人大都会回回不拉，为了听《岳飞传》，曾经造成了商店里的收音机脱销。我们那时为了不耽误听评书，中午放学都会紧走慢赶，有时少听了一段，上学路上还要让同学讲给听听。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出了《杨家将》、《隋唐演义》等传统评书。轰动一时的听评书热，使我们深深接受了一场传统教育，也曾为忠臣英雄的悲壮命运而落泪，也曾经对奸佞宵小痛恨切齿。
比起传统的评书，电影声光电的艺术更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当时，影院里开始陆续解放一批文革期间的禁片，如《五朵金花》、《刘三姐》、《舞台姐妹》等，几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反思文革的影片，如《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柳暗花明》等，最轰动一时的当属《庐山恋》、《小花》、《大桥下面》了，龚雪、唐国强、刘晓庆、张瑜、郭凯敏、陈冲等一批影星脱颖而出，大家都耳熟能详。看电影因为要一、两角票费，所以难得经常去看。每当新片上映，海报前我们都要徘徊合计一番，看到父母高兴时，试探着说出自己请求，偶尔家长给个零花钱，也能大饱眼福，如果再花上一角钱买包瓜子，那就更为惬意了。
文革期间的电影大都是黑白的，战争题材的较多，著名的当属当时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俗称“三战”，抗美援朝题材的有《奇袭》、《打击侵略者》等。除了国产片，也会看到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电影，如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保卫察里津》，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等。而真正看到西方世界还是从看日本影片开始的。著名电影《追捕》的场景，使我们大开眼界，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东京大都市如幻影一般，街头上汽车如流，人们穿着“奇装异服”，戴着“蛤蟆镜”，一幕幕看得人眼花缭乱。一部电影，使“喇叭裤”成为时尚。改革开放，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学外语成为热门。学校除开英语课外，还在七八级开设了日语课，起初是聘请了一名二战日本遗留女侨担任授课老师，以后又来了一名在抗战时期读过兽医学校的日语老师，同学们私下里称他“翻译官”。读高中时，我们班里仍有四、五名同学选择学日语。有时我们与这些同学恶作剧时，常说些“八格牙路”“米西米西”“库内西瓦”等电影上学的日本话，引逗得大家开心一笑。
我们尊敬的老师
在我家的相册里至今珍藏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这是我们八二级四班全体同学与上海籍女老师董庆茹的合影。这张照片里面蕴藏着一段师生的珍贵感情，令我们时常走进那段时光中。这张合影是一九八四年春天在昌乐县照相馆拍的，拍照后不久，董老师就调回上海了。时间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前年班里同学聚会，同学们不约而同的提起了董老师，不由得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如同对母亲般的思念......
虽然董老师为我们上地理课只有短短的两个多学期，但董老师母亲般的慈爱、启智的教诲，令我们肃然起敬，历久弥新。
那年春天，两地分居20多年的董老师就要调回原籍上海了，与董老师分别，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在班主任李庆福老师的倡议下，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上同学们稚嫩的脸上略显凝重，这是当时与先生依依惜别的真情写照。春天原本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可那个春天却因与老师的分别而凄凉。凄美咏叹离别，如临深秋，话别之情正如李世民诗句“将秋数行雁，离夏几林蝉。云凝愁半岭，霞碎缬高天”。
董先生是一名学识渊博的优秀知识分子（为了表示对董老师的尊敬，我觉得还是称董先生更为妥帖），年轻时曾是一名坚强的志愿军战士，原籍是上海市，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49年上海解放，当时她正在中学读书。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她同许多热血青年学生一样，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报名参军，光荣的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冰天雪地的艰苦环境中，她凭借江南女孩子的活泼、开朗和超出一般女人的坚韧，成为“最可爱的人”队伍里的优秀女战士，三次立功受奖。1953年光荣转业后，她凭借顽强的毅力，考入大学深造。1958年大学毕业，服从国家需要，来到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昌乐三中任教。离别了丈夫和大城市，来到人地两生的乡镇中学（当时昌乐三中设在乔官公社），困难可想而知，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交通闭塞。比起这些困难来，对家人的思念更令人煎熬。春来暑往，年复一年，她坚持磨炼自己，全身心扑在教学事业上，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师生们的爱戴。1980年调到昌乐五中任教地理课，我们这级是她的第三茬学生。
董先生温文尔雅，讲课时操着一口略带吴侬软语的普通话，独具江南女性那种清新柔美、水滴石穿的韵律，让我们听起来清爽透彻，如同在欣赏一首细腻，华丽的江南名曲，恰似春风化雨，雨打芭蕉。令人入胜的更是她精湛的教学艺术，上课时，一支粉笔在她的手中变成了马良神笔，一会儿勾画出一幅精美的金鸡版图，一会儿勾画出长江、黄河。在她游刃有余、娓娓动听的解读中，我们知晓了“几”字形的黄河，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还有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等陌生名词。董先生循循善诱，使我们对地理课产生浓厚兴趣，都盼着上董先生的地理课。
在蟋蟀鸣唱的夜晚，董先生把教学搬到了室外，领着我们到操场上认星座，在她的讲解下，银河似乎波光涟漪，北斗星更加璀璨生辉，白羊座、金牛座轮廓清晰的印在了脑际。董先生家住在操场北面的两间平房的小院里，院里有个自来水龙头。那年初春，她在接水时不小心摔倒，造成腿部骨裂。为了不耽搁我们的学业，她在医院只住了几天就回到岗位上，当时她腿部打着石膏拄着拐杖，强忍着伤痛，让地理课代表葛长生同学背上二楼教室，坚持为我们上课，晚上在家里备课、批改作业。
董先生为人和蔼谦虚，对同事宽容和善，讲话时总是面带笑容，从来没跟同事红过脸。她在昌乐独自带着两个女儿，与丈夫聚少离多，既悉心抚育子女成长，又尽职尽责于教学事业。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她辅导的班次教学成绩列全县同科前茅，大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国家干部。她调回上海后几年内，每到春节都让女儿回来走访老同事、老邻居，带来她精心准备的江南特产和她温馨的问候。董先生爱岗敬业，忘我工作的事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传颂，她多次被评为全县的敬业模范。1992年出版的《昌乐县志》用300多字的篇幅记载了她的事略。
江水东逝，时光荏苒。与董先生分别已经三十五年了。董先生，亦师亦母的品行师德，柔美和蔼的音容笑貌，如江南的潇潇春雨，时常令我们缠绵思念。
董先生，向您道一声问候，先生，您好！您的学生对您终生不忘。
父亲校长
父亲李兆文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校长。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最初是一位党政干部。真正为父亲感到自豪的是上小学以后，当时父亲在县委上班，上班骑着公家的自行车，穿着一身平整的中山服，上衣口袋上插着钢笔，同学都称我父亲为“县委角儿”。儿时不懂其中含义，每当同学这样称呼父亲时，我心里非常反感。拿现在的说法，我就是“官二代”了，认为这是对父亲的不尊敬。长大后，终于明白了当时这个称呼的初衷。父亲当时在县委大院工作，虽权微言轻，但在乡亲们眼中算是“大干部”了，因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他们遇到事情，请父亲帮帮忙，父亲总是尽心尽力，不是将转业费借给邻居买了房子，就是接济了战友，一来二往，在乡亲们口中就有了这个尊称。其实，这与父亲的坎坷经历是不相符的。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祖父虽不识字，但一直倾尽家财供父亲读书上学，父亲从小勤奋好学。194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昌乐中学（今昌乐一中）。1948年昌乐解放时，辍学在家的父亲毅然报考了华东工商干校，成为一名准革命军人和知识分子。1950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次年，在动参会上，父亲再次作出他人生的一次豪壮的选择，光荣参加了志愿军。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孩子，按党的政策，父亲这种情况不是动参的对象，可在国家需要之时，他甚至没有跟祖父商议，就毅然决然弃笔从戎投军而去。在部队即将开拔的时候，火车站台上，没见到送行的父母，父亲手里攥着姑奶奶塞给的两元钱暗暗发誓：无论征途多么艰险，无论战场多么惨烈，此去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条出路来。对这段历史，从父亲口中从来都是轻描淡写的，但每当他的老战友来访时，他们往往都会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1958年，在部队上任职少尉的父亲转业回到故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经过一番军旅生涯锻炼，他对人生追求的信心强大起来。为在教育工作上有所建树，在教学之余，他刻苦自学，准备考大学。1960年，他参加了高考，志愿填了华东师范大学，可最终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五年大学深造，父亲毕业后作为优秀的党员学生，分配到北京市建材局工作，任党委监事。文革开始后，父亲在北京市政府从事信访工作，亲眼目睹一批批老革命被揪斗，其中就有批斗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北京市市长刘仁的现场。在山雨欲来之时，知识分子的良知，革命军人的忠诚交织在一起，使他陷入矛盾之中，因而时常徘徊深思。最终，他以回家照顾父母的理由向组织请调回到昌乐。文革前期，在“支左”工作中，某领导家属找到父亲，想通过工作组支持进入单位革委会，父亲秉持公正，没有献媚于这位领导，而后屡次遭到这位把持组织工作领导的不公正“待遇”，遭受了他老人家人生长达近十年的挫折时期。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父亲看到了希望，据理上书于省纪委，将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作了反映，得到了省纪委领导的重视。当时的省纪委书记张全景同志亲自找父亲谈话了解了情况。父亲的问题终于柳暗花明，组织上为父亲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准备调他重回宣传部工作，父亲放弃了这次组织重用。选择了重回三尺讲台，在我读高一时，他担任了昌乐五中副校长，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几年后，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91年在昌乐五中光荣离休。
父亲身上既有一股坚毅的军人风采，又兼具知识分子威武不屈的气节。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为我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令我受益终生。今天，我可以非常自豪的告诉人们，我是堂堂正正的“师二代”。
老师校长
我在昌乐五中上学时的任课老师，现在大都成为校长了，而且是大咖级的。
我们那年上高一时，学校分配来一批年轻教师，他们走上讲台，立时在五中教师队伍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学风，因为当时他们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今天他们的优秀代表就有仍然奋斗在昌乐二中二七一集团的赵丰平、刘树忠、吕金刚校长。
印象中，我们那届老师正风华正茂，我们那届学生正不负青春，恰同学少年。赵丰平老师是在我读高二时担任了我们一班的班主任，当时他担任着一班、二班的英语课。赵老师讲课时用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条理清晰，干净利落，发音标准。他穿着从来都是一丝不苟，通常是一身浅色的条纹西装，戴着一副宽边眼睛，衬托着他方正的脸膛，高大细挑的身材，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彰显出一股青春活力。虽然年轻，但在同学们心中却自然生威。赵老师讲课不唯书本，时常为我们带来独到的见解，这是他长期钻研，总结出来的教学方法。本来英语课是枯燥无味的，经他风趣讲解却变得有趣起来，同学们逐渐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赵丰平老师在教学上独树一帜，成绩骄人，这是来自他超人的敬业精神。他在创新教学方式上如浓墨写意，大刀阔斧。在上课时，精益求精，如工笔细描。课堂上同学们提出的疑问，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疑释惑。我们那届学生英语基础较差，赵老师根据不同的学生分别施教，对学习较差的同学从不言放弃，而是利用业余时间为他们补课。赵老师的愿望是让每一位学生都迈入高校大门，为实现这一夙愿，他满腔热忱投入到教学研之中，教学成绩名列全县前茅，老师也迅速走上了领导岗位。
因为是赵丰平、刘树忠、吕金刚老师毕业后的第一批学生，师生年龄又相差无几，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毕业后，老师多次应邀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师生之间变得更加亲密了。2002年，女儿考入了昌乐二中，作为家长参加家长会时，赵校长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讲道：“今天在座的家长中有我的学生，他们的孩子又成了昌乐二中的学子，两代人共同见证了二中的过去和今天，这是历史的机缘！”在下面聆听的同学家长报以热烈的掌声，这里不乏我的好多位同学。正如赵校长所言，我们家中先后有女儿李阳青、侄女李倩先后毕业于昌乐二中，迈进了大学校门，李倩以663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山东省警察学院。尤为值得骄傲的是，今天在我工作的昌乐县人大常委会机关里，毕业于昌乐二中的就有六位之多，一位常委会副主任，委室中有四位担任了主任。每每谈起在二中上学的经历，彼此都会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甜美的回忆之中。
对过去的记忆，因岁月的流逝慢慢开始模糊起来，而对中学时期的那段记忆愈发变得清晰了，犹如人的味蕾一样，初次尝到的味道，尤为值得回味，那种成长之旅虽然有点苦涩，但也是最不容易忘却的。
今年，时值昌乐二中六十岁华诞，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奠定了母校坚实的根基；一甲子，几代人不懈奋斗，铸造了昌乐二中坚强的筋骨；进入新时代，昌乐二中必将继续前行在全国名校之列，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昌乐二中
